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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生态保护法令及其实践研究

周景勇 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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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生态保护法令及其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 周景勇,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林业史、中国近现代史。Email:zhoujingyong@bjfu.edu.cn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中图分类号: K234

A Research on the Ecological Protection Laws and Rescripts with the Practice During the Tang Dynasty

  • CLC number: K234

  • 摘要: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很多命题,可以从传统社会文化中追根溯源。唐代是传统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演变的重要阶段。为了充实民生、巩固统治,唐代帝王及政府颁布诏书及法律以保护水土、动物、植被等自然资源,这些法令在实践中得以落实。从这些生态保护法令出发,探讨其制定及实施情况,总结特点,寻求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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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1-20
  • 网络出版日期:  2019-09-01
  • 刊出日期:  2019-09-01

唐代生态保护法令及其实践研究

    作者简介: 周景勇,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林业史、中国近现代史。Email:zhoujingyong@bjfu.edu.cn 地址:100083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 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当前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很多命题,可以从传统社会文化中追根溯源。唐代是传统社会的繁荣时期,也是我国历史上生态环境演变的重要阶段。为了充实民生、巩固统治,唐代帝王及政府颁布诏书及法律以保护水土、动物、植被等自然资源,这些法令在实践中得以落实。从这些生态保护法令出发,探讨其制定及实施情况,总结特点,寻求借鉴。

English Abstract

  • 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因特色鲜明、影响久远著称于世,而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体。唐王朝吸纳前朝法制经验,经过历次法律建设,基本建成内容较完备、立法水平较高、适应国情的法律体系。从生态史、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研究中国传统生态保护法令及实践,唐代颇具典型性。

    在民族融合、均田制推广的背景下,唐王朝十分关注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并有针对性地颁布了一系列诏书与法律,来保护水土与动植物资源。目前,张钧成[1]、刘华[2]、杨胜良[3]等学者已在唐代林业政策、环境保护机构、环境保护法令等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本文基于唐代生态保护法令的分析,期望在法令制定及其实践研究方面有所拓展。

    • 唐代国家统一、皇权强化,行政体制逐步定型,法律制度趋于完善。同时,唐代推行儒、释、道并行政策,诸教义之中的仁政、慈悲、护生等观念,渗透到社会思潮之中。受此影响,唐王朝秉持“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4]卷1的原则,完善了虞部、都水监等负责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政府机构,颁布有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诏书,制定有保护水土、动物、植被等资源的法律。

    • 由于土地与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唐代在法律建设方面十分关注水土资源的保护,唐律中有较多此类内容。

      对皇家土地资源,唐律规定,帝王的陵园宫殿禁苑等土地资源不允许侵犯破坏,凡是毁坏宗庙、山陵、宫阙的行为,属于十宗大罪中的“谋大逆”[4]卷1。对国有土地资源,唐律主要侧重于对土地制度“均田制”的保护,政府授予的口分田不允许买卖,违者处以杖刑,“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4]卷12。超量占有田地的行为也要严惩,“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4]卷13。同时,严禁官员侵占百姓土地、田园、苗圃的行为,“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园圃,加一等”[4]卷13

      对于公共土地资源,唐律规定,对擅自侵占街巷田畴妨碍公众使用的行为要处以杖刑,“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侵占“山野陂湖”等公共山川林泽的行为,杖六十[4]卷26。私人的田园土地,也受法律保护,侵占、隐没、盗取他人土地者,以“侵隐园田”罪论处[4]卷4

      对于水利资源,唐律有明确的保护条文和违法惩处措施。水利堤岸要依据《营缮令》定期维护、及时修缮,若因河堤修缮不及时而造成水灾及人口、经济损失的,对负责官员要按律治罪,“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对于盗决堤防的行为更是严加惩处,“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此外,对于因泄私愤或避险而盗决堤防导致伤害他人者,根据不同情节以盗窃罪或伤人罪,判处劳役或给予经济处罚,“其故决堤防者,徒三年;漂失赃重者,准盗论;以故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4]卷27

    • 第一,保护动物资源的诏令。出于宣扬仁政、节俭富民等愿望,唐代帝王诏书中多有保护动物资源的内容,且具有强制性色彩,这对于保护生物资源多样性、发展社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首先,保护家畜资源。其一,减少祭祀杀生。唐代帝王本着节约和好生的意愿,多有诏令禁止祭祀时滥杀家畜。唐高祖指出祭祀的本意是为民祈福,只要虔诚祭祀即可,不必大量宰杀动物,并在诏书中明令“祭圆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宜用特牲”[5]卷74。唐玄宗在诏书中规范祭祀礼仪,禁止滥杀家畜,“天下州府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停牲牢,唯用酒脯,永为常式”[6]卷8。唐肃宗在遗诏中要求,自身后事的祭祀之礼“一切不得宰杀”[5]卷11。其二,禁止滥杀家畜。唐高祖认为隋朝亡于“刍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资;贻卵之群,莫遂蕃滋之性”的奢靡之风,为实现“六畜滋多,而兆民殷赡”,下诏严令“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并将其制度化[5]卷108。唐玄宗在诏书中指出,牲畜对人类贡献很大,下诏“自今已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马牛驴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诸州,并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并由专官负责纠察 [5]卷109

      其次,保护野生动物。其一,严禁滥杀野生动物。唐高祖在诏书中肯定了佛道教义中的慈悲观念有助于“蕃衍庶物,立政经邦”,明确要求“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宜禁止”[5]卷113。唐玄宗在诏书中将道教禁杀的护生观念制度化,明令“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并百姓间,是日并停宰杀渔猎等,兼断肉食”,并要求“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兼宜禁断”[5]卷113。唐文宗在生辰之际,下诏提出“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此之后“宴会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6]卷17下。唐昭宗在诏书中提出,自己执政以来一直“常慕好生之德,固无乐杀之心”[6]卷20上。其二,禁止捕猎蓄养野生动物。唐高祖吸取隋亡教训,下诏禁止地方进贡奇禽异兽,“其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5]卷80。唐代宗诏书中屡有“禁畿内渔猎采捕”等禁令 [6]卷11。唐德宗即位之后,下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6]卷12。唐文宗在诏令中认为,春夏是动物长养的美好季节,“时属阳和,令禁麛卵,所以保兹怀生,下遂物性”,应当适时保护野生动植物,并派遣官员对京师地区“时务弋猎,放纵鹰犬”的捕猎者严加治罪[5]卷80。唐懿宗在诏书中反复重申禁猎,“好生之德,宜及禽鱼,卵育之时,须加条制。旧敕每年起三月一日至五月末,不许采捕水禽鸟兽。虽有敕禁,尚恐因循,宜令台府及诸军司,及时禁之月,严更提撕,勿使违犯”,以颁布诏书和派遣官员督察的形式,明确禁捕放生[5]卷86

      第二,保护动物资源的法律。基于畜牧业对国家财政收入和民生的重要作用,唐代在法律建设方面,尤其关注家畜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这在唐律中有较多的体现。

      关于官署管辖之家畜,唐律规定,盗用官畜者应依律论罪。主管官员私自借出“畜产之类”者,必须加以惩罚[4]卷4。监管人员私自将“牛马驼骡驴”等官畜外借的,根据牲畜的雇佣费用对监管者论罪,强行借用的加罪二等[4]卷11。对于羸弱生病的官畜要细心护理,致死者受罚,“依《厩牧令》:‘官畜在道,诸受官羸病畜产,养疗不如法,笞三十;以故致死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4]卷15。对于宰杀官畜的行为,唐律规定要判处劳役并处以罚金,“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赃重及杀余畜产,若伤者,计减价,准盗论,各偿所减价”[4]卷15;对于盗窃并宰杀家畜者判处劳役,“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4]卷19

      关于百姓私有的家畜,唐律也明确规定严禁宰杀,违律要依据赃物价值,以盗窃罪判罚劳役,“假有盗他人马牛而杀,评马牛赃直绢二十匹,若计凡盗,合徒二年半;以盗杀马牛,故加凡盗一等,处徒三年”[4]卷19。对违法宰杀家畜的作案工具要加以销毁,“作具及钱,不得仍用,毁讫付主,罪依法科”[4]卷4

    • 第一,保护植被资源的诏令。在重农思想影响下,唐代帝王重视农林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注重植被资源的保护。唐太宗在诏书中提出保护珍稀林木资源,在自身后事操办中禁止“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6]卷3。唐玄宗在诏书中,要求地方官顺时令、兴农桑,禁止破坏植被资源、杀伤野生动物,“诸有妪伏孕育之物,蠢动生灵之类,慎无杀伐,致令夭伤”[5]卷86;唐玄宗还在祭祀泰山之际,下令“近山十里,禁其樵采”,以保护圣山的植被[6]卷8。唐文宗曾敕令保护名山大川的山林植被,“茅山界内,并不得令百姓弋猎采伐,及焚烧山林”,并由地方官员严加稽查[7]卷986。唐武宗在诏书中指出,自己多次下诏劝勉百姓植树,“劝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但仍存在随意砍伐的情况,“并无遵行,恣加翦伐,列于鄽市,卖作薪蒸”,因此严令地方官员“自今州县所由,切宜禁断”[6]卷18上

      同时,唐代帝王屡有诏书对农桑生产进行了规范和督导,鼓励农林牧渔业生产。唐代宗认为耕桑树艺是百姓之本,“益之以织纴,杂之以菓实,则寒有所备,俭有所资”,“必资树艺,以利于人”,因而在诏书中明确要求“天下百姓,宜劝课种桑枣,仍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地方官员要躬亲负责,并将种植情况如实上报[5]卷111。唐德宗下诏运用官府的力量普及桑树等林木产品种植,“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6]卷49。唐宪宗在诏书中明确规定,“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一亩,种桑二树”,官员每年要监察上报[6]卷15

      第二,保护植被资源的法律。唐代沿用均田制,在法律中对农林生产及资源保护有明确规定,违者受罚:“依《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4]卷13

      对于盗采盗伐、破坏公私植被资源的行为,唐律有着严格的处罚规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4]卷19;对于任意砍伐占有他人经营的山林植被资源者,以盗窃罪论处,“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4]卷20。对于擅自食用、毁坏公私田园瓜果者,以及毁坏采伐公私农林作物者,以盗窃罪论处“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4]卷27

      对于森林防火,唐代法律也有着严格的规范,烧毁森林植被资源的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例如在皇家山陵、墓地处所失火的,判处劳役两年,情节严重者流放,“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4]卷27。对于不遵照时节放火燎烧田野者,杖刑五十,“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对于在通行道路上燃火而引发火灾,延烧到别人树木、房舍屋宅、财物,或因此烧死烧伤人者,各按上面条文所犯罪减轻一等,“其行道燃火不灭,而致延烧者,各减一等”[4]卷27

      综上,唐代的诏令与法律,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中涉及水土、动物、植被资源的保护问题,有着较为合理的规定。从内容与目标上看,这些法令规定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与资源再生,有助于实现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前提下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些生态法令的可行性与实效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

    • 唐代相关保护生态环境的诏令与法律,依靠诏书所代表的至高君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效力,在政府的日常施政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并产生了正面的社会影响。由于历史久远、文献散佚,保留至今的生态保护法令实践案例与行政文书不多,其中部分收录在《全唐文》中,多为科举考试应试判文,以及少量真实案例。

      唐代科举制度下,士子及第后,要经过吏部考试后才能授官,考查的主要内容为“身”“言”“书”“判”[8]卷15。所谓判,即以地方狱讼案件或经籍所载的史事为案例,让应试者加以分析写出判文,“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8]卷15,以此检验应试者从政的能力和素质。判文可以反映出士子在临政治民方面的综合素质。判文写作要熟悉法律,还要了解社会民生,具有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最初判试从地方的真实案件中挑选数例作为考题,后来为增加难度从经籍古义中选用史实做成假设案例,试判题目所选案例逐步由真实走向虚拟。尽管如此,唐代判文为了解生态保护法令的实践情况提供了部分可靠案例,即便这些实践多侧重于普法宣传与司法考试。这些判文之中,不乏涉及水土、动物、植被资源保护实践的内容。

    • 第一,保护土地资源的案例。唐律强调保护土地资源,对于侵占、破坏土地的行为,有着对应的惩罚措施,这在实践中有着直接反映。例如,《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中,针对屯田官员租赁百姓土地拒绝归还的案情,判文秉持“国本必于务农,人安固在循业”的政策,最终判定屯司官员须退还所侵占的百姓土地[7]卷902。《对径逾判》中,针对百姓肆意穿行践踏田地、农官不予禁止的案情,判文认为主管官员对农田保护法令执行不力,“乃径逾而是苦,实网漏而将疏”,据此判定对失职的野庐氏予以处罚[7]卷980。对于居住区土地资源的案件,《对掌麑擅放穿墙流恶判》中,针对居民穿墙排放污水至街道等公共区域、污染环境的案情,判文认为应当“请科殴已之犯,仍坐穿墙之愆”,认定排污行为有罪[7]卷948。《对穿墙出水判》中,针对穿墙排放污水的行为,判文认为其污染居民生活环境,应予以处罚,“牒送有司,用惩其失”。《对开沟向街判》中,针对居民挖沟向街区排污,县令处罚杖责六十,被告居民不服上诉的案情,判文认为“法有恒禁,政贵移风,故议事之刑,则符令典;妄情之诉,期于自息”,判定排污者败诉[7]卷980

      第二,保护水利资源的案例。唐代重视水利资源,在实践中体现出保护与开发并举。《对毁濯龙泉判》中,针对杨氏将遭毁坏的濯龙泉重新兴修,却被状告擅自发起劳役的案情,判文严申兴修水利、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泽国之政,川衡是恤”,认为杨氏重新修缮水利能为百姓谋利,判定杨氏无罪。《对梢沟判》中,某甲疏通水利三十里,主管官员却认为工程未向官府申报,属于违法,判文指出水利对农业作用重大,“故河渠式修,焕马迁之典;衡漳既导,美夏禹之绩”,某甲疏通渠沟对百姓有益,判定某甲无罪[7]卷436

    • 第一,保护家畜的案例。唐代司法实践中,基于家畜的作用而进行适当保护,这一类案件为数不少。《断僧结党屠牛捕鱼事由判》中,针对僧人不守戒律、宰牛捕鱼的案情,判文判定对涉事僧人处以杖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7]卷955。《对射牛判》中,针对万年县百姓侯明因驱赶野狼误杀耕牛的案情,判文认为法律明令禁止杀牛,侯明有客观犯罪事实须惩处;但杀牛非主观故意,“误杀不禁”“罪疑从轻”,应对其减轻处罚。在《对为父杀牛判》中,针对百姓韩孝为保护父亲杀死受惊耕牛的案情,判文认为韩孝杀牛确属犯罪,但其孝心值得赞扬,“原始虽称犯罪,要终未可论辜,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判定从轻处罚[7]卷983。《对养鸡猪判》中,针对郡守劝导百姓养殖猪鸡等家畜,却遭上级官员以扰民为由拒绝的案情,判文认为“教之畜扰,利俗则多”有益民生,判定郡守举措正确[7]卷652

      第二,保护野生动物的案例。首先,对肆意捕猎行为的处罚案例较多,且有较为明确的时令倾向。《对畋猎三品判》中,某景猎获3类野生动物,被官员断定“强暴天物,且违时禁”而有罪,某景不服而向上级司法机关申诉,针对案情,判文认为其田猎无益,“断暴天物,几于深文;张皇己功,何逭自汰”,判定田猎者败诉。《对招虞人以弓不进判》中,某甲违背时节捕猎,主管田猎事宜的虞人因拒绝提供猎具而遭弹劾,针对案情,判文认为“林麓薮泽,以畋以渔,农牧衡虞,是纠是禁”属于虞人职责所在,判定其无罪。《对用毒矢而射判》中,针对某乙用毒箭捕猎而遭到负责官员禁止的案情,判文批判了用毒箭猎取野生动物的做法,认为其违背“今物遂蕃茂,政和钟律”的时令,判定此类“亏我王化”的行为有必要禁止[7]卷976

      其次,对滥杀野生动物的处罚。《对射猿判》中,某景射杀猿猴而遭上级官员免职,某景不服上诉,针对案情,判文认为某景任意杀生的行为无益,“于人则事乖亲爱,在兽则理切肝肠”,判定某景败诉。《对断屠月杀燕判》中,针对某甲用蒺藜喂食燕子而致死,邻居举报其在禁屠月份杀生的案情,判文认为“罪挂汤罗,循情合科,准状难舍”,判定某甲违法[7]卷983

    • 第一,鼓励发展植被资源的案例。发展农林生产是唐律重点关注的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也多有涉及。《修堤请种树判》中,某乙修筑堤坝完成后,又请求沿堤植树造林,“其堤内外各五步并堤上种榆柳杂树”,结果被负责官员以不急之务而拒绝;针对案情,判文肯定了沿堤植树有助于巩固堤坝、防范洪灾,“防在未萌,著之先甲。因而致用,庶无瓠子之灾”,判定乙的主张正确,负责官员不应阻难[7]卷652。《对无沟树判》中,针对农官某甲辖区内水利、植树无功绩,遭到主官劾查而不服的案情,判文认为某甲任内“废五沟之种艺”“女桑不树”,判定甲失职有罪[7]卷902。《对田中有树判》中,针对百姓乙在田间植树,遭到乡民谴责,乙申辩田埂植树不妨农耕的案情;判文认为乙在田界植树有益农耕,“有滋稼穑”“益我公私”“纵使群木耸秀,何妨百谷用成”,判定乙栽植林木的行为合理[7]卷951

      第二,禁止破坏植被资源的案例。保护农林资源的案例,在唐代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批斫槐树牒文》反映的就是当时的一个真实案例。渭南县尉张造接到上级文书,令其砍伐官道旁的槐树用来造车;对此张造认为官槐历史文化悠久,且有益于环境,“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唯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针对此类情况应当形成规范性保护,“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并以“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为由奏报上级,最终劝阻了上级部门砍伐古槐[7]卷621。《对采木判》中,针对终南山下百姓任意砍伐森林,地方官员下令禁止采伐、百姓有怨言的案情,判文指责百姓的滥砍滥伐行为,“厉禁攸施,妄抡材而必制;操斧以进,何斩伐之乖宜”,并且指出按照时令开发林木资源才是正确的做法,“斩阳盖取乎阴时,伐阴须在乎阳月,古训则尔,今令惟宜”。《对盗稻橘判》中,针对会稽人杨真盗窃同乡张辨的橘树、张辨盗窃杨真的稻子的案情,判文认为橘树、稻子经济价值都很高,“汙泉芳稻,风传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户之封”,判定勘验二人盗窃赃物的数额,作为定罪依据[7]卷985

    • 唐代生态保护法令的制定颁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二:一是受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二是客观生态环境的作用[9]。自然灾害多发,加上皇朝更替与战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更加重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困难。因而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实现民富国强,是唐代法令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唐代生态保护法令的制定颁布,主观目标旨在维护皇朝功业。鉴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等因素对传统农林生产的制约性作用,唐朝统治者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发展、皇朝稳定,就不能无节制地破坏生态环境、滥用自然资源,而需要采用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策略。因此,他们重视对水土、动物、植被资源的保护,重视农林业生产,其最终目的,在于充实民生、富国强兵,进而巩固皇朝功业。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唐代官员在司法考试与行政文书中,多能关注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并有效运用到实践中,产生了正面的社会影响。但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足与法治精神缺失,实践中掺入很多官员的主观因素,一些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案件,仍有不尽人意的判罚,例如《对仲夏百姓弋猎判》中支持了刺史廉范允许百姓夏季捕猎的行为[7]卷976,《对斫街树瘿造枕判》中纵容了百姓砍伐街道树木的行为[7]卷984,这些都是实践中的反面案例,其时代局限要客观评判。

      从普法的角度来看,唐代生态保护法令,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吏、士人、百姓的认可与遵守。从官员守法情况来看,《对断屠判》中,京畿地区主管官员屡次传达皇帝禁断屠杀的敕令,但“百姓造罧不止”,对此官员如实上奏请示,可见对禁屠敕令的如实执行[7]卷983。从士人守法情况来看,《对椑子判》中,士人柏禽的家童摘取邻家椑树的果实,柏禽主动将其送到官府请求处罚[7]卷985,反映出士人的懂法状况。从百姓守法情况来看,一些破坏生态资源的案件多由百姓检举,可见民间对生态保护法令是知悉并遵守的。

      诚然,唐代的生态保护法令及其实践,带有时代局限。诸多生态法令条文,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主观、粗疏层面,多是对具体案例的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无法用来有效应对当下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但这些生态保护法令属于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的优秀遗产,其中蕴含的顺应自然、珍视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诸多内容,是有益的、可取的,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生态保护法制与生态文化共识,具有积极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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