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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黔西南地区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解析

刘荣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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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黔西南地区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解析

    作者简介: 刘荣昆,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森林文化、环境史。Email:liurongkun167@163.com 地址:550025 贵州省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历史与政治学院.

The Ecological Culture of the Forestry-involved Inscriptions in Southwestern Guizhou in the Qing Dynasty

  • 摘要: 清代中后期黔西南地区出现大量涉林碑刻,这既是区域性人地关系紧张的映照,又彰显出区域性生民强烈的生态意识。涉林碑刻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化内涵,具体包括内化于心的生态思想、外化于行的生态实践两个方面,其间透露出古人对森林重要性的认知,同时又表现出规约的可操作性,从而促使规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进而内化为保护生态的优良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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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3-20
  •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0-01

清代黔西南地区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解析

    作者简介: 刘荣昆,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民族森林文化、环境史。Email:liurongkun167@163.com 地址:550025 贵州省贵州师范大学花溪校区历史与政治学院
  • 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

摘要: 清代中后期黔西南地区出现大量涉林碑刻,这既是区域性人地关系紧张的映照,又彰显出区域性生民强烈的生态意识。涉林碑刻中蕴含着深厚的生态文化内涵,具体包括内化于心的生态思想、外化于行的生态实践两个方面,其间透露出古人对森林重要性的认知,同时又表现出规约的可操作性,从而促使规约具有较强的生命力,进而内化为保护生态的优良传统。

English Abstract

  • 清代中后期黔西南地区出现部分涉林碑刻,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共搜集、查阅到15通关于森林的碑刻资料。其中一部分是护林碑刻,如《绿荫“永垂不朽”碑》《长贡护林碑》《必克“众议坟山禁砍树木”碑》《长贡“万古不朽”护林碑》。大多数碑刻涉及到保护森林的内容,《禁约总碑》《水淹凼四楞碑》《马黑“永垂千古”碑》《秧佑乡规碑》《八达三楞碑》《海河“奉示勒石齐心捕盗”碑》中有严惩偷盗树木、笋子、竹木的条款;《阿能寨公议碑》《阿能寨谨白碑》有禁止乱砍山林、树木柴薪的条文;《梁子背晓谕碑》进行山林定界并禁止越界砍伐林木;《者冲“立碑安民”碑》有倡导保护山林树木的内容;《灵迹山池碑》赞叹山川灵气。关于黔西南碑刻的研究,有陈明媚《黔西南乡规民约碑碑文分析》[1]、李晓兰《碑刻与黔西南乡村治理》[2]、邱靖等《乡规民约碑所见清代黔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3]、徐海斌等《黔西南地区所存明清碑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现状综述》[4]等相关文章,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倾向于分析碑刻的乡村治理内涵,对碑刻的生态文化内涵少有触及。森林对于喀斯特地貌特征明显的黔西南地区而言显得更为重要,因为植被破坏是导致石漠化的关键因素,剖析涉林碑刻的生态文化内涵,能进一步还原清代黔西南地区人们的护林意识,从而为当今森林保护提供借鉴。基于此,本文尝试从生态思想、生态实践两个层面对清代黔西南地区涉林碑刻中蕴含的生态文化进行梳理分析。

    • 清代黔西南地区人口增长较快,特别是外来移民较多,道光初年兴义府有有产客民16 941户、无产客民7 321户、城居有产不填丁客民1 370户,总计25 632户[5]。喀斯特地理环境下的人口容量较为有限,大量增加的人口势必加剧人地关系紧张,黔西南地区人均田地低于全省水平,据咸丰《兴义府志》卷24《田赋》及卷25《赋役志·户口》记载,兴义府总田地数为38 492亩[6],总人口数为281 900人[6],依次推算,兴义府人均田地数约为0.13亩。为了解决吃饭问题,不适宜耕种的山地成为开垦对象,在开垦过程中,必先清除喀斯特地貌上原有的植被。因住房、燃料、器物、棺木等方面对木材的需求,增加的人口势必消耗更多森林。随着森林破坏日趋严重,禁止及严惩偷盗的规约应时而生。

      涉林碑刻中有一些明令禁止偷盗树木的规约,如“禁山林不准乱砍”[7],“禁革不许偷笋盗瓜”[7],“不准估偷竹木,争夺田地”[7]。禁止偷盗树木的规约建构起保护森林的第一道防线,对于违禁偷盗树木者,给予不同程度的惩罚,重至原物9倍的赔偿,“其盗窃物件,必一赔九”[7]。有的直接标明罚款数额,如“议被贼已盗马牛,不熟与瓜菜竹木等项,即时拿□□□众团头,罚银十两充公”[7];“犯偷竹笋竹木罚三吊六”[7];“不准纵火烧林,违者议该罚钱一吊二”[7];“偷人瓜笋,□人林木,男者罚钱三千六百文,女者罚钱一千二百文”[7];“倘有不遵,开山破石罚钱一千二百文,牧牛割柴罚钱六百文”[7]。有的罚款用作公益事项,如“伤犯一草一木,众议拿获,罚钱一千二百文修路”;“罚银八两八入祠”;“若有仁人见者报信,谢银一两二;赃贼俱获者,谢银二两四”[7]。惩罚是构筑在禁令上的又一道防线,惩罚并非目的,而是保护森林的手段。惩罚越严厉,说明保护森林的决心越坚定,护林意识越强烈,从而树立起一道强劲的护林防线。禁令设立于前,惩罚紧随其后,禁令与惩罚构筑起保护森林的双重防线。

    • 部分涉林碑刻中蕴含浓郁的风水观念。贞丰县珉谷镇长贡寨附近有两座山,为了保护寨子风水,在清咸丰年间于两座山脚各立了一块护林碑−《长贡“万古不朽”护林碑》及《长贡护林碑》。《长贡“万古不朽”护林碑》认为村寨周围森林茂盛与否关乎人丁、财富兴衰,“盖闻山管山兮水管水,□山管人丁水管财,固立寨所不可不知也”[8]。因森林遭到严重破坏,继而出现山穷水尽的现象,“但山穷水尽”,全村公议培育树木以蓄风水:“固此众议培前后左右山林树木,禁蓄以培风水”[8]。《长贡护林碑》认为大树能“茂荫儿孙”,古树乃坟山龙脉所在,因“竟有不识之子孙,几毁伤龙脉,砍伐古树,惊动龙神,祖茔不安”。立碑目的在于保护坟山林,进而实现子孙兴旺的愿望,“毋得擅砍坟山,子孙发达,常产麒麟之子,定生凤凰之儿”[7]。以风水观保护森林虽然带有一定神秘色彩,但其目的积极向上,美好愿望的加持强化了人们保护森林的动力。《绿荫“永垂不朽”碑》认为好的风水、茂密的森林关乎人的聪明才智,“窃思天地之钟灵,诞生贤圣;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维岳降神,赖此朴棫之气所郁结而成也。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乎地灵”[7]。地灵才能多出英才,地灵的关键在于茂盛的树木,然而关乎村寨龙脉的后山树木受到过度放牧、采石等多重破坏,“近来因屋后丙山牧放牲畜,草木因之濯濯,掀开石厂,巍石遂成嶙峋。举目四顾,不堪叹息!”[7]从“濯濯”“嶙峋”“不堪叹息”诸语可以看出,森林及山石风景都遭到严重破坏,针对此种情况,周边村寨商定培植树木、禁止开挖山石,“于是齐集与岑姓面议,办钱十千,榀与众人,永为世代,□后龙培植树木,禁止开挖,庶几龙脉丰满,人物咸□”[7],以期龙脉丰满、广出人才。《必克“众议坟山禁砍树木”碑》认为名山以树木为尊,树木更是关乎坟山的阴阳之美,“历来名山,以树栲为尊,平阳以阴林为重。况坟山所以培植阴阳之美,可不重验之哉!”[7]于是保护树木以培育风水,“故戎瓦坟山,积树以培风水;戎赖岗林止伐,以补后龙”[7]。册亨县立有张锳批示的《禁伐山石碑》,山石开采破坏森林,妨碍地脉,“恐妨地脉,永禁而勒螭碑,长保云根,爱护而添螺翠”[6]。《者冲“立碑安民”碑》中有山林树木与人丁兴旺密切联系之语,“山树林木,地□□朴,人丁兴旺,求宽怀以待人”[7]。《灵迹山池碑》“灵由山水效”[9]的碑文蕴含着青山绿水共兴灵气的思想。

      黔西南地区涉林碑刻大多分布在布依族聚居的村寨,布依族有神山、神林、神树崇拜的习俗,这与涉林碑刻中的风水观是一致的,是一脉相承的。布依族每年三月三、六月六都有祭祀神山的活动,祭祀仪式大体相同,由布摩主祭,祈求神山保佑人畜平安、农业丰收等,神山被视为具有神圣性,不能随意砍伐神山上的树木。神林在布依族村寨又称“风水林”,禁止任何人破坏神林,其植被通常较好。

      坟山林通常也是风水林,禁止破坏其间的树木花草,有的以法制的形式加以彰显和固化,如《必克“众议坟山禁砍树木”碑》中有“一议戎瓦、戎赖山林、树草、秧青(有机肥料)并不准割”的戒令[7]。风水林具有调节气候、涵养水源、保持水土、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作用。崇拜的树种有榕树、枫香树、榔树、榉树、金丝楠等,寨神树的象征意义大多为保护村寨平安、风调雨顺、六畜兴旺,家神树祈求保护家人平安。布依族对神树都很敬重,逢年过节以香、纸、贡品祭祀,并系上红绫。禁止破坏神树,即便神树枯死,也不能砍伐,只是另择新树替代。对神树的敬畏不仅保护了大量古树,更重要的是其中衍生的生态意识能发挥更广泛的生态保护作用。

      涉林碑刻中的风水观念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整体生态观思想。从人居环境看,茂密的森林给人们提供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实惠,物质上森林以木材、食物、服饰、肥料等多种形式提供人类生存所需的大量资源,精神上森林给人们提供审美享受和生态安全。对山地民族而言,森林是人们生存的重要物质基础和生态安全保障。涉林碑刻中含有一个因果链环,因风水林遭到破坏,亦即破坏了龙脉、地脉,将对区域性的人丁、财富、环境造成不利影响,为防止产生不利局面,村民共同商议保护森林。尽管其间涉及神秘因素,但当地居民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是显而易见的,人与森林紧密联系在一起,人与森林生死相依,人的生存依赖森林,墓地要选择在森林茂密的地方。风水观与禁令相结合是一种传统文化与乡规民约二元同构的护林方式,风水观指向的子孙发达、财富兴旺、环境优美实则众望所归,神秘力量中裹挟正面引导,容易形成良好的内驱力。具体的禁令条款约束于外,内外共同发力,最终有利于保护森林,造福于寨众。

    • 清晰的森林权属之于森林管理和保护至关重要,尤其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森林权属的意义愈加重要。兴义城南15 km处布依族聚居的安章村有一块划定牧牛公山界域的《梁子背晓谕碑》,碑文内容如下:“给示定界,永杜争端事:案据安章梁子背居民人等,互相控争牧牛公山一案,经本县差提核案审核查讯,岂埂地方纳洞、坡朗、坡马、白下、喇叭、以埂、颜弄坡、高卡等。惟岂埂埋有众姓坟冢,历系牧牛公山,断令二比均不得开挖栽种树木等项,让给黄姓祖坟前后左右四十弓,伊妻坟墓二十弓,二比遵结,饬令立石定界在案。诚恐无知之徒,在彼开挖栽种,复行争讼,合行出示晓谕。为此,示仰安章梁子背居民人等知之,勿得放出牛马践踏禾苗,不准乱伐别人山林树木;勿得隐行别人地内乱摘小菜。在彼若不遵规,经地□□□三千六百入公,报信者赏银六百文,知悉。嗣后尔等岂埂牧牛官山,只许葬坟,不准开垦,尚有违禁,即许禀究,勿得徇情容隐,不得挟嫌妄极藉兹事端,自干重咎。”[7]牧牛公山的权属问题引起县衙的重视,说明争端的严重性,进而表明划定权属的重要性。经官方核定双方山林的权属范围,并“立石定界”,明确其只能做坟山林,不准乱伐树木及开垦土地,并有重罚违禁者及奖赏举报者的规定。从定界、明用、赏罚3个层次可以看出,这是要把牧牛公山置于监管之下,而其中最关键的环节在于定界,正所谓“给示定界”,才能“永杜争端”。

      当森林权属不清时,可能会出现公地的悲剧,使用者在追求利益最大化时,势必过度摄取资源,在超过森林自我修复限度的情况下,导致森林环境恶化。古代“牛山之秃”暗含有公地悲剧的影子,“牛山之木尝美矣,以其郊于大国也,斧斤伐之,可以为美乎?是其日夜之所息,雨露之所润,非无萌蘖之生焉,牛羊又从而牧之,是以若彼濯濯也。”[10]原本树木茂密的牛山,遭受过度砍伐、放牧后,变成了濯濯童山。牛山从林木葱郁向光秃转变的直接原因在于对森林的过度利用,然而究其根本原因还在于牛山处于临淄之郊,权属不明,属于公共资源,在利益最大化动力驱使下,促发了过度利用森林的局面,导致公共资源遭到严重破坏。公地的悲剧固然与人性的自私关联,但更重要的是权属及监管缺位。明确资源权属,至少有两方面的积极意义:其一在于规范及引导,明确使用范围可以减少争夺资源的事端;其二在于使资源有了合理利用的可能及恰当的监管。权属与监管和谐统一,资源一旦权属明晰,权属的主体会履行监管职责,不在权属范围内的人员获取资源属于侵权,权属主体势必拿起监管武器,最终使资源得到较好保护。“互相控争牧牛公山一案”正好说明梁子背居民对山林权属问题的重视,因“牧牛公山”权属不明,所以对簿公堂,在县衙的调解下,划清了牧牛公山的界域,即明确了权属。这从侧面可以看出,在清代中后期,随着人口增多,人地矛盾愈发突出,更容易激发对权属不明资源的争夺。划清公山权属显然有利于森林保护,一方面可防止非权属主体获取资源,另一方面权属主体对山林资源管理的自主性、积极性增强,为了能够持续利用森林资源,适度利用森林资源及补充种植树木自在情理之中,进而避免了“牛山之秃”的悲剧。

    • 涉林碑刻体现出较强的公共行为,规约禁令的商议、惩处方式的议定、立碑人落款等都表现出护林的集体行为。碑文中禁令、惩处方式大多为公议而定,如《长贡“万古不朽”护林碑》较为典型。培育树木通过公议决定:“众议培前后左右山林树木”[8],公议做出的培育树木决定,有利于强化公众的行动力,显现出培育树木的良好效果;惩治违禁者,轻则公议罚款,如“在众议拿获,罚钱一千二百文修路”[8];重则公议送官方处理,如“众议赴官究治”;最后特别强调立碑公诸于众,即“特立此碑示众”[8]。《长贡护林碑》意在保护罗氏家族的坟山林,必须取得家族成员的同意,于是此碑为合族公议而立,“是以合族老幼子孙,合同公议,故立碑以示后世子孙”[7]。《必克“众议坟山禁砍树木”碑》中“公同议禁”“合族公议”[7]说明其间的条款由族人共同商议订立,“公□向令,责罚奠谢”透露出惩处违禁者也需共商议决。公议立碑在当时较为普遍,《水淹凼四楞碑》为“方各寨乡、各户人等公议”[7];有的碑刻直接称为公议碑,如《阿能寨公议碑》,开篇直言“立公议碑”[7];《阿能寨谨白碑》“全寨岑、韦二姓乘心公议”[7];《秧佑乡规碑》各户“协议禁条”[7];《八达三楞碑》为“齐心众议”而立[7]。立碑落款也体现出较强的民主性,《水淹凼四楞碑》由各寨乡、各户人等“同立”[7],《阿能寨公议碑》由“几寨人等同立”[7],《马黑“永垂千古”碑》由“同众花户人等共立”[7],《绿荫“永垂不朽”碑》为“众寨公议”而立[7]

      立碑主体不尽相同,有合族、合寨、联合村寨等不同形式,“公议”“同立”等说明民众的参与性较强,规约在村民或者族人共同协商的基础上达成共识,体现出浓厚的村民自治色彩。禁令本具有强制性特征,但其形成的关键环节为共同协商,汇聚着立约主体的集体意识,有较高的认可度和共识性,更有利于立约主体自觉遵守规约。基于此,禁令的教化、引导价值更胜于惩戒价值,于是更能激发村民履行规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促发护林的自觉意识,尽可能避免破坏森林的行为发生。

      涉林碑刻有较强的公共告知性特征,碑刻立于人流量较大的公共场所,便于碑刻内容的传播。有的碑文中直接含公诸于众之意,《长贡护林碑》中有“告白”二字;《阿能寨谨白碑》《阿能寨公议碑》都立于寨中水井旁;《灵迹山池碑》立于高卡龙潭附近;《曾家庄“禁约总碑”》立于古驿道旁。把碑刻立于公共场所一方面增强了规约的传播性,来往人等均可看到碑刻内容。另一方面具有较强的提示性,通过增加村民看到碑刻的频次,进一步熟知碑刻内容,在思想深处留下深刻印迹,从而增强履行规约的自觉意识。碑刻文字有保留时间较长的优势,可尽可能延续规约以字面形式存在的时间,进而发挥其引导、教育及约束意义,促进规约内容的传承。好的规约历经传承,会变成相应群体内部的传统文化。保护森林关乎村民的长久利益,传承过程中内化为优良传统,使保护森林的自觉意识得到增强乃至固化。

    • 清代黔西南地区出现大量涉林碑刻,这是应对人地关系矛盾的具体措施,其间蕴含着强烈的生态意识。“靠山吃山”是山地民族的传统生存法则,山上有森林覆盖才能支撑生计,倘若变成光山秃岭,生计必然失去依托,对山地民族而言,森林可谓生存之本。基于对森林重要性的认识,当森林破坏影响到人的生存时,保护森林的意识愈发彰显,因此必须采取定规立约的方式保护森林,以促使森林长期发挥生计效应。黔西南地区涉林碑刻中保护森林的条款惩罚分明,足可见当地居民保护森林的强大力度和坚定决心,折射出立约者对森林重要性的清醒认识及浓郁的生态保护意识。涉林碑刻中的规约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首先,规约与当地民俗信仰相结合,吸纳了神山森林体系(神山、神林、神树三位一体)信仰中的元素,乡土气息浓郁,神圣信仰与禁令规约二元融合,共同形成保护森林的强大力量;其次,森林权属明晰,权属主体权责分明,使森林处于明确的管护之下,偷盗行为将会因此付出代价;再次,规约为集体意志,经立约者认同而定,既有法制色彩,又有浓厚的誓言特性,若有违反,意味着违约违誓,即违背了自己的本心,这对于重信用的古人而言通常是不会违背初心的,更加激发了履行规约的自觉意识。涉林碑刻中的护林规约以乡土文化为根基,经历时间的传承,又内化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发展成保护森林、保护生态的优良传统。

      对山地民族而言,森林更能彰显其生态及生计功能。在喀斯特地貌突出的黔西南地区,一旦森林被严重破坏,就会造成石漠化、山体滑坡、干旱等自然灾害,脆弱的生态环境将变得更加不适宜居住。从生态功能层面看,森林显然是山地民族生存的基本保障。从生计层面看,森林为山地民族提供大量生存资料,衣食住行都与森林密切相关。基于森林的重要功能,森林保护显得至关重要,但如果把保护与实际情况剥离开来,就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黔西南涉林碑刻能给当今的护林工程提供启发,保护森林应该基于森林利用可承受的限度,适度考虑林区居民的生计,要做到护林与用林协调统一,充分发挥林区居民保护森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结合林区居民的传统森林文化保护森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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