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深入发展, 各国在经济贸易上的往来越来越密切, 同时, 各国对进口的限制措施也日益复杂。非关税贸易壁垒以其技术上的复杂性、使用上的便利性、方法上的隐蔽性, 逐渐成为新的贸易障碍, 对贸易的限制日益增大。我国作为世界贸易第一大国, 在对外出口时常常会受到各类非关税壁垒的限制, 如技术壁垒、环境壁垒、绿色壁垒等。这其中, 技术性贸易壁垒(即技术壁垒)已成为我国企业在出口时所遇到的主要非关税壁垒。根据中国技术性贸易壁垒研究中心(http://tbt.testrust.com)统计, 2014年我国出口面临的壁垒有70%属于技术性贸易壁垒, 因其造成的贸易损失达到了957亿美元, 占出口总额的6.7%。受技术性贸易壁垒影响的产品占出口总产品的30%, 其中初级制造品所受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日益严苛。2014年受到贸易壁垒冲击最严重的初级制造品为纺织品、玩具及厨房用木家具。面对这些技术性贸易壁垒, 一方面, 我们要呼吁政府、协会在国际市场上积极为本国企业争取有利贸易条件, 另一方面, 企业也需要提升产品的出口质量, 增强出口产品的竞争力, 通过提高硬实力来应对出口限制。

一.   文献综述

技术性贸易壁垒作为一种贸易保护的手段, 过去已有学者对技术壁垒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如有学者^[1]指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改善出口产品的结构具有显著影响, 虽然当时并未有出口产品质量这一概念, 但也为后人研究出口产品质量提供了参考。另有学者^[2]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有助于提高产品的制造标准, 能够增强市场的有效性, 可以维护市场的稳定。陶权等^[3]通过实证检验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产品生产效率的限制已经超过了关税和配额的作用, 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主要因素。

在产业研究层面, 杨素花^[4]认为高新技术产品, 特别是第三产业的科技、服务行业受到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较多, 对其进行研究具有代表性。谢娟娟等^[5]、周洋^[6]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高新技术产业的质量提升是有促进作用的。但随着对产业进行细分, 也有学者对技术性贸易壁垒和出口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持相反态度。巫强^[7]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还应该考虑出口产品的制造水平、定价能力等因素。李平等^[8]利用最小二乘法模型推导和实证检验得出结论, 即关税、非关税壁垒等贸易限制措施对技术密集型产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影响可能不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行业进入壁垒较低, 企业在面临技术壁垒时, 由于规模、成本、市场选择等因素的限制, 很有可能选择退出市场或者向其他地区出口, 新进入的企业往往会继续生产同质化的产品而不提升产品的质量, 从而表现出贸易壁垒抑制了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陈晓娟^[9]、詹晶^[10]等学者分别对劳动密集型产业进行了分析, 认为短期内技术性壁垒抑制了这类产业的发展。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 出口产品的质量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关系密切, 可以说技术性贸易壁垒是影响出口产品质量的重要外部因素之一。但是这种影响不能简单总结为提升或者抑制, 对于高新技术产业而言, 技术性贸易壁垒会促使其加大科技研发的投入, 提升出口产品的质量, 并且这种改善在短期内就可以得到明显的效果。而对于中低技术产业而言, 技术性贸易壁垒除了是出口的限制手段外, 更是企业是否进行改革跨越的一次选择权。如果技术革新成功, 那将带来新的贸易增长点, 贸易利润也将大幅增加, 但企业也可能受限于开发成本、规模效用等因素选择退出市场或者向其他国家、地区进行出口, 而不是选择提升产品的质量。对于这类产业而言, 严苛的技术壁垒到底会促进其转型、提升出口产品质量, 还是会抑制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限制产业发展?这是本研究所关注的重点。本研究以木家具这一具有代表性的初级制造品为例, 从出口复杂度的角度分析技术壁垒对出口产品质量产生的影响。

二.   木家具主要技术壁垒分析

根据中国产业研究院发布的《2015年中国制造业发展新特点分析》^[11]显示, 目前我国制造业初级产品的主要特点是劳动密集型, 低附加值, 行业进入壁垒较低, 生产技术不规范, 对环境破坏较大, 没能形成规模经济, 其利润来源主要依靠丰富及廉价的劳动要素来获取。木家具产业是一个劳动密集产业, 制造过程中科技含量较低, 生产中存在大量小作坊式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技术规则、生产标准上往往不达标, 因此木家具在出口时常常会受到目标国的技术壁垒约束。我国木家具主要出口国为美国和欧盟等, 而这些国家和地区近年来对我国木家具出口的限制越来越大。

一   欧盟对我国木家具出口的主要限制

欧盟的限制措施主要是法律条款规定, 如《欧盟通用安全产品指令》 《欧盟有害物质限制指令》等。近10年来, 欧盟颁布了一系列的技术标准限制, 都对我国木家具出口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特别是在2009年由欧洲议会和理事会颁布的《欧盟木制品规制及新产品技术议案》, 是近年来欧盟针对进口的木质林产品颁布的最具有针对性的法案。该法案提高了我国出口到欧盟的木家具在产品技术、安全准则、生产环保、来源合法上的各项要求, 使得我国木家具在2009年对欧盟出口额出现首次的下滑, 并导致近几年中国对欧盟木家具出口一直呈现疲软的状态, 对我国“粗放式”生产的木家具行业带来了不小的冲击。

二   美国对我国木家具出口的主要限制

美国的技术壁垒则更加繁多复杂, 既有来自美国环境保护局、美国国家标准学会等官方组织颁布的各项技术法规, 如对于有害物质、有害生物、木材来源、生产准则等的限制和要求, 还有诸如像美国家具协会、美国环境与材料协会等行业组织所制定的各项林产品规定。这些技术壁垒增加了我国木家具的出口成本。其中最具针对性的法案是美国在2011年颁布的《复合木制品标准法案》。该法案对木制品的技术安全、生产排放等作出了严格限制, 直接增加了我国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约20%的成本。同时美国《雷斯法案修正案》的颁布, 对进口林产品的木材来源、加工技术工艺以及木材的合法认证都有严格的限制。另外, PEFC (Programmme for the Endorsement of Forest Certification)及FSC (Forest Stewardship Council)等森林认证体系都加大了对我国木家具出口的技术贸易壁垒。在严峻的挑战面前, 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是我国应对各种技术壁垒唯一切实可行的举措。

三.   技术壁垒对木家具出口质量的影响分析

一   选择衡量出口产品质量的方法

衡量出口产品质量的方法有很多, 如常用的投入产出法、出口附加值法等。但这些方法都需要收集微观企业层面的数据, 在数据收集上存在难度, 所以这类方法在实践分析中存在一定局限性。目前学者一般选择出口复杂度作为衡量出口质量的代表变量。出口复杂度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的贸易专业化理论, 不过该理论是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研究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产业间贸易。2005年, Hausmann提出用出口复杂度衡量出口技术含量, 用于分析一国贸易的现状及未来转型, 当出口复杂度上升, 出口产品质量上升。出口复杂度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经济发展会带来技术的进步, 贸易数量增加会带来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这两个假设的存在也使得出口复杂度理论能够使用宏观层面的经济数据来分析出口产品质量的变化。Lall^[12]按照生产过程中技术含量高低对三大产业进行划分, 认为木家具在全体产业中属于中低技术产品。这类行业的特征是进入壁垒较低, 易于学习和掌握, 可以形成规模经济, 存在技术创新与产业转型的可能, 可以通过科技创新提升出口质量。而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也有助于木家具企业应对各类国际贸易壁垒, 因此对于木家具出口质量的研究是十分有必要的。

计算出口复杂度的基本方法如下:首先, 计算某一行业或商品在世界范围内的总出口复杂度指数:

式(1)中, T表示世界范围内某类商品或行业的总体出口复杂度(或技术含量), 由世界全体国家的某产品出口决定, X_ij表示j国i产品的出口值, X_j表示j国的总出口值, Y_j表示j国家的人均收入, 可以用人均GDP代替。在实际计算中, 通常要求样本容量超过世界这一产品出口贸易总量的80%以上。

其次, 计算我国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式(2)中, E即为某国产品的出口复杂度指数, X_k表示某国k产品的出口值, X表示该国出口总值。

本文选取了1995—2014年的木家具出口年度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comtrade网站数据库(https://comtrade.un.org)。研究对象为厨房用木家具、办公用木家具及卧室用木家具。这3类产品是我国出口的主要家具类型, HS编码范围为940330~940350。具体测算时, 先计算世界范围内的总体木家具出口复杂度。文中选取世界上木家具出口排名前30位的国家作为计算样本, 其出口总量已超过世界总量的80%,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之后再通过收集我国木家具出口1995—2014年的数据来计算我国木家具的出口复杂度, 其具体结果如图 1所示。

图  1  我国木家具出口复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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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分析木家具出口技术复杂度

从近20年我国木家具出口复杂度指数可以看出, 木家具出口技术含量是在不断提高的, 总体来看可以分为3个阶段:①第一阶段是1995至2000年, 这一段时间的出口复杂度总体增长较缓慢。②第二阶段是从2001年到2007年, 这一阶段木家具出口复杂度增长迅速, 到2007年达到最高点。③第三阶段是2008—2014年, 木家具出口复杂度在经历了2008年的大幅下降后, 一直呈现波动式的增长。

具体来看, 在2000年以前, 我国第二产业制造业总体发展程度不高, 无论是基于技术的角度还是资本的角度都可以解释这种较低速的技术附加值增长。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 出口产品的数量和种类不断增加, 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贸易国。这一阶段, 行业的资本不断增加、劳动力资源充沛等因素都为行业以及贸易提供了利润, 木家具出口呈持续增长的态势。第三阶段是次贷危机后, 我国木家具出口质量一直呈现波动式增长。由于我国木家具的主要出口市场是欧美等发达市场, 次贷危机后美国、欧盟等国家或地区的消费能力减弱, 对于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需求降低。同时这些国家都加大了对进口产品的质量要求, 一系列的规则和法案加大了我国木家具企业的出口压力, 这些贸易壁垒使得我国木家具出口必须在木材合法性、技术与质量、环保指标等方面投入更多成本, 在短期内增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 抑制了企业的出口。

戴翔^[13]曾用出口复杂度计算我国总体制造业的出口产品质量, 木家具出口质量的趋势与我国总体制造业趋势一致, 但其出口质量提升的程度却低于整体制造业。作为一个技术含量相对较低的行业, 无论从贸易产业链角度还是出口竞争力角度都面临较严峻的转型压力。所以, 木家具行业需要通过提高出口产品质量以应对技术贸易壁垒。

下文选择具体的经济变量进行实证研究, 分析其对于木家具出口质量的影响。

三   变量的选择及来源

在选择影响出口复杂度的因素时, 由出口复杂度定义可知, 出口复杂度受到经济增长、出口数量、技术推动等3方面因素影响^[14]。参考前人对于变量的选择, 本文选取变量如下:①基于经济增长的角度, 本文选择国民总收入和林产业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简称FDI)作为代表变量。②基于出口贸易的角度, 选择3类木家具20年来年出口数据之和作为代表变量。③基于技术推动的角度, 选择木家具行业研发费用作为代表变量。④除此之外, 本文主要研究的是技术性贸易壁垒对于木家具出口质量的影响, 因此模型中还包括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虚拟变量。本文选取的是2011年美国颁布的《木制品复合标准法案》作为虚拟变量。原因是美国是我国木家具第一出口大国, 美国政策的变化对我国产品出口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且当美国对我国采取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时, 其他国家会纷纷效仿美国的政策, 将对我国木家具出口质量产生持续的影响。这一法案具有代表性, 可以作为影响木家具出口质量的重要因素。

本文的木家具贸易数据来源于联合国Uncomtrade数据库, 各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15]与《中国林业统计年鉴》^[16], 时间跨度为1995—2014年。

具体模型如下:

式(3)中, E表示木家具的出口复杂度, E₁代表出口贸易额, I代表国民总收入, F₁代表了木家具行业研发费用, F₂代表了林产业的对外投资额, D是技术性壁垒虚拟变量, e代表随机误差项。为防止数据出现波动, 对所有数据取对数形式, 各变量解释说明与预期回归方向如表 1所示。

表  1  变量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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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基于技术壁垒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Stata13.0对模型进行回归分析。由于在计算木家具出口质量时选取了大量的数据, 这些数据在进行实证分析时可能会产生多重共线性的问题, 直接进行OLS回归往往会出现伪回归的现象, 所以需要对数据进行预回归, 结果如表 2所示。从表 2预回归结果一列上看, 部分变量的显著性检验值p未通过检验, 且国民总收入变量的回归结果与现实情况不相符, 因此首先需要考虑多重共线性的问题。通过计算变量的方差膨胀因子发现国民总收入与其他变量的多重共线性最严重。因此, 本文在计算时先将此变量剔除重新进行回归, 结果如表 2所示。此时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在此基础上, 考虑模型是否存在自相关与异方差问题。怀特检验显示模型不存在异方差的问题。在进行自相关检验时, 本文首先使用DW(杜宾-瓦特森)检验, 结果显示DW=1.05。通过查询DW临界值统计表可知, 在1%的显著水平条件下, 当解释变量个数为5, 模型时期数为20时, dl=0.9, du=1.83。本研究模型测得DW值正好落在dl与du的区间内, 无法仅用DW判断是否存在自相关, 考虑到时间序列数据通常都存在自相关的问题, 因此需要进一步检验。本研究选择使用Bgodfrey法进行检验, 通过检验显示模型存在一阶自相关。通常学者在处理时会使用广义最小二乘法来克服不稳定性。但此方法的前提基础是样本数量足够大, 考虑到本文只有20年的年度数据, 且含有虚拟变量, 多模型进行差分则会使其失去意义, 因此在方法上使用Prais迭代法, 最终回归结果如表 2所示。

表  2  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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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回归结果可知, 使用默认Prais迭代法进行回归后, 此时模型R²拟合程度较高, 各变量的p值全部通过显著性检验, 进行Prais迭代后模型DW=1.94, 其数值接近2, 此时模型不存在自相关。模型中的林产业对外投资额、出口贸易额以及行业科研投入都对木家具出口质量产生正向影响, 符合理论预期。这说明经济发展、贸易额增加与技术进步将推动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 而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木家具出口质量的提升呈现负相关, 说明技术性壁垒抑制了木家具出口质量的提升。

本文在最初选择变量时借鉴了前人的研究成果, 将国民总收入作为经济控制变量放在模型中, 但在回归中与其他变量存在多重共线性的问题时予以剔除。在实际中, 国民总收入的提升是反映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之一, 其对于出口产品质量的提升必然是有促进作用的。结合本文实际, 可能是因为其他数据全部属于行业层面数据, 国民总收入则属于宏观层面数据, 用宏观数据解释微观行业可能不够准确, 这是在日后研究中需要克服的不足之处。

四.   结论与建议

一   结论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到, 经济的发展、出口贸易额的增加、科研费用的投入都能促进木家具出口质量的提升, 而国外的技术性贸易壁垒则抑制了出口质量的提升。这一结论与技术性贸易壁垒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影响相反。基于这一结论, 本文认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对木家具出口质量的抑制可以从以下3个方面找到原因:

第一, 国外的技术性壁垒往往十分严苛, 除了对于污染排放、木材合法等常规限制外, 近年来更是对木家具的产品结构、磨损程度、承重力等进行了更细致的限制。这些限制措施日益严苛, 但我国木家具产业受限于规模、成本、研发费用等因素, 短期内并不能很好地应对。

第二, 作为一种劳动密集型产品, 木家具的主要利润来自于低成本和廉价劳动力, 而并不是技术的研发。同时, 技术研发在短期内也会增大企业的生产成本, 这使得产业缺乏进行科技创新的动力。

第三, 我国木家具出口企业缺乏发展性的眼光, 不注重产品质量的改变和行业未来的发展, 只追求眼前的利益。面对贸易壁垒时, 有的企业选择从市场退出或者转向第三世界的市场出口。短期来看, 这种转移的确会带来更多的贸易利润, 但出口产品质量没有得到实际的提升。一旦这些市场也开始实行技术性贸易壁垒限制, 那么木家具产业将面临比现在更加严峻的挑战和出口压力。

二   建议

出口产品质量与一个国家出口贸易结构息息相关, 在当前出口转型的大背景下, 木家具产业若不能很好地应对国外技术壁垒对其出口产品质量的限制, 那么这个行业将很有可能落后于国家整体产业的转型与发展。为此, 笔者建议政府、协会和企业要从自身角度积极应对这种贸易挑战:①对于企业而言, 要加大对新技术的开发, 加强与科研单位的产学研合作, 提高出口产品的质量, 并将新产品、新技术投入到企业实际生产中。②政府应当对企业给予政策上的支持和财政上的补贴, 以帮助企业更好地进行技术升级, 当企业在国际市场上遭遇不公正的贸易壁垒制裁时, 政府应该要主动维护企业的利益, 为企业提供更有利的贸易条件。③协会在协助企业出口时也应当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如开展并实践包括会议展览、资格认定、合作交流等活动, 为家具行业的发展构建针对性标杆, 对家具企业在出口时可能面临的壁垒进行系统培训等。通过各方面的共同努力来实现出口质量的提升, 并获得更大的贸易利润, 以此打造完善的贸易产业链, 使我国不仅作为一个贸易大国, 更可能成为贸易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