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alue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Measures of National Parks based on Multi-Stakeholder Selection: A Case of Wuyishan National Pa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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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基于利益认知的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建设中多元利益相关者的生态系统意义认知、利益界定与国家公园潜在管理规则评价进行研究。研究发现：①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赋予明确而不同的意义，学者与管理者的观点和国家公园管理目标较为一致；访客与社区居民关注个人利益。②居民生态系统价值认知依赖于生计重要性判断，生态系统管理诉求建立在对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的对比上。③利益相关者对约束力不同的潜在规则持不同态度。基于研究结果，提出构建动态“协商空间”，在协商中尊重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意义的认知差异，引导不同利益相关者认知趋同，提高规则合理性与执行度，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稳健性。Abstract: Through a social survey, we applied a social-ecological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benefit perception to analyze multi-stakeholders' recognition of the meaning of ecosystem, the definition of benefit and their attitude towards potential management rules under national park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interview with scholars, managers, visitors and community residents, we find tha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have explicit but differ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same ecosystem. Scholars and managers hold a macroscopic vie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which transcends individual benefit, while visitors and residents focus more on direct, personal benefit. Residents engaged with different livelihoods assess the importance of ecosystem services based on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production and everyday life, and the temporal change of rules. Livelihood priority determines the meaning of ecosystem and residents have the request of converting ecological and cultural values to economic benefit. Their requests for ecosystem management reflect their expectation of perceived benefit, based on their judgment on the current management of the realised benefit. Stakeholders have agreement on the rationality and feasibility of rules which work for the spacious area and restricted mass behaviour; however, scholars and managers are cautious in judging rules to restrict the utilization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residents have the potential of violating these rules. Therefore, we believe that stakeholders' attitude towards benefit sharing rules depends on whether the application of rules affects their prioritised ecosystem meanings. Based on this understanding, we propose a dynamic negotiation space to guide cognitive convergence among stakeholder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ir acceptance of rules and to guarantee the robustness of the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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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social-ecological system /
- stakeholder /
- benefit perception /
- benefit sha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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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公园作为一种自然保护地，是边界清晰的地理空间，也保有提供多样化的生态系统服务的自然资本[1-2]。我国正在开展国家公园体制建设，试点区须在空间上和管理体制上整合原有保护地，按照保护目标进行功能区划，以便在空间内管理对生态资源具有不同需求的利益相关者。
我国近年来在公共自然资源保护实践中，注重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利益的取得和分配[3-4]，逐渐从社会认知的角度来鉴别其保护行为动因[5-6]。有研究者引入社会-生态系统分析框架，弥补传统生态系统服务和资源管理研究中重经济价值评估[7-8]，轻社会选择和利益相关者认知的不足，从行为学角度来帮助解决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题[9]。
有研究者指出，价值认知研究的重要性首先在于认知影响利益相关者对利益分享规则的接受与否[10-16]。在资源管理中，如果利益相关者认为某项生态服务重要，就意味着他们觉得这是一项需要在规则中维护的利益[10]；如果想要避免利益分享规则被不断质疑，导致社会-生态系统缺乏“稳健性”，就需要促使不同利益相关者找到共同利益，或存在利益分歧时推动协商和调和认知差异，以形成可以被多个群体接受的规则[11]。在制定资源使用规则时，如果能够了解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认知，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设计出让其支持的利益分享方案，引导行为[7, 12-15]，满足自然资源管理中利益分享的公平和可持续目标[16-18]。
依据上述理论，本研究将武夷山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利益相关者生态服务诉求的社会-生态系统，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动态发展为背景，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开展利益相关者利益认知研究，分析他们对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国家公园功能、生态系统管理与国家公园管理规则的评价，系统了解其价值取向差异与利益界定原因，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公园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分享规则的协商机制。
一. 研究区域与研究方法
一 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概况
根据笔者2016年实地调研，由福建省武夷山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提供的资料显示，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总面积为982.59km2，包括国家级风景名胜区(64km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565.27km2)和九曲溪上游保护地带(353.32km2)(见图 1)。试点区目前保证了九曲溪流域的生态系统完整性，包含了中亚热带原生性森林生态系统5个植被垂直带谱，囊括了丰富的物种和丹霞地貌。原有保护地经过空间整合和协同管理，将4个县(市)5个乡镇25个行政村纳入国家公园范围，涉及人口约22969人。
二 研究方法
本文以自然保护地管理部门、政府行政机构、学者、游客与社区居民为国家公园利益相关者进行研究。笔者于2016年6—7月对武夷山市农业局、林业局、茶叶局、旅游局、财政局、城乡规划局、国土资源局、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武夷山国家旅游度假区管理委员会人员，以及11位在武夷山地区从事过研究的在京与在闽学者，进行了结构化问卷调查，其研究领域涉及自然保护、生态旅游、自然资源管理、风景园林等。
2016年7月18—26日，以结构化问卷与半结构化访谈方式进行了社区入户调查，共涉及6个乡镇30余个行政村，包括自然保护区内隶属于建阳市的部分居民(见图 1)，共访问383户，以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及九曲溪上游居民为主，也包括非法定保护地域但在武夷山市行政边界内的居民，以便反映完整的生态系统对居民生计的影响以及国家公园的辐射功能。
2016年7月25—31日，在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主景区对游客以结构化问卷方式开展了随机调查，被访问人群完成至少一次游览。共发放、回收问卷398份，其中有效问卷394份。
笔者依据一个简化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19]理论，绘制图 2。在图 2显示的框架中，利益相关者(B)赋予生态系统以特定意义(d)，认为保护某个或某些生态系统服务可以带来利益；不同利益相关者所认知的利益未必都能被同等重视，因此规则制定者(D)需要促进不同群体之间的理解，以推动利益优先次序(e)来确定协商利益的分配(f)[20]，促进正式或非正式的利益分享机制作为管理工具(C)，规范利益相关者行为(g)以带来持续利益流(h)；规则在指导行为时作用于生态系统(A)，让利益相关者得到现实利益(b)，并与基于利益认知的感知利益(a)比较，从而判断规则成效，形成下一轮规则诉求。在这一从利益认知到规则认同并执行的过程中，社会-生态系统作为开放系统，政策变动(i)、生态系统波动(j)以及利益相关者变化(k)等系统外干扰同样可以引起利益相关者需求变动[21]。研究在这一分析工具基础上提出，在利益优先级确定和规则制定时，一个合适的协商空间可以帮助引导和规范资源使用者行为，从而促进社会-生态系统稳健性[22]。
本研究设计的结构化问卷从以下3个方面研究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认知与规则认同：
1) 意义认知，即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的选择和排序。生态系统服务类型基于新千年评估[23]、既往研究[7,11-12]、实地预调查及学者讨论，涵盖供给服务(包括粮食种植、茶叶种植、森林采集、淡水、木材、养蜂)、调节服务(净化空气、气候调节、水分调节、土壤调节)和文化服务(美学价值、本土文化、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共15项，配有图片辅助受访者理解。受访者需从中按重要程度选择5个服务并排序。数据分析采用加权打分法，被选为1~5位的生态服务被分别赋予5~1的5个得分，未被选择为0分，记为Si，分别对应一个选择频率fi，从而得到每一个生态服务加权总分$\sum\limits_{i = 1}^{n = 6} {{S_i}} {f_i}$。
2) 利益认知，即对国家公园实体功能的认知。根据国际共识和我国自然保护地多年的管理目标，笔者提炼出7项功能：保护生物和环境，环境教育，科学研究，增加旅游、娱乐、休闲机会，提高当地居民收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社会进步。这7项功能囊括了保护和科研、游憩、环境教育等公益功能，并从人口和生计现状考虑，包含国家公园附近居民收益和其所在地区域发展。但是，研究设计本身不以带动区域发展绑架国家公园保护功能，而是将区域可持续发展作为促进保护的协同因素，分析采用加权打分法，被选为1~7位的功能被分别赋予7~1分，对每个功能根据将其排在不同顺序的人数进行加权得到任一功能的平均得分，据此得到某一利益相关方对功能的排序。
3) 对国家公园管理规则合理性和可行性的判断。根据国家公园“保护为主，全民公益性优先”的原则，拟定15条涉及资源使用和公园利用管理的禁止性条款，供受访者从合理性与可行性两个角度逐条判断。具体包括：①禁止机动车进入国家公园核心保护区；②禁止污染水体、空气和环境；③禁止采摘花木、采集生物、矿物等标本；④禁止随意进行野餐、垂钓、游泳、攀爬、引火；⑤禁止喂养野生动物、放生外来物种、弃养家养动物；⑥禁止污染、破坏各种标志；⑦禁止无序扩张茶树种植范围；⑧禁止无序扩张果树等经济林木种植；⑨控制茶树种植中使用杀虫剂和农用化肥；⑩控制果树等经济林木种植中使用杀虫剂和农用化肥；B11控制农田使用杀虫剂和农用化肥；B12控制采集时间、限制采集地点来采集蘑菇；B13控制采集时间、限制采集地点来采集药材；B14控制采集时间、限制采集地点来采集竹产品；B15控制采集时间、限制采集地点取用生活生产用水。分析采用加权打分法，对合理且可行赋值5分，对某一角度无法判断(说不清)赋值3分，对不合理且不可行赋值1分，根据做出每一种判断的人数进行加权平均，得到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每一规则的态度得分。
社区半结构化访谈除基本的人口和经济信息外，针对生态系统管理现状认知与对未来国家公园管理的期望，从利益保障角度设计问题，其中开放式(定性)问题，通过受访者叙述提供信息，封闭式(定量)问题，一般回答“是”“否”或“不知道”。数据分析主要进行针对选择差异的交叉表分析与卡方检验，通过对封闭式问题予以量化编码，以均值和频率为基础，在SPSS中进行。对开放式问题进行话语分析，提取主要信息编码进行转述和归纳。
通过对多元利益相关者进行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与功能认知研究，以及深入社区针对不同生计类型人群考察关键利益相关者对国家公园管理与生计发展的需求，主要目的为：①分析不同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取向差异、利益认知及其可能原因。②分析可能的保护地关键政策变动对利益相关者在“利益”预期上的影响。③构建促进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认知趋同的协商空间。
三 社区利益相关者基本信息
研究访问383户中男性受访者316人，女性67人；年龄以40~59岁最多，占68%；70%的受访者达到初中学历；57%的家庭年收入在10万元以上；80%受访户家庭总人口数在3~6人之间。随着家庭人口总数增加，家庭劳动力人口比例下降。
受访者家庭收入来源主要包括生产经营收入、工资收入和福利性收入。生产经营收入比例一般达到70%以上，因作物种类和从事项目不同差异较大，经济作物价格波动较大，稻米、烟叶等因政府收购价较为稳定使得年际波动相对较小；工资收入与福利收入年际波动相对较小。
根据家庭主要生计来源(占家庭年收入50%以上)，本研究将调查样本依据生计类型分为茶叶种植、水稻-烟叶轮种、林业/其他种植养殖、民宿/非农产业4大类，涉及家庭户数分别为221、69、38、52户，有3户未提供收入情况，茶叶种植家庭中高收入比例最高(见图 3)。
二. 研究结果
一 国家公园生态系统服务选择与功能认知
不同利益相关者对15项生态系统服务的重要性评价经卡方检验，对养蜂评价一致最低，对其他选项评价均存在显著差别。从相对最高评价看(见图 4)，学者选择美学价值、本土文化，管理者选择气候调节、土壤调节、科学研究，访客选择净化空气、环境教育、生态旅游，社区居民选择粮食种植、茶叶种植、淡水供给。从最低评价看，学者选择粮食种植、森林采集、木材供给、净化空气，管理者选择茶叶种植、美学价值，访客选择淡水供给、水分调节、土壤调节，社区居民选择气候调节、环境教育、科学研究。
从重要性前5位的选择与排序差别看(见表 1)，学者与访客重视文化服务，学者是唯一将科学研究放到前5位的群体，访客是唯一将环境教育放到前5位的群体；社区居民最为重视供给服务，看重粮食种植、茶叶种植与淡水供给，而访客没有选择任何供给服务；只有管理者与访客将调节服务置于前5位，分别是气候调节和净化空气。被所有利益相关者置于前5位的是本土文化与生态旅游两个文化服务。
表 1 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排序排序 学者 管理者 访客 社区居民 1 美学价值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 茶叶种植 2 生态旅游 本土文化 净化空气 淡水供给 3 茶叶种植 科学研究 本土文化 生态旅游 4 本土文化 淡水供给 美学价值 粮食种植 5 科学研究 气候调节 环境教育 本土文化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的生态服务重要性评价差异显著地体现在供给服务(粮食种植、茶叶种植、森林采集、淡水)、土壤调节和生态旅游(见图 5)。从不同生计人群组内选择看，茶叶种植家庭选择茶叶种植、淡水；水稻-烟叶轮种家庭选择粮食生产、土壤调节；林业与其他种植养殖家庭选择森林采集、木材供给；民宿/非农产业家庭选择美学价值、生态旅游。
从重要性前5位的选择差别看(见表 2)，除茶叶种植外的两类种植养殖生计类型受访者选择完全一致，集中在供给服务与净化空气服务；茶叶种植与民宿/非农产业从业者选择本土文化与生态旅游。各类生计类型家庭都看重的包括茶叶种植与淡水供给，粮食种植被除了茶农以外的其他生计类型所选择，净化空气被除民宿/非农产业的其他生计类型所选择。
表 2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排序排序 茶叶种植 水稻-烟叶
轮种林业/其他
种养殖民宿/非农
产业1 茶叶种植 茶叶种植 茶叶种植 茶叶种植 2 淡水供给 粮食种植 粮食种植 生态旅游 3 生态旅游 淡水供给 淡水供给 淡水供给 4 本土文化 木材供给 木材供给 粮食种植 5 净化空气 净化空气 净化空气 本土文化 国家公园的管理目标具有多元性，其中生态系统服务作为国家公园功能之一具有相对重要性(见表 3)。各利益相关者对“促进区域社会进步”一项打分结果没有显著差异；除社区居民外，其他群体对保护功能打分均在5.5分以上，将其排在首位，唯有社区居民对提高收入打分高于5.5，并排在首位，给“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打分高于4.5，排在第2位；社区居民也是唯一对环境教育打分低于4分、将其排到4位之后的群体。因此，在7项功能中，保护生物和环境，环境教育与增加旅游、娱乐、休闲机会是除社区居民外的利益相关者的首要选择。学者将环境教育置于增加旅游、娱乐、休闲机会之前，社区居民将保护生物和环境置于第3位。此外，访客与社区居民将科学研究放到后两位，其他群体将其放到中间；除居民外都将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放到最后。
表 3 利益相关者对国家公园功能的排序功能 学者 管理者 访客 社区居民 保护生物和环境 1 1 1 3 环境教育 2 3 3 6 科学研究 4 4 6 7 增加旅游、娱乐、休闲机会 3 2 2 4 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7 7 7 1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5 5 4 2 促进区域社会进步 5 6 5 5 注：学者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社会进步”打分一样，计算后并列第5位。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国家公园主要功能的排序不存在明显差异(见表 4)，都将科学研究排在最后，环境教育排倒数第二，提高当地居民收入放在第一。相对而言，只有从事水稻/烟叶生产的家庭对保护功能打分低于4。
表 4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国家公园功能的排序功能 茶叶
种植水稻/
烟叶
轮种林业/
其他种
植养殖民宿/
非农
产业保护生物和环境 2 4 2 3 环境教育 6 6 6 6 科学研究 7 7 7 7 增加旅游、娱乐、休闲机会 4 3 4 4 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1 1 1 1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2 3 2 促进区域社会进步 5 5 5 5 二 社区生计群体对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的认知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生态系统管理现状与期望反映了他们对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的认知。对于管理现状，笔者通过对受访者在政策保障、经济效益、竞争程度、自然条件以及土地政策近20年来的动态变化感知研究中发现，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现实利益的认知存在显著差别(见表 5、图 6~10)。
表 5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生态系统管理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的认知差异的卡方检验因素 χ2值 p值 现实利益 政策保障 18.805 0.015 经济效益 43.670 0.000 竞争程度 55.880 0.000 自然条件 42.454 0.000 土地政策 30.467 0.000 感知利益 政策需求 15.360 0.014 合作生产 17.235 0.006 市场管理 6.265 0.336 生态保护 11.811 0.066 从政策保障变化看，从事水稻-烟叶轮种的家庭认为政策保障有变动的比例最高，民宿/非农产业家庭最低(见图 6)。经过话语分析，提炼出每类受访者在资金、技术、设施、管理4个具体方面的认知情况。具体分析如下：①60%的茶叶种植者认为政策在4个方面变得有利，分别表现在贷款、免税、财政拨款、遗产地保护补助与分红；对茶叶种植与管理提供多类型支持；对生产设备有补贴；提供灾害预警服务。9%的茶叶种植者认为政策保障降低，主要是认为管理方面有补贴的茶山推广政策整体停止，严格控制茶山扩张。②70%的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认为政策保障主要体现在农业贷款与补贴、技术指导、厂房与生产设备帮扶3方面；11%的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认为保障减弱主要由于产业扶持在产业形成后逐步停止。③从事林业/其他种养殖业的家庭从贷款、免税与合作生产补贴，病虫害防控技术指导，道路基础设施建设与政府购买3方面来证明政策更有保障。④民宿/非农产业家庭认为主要是贷款与免税、旅游管理与安全培训、基础设施建设3方面提高了政策保障。
从经济效益变动看，各生计类型家庭都有约半数受访者认为经济效益有所提高(见图 7)。80%以上茶叶种植者认为经济效益有变动，且认为效益减少的比例在不同生计类型中最高。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认为效益减少的比例最低。话语分析可以发现受访者判断经济效益变动的主要依据如下：茶叶种植者对市场价格敏感，可以清楚识别价格变动关键时间节点；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依赖产量与政府收购价；林业-其他种植养殖业对市场需求依赖高；民宿/非农产业从业者对游客数量、停留时间、土地租金较为敏感。
从竞争程度看，有60%的茶叶种植者认为竞争趋于激烈，而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半数以上觉得无变化(见图 8)。话语分析表明，茶叶种植者将竞争加剧归因于从业人员增加、人工成本增加以及茶叶市场混乱；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将无变化归因于大田作物生产人员本身流失，种植面积和产品品质规定也排除了竞争者；林业-其他种养殖家庭将竞争加剧归因于外地同质产品冲击，认为竞争程度不变是因为统一收购时的各项规定设定了进入市场的门槛；民宿/非农生产从业者认知与所在区域有关，原风景名胜区内受访者认为从业人员增加、区域市场饱和造成竞争加剧，而市场未饱和地区从业者认为竞争变动不大。
3类从事种养殖业的家庭对自然条件变化的敏感性相对非农产业要高，普遍认为自然条件没有变好(见图 9)。话语分析表明，社区受访者普遍认为自然条件恶化表现在多雨、干旱、雪灾等极端天气事件增加，土壤肥力下降、水土流失，河流水质变差、水量减少。
从事种养殖业的家庭普遍认为土地政策稳定，而从事非农产业的家庭对此相对关注较少(见图 10)。
分析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感知利益保障的期待发现，受访者对宏观政策与开展合作经营的需求选择存在显著差异，但对于完善市场管理，加强生态保护则态度上差异不大(见表 5、图 11~14)。
民宿/非农产业受访者中超过80%具有政策需求，该比例在受访的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中也超过70%(见图 11)。话语分析表明前者的政策需求主要集中在产业区域规划、管理能力提升与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后者认为在灾害应对、收购价格、土地流转方面需要完善政策。此外，茶农的政策诉求集中在土地确权、加强科研、与第三产业形成联动；林业/其他种养殖业从业者关注林业生态补偿。
市场管理需求在不同生计类型间没有显著差异(见图 12)，均有半数以上认为应当加强市场管理，建立招商/销售平台。茶农认为需要制定生产标准、加强产地品牌效应、帮小规模茶农开拓市场；水稻-烟叶轮种生产者提出要规范种子来源、建立产品等级规范；民宿/非农产业从业者提出要加强人力资源市场竞争力。
合作经营需求有两个特点，一是种养殖业需求明显高于非农产业；二是种养殖业中有无需求比例非常接近(见图 13)。话语分析表明，1/5的民宿/非农产业受访者有此需求的集中在民宿经营，认为合作经营有助于建立统一的服务标准，稳定价格，争取行业共同利益；其他非农经营者认为不存在规模效应，没有必要进行合作。有此需求的种养殖业者普遍认为合作经营可以利用产业规模吸引资金，开展品牌建设，改善生产效率；无需求的种养殖业者认为缺乏原始启动资金，对合作经营缺乏信任，合作经营会抹杀产品个性。
对生态保护有需求的受访者比例低于无需求者(见图 14)，进行林下/林内生产(属于林业/其他种养殖业)的人群有需求的比例相对较高，而非农产业从业家庭对此不太清楚的比例最高。话语分析表明，社区民众普遍认为生态环境整体好转。茶农对生态保护能够提出具体诉求，主要包括加强水源与河道管理、开展水土保持、治理农村环境污染。
排除“不清楚”和“无变化”这两种态度的受访者后分析发现，在评价生态系统管理时竞争程度增强/减弱与经济效益减少/增加相关(p < 0.05)，在表达国家公园体制下生态管理期望时对生态保护有需求的一般也对宏观政策、市场管理、合作经营有需求(p < 0.05)，对市场管理有需求的对合作经营也有需求(p < 0.05)。现实利益认知对感知利益的影响表现在认为竞争程度增加/减少的受访者会对市场管理有/无需求(p < 0.01)，认为自然条件变好/变差的受访者会对宏观政策有/无需求(p < 0.01)。
三 制度稳健性和利益相关者对规则变化的态度
对研究设计的15条国家公园管理限制性条款，卡方检验表明学者、管理者与社区居民对大部分条款的合理性与可行性态度存在差异(见图 15)，并且都发生在社区居民与前两个群体之间。一个或多个利益相关者对规则1、9~15评价在3分左右，特别是学者与管理者，表明他们对规则合理性与可行性存疑，在访谈中对规则判断更为审慎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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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国家公园管理规则的态度得分注：以字母标注统计差异显著性，a、b、c表示p < 0.05; A、B、C表示p < 0.01；柱上方有两个字母的表示该项与其他两项都不显著。规则1~6针对国家公园的使用，除第1项外，社区居民对规则的认可程度显著高于学者和/或管理者；规则7~15针对国家公园资源使用，各利益相关者对第12、13项态度没有显著差别；除第15项外，社区居民对其余规则的认可程度几乎都显著高于学者和/或管理者，特别是第9~11项，学者与管理者并不认为这3项具有很强的可行性。
三. 讨论和结论
一 利益相关者的意义认知与利益保障诉求差异原因
研究表明，不同利益相关者对武夷山生态系统赋予了明确而不同的意义。对于学者，这个意义的核心是生态系统固有价值，体现在景观美学、文化底蕴以及科学价值；对于管理者，是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所保障的区域生态安全，体现在气候调节等服务；对于访客，是感受自然与文化带来的生理和心理满足，体现在洁净的空气与多样化文化服务；对于社区，这个意义的核心是生计重要性，能够带来多样化的物质收益。
其认知差异原因在于，对生态系统赋予意义的过程是基于人与自然的互动受到本身所处自然环境与社会背景的影响[24]。相对而言，学者与管理者的视角更为宏观，分别从研究与管理上理解生态系统的存在意义，超越了个体利益，与国家公园管理目标较为一致；访客与社区居民的认知更加关注个人直接利益。虽然各利益相关者对生态服务认知和国家公园功能预期具有相对一致性，但在访客方面有偏差。访客不太重视调节服务，说明对生态系统的结构、功能关注有限，但却将保护功能置于首位，这隐含着游客认知的一种割裂：承认“保护”重要是出于伦理判断，对国家公园具体保护对象和地段并不了解，所关注的景观空间与具有保护价值的空间并不一致。这与世界范围内研究发现的在民众世界观里，“保护地”是一种“另类的”存在很相似[25]。
研究发现，不同生计类型的社区居民的生态服务认知明显受制于生产生活的空间分布，对供给与文化服务的重视程度与生计类型基本一致，对生态系统的存在意义认知建立在生计重要性优先次序上。从茶农与民宿经营者的认知相似性上反映出武夷山物质供给中蕴含的文化底蕴，在利益认知中具有将生态、文化价值转化为经济价值的诉求。因此，在对国家公园的功能预期上，提高收入和经济发展诉求成为首要预期，但也肯定了生态系统本身的重要性，与前人研究类似[26-27]。
社区居民对生态系统意义的认知也反映在对时间变动导致的管理变化预期上。生态系统的管理现状决定了现实利益，人们对其诉求则反映了对感知利益的期望。不同生计类型从业者对政策实施与市场管理都有清楚的认识和诉求，普遍希望政策具有长效机制，促进产品品牌化和管理标准化，对规模生产与个体生产提供差异化扶持，提供市场风险和自然风险的双重应对能力。利益认知的生态、文化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化的诉求也体现在茶农希望联动第三产业，进一步说明感知利益有希望通过多元化渠道得到保障。同时，对于宏观政策、市场管理与合作经营的态度都与生态保护需求一致，表明在追求生计发展的同时，社区居民可以意识到保障其利益的基础是生态系统的健康。
二 国家公园管理下利益共享的形成
社区居民由于与国家公园在空间上接触最为频繁，因此对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的差异也最为明确。对潜在管理规则变动的认知研究可以帮助我们制定更合理的规则来促进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妥协。
本研究表明，各群体对空间制约范围广、对大众具有约束力的管理规则认可度高，其中社区对这类规则认可度则更高，但对第1条认可度很低，因为不少人表示生产用地在国家公园内，机动车必不可少。对有明显的空间管制、影响资源使用的管理规则认可度偏低，尤其学者/管理者的认可度更低，社区反而认可度高，除了对第15条。一方面，这实际上表明学者/管理者不认为这种单纯的资源控制能够真正高效地管理资源、保护生态；另一方面，社区对水源(第15条)和其他约束的不同态度也恰恰表明他们很可能在态度与行动上发生偏差，因为水源对他们太重要(参考表 2生态服务“淡水供给”的选择)，在规则上就必须要争取，而其他则可以妥协，因为实践中有违背的空间。
因此，在规则制定中，对触及社区生计的内容应当审慎制定，要从规则设定伊始就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真实态度，避免规则执行时的行动偏差。要达到这一点，就需要多个利益相关者参与规则制定[28]。学者/管理者更为宏观的视角与访客/社区相对微观的视角可以代表一种“保护”与“使用”的差别。一般研究认为，前者的实现必须有后者的协同，这样才能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不会受到资源掠夺式的使用方式影响[29]。
根据研究结果，我们为利益相关者设计一个“协商空间”来推进规则制定。“协商空间”是对生态系统意义进行探讨和排序的一组信息，协商过程就是通过对这组信息的分析，寻找让认知意义趋同或妥协的管理方式；这些信息需要不断在协商中进行交流和反馈，促进多方利益动态平衡，避免“相对剥夺感”的出现。我们的研究表明，尽管社区对自然资源依赖性强，但是也认可现实利益的部分生态系统管理规则，认同生态系统健康是利益的基础，而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是一个有可能让现实利益更为接近感知利益的制度变化。所以，在“协商空间”里把握社区诉求有可能导向负责任的管理(stewardship)。
“协商空间”的信息源自两类认知：一是与实现生态系统完整性等保护目标一致的认知；二是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致的认知(见表 6)。协商就是要将基于前者的目标形成具体的行为引导，将后者的认知向全民利益最大化引导。意义认知的动态性决定了“协商空间”的动态性，在其中可以尊重利益相关者的价值判断，在生态系统价值实现最大化基础上达到平衡，保证社会-生态系统的平稳。
表 6 推动社会-生态系统稳健性的保护地资源使用者协商空间内容意义认知 认知内容 协商方向 保护目标一致性 保护对象 利益相关者了解具体保护对象和保护原因 保护效果 对现有保护管理规则和执行成效查漏补缺，进行信息共享 保护参与 志愿者机制探索，生态补偿多元机制 个人利益最大化 政策保障 对社区可持续生产探讨标准化方法 市场管理 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变 产品服务 旅游经营的空间范围、方式和强度 三 结论
本研究将武夷山国家公园试点区视为一个具有多个利益相关者生态服务诉求的社会-生态系统，以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动态发展为背景，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开展利益相关者利益认知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国家公园多元利益相关者利益分享规则形成的协商机制。
研究表明，不同利益相关者赋予武夷山生态系统不同意义，并体现在对国家公园功能的期待和对潜在规则的态度上。学者与管理者的认知视角较为宏观和谨慎，与保护目标较为一致；访客与社区的认知视角较为微观，与个人利益实现关系紧密。社区始终将生计发展作为生态系统的核心价值，希望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在制度变迁中更为接近，但也认同生态保护是生计发展的基础。因此，如果存在一个“协商空间”，促进与保护目标一致的认知与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一致的认知趋同，就有助于促进公平可持续的利益分享机制形成，在制度变化中维持社会-生态系统的平稳。
致谢: 来自同济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云南大学、世界自然基金会(瑞士)北京代表处的志愿者参与了本研究的调查，武夷山国家级风景名胜区管理委员会、武夷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武夷山市发展改革和科技局对调查工作提供了帮助和支持，在此一并致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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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5 不同利益相关者对国家公园管理规则的态度得分
注：以字母标注统计差异显著性，a、b、c表示p < 0.05; A、B、C表示p < 0.01；柱上方有两个字母的表示该项与其他两项都不显著。
表 1 利益相关者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排序
排序 学者 管理者 访客 社区居民 1 美学价值 生态旅游 生态旅游 茶叶种植 2 生态旅游 本土文化 净化空气 淡水供给 3 茶叶种植 科学研究 本土文化 生态旅游 4 本土文化 淡水供给 美学价值 粮食种植 5 科学研究 气候调节 环境教育 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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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生态系统服务重要性的排序
排序 茶叶种植 水稻-烟叶
轮种林业/其他
种养殖民宿/非农
产业1 茶叶种植 茶叶种植 茶叶种植 茶叶种植 2 淡水供给 粮食种植 粮食种植 生态旅游 3 生态旅游 淡水供给 淡水供给 淡水供给 4 本土文化 木材供给 木材供给 粮食种植 5 净化空气 净化空气 净化空气 本土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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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利益相关者对国家公园功能的排序
功能 学者 管理者 访客 社区居民 保护生物和环境 1 1 1 3 环境教育 2 3 3 6 科学研究 4 4 6 7 增加旅游、娱乐、休闲机会 3 2 2 4 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7 7 7 1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5 5 4 2 促进区域社会进步 5 6 5 5 注：学者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促进区域社会进步”打分一样，计算后并列第5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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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国家公园功能的排序
功能 茶叶
种植水稻/
烟叶
轮种林业/
其他种
植养殖民宿/
非农
产业保护生物和环境 2 4 2 3 环境教育 6 6 6 6 科学研究 7 7 7 7 增加旅游、娱乐、休闲机会 4 3 4 4 提高当地居民收入 1 1 1 1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 3 2 3 2 促进区域社会进步 5 5 5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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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生计类型家庭对生态系统管理现实利益与感知利益的认知差异的卡方检验
因素 χ2值 p值 现实利益 政策保障 18.805 0.015 经济效益 43.670 0.000 竞争程度 55.880 0.000 自然条件 42.454 0.000 土地政策 30.467 0.000 感知利益 政策需求 15.360 0.014 合作生产 17.235 0.006 市场管理 6.265 0.336 生态保护 11.811 0.0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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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推动社会-生态系统稳健性的保护地资源使用者协商空间内容
意义认知 认知内容 协商方向 保护目标一致性 保护对象 利益相关者了解具体保护对象和保护原因 保护效果 对现有保护管理规则和执行成效查漏补缺，进行信息共享 保护参与 志愿者机制探索，生态补偿多元机制 个人利益最大化 政策保障 对社区可持续生产探讨标准化方法 市场管理 促进生态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变 产品服务 旅游经营的空间范围、方式和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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