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鹃这种鸟类在中国分布很广，古代早期文献中称杜鹃为鸠。《夏小正·三月》中，就记载了“摄桑，委扬；……鸣鸠”^[1]这样的农事安排和物候。《诗经·召南·鹊巢》也有：“维鹊有巢，维鸠居之。”汉代毛亨传云：“鸠^①，鸤鸠，秸鞠也。鸤鸠不自为巢，居鹊之成巢。”可见，早在夏代时，人们就注意到杜鹃在农历三月的鸣叫，并据以安排农事。到西周时，人们进一步知晓杜鹃有巢寄生习性，“鹊巢鸠居”的说法开始流传于世。

鸠的鸣叫因像“布谷”二字的发音，又恰逢播种时节，故又名布谷。战国晚期《尔雅·释鸟》记载：“鸤鸠，鴶鵴。”郭璞注：“今之布谷，江东呼为获谷。”汉代扬雄《方言》也指出：“布谷，自关东西梁楚之间谓之结诰，周魏之间谓之击谷，自关而西或谓之布谷。”据戴震的《方言疏证》，上条开头的“布谷”二字应为“鸤鸠”^[2]。崔寔《四民月令》也记载：“布谷鸣，收小蒜。”^[3]这表明，布谷这个名称早在汉代的关中地区已出现。由于方言的差异，长江流域的两湖等地区则将它称为“获谷”。《荆楚岁时记》记载：“有鸟名获谷，其名自呼。农人候此鸟，则犁耙上岸。”^[4]唐代《华阳风俗录》也说：杜鹃“土人云：春至则鸣。……田家候其鸣则兴农事”^[5]。

杜鹃在江南还叫鶗鴂。屈原《离骚》中有：“恐鹈鴃之先鸣兮，使夫百草为之不芳。”^[6]诗人在此抒发的是一种主观的感慨，因鸟的凄苦哀鸣，百草都失去了生机。不经意间给其作为“怨鸟”的身份定了调。这里的鹈鴃就是鶗鴃。三国时期吴国沈莹的《临海水土异物志》记载：“鶗鴂，一名杜鹃，至三月鸣，昼夜不止，夏末乃止。音声自呼。”^[7]似乎鶗鴂也是拟音形成。那么，杜鹃这个被后世更广泛认同的名称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这还得从它常出没的西南蜀地−四川谈起。

《尔雅·释鸟》中有“巂周”，郭璞注：“子巂鸟，出蜀中。”可见人们很早就认为杜鹃分布在蜀地。古代嶲与规通^②，故子巂又称子规、子䳏（䳏，音gui）。扬雄《蜀王本纪》记载：“望帝使臣鳖灵治水。……以德薄不及鳖灵乃委国授之，望帝去时，有子䳏鸣，故蜀人悲子䳏鸣而思望帝，望帝杜宇也。”^[8]这个故事传入内地，很快就演变为望帝化身杜鹃的传说。东汉《说文解字》有：“巂，蜀王望帝……亡去为子巂鸟，故蜀人聞子巂鳴，皆起云‘望帝’”。^[9]晋代，张华的《博物志》又扩展为：“杜鹃生子，寄之他巢，群鸟为饲之。今江东所谓：‘杜宇曾为蜀帝王，化禽飞去旧城荒’是也。”^[10]北魏地理学著作《十三州志》更具体地记述为：“帝自以德薄，乃委国禅鳖令，号曰开明。遂自亡去，化为子规，故蜀人闻鸣云：‘我望帝也’。”^[11]上述史料表明，杜鹃（子规鸟）为望帝所化的传说从汉代开始就在内地传播开来。

如上所述，南方地区的人们已经注意到杜鹃长时间的“哀鸣”，而它由望帝变化而来的传说，则很好地诠释了它哀怨的缘由。宋代博物学者陆佃《埤雅·释鸟》有：“杜鹃一名子规，苦啼，啼血不止。一名怨鸟。《说文》所谓蜀王望帝化为子嶲，今谓之子规是也。……《尔雅》曰嶲周，即此鸟也。”^[12]直接将鸟的哀鸣与“怨鸟”之名称关联。稍后，《尔雅翼·释鸟》则说：“子巂出蜀中，今所在有之。……以春分先鸣，至夏尤甚。日夜号深林中，口为流血，至章陆子熟乃止，农家候之。……其鸣声若‘归去’，故《尔雅》为巂；《说文》为子巂。”^[13]进一步指出它的分布不限于蜀中，及其得名“子规”（子巂）的缘故。

不仅如此，上述史料还表明，杜鹃名称的起源、传说都与四川有关。蜀地的方志也证实了这点。《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朝末年，蜀王杜宇（号望帝）禅位离去，“时值二月，子鹃鸟鸣，故蜀人悲子鹃鸟鸣也”。因杜宇的离别，蜀人感到哀伤，听闻到杜鹃的鸣叫，就将望帝（杜宇）的离去与悲鸣的子鹃联系起来，这种鸟也因此被称为“杜宇”。后来人们又将这种杜宇变化而成的子鹃混称为“杜鹃”。从上述《临海水土异物志》的记载来看，杜鹃这个名称在汉代后期已然出现。

伴随这个凄恻的传说，杜鹃这个名称逐渐深入人心。南北朝时期著名诗人鲍照《拟行路难》诗云：“中有一鸟名杜鹃，言是古时蜀帝魂。声音哀苦鸣不息，羽毛憔悴似人髠。”唐代著名诗人李商隐也称“望帝春心托杜鹃”。唐代卢求《成都记》载：“杜宇又曰杜主，……称望帝，……后望帝死，其魂化为鸟，名曰杜鹃。”^[14]约成书于宋代的《禽经》载：“望帝修道处西山，而隐化为杜鹃鸟，或云化为杜宇鸟，亦曰子规鸟。至春则啼，闻者凄恻。”^[15]

有趣的是，古代还有学者运用这个传说来诠释杜鹃的寄生性。杜甫的《杜鹃》诗谓：“杜鹃暮春至，哀哀叫其间。我见常再拜，重是古帝魂。生子百鸟巢，百鸟不敢嗔。仍为喂其子，礼若奉至尊。”杜甫认为，杜鹃是帝王的后身，其他鸟有义务给它哺育幼鸟而不敢有怨言。宋代陆佃《埤雅·释鸟》也认为：“杜鹃……《说文》所谓蜀王望帝化为子嶲，今谓之子规是也。至今寄巢生子，百鸟为哺其雏，尚如君臣云。”从中也可看出古代学者对动物习性由来的丰富联想和思辨诠释方式。

当然，他们的这种似是而非的解说，也引发后来学者的疑问，并对杜鹃习性做了更细致的观察。明代李时珍认为：“杜鹃，……蜀人见鹃而思杜宇，故呼杜鹃。说者遂谓杜宇化鹃，讹矣。鹃与子巂、子规、鶗鴂、催归诸名，皆因其声似，各随方音呼之而已。其鸣若曰‘不如归去。’谚云‘阳雀叫，鶗鴂央’是矣。”^[16]他还指出：“杜鹃出蜀中，今南方亦有之。状如雀鹞而色惨黑，赤口有小冠。春暮即鸣，夜啼达旦，鸣必向北，至夏尤甚，昼夜不止，其声哀切。田家候之，以兴农事。惟食虫蠹，不能为巢，居他巢生子。冬月则藏蛰。”^[16]显然他不认可杜鹃由望帝变化而来的说法，指出杜鹃得名的缘由，以及不少别名都是人们根据叫声所取。并对其分布、鸣叫的时令、形态、捕食和寄生习性都进行了比较系统而客观的总结。从中也可看出本草学家的求实精神。那么杜鹃又是如何从鸟名而变成花名的呢？

杜鹃清澈而长时间鸣叫，让古人尤其是文学艺术家认定其系冤魂附身，悲望帝之离别，常据以抒发渴望回归却不可得的强烈情感。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以“杨花落尽子规啼”，表达离愁别绪。白居易的《琵琶行》也深深感慨：“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其间旦暮闻何物？杜鹃啼血猿哀鸣。”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被俘后，痛感复国无望，满腔悲愤，深沉地吟下“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啼鹃带血归”的绝唱。不仅如此，杜鹃嘴上有红斑和口腔内呈红色更被古人想象为悲鸣啼血所致。唐代张周封记载成都风情的《华阳风俗录》中有：“杜鹃大如鹊而羽乌，其声哀而吻有血。”^[5]正是上述强烈的情感加上臆想的附会让古人认为“杜鹃啼血”形成了鲜红的杜鹃花。

杜鹃又称映山红，是一种落叶灌木，高2 m左右。花2 ~ 6朵簇生枝顶，粉红或鲜红色，春天开花。它是中国南方地区酸性土壤的典型指示植物，古代北方学者难得见到。和许多原产南方的栽培作物类似，它在文献中出现较晚。最早见于记载的杜鹃种类，是从中原到岭南广泛分布的“羊踯躅”（Rhododendron molle），也叫闹羊花。这是一个开黄花的有毒种，很早就被用于治疗关节炎等病症，东汉成书的《神农本草经》中就有收录。稍后，《吴普本草》称其：“生淮南。”晋代崔豹的《古今注》对它的名称有这样的诠释：“羊踯躅，花黄，羊食之则死，羊见之则踯躅分散，故名羊踯躅。”^[17]不过，最初它并无杜鹃的“名分”。

有关杜鹃（映山红）的文献记载，约出现在中原士族大量南迁的东晋前后。早先杜鹃被称为“山石榴”，因它的花与石榴花颜色相似。东晋周景式的《庐山记》写道：“香炉峰头有大磐石，可坐数百人，垂生山石榴，三月中作花，色似石榴而小淡，红敷紫萼，炜晔可爱。”^[3]刘宋时颜测的《山石榴赋》称颂它：“风触枝而翻蘤，雨淋条而殒芬，环青轩而燧列，绕翠波而星分。”与此同时，曾任职闽中的著名诗人江淹，也非常喜爱杜鹃。其《山中石榴》称：“缥叶翠萼，红华绛采，炤烈泉石，芬披山海，奇丽不移，霜雪空改。”^[18]上述记述都提到山石榴花色的明艳可爱。大约那个时候，已经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山石榴花的形态和叶片与羊踯躅有些相似，故称其踯躅。南朝姚察的《建康记》载：“建康出踯躅。”^[8]而后来羊踯躅也被称作“黄杜鹃”。进入唐代，学者已经注意到杜鹃花并非北方花卉。山西诗人司空图《漫书五首》明确指出：“杜鹃不是故乡花。”

唐代的学者已经注意到杜鹃花的花期，常伴随杜鹃鸟的清澈鸣叫。出于这个缘故，“山石榴”又逐渐被称作“杜鹃”，俗称杜鹃花。“杜鹃”这个名称的内涵也从“鸟名”向“花名”扩展。中国现存最早的园林花木名录−李德裕的《平泉山居草木记》就收录了“杜鹃”。

杜鹃花这个名称无疑来自开放的时令，它很可能源于四川。四川诗人李白有“蜀地曾闻子规鸟，宣城又见杜鹃花”的诗句。其后，被贬徙江西九江的白居易，记下这种山花开放时常伴随杜鹃啼叫，指出《庐山记》中的山石榴就是山踯躅、杜鹃花。他在《山石榴寄元九》中写道：“山石榴，一名山踯躅，一名杜鹃花，杜鹃啼时花扑扑。”后来这类记载不断增多。宋代《会稽志·木部》也记载：“杜鹃花以二三月杜鹃鸣时开。”明代学者周文华明确指出：“杜鹃，……花极浪漫，以杜鹃啼时开得名。”^[19]

如上所述，富于浪漫联想的诗人根据杜鹃口有红斑，推想杜鹃啼血化成杜鹃花。成都诗人雍陶《闻杜鹃》称：“高处已应闻滴血，山榴一夜几枝红。”^[20]其后，这种说法很快在长江中下游地区流行开来。浙江诗人罗邺《闻子规》诗也称：“蜀魂千年尚怨谁，声声啼血满花枝。”江西诗人来鹄《子规》曰：“雨恨花愁同此冤，啼时闻处正春繁。千声万血谁哀尔，争得如花笑不言。”南唐诗人成彦雄所写《杜鹃花》，更是直接写道：“杜鹃花与鸟，怨艳两何赊。疑是口中血，滴成枝上花。”客居福建的韩偓在《净兴寺杜鹃花》中也有：“蜀魄未归长滴血，祗应偏滴此丛多。”此后不少学者沿袭了这种说法。宋代寇准有所谓“杜鹃啼处血成花”。《埤雅·释鸟》也记载：“杜鹃……一名怨鸟，夜啼达旦，血渍草木。”杨巽斋《杜鹃花》也称：“鲜红滴滴映霞明，尽是冤禽血染成。”在这里，我们仿佛看见子规鸟易名为“杜鹃”的类似过程。不难看出，取象比类，通过一些似是而非的表面现象，诠释事物背后形成的原因，是古人常用的思辨方式。

杜鹃花开满山红艳，又逐渐赢得新的名称−“满山红”“映山红”。唐孟琯在《岭南异物志》中记载：“南中花多红赤，亦彼之方色也，唯踯躅为胜。岭北时有，不如南之繁多也。山谷间悉生。二月发时，照耀如火。月余不歇。”^[21]南诗人李群玉对“山榴”（杜鹃）的美艳有很深的感受。他曾感慨山中古刹杜鹃花：“水蝶岩蜂俱不知，露红凝艳数千枝。”对大自然中怒放的杜鹃之壮丽和雄浑风姿不禁发出由衷的感叹：“洞中春气蒙笼暄，尚有红英千树繁。可怜夹水锦步障，羞数石家金谷园。”在诗人眼中，大自然中万紫千红的壮丽，远胜富豪家的园林。唐代元白诗派的重要成员、白居易的好友李绅在《杜鹃楼》中写道：“杜鹃如火千房拆，丹槛低看晚景中。……惟有此花随越鸟，一声啼处满山红。”^[20]

映山红这个名称大约出现在晚唐，源于其广布的南方，得名于花的颜色和成片分布的习性，唐末洪州僧正修睦写过《映山红》诗^[22]。四川和江浙一带都流传这个名称，很可能也源于四川。宋代《格物总论》称：“杜鹃花一名山石榴，一名山踯躅，蜀人号曰映山红。所在深山中多有之，此花数种，有黄者、紫者、红者、五出者、千叶者，树高四五尺或丈许……花极浪漫。杜鹃啼时始开，故名焉。近似榴花样，故号岩榴。”^[23]有趣的是，在这则记载中，笔者把山石榴又称为“岩榴”。

中唐以后，随着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南移，大批中原士族迁往南方，宋代学者有关映山红的描述不断增多。他们注意到这种花的妍丽和分布的广泛，还出现了相关的词牌名。元绛《映山红慢》有：“谷雨风前，占淑景，名花独秀，露国色仙姿，品流第一，春工成就。”《图经本草·草部》（1062）记述瞿麦时，说它的花像“映山红”。苏东坡《赵昌四季·踯躅》写道：“枫林翠壁楚江边，踯躅千层不忍看。”为其作注的南宋学者写道：“踯躅，山石榴也，其花深红，蜀人号映山红，荆楚山壁间最多。”^[24]江西学者洪迈指出，映山红常成片分布，江东极为常见。他的《容斋随笔》记述：“润州鹤林寺杜鹃，乃今映山红，又名红踯躅者。二花在江东弥山亘野，殆与榛莽相似。”^[25]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明发西馆晨炊蔼冈》称颂道：“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负侬。日日锦溪呈锦样，清溪倒照映山红。”当时的僧人择璘《杜鹃花》也写道：“春老麦黄三月天，青山处处有啼鹃。悬崖几树深如血，照水晴花暖欲燃。”

从《剡录》《会稽志》等方志著作也可看出，宋代浙江也普遍将杜鹃花称作“映山红”。《会稽志》记载：“杜鹃花……，一名映山红，一名红踯躅。会稽有二种，其一先敷叶后著花者，色丹如血；其一先著花后敷叶者，色差淡。近时又谓先敷叶后著花者为石岩以别之。”《赤城志·土产》也记载：“杜鹃，俗号映山红。”《梦粱录》也不止一次出现“映山红”花的记述。

宋代以后，映山红这个名称不仅在江南被普遍接受，而且在华南和西南也广泛使用。这从古代的方志及各种类书中可看出，如明代的《滇略》、清前期的《贵州通志》《广西通志》，以及宋代的《古今合璧事类备要》、清代《格致镜原》等。

顺便提一下，杜鹃虽有“踯躅”之名，其实无毒。明代李时珍指出：“山踯躅，处处山谷有之，……花如羊踯躅，而蒂如石榴花，花有红者、紫者、五出者、千叶者。小儿食其花，味酸无毒。一名红踯躅，一名山石榴，一名映山红，一名杜鹃花。”^[16]作为医生，李时珍的认识非常正确。映山红在闽西山区称“羊角花”，当地客家儿童至今仍食用其花瓣。

杜鹃既然被认为是望帝魂魄所化，杜鹃花又被认为是杜鹃滴血所化，很自然也被古人赋予浓厚的悲情色彩，在文学艺术中常反映其“哀以思”的格调。梅尧臣在《种碧映山红于新坟》一诗中也写道：“年年杜鹃啼，口滴枝上赤。”^[26]在坟墓上栽植这种花，明显带有哀悼之意。书写杜鹃的这种悲情的诗歌尤以宋末直面国破家亡的诗人沉痛凄切。真山民的《杜鹃花》诗写道：“归心千古终难白，啼血万山都是红。枝带翠烟深夜月，魂飞锦水旧东风。至今染出怀乡恨，长挂行人望眼中。”诗歌吟出亡国的无限哀伤和对故国的深沉怀念，让人有痛彻心扉之感。而这种感情的赋予，又反过来加深了人们对杜鹃花的关注。

杜鹃花虽有悲情色彩，但它芳菲艳丽，赏心悦目，令人难以抗拒，从唐代开始即为众多学者欣赏和栽培。值得注意的是，首先栽花的是来自北方的士大夫。白居易贬谪江西九江时，对杜鹃花可谓情有独钟，特意从庐山挖花丛回来栽培。他的《喜山石榴花开−去年自庐山移来》兴致颇高地写道：“忠州州里今日花，庐山山头去时树。……但知烂熳恣情开，莫怕南宾桃李妒。”在《题山石榴花》中有如此吟诵：“一丛千朵压阑干，翦碎红绡却作团。风袅舞腰香不尽，露销妆脸泪新干。”因为喜欢，他还把杜鹃花寄给好友元稹。他的《山石榴寄元九》堪称极尽称颂之能事。诗云：“九江三月杜鹃来，一声催得一枝开。江城上佐闲无事，山下劚得厅前栽。……千房万叶一时新，嫩紫殷红鲜麹尘。泪痕裛损燕支脸，剪刀裁破红绡巾。……日射血珠将滴地，风翻火焰欲烧人。闲折两枝持在手，细看不似人间有。花中此物似西施，芙蓉芍药皆嫫母。”后来，他又意犹未尽地题写了《山石榴花十二韵》称：“煜煜复煌煌，花中无比方。……本是山头物，今为砌下芳。”“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恐合栽金阙，思将献玉皇。好差青鸟使，封作百花王。”之后，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对杭州孤山的杜鹃又称颂道：“山榴花似结红巾，容艳新妍占断春。……瞿昙弟子君知否，恐是天魔女化身。”出于喜爱，诗人的眼里，杜鹃已经褪去悲情，成为天魔女化成的美艳鲜花。

白居易似乎不乏知音，与其年龄相仿的著名政治家李德裕同样很喜欢这种花，他潜心经营“平泉山居”时，精心引种了杜鹃和黄杜鹃，还兴致勃勃写下《二芳丛赋并序》。其小《序》写道：“余所居精舍前，有山石榴、黄踯躅，春晚敷荣，相错如锦。因为小赋，以状其繁而焉。”诗人在赋中写道：“美嘉木之并植，惜繁荣之后时。观其擢纤柯以相纪，糅鲜葩而如织。……彼红荣之晔晔，丽幽丛而有光。其舒焰也，朝霞之映白日；其含彩也，丹砂之生雪床。彼缃蕊之灿灿，隐众叶而闲芳。其繁姿也，时菊之被秋霜；其秀色也，鸣鹂之集荑杨。由是楚泽放臣，小山游客。厌杜蘅之靃靡，忘桂花之洁白。玩此树而淹留，倚幽岩而将夕。”^[27]深刻写出了作者对杜鹃花的喜爱和痴迷。

杜鹃花不仅受名士的推崇，在宫廷也颇受欢迎。王建《宫词》这样写道：“太仪前日暖房来，嘱向昭阳乞药栽。敕赐一窠红踯躅，谢恩未了奏花开。”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大历年间诗人郑概的《山石榴偈》称：“何方而有，天上人间。色空我性，对尔空山。”从精神的层面，对杜鹃大加赞颂。另据《续仙传》记载，唐代镇江鹤林寺所种的杜鹃也非常有名。

唐代的学者还喜欢其他一些杜鹃。元稹也写过《紫踯躅》和《山枇杷》诗。据《海录碎事·杂花门》记载：“山琵琶（枇杷），其花明艳，与杜鹃花相似。”^[28]应该也是一种杜鹃，很可能是美容杜鹃。元稹写道：“山枇杷，花似牡丹殷泼血。往年乘传过青山，正值山花好时节。”白居易的《山枇杷》诗云：“火树风来翻绛焰，琼枝日出晒红纱。回看桃李都无色，映得芙蓉不是花。”

进入宋代，杜鹃花在南北方一些城市传播开来，尤以浙江常见。浙江学者周师厚的《洛阳花木记》在记述洛阳的“杂花”时提到：“映山红即红踯躅。”^[29]苏轼《菩提寺南漪堂杜鹃花》：“南漪杜鹃天下无，披香殿上红氍毹。鹤林兵火真一梦，不归阆苑归西湖。”诗人认为鹤林寺被兵火损毁的杜鹃花不是回归天庭，而是迁到西湖来了。《梦粱录》记载杭州：“是月（三月）春光将暮，百花尽开，如牡丹、芍药……水仙、映山红等花，种种奇绝。卖花者以马头竹篮盛之，歌叫于市，买者纷然。”^[30]显然，杜鹃为杭州常见的栽培花卉。《会稽志·木部》记载：“杜鹃花……越人多植庭槛间，结缚为盘盂翔凤之状。惟法华山奉圣寺佛殿前者特异，树高与殿檐等，而色尤红，花正发时，照耀楹桷墙壁皆赤。”可见杜鹃也是绍兴一带常见的庭院花卉。

明代以降，杜鹃的栽培更为广泛。王世懋《学圃杂疏·花疏》载：“花之红者杜鹃；叶细、花小、色鲜、瓣密者曰石岩。皆结数重台，自浙而至，颇难畜。余干、安仁间徧山如火，即山踯躅也，吾地以无贵耳。”记述江苏的栽培种从浙江传入，而且不易栽培。当时，杜鹃已经被当作盆栽。《长物志》记载：“杜鹃，花极浪漫。……花时移置几案间。”^[31]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载：“杜鹃花，即踯躅类。有大红、粉红、黄者，千叶可珍，喜阴，畏油烟。映山红有红白深浅，皆单叶，红者取汁可染。”^[32]似乎一些重瓣的种类在当时受到珍视。

《竹屿山房杂部·种花卉法》记载了栽培技术和杜鹃花的相关习性：“映山红，……春时从根部分小本种。”“杜鹃花，性喜阴，浇宜天雨水、井水，畏烟油。”清代，陈淏子对杜鹃的形态和栽培方法做了更深入的描述。他在《花镜·花木类考》中写道：“杜鹃，一名红踯躅。树不高大，重瓣红花，极其烂漫，每于杜鹃啼时盛开，故有是名。先花后叶，出自蜀中者佳，花有十数层，红艳比他处者更佳。性最喜阴而恶肥，每早以河水浇，置之树阴之下，则叶青翠可观。……切忌粪汁，宜豆汁浇。”

明清时期，学者对杜鹃的种类给予更多的关注，云南甚至出了专门的花谱。王世懋的《闽部疏》认为：“天下山踯躅莫盛于豫章、余干、安仁境内。红有浓、淡二色，闽中不逮也。然此地红踯躅未盛开时，有一种紫者先开，多在泉石边，亦甚丽，豫章所无也。红残后，豫章复开一种黄者，亦此地所间有。”可见此时已有人注意到所见的杜鹃的不同种类。《遵生八笺》记载四川产的种类最好：“杜鹃花三种，有蜀中者佳，谓之川鹃，花内十数层，色红甚。”^[33]可能因为本地杜鹃种类繁多，云南普遍栽培。明正德年间书画艺术家张志淳《永昌二芳记》中记载了杜鹃20种^[34]。《滇略·产略》写道：“杜鹃俗谓之映山红，花色有十数种，鲜丽熟甚，家家种之盆盎。”清前期《浙江通志·物产》提到不同颜色的杜鹃4种，还提到“四季杜鹃”。《闽产录异》记载福建产紫杜鹃、白杜鹃、黄杜鹃。现在中国的著名栽培种类有尖叶杜鹃、腺房杜鹃、似血杜鹃和露珠杜鹃等。

相较而言，中国古代栽培的杜鹃种类不是很多，随近代西方植物学的传入，在吸收西方科学知识的过程中，“杜鹃”这个花卉名称的外延不断扩大，成为杜鹃属（Rhododendron）植物的共名，这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被认为是中国天然三大高山名花之一（另两类是龙胆和报春）。全世界约有960种，中国有540多种。杜鹃分布的地域差别很大，中国西南的藏东、滇北和川西是现代杜鹃花的分布中心，尤以云南种类最多。杜鹃花不但在西南种类繁多，而且在中国普遍分布，一些种类在山区成片生长，盛开时宛似花的海洋，有人甚至称誉它们为“木本花卉之王”。受西方花文化的影响，杜鹃赢得了更广泛的喜爱。

近代西方人来到中国后，观赏价值很高的杜鹃花迅速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加上杜鹃适合温带地区栽培，很快得到欧美园林界的钟爱。进入17世纪，荷兰人就从中国南方的台湾等地将杜鹃引进他们的花园。瑞典植物学家林奈（Carolus Linnaeus，1707—1778年）曾给映山红用拉丁文命名。

19世纪上半叶，东南沿海的一些杜鹃种类已被引入英国。1843年，英国伦敦园艺学会派出福琼（Robert Fortune）来华收集花卉果木，学会要求他注意收集“罗浮山杜鹃”（可能是罗浮杜鹃）^[35]。来华不久，他就在厦门发现丰富的杜鹃种类，并被深深地吸引。福琼似乎没有集到“罗浮杜鹃”，这种杜鹃被1881年来华的韩尔礼收集，并作为新种命名。不过，在1859年，福琼曾从浙江宁波山区送回过云锦杜鹃（Rhododendron fortunei）。这种杜鹃花又叫天目杜鹃，是一种绚丽异常的花卉。他送回去的种子，后来培育出花苗并开花，其花冠颜色类似玫瑰的粉红色，十分漂亮，还伴有清香。云锦杜鹃被送回英国后颇受青睐，在杜鹃花的杂交育种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被西方园艺学家认为“已证明对杜鹃栽培者具有难以估量的价值”^[36]。到19世纪下半叶，西方植物学家已经逐渐认识到中国的西南高地是杜鹃花的现代分布中心。1867年，有个法国传教士在川陕交界的四川一侧，收集到数种西方人认为最好的杜鹃花的标本，这些杜鹃是喇叭杜鹃、粉红杜鹃和四川杜鹃。后来著名英国园艺学家威尔逊来华将包括上述种类的60余种杜鹃引回欧美等地栽培。

随着优良杜鹃花输入的增多，英国公众对杜鹃花的爱好日益增长，还因此成立了杜鹃花协会。1904年，一家花木公司特意聘请爱丁堡植物园的园丁福雷斯特到中国西南收集杜鹃花。此后，福雷斯特在中国的西南设点进行了长达28年的杜鹃花收集，主要是在云南丽江等地雇人采集，重点在滇西北，兼及川西和藏东。这一带正是世界杜鹃花属植物现代分布和分化的中心，这个英国人从那里引走了不下200种的杜鹃花，著称的如朱红大杜鹃、腋花杜鹃、似血杜鹃、绵毛杜鹃、杂色杜鹃、卷叶杜鹃、灰背杜鹃等。此人还在云南雇人砍倒一棵树龄达280年、胸围达2.4 m的大杜鹃树，并截取一段木材标本送回英国。甚至在他死后，由他雇用的一些当地百姓还通过英国驻腾越（腾冲）等地的领事馆，继续为他服务的机构收集杜鹃等花卉的苗木^[37]。

在福雷斯特来华后不久，还有一些西方人在中国收集了不少杜鹃花回国栽培。其中包括后来在喜马拉雅山脉地区考察取得突出成就的英国人瓦德，以及由美国农业部外国作物引种处雇佣的洛克。西方人从中国引去的众多杜鹃经园艺学家的杂交培育，已出现众多的栽培种。花的颜色从纯白到银粉、水红、大红，从乳黄、鹅黄到桔黄，从纯色到斑点，花瓣从单瓣到重瓣，应有尽有，真是千姿百态，变化多端，令人目不暇接。其中由福雷斯特引进的灰背杜鹃成为最受欢迎的栽培种之一。而以杜鹃（即映山红）为主要亲本选育出来的新品种，则成为圣诞节期间非常受欢迎的室内花卉。如今杜鹃花已经成为世界最著名的观赏花卉之一，品种达8 000 ~ 10 000个，在数量上仅次于月季^[38]。

西方人常在一些园林中大片栽培杜鹃。据中国专家冯国楣在英国的考察，英国没有一个庭院不种杜鹃花。国家的、私人的花园栽培杜鹃花不是一两亩，而是几公顷到十几公顷。洛克从中国引去的杜鹃也在美国一些地方广泛栽培^[39]，如在华盛顿国家树木园中，就栽有70 000多株杜鹃花，在早春时节，万花竞放，十分壮观^[40]。

另一方面，福雷斯特、威尔逊等人的引种同时也使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成为世界上研究杜鹃花植物的中心和收种杜鹃花最多的植物园，该园现有中国产的杜鹃花植物300余种，有些种类已经不见于中国。植物学家方文培曾在这里学习，并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后，方文培长期在四川大学生物系任教，为国内最负盛名的杜鹃花科专家。20世纪初以来，中国还从国外引进一些栽培品种^[41]。为更好地保护和开发本国的杜鹃花资源，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和都江堰市合作在龙池建立了一个亚高山植物园。从1986年开始，经过双方10余年的努力，终于在1997年初步建成。经过20多年的发展，已经保有野生杜鹃植物300种，苗木20万株，包括蓝果杜鹃、棕背杜鹃和黄杯杜鹃等珍稀种类^[42]。

综上所述，缘于农事安排，国人关注到春耕时鸣叫的“鸠”这种小鸟，并给予了它一个功能性的名称−“布谷”鸟。随巴蜀文化的融入，望帝（杜宇）化为子鹃鸟（布谷鸟）的浪漫传说传入内地，使鸠的名称逐渐为“杜鹃”所代替。杜鹃逐渐成为传统文化中一个由帝王演变而来的鸟类。从中不难看出古人利用物候，在“顺天时”的同时，积累了博物学知识，更因为传说故事的娓娓动人，反过来又促进了人们对杜鹃习性和相关现象的进一步探寻。其后，古人又依据杜鹃鸟长时间的哀切鸣叫，和杜鹃花开放的时令同步，乃至花开鲜红似血的特征，进一步将取象比类，将原本名为“山石榴”的植物改称“杜鹃”。让杜鹃这个原属鸟类名称的外延，扩展到植物。并因杜鹃原来的寓意而给这种花卉赋予了悲情而浪漫的文化内涵，以此来吸引后人对它们的关注，从而加深对它们习性的认识和利用开发。从古代杜鹃这个名称的传承过程中，可以看出传统博物学在叙述动植物的形态习性的同时，也寻求相关自然现象的解释，这种解释基于动植物皆可通过化生而转变这种古老的观念。它虽非客观事实，却因容易记忆，满足了想要了解“为何如此”的心理需求，而为大众喜闻乐见。这或许可以解释，杜鹃这个名称为何能从古代蜀帝名号衍化而来，又能横跨动、植物两界成为怨鸟和鲜花的共名。从中亦可看出传统的博物学如何借助动人的传说“神其事，广其传”，从而使相关的动植物学知识得到广泛传播和深化。近代以来，中国学者在移植西方生物学时，首先要利用新的科学名词和术语来传播学科知识。早期一批学贯中西的动植物学者，传新学不忘传统，在拟定相关动植物名称时，充分考虑以往那些为国人熟知的名称。有趣的是鸟类学家和植物学家在拟定中文分类系统时，分别设立了鸟类的杜鹃属（Cuculus）和植物的杜鹃属（Rhododendron），以及鸟类的种名杜鹃（布谷鸟Cuculus canorus）和植物种名的杜鹃（映山红Rhododendron simsii）。从那时起，“杜鹃”的内涵和外延可谓今非昔比。对它的深入探讨，让人们对动植物学的多彩多姿有了更多的认识。从杜鹃鸟到杜鹃花，再到庞大的杜鹃属，随博物学知识的深化和提高，人们不但在农业生产中得到了更多的便利，而且极大地丰富了自己的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