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9年国家文物局颁布《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实行）》，正式开始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至2018年我国已评定公布3批共36处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另有67处列入立项名单）。目前，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总体发展良好，在文物保护、展示利用、公共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考古工作未能充分参与到公园建设中^[1]，造成学术研究和遗址保护、公园建设“两张皮”的现象普遍存在。我们认为，毕竟考古遗址公园不同于普通公园，历史文化内涵是首要属性，如果对遗址的突出价值和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未能充分展现甚至错误解读，无疑违背了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初衷。因此“如何在墓葬遗址保护规划中强化文化景观的意义”^[2]，尽量避免遗址文化氛围不突出，遗址环境过度造景化，小品景观千篇一律，遗址个性和特色不明显的现象，成为当下及今后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中值得重视的问题。

2017年，国家文物局公布第3批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立项名单，河北省的邺城考古遗址公园名列其中。据悉，邺城考古遗址公园由铜雀台遗址、北朝皇家佛寺和漳河水利风景3个片区组成，将通过对铜雀台、皇家寺院、朱明门等重要节点的展示，全面开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铜雀台遗址是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重要内容，因此本文将以曹魏铜雀台为对象，在考据史实的基础上，从政治隐喻、园林雅集、文学意象等角度作多重考释，以期能为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一定的学术支持和参考资料。

一.   巍然铜雀：铜雀台史实勾陈

东汉末年，曹操在邺城建造了一组以铜雀台为主，包括铜雀、金虎、冰井三台的建筑群，并以此三台为核心，形成了一片史称铜雀园的宫苑区。铜雀台所在的邺城，位于今河北省临漳县境内，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重要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重镇。据历史文献和考古发掘，曹魏邺城被一条贯穿东西的大道分为南北两区，以北区为主体，北区大于南区，南区为一般衙署和居民区，北区的中央为宫殿区，东边是贵族居住的戚里，西边便是铜雀园（见图1）。

图  1  邺北城遗址实测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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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建造时间

曹魏铜雀园中铜雀、金虎、冰井三台，以铜雀台最为著名，修建也最早。史载，建安十五年（210年）“冬，作铜雀台”^[4]32，这是刚开始建筑的时间；两年之后，高台建成：“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5]1120，当时曹操带领儿子和谋臣登台宴集。从建安十五年冬到建安十七年（212年）春，实际建筑时间仅一年多。金虎台和冰井台则在铜雀台建成后一年（213年）开始修建，《邺中记》记载：“金虎、冰井，皆建安十八年建也。”^[6]2

二   台体规模

关于铜雀三台规模，郦道元《水经注》记载最为翔实：

（邺城）西北有三台，皆因城为之基，巍然崇举，其高若山。建安十五年魏武所起。……中曰铜雀台，高十丈，有屋百一间。……南则金虎台，高八丈，有屋百九间。北曰冰井台，亦高八丈，有屋百四十五间，上有冰室，室有数井，井深十五丈，藏冰及石墨焉。……又有粟窖及盐窖，以备不虞。……凡诸宫殿、门台、隅雉，皆加观榭。层甍反宇，飞檐拂云，图以丹青，色以轻素。当其全盛之时，去邺六七十里，远望苕亭，巍若仙居^[7]167-168。

铜雀三台建立在邺城城墙的坚固基础之上，如高山一样巍峨。铜雀台居中，“高十丈”，以三国时期一尺为24.14 cm计算，十丈折合约24 m，大约有八九层楼高；冰井台、金虎台分别在铜雀台的南、北面，均“高八丈”，折合约19 m。铜雀三台，一字排开，并列耸峙，每台皆用砖铺面，台上建有上百间房屋，雕梁画栋，图以丹青，色以青素；“三台相去各六十步”^[6]3（折合约87 m），之间用像浮桥一样的阁道相连起来，阁道架起则三台相通，撤去则三台各自悬绝。

20世纪80年代，考古工作者对邺城遗址进行了全面勘探发掘，发现了铜雀台、金虎台在地面的遗迹。铜雀台夯土基址仅存东南角，南北50 m、东西43 m、高4—6 m；金虎台夯土基址保存较好，现存南北120 m、东西71 m、高12 m^[3]。以保存较好的金虎台基址的长、宽计算，其面积达8 500 m²，高约12 m，大约相当于4层楼高，这还只是经历千年风雨侵蚀后的遗存，那么金虎台当年的体量之大可以想象；而铜雀台作为三台的主台，其体量肯定比金虎台还要高大。在当时建筑普遍相对低矮的情况下，铜雀三台高大的体量肯定颇为引人瞩目，正如上引《水经注》所载，在邺城六七十里以外远远望去，高耸入云，“巍若仙居”。

三   园林景致

铜雀三台的景致，以左思《魏都赋》的描写最为细致：

疏圃曲池，下畹高堂。兰渚莓莓，石濑汤汤。弱葼系实，轻叶振芳。奔龟跃鱼，有吕梁。驰道周屈于果下，延阁胤宇以经营。飞陛方辇而径西，三台列峙以峥嵘。亢阳台于阴基，拟华山之削成。上累栋而重溜，下冰室而恒冥^[8]272。

铜雀三台形成“疏圃曲池”的铜雀园，充分利用河渠、绿树、高台，形成高低错落、曲池婉转、植物繁茂、高台耸立的宜人景色。铜雀三台中，冰井台上的“冰室”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存在，每间冰室中有几口深井，每口深15丈（折合约36 m），里面贮藏有冰和石墨（煤）；此外还有贮藏粟、盐的粟窖和盐窖，以备不时之需。三国时期，战争频仍，曹操在铜雀三台之中贮存这些战略物质，有实际的目的所在。但是如果我们仅仅从贮存战略物资及举行娱乐活动来看待铜雀台的功能，恐怕未免简单，曹操修台，还有着更为深层的政治意图。

二.   天子三台：铜雀台的政治喻示

台，在我国上古时期有着重要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夏启造钧台，大飨天下诸侯，预示着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的出现；周文王造灵台，跟商王争夺祭天的权力，预示着一个新的王朝的来临。春秋战国之后，台的政治功能被享乐功能消解，演化成规模宏大的建筑群。秦汉时期尤其在独尊儒术之后，造台成为一种特殊的政治表达，除了秦始皇、汉武帝等少数帝王外，基本上很少有造台的记录。三百年后的东汉末年，曹操建造铜雀三台，同样是一种政治表达，即在以儒家学说为依据实行“复古”面纱之下，对最大权力和最高权位的觊觎。

一   天子三台

在曹操始建铜雀台两年前的建安十三年（208年），被他实际掌控的东汉朝廷废除三公（即太尉、司徒、司空），改置丞相，并“任命”曹操为丞相^[4]30。曹操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臣。但是这还远非拥有最高权势，按照当时的规定：“诸王受封，皆受茅土，归立社稷。本朝为宫室，自有制度。至于列侯归国者，不受茅土，不立宫室。”^[9]意思是说，只有王爵才能在封国内立社祭祖、建造宫殿（包括台之类的建筑），侯爵则没有这些政治特权。此外，关于造台，东汉许慎有云：“天子有三台：灵台，以观天文；时台，以观四时，施化；囿台，以观鸟兽鱼鳖。诸侯卑，不得观天文，无灵台；但有时台、囿台也。”^[10]大意是说，天子可以建造三台，诸侯只能建二台。胡广、许慎都是东汉名儒，他们的言论应是当时人们的普遍认识。再回头看造铜雀台时的曹操，虽然为丞相，但是爵位仅仅是“武平县侯”^[4]13，不消说修建“三台”，连立社稷、建宫室的权力统统都没有。曹操若想在权势上更上一层楼，还需要在爵位上下功夫。

二   魏公僭越

建安十五年（210年），曹操修建铜雀台，打破了列侯“不立宫室”的规定。这是一种僭越，但这次他只是修建一座台，算是一种政治试探，对外宣称是为了宴饮游乐和贮存物质，亦未为不可。

建安十七年（212年），曹操获得“赞拜不名，入朝不趋，剑履上殿”^[4]36的特殊礼遇，同年将魏郡（治所在邺城）周围的河内、东郡、巨鹿、广平、赵郡等5郡的14县一起划归魏郡管辖，魏郡原辖15县，扩充后辖县达29个，比国都洛阳所在的河南郡（辖21县）还要多。一年后的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将爵位由武平县侯提升为魏公，并将扩大后的魏郡作为自己的封国，同时在邺城建立社稷、宗庙，设置尚书、侍中、六卿等职^[4]42。也正是在这一年（213年），曹操开始修建金虎、冰井二台，与一年前建好的铜雀台，组成只有天子方能拥有和修造的“三台”，这一次不再是政治试探，更是赤裸裸的僭越，曹操的政治喻示可谓昭然若揭。

三   曹氏篡汉

建安十九年（214年），曹操位列诸侯王之上，改授诸侯王方能使用的金玺、赤绶和远游冠^[4]43。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取得以“承制”^[4]46（即以天子旨意便宜行事的名义）封拜诸侯、任命郡国守相的特权。建安二十一年（216年），曹操正式被封魏王。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可以设天子旌旗，称天子“警跸”^[4]49（即出行像天子一样，沿途侍卫警戒、清道止行），不久干脆直接使用天子的十二旒礼冠和礼仪车队，成为不是天子的“天子”。曹操以人臣所能获得的一切，至此达到顶峰，只差最后一步“改元”天下、更换国号，而这是他的儿子曹丕登位后迫不及待要做的事情了。

从以上曹氏一步步攫取权力和地位的全过程，我们可以看到，曹操修建铜雀三台正是这一系列取得最大权力和最高权势的篡汉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三.   西园雅集：文人园林宴集的滥觞

东汉末年的建安时期，以曹操、曹丕、曹植父子“三曹”和以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等“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家，留下了大量传世名作，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建安文学。铜雀台与之有莫大关系。

一   铜雀歌赋

建安十七年（212年）春，铜雀台建成，曹操便带着诸子登台宴集，命曹丕、曹植二人分别赋诗。曹丕的赋有云：“登高台以骋望，好灵雀之丽娴。飞阁崛其特起，层楼俨以承天。”^[11]364描述了铜雀台的巍峨景象。曹植的赋则语意双关：“从明后之嬉游兮，聊登台以娱情。见天府之广开兮，观圣德之所营。建高殿之嵳峩兮，浮双阙乎太清。立中天之华观兮，连飞阁乎西城。……休矣美矣，惠泽远扬。翼佐我皇家兮，宁彼四方。同天地之矩量兮，齐日月之辉光。永贵尊而无极兮，等年寿于东王。”^[11]

这一段赋既描述铜雀台的嵯峨，更巧妙地通过赞美台而颂扬了曹操的功德。曹丕、曹植的赋，拉开了建安诸子在铜雀园宴集的序幕。

二   建安文学

建安十八年（213年），曹操被封魏公，邺城作为魏公国的国都，成为三曹父子和建安七子的活动中心。他们经常一起在邺下游宴集会，留下一批以《公宴》《迷迭》《车渠椀》《槐》《大暑》为同一题名的宴集诗、唱和诗，其中很多都与“西园”相关。考曹丕《登台赋序》：“建安十七年，春游西园，登铜雀台。”^[11]364可见，“西园”正是以铜雀台为主要建筑的铜雀园。以曹植《公宴诗》为例，诗云：“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明月澄清景，列宿正参差。秋兰被长坂，朱华冒绿池。潜鱼跃清波，好鸟鸣高枝。”^[8]943诗中的西园（铜雀园），在皎洁如水的月光下，一片朗然清澈，天上繁星密布，地下的秋兰覆盖着长长的坡地，红莲像是从碧绿的池水中冒出，水中的鱼儿不时跃出涟漪，高高的树枝上传来悦耳的鸟声。曹丕《芙蓉池作诗》有“乘辇夜行游，逍遥步西园”^[8]1032句，写的也是夜游西园，诗名中“芙蓉”即荷花，可能正是曹植诗中冒出绿池的“朱华”（红花）。此外，刘桢《公宴诗》“月出照园中”^[8]945，《赠徐干》“遥望西苑园”^[8]1359，王粲《杂诗》“日暮游西园”“从君出西园”^[5]500等，均有对西园优美景致和欢快宴会及文人间情感的细腻描述。在建安七子相继离世后，曹丕在给友人的信中极度伤感地回忆起当年在西园宴会时的情景：“昔日游处，行则连舆，止则接席，何曾须臾！每至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当此之时，忽然不自知乐也。”^[8]1896-1897。直到两百年后，谢灵运还在《拟魏太子邺中集诗序》中以托拟曹丕的名义，想象当年西园雅集的盛况：“建安末，余时在邺宫，朝游夕宴，究欢愉之极。天下良辰、美景、赏心、乐事，四者难并。今昆弟友朋、二三诸彦，共尽之矣。”^[8]1432

三   西园雅集

汉末魏晋是我国文学开始觉醒的时期，以“三曹”“七子”为代表的邺城文人集团，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文人集团。因此曹魏邺城的西园（铜雀园）雅集可谓我国文化史上最早的文人园林雅集，对魏晋时期的文人集会影响颇深，像西晋石崇的金谷园雅集、东晋王羲之的兰亭雅集，都可视为对这一早期雅集的再现与模拟。千百年来，“西园雅集”成为历代文人画家不断题咏描绘的题材，最早的西园雅集图−东晋顾恺之《清夜游西园图》便是根据曹植《铜雀台赋》^[4]558诗句想象而成。宋代文人地位空前提升，传为北宋李公麟的《西园雅集图》（所绘为苏轼等人的雅集），再次唤醒了“西园”母题，南宋、元、明、清乃至近代的诸多文人画家都对之情有独钟，在他们的绘画作品中不断题咏与摹绘着“西园雅集”，这成为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颇令人关注的现象。论者多以李公麟《西园雅集图》为西园雅集的最早范本，其实，无论“西园”之园名，还是“雅集”之行为，最初的源头皆在曹魏铜雀园。

四.   深锁二乔：铜雀台的文学意象

对铜雀台，除了以上政治意图、昆仑神话、园林雅集角度的审视外，还可有另一层文学意象上的解读。

一   曹操遗命

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曹操病逝，留下遗言：“吾婢妾与伎人皆勤苦，使著铜雀台，善待之。于台堂上安六尺床，施繐帐，朝晡上脯糒之属。月旦十五日，自朝至午，辄向帐中作伎乐。”^[12]大意是说：希望能够在他死后将侍妾和歌伎安置于铜雀台，早晚供食，每月初一、十五祭日，让歌伎在铜雀台的幔帐前歌舞奏乐。为何曹操在临终前心心念念着铜雀台，希望在死后能仍能欣赏歌伎在铜雀台上的表演？这与当时曹魏铜雀台的另一功能有关。史载：“魏太祖起铜爵台于邺，自作乐府，被之管弦。”^[13]意思是说，铜雀台是曹操亲自创作乐府诗歌的地方，这些乐府诗“被之管弦”后由歌伎演奏。考宋人郭茂倩的《乐府诗集》，的确有很多曹操、曹丕父子在汲取古曲基础上的乐府新声，这些歌辞经过配乐，当由歌伎在铜雀台上演出，所以曹操才会在临终前念念不忘，要这些歌伎在他死后继续在铜雀台上表演。曹氏父子在铜雀台提倡古乐、创作乐府，尤其曹操临终遗言的进一步强调渲染，为“铜雀歌伎”成为铜雀台的文学意象提供了创作源泉。

二   铜雀歌伎

曹魏时期，铜雀台在诗人笔下一般是“高以轩”^[5]761的高台形象；之后的两晋时期，铜雀台很少在诗人笔下呈现；至南朝时期，铜雀台“铜雀高台”形象开始向“铜雀歌伎”意象转换。现存以“铜雀”为题的南朝诗歌7首，以最早的谢朓《铜雀妓》为例，诗云：“穗帷飘井干，樽酒若平生。郁郁西陵树，讵闻歌吹声。芳襟染泪迹，婵媛空复情。玉座犹寂寞，况乃妾身轻。”^[14]这里诗人不再描摹铜雀台的高大，不再歌咏曹操的功业，而是以铜雀歌伎的视角，描写了她们为死去的曹操奏乐歌唱时的所见、所感、所悲，诗中“穗帷”“西陵”“玉座”等意象，基本奠定了以“铜雀歌伎”为主角的铜雀台的悲情格调。

三   深锁二乔

至唐代，铜雀台的意象延续了南朝时期的悲怨色彩，继续关注铜雀歌伎及她们的内心情感，并将之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背景中，借以咏史怀古、借古喻今。其中，尤以晚唐杜牧的《赤壁》诗影响最大：“折戟沉沙铁未销，自将磨洗认前朝。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15]历史事实中，江东二乔与铜雀台并无关联，但在杜牧的虚构和想象中，却与曹操的雄图霸业联系起来。这里，深锁于铜雀台的“二乔”的形象原型，其实就是“铜雀歌伎”。至明代，小说家罗贯中又根据杜牧这句“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做了进一步的虚构杜撰，凭借《三国演义》在民间的广泛流传，“铜雀歌伎”又以“二乔”的身份得到更为深广的文化传播，其意象之经典隽永，至今不衰。由此，铜雀台经历了从“高台”到“铜雀伎”，再到“深锁二乔”的文学意象之千年流变与转型。

综上，曹魏铜雀三台是“远望苕亭”的景观之台，是“天子三台”的政治之台，是“朝游夕宴”的雅集之台，是“深锁二乔”的文化之台。这种多重身份，赋予它丰富而深邃的历史文化内涵，在当前正在进行的邺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中，值得我们高度认识、深入发掘和充分展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