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的都城北京，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明永乐元年（1403），燕王朱棣决心迁都至此，，开始了大规模的宫殿营建。永乐十八年（1420），明朝正式迁都北平（1427年改名为北京）。清朝立国后，完全袭用了明朝的宫殿，但也重修和增建了现在故宫中的一些大殿，同时还修建了北京城西郊的两座离宫，即圆明园和颐和园^[1]。为皇家建造修缮宫殿等重大工程专用的木材，以及制造家具等的木材，即为皇木。明清储存皇木之地，名为皇木厂，是负责接收水运进京的皇木，储存后再运至各木厂及各项工程所需之地。

以往的学术研究在明清皇木采办、木材流通与贸易、采办活动对当时生态环境和社会影响状况等方面的研究成果丰硕。当前学术界对皇木厂问题涉及不多，缺乏系统性、专题性研究。本文以起到中转站作用的皇木厂为研究对象，基于文献史料，结合实地调研，对明清时期皇木厂进行探讨。

一.   皇木的来源

目前学界关于皇木采办的研究成果较多。代表性强的是蓝勇《明清时期的皇木采办》^[2]、李志坚的《明代皇木采办研究》^[3]等文章，分别对明代皇木采办以及明清皇木采办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明清时期皇木采办的主要区域是贵州、四川、广东、山西等省，这些地区为朝廷提供了大量珍贵木材。金弘吉《明末四川皇木采办的变化》^[4]以及蓝勇等的《四川汉源县水井湾皇木采办遗迹考》^[5]以四川地区为研究范围，确认了采办皇木的历史事实。皇木采办所需的楠木等优质木材涉及到广东、贵州等地区，部分学者针对上述地区进行了详细的探究。例如，周林等《清前期广东皇木采办》^[6]对广东地区皇木采办进行了分析和论述；陈季君《明清时期黔北皇木采运初探》^[7]对贵州地区皇木采办进行了研究。以上研究因为地域的局限性，没有系统而全面的展开，但分别对皇木采办的原因、环节、形式、主要地区等方面都作了论述和探讨，有利于梳理皇木采办过程的脉络和细节。

明清两朝对皇木的需求量巨大，且对木材的材质有很高的要求^[8]。这些符合要求的木材，从采伐地到达北京，过程艰难。李庆云《权力、市场、环境视域下的明皇木采办》^[9]一文将采木分为勘察、采伐、运送、存放4个环节。文中指出，由于采木区大多为深山古林，地势环境恶劣。无论是勘察、采伐及运送下山，还是将木材再次起运的过程均是困难重重。

皇木运输的主要方式是水运。明清时期，在大运河北端的漕运枢纽位于通州，漕运物资转运至北京都需要经过通州码头^[10]。由于水运的特殊性，容易受到季节性因素如天气、水流等的制约。运送耗费时间少则需要两个月，长则需要一两年，才能运到码头。明成祖迁都北京后，京杭大运河与通惠河的修治问题成为朝廷的主要任务。嘉靖六年（1527），开始彻底重修通惠河，完工后京通间水运大通。此后一直到清末的数百年间，基本上保持着京通间的水运通畅。北京城内，到了清朝乾隆年间，为了兼顾城内湖泊河渠和西郊园林的用水，扩大瓮山泊，后改成昆明湖^[1]。水路的畅通，为皇木的运输提供了便利的运输条件。

二.   皇木厂的分布

皇木厂，明代称神木厂、大木厂，清代称皇木厂，从明永乐年间开始用来转运和储存建筑宫殿的砖石木材。明朝迁都北京后，城垣、宫殿、苑囿、庙宇、陵寝等工程持续进行，木材等大多数营建物资要从全国各地采办，在北京通州转运。虽然漕运以漕粮为主，但随船所运输的也有建筑材料，且有专门储存场地，比如砖场、皇木厂等。在明清时期，分布在北京地区的皇木厂有通州和张家湾两处皇木厂^[11]：朝阳门外大木厂、崇文门外神木厂。台基厂和山西大木厂也作为存储皇木之地^[12]。

通州、张家湾两处皇木厂位于今通州区。《清会典事例》中有记载：“顺治初年，定通州、张湾（笔者注：张湾即“张家湾”）二处，各设木厂。”^[13]为了转运存储的皇木，朝廷在通州和张家湾两处建立了木厂。这两处木厂离紫禁城较远，将木厂设置在此处便于接收各地水运进京的木材，再转运至各木厂及各项工程所在地。

朝阳门外大木厂位于今朝阳区。《明实录·明武宗实录》卷39中对木厂有相应的记载：“正德三年六月，先是朝阳、崇文门外大木二厂。”^[14]《大明会典》中也有如下记载：“营缮所需木植砖瓦，有五大厂。曰神木厂、曰大木厂，堆放木植兼收苇席……”^[15]文中记载的“大木厂”即是朝阳门外大木厂。

崇文门外神木厂和台基厂位于在今东城区。崇文门外的木厂名曰“神木厂”，是由于在大木厂中存储的皇木与神木厂中存储的皇木有规格上的差别。大木厂一般接收、存储的皇木直径在1.9 ~ 3 m，而在神木厂接收、存储的皇木直径在3 m以上。台基厂设立在内城，距离紫禁城非常近，虽然与神木厂同储木材，但不是专门储存皇木的地方。台基厂主要是为紫禁城加工基座的地方，石料、木料运来此处加工，以便再运至紫禁城。

山西大木厂，虽然名为山西大木厂，其厂址实际位于今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大木仓附近^[16]，与神木厂同为储存皇木之地。明代何士晋《工部厂库须知》卷5《台基厂》中记载：“台基厂营缮分差，与神木厂同储材木，与山西厂同储材为造作之场。” 《工部厂库须知》卷5《山西大木厂》中记载：“山西大木厂营缮分差，……与神木厂同储材木。”^[17]

朝阳门外大木厂、崇文门外神木厂、台基厂、山西大木厂设立于明代，位置大都设于距离紫禁城较近的地方，存放采办来的皇木。通州、张家湾两处皇木厂设立于清代，位置设于通州，依托于周边便利的水系，接收水运进京的木材。

三.   皇木厂的管理

在皇木厂对木材的管理中，皇木的存储有着特殊要求，不仅设军夫守护，还建有专门的防护设施。皇木厂在管理职官、木厂存储条件、存储要求以及皇木规格等方面都有相应的管理机制。储存在皇木厂的皇木有规格之分，所存木料的种类与规格都有详细的记述，木材等物料也有相应的计价规则。

一   职官及职掌

明代的神木厂、大木厂，清代的皇木厂，都属工部营缮清史司，负责监收木材。

明代在木厂设置木道一员，督木同知一员，主要负责木厂事项。《明实录·明武宗实录》卷39：“正德三年六月壬午，开设神木千户所。先是朝阳、崇文门外大木二厂，调拨镇朔、永平、遵化等三十四卫所军士一千人，护视神木至是。陈志等奏其携家在厂，朝夕直宿散处各卫往来勤苦，乞比蕃牧嘉蔬事例，改设一所，兵部覆奏，从之。设千户所镇抚各一员、百户十员、吏目一员。”^[14]官嵬在其《<工部厂库须知>浅析−兼及明代建筑工官制度勾沉》^[18]一文中对《工部厂库须知》的概貌、各司职掌进行了整理，对匠役制度信息做了简单考述，并指出神木厂掌收各类木材，是万历年间最大的木厂，有三班当差军166名。

清朝官制多承袭明制，又因时制宜而有增革^[19]，但又具有自己的特色，即在皇木厂的管理职官中，官员有满汉之分。在《清朝通志》《清朝通典》中均载有“木仓”，在《清朝文献通考中》记作“木厂”，四则史料都记载设监督官员满、汉各一人^[20]。《中华大典·林业典·森林利用分典》对木厂及监督官员有相应的记载：“[雍正]十一年题准，木仓满汉监督一年差满，如一同更代，恐新委之人一时未能谙练，嗣后一年期满，新旧满汉监督，互相更代。一木厂，顺治初年定通州、张湾二处，各设木厂，每厂差笔帖式二人，验收运京木植。”^[21] “笔帖式”为满语，也作“笔帖黑色”，意为办理文件、文书的人。康熙二十六年（1687），通州木厂归通惠河分司管理，康熙四十年（1701）归通永道管理，张家湾木厂由工部派满司官一人管理，掌理监收木材，当每届各省官员把相应的皇木运到木厂时，与工部司员一同验收，再交于木仓存储。

二   皇木厂中所储木材的计价

楠木、松柏、榆木、杉木等物料从各个皇木采办地运输进京，经统一测量验收后将根、件、丈、尺分别注明，放置于木厂，赴部投批，由部派员丈量记印斧号，会同监督照数收储。等到部委的运木官员到木厂后，将木植点验然后交运到木仓存储。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卷4《神木》对皇木的规格与种类都有记载：“嘉靖三十九年，凤阳府五河县杉木一株，围一丈五尺，长六丈六尺。”^[22]《春明梦余录》卷46《皇木》中也对神木厂中所存大木的种类与规格进行了详细描述：“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皆永乐时物。其中最巨者为樟扁头，围二丈长，卧四丈余，骑而过其下，高可隐身。”^[23]

木材等物料有相应的计价规则。《工部厂库须知》卷5《木料等价规则》中对于长梁、大杉木、平头杉木、木安枋、松柏、榆木、杉木、栗木等均有相应记载：“大杉木：一号长四丈，围四尺二寸，每根银五两八钱。二号长三丈五尺，围四尺五寸，每根银五两五钱……榆木：一号长一丈一尺，围四尺八寸，每根银八钱五分。二号长一丈二尺，围四尺二寸，每根银七钱八分……”书中还有“新旧会估”“照旧估”之语。由此可知大多数的物价，都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的会估价，也大多沿袭了以前的会估价。会估价与时价不是完全相符的，只是差距不大，因此可以反映当时各种物品的中间价格^[24]。从书中的记载可以了解当时木料的计价情况，也能反映出万历年间北京市场大致的价格水平。

三   皇木厂中存在的问题

皇木是供皇家所用的重要物料，理应严格看管，皇木厂作为皇家木材的存储地，设有官员管理、军夫守护，且指定专门的防护措施，但实际仍然存在一些问题。

明代谈迁《国榷》卷20中有记载：“宣宗宣德三年六月，内官裴宗汉盗市官木，贿太监杨庆求免，事觉，下行在锦衣卫狱。”^[25]掌管内官监木作的宦官裴宗汉由于偷盗皇木，受到论法当斩的严厉惩戒^[26]。可见当时有皇木盗窃现象。

除了盗窃情况外，在保管木材方面也有管理不力的表现。《明实录·明英宗实录》中记载了一则奏文，是英宗正统年间的北京工部官员针对木材储存情况所奏：“齐化门外积楠杉等木三十八万，而四方运者日至，覆庇不密，多为风雨所坏，乞发军夫修理厂房，且监守之，庶不虚费财力”^[27]。由此看出大量木材由于保管不善大多被风雨所侵蚀。与此同时，也记述了在天顺年间由于木厂发生火灾而“增盖大木厂房三千六百余间”，由于木材的特殊性，一旦发生火灾，火势十分凶猛。但皇木厂管理官员却没有对皇木进行妥善的保管，因此，大量珍贵木材遭到损坏。

皇木过量存储，造成了严重浪费。根据清代《春明梦余录》卷46《皇木》记载：“京师神木厂所积大木，皆永乐时物……风雨震淋，已稍朽矣。”^[23]可见，明朝采办的木材并非都为了现用，直到清代，木厂中所存木材还是明代所采办的，其中有一些极其珍贵的木材，生长缓慢，非数百年不能成材。然而这些木材经年累月，加上保管不善，在木厂中腐朽，令人痛惜。

四.   皇木的去向

皇木运至张家湾皇木厂，还要向各木厂及需用木材的地方进行输送，自张家湾运至北京的主要方式是装车运载^[24]。张家湾皇木厂设置了专门运送木石的车户，主要负责皇木的运送。这些珍贵木材主要用于宫殿、皇陵、庙宇等的修建及王公贵族府第的建设和修缮等。

自永乐初年起修建都城、修缮宫殿等工程对皇木的需求量都极大。皇木在皇木厂暂存后就需要再运至紫禁城。紫禁城现名故宫，是木质结构古建筑。故宫中有大小宫殿70多座，这些宫殿的建造都离不开皇木。而且这些宫殿还常遭遇火灾，焚后又再建。在将近600余年的时间中，故宫的各宫殿都在不断地进行修缮。

帝王大多重视陵寝的建造，将陵寝的规模建造的十分庞大以体现皇权的威慑力。我国的传统建筑是以木结构为主的，皇陵的修建也离不开皇木。明十三陵即是如此，它规模大，用料也十分考究。以长陵为例：长陵是十三陵中的首陵，长陵祾恩殿建成于永乐十四年（1416），殿内由60根楠木支撑，其余大小构件的用料也是金丝楠木。长陵宫殿选材如此，其他帝陵的用料也是十分考究。可见，陵寝的建造使用了大量珍贵皇木。

由于明代大量采伐皇木，巨大楠杉等优质木材难寻，到清代时不得不“退而求其次”，选择塞外松木或是不完全符合标准的大木。京城宫殿、园林等大量使用松木。清漪园是颐和园的前身，是一座大型皇家园林。乾隆十五年（1750)开始建设，至乾隆二十九年（1764)完工。主要由万寿山和昆明湖组成。咸丰十年（1860)被英、法联军全部破坏，后经过修复，完成于1888年，基本保持了原清漪园的格局，更名为“颐和园”。清漪园的建设与大修花费巨大，也使用了大量优质皇木。

明代分封藩王众多，藩王府第的建造和维修所需的木材也是皇木。《明实录·明宣宗实录》卷15中就记载了赵王（朱高燧）的府第需要皇木的具体数量为“材木一千株”，后又向朝廷索取了“材木一万株”^[28]。不仅是赵王府，其他藩王府的建造与维修对皇木的需求也是巨大的。除了以上的皇家建筑外，庙宇等建筑的建造和后期维修也需要消耗大量皇木。

明清家具是我国古代家具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为了满足皇室生活需要，成立了清宫造办处，下设很多种工艺作坊，其中单独设有木作和广木作，专门承担木工活计。在今故宫太和殿摆放的清乾隆大立柜即是紫檀木所作。宫廷木作所需的紫檀木、楠木^[29]等名贵木材，也来自皇木厂。

五.   皇木厂的历史影响及研究意义

明清时期皇木厂的设立保证了皇木的正常输送，促进了周边人居聚落的形成。位于张家湾镇的皇木厂现已发展为皇木厂村，由于保护得当，村内仍保留着大运河故道。皇木厂见证着大运河的变迁，而大运河也为皇木厂村注入了深厚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使皇木厂村散发出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

一   挖掘聚落历史，助力乡村振兴

今北京市通州区张家湾村北皇木厂村，即是明代存放自南方运来的木材之所。今朝阳区的“黄木庄”也是由神木厂演变而来。据《北京市通县地名志》记载：明清时营造北京皇宫所需大木自南方各地经北运河运抵该处储存，敕宦官、佑司把总署驻此，运木的车户、脚夫居此，渐成村落，故名^[30]。因总署驻此，为了护看皇木，有的管理官员会“携家至此”，还有运木的车户、脚夫居此，想来这是皇木厂村最早的居民。可见，皇木厂的设置对周边村落的形成起到了促进作用。随着时间的推移，目前，皇木厂村虽仍有“皇木厂”之名，但村民谈起皇木厂村历史却知之甚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乡村振兴的战略，皇木厂村也在积极进行新村建设。村里建有5层塔楼专门存放历史文物，将村中的古槐（600多年）圈起来严加保护，还开展了民俗旅游度假村的建设。但就事实而言，皇木厂村的建设对皇木厂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挖掘不够，特色不鲜明。通过对因皇木厂设置而形成的人居聚落的研究，可以为乡村振兴提供借鉴。

二   保护文化遗产，推动城市发展

京杭大运河对中国南北地区之间的经济、文化发展与交流起到了巨大作用。皇木厂是京杭大运河带动经济发展催生的产物，推动着文化的保护与发展。随着时代的发展，北京地区大部分皇木厂只留下地名，其余信息均需在古籍中探寻。乾隆皇帝在神木厂建碑立亭，刻《神木谣》于碑上。而后出土的神木谣碑于1986年被公布为朝阳区文物保护单位标志。除此之外，仅剩下位于通州区的皇木厂村，村内仍有大量的历史古迹和大运河遗址^[31]。

皇木厂是皇木采办过程中的重要环节，发挥着重要的中转作用。皇木运输的水系以及陆路的变化，也反映着北京城生态环境的变化，见证着北京城的发展。皇木厂与北京城共命运，对皇木厂进行研究可以进一步了解北京城的历史韵味，有利于推动北京历史名城的建设，对于推进大运河文化资源的保护、传承与利用也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