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嫁接”是植物的人工无性繁殖方法之一，在植物栽培、改良和基础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在我国解放初期多称“嫁接”为“接木”，后者可能源自众所周知的成语−“移花接木”。《辞海》解释其本义为“把一种花木的枝条或嫩芽嫁接在另一种花木上”，当今日语中仍使用“接木”一词表示嫁接。据考证，嫁接在我国古代文献中先后是以“椄”“插”“接”“转枝”“接换”“接缚”“接博”和“接驳”等词来表示^[1-2]，其中《尔雅》中出现了反映嫁接技术的专用字−“椄”；汉代许慎的《说文解字》解释为“椄，续木也，从木妾声”；清代段玉裁注“今栽华植果者，以彼枝移椄此树而华果同彼树矣。椄之言接也，今接行而椄废”^[3]。值得注意的是，自1987年以来的一些文献^[4-6]和专利^{[7- 8]}在标题中均使用了“稼接”一词，似乎比“嫁接”更具有农业气息，但“稼接”未出现在2018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农学名词》^[9]中，可以认为是一个不规范的词汇。

无性繁殖植物一般通过分根、压条、扦插和嫁接等方法进行繁殖，而前3种方法相对来说都比嫁接方法简单得多，而且人类发明扦插比嫁接早^[10]。那么，古人为何要发明相较其他无性繁殖更为复杂的嫁接技术？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人工嫁接技术的发明是古人受自然界天然嫁接（枝接和根接）植物的启发^[11-14]，但也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受扦插技术^{[2, 12]}或寄生植物^{[10, 15]}的启发。此外，关于我国嫁接技术的最早记载和起源时间等问题，也存在诸多争议和错误。因此，很有必要对近年来的研究进行考证，以正本清源。

一.   嫁接技术的缘起

一   受自然嫁接现象的启示

自然嫁接即自然界中生长邻近的两棵树，挨得太近，在生长增粗的过程中互相挤压，又因风力等因素磨破表皮，久之，两棵树木部分连接在一起继续生长发育的现象，古人称为木连理、连理树和连理枝。由于当时人们不了解连理树的成因，于是便把这种现象比喻为男女忠贞爱情或兄弟亲密的象征。例如，西汉苏武有诗：“况我连理树，与子同一身”；唐代白居易《长恨歌》里有：“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之句。封建统治者则宣扬“德至于草木，则木连理”^[16]之类的思想。三国时期曹植在《连理木讴》一诗中写道：“皇树嘉德，风靡云披。有木连理，别干同枝。将承大同，应天之规。”^[17]于是连理树被称为“皇树”“瑞木”“嘉树”，封建王朝制定出报“瑞”制度，以此为王朝歌功颂德。各地便有人迎合权贵的心理，人为地制造“瑞木”去报“瑞”，博取统治者的青睐。这是人工嫁接的源起因素之一，也是我国古籍中木连理不乏记载的重要原因^[12]。另一方面，不断地发现自然界的连理树，诱发了有心人去模仿，从而发明了人工嫁接。

二   受寄生植物的启示

种子植物绝大多数是自养的，少数因为缺少足够叶绿素或由于某些器官的退化而成为寄生性的。寄生性种子植物都是双子叶植物，涉及12个科，其中最重要的是桑寄生科、旋花科和列当科。根据寄生部位不同，寄生性种子植物还可分为茎寄生和根寄生。寄生在植物地上部分的为茎寄生，如菟丝子、桑寄生等；寄生在植物地下部分的为根寄生，如列当等。根据对寄主的依赖程度不同，寄生性种子植物可分为全寄生植物和半寄生植物。

全寄生种子植物没有叶片或叶片退化成鳞片状，因而没有足够的叶绿素，不能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利用其专性的固着、吸收结构−吸器穿过寄主的表皮、皮层而伸达寄主的维管束，这样使寄生植物的维管束与寄主植物的维管束相联结，从寄主植物内吸收所需的养分和水分^[18]。半寄生种子植物有叶绿素，能进行正常的光合作用，但多数半寄生种子植物的根系退化，导管直接与寄主植物相连，从寄主植物内吸收水分和无机盐。例如，寄生在林木或作物上的桑寄生和槲寄生等^[19-20]。自然界中有很多科间半寄生现象，类似于植物的科间嫁接^[10]，因此这种现象可能也会启发有心人把一种植物接到另一种植物上。

三   源于扦插技术的发展

1963年，石声汉提出“我国嫁接技术的来源……大约应当从扦插发展而得”^[2]。《诗经》汇集了我国公元前11世纪至前6世纪的诗歌，其中就有“折柳樊圃”的记载，说明那个时代已经发明了扦插繁殖技术。公元4世纪所著的《食经》载有独辟蹊径的“种名果法：三月上旬，斫取好直枝，如大拇指，长五尺，内著芋魁中种之。无芋，大芜菁根亦可用。胜种核，核三四年乃如此大耳。可得行种”，其大概意思是把枝条插入到芋或芜菁肥大的球茎根中，枝条利用后者中贮藏的水分和养分进行生长，一年即可达到用种子繁殖3 ~ 4年的效果，这也可能启示人们把果枝直接插入到活的果树根中^[2]。《齐民要术》卷4《插梨》，根据对所记内容的解读，就是把梨树枝条插入去头梨树上，其中的“插”即嫁接，说明嫁接来源于扦插^[10]。

二.   中国嫁接技术的起源

一   起源于公元前1560年？

笔者最初见到国内外一些论文^[21-26]和著作^[27]中说文献记载中国的嫁接技术起源于公元前1560年所进行的桃树嫁接，作为中国人自然觉得非常自豪。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中国嫁接被记载的历史就有3 500多年，比欧洲、中东等嫁接起源较早的地区早1 000多年。但查到1949年最初提到这个说法的原始文献后^[28]，笔者则有些怀疑，因为该文章中作者ROBERTS R H提到的唯一依据是1945年4月16日与章文才先生的非正式谈话（conversation），若是中国嫁接起源如此早的话，在章先生自己的论文著作中肯定会提到，但很遗憾，笔者没能找到。认为中国嫁接起源于公元前1 000多年的其他文献^{[1, 29-32]}也并无任何实质证据来支撑这一观点，仅仅是揣测而已。失望之余，笔者开始觉得原始文献中的这个说法存在多处问题：一是公元前1560年所处的商代（约公元前1600—前1046年）早期，目前是没有发现有可识别文字的，而当今史学界普遍认可的中国最早的汉字−甲骨文出现在商代后期（殷朝，公元前14世纪—前11世纪）^[33]，距今也就3 100 ~ 3 400年的历史，记载嫁接起源的文献出现在甲骨文出现之前，这个可能性很小，除非有可识别文字、绘画、化石等考古文物来证明。二是公元前1560年这个年份太具体。对于距今3 000年以上的中国古代文献，目前基本不能确定具体是哪一年写的，仅能知道大概的年代范围。可能是章先生口误，也可能是作者没听清楚，章先生可能说的是中国嫁接技术起源于1 500 ~ 1 600年以前，这和其发表的论文^[34]中提到的关于嫁接的最早文献《齐民要术》的成书年代（约公元5世纪）比较接近，但该书中有梨的嫁接（《插梨》篇），而无桃的嫁接记载，可能是章先生所说的英文有口音问题，导致ROBERTS R H将pear（梨）听成了peach（桃），也可能是章先生口误或作者记忆有误。但不管如何，作者ROBERTS R H引用4年前的谈话内容作为论文中重要观点的依据不够严谨，在投稿之前也可能因为当时通信不便而没有让章先生过目，以致于造成这种错误广为流传。三是如果这个嫁接起源的时间成立，那么这个时间距中国学术界比较认可的嫁接起源时间−周汉时期尚有1 000年左右的时间，而这段时间的嫁接文献却完全是空白。更何况，为何在过去的60多年里，农业考古界没有找到支持这种观点的任何证据？这种对世界农业考古都有着巨大影响的发现，如果章先生知道其根据的话，为何在他自己的论文中从未出现过？通过对以上种种疑问的分析，笔者认为“中国嫁接起源于公元前1560年”纯属学术上的不严谨所造成的错误。

二   中国嫁接的记载最早见于3 000多年前的《尚书·禹贡》？

孙云蔚^[35]在其1950年出版的《果树繁殖法》一书中，曾提到《尚书·禹贡》篇中“橘逾淮北而为枳”的话，因而推断这是由于把柑橘嫁接在枳壳上之后，移植到淮河以北去，因上面的柑橘（接穗）经不起冬天的低温而被冻死了，但枳壳（砧木）却是很耐寒不会冻死的，到了第二年春天，便又萌发出枝叶来，而被人们误认为是柑橘变成了枳壳^[14]。实际上，《尚书·禹贡》中提到橘的只有“淮海惟扬州……厥苞橘柚，锡贡”之句，意思是说夏禹时代扬州就有人种植橘柚当贡品了，而原话“橘逾淮北而为枳”最早见于《周礼·考工记》（孙云蔚先生可能记忆有误^[3]）。据史学家考证，《尚书·禹贡》被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即相当于公元前300年左右，而不是3 000多年前的作品，即便是《周礼·考工记》也被认为是战国时期的作品^[36]。

实际上，“南橘北枳”的更早记载是春秋时期的《晏子春秋·第6卷内篇杂下第六》（公元前770—前476年）中所记的“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37]，而“橘逾淮北而为枳”是对这两句的概括或浓缩，所以后者出现的时间稍晚比较合理。由于这种似乎合理的揣测，此后大量的文献便采纳了嫁接最早起源于“南橘北枳”这一记载^{[1, 12, 31, 38, 39]}。周肇基^[10]按现代的橘与枳的区别对此进行了比较深入的考证，但枳的别名有枳壳、枳实、臭橘、枸橘、臭杞、橘红等，而且在枳原产地的局部地区−淮河流域一带，称枳为枸橘，而湖南沅江及其他地区则称黄皮酸橙类为枳，也还有把香橙、香圆等叫作枳的，使得枳有多种类别。刘义满等^[40]结合后世文献分析认为，“橘逾淮北而为枳”中的“枳”并非今之枳（Poncirus trifoliata (L.) Raf.），而为今之酸橙（Citrus aurantium L.）。由于古今以及地域之间所称的枳有所不同，根据“橘逾淮北而为枳”揣测当时已有嫁接技术的说法，自古以来就有异议，如早在宋代韩彦直所著的《橘录》（1178）中就认为这种揣测是名词混乱所致^{[41, 42]}，所以难以通过枳的形态、分布和名称等对其进行考证。

值得注意的是，断章取义地揣测“橘逾淮北而为枳”是嫁接的后果，缺乏可信的证据，难以颠覆公众对“南橘北枳”的理解和认知。表1列出了一些古籍上关于“南橘北枳”的较早记载^{[10, 40]}。

表  1  古籍上关于“南橘北枳”的较早记载

书籍章节	所载/成书时期	原文
《晏子春秋· 内篇杂下》	公元前578—前 500年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列子· 汤问》	约公元前450—前375年	吴楚之国有大木焉，其名为柚……渡淮而北而化为枳焉。
《周礼·考 工记》	约公元前475—前221年	橘逾淮而北为枳，鸲鹆不逾济，貉逾汶则死，此地气然也。
《淮南子· 原道训》	公元前179—前 122年	今夫徙树者，失其阴阳之性则莫不枯槁，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形性不可易，势居不可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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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4部古书中原文的本意应是证明“水土”“地气”对柑橘味道的影响，用现代科学可解释为温度、降水量、土壤（成分、湿度、pH值和土壤微生物等）等因素让在淮河以南原本甘甜的柑橘在淮河以北生长后，所结的柑橘变成了像枳一样酸涩的味道了。所以，以上这4部古书中的“枳”，应理解为“像枳一样的味道”^{[43, 44]}，而非真正的枳树。

对于中国嫁接的历史最早见于3 000多年前的《尚书·禹贡》篇这一错误，蔡以欣^[14]和张宗子^[3]早在1957年和1988年便先后指出了这一错误，但之后还有一些论文或论著在以讹传讹，所以笔者觉得有必要再提醒一下。对于揣测中国嫁接的最早记载是《周礼·考工记》中所记“橘逾淮北而为枳”这一观点，笔者认为“南橘北枳”的更早来源是春秋时期的《晏子春秋·内篇杂下》，并认同盛诚桂^[45]、蔡以欣^[14]、张宇和^[42]、张宗子^[3]、陈耀华^[41]、刘义满^[40]、林于倢等^[46]认为这种揣测不可靠的意见。

三   中国是最早发明嫁接技术的国家？

据2009年Mudge等^[15]所写的《嫁接史》（A History of Grafting），国外关于人工嫁接比较可靠的最早记载来源于古希腊植物学家泰奥弗拉斯托斯（Theophrastus，约公元前371—前287年），他是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现在被认为是“植物学之父”。公元前322年，泰奥弗拉斯托斯接替亚里士多德领导哲学学校吕克昂（Lykeion），或称逍遥派学校（Peripatetic School），之后在其植物学著作《植物之生》（ΠερὶΦυτῶνΑἰτιῶν）中讨论了嫁接技术^{[47, 48]}，例如通过精确地切割砧木和接穗以避免干燥，从而使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并且不使芯部暴露在干燥的环境之中，这就是在接穗/砧木连接处的树皮包裹着一层石灰、泥巴和头发的原因^[15]。此外，他还讨论了为什么嫁接过的果树生产的果实品质要比种子繁殖的要好^[49]。

很多学者认为中国是最早发明嫁接技术的国家^{[21, 50-54]}。那么，中国的嫁接技术究竟始于何时？这个问题是学术界长期争议的话题。20世纪以来，一些学者对我国嫁接技术的起源做了很多考证。其中，追溯出可靠古籍证据的记载内容如表2所示。1938年，章文才提到《齐民要术》（成书于北魏末年，约公元533—544年）上对“插梨”的记载^[34]；1957年，蔡以欣^[14]提到《氾胜之书》（成书于西汉末，约公元前1世纪）中有关于植物（瓠）嫁接的记载；1985年，吴小航^[13]指出并考证了《尔雅》中《释草》和《释木》上有5条关于嫁接的记载，其中“休，无实李。痤，椄虑李。驳，赤李”这条记载得到不少学者的认同^{[3, 12, 41, 46]}。据周肇基^[12]研究，郝懿行疏“休又作林”，故“休”作园林解^[55]；“无实李”即“无核李”；“痤”又作“座”，嫁接砧木的意思；“椄”，即嫁接的简称；“虑李”，又称“麦李”，麦熟时成熟或果形似麦粒；“驳”指嫁接所得到的杂种，叫“赤李”。整句话的意思是：在园林中以无核李为砧木，以麦李为接穗，得到杂种赤李。由于《尔雅》记载了大量先秦时代的可靠史料，所以不管其成书年代如何，它极有可能是关于我国嫁接目前有据可考的最早记载^{[10, 13, 41]}。

表  2  关于我国嫁接技术可靠文献记载的追溯

古书名称	成书时期	记载内容
《齐民要术》	北魏末年（约公元533—544年）	插梨：“桑梨大恶；枣、石榴上插得者，为上梨，虽治十，收得一、二也”；“若穞生及种而不栽者，则著子迟。每梨有十许子，唯二子生梨，余皆生杜。”
《氾胜之书》	西汉末期（约公元前1世纪）	“……即下瓠子十颗，……既生，长二尺余，便总聚十茎一处，以布缠之五寸许，复用泥泥之，不过数日，缠处便合为一茎。留强者，余悉掐去，引蔓结子。子外之条亦掐去之。勿令蔓延。”
《尔雅》	周汉时期（公元前1046—公元8年）	释木：“休，无实李。痤，椄虑李。驳，赤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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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雅》是我国雅学、训诂学和辞书之祖，位列古代经学瑰宝“十三经”之一，也是我国第一部按义类编排的综合性辞书^[56-58]。虽然我国当代学术界多数学者认为《尔雅》成书于周汉时期^{[10, 13, 36, 59-66]}，也就是从西周时期到汉朝，但这一时间跨度与古希腊学者提到嫁接技术的时间跨度有重叠。因此，要想比较我国与古希腊发明嫁接技术的早晚问题，必须考证《尔雅》更具体的成书年代。关于《尔雅》的成书年代，众说纷呈，其中，认为其始作于周公（姬旦），即成书于距今3 000年左右，这是关于《尔雅》最早的成书年代的说法，但有人认为这种说法有后人增益的成分^[13]，目前尚未有可靠证据支持这种说法。认为《尔雅》可能成书于周汉时期的主要的当代论说见表3，其中大部分论说的记载时期可能早于古希腊最早的人工嫁接记载时间。

表  3  国内当代学者关于《尔雅》成书于周汉时期的一些论说

论说	成书时期	文献来源	所载相关内容
1	春秋时期（公元前476年之前）	杨一波[61]《〈尔雅〉成书时代新考》	《尔雅》至少当成书于孔子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51—前479年）。
2	春秋后半期至西汉（约公元前597—公元8年）	赵仲邑[62]《〈尔雅〉管窥》	《尔雅》不成于一时一人之手。它是由春秋后半期至西汉的小学家陆续编纂而成的，但东汉以后至东晋初郭璞注《尔雅》之前，仍有补充修改。
3	战国中期（公元前450—前350年）	洪诚[63]《训诂学》	《尔雅》成书于公元前450年至前350年之间。
4	战国中晚期（约公元前597—前221年）	冯华[64]《尔雅新证》	《尔雅》应该成书于战国中晚期，并且《尔雅》的真实性是不容怀疑的。
5	战国末年（约公元前256—前221年）	何九盈[60]《〈尔雅〉的年代和性质》	《尔雅》成书于战国末年，为齐鲁儒生所编撰。
6	战国至西汉（公元前475—公元8年）	周祖谟[65]《〈尔雅校笺〉序》	《尔雅》这部书大约是战国至西汉之间的学者累积编写而成的。
7	汉武帝之前（公元前156年之前）	王力[66]《中国语言学史》	汉武帝时代已有犍为文学的《尔雅注》，其成书年代最迟当断在汉武帝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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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利用甲骨文、金文、简帛等古文字材料和一些非文字的考古文物来检验《尔雅》，即“尔雅新证”的兴起，对《尔雅》的研究日益完善^{[61, 67, 68]}。2016年，杨一波^[61]通过对《尔雅》书名中“尔”和“雅”的含义进行广泛的古文献考证，表明《尔雅》可能成书于春秋时期；通过对《大戴礼记·小辨》所载孔子之言“……是故循弦以观于乐，足以辨风矣；尔雅以观于古，足以辨言矣”进行大量的古文献考证，孔子之言可以取信，且孔子所语“尔雅”当解作书名，故孔子应当读过《尔雅》，因此《尔雅》至少当成书于孔子生活的时代（公元前551—前479年）。假若这一考证得到公认，那么我国就很可能是世界上最早记载嫁接技术的国家^[69]。然而，由于大多数近代和当代学者支持《尔雅》并非一时一人之作，且由于吴小航^[13]所提出的嫁接最早记载于《尔雅》的证据源于《释草》和《释木》两篇，所以这两篇文献的起源时期应该更符合对我国嫁接的最早记载。但目前仅见日本学者内藤虎次郎（1931年）所著的《尔雅新研究》考证《释草》和《释木》这两篇的成文时间在西汉初年^[70]，当然这尚未为国内学术界所公认。假如果真如此，那么我国就未必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嫁接技术的国家。

三.   问题与结论

关于嫁接的缘起，周肇基认为中国嫁接的起源不单是受自然嫁接或寄生植物的启发，或是源于扦插技术的发展，而可能是三者分别启发诱导不同的有心人去联想、模仿、实践。据揣测，自然嫁接可能启发了靠接的产生，寄生植物可能启发了劈接的产生，扦插技术的发展可能启发了插接的产生，而且三者可能互相取长补短，在宋代时嫁接的方法已渐趋多样化，到宋末元初时已形成了插接、根接、身接、腰接、劈接、皮接、枝接、搭接、压接、靥接（方块芽接）和贴接等方法，嫁接技术已经相当完善^{[12, 41]}。

《尔雅》作为我国第一部解释古书字词、诠释所见名物的百科词典，笔者认为其所记载的内容可能在更早的书籍中有所记载或者早就出现在社会中，因此对我国嫁接技术起源的考证应依赖于考古学家发现新的证据。从目前有据可考的文献上来看，我国有可能是最早记载嫁接技术的国家，至少可以说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嫁接技术的少数几个国家或地区之一。

基于史料对我国古代嫁接进行考证，既可以避免妄自尊大，也可以避免妄自菲薄，从而培养科学的历史观。由于我国发明嫁接的具体时期尚不确定，因此“嫁接法在我国发明后，经由小亚细亚传到欧洲的希腊、罗马去的”^[71]这种说法尚无可靠的证据。“嫁接技术在我国至少有3 000多年的历史，比国外要早1 000多年”^[52]的说法更是无从谈起。嫁接技术的发明可能是不同地区古代文明各自的智慧，我国和欧洲的古希腊几乎同时发明了这种技术，但认为“欧洲、中东和亚洲至少在公元前5世纪就开始应用嫁接”^[72]尚缺乏全面的证据。根据《尔雅》《释木》篇，嫁接最先是在树木上进行的，而不能认为是蔬菜的嫁接^[69]。此外，认为“蔬菜的嫁接据说是荷兰首先进行的”^[73]是对我国古代农业历史的无知，因为西汉时期的《氾胜之书》中就有瓠（葫芦）嫁接的记载；认为“我国及日本，自古所行者，均为枝接法，而芽接法则始源于欧洲，日本于明治初年以后始传入也”^[35]和“我国传统的嫁接方法主要是枝接，而芽接传入我国的历史很短”^[74]都是没有仔细考证我国古代有关文献的表现，因为元代的《农桑辑要》和《王祯农书》等古籍中记载了在桑树上进行“靥接（方块芽接）”的具体方法。而且据吴小航考证，《尔雅》中的“旄”即表示芽接或芽苗接^[13]，只不过“T”形芽接可能是从日本引进。此外，认为“二重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或最近才开始应用的嫁接方法”^[41]也是错误的，因为我国宋代就发明了“二重接”“多重接”等嫁接方法，例如温革在其《琐碎录》中指出，“果实凡经数次接者核小……柿子接及三次则全无核”。因此，在涉及悠久且灿烂的中国嫁接史的时候，不管是原始作者还是引用者，对一些没有证据的异常说法都应该保持学术的敏感和慎重的态度。

在考证中国古代嫁接起源的过程中，笔者还发现《氾胜之书》（氾，《康熙字典》音“fán”）这一作品，在国内一些作者的文献上经常被写作《汜（sì）胜之书》^{[42, 51, 52, 75]}或被翻译为“SishengZhishu”^[54]，依据《康熙字典》的写法和发音，这实际上是一种错误^[76]。此外该书的正确翻译为“The Book of Fan Sheng-Chih”，而在国外文献上被写为“The Book of Fan Sheng -Chih Shu”或“Book of Fan Sheng”，可能分别是对“书”和“之”产生了误解^[15]。甚至把《齐民要术》的作者写成“Jia Simiao”^[77]，这是混淆了我国古代农学家贾思勰与医学家孙思邈的缘故。特别值得注意的是，30多年前我国学者就发现并提出《尔雅》是比《氾胜之书》更早记载中国古代嫁接技术的文献，这一考证目前在国外学者发表的相关论文上基本难觅踪影，反倒是大量出现了上文中所指出的一些无据可考的信息，因此国内农业考古研究者很有必要在国际刊物上多发表论文，以介绍中国古代包括嫁接在内的先进农业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