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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上半叶中美林学交流与互动研究

刘亮

刘亮. 20世纪上半叶中美林学交流与互动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1): 52-6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9128
引用本文: 刘亮. 20世纪上半叶中美林学交流与互动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1): 52-6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9128
LIU Liang. Sino-US Forestry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0, 19(1): 52-6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9128
Citation: LIU Liang. Sino-US Forestry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0, 19(1): 52-6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19128

20世纪上半叶中美林学交流与互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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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刘亮,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林学史、中西科技交流史。Email:liuliang@ihns.ac.cn 地址:100190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55号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Sino-US Forestry Exchange and Interaction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 摘要: 基于对一批英文资料的挖掘和整理,对20世纪上半叶中美两国在林学领域,从政府、社会到学者层面,从教育、科学研究到救灾防灾,从林学人才、技术、思想、林业行政组织到造林、防止土壤侵蚀与河流洪水控制等方面开展的交流与互动进行了详细的梳理。研究认为,中美两国在林学领域的交流是双向的,美国以中国毁林为教训的做法被中国学者作为警示国内政府和社会并呼吁重视林业、发展林学以救灾防灾的宣传工具,这是在近代中西方交流过程中林学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方面。
    Abstract: Based on the excavation and sorting of a batch of English materials, this paper combines forestry exchange between Sino-USA in the first half of the 20th century, from aspects of government, society to scholars, from education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o disaster relief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from forestry talents, technology, ideology, and forestry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to afforestation, prevention of soil erosion, and river flood control. The study believes that because China’s modern forestry is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the exchanges between the two sides are asymmetric. China is more to learn from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has used Chinese lesson as a guide to the domestic government and society. In turn it appealed to the emphasis on forestry and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science to provide disaster relief and disaster prevention propaganda tools for China. This is a feature of forestry science that differs from other disciplines in the process of modern Sino-West exchanges.
  • 2013年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截至2019年底,中国陆续建立了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分别是三江源、神农架、钱江源、武夷山、南山、普达措、大熊猫、东北虎豹、祁连山、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试点,总面积超过22万km2[1]。期间,国家先后出台了《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指导意见》等纲领性文件,从改革初衷、指导思想、规模调整、机构设立、管理模式、执行力度等各方面,体现了我国的体制优势,也体现了中国政府谋求可持续发展民生福祉的决心和信心。

    将中国总面积近1/5的国土空间纳入了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之中,原有的自然保护地格局被打破,中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将逐步从以自然保护区为主转变为以国家公园为主。此次改革的规模和影响力绝不亚于20世纪初美国的荒野保护和国家公园运动,势必在全球生态保护领域产生巨大影响,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卓越贡献。

    我国的国家公园建设尽管起步较晚,但具有较高的起点和明显的后发优势,经历了理念引入、试点启动、全面推进3个阶段,取得了明显成效。

    在建设自然保护地的过程中,中国不断引入和消化吸收了国外先进的自然保护理念和国家公园发展经验。1996年,云南省相关单位在大自然保护协会(The Nature Conservancy,简称TNC)的支持下,开始开展国家公园相关研究;2006年,云南省林业厅在已有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进行国家公园的探索与研究;2008年,经国家林业局批准,云南省开始进行国家公园的试点工作,建立香格里拉普达措国家公园。期间展开的一系列国家公园探索工作,均停留在地方和部门层面,未达到国家层面。

    2013年起,中国改革发展进入新时代。为适应生态文明体制的需要,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应运而生,但仍处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试点阶段。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脆弱、生态环境退化、生物多样性面临威胁的严峻形势,中国政府做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战略决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将国家公园体制作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整合设立一批国家公园”。这标志着国家公园建设已经成为我国大陆国土空间开发保护的重大战略举措。2015年起,由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牵头,国家林业局等13个部门参与,在12个省市开展国家公园试点,完成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

    2017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了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主要目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需要采取科学界定国家公园内涵、建立统一事权和分级管理体制、建立资金保障制度、完善自然生态系统保护体制、构建社区协调发展制度等举措。201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是国家推进绿色发展、解决突出环境问题、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的重要举措。2018年3月,组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加挂国家公园管理局牌子,将所有自然保护地纳入统一管理。从管理体制上,根本性解决“九龙治水”和交叉重叠等顽疾。2019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指导意见》明确指出,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是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大举措。

    这一系列精准政策的出台,标志着国家公园体制的顶层设计初步完成,一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改革运动正在快速稳步推进。这有助于构建科学合理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提供高质量生态产品,实现自然生态保护领域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国家公园体制不是简单地引入国际模式建立若干国家公园,而是需要结合中国新一轮重大改革,在体制设计、整合和融入现有自然保护体系等方面寻求变革[2];也并非是对国外现有国家公园模式的生搬硬套,而是在借鉴国际保护理念和治理范式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国情、政情和民情,高度融入中国的智慧、思想和伦理,形成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

    除了具备普遍意义上国家公园的特征以外,由于起源不同、国情不同、时代不同、定位不同,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具有差异化的中国特征,古今思想文化和国内外实践探索为其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源泉,主要包括以下4个方面[3]

    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体系全面,内容丰富,包括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珍惜生命一样珍惜生态环境”“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中央环保督查”“绿盾行动”“地方政府主体责任”“生态环境损坏终身追责”“问责制”“三个统一行使”“以人民为中心”等系统思维。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词汇,表达的都是中国生态文明的独创思想和有效方法。新时代生态文明思想为中国特色国家公园提供了指导思想,我们要基于生态文明建设的视野下建设国家公园。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精辟地阐述了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目的,也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在中国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里,尤其是道家哲学以对世界的独特认识为基础,提出了“道”与“自然”的抽象概念,并以此论证了人与自然的“天人关系”“人地关系”所具备的世界认识与价值观念。古代先贤们把“天地人和”“阴阳调和”“道法自然”“取之有度、永续利用”等观念融入崇尚自然和保护环境的行动中,形成了具有鲜明生态保护特征的生态思想和生态观念。

    在这些具有生态伦理意义的哲学基础观念上,中华传统文化诞生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相处智慧与伦理规范[4]。这些生态伦理和思想,有别于西方国家强调人和自然的“二元对立”,而是强调“天人合一”,无疑是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重要思想源泉。

    60多年的自然保护地实践经验和20年多来的国家公园体制探索成果也为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60多年的自然保护实践,为我们积累了可贵而实用的经验。成立于1956年的鼎湖山自然保护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个自然保护区,也是中国最早建立的自然保护地。经过60多年的建设,中国已有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多达11 800个,还有近5万个自然保护小区,大约覆盖了我国陆域面积的18%、领海的4.6%[5]。一些重要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护,也积累很多自然保护地管理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和治理模式。

    20多年来国家公园的研究探索和体制试点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早在1998年,云南省政府就与大自然保护协会签署了《滇西北大河流域国家公园项目建设合作备忘录》;1999年,云南省与清华大学开展了省校合作项目“滇西北人居环境(含国家公园)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6]。随后,很多研究机构在国家公园的规划技术、政策制度和标准制定等方面做了有意义的探索。这些探索尝试采用国际范式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方式,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的理论来源之一。

    1872年,美国设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公园−黄石国家公园。其秉持的理念是“后代人的权利永远比当代人的欲望更重要”。此后100多年,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都建立了国家公园。这套自上而下、贯彻有力的国家公园体制成为人类保护环境最成功的机制之一。国家公园作为人民的公共资产、共同的国家元素和文化符号,除具有保护、游憩、欣赏等功能,在培养国民意识、凝聚人心方面也起到了独特的作用。

    国外国家公园的发展经历了许多曲折、走过不少弯路,也曾出现过一些不光彩的行径。如早期通过暴力驱逐原住民的方式获得土地,大规模狩猎活动致使许多野生动物灭绝,不合理的开发建设和过度的旅游活动导致生态环境恶化等。经过多年的总结和反思,现在改变了一些做法,开始注重保护生态,把保护生态置于与吸引游客同等重要的地位,关注原住民权益,基于科学理论来管理国家公园。

    面对国外100多年积累下来的理论基础和实践经验,我们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中国十分注重吸收国外的国家公园建设经验,将生态保护置于优先地位,逐步形成独具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是实现自然生态保护领域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是一项意义重大、充满创新、志在必成的重大改革任务。党中央、国务院对此高度重视。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部署,并作出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和重要论述,为推进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指明了方向。

    国家公园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充分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把最应该保护的地方保护起来,解决好跨地区、跨部门的体制问题;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坚持生态保护第一、国家代表性、全民公益性的国家公园理念;要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7]

    习近平总书记的一系列重要指示,系统阐释了国家公园建设中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也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重要内容,为做好新时代国家公园体制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加快建立富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充分发挥国家公园在保护自然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和珍贵自然遗产中的主体作用,就是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就是为建设生态文明提供良好的生态基础。

    “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新时代必须坚持和完善的13个制度之一,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健全国家公园体制,是切实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大改革措施,也是当前必须完成的一项重大改革任务。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建立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面临的困难和问题,改革生态保护领域不适应、不合理的部分,推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更加科学合理、成熟持久,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更大作用。

    国家公园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关键区域中居首要地位,在保护最珍贵、最重要的生物多样性集中分布区中居主导地位,在自然保护地体系中居主体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自然保护地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已建立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地,在保护生物多样性、保存自然遗产、改善生态环境质量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然存在重叠设置、多头管理、边界不清、权责不明、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

    建立国家公园体制,就是要对目前的自然保护地进行整合,将重要生态系统纳入生态红线管控范围内,实施最严格的保护。在生态文明建设新时代,有必要建立国家公园等新型自然保护地,理顺自然保护管理体制。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制能不能建立建好,直接影响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的进展,甚至是成败。

    中国国家公园体制产生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因而具有明显的特色。中国独特的自然地理和历史文化、中华民族的特质和中国的现行制度,使得中国开展国家公园建设具有独特的优势,并体现出10个“性”:中央政府集中统一领导的权威性;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系统性;以科学思想体系为指导的先进性;民主集中制科学决策的高效性;组织体系的完整性;发展规划的连续性;行政调控的有效性;自我纠错的改革创新性;群众广泛的参与性;兼收并蓄、务实开放的包容性等[8]。这些特征决定了我国在国家公园建设领域,虽然起步晚,但有高起点的后发优势。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主要特征体现在以下6个方面。

    中国地域辽阔,从“地球第三极”的最高点珠穆朗玛峰海拔8844.43 m到海拔−154.31 m的新疆艾丁湖面,从最北的漠河到南海,从西部的帕米尔高原到东海之滨,巨大的水平和垂直跨度,地貌极其复杂,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

    中国历史悠久,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从远古神话传说时代直至今日,勤劳、智慧、节俭、勇敢、包容、开放的民族基因铸就了5 000多年来连贯不断、丰富多彩的中华文明。同时,中华文明又具有“多元一体”的多种文化构成格局。

    与国外相比,我国独特的自然地理格局承载着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灿烂的人类文明史和丰富多彩的文化基因,将其中最具国家代表性、生态重要性和管理可行性的国土空间纳入国家公园体系,注入独特的自然地理历史文化特征,从而构建独具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体系。

    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于我国自然保护的基本国情和新的发展阶段特征。该思想根植于中华文明丰富的生态智慧和文化土壤,是科学自然观、绿色发展观、基本民生观、整体系统观、严密法治观、全球共赢观的集大成。该思想的基本框架表现在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经济体系、目标责任体系、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生态安全体系5个方面,是最终建设美丽中国的战略指引[9]

    国家公园建设以生态文明为指导思想,以保护自然生态和自然文化遗产原真性、完整性为根本宗旨,通过强化制度创新和管理创新,统筹人与自然、中央与地方、当代与后代的关系,构建起由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等构成的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国家公园体制[10]

    现实决定了中国必须更加注重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目的是守护自然生态,保育自然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与地质地貌景观多样性,维护自然生态系统健康稳定,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国家公园的首要目标是保护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

    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自然保护区为基础、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对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保护,这种做法既能满足中国现阶段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需要,又与国际通行的自然保护区保护等级高于国家公园的要求不同[11]。国家公园的核心保护区原则上禁止人为活动,一般控制区限制建设活动。把国家公园作为国土空间的“生态安全屏障”等具体制度和措施,都充分体现了中国国家公园以保护生态为首要目标的特色。

    中国的土地和自然资源属性为公有。目前,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登记和管理的缺失、边界不清晰,致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行使不到位。国家公园是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区域,国家公园体制的建立必须以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为核心。构建产权清晰、系统完整、权责明确、监管有效的国家公园体制,是完善我国自然保护地体系的重要内容。

    在国家公园范围内推行自然资源统一确权登记制度。以每个国家公园作为独立的登记单元,清晰界定区域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产权主体,划清各类自然资源资产所有权、使用权的边界,明确水流、森林、山岭、草原、荒地、滩涂等各类自然资源资产的数量、质量、种类、面积和权属性质等,完善国家公园勘界立标,逐步落实国家公园内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代行主体与权利内容。划清全民所有和集体所有之间的边界,划清不同集体所有者之间的边界,非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实行协议管理。在土地公有的基础之上,国家公园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管理为核心,也是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特点。

    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环境的需要,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必然需求。国家公园成立的初衷就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和稳定健康的生态空间,改善生态环境,为大众提供优质的生态产品,使全体人民共享蓝天、碧水、青山和净土。人口众多是中国的最大国情特点,国家公园必须满足外地访客游憩的需要,同时兼顾本地社区发展的需要。

    坚持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通过科学分类、合理分区,实行差别化管理措施,在有效保护生态的同时,满足国民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享受自然等多样化的目标需求。与国外国家公园大多是荒野的情况不同,中国大多数自然保护地都有人口分布。政府不可能把国家公园内的人口全部搬迁出去,还必须允许一部分居民生活在其中,同时为当地社区提供发展机会,为社区脱贫提供机会。除了为国民提供游憩机会之外,国家公园建设还要与社区扶贫相结合,这是中国国家公园的又一特色。

    在机构改革之前,中国数量众多、类型丰富、功能多样的自然保护地都是由部门主导、地方申报而建立的。虽然这些保护地在生态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由于缺乏系统的顶层设计和存在多头管理,出现了规划不够科学合理、法律法规不健全、管理体制不统一、生态系统破碎化、保护与发展矛盾突出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保护效能的发挥。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成立后 ,由一个部门集中统一管理国家公园及其他类型自然保护地。利用制度优势,建立起分级管理架构,对国家公园实行中央直接管理、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管理、中央委托省级政府管理3种治理模式。这也与其他国家的国家公园治理模式有较大不同。

    在生态文明思想和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理论的指导下,注重顶层设计与试点相结合,自上而下高位推动,快速推进国家公园体制试点[10]

    紧紧围绕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机构,以统一管理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为核心目标,在现有自然保护地基础上,根据国家公园标准和布局规划,建立一批国家公园,有效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形成自然生态系统保护的新体制、新模式,保障国家生态安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完成10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制定国家公园法律法规,制定国家公园设立标准,完成国家公园空间布局,优化完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立统一管理机构,建立健全监管机制,构建国家公园资金保障管理机制,健全严格保护管理制度,实施差别化保护管理方式,建立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制度。

    2020年,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基本完成,分批设立国家公园,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基本建立,国家公园总体布局初步形成。2030年,国家公园体制更加健全,分级统一的管理体制将更加完善,保护管理效能将明显提高。

    加快制定《国家公园法》,推进“一园一法”,建立和健全国家公园法律法规体系;编制包括国家公园保护、监测、管理、巡护、游憩、特许经营、志愿者管理、建设等内容的一整套技术标准;建立稳定统一的管理机构,完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构建高效的管理体系;对现有自然保护地进行梳理、评价分析、科学分类,制定国家公园规划体系;增加财政投入,形成以国家投入为主、地方投入为补充的投入体系;与地方政府充分衔接,完善多目标统筹兼顾的多部门联席的协调工作机制,建立全社会监督机制;搭建国际科研平台,构建完善的科研支撑体系和考核监测评估体系;制定特许经营制度,构建高品质的生态产品体系(见表1)。

    表  1  构建中国特色国家公园10大体系
    序号体系名称具体内容
    1 国家公园法律体系 研究制定有关国家公园的法律和配套法规,做好现行法律法规的衔接修订
    2 国家公园标准体系 综合标准、基础标准、通用标准和专业标准4个方面
    3 国家公园技术体系 运用新型技术手段,促进成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4 国家公园管理体系 管理机构设置、组织形式、运行机制等方面
    5 国家公园规划体系 国家发展规划、空间布局规划、总体规划、专项规划、详细规划等
    6 国家公园投入体系 财政投入为主,接受企业、非政府组织、个人等社会捐赠资金,探索多渠道、多元化的投融资模式
    7 国家公园监督执法体系 研究建立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建立举报制度和权益保障机制
    8 国家公园科研支撑体系 对国家公园生态系统状况、环境质量变化、建设和管理进行科学研究
    9 国家公园监测评估体系 构建国家公园自然资源基础数据库及统计分析平台,完善监测指标体系,定期对国家公园开展监测
    10 国家公园生态产品体系 体现全民共享的国家公园生态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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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气候变化适应、生态服务功能评价、社区发展、环境解说、自然教育、生态旅游、志愿者服务等领域也值得研究。这些体系建设全部完成以后,将成果汇集成《中国国家公园管理手册》,可以作为国家公园从业人员的工作“指南”或“宝典”。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实行国家公园体制,目的是保持自然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和完整性,保护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安全屏障,给子孙后代留下珍贵的自然资产。”这句话阐述了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目的,为中国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指明了方向。

    中国的国家公园立足实际,从永久保护珍贵自然遗产、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人类文明发展趋势、全民公益性、绿色发展及全球视野的规划共6个着眼点(见图1)出发[12],结合我国的国情,考虑适应未来发展需要的国家公园规划和建设方向,科学构建国家公园空间分布格局,落实中国自然保护地的百年大计,传承国家公园千年事业。我们对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体制的未来方向,做出如下思考。

    图  1  基于“六个着眼点”的中国国家公园展望

    国家公园资源的合理利用是建立国家公园体制的应有之义,要秉承“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本着“保护自然、服务人民、永续发展”的宗旨目标,构建高品质、多样化、多功能的生态产品。

    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实现方式,依托国家公园品牌,发展绿色产业,让当地居民获得收益。核心保护区开展移民搬迁,一般控制区特许经营项目要充分让搬迁居民参与,实现资源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民,符合条件的移民实现就业,并结合精准扶贫项目开展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通俗地说,国家公园建设就是要实现“守得住青山绿水,富得了一方百姓,迎得了八方宾客,对得起子孙后代”的目标。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任重道远,国家层面的系统规划方案决定了国家公园建设的时空格局,具有先导性的引领作用。从规划时限来看,国家公园空间规划一定要立足长远,面向子孙后代,要考虑到2049年以后甚至更远;而且国家公园规划建设期限和发展速度要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相适应和相匹配。

    根据初步规划,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100周年时,我国将会建成60个左右的国家公园实体,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10,超过自然保护地总面积的50%。国家公园将成为可靠的生态安全屏障和美丽中国的重要象征。

    青藏高原是极其独特的地理存在,被称为“地球第三极”“中华水塔”“亚洲水塔”,其生态区位极其重要,决定着中国的生存环境。青藏高原是全球气候变暖反映最强烈的地区,其变暖幅度是全球平均值的2倍[13],对我国的生态安全至关重要。

    寻求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亟待实施最严格的大尺度自然保护地制度,有必要整合建立一系列国家公园,理顺管理体制,加大投入,实现全面保护、严格保护、永久保护。这对于整体保护“地球第三极”自然生态系统和高原净土具有世界性的战略意义,是我国国土生态安全体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以自然保护区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面积超过50万km2,为保护高原生态环境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已经开展的三江源、祁连山、大熊猫、普达措等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都是“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群”的组成部分,珠峰、羌塘、昆仑山等也将逐步纳入。

    长江和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奔腾不息的黄河同长江一起,哺育着中华民族,孕育了中华文明。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

    加强长江、黄河生态环境保护,要充分考虑上中下游的差异。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已经纳入“地球第三极国家公园群”,实施整体保护,但流域中重要的支流和生物多样性富集区域亟待纳入国家公园体系,与原有的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公园,共同构建完善的保护体系。

    在此基础上,还要以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景观保护为重点,将重要的物种栖息地、名山大川、海岛海岸、重要湖泊和重要海域等规划纳入国家公园体系,实现珍贵自然遗产应保尽保。

    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对生态文明建设作重要指示时强调,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要“尽快把生态文明制度的‘四梁八柱’建立起来,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制度化、法治化轨道”。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作为生态文明体制建设的重要组成,必须建立统一、规范、高效的管理体制。

    应加强国家公园管理机构能力建设,尽快建立健全国家公园法律体系,构建运作有效的管理体制机制,建立以公共财政为主的资金保障体系、高效的执法体系,以及人才、科技、志愿者服务等体系,多方参与,共建共享,完善治理体系,提高治理能力,使国家公园管理局成为管理国家公园的“百年老店”。

    中国国家公园建设刚刚起航,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也已经体现出了一些自身的特点,未来还将面临更多的机遇和挑战。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理论体系和实践模式要尽快形成,中国才能在国家公园领域逐渐从紧跟者转变为引领者,将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体现了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10,14]

  • 图  1   裴义理创建的拓殖协会得到中国政界联名支持[38]

    图  2   淮河洪水灾民住在茅草屋中[37]

    图  3   农民学习种树。由金陵大学引入的植树节,在全国传播开来[37]

    图  4   社会各界名流参加紫金山造林[59]

    图  5   凌道扬演讲美国林业组织及森林利益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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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19-05-19
  • 网络出版日期:  2019-11-21
  • 发布日期:  2020-0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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