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五大法系之一的中华法系，因特色鲜明、影响久远著称于世，而以唐律为代表的封建法律制度构成了中华法系的主体。唐王朝吸纳前朝法制经验，经过历次法律建设，基本建成内容较完备、立法水平较高、适应国情的法律体系。从生态史、环境史的角度来看，研究中国传统生态保护法令及实践，唐代颇具典型性。

在民族融合、均田制推广的背景下，唐王朝十分关注与农业息息相关的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并有针对性地颁布了一系列诏书与法律，来保护水土与动植物资源。目前，张钧成^[1]、刘华^[2]、杨胜良^[3]等学者已在唐代林业政策、环境保护机构、环境保护法令等方面进行了基础性研究。本文基于唐代生态保护法令的分析，期望在法令制定及其实践研究方面有所拓展。

一.   唐代的生态保护法令

唐代国家统一、皇权强化，行政体制逐步定型，法律制度趋于完善。同时，唐代推行儒、释、道并行政策，诸教义之中的仁政、慈悲、护生等观念，渗透到社会思潮之中。受此影响，唐王朝秉持“凭黎元而树司宰，因政教而施刑法”^[4]卷1的原则，完善了虞部、都水监等负责生态保护与资源利用的政府机构，颁布有保护生态环境政策的诏书，制定有保护水土、动物、植被等资源的法律。

一   保护水土资源的法令

由于土地与水资源在农业生产中的基础性作用，唐代在法律建设方面十分关注水土资源的保护，唐律中有较多此类内容。

对皇家土地资源，唐律规定，帝王的陵园宫殿禁苑等土地资源不允许侵犯破坏，凡是毁坏宗庙、山陵、宫阙的行为，属于十宗大罪中的“谋大逆”^[4]卷1。对国有土地资源，唐律主要侧重于对土地制度“均田制”的保护，政府授予的口分田不允许买卖，违者处以杖刑，“诸卖口分田者，一亩笞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杖一百”^[4]卷12。超量占有田地的行为也要严惩，“诸占田过限者，一亩笞十，十亩加一等；过杖六十，二十亩加一等，罪止徒一年”^[4]卷13。同时，严禁官员侵占百姓土地、田园、苗圃的行为，“诸在官侵夺私田者，一亩以下杖六十，三亩加一等；过杖一百，五亩加一等，罪止徒二年半。园圃，加一等”^[4]卷13。

对于公共土地资源，唐律规定，对擅自侵占街巷田畴妨碍公众使用的行为要处以杖刑，“诸侵巷街、阡陌者，杖七十。若种植垦食者，笞五十。各令复故”；侵占“山野陂湖”等公共山川林泽的行为，杖六十^[4]卷26。私人的田园土地，也受法律保护，侵占、隐没、盗取他人土地者，以“侵隐园田”罪论处^[4]卷4。

对于水利资源，唐律有明确的保护条文和违法惩处措施。水利堤岸要依据《营缮令》定期维护、及时修缮，若因河堤修缮不及时而造成水灾及人口、经济损失的，对负责官员要按律治罪，“诸不修堤防及修而失时者，主司杖七十；毁害人家、漂失财物者，坐赃论减五等”；对于盗决堤防的行为更是严加惩处，“诸盗决堤防者，杖一百；若毁害人家及漂失财物，赃重者，坐赃论”。此外，对于因泄私愤或避险而盗决堤防导致伤害他人者，根据不同情节以盗窃罪或伤人罪，判处劳役或给予经济处罚，“其故决堤防者，徒三年；漂失赃重者，准盗论；以故杀伤人者，以故杀伤论”^[4]卷27。

二   保护动物资源的法令

第一，保护动物资源的诏令。出于宣扬仁政、节俭富民等愿望，唐代帝王诏书中多有保护动物资源的内容，且具有强制性色彩，这对于保护生物资源多样性、发展社会生产起到积极作用。

首先，保护家畜资源。其一，减少祭祀杀生。唐代帝王本着节约和好生的意愿，多有诏令禁止祭祀时滥杀家畜。唐高祖指出祭祀的本意是为民祈福，只要虔诚祭祀即可，不必大量宰杀动物，并在诏书中明令“祭圆丘方泽宗庙以外，并可止用少牢。先用少牢，宜用特牲”^[5]卷74。唐玄宗在诏书中规范祭祀礼仪，禁止滥杀家畜，“天下州府春秋二时社及释奠，停牲牢，唯用酒脯，永为常式”^[6]卷8。唐肃宗在遗诏中要求，自身后事的祭祀之礼“一切不得宰杀”^[5]卷11。其二，禁止滥杀家畜。唐高祖认为隋朝亡于“刍豢之畜，靡供肴核之资；贻卵之群，莫遂蕃滋之性”的奢靡之风，为实现“六畜滋多，而兆民殷赡”，下诏严令“关内诸州，宜断屠杀”，并将其制度化^[5]卷108。唐玄宗在诏书中指出，牲畜对人类贡献很大，下诏“自今已后，非祠祭所须，更不得进献马牛驴肉。其王公以下，及今天下诸州，并诸军宴设，及监牧，皆不得辄有杀害”，并由专官负责纠察 ^[5]卷109。

其次，保护野生动物。其一，严禁滥杀野生动物。唐高祖在诏书中肯定了佛道教义中的慈悲观念有助于“蕃衍庶物，立政经邦”，明确要求“自今以后，每年正月、五月、九月，凡关屠宰杀戮、网捕畋猎，并宜禁止”^[5]卷113。唐玄宗在诏书中将道教禁杀的护生观念制度化，明令“兹今月十四日、十五日，是下元斋日”，“并百姓间，是日并停宰杀渔猎等，兼断肉食”，并要求“自今已后，两都及天下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兼宜禁断”^[5]卷113。唐文宗在生辰之际，下诏提出“不欲屠宰，用表好生”，自此之后“宴会蔬食，任陈脯醢，永为常例”^[6]卷17下。唐昭宗在诏书中提出，自己执政以来一直“常慕好生之德，固无乐杀之心”^[6]卷20上。其二，禁止捕猎蓄养野生动物。唐高祖吸取隋亡教训，下诏禁止地方进贡奇禽异兽，“其侏儒短节、小马庳牛、异兽奇禽，皆非实用。诸有此献，悉宜停断”^[5]卷80。唐代宗诏书中屡有“禁畿内渔猎采捕”等禁令 ^[6]卷11。唐德宗即位之后，下诏“禁天下不得贡珍禽异兽”^[6]卷12。唐文宗在诏令中认为，春夏是动物长养的美好季节，“时属阳和，令禁麛卵，所以保兹怀生，下遂物性”，应当适时保护野生动植物，并派遣官员对京师地区“时务弋猎，放纵鹰犬”的捕猎者严加治罪^[5]卷80。唐懿宗在诏书中反复重申禁猎，“好生之德，宜及禽鱼，卵育之时，须加条制。旧敕每年起三月一日至五月末，不许采捕水禽鸟兽。虽有敕禁，尚恐因循，宜令台府及诸军司，及时禁之月，严更提撕，勿使违犯”，以颁布诏书和派遣官员督察的形式，明确禁捕放生^[5]卷86。

第二，保护动物资源的法律。基于畜牧业对国家财政收入和民生的重要作用，唐代在法律建设方面，尤其关注家畜资源的保护和利用，这在唐律中有较多的体现。

关于官署管辖之家畜，唐律规定，盗用官畜者应依律论罪。主管官员私自借出“畜产之类”者，必须加以惩罚^[4]卷4。监管人员私自将“牛马驼骡驴”等官畜外借的，根据牲畜的雇佣费用对监管者论罪，强行借用的加罪二等^[4]卷11。对于羸弱生病的官畜要细心护理，致死者受罚，“依《厩牧令》：‘官畜在道，诸受官羸病畜产，养疗不如法，笞三十；以故致死者，一笞四十，三加一等，罪止杖一百’”，“有羸病不堪前进者，留付随近州县养饲疗救，粟草及药官给”^[4]卷15。对于宰杀官畜的行为，唐律规定要判处劳役并处以罚金，“诸故杀官私马牛者，徒一年半。赃重及杀余畜产，若伤者，计减价，准盗论，各偿所减价”^[4]卷15；对于盗窃并宰杀家畜者判处劳役，“诸盗官私马牛而杀者，徒二年半”^[4]卷19。

关于百姓私有的家畜，唐律也明确规定严禁宰杀，违律要依据赃物价值，以盗窃罪判罚劳役，“假有盗他人马牛而杀，评马牛赃直绢二十匹，若计凡盗，合徒二年半；以盗杀马牛，故加凡盗一等，处徒三年”^[4]卷19。对违法宰杀家畜的作案工具要加以销毁，“作具及钱，不得仍用，毁讫付主，罪依法科”^[4]卷4。

三   保护植被资源的法令

第一，保护植被资源的诏令。在重农思想影响下，唐代帝王重视农林生产在社会生产中的基础地位，注重植被资源的保护。唐太宗在诏书中提出保护珍稀林木资源，在自身后事操办中禁止“加四重之榇，伐百祀之木”^[6]卷3。唐玄宗在诏书中，要求地方官顺时令、兴农桑，禁止破坏植被资源、杀伤野生动物，“诸有妪伏孕育之物，蠢动生灵之类，慎无杀伐，致令夭伤”^[5]卷86；唐玄宗还在祭祀泰山之际，下令“近山十里，禁其樵采”，以保护圣山的植被^[6]卷8。唐文宗曾敕令保护名山大川的山林植被，“茅山界内，并不得令百姓弋猎采伐，及焚烧山林”，并由地方官员严加稽查^[7]卷986。唐武宗在诏书中指出，自己多次下诏劝勉百姓植树，“劝课种桑，比有敕命，如能增数，每岁申闻”，但仍存在随意砍伐的情况，“并无遵行，恣加翦伐，列于鄽市，卖作薪蒸”，因此严令地方官员“自今州县所由，切宜禁断”^[6]卷18上。

同时，唐代帝王屡有诏书对农桑生产进行了规范和督导，鼓励农林牧渔业生产。唐代宗认为耕桑树艺是百姓之本，“益之以织纴，杂之以菓实，则寒有所备，俭有所资”，“必资树艺，以利于人”，因而在诏书中明确要求“天下百姓，宜劝课种桑枣，仍每丁每年种桑三十树”，地方官员要躬亲负责，并将种植情况如实上报^[5]卷111。唐德宗下诏运用官府的力量普及桑树等林木产品种植，“天下田计其顷亩，官收十分之一。择其上腴，树桑环之，曰公桑”^[6]卷49。唐宪宗在诏书中明确规定，“天下州府民户，每田一亩，种桑二树”，官员每年要监察上报^[6]卷15。

第二，保护植被资源的法律。唐代沿用均田制，在法律中对农林生产及资源保护有明确规定，违者受罚：“依《田令》：户内永业田，每亩课植桑五十根以上，榆、枣各十根以上。土地不宜者，任依乡法”；“其里正皆须依《令》造簿通送，及课农桑。若应合受田而不授，应合还公田而不收，应合课田农而不课，应课植桑、枣而不植，如此事类违法者，每一事有失，合笞四十”^[4]卷13。

对于盗采盗伐、破坏公私植被资源的行为，唐律有着严格的处罚规定：“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4]卷19；对于任意砍伐占有他人经营的山林植被资源者，以盗窃罪论处，“诸山野之物，已加功力刈伐积聚，而辄取者，各以盗论”^[4]卷20。对于擅自食用、毁坏公私田园瓜果者，以及毁坏采伐公私农林作物者，以盗窃罪论处“诸弃毁官私器物及毁伐树木、稼穑者，准盗论”^[4]卷27。

对于森林防火，唐代法律也有着严格的规范，烧毁森林植被资源的行为，将受到严厉处罚。例如在皇家山陵、墓地处所失火的，判处劳役两年，情节严重者流放，“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4]卷27。对于不遵照时节放火燎烧田野者，杖刑五十，“延烧人舍宅及财物者，杖八十”；对于在通行道路上燃火而引发火灾，延烧到别人树木、房舍屋宅、财物，或因此烧死烧伤人者，各按上面条文所犯罪减轻一等，“其行道燃火不灭，而致延烧者，各减一等”^[4]卷27。

综上，唐代的诏令与法律，对于社会生产生活中涉及水土、动物、植被资源的保护问题，有着较为合理的规定。从内容与目标上看，这些法令规定有助于保护生态环境与生物多样性，保持生态平衡与资源再生，有助于实现在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前提下社会的持续发展。这些生态法令的可行性与实效性，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行为，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检验。

二.   唐代生态保护法令的实践

唐代相关保护生态环境的诏令与法律，依靠诏书所代表的至高君权，以及法律的强制效力，在政府的日常施政中得到较好的贯彻执行，并产生了正面的社会影响。由于历史久远、文献散佚，保留至今的生态保护法令实践案例与行政文书不多，其中部分收录在《全唐文》中，多为科举考试应试判文，以及少量真实案例。

唐代科举制度下，士子及第后，要经过吏部考试后才能授官，考查的主要内容为“身”“言”“书”“判”^[8]卷15。所谓判，即以地方狱讼案件或经籍所载的史事为案例，让应试者加以分析写出判文，“试其断割而观其能否”^[8]卷15，以此检验应试者从政的能力和素质。判文可以反映出士子在临政治民方面的综合素质。判文写作要熟悉法律，还要了解社会民生，具有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最初判试从地方的真实案件中挑选数例作为考题，后来为增加难度从经籍古义中选用史实做成假设案例，试判题目所选案例逐步由真实走向虚拟。尽管如此，唐代判文为了解生态保护法令的实践情况提供了部分可靠案例，即便这些实践多侧重于普法宣传与司法考试。这些判文之中，不乏涉及水土、动物、植被资源保护实践的内容。

一   保护水土资源的法令实践

第一，保护土地资源的案例。唐律强调保护土地资源，对于侵占、破坏土地的行为，有着对应的惩罚措施，这在实践中有着直接反映。例如，《对屯田佃百姓荒地判》中，针对屯田官员租赁百姓土地拒绝归还的案情，判文秉持“国本必于务农，人安固在循业”的政策，最终判定屯司官员须退还所侵占的百姓土地^[7]卷902。《对径逾判》中，针对百姓肆意穿行践踏田地、农官不予禁止的案情，判文认为主管官员对农田保护法令执行不力，“乃径逾而是苦，实网漏而将疏”，据此判定对失职的野庐氏予以处罚^[7]卷980。对于居住区土地资源的案件，《对掌麑擅放穿墙流恶判》中，针对居民穿墙排放污水至街道等公共区域、污染环境的案情，判文认为应当“请科殴已之犯，仍坐穿墙之愆”，认定排污行为有罪^[7]卷948。《对穿墙出水判》中，针对穿墙排放污水的行为，判文认为其污染居民生活环境，应予以处罚，“牒送有司，用惩其失”。《对开沟向街判》中，针对居民挖沟向街区排污，县令处罚杖责六十，被告居民不服上诉的案情，判文认为“法有恒禁，政贵移风，故议事之刑，则符令典；妄情之诉，期于自息”，判定排污者败诉^[7]卷980。

第二，保护水利资源的案例。唐代重视水利资源，在实践中体现出保护与开发并举。《对毁濯龙泉判》中，针对杨氏将遭毁坏的濯龙泉重新兴修，却被状告擅自发起劳役的案情，判文严申兴修水利、保护水资源的重要性，“泽国之政，川衡是恤”，认为杨氏重新修缮水利能为百姓谋利，判定杨氏无罪。《对梢沟判》中，某甲疏通水利三十里，主管官员却认为工程未向官府申报，属于违法，判文指出水利对农业作用重大，“故河渠式修，焕马迁之典；衡漳既导，美夏禹之绩”，某甲疏通渠沟对百姓有益，判定某甲无罪^[7]卷436。

二   保护动物资源的法令实践

第一，保护家畜的案例。唐代司法实践中，基于家畜的作用而进行适当保护，这一类案件为数不少。《断僧结党屠牛捕鱼事由判》中，针对僧人不守戒律、宰牛捕鱼的案情，判文判定对涉事僧人处以杖刑，“各决三十，用示伽蓝”^[7]卷955。《对射牛判》中，针对万年县百姓侯明因驱赶野狼误杀耕牛的案情，判文认为法律明令禁止杀牛，侯明有客观犯罪事实须惩处；但杀牛非主观故意，“误杀不禁”“罪疑从轻”，应对其减轻处罚。在《对为父杀牛判》中，针对百姓韩孝为保护父亲杀死受惊耕牛的案情，判文认为韩孝杀牛确属犯罪，但其孝心值得赞扬，“原始虽称犯罪，要终未可论辜，既符名教之规，还申壮勇之节”，判定从轻处罚^[7]卷983。《对养鸡猪判》中，针对郡守劝导百姓养殖猪鸡等家畜，却遭上级官员以扰民为由拒绝的案情，判文认为“教之畜扰，利俗则多”有益民生，判定郡守举措正确^[7]卷652。

第二，保护野生动物的案例。首先，对肆意捕猎行为的处罚案例较多，且有较为明确的时令倾向。《对畋猎三品判》中，某景猎获3类野生动物，被官员断定“强暴天物，且违时禁”而有罪，某景不服而向上级司法机关申诉，针对案情，判文认为其田猎无益，“断暴天物，几于深文；张皇己功，何逭自汰”，判定田猎者败诉。《对招虞人以弓不进判》中，某甲违背时节捕猎，主管田猎事宜的虞人因拒绝提供猎具而遭弹劾，针对案情，判文认为“林麓薮泽，以畋以渔，农牧衡虞，是纠是禁”属于虞人职责所在，判定其无罪。《对用毒矢而射判》中，针对某乙用毒箭捕猎而遭到负责官员禁止的案情，判文批判了用毒箭猎取野生动物的做法，认为其违背“今物遂蕃茂，政和钟律”的时令，判定此类“亏我王化”的行为有必要禁止^[7]卷976。

其次，对滥杀野生动物的处罚。《对射猿判》中，某景射杀猿猴而遭上级官员免职，某景不服上诉，针对案情，判文认为某景任意杀生的行为无益，“于人则事乖亲爱，在兽则理切肝肠”，判定某景败诉。《对断屠月杀燕判》中，针对某甲用蒺藜喂食燕子而致死，邻居举报其在禁屠月份杀生的案情，判文认为“罪挂汤罗，循情合科，准状难舍”，判定某甲违法^[7]卷983。

三   保护植被资源的法令实践

第一，鼓励发展植被资源的案例。发展农林生产是唐律重点关注的内容，因此司法实践中也多有涉及。《修堤请种树判》中，某乙修筑堤坝完成后，又请求沿堤植树造林，“其堤内外各五步并堤上种榆柳杂树”，结果被负责官员以不急之务而拒绝；针对案情，判文肯定了沿堤植树有助于巩固堤坝、防范洪灾，“防在未萌，著之先甲。因而致用，庶无瓠子之灾”，判定乙的主张正确，负责官员不应阻难^[7]卷652。《对无沟树判》中，针对农官某甲辖区内水利、植树无功绩，遭到主官劾查而不服的案情，判文认为某甲任内“废五沟之种艺”“女桑不树”，判定甲失职有罪^[7]卷902。《对田中有树判》中，针对百姓乙在田间植树，遭到乡民谴责，乙申辩田埂植树不妨农耕的案情；判文认为乙在田界植树有益农耕，“有滋稼穑”“益我公私”“纵使群木耸秀，何妨百谷用成”，判定乙栽植林木的行为合理^[7]卷951。

第二，禁止破坏植被资源的案例。保护农林资源的案例，在唐代司法实践中也有所体现。《批斫槐树牒文》反映的就是当时的一个真实案例。渭南县尉张造接到上级文书，令其砍伐官道旁的槐树用来造车；对此张造认为官槐历史文化悠久，且有益于环境，“恭惟此树，其来久远，东西列植，南北成行，辉映秦中，光临关外，不唯用资行者，抑亦曾荫学徒”，针对此类情况应当形成规范性保护，“拔本塞源，虽有一时之利；深根固蒂，须存百代之规”，并以“运斧操斤，情所未忍”为由奏报上级，最终劝阻了上级部门砍伐古槐^[7]卷621。《对采木判》中，针对终南山下百姓任意砍伐森林，地方官员下令禁止采伐、百姓有怨言的案情，判文指责百姓的滥砍滥伐行为，“厉禁攸施，妄抡材而必制；操斧以进，何斩伐之乖宜”，并且指出按照时令开发林木资源才是正确的做法，“斩阳盖取乎阴时，伐阴须在乎阳月，古训则尔，今令惟宜”。《对盗稻橘判》中，针对会稽人杨真盗窃同乡张辨的橘树、张辨盗窃杨真的稻子的案情，判文认为橘树、稻子经济价值都很高，“汙泉芳稻，风传十里之香；江陵木奴，地均千户之封”，判定勘验二人盗窃赃物的数额，作为定罪依据^[7]卷985。

三.   结 语

唐代生态保护法令的制定颁布，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其主要影响因素有二：一是受传统重农思想的影响，二是客观生态环境的作用^[9]。自然灾害多发，加上皇朝更替与战乱，生态环境遭到破坏，更加重了社会生产生活的困难。因而保护生态环境与资源，实现民富国强，是唐代法令关注的重要问题。

从立法的角度来看，唐代生态保护法令的制定颁布，主观目标旨在维护皇朝功业。鉴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等因素对传统农林生产的制约性作用，唐朝统治者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发展、皇朝稳定，就不能无节制地破坏生态环境、滥用自然资源，而需要采用开发与保护并重的策略。因此，他们重视对水土、动物、植被资源的保护，重视农林业生产，其最终目的，在于充实民生、富国强兵，进而巩固皇朝功业。

从司法的角度来看，唐代官员在司法考试与行政文书中，多能关注对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保护，并有效运用到实践中，产生了正面的社会影响。但由于封建社会生产力水平不足与法治精神缺失，实践中掺入很多官员的主观因素，一些破坏生态环境、自然资源的案件，仍有不尽人意的判罚，例如《对仲夏百姓弋猎判》中支持了刺史廉范允许百姓夏季捕猎的行为^[7]卷976，《对斫街树瘿造枕判》中纵容了百姓砍伐街道树木的行为^[7]卷984，这些都是实践中的反面案例，其时代局限要客观评判。

从普法的角度来看，唐代生态保护法令，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官吏、士人、百姓的认可与遵守。从官员守法情况来看，《对断屠判》中，京畿地区主管官员屡次传达皇帝禁断屠杀的敕令，但“百姓造罧不止”，对此官员如实上奏请示，可见对禁屠敕令的如实执行^[7]卷983。从士人守法情况来看，《对椑子判》中，士人柏禽的家童摘取邻家椑树的果实，柏禽主动将其送到官府请求处罚^[7]卷985，反映出士人的懂法状况。从百姓守法情况来看，一些破坏生态资源的案件多由百姓检举，可见民间对生态保护法令是知悉并遵守的。

诚然，唐代的生态保护法令及其实践，带有时代局限。诸多生态法令条文，很大程度上停留在主观、粗疏层面，多是对具体案例的就事论事，缺乏系统性，无法用来有效应对当下社会的生态环境问题。但这些生态保护法令属于传统社会制度与文化的优秀遗产，其中蕴含的顺应自然、珍视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诸多内容，是有益的、可取的，对于建立中国特色生态保护法制与生态文化共识，具有积极借鉴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