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提出“中国社会是乡土性的” ^[1]。在此，笔者借用“乡土社会”这个概念，并非要辨析“乡土人”与“都市人”在城市变革和文化流变中的差异，而是要指出尽管我们的社会性格正在经历着由乡土性向公民性、礼治性向法治性、人情化向理性化转变的过程，但我们暂时仍然无法决然地脱离乡土社会或者说人情社会的文化背景。作为中国的首都，北京是一座政治、文化、科技和创新的中心城市，更是一座各种文化交融的城市。客居北京的社会群体对于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是我们不能回避的一项重要议题。

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讲，中国人正在经历着从“乡土社会”到“走出乡土”的过程，姑且不对当下的文化形态做确切的定义，因为文化是在嬗变的，这个过程无时不在变化，而且尚未形成一个社会的稳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国民经济深化调整，我国从一个农业大国向工业强国迈进，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推动了个体对社会的需求由工具理性向价值理性转变。这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个质的进步。同时，由于物质生活的不断丰富，人们对美好的城市生态环境的内在诉求与日俱增，对城市生态景观的审美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人们对传统“乡土”文化的怀念和对现代都市生活的追求相互交织，形成了对城市文脉与生态文化的双重需求。

北京作为是一座具有千年建都史的城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多重的城市身份。然而随着城市化的快速发展，现代城市景观逐步蚕食旧有的历史建筑，刻板的现代建筑和千篇一律的城市景观削弱了北京的文化性和历史性。新的时代下，人们内诉文化、外求审美的文化状态越来越明显。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城市的文脉主义和场所精神理论开始进入我们对城市生态建设的研究视野。本文借助“场所文脉主义”的视角，观照城市时空巨变中的“乡土人”与“乡土人”所居住环境的关系，对当下和未来城市生态景观规划的发展进行路径化探究和预见性推演。

一.   场所文脉主义语境下的北京城市生态景观

一   场所文脉主义的概念

1）场所理论。场所理论源于挪威建筑历史和理论学家诺伯格·舒尔茨对现象学的理论研究。他认为“场所是具有清晰特性的空间，是由具体现象构成的现实世界。场所是空间这个‘形式’背后的内容”^[2]。本文提到的场所是指具象的人造物（景观）所映射的特定化的社会现象集合。

2）文脉理论。文脉理论是以城市形体环境的历史发展和地域特征为中心的理论，是研究城市建筑景观和生态环境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在内在逻辑中的对话。在本文语境中，文脉是基于城市生态景观与历史文化的贯穿要素与互动联系。

3）场所文脉主义。场所文脉主义主要是指在城市建筑及外部空间环境规划设计时要与人的需求、文化、历史、社会和自然场所等外部条件相匹配^[3]。场所与文脉是城市生态建设中不可回避的两个重要元素，场所文脉主义下的城市生态建设一方面要求保持旧有城市风貌的延续与发展，另一方面是人的生存习性的存续和文化习俗的传承与关怀。北京的城市生态建设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化背景，既要体现古都的城市文化面貌，同时也要展现对人的惯习的尊重与关注。

二   北京城市生态景观设计发展特征

1）政治与经济特征。北京是中国的政治、科技创新中心和综合交通枢纽。北京具有重要的行政管理功能，同时作为科技创新的前沿阵地，聚集了大量的政府管理、科技创新和高学历人才。因而，庄重兼具活力的城市形象成为北京城市生态景观的基本面貌，既要展现开放包容，又要体现尊重与平等。景观设计也要配合城市交通统筹规划去繁从简，突出高效性和通达性。

2）文化与社会特征。北京作为一座有着三千年历史的古都，不仅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同时作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肩负着国家形象和文化传播推广的责任。这座城市中有气势恢宏的皇家宫殿、园林，又有浓厚的民俗文化、艺术传承。这里不同职业和不同社会阶层杂居聚合，因此具有着复杂的社会需求和价值观念，对城市景观的历史文化感和人文关怀性的需求更为迫切。

3）教育与艺术特征。北京拥有全国领先的教育水平和教学条件，同时也是艺术院校、科研机构、商业艺术机构最为集中的城市，学者、艺术家、民间工艺传承人、学生聚集于此。这些人审美水平高，接受新鲜事物快，对城市景观的人文性与艺术性具有较高的审美追求。

三   北京城市生态景观设计现状

凯文·林奇认为，“城市形态首先必须具有它应该表达的最根本功能, 即交通，主要用地划分，关键的焦点，普通人的愿望、欢乐，社区的感觉在此都能够表现得有声有色。更重要的是, 如果环境组织清晰, 个性鲜明, 那么市民能够向它传达自己理解的含义和联系, 这里因此才能成为一处真正的场所。”^[4]

城市生态环境与市民生活息息相关，城市生态设计的优劣不仅仅影响了城市的面貌与形象，更是直接影响了城市人的生活状态。城市生态设计是一个很大的范畴, 包含了城市中的绿地、街道绿化、林地以及湿地等生态系统，其中街道绿化和景观设计是城市生活中人们最频繁接触，同时也是最能直观体现城市形象和文化底蕴的窗口之一。因此在本文中我们主要讨论在设计学下城市景观和街道绿化的设计。

北京作为中国的首都，具有历史、文化、政治等多重身份，城市的生态环境和城市面貌在全国具有标杆和引领作用。长期以来，北京的空气质量和生态环境治理形势严峻，影响了城市可持续发展和居民的身体健康。国家一直以来重视生态建设，而且也取得了一定的建设成效。北京市园林绿化局的数据显示，从1981年开始，国家首次开展首都全民义务植树活动至2018年，30多年来城市绿化覆盖率由20.08%提高到48.44%，人均公共绿地面积由5.14 m²提高到16.3 m^2[5-6]；2016年由北京市园林绿化局会同北京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编制完成的《北京市“十三五”时期园林绿化发展规划》中提到：“新的时期作为生态文明重要载体的园林绿化作用更加突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的桥梁和纽带的功能更加凸显，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为首都园林绿化注入了新动力。”^[7]

总体来说，北京的城市生态景观规划以2008年为节点，2008年前为生态建设期，城市建设以建立相对完善的生态景观系统为目标。北京奥运会之后，市政府在景观设计的人文性方面持续发力，进入生态提升期，生态景观的功能也由“自然美”“生态美”向“艺术美”“文化美”逐步转变。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看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体对城市生态环境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要求城市的绿化美化，更对城市景观的文化性和艺术性抱有更多的期待。因此，城市景观规划要通过生态环境潜移默化地进行历史文化传播，将城市文化底蕴结合到城市生态建设中。

近年来，北京街道绿化植物的品种增多，总体数量也有所增加。但是大多数绿化项目中，只注重绿化植物的整体性，仍然缺乏局部形式上的美感（见图1）。现有的行道绿化带以冬青树居多，形式单一，缺乏造景设计，环境融合度较差，文化内涵缺乏，这种现状显然已不适合当下北京的城市定位和未来的发展规划。

图  1  北京某街道绿化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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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中国传统造园的启示

美国园林景观学者格兰特·W·里德在《园林景观设计−从概念到形式》中提到：“象征性的形式能给空间带来一定内涵，因为他们能增加一种神秘的色彩并且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4]他在书中提到的象征性的形式所带来的内涵，就是设计的表现激发出人们心中的联想与情感，而这种联想和情感与一个地区的人文历史紧密相连。

中国传统造园手法讲求空间的和谐美、秩序美，非常重视空间建构、景观要素创造和意境创造。意境创造是中国园林追求的高级目标，而最高的境界是“天人合一”。“天人合一”就是要求关注自然与人造物的和谐共生、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古代园林在意境创造上不仅讲究“呼形喝象”，同时还注重以“象”表“意”，注重“意”的涵养和“意”与“象”的构成关系。人与环境的关系既是历史文脉的传承，又是不同空间场域间的互动。文脉与场域交融在中国传统园林空间中表达得淋漓尽致。

北京拥有着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可供城市规划者们进行深入挖掘和研究，这是一个巨大的优势，也是一个重要的挑战。在北京城市生态景观系统中，如果将生态环境看作是一个整体，那么景观绿化就是贯穿这个整体的主线。同时，街道绿化可以看作是一个大的生态系统中局部的园林设计，根据不同的区域特点，营造不同的文化意境，使景观成为乡土社会与都市的一种融合剂和良好媒介。根据北京的特点，通过景观绿化设计为“乡土人”在城市中寻找文化之根和心灵的归宿。

此外，和谐的形式美和生态美也是一个高水平现代化都市的重要标志。传统的意境之美追求小中见大、曲径通幽、堆山砌石，通过审美主体和客体的互动，展现城市景观的人工美、生态美和生活美。因此，合理的街道景观绿化设计可以在潜移默化中传播城市的文化，不仅仅让人们在生活中感受自然之美，而且给予人们精神上的慰藉。基于城市属性，北京的城市生态建设应该探寻具有中国特色的传统美学与现代设计的结合，而最具有中国传统美学代表性的即是传统社会孜孜求索的“意境”之美。

二.   中国传统美学中的“意境观”

在我国古代“意境”与“意象”的概念就已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西方美学理论中也有对关于“意象”概念的讨论。

一   “意象说”与“意境观”

“意象”在中国古代诗歌文学中比较常见，是表现个体体味生活和思考人生的外在表征，是艺术的本体。而西方现代意义上的“意象”最初也属于文学理论范畴，而后发展成为不同研究语境下对外在的状态与性状的一种表达方式。

“意境”是中国古典文化中独有的一个概念，它侧重于情感的宣释与表达，“意境观”追求的是审美主体精神世界的充腴和旷达。叶朗先生在《说意境》中谈到“意境的美感，实际上包含了一种人生感、历史感。正因为如此，它往往使人感到一种惆怅，忽忽若有所失，就像长久居留在外的旅客思念自己的家乡那样一种心境”^[8]。

虽然，西方美学理念中无法找到完全对应的概念与意境相较，但从东西方的对生态环境的观察角度，“意象”或者“意境”却不约而同地成为艺术追求的高阶目标。两种学说相较而言，意境学说蕴含着更加丰富的文脉、隐喻主义观念，更能激发审美主体对审美客体的情感交互和文化认知。

二   “意境观”下的传统造物观念

意境是中国古典美学重要概念，很早就出现在中国文学批评中，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美学最重要的承载。唐代诗人王昌龄说，作诗要“处心于境，视境于心”^[9]，要求心与物相“感会”，景与意“相兼”“相惬”。宋代苏轼认为陶渊明诗的特点是“境与意会”^[10]。明代何景明在《与李空同论诗书》中提出“意象应”^[11]。清代画家笪重光在其著作《画筌》中使用了“意境”这一概念，他认为：“空本难图，实景清而空景观；神无可绘，真境逼而神境生。”^[12]王国维着重推举意境，并且细致探讨了“意境”这一概念，他在《人间词话》中说道：“沧浪所谓兴趣，阮亭所谓神韵，犹不过道其面目，不若鄙人抽出境界二字为探其本也。言气质，言神韵，不如言境界。有境界，气质、神韵，末也。有境界而二者随之矣。”^[13]正如王国维先生所言，他注意到了诗人创作时的主观情感，也注意到了主观情感和客观物境的相统一相协调，两者交融才能产生意境。

因此可见，“意境”需要物象和气氛的营造。例如茶道，需要在特定的环境和使用方法中才能产生特别的“意境”，也就是说这种“意境”的产生并不仅仅是一套茶具能产生的，更多的是使用环境和过程仪式感。

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引经据典地谈论了古今中外的诗与画。他认为，“诗和画各有它的具体的物质条件，局限着它的表现范围，不能相代，也不必相代。但各自又可以把对方尽量吸进自己的艺术形式里来。诗和画的圆满结合（诗不压倒画，画也不压倒诗，而是相互交流交浸），就是情和景的圆满结合，也就是所谓的‘艺术境界’”^[14]。

宗白华所说的“艺术境界”和“意境”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画和诗相互交浸，在相对纯粹的审美角度上能达到共鸣。讨论城市生态设计中的意境，这种“境”就应该是指设计结果本身的“物质属性”。评价这个“物理属性”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着手：设计创作（生产过程）和设计接受（使用过程）。从设计创作的角度上来讲，则需要设计将情感和设计结果本身的物理特性相融合，达到协调统一的状态；而从设计接受的角度来说，需要让市民在现代建筑环绕的环境中仍能感受到“意境”。这两个方面都指向了城市生态设计结果本身，即需要达到“情”与“物”的交融，也就是在景观绿化的小片区域中通过植物、山石、水系、气韵等元素组合构建出“境”，并且能够较为直观地表达人们心中对中国传统美学和乡土情怀的联想和情感。

三.   场所文脉下的北京生态景观设计原则

现代城市生态设计和古代园林景观设计在社会功能上有着近似之处，但也有着接受群体的差异。街道景观绿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理解为分散在城市中的微缩的生态园林，而这种生态园林更直接地面对大众的审视和批判。北京城市生态构建过程中存在着一对矛盾关系：一方面，北京地处北方，城市的文化底蕴和审美更加倾向于恢弘壮阔的“意境”；另一方面由于北京全局规划景观绿化区域通常以带状分布，较为狭窄，在空间和地形的双重限制下较难表现恢弘壮阔的意境，因此需要借鉴古典园林的营造方式，以小见大，以象表意。

“城市不但是成千上万不同阶层、不同性格的人们在共同感知（或享受）的事物，而且也是众多建造者由于各种原因不断建设改造的产物。”^[4]从场所文脉主义的视角来观察，社会转型下的北京聚集着各种各样不同身份和文化背景的社会个体，这些不同个体拥有着不同的诉求和生存危机感。这些社会个体包括本地京籍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而外来务工人员根据文化水平、知识结构、收入能力等因素可分为知识分子、农民工、个体商人、学生等不同身份。这些人面临着户籍、购房、升学、就业、机会平等性等多重诉求。不同诉求驱动下的社会个体对城市生态景观的要求在不断提高和变化。因此我们讨论意境在城市生态设计中的应用，在重拾中国文化传统中精粹的同时，也有着现实的社会意义。要将传统美学与现代融合，不能只是简单的形式借鉴，而要注重情景交融、形神贯通。在北京城市生态景观设计方面，我们可以在生态性、历史性、艺术性和人文性等方面作如下探索。

1）注重生态性的营造。在北京城市景观生态设计中，要注重在营造上师法自然，把自然的精华营造在方寸之间。在选择植物上，要因地制宜，注重景观的多样性和适应性。石楠、银杏、红花刺槐等树种在北京具有良好的适应表现，同时具有较好的季候观赏性，可以与现有树种进行结合，使城市视觉更加丰富。根据北京所处的温带季风气候的特点，按照花期合理布设不同生长期的植物。将落叶树种和常绿树种的比例调控在1.5∶1左右，有效满足北京遮阴和采光的城市需求。由此，使自然与人相通，形成良好的微观生态系统，使人和谐地融入自然。

2）注重历史性的涵养。在城市生态景观设计中，历史文脉是一个城市涌动的符号。在北京城市景观中，有机地融入历史文化的元素，用历史脉络贯穿生态景观的设计，营造出一种跨越古今的时空交互，仿佛现代与古代进行历史的对话。古人善于通过长廊、假山、流水来拟写自然山水，还注重“呼形喝象”，以“象”来表“意”。

因此根据北京不同时期历史建筑的特点，应对景观进行差别化设计和意象性的构建。例如在历史街区的景观规划中，选用铺地柏、连翘、迎春等低矮灌木形成高低错落的布局，一方面突出历史建筑主体的肃穆，另一方面使观者与历史保护建筑形成相对适宜的物理空间；另外，发展性保护对历史街区的生命力同样至关重要。因此，对历史街区周边的景观设计要注重主题性和互动性。人与景观的互动有利于场所的开放性。将街区的部分公共空间与休憩设施结合，还可以因地制宜地通过山水系、花草和亭阁等元素，营造出“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的意境。

3）注重艺术性的构建。中国传统造园手法讲求空间的和谐美和秩序美，通过空间建构、景观要素创造和意境创造，使人感受到自然之美和生活之美。在北京的城市生态设计中，通过花草的疏密错落，叠山造石，来营造艺术之美。采用主题式、对称式或边缘式等主体构景方式，善于通过借景、夹景、障景等手法来丰富城市景观的层次。在视觉方面注重主景与配景有机统一，主次分明，注重形式美与内容美高度统一。通过外像的匠心设计，融入具有隐喻的形态符号，以彰显北京独有的气质和神韵。

4）注重人文性的回归。在北京的生态景观设计中，要注重景观对人心性和情感的涵养与影响。景观设计要考虑自然性的贯注和艺术性的构建，还要重视社会性的融入和人文性的回归。城市景观设计的优劣影响着人对城市的认同感和自身的归属感，体现着人的价值和尊严。

明代造园家计成在其所著《园冶》中提到，“如方如圆，似偏似曲；如长弯而环璧，似偏阔以铺云”^[15]。这句话表明了园林营造要顺应环境，同时也表明了计成在园林营造中对意境的追求，追求意外之象，在引发人们情感的同时给人留下想象的空间。从苏州拙政园（见图2^[16]）的景观设计中，可以看出典型的江南园林的特点，通过层层叠叠的元素营造出幽静淡雅的意境。在北京街道中也有类似的设计（见图3），通过假山、松树和白墙上的窗棂元素，构建出了“闹市取山林”的意境。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中偶尔得见一隅，使人能够感受到陶渊明所说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心境。

图  2  苏州拙政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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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北京某街道景观小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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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　　语

“意境观”不仅在中国传统园林中普遍运用，在日本、新加坡等国家的城市景观中也能够看到。日本的大德寺瑞峰院（见图4^[17]）位于日本京都北郊，庭院中的枯山水，通过曲线的白沙、垒石和种满青苔的土壤的搭配，模拟了真实山水的“意境”。当然，这种匠心的日式枯山水设计需要消耗大量的人力维护成本，在城市街道中并不一定适用，不过这种通过造景来营造“意境”的方式值得借鉴。而位于“花园城市”新加坡克拉码头沿岸的皮克林宾乐雅酒店（见图5^[18]）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在有限空间进行景观设计的案例，它通过垂直绿化的形式为身处钢筋水泥都市的人们营造出山形水势的韵味，为紧张的城市生活增添了一丝情趣。

图  4  日本大德寺瑞峰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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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新加坡皮克林宾乐雅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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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下北京的文化语境下，北京的城市景观既与其他城市面临同样的问题，例如城市化加剧、环境污染、人口老龄化，同时又具有不同于其他城市的特征。意境概念的引入或许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但对于处在当下“乡土社会”转型阶段的人们具有重要作用。生态景观设计由于现实因素的种种限制和自身所具有的文化慰藉作用的局限性，在城市景观绿化中很难全部达到“意境”之美的境界。而城市景观又与个体的关系如此紧密和亲近，因此，我们在谈论“意境”概念的时候，不是仅仅做到形式上的“呼形喝象”，更要突出景观的传情达意，使社会个体感受到来自社会多个层面的尊重和认同。城市设计者必须清醒看到“场所”与“文脉”对于一个城市中的社会个体的重要作用。城市景观设计离不开文化的滋养和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时刻关注，城市设计者不仅要把目光着眼于城市个体日益增长的健康和审美需求，而且更应该关注人在当下的社会心理和价值诉求。在未来的城市生态建设中，城市景观必将承载更多关于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的功能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