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ual-path Model of Job-related Characteristics Affecting Happiness Experience of Forest Farm Staff and Regulation Role of Personality Trai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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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林业产业作为国家经济来源之一, 其发展关乎民生大计。林场职工的稳定性是确保林业顺利发展的重要保证。从心理学视角出发, 探讨林场职工的职业心理机制。采用方便抽样的方法, 选择3个样本国有林场的职工, 发放问卷450份, 回收有效问卷387份, 有效率为86%。研究结果验证了工作特征影响林场职工幸福体验双路径模型, 工作要求正向预测林场职工主观幸福感和情绪幸福, 工作要求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 进而影响林场职工的幸福体验, 工作要求高, 工作-家庭冲突多; 工作资源在工作要求影响工作-家庭冲突的过程中起调节作用, 工作资源正向预测林场职工的主观幸福感和情绪幸福, 工作资源通过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作用影响林场职工的幸福体验。人格特质对双路径模型具有调节作用, 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宜人性缓冲工作-家庭冲突对幸福体验的负向影响, 宜人性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幸福感的关系也具有调节效应, 宜人性促进工作-家庭促进对幸福体验的正向影响。Abstract: Forestry industry is one of the sources of national economy and its development is closely related to people's livelihood. Therefore, the stability of forest farm staff is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ensure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occupational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of forest farm staff from the psychological perspetive. A total of 450 questionnaires were delivered to three state-owned forest farms, and 387 questionnaires were valid, i. e., the recovery rate was 86%. The results validated the double-path model of job-related characteristics affecting the forest farm staff's happiness experiences, the job demand positively predicted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motional well- being of staff. The job demand affected the happiness of staff by the mediation of job-family conflict. The more the job demand was, the more the job-family conflict was, job resources played a regulation role in the process of job demand affecting job-family conflict. Job resources positively predicted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of forest farm staff; the job demand affected the happiness of staff by the mediation of job-family promotion. Personality traits demonstrated moderating effects on the dual-path model, specifically, the extroversion and pleasantness of the personality traits buffered the negative impact of job-family conflict on the happiness experience, the pleasantness had a moderating effect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job-family promotion and happiness, and the pleasantness increased the positive impact of the job-family promotion to the happiness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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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工作性质如何, 工作要求与工作资源等工作特征客观存在, 而工作和家庭又是员工生活的主要内容, 两者密切相关。已有研究基于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和资源保存理论, 构建了工作特征影响职工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1]。该模型包括3个密切相关的变量:工作-家庭关系(工作-家庭冲突、工作-家庭促进)、工作特征(工作要求、工作资源)、幸福体验(又称主观幸福感, 包括生活幸福感和情绪幸福感)。工作要求-资源模型将工作分为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2]。工作要求指工作中对职工各方面的要求, 包括身体、社会、心理和组织方面等; 而工作资源是为了达到工作任务, 职工所需要的资源, 包括物质、社会、心理和组织方面等, 具体而言是工作控制、社会支持、反馈、奖酬、工作安全等[3]。工作-家庭关系包括工作-家庭促进和工作-家庭冲突两个方面。工作-家庭促进是指职工在承担工作和家庭两种角色时, 在一个角色中能够获得资源和技能, 促进其承担另一种角色[4]。工作-家庭冲突是因为家庭和工作两者对职工有着不同的角色需求, 这种差异导致了两者之间的冲突[5]。主观幸福感是指职工在其自己的评价标准范围内, 对自己的生活状态进行的综合性评价, 包含生活满意感和情绪幸福感两个维度。工作特征影响职工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的结果显示:①工作要求对职工的幸福体验具有负向预测作用; ②工作要求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作用影响职工的幸福体验; ③工作资源能够缓解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的正向影响作用; ④工作资源对员工的幸福体验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⑤工作资源通过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作用影响职工的幸福体验。
人格特质与工作-家庭关系之间存在相关关系。人格特质与工作-家庭冲突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6]。已有学者在对护士群体的研究中发现神经质与工作-家庭冲突显著负相关, 责任心与工作-家庭冲突呈现显著正相关, 神经质、责任心对工作-家庭冲突具有显著交互作用[7]。人格特质与主观幸福感密切相关, 农村大学生大五人格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8]。有研究者指出, 神经质、精神质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 而神经质、外倾性、自尊能够有效预测农村留守老人主观幸福感[9]。有学者在对生活在美国西部的男性进行研究时发现, 人格特质可以预测男性主观幸福感[10]。也有研究指出, 责任心成为生活满意度最主要的预测因子, 且神经质和外倾性能够分别预测消极情绪和积极情绪[11]。
综上所述, 目前无针对林场职工人格特质在其职业影响幸福感路径中的作用的相关研究。本研究验证了工作特征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式是否适用于林场职工, 同时分析林场职工的人格特质对该模型的重要调节作用, 以深化对林场职工人格特质在其工作中重要作用的认识, 也为林业管理者需因人而异地促进林场职工的工作幸福感提供实证依据。
一. 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一 研究对象
采用方便取样, 笔者主持且参加了对广东省天井山国有林场, 福建省将乐国有林场、水南国有林场职工的调研工作。调研的时间是2015年8月到2015年10月。采用问卷调研方式, 共发放问卷450份, 回收有效问卷387份, 有效问卷率为86%。其中男性205人, 女性182人; 30岁及以下119人, 31 ~ 40岁109人, 41 ~ 50岁112人, 51岁及以上47人。
二 研究方法
本研究使用SPSS 21.0和AMOS 21.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的统计和分析。具体测量方法如下。
1 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的测量
本研究采用工作特征量表对工作要求和工作资源进行测量[12]。工作要求划分为工作不安全感、体能要求、技能要求、心理要求等4个维度, 共16个项目。工作资源划分为决策自主性、报酬反馈、领导支持、同事支持等4个维度, 共16个项目。例如“我的工作需要我学习新的东西”, 5点计分(1 =非常不同意, 2 =比较不同意, 3 =不确定, 4 =比较同意, 5 =非常同意)。本研究中, 工作特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7。
2 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的测量
本文采用工作-家庭冲突的多维度量表[13]。该量表包括工作-家庭冲突和家庭-工作冲突两个分量表。本研究选用了工作-家庭冲突分量表, 共9个项目。其分为时间冲突、压力冲突、行为冲突3个维度, 5点计分(1 =非常不符合, 2 =比较不符合, 3 =不确定, 4 =比较符合, 5 =非常符合)。本研究中, 工作-家庭冲突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 86。用工作-家庭促进量表测量职工的工作-家庭促进[14-15]。本研究仅参考其中的工作-家庭促进分量表, 共7个项目, 5点计分(1 =非常不符合, 2 =比较不符合, 3 =不确定, 4 =比较符合, 5 =非常符合)。本研究中, 工作-家庭促进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78。
3 幸福体验的测量
本文采用生活满意度量表测量职工的生活满意度[16], 包含5个项目, 5点计分(1 =非常不同意, 2 =比较不同意, 3 =不确定, 4 =比较同意, 5 =非常同意)。情绪幸福感包括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两个因子, 采用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量表对其进行测量[17]。该量表由20个情绪形容词构成, 其中10个代表积极情绪, 10个代表消极情绪, 5点计分(1 =没有或非常轻微, 2 =轻度, 3 =中度, 4 =很强, 5 =极强)。本研究中, 生活满意度量表和情绪幸福感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2。
4 人格的测量
本文采用大五人格简式量表测量职工的人格特质[18]。该量表包含60个项目, 共分为5个维度:神经质、开放性、外倾性、尽责性、宜人性。每个维度12个项目, 从“非常不同意”评分为1到“非常同意”为5分。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信度为0.60 ~ 0.90。本研究中, 量表的神经质、外倾性、开放性、宜人性和责任心5个因子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平均值为0.76。
二. 研究结果
一 描述性统计分析
对双路径模型中各因素进行相关分析, 结果如表 1所示。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冲突(p＜0.01)、工作-家庭促进(p＜0.01)均呈现显著正相关, 但工作资源却仅与工作-家庭促进(p＜0.01)呈现显著正相关; 并且工作要求与幸福体验无显著相关关系, 但工作资源与幸福体验(p＜0.01)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同时, 工作-家庭冲突(p＜0.01)和工作-家庭促进(p＜0.01)分别与幸福体验呈现显著相关关系。
表 1 各变量总分之间的相关关系
二 工作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验证
采用AMOS 21.0对林场职工的工作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进行验证性分析, 结果如图 1所示。本研究中模型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为χ2 / df = 2.92, 相对拟合指数CFI = 0.90, 拟合优度指数GFI = 0.80, 标准拟合指数NFI = 0.80, 近似均方根误差RMSEA = 0.06。各指标可接受的范围为:CFI、GFI、NFI的值大于0.80可以接受, RMSEA值小于1可以接受, 因此该模型拟合数据较好。
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显示, 林场职工符合前人提出的工作影响幸福体验双路径模型。只是在原模型中工作要求—生活幸福感、工作要求—情绪幸福感、工作要求—工作-家庭促进3条路径上的结果无统计学意义, 而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 林场职工在这3条路径上的结果具有统计学意义。
三 人格特质对损耗路径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林场职工人格特质对损耗路径的调节作用, 首先对幸福体验(Y)、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和人格特质(U)(包括神经质(U1)、开放性(U2)、尽责性(U3)、外倾性(U4)、宜人性(U5))做中心化, 即各自减去其样本均值。然后产生乘积变量(即交互项), 交互项为:神经质伊工作-家庭冲突(U1W1), 开放性伊工作-家庭冲突(U2W1), 尽责性伊工作-家庭冲突(U3W1), 外倾性伊工作-家庭冲突(U4W1), 宜人性伊工作-家庭冲突(U5W1)。
接着, 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和人格特质(U)各因素为自变量, 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如表 2, 显示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效应显著(p＜0.01), 与验证性分析结果一致。
表 2 工作-家庭冲突的中介效应
表 1中具体变量解释如下:
1) W1(U1)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和神经质(U1)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冲突(W1)的中介效应。
2) W1(U2)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和开放性(U2)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冲突(W1)的中介效应。
3) W1(U3)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和尽责性(U3)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冲突(W1)的中介效应。
4) W1(U4)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和外倾性(U4)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冲突(W1)的中介效应。
5) W1(U5)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和宜人性(U5)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冲突(W1)的中介效应。
最后, 进行幸福体验(Y)对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冲突(W1)、人格特质和交互项(UW1)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仅有外倾性(p＜0.05)和宜人性(p＜0.01)的U4W1和U5W1的系数显著(见表 3), 说明外倾性、宜人性对工作-家庭冲突和幸福感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表 3 人格特质对损耗路径的调节效应分析
为进一步研究外倾性与宜人性对于损耗路径的调节作用, 将“外倾性伊宜人性”作为调节变量, 幸福体验(Y)作为因变量, 工作要求(X1)作为自变量、工作-家庭冲突(W1)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外倾性伊宜人性”对于损耗路径的调节效应显著(β = 0. 083, t = 2. 380, p = 0. 018＜0. 05)。
研究结果显示, 工作-家庭冲突在工作要求影响幸福体验的过程中起中介作用, 而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宜人性缓冲工作-家庭冲突对幸福体验的负向影响, 即外倾性和宜人性程度越高的人, 工作-家庭冲突越能够通过其调节效应减小对幸福体验的负向影响(见图 2)。
四 人格特质对增益路径的调节作用
为探究林场职工的人格特质对增益路径的作用, 首先对幸福体验(Y)、工作资源(X2)、工作-家庭促进(W2)和人格特质(U) (包括神经质(U1)、开放性(U2)、尽责性(U3)、外倾性(U4)、宜人性(U5))做中心化, 即各自减去其样本均值。然后产生乘积变量(即交互项), 交互项为:神经质伊工作-家庭促进(U1W2), 开放性伊工作-家庭促进(U2W2), 尽责性伊工作-家庭促进(U3 W2), 外倾性伊工作-家庭促进(U4W2), 宜人性伊工作-家庭促进(U5W2)。
接着, 以工作资源(X2)、工作-家庭促进(W2)和人格特质各因素为自变量, 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 进行线性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4, 显示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效应显著(p＜0.01), 与验证性分析结果一致。
表 4 工作-家庭促进的中介效应
表 4中具体变量解释如下:
1) W2(U1)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促进(W2)和神经质(U1)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促进(W2)的中介效应。
2) W2(U2)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促进(W2)和开放性(U2)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促进(W2)的中介效应。
3) W2(U3)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促进(W2)和尽责性(U3)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促进(W2)的中介效应。
4) W2(U4)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促进(W2)和外倾性(U4)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促进(W2)的中介效应。
5) W2(U5)为以工作要求(X1)、工作-家庭促进(W2)和宜人性(U5)为自变量, 以幸福体验(Y)为因变量进行线性回归分析时, 工作-家庭促进(W2)的中介效应。
最后, 进行幸福体验(Y)对工作资源(X2)、工作-家庭促进(W2)、人格特质和交互项(UW2)的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仅有宜人性(p＜0.05)的U5W1的系数显著, 结果如表 5所示。说明宜人性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幸福体验的关系具有调节效应, 宜人性增强工作-家庭促进对幸福体验的正向影响, 即宜人性程度越高的人, 工作-家庭促进越能够通过其调节效应正向影响幸福体验(见图 3)。
表 5 人格特质对增益路径的调节效应分析
三. 分析与讨论
本研究以我国广东省天井山国有林场, 福建省将乐国有林场、水南国有林场职工为研究对象, 通过统计分析部分验证了前人“工作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 工作要求通过工作-家庭冲突的部分中介作用影响林场职工的幸福体验。在林场职工这个群体中, 增益路径和损耗路径均需要通过工作-家庭关系的中介作用进而影响职工的幸福体验, 说明工作要求不仅直接影响幸福体验, 同时也会因为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的负向影响, 增加职工的负性情绪, 从而降低职工的认知幸福和情绪幸福[19]。而工作资源能够为职工提供心理支持、物质支持和社会支持, 能够增加职工对未来、对自己的掌控感, 从而直接影响幸福体验。职工在工作中获得充分的工作资源, 使其在工作中获得积极体验。这种积极体验会溢出到家庭生活中, 也就是工作对家庭的促进, 进而提升职工的幸福体验。有研究者指出, 工作资源不仅培育员工努力并有能力完成工作任务的意愿(外部动机), 而且能够满足林场职工的基本心理需要, 如胜任力和关系(内部动机) [20]。当工作资源满足职工的动机时, 职工能够充分利用各方面资源, 从而对工作起到推动作用[21], 同时能够调节工作-家庭关系, 并且形成双向影响机制, 相互促进, 进而提升职工的幸福体验。
与前人研究结果不同, 本研究发现工作要求对生活幸福感、情绪幸福感均呈现显著正相关。一些研究显示工作要求会削弱幸福体验, 工作要求对生活满意度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22]。工作要求与积极情感负相关, 与消极情感正相关, 对工作幸福感有负向削弱作用[23]。然而并非所有工作要求都会降低职工的幸福体验。工作要求本质上并非是一种负性压力源, 研究者指出只有当大量持续的工作要求迫使员工无法得到充分恢复时, 工作要求才会转化为负性的工作压力源[3]。当员工面对适度工作要求并能在工作后得到充分恢复时, 此时的工作要求为挑战性工作要求, 这能够刺激员工达成工作目标, 并潜在地激发员工成长发展的目的。而当员工应对大量工作要求且得不到充分恢复时, 此时的工作要求为妨碍性工作要求[1], 因此, 当员工面对适度的工作要求时, 能够促进幸福体验[24]。
本研究发现林场职工的工作要求与工作-家庭促进之间呈正相关。前人研究也指出工作要求对工作-家庭冲突存在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22]。以高校教师为对象的研究指出, 工作要求能正向预测工作-家庭冲突和工作家庭促进[25]。因此, 工作-家庭关系可以被职工有意识地进行调控, 当职工的调控意识越强时, 工作-家庭冲突会减小, 同时工作-家庭促进会增大。
有研究者指出人格特质调节工作-家庭冲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26]。人格特质中的宜人性负向调节家庭支持与工作家庭心理资源之间的关系[27]。有研究指出, 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和生活满意度均呈负相关, 而人格特质能够调节工作-家庭冲突与工作满意度、生活满意度之间的关系[28]。此外, 有研究者使用不同的人格结构模型, 发现人格特质在工作-家庭关系对幸福体验的影响过程中起中介作用[29]。工作压力、工作绩效和工作倦怠等方面与职工的幸福体验密切相关, 导致员工的幸福体验降低[30-31]。而职工的人格特质中的宜人性能够减弱工作-家庭压力冲突对工作绩效的负向影响[32]。这表明职工的人格特质在其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研究发现, 人格特质中的外倾性、宜人性会降低工作-家庭冲突对幸福体验的负向影响。宜人性对工作-家庭促进和幸福体验的关系也具有调节效应, 宜人性促进工作-家庭促进对幸福体验的正向影响。由此可见, 对林场职工而言, 其人格特质对工作特征影响幸福体验的双路径模型起到重要作用。正向的人格特质能够有效缓解其工作压力, 促进其在工作中获得幸福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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