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人能见到的典型的中国古典园林, 以苏州园林为代表, 基本上为明清遗构, 大都在封闭独立的园内叠山理水、修亭筑楼、莳花种树, 营造一个充满诗情画意的空间。但历史上尤其是中唐之前的园林, 与之却并不一定相同。例如, 有人曾对东晋谢灵运的始宁墅进行过复原, 发现它只是一座按照农业生产布局的、富有田园风情的庄园:巫湖汇聚山中的溪流, 是庄园的中心; 江边湖畔围堤造田, 并沿着溪流开垦梯田; 山麓低处建立园墅, 建筑因山构室, 墅中种植经济植物; 山区森林发展林业经济, 也是游息之所^[1]。可见, 这座在园林史上享有盛名的园林, 并不是我们预想中的“典型的”传统园林, 而更像一个乡土村落或者一座风景庄园。与其说它是一座园林, 还不如说是一片自然风景区。东晋园林之所以与人们观念中的古典园林大相径庭, 是因为中国园林的发展经历了一次重要转型^①。

① 唐宋变革论, 是当今史学界一个颇热的观点, 由20世纪初日本学者内藤湖南首先提出, 把中国历史划分为上古(至后汉中叶)、中世(从五胡十六国至唐中叶)、近世(前期:宋元, 后期:明清), 认为唐代是“中世”的结束, 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如此, 以唐宋变革论为参照, 我们会发现, 中国古典园林的转型正是在这一大背景下完成的。

一.   内敛与精致:中唐士人心态的转变

初盛唐及以前的中国历史, 无论是秦始皇气吞六国、一匡天下, 还是汉武帝北击匈奴、凿空西域, 抑或是魏孝文帝迁都洛邑、易胡为汉, 或者是唐太宗平定突厥、尊为天可汗, 总体呈现开拓上升之势。然而, 在中唐两个标志性的事件即怛罗斯之战与安史之乱后, 中国历史开始发生转型:怛罗斯之战, 中华文明的疆域外拓受限; 安史之乱, 盛唐辉煌一去不复返———现实层面空间开拓的受阻, 外在建功立业环境的丧失, 促使士人转向内在心灵世界的追寻。他们由关注社会政治转为抒发苦闷不满, 由赞美自然山水转为寄托幽怨哀思, 由向往金戈铁马转为感伤依依惜别。总之, 士人内心变得越来越内敛与精致。例如, 同样是写理想信念, 李白的“长风破浪会有时, 直挂云帆济沧海”, 展现的是豪情与自信, 而刘禹锡的“却学寿张樊敬侯, 种漆南园待成器”, 虽然理想仍在, 但是不免失落沉郁; 同样是写自然景色, 王维的“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境界阔大, 气象雄浑, 而刘长卿的“寒渚一孤雁, 夕阳千万山”, 景象依旧如画, 却难掩孤寂之感; 同样是写送别, 高适的“莫愁前路无知己, 天下谁人不知君”, 慰藉友人之余饱含信心和期许, 而许浑的“日暮酒醒人已远, 满天风雨下西楼”, 却是暮色苍茫风雨凄迷, 离愁满怀令人神伤。

中唐之后士人心态的这种内敛化、精致化转型, 经五代之后在北宋继续发展, 最后定型于南宋, 内敛化表现为理学的成熟, 精致化体现为宋词的流行。唐代“缺少一个上升到一定理论高度和理论深度的精神内核, 缺少理论的自觉和理性的自觉”^[2]。正因为如此, 唐代在思想、哲学领域的成就不高, 但随着士人心态的内敛化, 以理论性、思辨性为特色的哲学思想随之萌发, 从中唐韩愈开始, 经二程为代表的北宋五子, 至南宋朱熹, 最终形成一个援引佛道, 成熟、完备而精微的理学体系。士人心态这种哲学式的内敛化趋势, 体现在诗歌上, 便是唐诗重意、宋诗重理。唐诗多吟咏性情, 形象生动, 感情自然, 宋诗则多对哲理的追求和对义理的阐发。宋代士人情感的表达, 更多地体现在宋词之中。缪钺先生曾论词的兴起:“诗之所言, 固人生情思之精者矣, 然精之中复有更细美幽约者焉, 诗体又不足以达, 或勉强达之, 而不能曲尽其妙, 于是不得不别创新体, 词遂肇兴。”^[3]词比诗更能表达细美幽约的情感, 更适合表现复杂精致的内心世界。词在两宋的流行, 也正是中唐之后士人心态精致化转型的体现。“庭院深深深几许”, 一阙宋词, 婉转细腻, 意象精致, 意境幽远, 而这恰恰是中国园林所要追求与表达的东西。

二.   “壶中天地”:园林新格局

中唐士人心态的内敛化、精致化, 通过与“中隐”思想一起, 对园林产生影响。朝堂大隐失之喧嚣, 山野小隐又失之冷寂, 中隐则调和二者, 有俸禄可养家安身, 但公事不繁杂, 又能在闲暇之余登山游园、筵宾邀醉, 因此可尽享欢乐闲适。“中隐既不失去世俗人生功利性、享乐性需求, 又保持了个体人格的独立自由, 既承担应尽的社会责任, 又游离于现实政治之外, 求取内心的适意自足, 这一圆通的处世哲学被两宋士大夫服膺并弘扬。”^[4]

中唐之后士人的“中隐”实践, 使士人安顿心灵的现实场所由山林和朝堂转向了园林。“中隐”之地在园林, 于是士人日益内敛化与精致化的心态, 对园林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一方面, 内敛化使得园林的空间范围变得封闭狭小。中唐之前的园林往往体量很大, 皇家园林姑且不提, 仅以私家园林而言, 像西晋石崇的金谷园, 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 “或高或下, 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 金田十顷、羊二百口, 鸡猪鹅鸭之类, 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 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5], 毫无疑问, 这是一座集生产生活于一体, 规模宏大、功能齐全的庄园。又如, 孔灵符的永兴别墅, “周回三十三里, 水陆地二百六十五顷, 含带二山, 又有果园九处”^[6], 也是一座规模很大的庄园。再如, 盛唐王维的辋川别业, 景点便有孟城坳、华子冈等20处之多, “有山、岭、冈、坞、湖、溪、泉、沜、濑、滩以及茂密的植被, 看来总体上是以自然风景取胜”^[7], 仍是一座规模不小的园林。

中唐之后, 私家园林则很少再是动辄十几、上百顷, 甚至包含一座山乃至一片山脉的大庄园了, 而往往“巡回数尺间, 如见小蓬瀛”, 面积一般只有几亩、十几亩, 大不过几十、上百亩, 小仅一亩半亩而已。像北宋司马光的独乐园, 只有“二十亩”。南宋吴兴的南沈尚书园, 算是比较大的了, 也只是“近百余亩”而已。降至后世, 像明清时期苏州的壶园、残粒园, 南京的芥子园, 北京的半亩园、勺园, 山东潍坊的十芴园更是以小而著称。即便是皇家园林, 尽管总体面积很大, 但通过化整为零式的空间区分, 划为很多较小的、封闭(或相对封闭)的景区或景点^①, 这些具体的景区、景点在造园理念和手法上与士人私家园林基本上殊无二致。另一方面, 精致化则使园林内的一切充满诗情画意。士人的社会理想、价值取向、生活内容、审美情趣外化为亭台楼阁、山石水池、花木鸟鱼、匾额小品等具体的景点, 他们在这里居住游冶、宴宾会友、饮酒品茗、书法绘画、弹琴下棋, 于是这封闭狭小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世界, 对于士人, 无论是从现实还是从内心来说, 都是一个闲适自足、精美雅致的小小“壶中天地”。

① 如承德避暑山庄, 先分为宫殿区和苑景区, 苑景区又分为湖区、山区、平原区, 湖区又分东部、西部和中部景区, 其中东部景区又有水心榭、文园狮子林、金山等景点, 中部有无暑清凉、烟雨楼、月色江声等景点, 西部有如意湖亭、芳渚临流、水流云在等景点。

三.   娱士人:园林新旨趣

“中隐”思想下封闭而精致的“壶中天地”的形成, 促使了中国古典园林旨趣的新变化。我国上古时期的园林, 受到先民原始崇拜的影响, 带有强烈的娱神性质。例如, 台是上古时期园林的主要形式之一^[8], “台”繁体作“臺”, 是一种筑土坚高、体形四方、上能承物的高耸建筑物。原始居民对自然界存有原始崇拜, 山之高大使他们认为能上通于天, 于是模仿自然而夯土筑台。神、人相分之后, 能“通天地”、接近神, 筑台便成为部落首领或天子的特权。夏启有“钧台之享”、周文王“经始灵台”, 说的是夏启与周文王修筑高台, 它们分别预示着一个新的朝代(夏、周)的来临。筑台的目的, 正在于“考天人之心, 察阴阳之会, 揆星辰之证验, 为万物获福无方之元”^[9]。因此, 通过上古之台祭神、通天的功能, 可推知上古园林的娱神旨趣。

东周、秦汉时期, 园林的主要形式是皇家宫苑, 是天子(及诸侯们)游赏玩乐的场所, 其旨趣则是娱天子。上古之台, 降至战国, 其原始娱神旨趣渐隐, 而游乐功能凸显。如楚灵王之章华台, “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10], 台高雄伟, 装饰豪华, 不再是一般的宗庙性建筑, 而是一座以台为主体的园林化皇家宫苑了。又如, 秦始皇之阿房宫、汉武帝之上林苑, 这些历史上著名的皇家园林, 其造园旨趣与章华台一样, 也是为了满足天子的享乐之需。即便是私家园林, 像梁孝王园、袁广汉园, 都是对皇家园林的一种模仿, 其造园心态、旨趣与皇家园林无异(梁孝王便是因觊觎皇位而被杀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 人们在发现自然和自然美的基础上, 营造了大量的私家园林, 造园目的开始由追求物质性享受转变为追求精神性愉悦。东晋简文帝入华林园的典故, 便是这一转变的标志性事件:“简文入华林园, 顾谓左右曰:‘会心处, 不必在远。翳然林水, 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 自来亲人。’”^[11]从此, 中国古典园林由外在物质追求转向内在精神需求, 由以讲究实用转向追求意境, 由单纯地模拟自然转向艺术地再现自然。东晋简文帝尽管仍是天子之尊, 但已与秦皇、汉武决然不同, 身处华林园中的他, 所发出的感概居然是庄子的濠濮之思, 此时的简文帝司马昱与其说他是天子, 不如说是士人更为恰当。中唐之后, 士人心态内敛化、精致化, “中隐”思想的出现, 正如宇文所安所指出的, “它标志了一种转变, 从中古的‘隐逸’主题———对于私人性, 它纯粹从拒斥公共性的负面加以界定———转向‘私人天地’ (private sphere)的创造———‘私人天地’包孕在私人空间(private space)里, 而私人空间既存在于公共世界(pubic world)之中, 又自我封闭、不受公共世界的干扰影响”^[12]。换言之, 通过“中隐”, 士人真正找到一条既能不脱离对其产生压制但又不得不依附的君主集权政治, 又能保持相对独立人格、精神自由和生命情趣的出路。士人心灵终于有了安顿之处。“中隐”在园林, 从此园林作为士人心灵的安顿之处, 其旨趣也便从娱神、娱天子转变为了娱士人。

四.   白居易园林:园林新范式

园林“壶中天地”新格局和娱士人新旨趣的形成, 与中唐时期的白居易有着莫大的关系。白居易醉心园林, 曾亲手营造过庐山草堂、洛阳履道坊宅园、长安新昌坊宅园、渭水滨别墅园等园林, 留下大量的涉及园林的诗文, 无论从造园实践还是造园理论来看, 他都是一位著名的造园家。白居易所生活的唐代, 是一个文艺的勃发期, “故诗至于杜子美, 文至于韩退之, 书至于颜鲁公, 画至于吴道子, 而古今之变, 天下之能事毕矣”^[13]。如果说杜甫、韩愈、颜真卿、吴道子分别于诗、文、书、画上成为后世垂范的话, 那么白居易之于园林亦可作如是观, 他开创了园林的新范式。一方面, 从造园旨趣来看, 白居易的处世方式为两宋士人所广泛膺服, 其“中隐”思想促使园林成为文人的心灵安顿场所。“中隐”一词由白居易最先提出, 其《中隐》诗曰:“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丘樊。丘樊太冷落,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14]。留司官乃底层小吏, 公事简少但俸禄不缺, 在时间和金钱上均可提供条件来构筑私家小园, 因此, 相对于朝堂(大隐)与山野(小隐), 园林作为二者的折中, 成为白居易最乐意的流连之处。他的这种处世方式成为两宋文人普遍膺服和学习的对象。北宋陈师道便不无赞慕地感叹道:“夫前世游居之士有专于后者多矣, 独有意白公, 何邪?”^[15]苏轼也曾称赞白居易:“文采表于后世。死生穷达, 不易其操, 而道德高于古人。”^[13]又如, 南宋龚宗元“取白乐天‘大隐住朝市, 小隐入邱樊, 不如作中隐, 隐在留司官’之诗, 建中隐堂, ……日为琴酒之乐, 至于穷夜而忘其归”^[16]。检核《全宋诗》, 这种像中隐堂、中隐庵、吏隐亭、吏隐庵、吏隐堂、吏隐轩等以“中隐”或“吏隐”为名的园林或建筑屡屡出现。可见, 白居易对后世士人性格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士人纷纷效仿他的中隐, 寄情于园林之中。

另一方面, 从园林格局来看, 白居易的“小园”实践则促成了“壶中天地”法则的形成。园林的规模不再求大, 而在以小取胜。尽管在白居易之前, 南北朝庾信便写过《小园赋》, 但那只是庾信身处乱世、客居异乡的想象而已, 赋中的小园其实并不真实存在。真正营造小园, 并流连、耽沉于小园的当属白居易。在他的众多园林诗篇中, 很多就是直接以“小”而命名, 描写的都是一些小池、小斋、小园、小潭、小庭、小台、小宅、小楼、小阁这样相对小体量的园林景观和建筑。此外, 白居易在诗歌的具体写作中, 如“有意不在大, 湛湛方丈余” “莫嫌地窄林亭小”“不斗门馆华, 不斗林园大”等众多诗句, 都表达了他对小园的认可与偏爱。其《酬吴七见寄》诗有云:“竹药闭深院, 琴尊开小轩。谁知市南地, 转作壶中天”, 更是开宗明义地点出了园林的“壶中天地”之意。白居易的小园虽小, 但其中山石、池溪、亭台、楼阁、花木无一不备, 小小的“壶中”, 装下了大千的世界。由于后世文人对白居易的推崇与模仿, 小园也成为后世文人一种普遍追求的对象。当士人将精神纷纷投入到小园之中后, 园林的“壶中天地”格局便不断强化, 造园手段也不断丰富起来。

此外, 白居易在庐山草堂的审美实践, 还提升了园林的审美境界, 成为园林审美体验的理想标杆。白居易在庐山草堂, “仰观山, 俯听泉”, 旁观竹、树、云、石, “一宿体宁, 再宿心恬, 三宿后颓然嗒然, 不知其然而然”^[14], 从身体安逸, 到心灵超脱, 再到进入物我偕忘、人景合一。分析这一审美过程, “体宁”是身处园林中的物我两存之境; “心恬”是心随景化的物存我无之境; “颓然嗒然, 不知其然而然”则进入到天人合一、物我相忘相融之境。进入境界, 物我之间的主客对立消融, 人忘掉自我, 融入景物, 融入天地中, 从而获得无限的自由, 并体悟到宇宙精神与天地之道, 获得人生的真谛, 实现对有限生命的无限超越。我们会发现, 这是一种典型的“参与式”审美模式, 也是中国古典园林审美的最高境界。

最后, 从具体造园手法来看, 白居易对太湖石的推崇, 最早从理论上肯定了石头的美学意义, 推动了叠石在造园中的重要价值的形成。古代赏石之风, 在南北朝时期已出现; 中唐时期, 对太湖石的赏玩蔚然成风, 与白居易同时代的牛僧孺、刘禹锡、姚合等也都曾写过关于太湖石的诗歌。牛僧孺尤其酷爱赏石, 他将石分为甲、乙、丙、丁四品, 每品又分上、中、下三等。白居易在理论上对牛僧孺的赏石实践进行了总结, 并格外推崇太湖石: “石有族聚, 太湖为甲”。他认为, 人们之所以推崇太湖石, 是因为太湖石千姿百态, 异彩纷呈, “三山五岳, 百洞千壑, 覼缕簇缩, 尽在其中。百仞一拳, 千里一瞬, 坐而得之”^[14]。太湖石能够以实际较小的型体表现较大的气象, 正好符合了在园林“壶中天地”中追寻无限超越的境界的追求。自中唐白居易之后, 太湖石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重要组成部分, 叠石技艺也在对太湖石的推崇中成熟起来。

总之, 中唐时期白居易“中隐”思想被后世士人所接受、发扬后, 园林在士人生活中的地位便越来越重要。园林发挥着娱士人的基本功能, 士人在其中忘返流连, 园林“壶中天地”格局也随之越来越雅致与精密, 园林也成为一门士大夫文化和技艺迅速成熟起来。以白居易园林为垂范, 在壶中天地中追求诗情画意以安顿心灵的士人园林也便成为了中国古典园林的基本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