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二十一年（1932）刊印的凌抚元所著的《中国古代林政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中国古代林政史的论著，也是一部研究中国林业史的重要著作。这部著作有许多研究者进行过引用，但笔者联系后均称没看到过原著，有的引用时连篇名都写错了。笔者经过多方努力，找到了原著，同时找到了凌抚元另一本于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由华北造林会出版的《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一书，该书是我国第一本论述中国造林史的专著。这两本专著是中国林业史研究有关林政史、造林史的开篇之作和研究中国早期林业史的重要史料，现给予介绍（见图1 ~ 5）。

图  1  《平等杂志》1932年第11/12卷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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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凌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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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两本专著编写过程

1940年7月凌抚元在《凌抚元论文集》（第1集）《中国古代林政史》的“自序”中将刊于1932年《平等》第11、12卷的《中国古代林政史》的编写过程写得很详细：“中国森林，荒废达于极度，童山秃秃，一望无际。其结果：木林缺乏，水旱频仍。今日农业崩溃，民穷财尽，追根求源，固由于中古以来，林政不讲也。而历代先王，励精图治，赫赫政绩，垂诸史册，足为吾人训典者，尤不胜枚举。至于古圣先贤，对于林政造林诸科学，远在千年，大见昌明，此实东方文化之蓓蕾，大可夸耀于世人者。追从前人，发扬光大，乃吾人之天职，斯篇为十年前旧作，即本此旨而写，庚辰春，予在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教农书选读，因将旧稿重整，幸垂教焉。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一日凌抚元写于中国农业经济研究所。”《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由凌抚元编著，1945年1月1日由华北造林会刊印，是凌抚元1942年12月30日担任华北造林会会士之后编写的，文中引用材料的最后截止日期是1943年。

图  2  《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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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中国古代林政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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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文化年刊》1945年第2期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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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凌抚元其人

一   生平记录

凌抚元（又名LING Fu-yuan，LING Da-xie，LING D X，1908—1984年），祖籍安徽怀远（一说凤阳），1908年出生于浙江杭州的一个书香世家，1932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副教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新北京报》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名为凌大燮，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干部，吉林林学院（1999年合并为北华大学）、南京林产工业学院（1985年更名为南京林业大学）、南京林业学校（后更名为南京森林警察学院）教师，1984年去世。凌抚元发表有《对林业高等教育的综合意见》《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等论文10余篇，著有《中国古代林政史》《林政学》《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等专著^[1]。凌抚元兄妹有凌大挺、凌大琦、凌大荣（凌大嵘）和凌大媛。

1930年10月10日，凌抚元创办《新北平报》，地址在北京宣武门外大街214号。1932年6月，凌抚元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森林系，具有扎实的史学与林学功底。1935年8月2日，凌抚元赴日本考察农林，8月30日回国，完成《日本游记》，1936年10月出版。

1938年3月15日，汤尔和等在北京发起组织“中日留学会”，凌抚元任评议员。1938年6月1日，北平沦陷，凌抚元改《新北平报》为《新北京报》（1938年6月1日—1944年6月1日）复刊，成为当时畅销北平的报纸，凌抚元、凌昌炎父子先后任社长。1938年12月，凌抚元任“北大”（此“北大”为日伪组织控制时期的“国立北京大学”，实则与北京大学毫无干系，被称为“伪北大”）农学院副教授，期间教农书选读^[2]。1945年“北大”农学院中国籍教员中已无凌抚元。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在北平病逝，5日正式组成了治丧处，凌抚元为宣传处成员。1940年前后，凌抚元供职于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1941年1月14日，华北沦陷区成立第一个文艺团体−华北文艺协会，凌抚元任名誉会员^[3]。1941年，凌抚元的《新闻经营论》刊于华北新闻记者讲习会编的《华北新闻记者讲习会讲义录》（见方汉奇等编的《民国时期新闻史料续编》（第7册），2017年4月由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

1942年12月30日，华北沦陷后，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华北造林会，该会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之营林机构，受农务总署之监督，凌抚元为华北造林会会士^[4]。1943年6月1日，为京剧老生余叔岩逝世“二七”，伴宿送库之期，凌抚元参加吊唁。1945年12月，《北平军警宪逮捕汉奸及日人登记表》中记载：前《新北京报》社社长，凌抚元，住址双栅栏13号，已捕^[5]。1949年，凌抚元被释放，改名凌大燮，到华北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曾设计我国第一个农田防护林网^[6]。1950年3月调林垦部工作，为林垦部最初的27名工作人员之一，之后到中国林业杂志社工作^[7-8]。1959年2月16日，凌抚元调职吉林山中种树，携眷同往^[9]，到吉林后，在吉林林学院任教，历经磨难。1978年调南京，先后任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南京林业学校教师，1984年去世。《顾颉刚日记》于1979年1月31日载：凌燕，邓文如之亲属，父凌大燮，母杜君秋（静秋），凌燕兄凌秀成，姊凌会成^[10]。1990年9月，中国林业人名词典编辑委员会《中国林业人名词典》载有凌大燮^[1]：凌大燮（1908—1984年），安徽怀远人，出生地浙江杭州，曾用名凌抚元。1932年毕业于国立北平大学农学院森林系，曾任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副教授，中国农村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新北京报》社社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吉林林学院、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南京林业学校教师。发表有《对林业高等教育的综合意见》《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等论文，著有《中国古代林政史》《林政学》等论著。

二   论文和著作

凌抚元的林学论文和著作主要集中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末发表。1932年2月，凌抚元的《中国古代林政史》在《平等》第11、12卷1 ~ 20页（总103 ~ 122页）刊登，文后注明，本节完，全篇未完。根据《凌抚元论文集》，该文缺第10节《清代的林政》。

1936年10月1日，凌抚元《日本游记》由新北平报社发行^[11]。他在自序中说：“我在民国二十四年八月二日赴日考察农林，八月三十日回国，经过上海杭州南京各地，行程1万里。在这1万里的行程中，我经过了不少名城，游历了不少名胜，接触了不少惊奇事实。我本没有想写稿子，更没想到出书，过去在新北平报发表的《万里旅行记》，乃是仅为临时‘交卷’罢了，所以才把脑海中的印象写出，若断若续，登了2百多天，不想东拼西凑的材料，为应付第二次‘交卷’，而竟成书了。”20世纪30年代末，凌抚元在“北大”农学院担任副教授，编写讲义《林学大意》（334页）。1939年1月1日，“北大”农学院《农学》创刊，凌抚元的《白杨》（1~3章）在第1卷1期52 ~ 60页刊登；1939年2月1日，凌抚元的《白杨（续）》（第4章）在《农学》第1卷2期47 ~ 61页刊登；1939年3月1日，凌抚元《白杨（续）》（第5章）在《农学》第1卷3期61 ~ 69页刊登。1940年4月1日，凌抚元《救济华北食粮与荒山造林》在《农学》第3卷3/4期合刊40 ~ 48页刊登，4月5日在中央广播电台发表演讲辞。1940年7月，凌抚元编印《凌抚元论文集》（第1集），收录《中国古代林政史》全文。1940年8月1日，本多静六著、凌抚元译的《黄河之根本治水策》在《农学》第4卷1/2期合刊25 ~ 31页刊登。1940年12月1日，凌抚元《青岛森林调查报告书》（1）在《农学》第4卷3/4期合刊27 ~ 33页刊登。1945年1月1日，凌抚元编著《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由华北造林会出版。1945年1月，凌抚元《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在《文化年刊》1945年第2期34 ~ 77页刊登。

1950年，凌大燮《对林业高等教育的综合意见》在《中国林业》1950年第5期15 ~ 19页刊登，该文由武衡主编的《东北区科学技术发展史资料·解放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林业卷》（1988年由中国学术出版社出版）收录。1953年3月，В.Г.聂斯切洛夫著，蔡以纯、吴保群译，凌大燮校的《林学概论》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1958年3月，凌大燮《多种杨树》在《科学大众》1958年第3期115 ~ 116页刊登。1959年6月，凌大燮的《施肥与林木丰产》在《湖北林业》1959年第3期19 ~ 22页刊登。1963年，凌大燮著《杨树的派和种的研究提要》（3页）、《关于落叶松林粮间作问题的探讨》（12页），由吉林林学院刊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1982年7月，南京林产工业学院陈植、凌大燮《近百年来我国森林破坏的原因初析》刊于《中国农史》1982年2期15 ~ 27页。1983年7月，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凌大燮《我国森林资源的变迁》刊于《中国农史》1983年2期26 ~ 36页。该文系统梳理了我国森林资源变迁大势，古代数千年中，我国森林资源约减少一半，由太古时代的47 600万hm²，减少到清初的29 130万hm²，森林覆盖率由49％下降到26％；从1700年到1949年200余年间，森林资源的损失大大超过古代5 000年，到抗战前夕，森林面积减少到9 143万hm²，森林覆盖率下降到8.19％，该文已成为研究我国森林变迁和森林覆盖率的经典文献。1988年，凌大燮摘译《法国林业教育发展概况》刊于杨绍章、辛业江编著的《中国林业教育史》453 ~ 456页（1988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1989年7月，由南京林业大学林业遗产研究室主编、熊大桐等编著的《中国近代林业史》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出版。实际上，《中国古代林政史》和《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是凌大燮《中国林业史》的讲义大纲和史料，这些为《中国近代林业史》提供了重要的资料。《中国近代林业史》在前言中提到：研究和撰写中国近代林业史是南京林业大学（前称南京林产工业学院）林业遗产研究室承担的一项科研任务。1980年由凌大燮拟定了分章的撰写提纲，确定在时限上以清代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为上限，以民国三十八年（1949）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统治结束为下限。由凌大燮、杨绍章、许进以及应聘来校协助工作的外单位退休人员张仲叔、吕大奎、张鸿宾分头收集材料，着手撰写。后来，由于凌大燮重病不治，许进、张仲叔、吕大奎、张鸿宾先后离校，因而工作受挫停顿。在《中国近代林业史》最后的定稿中，凌大燮编写第4章《森林资源》（14 ~ 78页）和第9章《林业教育》（521 ~ 542页），约占该书字数的15%。

三   有关评价

1936年管翼贤（1899—1950年）给《日本游记》一书的序是这样写的：“凌抚元先生，为新闻界青年绩学深思之士。其为人也，轶俗超尘，有云间陆士龙风度；其发言也，闳中彪外，有江左陈同甫才华，故非一般翩翩群屐少年，所能等量齐观者。”不论是出现在1945年《新华日报》《文化汉奸名录》中的管翼贤^[12]，还是出现在1984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编纂的《中国新闻年鉴》“全国新闻界名人”中的管翼贤^[13]，在那个动荡的时代里，报人管翼贤对凌抚元的评价还是很中肯的。

三.   《中国古代林政史》

《中国古代林政史》最早刊于1932年《平等》第11、12卷1 ~ 20页（总103 ~ 122页）。《平等》杂志为巴金1927年在法国主编的杂志，1985年3月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他将《平等》的23期合订本捐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馆址为北京市朝阳区芍药居文学馆路45号，可供查阅。

1940年7月，凌抚元编印《凌抚元论文集》（第1集），将《中国古代林政史》《白杨》《北京西郊合作事业沿革与现状》（中日文对译）、《救济华北食粮与荒山造林》《黄河之根本治水策》5篇重要著作汇于一册，合订精装为一集（16开）。其中《中国古代林政史》是凌抚元所著的一本林业史专著，原为国立北京大学农学院农书选读讲义，全书10节，约2万字。其中包括：第1节 原始时代−有林无政；第2节 唐虞的政策−破坏；第3节 三代的林政；第4节 秦汉的林政；第5节 南北朝的林政；第6节 隋唐的林政；第7节 宋代的林政；第8节 辽金元的林政；第9节 明代的林政；第10节 清代的林政。

《中国古代林政史》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林政发展史，确切地说是一个中国林政发展史的纲要，对每个时期的林政状况都用2千字左右来论述。在论述前用小框标明论述的内容，如官制、组织、调查、伐木季节、禁令、赏罚、伐木税、农垦、学者思潮、保护政策等，文字极为精练，论点独到，往往用历史资料来论证，结构严谨，观点鲜明，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准，遗憾的是文后没有列举参考文献。

四.   《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

《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是凌抚元所著的一本造林学专著，民国三十四年（1945）1月1日由华北造林会刊印，国家图书馆馆藏只有42页，缺43 ~ 44页。之后公开刊于《文化年刊》1945年第2期34 ~ 77页，全书6章，约2.5万字。其中包括：第1章 绪论；第2章 中国造林运动史；第3章 民国以来的造林运动；第4章 现在的森林面积；第5章 现阶段下之华北造林运动；第6章 将来之造林运动。

《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全书论述虽简，但据有所引，数据翔实，结论皆入情入理。凌抚元在第1章《绪论》中引用清代经学家、地理学家胡渭的《禹贡锥指》云：“随山刊木，有五利焉：遥望山川之形势，规度土功，一也。往来之人，不迷厥道，二也。禽兽逃匿，登高避水，得安其居，三也。奏庶鲜食，以救民饥，四也。材木委积，可以供治洪水之用，五也。”可见其历史功底之扎实，这也是后来他能在“北大”农学院讲农书选读的缘故。《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较为系统地论述了从原始时期到民国的中国造林发展史，对民国期间造林史记述尤为详细，如第3章《民国以来的造林运动》、第4章《现在的森林面积》和第5章《现阶段下之华北造林运动》，对华北特别是北京造林工作记述的非常详细，为研究北京森林变迁不可多得之资料。在第3章《民国以来的造林运动》中“一、国营林业”一节中记述西山林场的来历：“北京西山林场，元年八月，农林总张陈振先，派技士唐荣禧，筹办林艺试验场，划天坛外坛为场址，二月择京西大招山为林场，此后每年造林，以松柏洋槐为主，现有林木百万株，隶属华北政务委员会农务总署，改名西山林场。”在“二、省县公有林”一节中详细记述了民国二十一年（1932）民国政府实业部林垦署负责的“全国各省林业实施机关”调查结果。在第4章《现在的森林面积》记述了中国现有森林面积及宜林地面积，全国面积为11 173 558 公方里（111 735 580 000 公亩），林地面积为9 108 789 450公亩，并且分省统计，这些都是造林史十分珍贵的资料。在《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中总结出中国一要建立林场，二要靠国家经营，三要造全国大规模的森林的林业发展之路，这是符合林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中国实际的。同时提到，“方今决战方殷，固无暇全国大规模造林，一旦走上和平之途，复兴中国，实为一切之根本政策”，这些都是具有独到眼光的。

《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1934年1月1日由华北造林会刊印不久，又公开刊于1945年1月《文化年刊》1945年第2期。国家图书馆目前馆藏的《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只有42页，缺第5章《现阶段下之华北造林运动》和第6章《将来之造林运动》2页。

五.   结　　语

谈及民国期间对林业史的研究，凌抚元肯定是绕不过去的人物。在华北沦陷后，凌抚元为日伪政府服务，担任一定的职务，曾被列入汉奸之列，被关押后释放，解放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林垦部干部，吉林林学院、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南京林业学校教师。他编著的《中国古代林政史》和《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以及其他林业论著、论文都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中国古代林政史》是我国第一部论述中国古代林政史的论著，也是一部研究中国林业史的重要著作。《中国造林运动之过去现在与将来》是我国第一本论述中国造林史的专著。这两本专著是中国林业史中有关林政史、造林史的开篇之作和研究中国早期林业史的重要史料，在中国林业史上还是可圈可点的。由于这两本专著都是由讲义改编而成，因此只是纲要式的论著，侧重论述历代林政、造林趋势和变迁，集中在林政、造林历史发展演变过程的整体考察，而对具体的林政、造林问题论述很少，许多问题只有记载而没有展开。两本专著虽然系统但极其简略，都是纲领性的，但这个纲领性的资料和收集的史料为后来中国近代林业史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史料。在中国林学家队伍中，凌抚元也是不可或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