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在当今国内学术界被广泛讨论, 并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许多文章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外延、特征、价值、作用、意义、实现及传播等方面进行过论述。本文梳理了共同体的概念、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分析了中国共产党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 介绍了中国共产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活动。

一.   “共同体”的概念

共同体(community), 即人们在共同条件下所结成的集体, 具有团体、联盟、结合、联合的含义。共同体这一形式由来已久, 最早可追溯到城邦时代。早在古希腊时期, 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就从追求人类美好幸福生活这一角度阐述过共同体。苏格拉底、柏拉图主张重建和谐的“城邦共同体”, 强调城邦共同体就是全体公民的归宿, 试图依靠法律约束和道德教化来应对雅典城邦走向衰落的社会现实。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自然地应该是趋向于城市生活的动物”^[1], “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他如果不是一只野兽, 那就是一位神祇。”^[1]在亚里士多德看来, 共同体是自然形成的产物, 城邦就是一个有机联系的共同体, 每个人都必须在城邦中生活, 只有城邦才能保障个人的生存。因此, 他认为个人所追求的利益与城邦所代表的共同利益是一致的, 城邦存在的最终目的是使共同体成员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可见, 古代哲人都旨在将和谐共同体作为人们安居乐业、生活美满的一种实现形式。

近代哲学家卢梭、康德、黑格尔也对共同体进行过深入研究:①卢梭最早提出“政治共同体”的概念, 并针对现代社会内在危机和矛盾提出了公意学说。他认为:“人们为了克服自然状态中的种种阻力以维持生存, 便寻求一种结合的形式, 使它能以全部共同的力量来保障每个结合者的人身和财富。”^[2]在卢梭看来, “只有社会契约所体现的约定才能成为人间一切合法权威的基础”^[2]。因此, 为了实现人类的自由平等, 必须通过订立社会契约的方式, 建立一种崇尚道德意志的政治共同体, 以通过这样一种基于“公意”的政治共同体来重建道德至善的理想共和国。②康德认为理性的人为自己立法, 人们能自觉将道德律令作为内心法则和实践规范, 但是人毕竟是有限理性的存在, 他们既有向善的禀赋, 也有向恶的倾向。因此, 康德认为:“道德上的至善并不能仅仅通过单个的人追求他自己在道德上的完善来实现, 而是要求单个的人, 为了这同一个目的联合成为一个整体, 成为一个具有善良观念的人们的体系。只有在这个体系中, 并且凭借这个体系的统一, 道德上的至善才可能实现。”^[3]在康德看来, 应当建立一个维护道德、抵制罪恶的伦理共同体, 以期实现“至善”的目的。③黑格尔则提出了伦理的3种发展形态, 即家庭、市民社会、国家。“家庭是自然社会, 国家是政治社会, 处于家庭与国家之间的市民社会既不是自然社会, 又不同于政治社会, 而是一个‘私利的战场’。”^[4]他认为只有国家这种政治共同体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 因此, 他主张国家利益至上, 个人利益服从于国家利益, 这样个人利益才能得到最大实现。虽然卢梭、康德、黑格尔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共同体, 但他们一致认为在未来应当构建一种自由的有机共同体。在近代先哲这里, 共同体的含义主要指的是国家与社会。

二.   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

马克思认为, “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5]。由此可见, 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形成的各种关系是马克思研究社会形态存在及发展的逻辑起点。“共同体”这一概念常见于马克思的经典文本, 并且往往以复合名词的形式出现, 以此描述不同时期社会中人的存在状态, 如“原始共同体” “部落共同体” “自然共同体” “阶级共同体” “封建共同体”“资本共同体” “抽象共同体” “虚幻共同体”以及“真正共同体”等。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已经先后经历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 而真正共同体则是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发展形态。

马克思指出自然共同体是“家庭和扩大成为部落的家庭, 或通过家庭之间互相通婚(而组成的部落), 或部落的联合”^[6]。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 通常以氏族、部落和各种古代公社的形式出现, 通过克服个体局限性弥补自身生存能力的不足, 形成共同抵御外界危险的合力, 从而开创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形式。在“自然共同体”中人都是互相依赖的, “农奴和领主、陪臣和诸侯、俗人与牧师。物质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建立在这种生产基础上的生活领域, 都是以人身依附为特征的”^[7]。因此, 人与人之间具有高度依赖性。

马克思认为虚幻共同体是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形式, 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 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 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的形式。”^[5]即这种由国家来行使的“共同利益”其实只反映了社会中某一部分人的利益, 它实际上与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利益背道而驰。统治阶级将个人利益伪装在所谓的共同利益之下, 通过对国家机器的控制, 进一步扩大阶级利益的范围, 并使得与之对立的无产阶级越来越丧失个性和自由, 成为在共同体中被排斥和异化的对象。因此, 对大多数人来说, 这种以国家为代表的政治共同体只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 它并不能代表所有人的共同利益, 反倒成了压抑人性和自由的工具, 而这一切都集中表现在资本主义社会。

在批判虚幻共同体的基础上, 马克思提出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存在形式, 即“真正共同体”。他认为真正共同体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 也就是说, 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 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8]。在真正共同体中, 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私有制, 人们从资本的奴役下解脱出来, 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成为社会生产的主人, 共同劳动, 共同享有, 各尽所能, 各取所需。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是这样总结归纳真正共同体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5]

从马克思对共同体的表述可以发现, “自然共同体”“虚幻共同体”和“真正共同体”, 分别指的是前资本主义的氏族、部落、广义上的封建国家, 资本主义国家, 阶级消灭、国家和民族消亡后的共产主义社会。由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 西欧国家大多数都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即“虚幻共同体”的存在, 而马克思也未能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及存在, 更没有回答社会主义国家是什么共同体, 进而马克思也从未说过资本主义是每个国家必经的社会发展阶段。他在研究了俄国农村公社后, 预测俄国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 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历史的事实是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爆发, 资产阶级推翻罗曼诺夫王朝三百余年的君主专制统治, 随之而来的“十月革命”, 又推翻了资产阶级性质的临时政府, 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如果说俄国的资本主义只是短命的、不足一年的存在, 那么在中国则完全没有发展起来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资本主义, 而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社会直接进入到了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从当前的现实来看, 世界上既存在“虚幻共同体”——资本主义国家, 也存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并非马克思所描述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真正共同体”, 当然也不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虚幻共同体”。因此, 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理解为由“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过渡中的一种国家存在形式。如果从时间、空间的维度来理解马克思的共同体思想可得出如下结论:从时间维度而论, 共同体可分为低级共同体(原始共同体)、中级共同体(过渡共同体)、高级共同体(真正共同体)。从空间维度而论, 原始共同体包括原始社会(部落、部落联盟)、奴隶国家、封建国家; 过渡共同体包括君主立宪国家、资本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 真正共同体则是指未来世界大同的共产主义社会。

如前所述, 当今世界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大主要共同体形式共存于社会之中, 多个国家(共同体)共同组成一个全球范围的共同体, 人类在这个共同体中生存、发展。共同体中人类有着共同的利益, 共同的利益决定了人类的共同需求、责任、担当与价值取向。正如习近平指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9]正是在此基础上, 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

三.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文化渊源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 同时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 是中华文明精华的体现。

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 其中“大同思想”体现了儒家对构建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与情怀。孔子曾这样描绘大同社会的具体特征:“大道之行也, 天下为公。选贤与能, 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 使老有所终, 壮有所用, 幼有所长, 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 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 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 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 盗窃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 是谓大同。”(《礼记·礼运》) “大同思想”至少表达了3个价值取向:“天下为公” “公平正义” “和而不同”。作为儒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大同思想”具有鲜明的现实价值, 为中国共产党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奠定了坚实的民族文化根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 几代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 根据不同的国际国内背景, 提出了一系列处理国际关系、应对世界性问题的科学论断与思想。

20世纪50年代, 周恩来在会见印度代表团时第一次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即“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 互不侵犯, 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 和平共处”^[10]。20世纪70年代, 毛泽东针对美苏争霸的世界“两极”格局, 提出了“三个世界”划分的思想。他说:“我看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中间派, 日本、欧洲、澳大利亚、加拿大, 是第二世界”, “亚洲除了日本, 都是第三世界, 整个非洲都是第三世界, 拉丁美洲是第三世界。”^[11] 20世纪80年代, 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 两极格局走向衰落, 邓小平审时度势, 提出和平和发展是世界的两大主题, 主张建立国际新秩序。1984年, 邓小平在会见缅甸总统吴山友时强调:“国际上有两大问题非常突出, 一个是和平问题, 一个是南北问题。还有其他许多问题, 但都不像这两个问题关系全局, 带有全球性、战略性的意义。”^[12] 20世纪90年代, 江泽民在邓小平思想的基础上, 进一步阐明了关于建立国际新秩序的5点主张。十六大报告中提到:“我们主张顺应历史潮流, 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愿与国际社会共同努力, 积极促进世界多极化, 推动多种力量和谐并存, 保持国际社会的稳定; 积极促进经济全球化朝着有利于实现共同繁荣的方向发展, 趋利避害, 使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都从中受益。”^[13] 2005年4月, 胡锦涛参加雅加达亚非峰会时第一次提出了“和谐世界”的概念。亚非国家应“推动不同文明友好相处、平等对话、发展繁荣, 共同构建一个和谐世界”^[14]。2007年10月,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指出: “共同分享发展机遇, 共同应对各种挑战, 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 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 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 各国人民携手努力, 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15]这些科学的论断与思想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最终形成提供了坚实有力的理论依据。

2012年11月,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首次明确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 并将其上升到国家战略思想的高度。2013年3月, 习近平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这个世界, 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 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 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 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16]这是中国首次在国际社会阐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开始进入国际社会的视野。

2015年9月, 习近平在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我们要继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 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 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9]习近平从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生态这5个方面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方法路径, 形成了“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这是中国首次在联合国的舞台上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 并且系统地阐述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科学内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得到进一步完善。

2017年10月, 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7], 强调“各国人民同心协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17]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被列为党在新时期必须长期坚持的基本方略之一, 这标志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走向成熟。

2018年4月10日, 习近平出席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并发表题为《开放共创繁荣创新引领未来》的主旨演讲。他提到:“希望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携手前行, 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共创和平、安宁、繁荣、开放、美丽的亚洲和世界。”^[18]

纵观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形成过程, 笔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其范围和具体所指来看, 可分为宏观、中观、微观3个维度。宏观是指世界范围, 整个地球就是一个“共同体”, 全人类共处一个世界, 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公正、自由、繁荣、富庶的和谐世界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中观是指世界上各国之间的关系, 即一个国家和另一个国家或者一个国家和另外几个国家组成的共同体。如中巴命运共同体、中越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及亚洲命运共同体、亚太命运共同体等。微观则指现实存在的某个国家(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体), 具体而言就是前面分析论述过的“虚幻共同体”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共同体。这种划分既可以将人类命运共同体解释为中国共产党人在新时代提出的各个国家之间为了共同的利益、责任、担当、价值而应当构建的一种命运共同体, 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最终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社会, 从而与由“虚幻共同体”向“真正共同体”过渡的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相吻合。

四.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在理论上不断丰富, 是源于实践的迫切需要, 中国共产党人不仅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 更是其践行者。党的十八大以来, 中国积极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将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深入贯彻落实, 我国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了一系列有益的实践探索。

一   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一带一路”是指“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这两个概念是习近平2013年在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来的。2015年3月,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外交部、商务部联合发布了《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这标志着对中国乃至世界发展都将产生历史性影响的“一带一路”倡议正式启动。“一带一路”是中国为推动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合作新倡议, 契合沿线国家的共同需求, 能为实现沿线国家优势互补、共同发展提供更高的平台^[19]。2018年1月, 中国一带一路网发布发布的《“一带一路”的2017》显示: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元首首脑访问43次, 与11个国家签署15份推动双边关系发展文件; 基础设施合作领域也取得新进展, 中欧班列开行近7 000列; 中国民航已与43个沿线国家实现空中直航; 金融服务领域的合作进一步加强, 亚投行批准了20多个投资项目, 总额超过37亿美元, 其成员总数增至84个; 丝路基金签约了17个项目, 支持项目涉及总投资金额达800亿美元; 文化旅游合作深化, 我国已与“一带一路”53个沿线国家建立734对友好城市关系, 与24个沿线国家实现公民免签等^[20]。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推进, 中国为自身谋得发展机会的同时, 也给其他国家带来了难得的发展机遇。虽然“一带一路”沿线只有65个国家, 但其开创的是一种新的合作发展方式, 这使得“一带一路”的影响辐射全球。迄今为止, “一带一路”已经得到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积极响应, 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与我国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协议, 中国正在用承诺和行动表明我们通过“一带一路”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决心。

二   打造区域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依赖于各个区域共同体即“中观共同体”的建立和互联互通, 我国从来都未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停留在纸面上。近些年来, 我国积极倡导建立和加入国际组织。这一方面有利于中国持续深化开放, 另一方面也是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举措进一步细化的表现。其有助于在全世界范围内形成各式各样的“区域共同体”, 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奠定基础。中国在这方面的所作所为, 有目共睹, 成效卓著。

1   倡导并建立上海合作组织

2001年6月, 在我国的倡议下, 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6国于上海通过并签署了《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 标志着上海合作组织正式成立, 这也是第一个以我国城市命名的国际组织。2017年6月, 印度、巴基斯坦两国正式加入, 目前成员国为8个。该组织成立的宗旨集中体现在其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上海精神”, 即“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21]。上海合作组织自成立以来, 通过经济、政治、安全、教育等领域的合作, 对促进并深化成员国之间友好的关系、巩固地区安全和稳定、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2017年6月,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七次会议时指出:“构建平等相待、守望相助、休戚与共、安危共担的命运共同体” “中方愿同各方一道, 强化命运共同体意识, 建设安全稳定、发展繁荣的共同家园。”^[22]

2   创建并主导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2013年10月, 习近平出访东南亚时提到:“为促进本地区互联互通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进程, 中方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愿向包括东盟国家在内的本地区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23]2015年12月, 首个由中国倡议设立的多边金融机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以下简称亚投行)在北京正式成立。自亚投行2016年1月开业以来, 截至2017年底, 其成员数从57个增至84个, 已在12个成员国开展了涉及能源、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的24个基础设施投资项目, 这些项目分布在菲律宾、印度、巴基斯坦、缅甸、印尼等国, 贷款总额42亿美元, 为改善众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民生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菲律宾首都马尼拉防洪项目将能确保几百万居民免遭洪涝之害; 孟加拉国的以农村地区配电系统为主的项目, 可使该国1 250多万农村人口受益。此外, 亚投行还注重与其他金融机构的合作, 先后与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欧洲投资银行等签署了相关协议。正是由于亚投行建立在各国坚实的合作基础上, 才能在2017年获得国际最权威的三大评级机构的3A评级及巴塞尔银行监管委员会的零风险权重认定^[24]。这些区域共同体的构建大大推进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

三   坚持和平发展道路

冷战结束后, 民族主义浪潮兴起, 由此引发的领土争端、宗教冲突、恐怖主义猖獗等问题使得国际社会动荡不安, 中国在促进世界和平发展、构建“五位一体”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1   维护世界和平

我国目前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部队人数最多的国家, 并且始终在联合国框架下开展维和行动。我国已派出25批护航编队在亚丁湾海域执行护航任务, 累计护送6 300余艘中外商船, 成功解救、接护60余艘遇险中外船舶; 中国“蓝盔”部队在黎巴嫩扫除雷患, 创造了扫雷“数量最大、速度最快”的佳绩; 在利比里亚、马里、南苏丹, 我国维和军人修桥筑路, 维和医疗队冒着生命危险救治伤病员, 在战火硝烟中守望和平^[25]。这充分体现了我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 坚决捍卫世界和平发展, 关心世界人民命运的大国担当。

2   处理国际争端

我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 主张通过谈判、对话的方式来解决国际争端。面对2016年“南海”事件, 我国始终倡导和平解决争端。习近平一再强调: “我们要坚持通过对话协商, 依据国际法, 坚持以和平方式解决争议问题, 以对话增互信, 以对话解纷争, 以对话促安全。”^[26]对待朝鲜核问题, 我国坚决支持半岛无核化, 同时也主张解决朝鲜核问题应遵守双暂停和双轨并行思路, 即朝鲜暂停核导活动、美韩暂停大规模军演, 促使当事方回到谈判桌前, 为首脑级会晤进行对话协商找到一个突破口。面对国际争端问题, 我国始终把和平的解决方式放在首位, 这是中国共产党外交政策的一贯体现, 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体现。

3   处理国际关系

我国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提出了不同的外交策略。面对周边国家, 我国采取亲邻策略, 主张“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中俄关系, 堪称新型大国双边关系的典范, 双方在重大国际事务中相互理解、信任并保持协调一致; 在中韩关系上, 对萨德问题的处理得当, 有理、有利、有节, 转危为机; 在中日、中印和中菲关系上, 面对领土之争, 审时度势、灵活应对、不卑不亢、刚柔并济, 化干戈为玉帛。面对美国, 我国倡导“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和平共处、共同发展”的理念, 一贯主张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我国历来重视中欧关系, 与西欧国家如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多国均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主张抛弃零和思维, 实现双赢、多赢; 对待非洲等地区的欠发达国家, 我国始终遵循“真、实、亲、诚”的外交原则, 不带任何附加条件地帮助落后国家发展经济, 摆脱贫困。以上这些事实证明中国在构建区域(中观)共同体的实践中能够做到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勇于开拓, 不断创新外交新思路。

2018年6月, 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在青岛召开, 这也是上合组织扩员后的首次峰会。习近平出席并发表重要讲话:“我们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 不断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 推动各国携手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7]

中国, 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五千年文明从未中断的国家, 作为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发展中国家, 作为世界上对全球经济贡献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正如毛泽东所言:“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8]。也如习近平所指出:“应该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出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7]新的时代已经到来, “这个新时代, 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17]。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及实践, 则正是中国在新时代为全人类的发展与进步贡献出的最大智慧与最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