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或者如我们对此领域的一个简化定义:通过文本分析探寻人与自然的关系)的深层根源, 在文学研究领域中可以追溯到很久以前。在从事此领域研究三十多年之后, 我虽然仍不能精准地确定生态批评的原始文本即其最初的来源, 但是我发现在关于《死海古卷》 《易经》或《奥义书》的古代评论中, 某些部分恰巧涉及到了自然的母题, 那么它们就可以被视为下列探索的先驱:21世纪对包含在蟾蜍、石头等的生命里的故事及在人类身体内找到的工业废物痕迹的故事的讨论; 在南非都市里的游荡者经历的文本表述; 以及语言的生态诗学, 从表面上看, 它既不是诗歌也不与非人类的环境相合拍。

生态批评有着古老的根源, 大卫·梅泽尔(David Mazel)的《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A Century of Early Ecocriticism^[1])追溯了近代原型生态批评的历史, 强调了1864年至1964年期间这一领域在英美的萌芽(1964年正值利奥·马克思(Leo Marx)的《花园中的机器》(The Machine in the Garden)发表, 这是对西方文化中田园主义的里程碑式的研究)。尽管已有以上研究, 本学科通常被认为产生于1970年4月22日第一个地球日之后, 是20世纪70年代学术界环境意识增强的产物。

威廉·鲁克特(William Rueckert)于1978年在《爱荷华评论》(The Iowa Review)上发表的《生态批评实验》 (Experiment in Ecocriticism)一文标志着有意识的生态批评研究的开始。然而, “自然写作” “生态女性主义文学研究”和“跨学科荒野问题研究”等领域的大多数美国学者起初并不认为自己是生态批评研究者, 这一状况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才有改观:彻丽尔·格罗费尔蒂(Cheryll Glotfelty) (当时名为彻丽尔·伯吉斯(Cheryll Burgess))向研究生和华莱士·斯特格纳(Wallace Stegner)等文学界知名人士发表了她那封至今有名的公开信, 号召建设生态社区。除此之外, 20世纪90年代中期, 她和哈罗德·弗罗姆(Harold Fromm)共同编著了《生态批评读本:文学生态的里程碑》 (The Ecocriticism Reader: Landmarks in Literary Ecology), 于1996年在佐治亚大学出版社出版。

这些往事都在米歇尔·巴拉涅夫(Michelle Balaev)与格罗费尔蒂教授于2012年的访谈中得以重述, 以《一个领域的形成:美国的生态批评———彻丽尔·格罗费尔蒂的访谈》为题发表在《美国环境保护与研究》 (PMLA^[2])杂志上。巴拉涅夫在她的访谈导言中提到, “《生态批评读本》的出现正值(生态批评领域)新一波浪潮, 这一点体现在同时期还出版了卡尔·克罗伯(Karl Kroeber)的《生态文学批评》 (Ecological Literary Criticism, 1994年)和劳伦斯·布伊尔(Lawrence Buell)的《环境想象》 (The Environmental Imagination, 1995年)(607页)。”

在这里, 巴拉涅夫所使用的“浪潮”一词很有意思, 因为它反映了在生态批评学科内有使用“浪潮” (或阶段)来措辞的倾向, 但是我认为“浪潮”这个隐喻也许不是描述一个发展如此迅速, 每5~10年就会经历一次明显新阶段的学科的最佳术语。我在2017年的文章《生态批评浪潮中的眩晕:对另一种撰史学隐喻的追问》 (Seasick Among the Waves of Ecocriticism: An Inquiry into Alternative Historiographic Metaphors)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 其中一些内容已包含在此文之中。此处我将简要回顾这段历史, 因为我不仅关注生态批评史的细节———学者的名字、出版物的日期和观点的演变, 还有生态批评家们和环境人文学者们所使用的语言以及体现这一领域发展特征的史学和主题涵义。有人可能会觉得很惊讶, 生态批评史上的这个主要隐喻(浪潮)在生态批评的初始阶段就被预测为一种自觉的学术运动。尽管鲁克特在他1978年的文章中创造了“生态批评”这个术语, 但直到1996年格罗费尔蒂和弗洛姆的文集出版之后, “生态批评”一词才真正被用来描述整个学科。彻丽尔·格罗费尔蒂对这本书的介绍很有影响力, 她比较了生态批评对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北美已经很显著地使用女权主义和多元文化批评方式进行文学研究的潜在重要性, 尤其对女权主义批评的“发展阶段”进行了详细分析:

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e Showalter)关于女权主义批评三个发展阶段的模式为描述生态批评的三个阶段提供了一个有用的模式。

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一阶段, 即“女性形象”阶段, 是对……的再现。女权主义批评的第二个阶段……是女性的文学传统阶段……。女权主义批评第三个阶段是理论阶段……(ⅩⅫ-ⅩⅩⅣ)。

尽管格罗费尔蒂用“阶段”这个词来描述肖沃尔特的女权主义批评史模式, 但大多数学者都将“浪潮”这个词与女权主义发展史相联系。第一次女权主义浪潮发生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之间, 它强调推翻男女之间法律上的不平等, 特别关注妇女的选举权; 第二次浪潮, 尤其在20世纪6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期间, 强调有关性别和女性社会地位的问题; 当前的第三次女权主义浪潮继续致力于实现第二浪女权主义的诸多目标。但在北美地区, 此次成就主要体现在妇女在学术领域和企业中的职位提升以及政治权力的扩大, 同时还出现了一种新的、以加强之前女权思想话语分析为核心的“物质女权主义”(material feminist)。正如斯泰西·阿拉莫(Stacy Alaimo)和苏珊·海克曼(Susan Hekman)在2008年出版的作品集《物质女权主义》 (Material Feminisms^[3])中所明确指出的, 由于承认男性和女性身体差异而导致的女性本质化的危险, 阻碍了20世纪80年代和20世纪90年代的物质研究方法, 同时又受到21世纪学者们研究人们在社会和物质世界中具体生活方式的真正差异的影响。阿拉莫在这个合集和她后来的《身体的本质》 (Bodily Natures^[4], 2010年)一书中, 清楚说明了不同个体对环境中污染物的身体本质反应的实际情况, 强调了物质研究方法的重要性。

尽管女权主义学者长期以来一直对其学科主流的“浪潮隐喻”的说法感到担忧, 但其他领域, 包括生态批评在内, 都用浪潮作为隐喻来描述相关历史发展。例如劳伦斯·布伊尔在《环境批评的未来》 (The Future of Environmental Criticism^[5], 2005年)一书中的序言:

虽然在文学研究领域中无法得出精确的环境批评模式, 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确定几条发展趋势线, 以标志生态批评从“第一波”到“第二波”到更新的修正浪潮或当今日趋明显的特征的演变。然而, 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区分不只是一种波浪性的、有区分的继承。实际上, 早期生态批评所掀起的大部分潮流目前仍然强劲, 而第二次的大多数修正浪潮不仅有继承, 还有与之前的冲突。从这个意义上说, “重写”(palimpsest)一词的隐喻要好过“浪潮”一词(17页)。

值得注意的是, 在布伊尔对这些宽泛的“发展趋势线”的定义中, 他对“第一波”和“第二波”的命名缺乏具体描述。此外, 他对浪潮隐喻的直接批评表明“重写”一词或许能够更准确地描述该领域的历史发展。当然, 即使是重写、反复改写的文本, 也不能精确地捕捉像生态批评之类的学科在不同历史阶段或模式下的重叠和相交, 但该术语至少隐含了阶段之间的实际同时性, 而不是错误地表现出一个互不相关的承继关系, 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 每个新阶段会对前一阶段有所删减和替代。

布伊尔在2005年的书中用浪潮隐喻来描述生态批评。不久之后, 我和乔尼·埃达姆森(Joni Adamson)在2009年的《美国的多民族文学》 (Multiethnic Literatures of the United States)中关于生态批评与种族的专刊序言中再次使用了这个词。在此, 我以简化的方式对第一波到第四波生态批评的主要方面进行还原、概括, 并简要回顾我于2010年发表的文章《第三次生态批评浪潮:对北美地区本学科在当前阶段的反思》。在描述该领域的所有浪潮时, 我尽量避免提及每一次浪潮的结束日期———换句话说, 浪潮这一隐喻在关于结束日期的表述上其实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浪潮是持续不断的, 其相关思想和实践在显著特征出现之后的若干年, 仍然是适用和有意义的。不管怎样, 在此先对我在2010年的文章中所描述的三个浪潮以及我最近注意到的第四次浪潮进行回顾(见《 ISLE:文学和环境的跨学科研究》2012年秋季刊的编者注)。

从大约1980年开始, 甚至在“生态批评”这个术语被普遍使用之前, 生态批评领域的研究已经开始了第一波的迅速增长(“第一次浪潮”)。这些开创性的研究倾向于关注非小说类文学(所谓的“自然写作”); 强调文学作品中再现的人类之外的自然(或“荒野”); 最初, 该领域主要倾向于研究美国和英国文学; “话语性的”生态女权主义研究是该领域内最具有政治倾向的子运动之一。

第二次浪潮大约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 当时该领域的研究开始延伸到多种文学体裁(甚至包括大众文化———有人称之为“绿色文化研究”); 所研究的作品和作者也越来越趋向文化多重性; 世界范围内的本地环境文学不断增长; 环境正义生态批评此时开始出现, 特别是2002年出版的《环境正义读本:政治, 诗学和教育》 (The Environmental Justice Reader: Politics, Poetics, and Pedagogy^[6]); 生态批评的语境范围从农村和野外扩大到城市和城郊。

在2009年《美国的多民族文学》夏季特刊的前言中, 乔尼·埃达姆森和我重点关注了近期生态批评实例中比较文学研究者的倾向, 此种研究———跨国别文化和跨民族文化的比较, 可以追溯到2000年左右。后来我开始描述其他的显著趋势:全球地域概念之间的融合与紧张(“生态世界主义”, 厄休拉· K·海斯的《地方意识和星球意识》 (Sense of Place and Sense of Planet^[7])和新生物区域开发论(如汤姆·林奇对“嵌套”生物区域的讨论^[8]); 对“物质”生态女权主义和多元性别方法(包括生态男权主义和绿色酷儿理论)的日益强调; 对“动物性”(进化论的生态批评、动物主体性/代理、素食主义、非人类物种的公平性和后人文主义)的强烈兴趣; 来自该领域内的批评(例如达纳·菲利普斯(Dana Phillips^[9])和迈克尔· P·科恩(Michael P. Cohen)的评论^[10])为日益复杂化的生态批评做出了贡献; 生态批评行动主义的各种新形式(如约翰·费尔斯汀(John Felstiner)用诗歌作为环境参与的一个手段)。

2008年, 斯泰西·阿拉莫和苏珊·海克曼出版了《物质女权主义》一书, 其中包括阿拉莫的“跨物质女权主义和自然的伦理空间”一文, 她的研究生动展示了人体如何在本质上嵌入物质世界, 文学文本如何阐明我们的身体和地球之间所传递的物理现象的物质和伦理意义。

在2012年《 ISLE:文学与环境的跨学科研究》^[11]的秋季刊的编者注中我提到, 生态批评家越来越倾向于关注“空间、过程、力量和经验等环境的基本物质性”研究, 成为新的“生态批评的第四波浪潮”。这一点很快在塞仁娜拉·伊奥凡诺(Serenella Iovino)和瑟普尔·奥伯曼(Serpil Oppermann)在2014年出版的《物质生态批评》(Material Ecocriticism)^[12]一书中得到体现。

作为一个经常为从大学生到政府官员等各种听众解释生态批评研究的学者, 当我试图厘清过去30年来这个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时, 我发现浪潮隐喻简便有用。然而, 我也吃惊地发现, 现在有一种趋势, 要将生态批评微观历史化, 以审视其短期的(1980—1995年、1995—2000年、2000—2008年、2008—2012年)细微变化和分歧。

作为该领域的评论家, 我在自己身上观察到了这些习惯, 也在同事中看到了这样的做法, 他们的文章试图描述生态批评的范围和发展, 比如厄休拉· K·海斯(Ursula K. Heise)的《生态批评漫游指南》 (The Hitchhiker’s Guide to Ecocriticism^[13], 2006年), 洛雷塔·约翰逊(Loretta Johnson)的《绿化图书馆:生态批评的基本原理和未来》 (Greening the Library: The Fundamentals and Future of Ecocriticism^[14], 2009年), 安德里·亚坎贝尔(Andrea Campbell)的《超越宇宙未来的阅读:对生态批评未来的展望》(Reading Beyond a Universal Nuture: My Hopes for the Future of Ecocriticism^[15], 2010年), 以及格雷塔·加德(Greta Gaard)的《生态女权主义的新方向:向着更多的女权主义生态批评》 (New Directions for Ecofeminism: Toward a More Feminist Ecocriticism^[16], 2010年)。

除了对生态批评的多波浪潮或分支进行细致分析外, 还有另一种研究方法, 表现在肯·希尔特纳(Ken Hiltner) 2015年的《生态批评:基本读本》 (Ecocriticism: The Essential Reader^[17])中。这本书分为两大部分, 分别题为“第一波生态批评”和“第二波生态批评”。但是除了提到“第一波”发生在1996年《生态批评读者》(The Ecocriticism Reader^[18])出版以前, “第二波”发生在此之后外, 并没有任何特别的理由来划分所选的文本。

希尔特纳较为准确的关于生态批评第二波浪潮的特别之处是他提到, 最近的一波浪潮包含了诸如环境正义及规模等话题, 同时, 第二波浪潮“明显是从理论角度出发去研究环境问题”(132页)。

但是, 这里明显缺少的是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将生态批评放在一个更宽泛的、跨学科的“环境人文”框架下的研究。虽然内华达大学从1995年到2002年一直是环境艺术与人文研究中心所在地, 但“环境人文”这一词汇和概念似乎是在2010年才逐渐流传, 直到2012年托姆·万·多恩(Thom van Dhooren)和戴博拉·布德·露丝(Deborah Bird Rose)创办的澳大利亚杂志《环境人文学》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出现, 这一说法才明显确立。

鉴于目前环境人文学科迫切需要承认, 也确实从与“环境哲学、环境历史、生态批评、文化地理学、文化人类学和政治生态学等跨学科的联系”中受益(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环境人文学院的主页上, 《什么是环境人文学?》一文对这一领域进行了描述)。在21世纪已过去近20年后的今天, 我认为应该重新考虑生态批评史学研究这个几乎是偶然从女权主义中继承下来的浪潮隐喻。重新考虑的目的不是要立即采用与之类似的别的同样有限制和曲解可能的隐喻, 而是希望对如何描述生态批评发展变化的特点以及该领域与姐妹学科的交集进行反思。

在2013年秋天为华盛顿大学“环境人文学的未来”研讨会做准备期间, 我开始考虑生态批评在历史上的替代性隐喻。在会上我有机会与劳伦斯·布伊尔、格雷格·加拉德、乔治·汉德雷、厄休拉· K·海斯等领军人物, 以及即将成为同事的包括艾利森·卡鲁思和杰西·奥克·泰勒等人进行交流。在此之前, 我与爱达荷大学的同事(包括安娜·班克斯、艾琳·詹姆斯和詹妮弗·拉迪诺)以及爱达荷州莫斯科市每月一次的生态批评阅读小组的其他成员也进行了交流。我问阅读小组成员:“比起浪潮隐喻, 哪些隐喻可以让我们把生态批评置于更广阔的历史和学科视角之中?”刚刚在华盛顿州立大学完成了动物诗学博士学位论文的亚伦·莫(Aaron Moe)提出了“分形”(fractals)(自我相同的模式)的概念, 重在突出文本和哲学研究在思想和词汇方面的可比性。专注从事瑜伽哲学与实践研究的安娜·班克斯(Anna Banks)提出“斯潘达” (spanda)一词, 暗指宇宙的原始振动, 以提醒人们所有的生态批评方式都与存在于最深层的律动和渴求构成一种共鸣———但也许这样的说法有点过于宽泛而不够实用。

图卢兹大学访问学者温迪·哈丁(Wendy Harding)半开玩笑地提出“机场航站楼” (airport terminals)的隐喻, 因为生态批评者(她可能特指我)不仅常常花很多时间到遥远的各地奔波, 倡导人们的环保意识, 同时这个词也是对布伊尔将生态批评描述为一种“不同行为之汇合”的声援(《未来》, 11页)。她还提出将生态批评比喻为“一栋有许多房间的房子”, 让人想起托妮·莫里森最近的小说《家园》(Home)中的一些说法。这些各式各样的隐喻成功解体了只有浪潮隐喻可以代表生态批评的模式, 揭示了该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关系。但是, 这些隐喻都没能完全捕捉到生态批评的元学科和跨学科的涵义(the sense of meta- and trans-disciplinarity), 以及我一直在追寻的与时俱进的概念。

我反复思考了思想家们如何理解他们所属的历史时代以及新时代过渡期这个基本问题。1962年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的《科学革命的结构》 (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一书就是相关核心研究之一。在“对危机的回应”一章中, 库恩写道:

我们假设危机是新理论出现的必要先决条件, 并质询科学家如何应对危机的存在。… …科学家们对已有理论的拒绝常常不仅仅基于对此种理论与当前世界的比较。拒绝一种范式的同时总是会接受另一种范式, 此间涉及对两种范式与自然及与彼此的比较。

尽管出现过如2010年的“艾斯托克-罗宾斯克事件”(Estok-Robisch Affair)之类的小型突发事件, 将理论的和反理论的生态批评相互对立起来, 但是大多数情况下, 生态批评的变化还是一种演变的、发展的过程, 而非革命性的突然变革。如果我们停止微观历史考察, 不再将该领域内每一简单变化都描述成一个独立的时期(正如我如上所述), 我们也许能对该领域进行范式化思考。生态批评的历史“全貌”可能大致是这样:

1) 原型生态批评(如大卫·梅泽尔在《早期生态批评一百年》中所述, 涵盖包括北美在内的对世界各国文学的自然主题的研究, 以及对本领域在1864年梅泽尔的研究开始以前的相关研究的肯定):自然写作研究。

2) 1970年(地球日)到21世纪初环境运动期间的生态批评模式:对环境危机的响应。

3) 从环境史到生物保护学, 生态批评与众多姐妹学科共存及互相交织不断认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环境人文学”的跨学科发展(危机加剧———关注气候变化的时代)。

我在文章开头提到, 可能有一些古代的释经研究涉及到自然现象, 反映了人们对环境伦理和空间感知的认识———这些研究可被看作是生态批评想象的最早暗示。然而, 正如梅泽尔的论述以及乔·莫兰(Joe Moran)在《跨学科性》 (Interdisciplinarity^[19])中所描述的, 将生态批评的出现视为一个与19世纪中期现代文学批评同时发生的过程也许更为合理(2010年第2版)。

那么有人可能会说, 早在保罗·克鲁岑(Paul Crutzen)提出将“人类世纪”作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术语之前, 我们所认为的生态批评的全部研究已经开始, 这一时代在乔治·朱金斯·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1864年的《人与自然:或被人类活动改变了的自然地理》 (Man and Nature: or, Physical Geography as Modified by Human Action^[20])一书中有初步阐释。

在我看来, 以上所述的生态批评的宏观历史概要, 是一个领域逐步拓宽和汲取各方力量与精华的稳定发展过程———包括从个体学者对某个具体文本的细读和分析, 到在某个文化和生态背景(和危机)中选择这些文本, 再到鉴赏文学文本和同源学科中不断出现的思想之间的对话。我所想象的这个隐喻不是浪潮、重写、斯潘达或是一个有许多房间的房子, 而是一个巨大的学术排水系统(a vast intellectual drainage system)或流域(watershed), 涵盖了生态批评本身各种早期和近期的发展演变, 在此流域中还有表现其他较小分支的学术、艺术及行动主义的溪流, 它们彼此合并以形成更宽阔、更湍急的潮流, 与其他思想体系汇合, 最终倾入“环境研究”的大海之中, 包括了人类为了解自身在此星球上的位置所做的全部努力。在这个流域中, 多条支流与干流汇合, 最终在“入海口”汇入大海。这不正是目前我们作为环境人文学科研究者的学术环境吗?

也许是因为生活在爱达荷州, 这里有洛克萨河(Lochsa)、塞尔韦河(Selway)、克利尔沃特河(Clearwater)、萨蒙河(Salmon)和斯内克河(Snake), 它们及各自的支流都汇入更大的哥伦比亚河, 最终流入太平洋, 所以我的脑子里有着河流分布的意象。我在西雅图举办的2013年研讨会上就这篇文章演讲时, 会议主持人布伊尔教授询问听众是否有问题, 会场立刻爆发了讨论。一些听众赞同这个河流隐喻, 另一些则积极提出我还没有想到过的其他方案。有人提出将生态批评和相关领域想象成语言和思想的织锦, 经纱纬丝将不同的领域织在一起, 制成一幅美丽的有内在联系的织锦, 来展现人类对归属于这个世界并理解这种归属感的渴望。尽管我很喜欢用水流运动描述生命运动的隐喻, 但我也非常喜欢织锦的说法———我相信我也同样会接受其他各种史学隐喻中恰当的部分。

除了考虑和重新考虑史学隐喻之外, 也应该对构成“环境人文学”这一多学科集合体的各种不同学科之间重叠关系的倍受关注的隐喻进行讨论。正如难以确定生态批评分析首次出现的时间点一样, 确定学者们何时开始使用“环境人文学”这个术语也是一个挑战。我1995年到2012年在里诺的内华达大学英语系任教, 刚到内华达我就建议成立一个新的“环境艺术和人文中心” (Center for Environmental Arts and Humanities)。在此之前, 我从没听说过“环境艺术与人文学”这个词———我认为, 我至少在促成一个新的学术机构的建立, 研究从人类学和视觉艺术到文化地理和宗教研究等一系列姐妹学科。2010年左右, 我开始听到“环境人文学”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这一术语在同行学者们, 尤其在美国和澳大利亚普遍使用。2013年12月, 詹妮弗·汉密尔顿(Jennifer Hamilton)在“谈话”网络论坛上发表了题为《什么是环境人文学?》^[21]的文章, 她这样写道:

此领域学者通常的研究假设是, 传统上对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区分是虚构的。的确, 研究气候变化的科学表明, 人类活动与共存于地球上的所有东西不可分割。

这种说法的含义之一是, 21世纪初的人类生活在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状态下:在逻辑上, 我们知道自己的生活与地球的其他部分密切相关, 而现实中, 我们却好像活得很独立, 我们的行为仿佛没有造成什么生态后果。我们现在的环境人文学科正力求探索这些交叉点, 培养一种新的对(逻辑与现实)相互关联的文化敏感性。这并不是一项全新的工作, 美国作家斯科特·罗素·桑德斯(Scott Russell Sanders)等环境作家和艺术家们在此领域的研究已有数十年。桑德斯在他有名的《为自然发声》 (Speaking a Word for Nature^[22])一文(首次发表于桑德斯1991年的《宇宙的秘密》 (Secrets of the Universe)一书中, 后转载于《生态批评读者》)中写道:

无论我们现在过着什么样的都市生活, 无论我们对自然已经多么浑然不觉, 我们其实不过是动物的一员, 是有血有肉有骨骼的双腿动物, 依赖这个充满生命的地球维持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呼吸需要借助树木的气孔进行循环, 我们的食物生长在泥土之中, 我们的身体会变老衰弱。“没错, 当然”:我们都会点头认同。生态学的福音虽已成为人们的学术常识, 却还没有成为情感上的共识。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 大多时候, 自然仅是窗格、屏幕或照片中的存在。我们并没有通过身体感受到有机的自然网络, 而这才是它应有的存在方式(《生态批评读者》, 194页)。

环境人文学的目的就是将各学科以宽松的形式集合在一起, 作为一个学术和艺术团队, 帮助人们在学术和情感上理解我们在这个“有机网络”, 这个地球生命之网中的存在。为了理解环境人文学的多学科研究, 一定程度上要求我们用一种隐喻的方式思考在环境批评、环境历史、环境哲学以及这种“多学科”中的其他学科所探讨的各种主题。

公元前1世纪中叶的印度佛教文本《四法印》 (Udana)中用“盲人和象”的寓言形象再现了这样一种对世界的探索方式:我们每个人了解多层面的现实都是不完整的, 因此我们可能仅仅从对大象的鼻子、尾巴或象牙等部分的感知去认知大象的整体。同样, 我们也面临这样一个趋势, 需要借助环境人文学这样的学术现象去探索和理解人类与非人类世界在时间的推移(历史)中、在文化文本(批评)中或者在一种智慧建构集成(哲学和宗教)中的相互作用关系, 并非将此领域作为内在跨学科的运动, 而应作为一个统一的学科集合体。

也许思考对此领域的基本特征加以描述的一个好办法是直面下面的挑战:如何让学生学习这一领域。近几年来我一直在教授环境人文学, 我根据以下4个方面来安排课堂内容: ①物质性(Physicality); ②意义(Meaning); ③正义(Justice); ④关联(Engagement)。我相信还有很多其他方法来构建这样的课堂, 但对我来说, 到2018年的今天, 这4个方面仍然能够代表这个庞大复杂的领域内的可行和重要的维度。我发现将主要的教学主题与我计划与学生们分享的指定书目结合起来大有裨益。2017年秋季, 我在环境人文学研究生的研讨课程上用到了以下出版物, 与上述4个方面相关联。“物质性”方面, 我要求我的学生们阅读杰弗里·杰罗姆·科恩(Jeffrey Jerome Cohen)主编的《棱柱型生态学:超越环保生态理论》 (Prismatic Ecology: Ecotheory Beyond Green^[23], 2013年)、爱德华多·科恩(Eduardo Kohn)的《森林如何思索:走向人类之外的人类学》(How Forests Think: Toward an Anthropology beyond the Human^[24], 2013年)以及塞雷内拉·爱维诺(Serenella Iovino)和塞尔皮尔·欧曼(Serpil Oppermann)的《物质生态批评》 (Material Ecocriticism^[12], 2014年)。这部分的教学目的是强调环境人文学对我们理解与非人类世界的物质联系的指导作用。“意义”方面, 这部分的教学致力于思考环境人文学科的研究范例对信息处理和理解发生在我们身边的复杂的人与自然的相互作用, 例如亚莉克莎·魏克·万·莫斯纳(Alexa Weik von Mossner)的《情感生态学:移情、情感和环境叙述》 (Affective Ecologies: Empathy, Emotion, and Environmenal Narrative^[25], 2017年)。在“正义”部分, 我们阅读了伊丽莎白·德罗格蕾(Elizabeth DeLoughrey)、吉尔·迪得尔(Jill Didur)和安东尼·卡里根(Anthony Carrigan)的《全球生态和环境人文:后殖民方法》 (Global Ecologi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Postcolonial Approaches^[26], 2015年)节选, 以及萨拉·茄克·瑞和杰伊·斯芭拉的合集《缺陷研究和环境人文:走向生态障碍理论》 (Disability Studies and the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Toward an Eco-Crip Theory^[27], 2017年)。最后, 关于环境人文学相关的各种形式的“关联”(或学术行动研究), 我们阅读了一系列致力于研究“流动生态学” (Ecologies of Mobility)(交通)的文章, 均发表于2017年冬季刊的《ISLE:文学和环境的跨学科研究》上, 除此之外, 还有安东尼娅·梅纳特(Antonia Mehnert)最近的《气候变化虚构文学》 (Climate Change Fictions, 2016年)的节选。我们也通过阅读玛丽贝思·加斯曼(Marybeth Gasman)的《学术走向大众》 (Academics Going Public^[28]), 不仅从学术兴趣, 更从社会相关性角度来思考环境人文和其他学术形式之间的关系。在最近的一次环境人文学课上, 我不但要求我的学生们撰写正式的学术论文, 而且还要求他们根据自己的学术研究撰写新闻稿或专栏文章, 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研究突破我们惯常的学术活动, 让更广泛的受众获益。

要像我以上提到的那样, 在研究生研讨课程中将各种不同学科以连贯的方式联系在一起是非常困难的。同样困难———也许更加困难的, 是描述世界各地的不同文化如何与环境人文学研究相结合。我完全理解, 在中国, 生态批评和环境人文学总体而言看起来可能与北美的认识有很大不同, 但我也同时认识到, 我们都是这同一个“学术运动”中的一部分, 都为深度了解我们在地球上的位置而做着类似的工作。我们可以这样想:尽管一头大象由不同的身体部分组成(象鼻、象尾、象耳、象脚、象身等), 但在大象活动时, 所有部分都会遵循一个基本的运动方向。对构成环境人文学的各学科来说, 这是同样的道理, 对于世界各地为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的学者来说也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同类性与同向性在约翰·帕勒姆(John Parham)和路易斯·韦斯特林(Louise Westling)的新书《全球文学与环境史》 (A Global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d the Environment^[29], 2017年)中有所阐述, 其中提到了英国、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印度、瑞典、日本、德国、爱沙尼亚、西非地区、巴西, 当然还有中国。篇幅所限, 本文不再深入探讨中国在环境人文学科方面的贡献, 但我在其他文章中有所论述, 包括2012年发表在《今日中国社会科学报》上的“中国生态批评与环境文学中的里程碑” (Landmarks of Chinese Ecocriticism and Environmental Literature^[30])。

如前文所述, 我在此的目的不是要提出某个终极隐喻来描述生态批评和环境人文学的起源与走向, 而是要强调所有史学和主题隐喻的人为性和更多的可能性。当我们顺着当前这波环境人文学研究浪潮继续前行的时候, 我们要记住, 这股潮流也可能最终撞向某一块暗礁(一个激进的新想法、一次可能的合作、一场社会性或物质性危机), 然后被卷起, 拍碎在某一遥远的海岸, 它落下的水花又会散落进紧跟上来的无尽的层层波浪之中。尽管有时面对关于本领域研究的各种隐喻我会觉得眼花缭乱, 但对替代性隐喻的寻找常常将我带回浪潮隐喻和大象隐喻, 但或许每一次都会比之前多了几分谨慎和自我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