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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乡消费差异分析

李娜娜, 李强, 王小丽, 李凡

李娜娜, 李强, 王小丽, 李凡. 中国城乡消费差异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4): 84-92.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8073
引用本文: 李娜娜, 李强, 王小丽, 李凡. 中国城乡消费差异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 17(4): 84-92.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8073
LI Na-na, LI Qiang, WANG Xiao-li, LI F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8, 17(4): 84-92.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8073
Citation: LI Na-na, LI Qiang, WANG Xiao-li, LI Fa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in China[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18, 17(4): 84-92.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8073

中国城乡消费差异分析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生态文明背景下林业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机制及主要模式研究” 2015ZCQ-JG-03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生产模式转型与非农就业促进——西部农村地区反贫困对策研究” RW2011-33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李娜娜, 硕士生。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13120240936@163.com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责任作者:

    李强, 博士, 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Email:qiangli@bjfu.edu.cn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

  • 中图分类号: F326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in China

  • 摘要: 概述中国城乡居民消费的基本情况, 重点分析城乡居民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及变化趋势。运用AIDS模型对我国“十一五”和“十二五”时期的城乡居民消费结构进行分析, 并计算不同时期城乡居民消费的支出弹性和自价格弹性。得出结论认为, 我国城乡消费结构差异逐步缩小, 但城镇居民的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已经基本趋于稳定, 而农村的享受型消费有所不足。此外, 家庭设备及服务、交通和通讯将成为扩大城乡居民消费的重点。最后为缩小城乡消费差距提出建议。
    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outlines the basic situa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consumption in China, focusing on the consumption level, consumption structure and changing trends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n, by using the AIDS model, it analyzes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Eleventh Five-Year Plan and the Twelfth Five-Year Plan, and calculates their expenditure elasticity and self-price elasticity of the consumption in different periods.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are derive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structure is being gradually reduced.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has been basically stable, while the development-and enjoyment-oriented consumption of rural residents is insufficient. Furthermore, family equipment and communication facilities will be the key elements to increase the consumption of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s. The paper also provide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narrow the gap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consumption.
  • 十八大以来, 我国创新型企业的研发投资规模不断扩大, 2016年总体创新投资强度超过欧盟十五国平均水平。然而, 2017年《福布斯》杂志发布“全球最具创新力企业”的百强榜单, 仅有6家中国公司入围[1]。实际上, 企业创新力不只取决于研发投资规模, 企业家创新能力也是企业创新能力与市场竞争力提升的关键。早在19世纪, 马克思就将企业家誉为“我们工业制度的灵魂”, 而在市场经济中, 企业家创新价值的显化是通过实现生产要素的新组合, 以促使各生产要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作用, 从而为企业创造价值。但是, 当今社会对企业家角色仍存在诸多误解, 如将民营企业家等同于资本家, 将国有企业家视为公务员, 这与我国经济向创新驱动发展转型的阶段不相适应, 有碍于激发新时代企业家创新活力。2017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发布, 提出“激发企业家创新活力和创造潜能”。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强调, “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 鼓励更多社会主体投身创新创业”。为更好地发挥企业家创新价值, 本文在马克思分配正义视阈下, 挖掘企业家促进企业创新能力提升的内在逻辑, 探讨如何发挥企业家的首创精神、激发市场主体创新活力, 以促进新时代企业家创新价值显化,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实现创新型国家转型。

    马克思分配正义的主要观点是收入关系决定于生产关系, 《资本论》将分配描述为“生产的产物”, 并进一步肯定“分配的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 [2]。因此, 根据马克思分配正义的逻辑, 应当从分析企业家的劳动性质为始判断企业家在收入分配中的角色。企业家在《资本论》中被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为传统型企业家, 即同时拥有企业管理权和资本所有权的资本家; 另一种是现代型企业家, 或称其为“职业经理人”, 即受雇于所有者的职业企业家[3]。马克思对二者劳动性质的判断是截然不同的。

    资本主义发展的初期处于所有权与经营权合一的阶段, 传统型企业家作为企业所有者, 同时从事企业的经营管理工作, 其管理职能体现为支配雇佣工人的劳动。马克思指出:“起初资本指挥劳动只是表现为这样一个事实, 工人不是为自己劳动, 而是为资本家, 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支配下劳动。随着许多雇佣工人的协作, 资本的指挥发展成为劳动过程本身的进行所必须的条件, 成为实际的生产条件。现在, 在生产场所不能缺乏资本家的命令, 就像在战场上缺乏将军的命令一样。” [4]马克思从剩余价值产生于生产过程论述了“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源泉” [5], 进而论证了资本家的剥削性质。资本总公式表达了“货币—商品—货币”的流通过程, 其反映的现象是资本能够带来剩余价值, 然而其本质实为商品价值的增值在于生产过程, 即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6], 是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 故而工人获得剩余价值才是与马克思分配正义“生产决定分配”的观点相符的。然而,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现实是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 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支配权, 此亦为资本家剥削性质的直接体现。传统型企业家在社会经济活动中担当企业家与资本家的双重角色, 掌握企业经营权并拥有企业资产, 而“资本家作为资本家, 他的职能是生产剩余价值即无酬劳动, 而且是在最经济的条件下进行这种生产” [2]。马克思认为这类群体仍然摆脱不了其剥削的本质。

    20世纪初, 企业生产规模扩大, 资本高度集中, 股份公司成为企业的主要形式。该阶段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 专门从事经营管理活动的职业经理人大量出现, 爆发了“经理革命”。马克思正面评价了股份公司与管理劳动及所有权的分离:“与信用事业一起发展的股份企业, 一般来说, 也有一种趋势, 就是管理劳动作为一种职能越来越同自有资本或借入资本的所有权相分离。” [2]这类企业家并不是企业所有权和资本的拥有者, 他们利用自身管理和决策才能为企业获得超额利润的过程, 即价值创造的过程。因此, 现代企业家的报酬区别于剥削价值。马克思将经理等同于从事某种熟练劳动的工人, 因而对现代型企业家的报酬, 他指出:“经理的薪金只是, 或者应该只是某种熟练劳动的工资, 这种劳动的价格, 同任何别种劳动的价格一样, 是在劳动市场上调节的。” [2]因而, 生产过程中企业家职能的履行也是一种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 基于此角度, 现代型企业家也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者与被剥削者。

    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传统企业家仍然具备资本家剥削的本质, 即强行掠夺雇佣工人创造的、本不属于企业家的剩余价值; 将现代企业家归为参与劳动的工人的一部分, 认可了现代企业家的价值创造。与此同时, 马克思也肯定了企业家才能及其推动社会经济发展所做的贡献, 因而对具备了企业家才能并实现了企业家职能的企业家, 无论是否拥有资本, 都不能忽视其积极作用。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 对于传统型企业家, 尽管其以攫取劳动者剩余价值为手段获取超额利润, 但仍然履行企业家职能, 即以企业家才能的形式作为生产要素参与价值的创造。同时, 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具有企业家才能的资本家(传统型企业家)在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影响下, 往往个人主义倾向减轻并更富有集体主义精神, 因而在追求企业利益最大化的同时更加注重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 具有进步性, 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家相区别。对于现代型企业家, 马克思将其看作从事特殊劳动的工人, 并在《资本论》中对“产业经理”赋以“我们的工业制度的灵魂”的评价。“工业制度的灵魂”的评价, 反映了马克思将企业家与其他从事体力、脑力劳动的工人相区别, 并初步表达了将企业家才能区别于资本、土地和劳动, 成为特殊生产要素的思想。20世纪中期, 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继续发展了企业家角色内涵, 将企业家这一独特的生产要素作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 并认为企业家是创新的主要组织者和推动者。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 企业家作为“创新的灵魂”, 对推动我国经济转型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中国制造2025》提出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造业目标, 强调目标实现必须通过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和质量效益等路径, 完成我国工业制造业的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7]。企业是高科技研发和推广的主体, 其创新能力对培育经济新动能起着重要作用。而企业家作为主导企业发展的主体, 一方面通过企业家创新实现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提高生产效率; 另一方面, 企业家追求高利润, 提升企业科技水平是提高企业产品质量和商业价值的重要方式, 因而企业家以逐利为导向, 自发地重视研发。在研发投入方面, 2016年底, 我国企业支出的研发经费总额为11 923.54亿元, 占研发经费总额的79.15%;在研发产出方面, 我国47.26%已授权的发明专利由工业企业研发创造[8]。“企业家是创造就业和财富的重要力量” [9], 激发企业家的独特活力是培育经济新动能必不可少的一环。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下的企业家是一个发展中的概念, 其社会角色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变化[3]。在新时代我国培育经济新动能的大环境下, 企业家的独特活力在于其的创新为企业内部带来效益的增长, 同时为社会带来正外部影响, 因而在新时代激发企业家主体的独特活力需要为企业家赋予新的角色内涵。

    创新是新时代企业家角色的精神内核。马克思将职业经理人(可推广至新时代企业家)喻为“工业制度的灵魂”, 以此认可了职业经理人的社会价值, 即认可在生产中, 职业经理人的劳动与雇佣工人的劳动都创造价值, 而且职业经理人对经济发展的作用必定是特殊的。政治经济学家熊彼特在其《经济发展理论》一书中将企业家视为“资本主义的灵魂” [10], 同马克思的观点不谋而合。熊彼特更进一步地具体定义了企业家必须具备的条件, 他认为, 为生产引入新组合或者新函数实现创新的人则成为企业家[10], 换言之, 企业家的职能即为创新。企业家通过创新使企业获得超额利润, 打破了资本主义市场中平均利润的均衡; 而当该创新向全社会推广后, 整体生产力得到提高, 利润达到新的均衡, 最终推动经济发展。熊彼特提出的企业家创新理论的逻辑在于企业家通过创新推动经济发展[11]。新时代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型, 培育经济新动能要求企业家成为创新的“先行者和引领者” [12]。因此, 实现企业家创新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对企业家最紧迫、最根本的要求, 是新时代企业家可称之为企业家的核心要素。

    企业家角色被社会赋予精神内涵。2017年国务院发布《关于营造企业家健康成长环境弘扬优秀企业家精神 更好发挥企业家作用的意见》, 不仅从经济价值创造层面对企业家的重要贡献给予高度肯定, 而且为企业家赋予了精神层面的新内涵。改革开放以来, 企业家的创造力、冒险精神与开拓精神使中国经济爆发了前所未有的价值创造力, 该群体的财富创造能力有目共睹, 而其中具备深刻价值观和社会使命感的部分企业家, 成为社会的模范和正能量。企业家通过创新与其对市场机遇的高敏感度为社会积累财富, 开拓进取、勇于冒险与追求卓越等优秀品质也成为企业家精神的标签, 并且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还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社会的奉献精神, 《2016年度中国慈善捐助报告》显示, 民营企业法人捐赠占到2016年度捐款总额65.20%, 是慈善第一大捐赠来源[13]。因此, 在我国新时代背景下, 一个符合经济意义标准的“企业家”如无法显示自身社会价值, 则仅可被称作“生意人”, 而无法成为真正的“企业家”。

    企业家创新是一种复杂的劳动, 且往往需要承担创新失败的风险, 资本的保障和降低创新风险成为企业家创新的前提。马克思认为企业家管理、监督劳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简单平均劳动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时代具有不同的性质, 但在一定社会里, 一定的、比较复杂的劳动只是自乘或不如说多倍的简单劳动。” [4]企业家敢于冒险, 不断开拓新市场, 实现技术革新, 改善产品结构, 不断打破束缚生产发展的内在矛盾, 从而体现了比管理、监督等性质的劳动更为复杂的劳动。企业家之所以敢于冒险敢于创新, 原因在于企业股票降低了创新风险:企业家“拿社会的财产, 而不是拿自己的财产进行冒险的……社会财产为少数人所占有, 而信用使这少数人越来越具有冒险家的性质。熊彼特也指出企业家要取得创新成功, 必要条件之一是取得银行贷款。然而, 我国企业创新融资渠道较为单一, 诸多企业面临创新资金链断裂的风险。据《2017年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显示, 企业创新资金的有效供给仍然是企业家创新的较大阻碍, 65.13%的企业存在“由于过度创新, 导致资金链跟不上”的企业创新风险[14]

    企业家创新精神的激发依赖于市场公平竞争。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正在完善, 一方面, 市场规则体系的不完善易增加企业创新风险。据调查, 2017年, 49.31%的中国企业创新面临“知识产权不能得到有效保护”的风险; 44.13%的中国企业则面临着由于市场尚未成熟而导致“先驱成先烈”的创新风险[14]。由于市场对创新的保护不力, 增大了企业创新转化为经济效益的风险, 从而抑制了企业家创新活力。另一方面, 当出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不能起决定作用的现象时, 企业之间便缺乏公平竞争。如在企业融资方面, 国有企业由于政策原因长期享有银行融资的优先权, 并缺少资本积累, 对银行资金存在严重依赖性; 民营企业要取得银行资金存在体制障碍和信用障碍, 银行作为企业融资的主要渠道, 出于对风险收益的考虑, 易将银行资金向资产质量较高的国企或大中型民营企业倾斜, 使中小型民营企业陷入“融资难”的困境。此时, 民营企业的创新活力难以激发, 国有企业的创新也缺乏竞争带来的动力。只有当企业家处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时, 才能专注于通过创新获得超额利润, 企业收益的增加再反过来激发企业家进一步创新的活力。

    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有赖于外部良好的创新环境, 以及社会对创新型企业家的认可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家不仅为个体企业获得超额利润壮大资本, 在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向创新驱动转变的过程中, 企业家创新发挥了“领头羊”的作用。由于企业家创新不等同于技术革新, 它比技术革新囊括的范畴更大, 包括采用新产品或发掘产品新特性、生产方法的革新、新市场的开辟、生产资料的新供应来源和新组织的建立等更广泛的创新形式[7], 所以企业家对社会的贡献具体体现为:一是企业家创新的实现意味着新的经济增长点出现; 二是企业家通过创新创业, 为社会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 三是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是当代青年的优秀榜样。然而, 调查显示, 现实中企业家创新仍然面临诸多不利的外部环境制约, 包括“缺乏鼓励创新的社会环境”“创新风险与收益不对称”“知识产权保障不力”等[14]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 经济增长方式将转向创新驱动, 企业家创新将成为新的动力源。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家创新的社会认可度, 淡化马克思分配正义中企业家的剥削性质是激发其创新活力的首要条件。马克思通过对剩余价值的分析揭示了资本家剥削的本质, 进而论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弊端。现如今, 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不能否认剩余价值的存在, 但其剥削性质发生了改变, 即国有资本的剩余价值应归为公有而不具备剥削性质, 私人资本的剩余价值则依然具有剥削性质[15]。然而, 社会主义要求其社会生产力高于资本主义, 正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需要市场高效率配置资源的功能, 我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非公有制经济作为激发市场经济活力的关键主体, 是良好经济运行离不开的要素, 民营企业家是非公有制经济中最活跃最关键的要素, 他们同国有企业家共同发挥着创新经济的引领作用。因此, 新时代企业家的剥削性质应当在我国发展现阶段被淡化, 为企业家创新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公平的市场环境。

    1) 建立企业家创新的合理报酬机制, 激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企业家的创新活力。借鉴马克思分配正义中“生产决定分配”的核心思想, 要合理化我国新时代企业家创新的报酬分配, 须从价值创造的角度, 认识到新时代企业家不同于传统的资本家, 企业家创新同样是创造价值的“劳动”的一部分, 其劳动性质是多倍的简单劳动。根据“生产决定分配”, 需要给企业家分配适当的剩余索取权。实施具体措施可通过令企业家占有适当比例的企业股份, 使企业家有适当支配创新资金的权利来实现。当企业家对企业资本有绝对控制权时, 其逐利特点则易导致私人报酬过多, 而缺乏企业资金对创新投入的合理规划; 相反, 企业家不拥有企业资本时, 只能被动地接受报酬价格, 而其创新贡献极易被低估, 从而不利于激励企业家创新活力。因此, 需要制定行政法规调整企业家在企业股份中的占有比例, 保障企业家掌握适度的价值分配权。一方面将企业家创新作为资本的替代要素纳入到企业股本的组成部分, 从而激励企业家创新; 另一方面使企业家报酬与其经营绩效挂钩, 追踪企业家创新的长期贡献以科学计量企业家报酬, 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

    2) 构建企业家创新融资新机制, 保障创新资金充足供给。通过增加创新资金的融资渠道与创新资金的高效运营, 防止企业创新资金链断裂, 以降低企业家创新的风险。2015年《中国企业家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结果表明, 2000年到2014年, 政府专项资金对企业创新的支持有所增加, 但作为外部创新投资主要来源的银行贷款有所下降, 而且创新资金的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也一直不够通畅[16]。拓宽创新资金的融资渠道, 需要建立多层次的企业创新资金融资体系。鼓励商业银行对企业创新资金设置倾斜政策, 完善资本市场中对企业创新资金的支持机制, 政府设立专项创新支持资金作为辅助, 以保障企业家创新价值显化的资金支持。为维持创新资金的高效运营, 要不断增加创新资金的投入强度, 确保创新资金链的完整性与持续性, 形成从创新融资、投资、资金回收到收益分配的协同运行, 使创新资金运营具有系统性[17]

    3) 创造良好创新环境, 培育企业家创新精神。企业家才能是市场经济中的稀缺资源, 实现企业家才能要素的充分利用不仅需要构建合理的企业家报酬制度, 以此为企业家创新建立良好的激励保障; 还需要为企业家创新创业建立科学的容错机制, 以激励企业家勇于实现创新, 并使其创新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首先, 为企业家创新建立稳定的市场环境, 以降低企业家创新风险, 鼓励企业家以创新为着力点, 完善市场风控机制及经济保险制度, 以减少创新失败损失, 消除企业家“后顾之忧”。其次, 改进融资信用制度, 为创新创业者的信用体系增加容错的权数, 激励创新者为新创意吸收资本的积极性, 减少企业家创新的资金阻碍, 增大由于客观原因创业失败者再次融资创新的可能。再次, 构建规范的政府经济服务职能, 为企业家创新建立稳定的经济政策环境, 减小企业家创新的政策阻碍。最后, 对于开辟新领域、创造新事物和开启新增长点的企业家, 要为其创造一个鼓励创新和宽容失败的社会氛围, 营造宽容失败的社会文化, 鼓励创业者建立合作交流组织, 分享创新创业经验, 开辟再次创业渠道[18]

    4) 形成全社会创新良好氛围, 提升企业家创新价值。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鼓励创新的启示在于, 企业家和工人是共同的创新主体。马克思剩余价值论从19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与要素贡献的角度, 给出剩余价值产生的论述, 证明了“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了剩余价值”。联系现代经济实践, 企业家的创新同样作为一种特殊的劳动, 为企业获取超额利润并作为关键力量推动经济发展转型, 同样深度参与了社会经济价值的创造, 从而工人和企业家均通过不同形式的劳动参与了生产过程。创新活动同生产活动相联系, 而我国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有效运行定然离不开创新。随着合作的力量在社会经济运行和企业经营中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重视, 创新的主体不再局限于某个人或某一种人; 更加普遍的创新主体变成了团体而不是个人, 变成了由具有更加多元化特长和经验的个体构成的团体而不是单一的群体。因而, 企业家和工人共同成为创新的主体, 二者在价值创造和创新方面只有贡献形式的差别, 在本质上都参与了价值创造和创新并推动了经济发展。鼓励企业内部各主体均参与到创新活动中, 通过激发一线员工的创新动力, 从生产的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为创新做贡献, 以充分挖掘资源与机制潜力, 形成企业内部良好的创新互动, 从而促进企业家创新的深化和创新价值的提升。

  • 图  1   2006—2015年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

    图  2   2006—2015年城镇各类消费支出份额

    图  3   2006—2015年农村各类消费支出份额

    表  1   2011—2015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AIDS模型估计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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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2006—2010年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AIDS模型估计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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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2011—2015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AIDS模型估计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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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2006—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结构的AIDS模型估计参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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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城乡居民各类消费的支出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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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6   城乡居民各类消费的自价格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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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刊类型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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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8-06-03
  • 发布日期:  2018-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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