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en Contact Index Questionnaire: Development,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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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究编制绿色接触指数问卷, 并检验其信、效度, 可为测量青少年的自然接触水平提供科学的研究工具。主要以自然缺失症和园艺疗法的定义为理论依据, 通过查阅文献、开放式问卷调查及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 进行问卷编制。共有374名初中生完成了正式测验, 年龄在12~13岁, 平均年龄12.5岁。结果表明绿色接触指数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探索性因素分析显示问卷存在4个维度, 即绿色期望与情感、植物欣赏与照护、植物收获与规整以及测谎, 验证性因素分析也一定程度上支持了四因子模型, 各项模型拟合指数在0.88以上。问卷整体Cronbach琢系数为0.88, 分半信度为0.88, 与绿色环境满意度的效标关联效度为0.42, 均已达到心理测量学要求。因此, 绿色接触指数问卷可作为测量青少年绿色接触水平的有效工具, 适用对象为12~13岁的青少年。Abstract: This study aims to develop the Green Contact Index (GCI) questionnaire and test its validity and reliability for measuring the natural exposure level of teenagers.With the symptom of nature-deficit disorder and the definition of horticultural therapy as theoretical basis, GCI was explored by literature analysis, open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A total of 374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ompleted the formal test, the ages ranging from 12 to 13, with an average of 12.5 years.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GCI questionnaire has good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questionnaire has four dimensions, namely, green expectation and emotion, appreciation and plant care, plant harvesting and structured and polygraph.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also supported the four factor model to a certain extent, and the model fit indices are all above 0.88.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coefficient of the whole scale is 0.88 and the split half coefficient is 0.88.The correlation validity with green environmental satisfaction is 0.42.These results all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psychometrics.Therefore, the GCI questionnaire can be used as an effective tool for measuring the level of youth green contacting, especially suitable for 12-13 year-old child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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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Green Contact Index (GCI) questionnaire /
- reliability /
- valid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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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关于生态文明建设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观的总结和升华,指导着现在和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事业。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特点和巨大的指导价值。新时代要自觉深入宣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并把它贯彻到实践中去,助力我们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
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内涵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渊源深厚、现实基础雄厚并具有丰富而翔实的基本内容。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已经成为并会长期成为我国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指导性思想理论,历史地位不言而喻。
一 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念,继承了我党历代领导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精华,更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与升华。首先,它蕴含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基因。例如“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哲理,“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治家格言,“劝君莫打三春鸟,儿在巢中望母归”的行为准则[1]6和“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2]19的朴素情怀等。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充分吸收了古代这些质朴睿智的生态智慧且用更符合现代风格的语言表达出来,既传播了古代生态理念,又增添了这一思想的历史厚重感。其次,它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历代共产党人关于推进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精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在领导苏维埃政权时就注意到了水利建设对防治洪涝灾害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于1956年3月更是提出了“绿化祖国”的口号,并在此后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积极践行,取得了重大成就。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认为保护环境事关中国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1983年召开的全国环境保护会议上确立了“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以江泽民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要求“经济发展,必须与人口、资源、环境统筹考虑”[3]532,初步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环境保护思路。以胡锦涛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树立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重要理念,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统筹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首次出现了生态文明的表述。总之,历代共产党人以实际行动推进了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打下了基础。最后,它从党的十八大以来的生态建设实践中总结了众多经验和教训。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建立并实施了中央环境保护督察,大力推动了大气、水、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等,并在此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的经验。另一方面,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处理秦岭北麓西安段圈地建别墅等一系列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事件中也吸取了众多的教训。总之,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相互叠加、融合,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诞生创造了条件。
二 基本内容
第一,它蕴含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和谐自然观。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因自然而生[4]314。人作为自然的一分子,与自然是共生共存共荣辱的关系,更是一个须臾不可分割的整体,前者必须依赖后者才能生存和生活。也就是说,人的所有活动必须框定在自然允许的范围内。如果人把自己当作自然的主人,把自己凌驾于自然之上,则必会遭受自然的惩罚。唯有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才能回归人与自然关系的本质,才能构建起符合人与自然根本利益的生态。第二,它蕴含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观。我们要“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理念”[1]20。这种发展观解决了长久以来在人们思想中顽固存在的“金山银山”和“绿水青山”不可兼得的问题意识,对生态文明中蕴含的生产力属性进行了深刻剖析,更为深刻地揭示了人的经济活动和自然保护之间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提升了人民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重要价值的认同,意义重大。第三,它蕴含了“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的生态民生观。“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1]4这一生态民生观生动地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准确回应,有利于提升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这种把生态环境作为惠民、利民和为民的理念真正地践行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是以人为本的生动诠释,必然能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支持和拥护。第四,它蕴含了人和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在树。”[5]507这种把人与自然各要素相互依存而当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生态系统观形象地阐明了人与自然各要素息息相关、同呼吸共命运的整体关系,有利于我们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时注重整体谋划和运用系统思维,避免走过去分割治理、效果不佳的老路。第五,它蕴含了“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的生态法治观。“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99这种生态法治观实际上就是运用底线思维去保护生态环境。这种理念有利于国家通过严格的生态立法和生态执法遏制当前在某些地区存在的严重破坏生态环境的行为,更有利于建立、完善生态环境保护的长效机制,促使生态文明建设走向制度化、法治化。第六,它蕴含了“共同维护全球生态安全”的全球生态观。“建设生态文明关乎人类未来。国际社会应该携手同行,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1]131生态环境问题中诸如全球气候变暖、海洋生态破坏等已经成为全球性、全人类的挑战。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蕴含的这一重要理念站在全人类命运的高度,发出全球各国共同行动应对挑战、解决问题的号召,提出了推进全球生态治理的中国理念和中国方案,为建设清洁美丽的人类共同家园提供了中国智慧,赢得了全球的敬意和尊重。
这一重要理念也告诉我们,如果面对这些全球性、全人类的生态问题,各国只扫门前雪,各自为政,甚至为了本国的利益故意干扰、破坏全球的生态合作,那么将会产生严重的生态灾害,危及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总的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6个基本内容覆盖全面、相互贯通、互为支撑,已成为结构完整、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并且内容之间层次分明,能够精准地指向特定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三 新时代意蕴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邃的新时代意蕴。首先,它已经成为党在新时代推进治国理政的重要指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中增添了生态文明建设,同时主张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贯穿到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各个方面和全部过程。党在第一个百年目标里也设置了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具体目标和标准。除此之外,更是把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能否如期实现与生态文明建设挂钩。在实践中,逐渐地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不仅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的社会和政治问题。总的看来,这些目标的实现和标准的达到都需要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坚持习近平生态文明的指导,把它融入其中,成为不可或缺、不可分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次,它为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需要解决的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良方。这一重要思想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理念、新论述和新战略,为我们在实践中解决各种生态环境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思想理论指导和基本遵循。同时,它也为全球共同应对生态问题的挑战贡献了内含中国智慧的新理念、新方案。实践证明,进入新时代后,在这一重要思想的指导下,我国在京津冀雾霾治理上,在长江流域治理上,在法治化治理各种生态破坏案件上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第三,它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能够协助处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能够契合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能够指导广大人民群众创造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新范式,提升新时代美好生活的绿色指数和生活质量,符合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样的供给属性使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有深度也有高度,极具引领性。最后,它内含关于人类文明的新认识。它包含的自然观、发展观、民生观、生态系统观、生态法治观和全球生态观都是超越工业文明阶段的新认识和新思想,极具创新性,极大地丰富了人类的思想宝库。它提出的社会发展进入“生态文明”新阶段的论断是对文明发展理论的重大贡献,是人类关于“文明”思想的又一次巨大飞跃。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点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实现了“理论引领”与“问题导向”的统一,具有理论的高度和实践的厚度;二是在生态“三观”上实现了统一,为生态环境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三是实现了“民族意识”和“人类情怀”的统一,具备成为人类共同认可的文明思想的基本条件。它的鲜明特点,使其拥有强大的思想穿透力和理论感召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
一 “理论引领”与“问题导向”的统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生态文明观为基本理论指导,内含关于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规律性、创新引领性和方向趋势性认识,具有深厚的理论底蕴。同时,它的产生和发展也是为了解决历史积累和实践堆积的环境问题,在直面和处理一系列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中积累了丰厚经验和宝贵教训。因此,这一思想是生态理论引领和问题导向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逻辑上的内在一致性,兼有理论的高度和实践的厚度。它坚持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人与自然是相互作用的关系,“人依赖于自然界又作用于自然界”[6]25,“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不断交往的、人的身体”[7]574。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辩证自然观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本的理论依据,也正是基于马克思主义这种辩证自然观才使它在理论上达到新高度。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产生和发展是直面现今中国在生态环境上存在的问题的结果,它内含一系列解决问题的措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的四十多年里,我们在经济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在生态环境上也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并且这些压力已经严重制约了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求。面对诸如生态环境污染、生态环境破坏等损害经济社会发展和影响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一系列兼具战略目标和战术作用的理念、政策和措施,并最终凝聚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此可以发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之所以既具有强大的思想理论引领力又具有强有力的问题解决能力,是因为它既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观作为理论引领,又着重从解决现实生态环境问题的经验中汲取营养。因此,实现“理论引领”和“问题导向”的统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一大鲜明特点。
二 生态“三观”的统一
在工业文明时代,人们基于不同的生态哲学和生态伦理学形成了多种多样的关于生态环境的观点。不同的观点在生态“三观”即生态“世界观”、生态“人生观”和生态“价值观”上存在巨大甚至是相互对立的差异。它们各自形成了一套能够自我循环论证的学说体系,相互之间很难找到交集。它们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世界观”上主张“征服”或“改造”自然,用“征服”或“改造”自然的能力来衡量人类生产力的水平,只想着把自然作为获取物质财富和能量的对象,结果就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愈发紧张的局面,进而遭到了自然的报复。生态中心主义在生态“世界观”上主张以绝对的“自然”为中心,即使是对符合人类合理生存和发展权益的经济活动也主张干预,着实有些荒谬。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生态生产力的观点,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主张,有效地弥补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把发展生产力和生态环境保护相对立的缺陷。同时,它也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在生态“人生观”上的主张。它丰富了人生观中关于幸福观的内涵,其绿水青山是人民幸福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观点,其金钱替代不了良好生态对幸福生活重要性的观点等构成了独特的“绿色幸福观”,实现了生态“人生观”内涵的更新。人类中心主义在生态“价值观”上主张人是世界万物的主宰,主张“任何事物的任何价值归根到底都是人的价值,也就是说自然的价值只有依赖于人才可以实现”[8]8。这严重忽视了自然的价值,刻意凸显了人的优越性。生态中心主义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它在生态“价值观”上主张以自然为中心,刻意夸大动植物、自然的价值,对一些正常的人类活动进行刻意的价值矮化,妨碍了人类生存和发展权利的实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生态“价值观”取向上则实现了对两种“主义”的超越。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从根本上解决了两种主义在生态“价值观”取向上的背离问题。它的人民性能够实现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的统一,能够实现良好生态环境和良好民生福祉所需物质基础的统一,能够有效地解决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在生态“价值观”上的背离问题。总之,实现生态“三观”的统一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超越性的鲜明特点。
三 “民族意识”和“人类情怀”的统一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了中华优秀生态文化、我党历代领导人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论述以及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的经验和教训,因此,它具有明显的民族特色、民族意识,被深深地打上了中华民族的烙印。生态文明是相对于农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言的全新文明形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这一全新文明形态的重要贡献。不可否认的是工业文明促进了人类社会生产力的巨大飞跃,使人类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命运。但与此同时,它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使得人与自然的关系陷入到一种对抗状态中。因此,在工业文明的价值和范式下,很难找到两全其美的方法来处理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保护生态环境间的关系。也就是说,在工业文明的范式下,要想彻底解决生产力发展和生态环境问题的二元对立状态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以打造生命共同体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价值追求,以实现人道主义和自然主义的统一为最终价值追求[9]21,为人类摆脱工业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范式,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这一思想比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理念、生态中心主义观等显得更有格局,也更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类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它还以其丰富的基本内容、严密的逻辑为解决工业文明范式下的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的困境提供了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整套范式。它的生态生产力、生态红线和全民自觉生态意识等概念几乎不具有意识形态色彩,能够被不同社会性质的国家所接受。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既能够指导社会主义的中国,也能够为国际社会携手应对生态环境挑战、共同谋划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贡献智慧,既呼应了国内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也顺应了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趋势。因此,实现“民族意识”和“人类情怀”的统一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点。
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实践路径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美丽中国的建设目标需要我们撸起袖子加油干。研究发现,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含着实践这一思想的基本着力点、基本思维、基本途径和基本手段等,这为我们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明晰的路径。
一 基本着力点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要从解决现存的生态环境问题入手,与此同时要加快推进生态环境修复恢复工作。习近平同志强调:“环境保护和治理要以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为重点。”[1]84这一重要论述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了首要着力点。
第一,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2015年出台的《水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也就是“水十条”,继续大力实施相关区域流域和海域的水污染治理。水污染治理要坚持综合推进和重点推动相结合的原则,要综合推进饮用水水源地水污染防治工作,长江、黄河、洞庭湖等全国重点水域污染防治工作,地下水污染防治工作和城市黑臭水体治理工作等。在此基础上还要加紧建设城镇以及农村的污水收集和处理设施,防止在处理污水的同时增加新的水污染量,更要继续建立和完善河长制、湖长制,强化相关的责任落实,以实现水污染防治工作有人管、管得好和治得好的目标。
第二,要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2013年出台的《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以及2018年国务院出台的《打赢蓝天保卫战三年行动计划》,继续推动细颗粒物(PM2.5)、氮氧化物、二氧化硫等大气污染物问题的解决,明显降低二氧化碳、氯氟烃等破坏性气体的排放量。要继续对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给予重点关注。更要继续实施控制传统能源使用计划和推广新能源使用计划,双向发力推动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迈向新台阶。
第三,要继续推动土壤污染、城市光污染、噪声污染的有效解决。要依据2016年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行动计划》和2019年出台的《土壤污染防治法》,重点推动耕地和建设用地的土壤污染防治,优先解决农产品安全和人居环境安全问题。通过针对性的立法和执法促使城市光污染和噪声污染能够得到有效缓解,为优化人民群众的居住环境贡献力量。
第四,要加快推进生态系统功能修复和恢复工作。要通过各方面努力建立生物多样性保护机制,继续通过建立自然保护区,维持生命体之间的生态平衡,重点针对濒危动植物建立保护机制,做好生态脆弱区生态修复工作,建立起促使生态平衡的生态廊道。要着力构建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划定好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和城镇开发边界,确保经济社会发展在资源环境承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内。要坚持推动山水林田湖草修复恢复工作的一体化推进战略,不能搞要素分割或者条块分割。如果坚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思维,那么必然事倍功半,得不到想要的结果。要继续推动完善市场化、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自觉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手段实现生态补偿工作开展,助力生态环境的修复恢复。从上述基本着力点入手,能够为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找到最佳突破口,使广大人民群众更有生态上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二 基本思维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需要坚持系统思维的指导。习近平同志指出:“国土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空间载体。从大的方面统筹谋划、搞好顶层设计。”[1]44这种全国一盘棋的理念思维是系统思维的集中体现,也是实现全方位、全地域和全过程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内在逻辑。第一,坚持系统思维指导生态建设,全方位、全地域和全过程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这就需要进一步把生态文明建设与党和国家的其他战略进行有效对接。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把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融入到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的全过程。同时,还要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的过程中,确保生态文明建设跟上步伐。第二,要继续大力实施环境主体功能区战略。在环境主体功能区的规划上要做到科学,在定位上要清晰、精准,要有明确的界线。同时,也要对不同的环境主体功能区实施不同的政策和不同的绩效考核标准,推动它们向着符合自己功能定位的方向发展。第三,要坚持节约资源和推动资源利用方式的根本转变以及创造更多资源配置方式,谋划生态文明建设。要在推动降低能源消费总量、单位能耗,发展新能源和低碳产业上继续下功夫,要在推动水资源循环利用,严格保护耕地上继续下功夫。此外,还要在勘查、保护和合理开发矿产资源上继续下功夫。总之,就是要统筹规划,把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好。第四,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一体化建设战略,促使每个子系统都能够自我良性循环和支撑其他子系统循环,实现国土绿化的目标。要继续完善相关政府部门对其负责的国土空间行使管理职责的机制。要特别注意在治理污染时,不能水污染了就只知道去治理水,空气污染了就只知道去净化空气,土壤污染了就只知道去纯净土壤,要有整体意识和统筹思维,建立联动机制,进行统筹处理。第五,要更加注重构建区域环境治理的联防联控机制。环境污染需要综合治理,区域环境联防联控是重要的着力点。要重点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西北生态脆弱区和长江经济带等重点区域之间构建联防联控机制,同时也要继续注重城市、乡村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一体化建设。第六,要特别注重城镇规划的整体性推进。要按照生产、生活、生态空间总体最优的方案,优化不同城镇之间的空间发展格局和城镇内部的空间发展格局。在有限的空间内把握好建设空间、绿色空间,确保城镇中拥有足够的绿色,使城镇居民能够看得见山水,记得住乡愁,而不是仅有钢铁水泥,确保最终形成生产、生活、生态的合理空间结构。坚持用系统思维指导生态文明建设有利于生态文明的顶层设计,有利于形成合力,促进我国生态事业更上一层楼。
三 基本途径
生态环境之所以出现问题,究其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人类不合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活动,尤其是不合理的经济活动。习近平同志指出:“生态环境保护的成败,归根结底取决于经济结构和经济发展方式。”[1]19因此,要想实现绿色发展就应该首先在全社会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一是要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科技创新体系。要努力创造条件,让市场在创新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同时,还要努力引导各创新主体面向市场当前需求和未来需求,去做顶天立地的科学技术研究,为形成绿色、高效的生产方式添砖加瓦。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既要做具有革命性的基础研究,也要时刻面向市场,主动对接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遇到的科技需求。企业要努力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面对时刻变化的市场需要形成具有市场竞争力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要着重发展新能源、新材料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促使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持续降低。二是要继续优化经济结构。我们要在坚持发展实体经济的基础上,继续大力优化经济结构,促使第三产业的继续发展,对高耗能、高污染的第二产业进行合理的腾挪移,提高产业发展质量。要大力发展新经济、新业态,促进它们在吸纳更多的就业的同时,消耗更少的能源资源。三是要彻底扭转GDP主义在经济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在全社会树立生态生产力的理念,扭转只要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民生的发展思路,“扭转为了经济增长数字不顾一切、不计后果、最后得不偿失的做法”[1]23,最终实现经济发展而不是单纯的GDP增长。四是要继续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的经济体系。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逐渐改变经济发展过多依靠高耗能、高污染产业带动的局面,逐渐对钢铁、建材、石化、有色、化工等耗能产业进行绿色化、科技化改造。同时,要加大力度发展具有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最终实现绿色发展、低碳发展,实现经济体系的良性循环发展。五是要构建、完善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体系。首先要坚持资源节约的基本国策,除提高全社会的节约意识之外,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去调整企业等各个主体的节能减排任务和资源的循环利用,最终实现国家宏观调控指导下的市场化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体制机制。其次,推动全社会实现绿色生活方式。要倡导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4]323,要通过宣传教育在全社会形成浪费可耻和绿色生活方式最为时尚的观念,营造出全社会绿色生活的良好氛围。要改变一些人的高消耗消费观念,推动在全社会树立量入为出、适度消费、勤俭节约、艰苦奋斗的正确消费观。最后,要推动生活中节约行为的养成,比如吃饭时的光盘行动、日常生活中的节水节电、出行中的绿色方式等。通过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绿色生活方式是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实现我国生态建设目标的基本途径,当然这两种“方式”的养成不会是一蹴而就的,必须久久为功。
四 基本手段
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主要有依靠人民自觉行动、依靠制度和法治以及依靠全球合作等三项基本手段,缺一不可。第一,要继续把人民群众作为推动实现绿色发展的主体力量。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这一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首先,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建设重要性的认识。要提高人民对美好生活中环境重要性的认识,要让他们懂得节约资源、杜绝浪费的重要意义。要提高人民群众对义务植树重要性的认识,不断提高他们义务植树的积极性。“要大力宣传节水和洁水观念”[1]116,树立节约用水就是保护家园,保护自己生存环境的观念。其次,通过各种方式和手段促使人民自觉加入到生态环境保护行动中去。要继续动员人民自觉参与到植树造林、绿化祖国的行动中去。要继续动员人民自觉参与到光盘行动的伟大运动中去,维护国家粮食安全。要动员人民自觉参与到节约每一滴水的运动中去,以自身参与获得荣誉感。要引导人民积极践行绿色消费,在日常生活中消费节能、节水产品和绿色环保家具。更要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加入到绿色出行的实践中去,以减少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最主要和靠谱的手段还是要注重建章立制。习近平同志强调:“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99要统筹建立和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制度、生态环境责任追究制度、资源生态环境管理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生态各要素污染防护制度、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生态补偿制度等一系列制度。要坚决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对完善生态文明领域统筹协调机制的部署,更要继续积极建立健全关于生态环境保护的法律和法规,要加强生态环保领域内的执法力度,使法律真正地发挥出震慑力,形成硬性约束力。此外,还要切实解决一些地方出现的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现象得不到追究的不正常现象,使相关制度得到执行。第三,需要依靠全球合作。现实存在的一些生态环境问题具有全球属性,因此要想得到有效的解决就必须与国际社会携手同行。例如,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维护能源资源安全上就需要全球各国在理念、行动上保持沟通和协调;在核能的和平利用上也需要世界各国协调处理;在处理全球海洋污染上需要世界各国的勠力同心。全球合作需要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不能不考虑发展中国家需要发展的实际,去搞一刀切。中国会积极承担起与自己能力相匹配的责任,努力使自己成为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的贡献者和引领者,努力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特别是在推动“一带一路”建设时更要落实绿色发展理念,打造绿色的“一带一路”发展线,以造福沿线各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基本手段的实施能够确保基本途径和基本思维的推行,也能够使基本着力点更为有效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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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绿色接触指数问卷的因子及因子载荷(n = 187)
表 2 绿色接触指数问卷(成型问卷, 共18题)
表 3 GCI问卷各因子对其题目的回归系数(n = 187)
表 4 绿色接触指数因子与总分的相关系数(n = 374)
表 5 绿色接触指数问卷的效标关联效度(n = 374)
表 6 绿色接触指数问卷的信度检验(n = 3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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