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旱被列为我国最重要的气候灾害。华北地区由于其自身气候的特点, 旱灾非常突出, 干旱发生频率居全国之首。其中关中东部、山西南部、河北中部和南部、山东西部、河南中部和北部等地, 是全国干旱发生次数最多的地区^[1]。历史上这一地区曾多次发生大旱, 其中近代的两次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一次是发生在1876—1879年(即大清光绪二年至五年)的大旱及大饥荒。重灾区是山西、河南、陕西、河北、山东等5省, 并波及苏北、皖北、陇东和川北等地区, 被称为清代“二百三十余年来未见之惨案、未闻之悲痛”, 是“古所仅见”的“大祲奇灾”。因1877、1878年灾情最重, 而这两年为丁丑、戊寅年, 所以被称为“丁戊奇荒”; 又因山西、河南两省受灾最重, 故此也叫“晋豫奇荒”或“晋豫大饥” ^[2]。此次特大旱灾及饥荒中, 仅北五省卷入的州县就多达几百个, 有一亿六千万到二亿人口受到饥荒的影响, 死亡一千万人^[3]。第二次是1920年, 黄河流域亢旱异常, 直、鲁、豫、晋、秦5省发生“四十年未有之奇荒”。东起海岱, 西达关陇, 南至洛阳, 北抵京畿, 禾苗枯槁, 赤地千里; 加之虫雹为患, 饥民多达数千万, 为近代北方继光绪丁戊大祲之后的又一灾荒之年^[4]。

旱灾对自然植被的恢复、更新以及对农业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5]。一方面, 旱灾本身会对包括森林在内的植被生长造成极大损害甚至导致死亡; 另一方面, 因为长时间旱灾导致作物歉收, 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许久的灾民, 在求生的本能驱动下, 会将包括草根、树皮、树叶在内的一切绿色植物剥光食用, 造成森林植被的严重破坏。但是大旱及其引起的大饥荒后, 由于人口减少, 农耕等人类活动强度减弱, 引起林草植被部分程度恢复的后续环境效应则是以往极少被关注的方面。本文正是基于此, 选取华北历史上两次特大旱灾及其他旱灾, 从以下4个方面对森林与旱灾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进行了详细分析。

一.   作为旱灾原因之一的森林植被剥离

尽管上文所述两次大旱的发生, 有当时全球大气环流异常的气候背景^[6-8], 但森林植被遭受破坏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

一般认为, 就干旱程度而言, “丁戊奇荒”与1846年秦豫大旱差不多, 但“丁戊奇荒”后随之而来的饥荒却要严重得多。19世纪50—70年代的长期战争对北方地区生态平衡的破坏是很重要的原因。灾后, 报上出现一批文章, 其中就谈到森林的破坏与大祲奇荒的直接关系, 正所谓“树株一年较一年减少, 灾荒一次比一次增盛” ^[3]。针对此次大旱及饥荒, 有美国学者分析指出, “中国的那部分地区的主要地形是高台地……植被逐渐被砍掉, 整个地表的树和灌木完全被剥掉。被剥离的土地表面不可避免的结果就是降雨的完全停止……看起来甚至中等的丰收都将不会到这些省份, 直到土地表面被人类行为改变重新覆盖以森林和丛林。” ^[9]

著名的赈灾组织华洋义赈会秘书马罗来(W. H. Mallory)认为:“中国灾荒原因中, 天旱乃一大敌也。在北方诸省, 常有二三年中, 一日不雨者。因此气候之干燥, 日渐增加。虽有该地居民之施行灌溉方法, 但其效甚微。昔日中国曾一度充满森林, 但亦于不久后, 被居民伐灭矣……故中国之森林之不加以正当保护, 确与中国之人民以大不利也。” ^[10]

有学者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旱灾的原因作了分析, 认为首先是大陆性气候, 其次是滥伐森林。理由是森林可以调节气候, 因为森林内的温度低、湿度大, 如有干燥的空气通过森林地带, 热气温度降低, 湿气增加, 空气中水蒸气达到饱和程度, 就会降雨。如陕北黄龙山区森林较多, 就无旱灾。边区原就缺少森林, 后又由于机关、部队、群众在几年的大生产运动中, 发生无组织无计划的大量砍伐森林、开垦荒地的现象, 森林面积日益缩小, 地面覆被物日益减少, 下雨以后造成严重的水土冲刷, 不能涵蓄水量, 空气中湿气大大锐减, 这种人为的条件, 又加重了边区的干亢气候^[11]。

二.   旱灾对森林植被的损害

以上是就旱灾发生的原因而言, 就其结果而言, 会对生态环境尤其是森林植被造成严重损害, 这包括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旱灾本身对包括森林在内的所有植物生长的损害, 如有研究者指出, “持续多年的干旱通常会导致水资源匮乏, 生态系统功能退化, 更有甚者还会影响到人类文明的发展进程” ^[6]。1934年, 南方六省发生“六十余年所未有”的大旱, 当时在金陵大学农学院任教的我国著名林学家陈嵘(1888—1971年)对旱灾中南京一带不同树种树木的受损情况进行了详细调查, 并根据受害的轻重将所观察的112种树分为8级, 发现针叶树中柳杉损失最重, 其次为圆柏, 最耐旱者为松类, 阔叶树中浅根性树种如白杨、枫树、榆树等受灾较重^[12]。

另一方面是旱灾引发的饥荒导致人类为获取食物而破坏森林。关于近代旱灾中灾民剥光草皮、草根、树皮、树叶的情况, 中外报道不胜枚举。如“丁戊奇荒”中, 1876年6月6日, 《字林西报》一位记者在所写的灾地通讯中谈到从天津坐船经运河到德州, “除此五百里至百里外, 所有麦田竟可颗粒无收, 一望郊原遍是黄土”, 不少地方“陇畔草根树皮掘食殆尽” ^[2]。1877年5月12日, 《纽约时报》转载《巴黎时报》一位通讯记者关于中国灾区的文字说, “路边的草已经被饥民挖到了根部, 他们已经剥光了所有树的树皮和叶子。” ^[13] 1878年2月26日有报道称, “地面上一切可吃的东西都已经消失了; 甚至绿色的嫩枝、草、野草以及树皮都被吃掉了。昆虫、害虫和野生动物也已经被吞食了。作为最后的办法, 土, 这个唯一可以吞食的物质留给了他们。” ^[9]

而在1920年大旱中, 有关于此的报道就更多了。女传教士Edith. C. Tallmon说“在山东省和直隶省的一些地区没有任何收获, 甚至树叶也被扒光作为食物” ^[14]。美联社记者报道, “在贾黄村(Chia Hwang Village)有一行幼榆树和洋槐, 树叶被剥掉作为食物。” ^[15]在灾区旅行的美国传教士和商人则报告说, “至少1 500万人口受到严重影响, 并且这些人的大部分正靠一半树叶、野菜和树皮, 一半可食用的食物组成的饮食过活” ^[16]。“城市居民迁往乡村希望找到一点绿色的东西能够变成汤……这些人每天吃一顿饭, 三分之一糠皮加三分之二树叶和草根。” ^[17]有一些报告“讲述了整个地区的树木如何被剥光叶子用于食物……山东德州(Tehchow)和Siaochang的农田和耕畜被主人卖掉, 因为缺乏草料喂养它们, 如果屠宰又缺乏燃料烹饪他们” ^[18]。而在安平(河北省衡水市下辖县)的一位传教士报告说, “地上有雪, 树上没有任何叶子, 甚至没有用作燃料的叶子” ^[19]。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柯兰(Charles R. Crane)于1921年4月10日发回美国的电报称“树叶、绿色植物和树皮几乎枯竭; 除非得到帮助, 否则存在在这样地区的人们吞食正在生长的庄稼的危险” ^[20]。后来他又向美国发回消息称:“树皮、树根和其他植物等常被视为不能食用的东西组成了上百万饥民食物的大部分。” ^[21]有报告说:“最严重的威胁之一是春季作物已经歉收的地区, 挨饿的人们将吞食掉刚刚从土里钻出来的新庄稼。树叶和树皮已经大量被作为食物, 几乎要耗尽。” ^[22]

从以上中外报刊对当时旱灾实况的报道不难看出, 饥饿死亡线上的灾民对森林植被造成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

三.   大旱及大饥荒后的森林植被恢复

“丁戊奇荒”发生30年后(1908—1909年), 美国探险队在黄土高原地区进行考察时发现, 陕北、陇东黄土高原地区林草植被和野生动物数量得到了很大恢复。“长期荒废的黄土山丘重新长满了茂盛植被, 就如同热带地区一般, 而在河谷中才会看到农作物。由于长期无人搅扰, 每一种野生动物都极为丰富。河谷和溪流沿途都会看到宜于狩猎的鸟类, 包括野鸡、鹌鹑、鹬和多种野鸡; 山上鹿出没, 野猪踪迹到处可见, 有时亦见到狼和豹子。” ^[23]而对生态与饥荒的原因, 更是认为“当前华北很多物种能够留存下来, 也许应归功于这些周期性饥馑。正是饥馑抑制了曾经不断增长的人口。凡是在华北适宜耕作的地区, 博物学家很难发现相应动物, 因为每一寸土地都被开垦了。只有在人类被赶出去了的地区, 田地才能够休耕三十年左右” ^[23]。

又经过了30多年, 有美国学者在西北陕、甘、青等省进行考察时, 对于黄龙山曾经土壤冲刷剧烈, 而后因人口减少, 耕地荒废, 植被恢复, 土壤冲刷也弱化了的变化深有感触, 并特别关注了位于西安的泾惠渠。该渠是著名水利专家李仪祉先生(1882— 1938年)生前设计规划的, “当时渠水干涸, 旱灾频传, 而今与前迥异, 年庆丰收, 沟旁白杨耸立, 若军队然, 此情此景, 与前相较, 有天壤之别矣。” ^[24]

四.   森林与防旱

关于森林防止旱灾的作用,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民生第3讲中就有相关论述, 认为与防治水灾一样, 旱灾的治本方法还是要靠大规模造林^[25]。农学家过探先(1886—1929年)于1920年考察华北旱灾灾区时, 提出了旱灾补救的办法, 其中一条就是急速造林。“补救抗旱, 亦非提倡造林不可。近来年, 朝野对于造林事业稍稍注意, 惜其进行非常延缓。此次大旱与吾人醒觉之机会。关于各大河之源地及流域, 尤非急速从事增其含蓄力不可。” ^[26]

著名林学家凌道扬(1888—1993年)则认为如果北五省山脉全为森林所覆盖, 即使有旱灾, 也不会太严重。他进而以欧美科学家对森林与气候、森林与旱灾关系的研究结论进行论述, 并说“此次旱灾, 吾虽不能谓全系无森林之所致, 然敢断言曰:使有森林时, 则旱灾必减, 万不能如是之烈也” ^[27]。从而号召应该在北五省开展造林。他甚至认为如果北五省荒山全部造林, 不仅可以增加森林所在地之雨量, 而且冬天由北而来的干风经过林地之后, 能吸收湿气, 进而传布到其他地区^[27]。1934年全球多个地区发生旱灾, 中国南北方数十省灾情尤其惨烈, 他再次论述了森林的气候效应, 即产生雨水、增进雨量、涵养水源、调和气候等, 以说明造林防灾的意义所在^[28]。杨勋民、陶秀钦、箇桐、钟达林(即钟毓)等学者亦持类似观点^[29-33]。1936年, 凌氏又以美国受1932年大旱影响, 计划沿西部国境造林以防沙防旱, 后将原定的十年造林计划在两年内完成的实例, 呼吁国内加大林业发展经费支持力度和社会对林业工作者的包容^[34]。

1930年, 国民政府农矿部设计委员会林政会议决议, 请政府明令规定, 造林以防止水旱灾^[35]。而彭士毅由晋南旱灾谈到造林时, 也是通过森林能增加雨量从而可以防止旱灾的理论来论述造林的必要性^[36]。后来苏联造林防止旱灾的计划也在国内被广为宣传^[37-38]。可见当时学界和政府都对造林防旱抱有极大期望。

五.   近代学者相关研究的现实意义及存在的问题

华北地区在40年内经历两次罕见大旱, 对该地区森林植被以及社会生产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正是近代几次严重旱灾及饥荒的教训, 引发了众多学者对森林与旱灾关系的研究。而在关于防止旱灾的措施以及造林是否能够防止旱灾, 大面积造林是否具有可行性等方面, 不同背景的学者对此存在较大分歧。

以凌道扬为代表的学者利用当时欧美流行的森林影响气候的理论, 不遗余力地宣传造林防旱, 并将其视为“预防旱灾之不二法门” ^[28]。《三民主义》民生部分有关造林防灾的内容正是出自他之手。但反对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不在少数, 如李仪祉先生就认为:“近人多注重于种树, 不知种树固可以增加雨量, 而究竟能使缺雨之年不致成旱则属问题。且吾国农业国也, 种树只宜于山岭, 不适农田之处。若平衍肥沃, 夺其田以种, 减稻粱以增木, 则何益矣。” ^[39]与凌氏等只看重造林防旱不同, 其他学者多认为应该从造林、发展灌溉、改良作物、使用抗旱品种等多方入手, 采取综合措施防旱。如过探先关于旱灾的根本补救办法就有疏浚河渠、开掘水井、造林、提倡工业、普及旱地耕种方法并研究盐碱地改良以及包括注重畜牧、提倡种植棉花等经济作物、注意病害、推广果树在内的农事改良等措施^[26]。另一位林学家曾济宽总结1934年浙江省应对旱灾的经验时, 将其总结为分拨各县抽水机、利用钱塘江水源、指导耕种方法与防旱作物之补种、指导备荒农事等治标方法与兴修水利、推进农林及统制粮食等治本方法^[40]。1949年有学者曾对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防治旱灾的措施进行了详细论述, 认为此前采取的植树造林、兴修水利、改良农作方法、推广抗旱品种等措施在防旱中收到不少成效, 此后应积极提倡推广植树造林栽培牧草、精耕细作水土保持、兴修水利引渠灌溉、选用抗旱品种这些方法, 因时因地, 具体地加以组织和领导。采取综合措施防旱的思想无疑是正确的, 而其存在的问题是将植树造林、栽培牧草视为应对旱灾的根本办法, 并认为旱灾是可以消灭的^[11]。

美国学者马罗来注意到了作为致灾原因之一的森林植被破坏, 对造林增加雨量以防止干旱的理论也持否定态度, 并认为即便可以, 以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 也不存在大面积造林的条件, 还是应该从政治、经济、自然等多方入手开展防灾措施^[41]。李仪祉和马罗来对当时在中国通过造林防旱不具有可行性这一点上抱有相似的看法。而水利研究者郭世绅认为:“近十余年政府提倡造林不遗余力……可谓想尽了方法, 若人民再不根据政府所指导的法子, 竭力进行栽树, 这真是其愚不可及了。” ^[42]显然, 这样的观点出于他没有意识到造林防旱的可行性。

上述分歧反映了不同背景学者在看待同一问题时, 不同的思考方式和看问题的角度。正如有当代学者在评述类似多学科研究时所指出的那样, “学科背景是影响学者做出判断的重要依凭, 参加讨论的学者的学科背景多样化了, 就会有更多的歧义出现, 这是由各个学科的独立性和学者的探索进取心所决定的” ^[43]。“之所以存在诸多观点和分歧, 是由于不同研究者的学科基础不同, 所采用的方法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 各研究者对自己的学科及采用方法过于自爱, 而对其局限性缺乏认识。” ^[44]

若以今天的视角来看, 以凌道扬为代表的林学家充分认识到了森林在涵养水源、保持土壤等方面的作用, 但不免夸大了森林对气候的影响, 也忽视了在区域差异的前提下, 不同地区改善生态措施的多样性。森林对气候的影响, 只能是局地的调节作用, 而无法在大范围尺度上改变气候。这是今天的生态环境建设中应注意的问题。而多位学者关于以综合举措防止旱灾的思想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