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e Modern Western Stereotype of Deforestation in Norther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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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对近代众多来华西方人士撰写的游记、考察报告等原始外文文献的翻检，对美国林学会、工程学会等学术共同体的多种刊物以及中西英文报刊资料的系统整理，从近代西方人关注中国森林的背景、收集信息的主体人群、传播信息的主要媒介、传播过程、质疑与争论等五个方面，对近代以来，欧洲、美国从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到政府等社会各个层面对中国北方形成毁林刻板印象的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文章认为，美国学者对中美地理环境高度相似性的充分认识是近代美国比欧洲更加持续关注中国森林的背景；而当时美国面临与中国类似的森林危机，亟须通过反面教材的宣传促使全社会吸取教训、树立保护森林等资源的思想则是美国关注中国森林的动力。对中国北方毁林刻板印象的形成既是美国通过反复宣传中国毁林现象并以此为鉴，逐步建立起美国森林保护体系、完善林业法律与行政管理等政府行为的过程，也是林学知识在中美间循环流动的过程。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the original foreign literatures such as travel writing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s written by many westerners who came to China, and systematically sorting out various publications of academic communities such as the American Forestry Society and the Engineering Society, as well as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English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background of China’s forests, the main group of people collecting information, and the communication letters from the modern westerners. From five aspects, namely, the main media, the process of dissemination, doubts and disputes,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thorough study of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forming a stereotype of deforestation in northern China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from the viewpoints of missionaries, scientists, engineers and the government. The article holds that the American scholars’ full understanding of the high similarity of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is the backgroun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pays more attention to China’s forests than Europe in modern times. At that time, the United States was facing a similar forest crisis as China, and urgently needed to promote the whole society to set up the idea of learning lessons and protecting forests and other resources through propaganda of negative textbooks. It is the driving force for the United States to focus on China’s forests. The formation of stereotype of deforestation in northern China is not only the process of establishing the forest protection system, perfecting forestry laws and administr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also the process of circulation of forestry knowledg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by repeatedly publicizing the phenomenon of deforestation in China and drawing lessons from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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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early modern times /
- Northern China /
- deforestation /
- stereotype /
- Occid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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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来，随着中西交往的加深，西方国家从传教士、学者、科学家、工程师到政府乃至社会各界广泛形成了对中国的一些固定印象，如燃料需求引起毁林、用竹耙收集柴草乃至上山割草直至草根、黄河是“中国的悲伤”、饥荒的国度、杏仁眼（almond-shaped eyes）、宿命论主义者、铁路等运输方式极度缺乏、寺庙与墓地对树木的保护等，这些成为近代西方有关中国的记述中出现频率最高的关键词。而对中国北方毁林的刻板印象，可以说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个。之所以说是刻板印象，一是在当时对中国北方地区是否曾经存在广阔森林这一前提并未进行证实，因此基于此而得出的所有相关结论都是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但在相当长时间内这些结论不仅没有遇到明显挑战，反而获得广泛的接受和传播；二是早期一些学者关于中国北方山区植被剥离—侵蚀加剧—溪流变化过程的描述得到反复沿用，此后的研究者对其过于盲从，而没有获得新的认识。这一刻板印象的形成既与当时世界范围内林学的传播方向有直接关系，也与近代中美在农林等领域的交流密不可分，更是美国推行森林保护政策的需要。
目前学界关于近代西方对中国认识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传播学、文学史、汉学等领域，多是个案考察[1-18]，从中西科技交流史角度进行分析的极少。尽管近代一些本土林学家注意到了西方对中国毁林的评论并进行了整理[19-21]，亦有部分同时代西方研究者在其研究中关注了该问题[22-25]，当代学者的研究也有提及[26]，但是普遍存在挂一漏万的现象，涉及时段也相对较短。本文研究的时间跨度从18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系统梳理这一历史时段的相关记述和观点，对知识的形成、传播的媒介与过程、重要事件以及存在的争议等进行了深入的分析。
一. 西方关注中国森林的背景
晚清以来，随着来华欧洲人的增多，面对自然环境如气候、动植物等远比欧洲丰富多样、农耕文明历史悠久、人类活动给地理环境打上深深烙印的古老中国，吸引他们的内容实在是太多，了解地理环境是他们认识中国的第一步。长久以来，欧洲人就关注古代世界文明中心的兴衰与土壤侵蚀、干旱化、荒漠化等环境变化之间的关系，旨在作为自身发展的借鉴。作为古代世界文明最璀璨的一部分，中华文明中心由以关中平原为核心的区域转向华北平原，经济中心由北方转至南方，都与自然环境变化有着密切关联，这个现象吸引了欧洲人的关注。而近代世界范围内饥荒的频繁流行，使得西方人开始研究饥荒与森林之间的关系，中国的地理环境和人类活动历史恰好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案例。
从林业行政、立法角度看，近代面对严重水灾的发生，人类开始意识到森林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瑞士、德国率先使森林国有化并通过立法和成立国家林业机构进行森林保护，而后欧洲各国效仿，紧接着又传到美国[27]。这一传播包括两个方面，一方面，美国派出留学生赴欧洲尤其是德国学习林学[28]，如美国最著名的林学家也被称为美国第一位林学家，同时也是自然资源保护思想的先驱吉福德·平肖（G. Pinchot, 1865—1946年），以及土壤侵蚀研究巨擘之一罗德民（W. C. Lowdermilk, 1888—1974年）等都曾在德国学习林学[29-30]；另一方面，美国仿照欧洲各国建立专门负责森林保护等事宜的国家森林机关即林业局，实施从法律到行政等一系列的林业施政手段。此后，林学又由美国传向中国。那么为什么林学不是从欧洲直接传入，而主要由美国向中国传播呢？美国在20世纪初退还庚款用于中国留学生赴美是一方面原因，更深层次的原因是美国很早就认识到两国在自然环境方面具有高度相似性，一向视中国传统农业为借鉴，无论是引进中国作物、树木、花卉、蔬菜等品种，还是研究中国地理环境、总结中国传统农业生产经验方面都不遗余力，对中国森林的关注和研究只是其中一部分。因此，虽然美国建国很晚，与中国相隔甚远，中美之间的交往也比中欧晚很多，但美国人要远比欧洲人关心中国森林状况。这主要表现在，美国不但注意收集欧洲人早先在华考察结果，而且对本国派出人员的考察收获同样密切关注，并重视对这些考察结果的整理和研究，同时有意识地促进相关信息在美国社会的传播。加之当时美国面临着与中国类似的森林危机，为了避免中国的教训，美国从政府到科学家、传教士等社会各界人士持续关注中国毁林、土壤侵蚀、饥荒等问题，长期参与中国赈灾、防灾，并在中国建立农林高等教育体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从政府、科学家到社会各个层面形成并不断加深了对中国北方毁林的刻板印象。
从林学研究角度看，近代科学界对森林环境效应的关注，与水旱灾、饥荒有直接的关系。1867年开始，德国就对森林的环境效应进行过调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美国也是沿用这些研究结论，但美国的气候、地理环境与欧洲存在着很大差距，需要重新审视这些结论[31]。关于毁林引起水源无法涵养、土壤肥力下降、河流水位降低以至无法航行的观点来自1892年《泰晤士报》关于俄国饥荒的一篇报道[32]。而美国人在分析中国饥荒原因时也用了几乎同样的论调。此后围绕着森林的环境效应，在科学界引起了长期广泛的关注和争论[33-51]，而对中国北方毁林与气候、土壤、河流、山地环境变化之间关系的研究，成为这个争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收集信息的主体人群及其活动、观点
关于中国北方毁林并引起各种问题的信息，主要是由近代来华考察和游历的大量西方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等人群收集的。早期以欧洲人为主，随着中美交往的加深，美国人后来居上。表面上看，这些人群的职业与研究背景主要集中在动植物学、地学等领域，和林学并不相关，但这正是近代探险家的特点。他们往往身份复杂，在军方、各种学会身兼数职，既是军官，又是探险家、科学家。即使在研究领域，也不像当今科学研究那样高度专门化，同一个学者往往同时在多个科学领域都有一些关注和研究，不但涉猎自然科学领域，也涉及人文科学领域。近代来华欧美人士对中国自然环境诸如森林植被、土壤侵蚀、气候变化、水旱灾害等问题的关注，就是最典型的例子。即使来华考察主要目的并非自然地理考察，也常会在其报告、游记中附带记述植被、河流等信息。值得注意的是，上述人员大多由政府派出或者具有政府资助背景，但其初衷并不是调查森林植被状况，关于中国毁林的见闻一般都是作为考察者的附带内容或者意外收获而出现，并被政府注意到，甚至作为政府文件的素材，这一过程具有相当大的偶然性。
关注中国北方毁林的人士，来自不同领域，而这些人士自身又涉猎多个学科，这种双重多样化背景成为近代博物学研究中的一大亮点，也是这些人士围绕一些问题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所在。以下将对各类人群的相关记述逐一进行梳理，在以时间为序的基础上，兼顾有相互联系和影响的学者之间的互动。
一 马可·波罗的“遗产”
元朝时穿越欧亚大陆来中国游历的意大利人马可·波罗（Marco Polo, 1254—1324年）一向被视为早期来华西方人中最著名的一位[52]，其在西方的影响持久而深远，以至于从近代到当代，他总是以西方探寻中国先驱者的形象出现在各种文字中[53-54]。晚清时在山东省传教长达40年的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倪维斯（J. L. Nevius,1829—1893年）曾如此评价他，“马可·波罗是第一位详细记述中国的西方人。他在中国长达24年。最新的一些发现已经确认他的记述的真实性，并确立了他作为最著名旅行家之一的身份”[55]。美国当代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家史景迁（J. D. Spence, 1936—）在其第一部著作《大汗之国：西方眼中的中国》中，甚至安排了整整一章内容，专门就马可·波罗的事迹进行了回顾[1]。正因为如此，虽然马可·波罗在其记述中国见闻的游记中，对自然环境的描写仅限于当时陕西等北方省份广植桑树，黄河、永定河水量丰沛、航运发达等现象[56-57]，内容不多，但却频频成为近代以来西方人士不断加以引用，作为中国相比于过去森林毁坏、河流变化的证据[58-59]。
二 李希霍芬的深远影响
1868—1872年，德国地质学家、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年）先后得到美国加利福尼亚银行以及位于上海的欧美商会资助，对中国进行了7次考察。他的考察区域除陕甘地区因当时发生战争而未能成行外，北方其他省份均有涉足，是近代西方对中国进行全面科学考察的第一人，所取得的诸多地学考察成果及提出的观点如黄土风成说、山西煤炭储量巨大等在国际地质学界影响广泛而深远。李氏在分析中国北方衰落现象时，认为不利的气候变化是原因之一，而气候变化正是由毁林引起的。他对中国北方农民因燃料需求，上山砍伐树木乃至剥掉草根的现象多有记述，并对北方山地毁林—土壤侵蚀—河流变化的过程进行了详细描写[57]。这些观点此后不断被后人沿袭而得到固化。19世纪末参与治理黄河的荷兰工程师曾在其报告中引用李氏的观点[60]。而美国对1876—1878年华北五省大旱原因的分析就完全采用了上述北方山地毁林引起土壤侵蚀、河流变化的观点[61-63]。清末长期在华工作的英国皇家地理学会金质奖章获得者、英属缅甸前副专员、《泰晤士报》驻远东特派记者柯乐洪[64]（A. R. Colquhoun, 1848—1914年）在其关于清末中国社会转型研究的论著中，引用了李氏对北方衰落原因的分析，也提及了中国特殊的气候和地理环境与自然灾害之间的关系，并以晚清华北五省大旱及引起的饥荒为例进行分析[65]。20世纪初，时任美国地理学会秘书亚当斯（Cyrus C. Adams, 1849—1928年）称李氏为当时对与中国有关的知识了解最多者[66]。英国博物学家瓦雷斯（H. F. Wallace, 1881—1962年）对李氏关于毁林引起气候变化、山地土壤侵蚀加剧的观点深以为然[67]。罗德民也在其土壤侵蚀研究中反复提到李氏的观点[58, 68]。事实上，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李氏对中国北方毁林的记述及其关于毁林引起气候变化的论调，与其地质学发现和观点所产生的影响同样巨大。而在中国，其影响主要集中于地质学方面[69]。
李希霍芬之后，西方人士对中国北方尤其是黄土高原的考察方兴未艾。鄂尔多斯高原、山西五台山地区、华北平原等都是热门考察地区。有研究者统计，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先后有8支考察队在黄土高原地区考察，即德国李希霍芬、奥匈帝国的塞切尼伯爵（Count Szechenyi）探险队、英国马克·贝尔（M. S. Bell）考察队、美国维理士（Bailey Willis, 1857—1949年）率领的卡内基地质考察队、英国布鲁斯（C. D. Bruce）考察队、时任伦敦动物学会主席贝德福德伯爵（The Duke of Bedford）资助博物学家安德森（M. P. Anderson）与索尔比（A. de C. Sowerby, 1885—1954年）在东亚进行的博物学考察、上文提到的瓦雷斯在中国中西部进行的博物学考察活动及美国银行家克拉克（R. S. Clark）与博物学家索尔比组队在黄土高原腹地开展的探险活动等[70]。事实上，上述统计主要是针对这一时期综合性的大型考察队伍而言。如果将动植物标本采集者、地质学家及中小规模考察活动包括在内，将时间拉长，那么涉足黄土高原的西方人远不止这些。像福钧（R. Fortune,1812—1880年）、古伯察（E. R. Huc, 1813—1860年）、谭卫道（PèreAmand David, 1826—1900年）、庞培烈（R. Pumpelly, 1837—1923年）、普当（W.Purdom, 1880—1921年）、梅耶（F. N. Meyer, 1875—1918年）、谢立山（A. Hosie, 1853—1925年）、克拉普（Frederick G. Clapp, 1879—1944年）、加里森（F. Lynwood Garrison, 1862—1951年）、埃亨（George P. Ahern, 1859—1942年）与平肖、F.B.Wright等开展的极具个人探险色彩的考察活动，均有较大影响力。这些西方人士或重点在地质学考察，或以采集动植物标本为主，但无一例外地关注了中国北方毁林现象。此后一直到1949年，来华考察的人士不胜枚举。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学者在其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以下将对这些人群按其研究背景分类进行详述。
三 博物学家与植物采集者的不约而同
森林是各种动植物的重要栖息地，其自身也是一种植物群落，因此博物学家、植物学家等在采集动植物标本的同时，不可避免地会对森林状况有细致的观察和详尽的记述。中国生物资源丰富，栽培植物历史悠久，一直是欧美博物学家探险的乐土。尤其像英国丘园、美国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美国农业部等机构长期派员来华收集各种植物标本和种子。
英国人福钧先后受伦敦园艺协会和英国东印度公司派遣，于1842—1845、1848—1851、1853—1856、1858—1859年4次来华调查中国茶叶品种。他认为耶稣会士对中国的一些记述有夸大之处，颇有重塑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形象的壮志[71]。他在记述4次中国之行时对北方森林破坏多有提及[71-74]，并对中国气候特点有自己的认识[75]。法国传教士、博物学家谭卫道19世纪60年代在中国先后进行了3次考察，他在关注森林破坏的同时对中国人毁林的动机提出了新的见解，认为这是出于对野兽的恐惧和对它们遮蔽物的移除[76]。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77]（A. E. Pratt, 1852—1924年）、受贝德福德伯爵资助的安德森等[78-79]、美国农业部派遣的植物采集者梅耶[80]、The Earl of Ronaldshay[81]、受美国银行家克拉克资助的索尔比[82]、受雇于哈佛大学阿诺德树木园在中国进行植物采集后成为北洋政府农商部林业顾问的普当[83-84]、受雇于美国地理学会来华进行植物采集的威尔逊（E. H. Wilson, 1876—1930年）[85]、英国外交官兼博物学家谢立山等先后在陕北、山西、河北、东北等地进行博物学考察（普当与谢立山在陕北考察途中还曾相遇），对这一地区毁林引起的土地沙化与山区土壤侵蚀有不同程度的关注。威尔逊指出，中国因对森林破坏不加控制，以至对气候和土壤都造成不利影响，并认为这对其他国家尤其对美国是严重的警示[86]。而谢立山不但发现东北森林被严重破坏，还对当地政府为保护森林正在采取的措施给予了关注①。皇家地理学会、动物学会会员瓦雷斯则描述了在中国人们为获取房梁和棺木而毁林的情形[67]。英国博物学家索尔比出生于太原一个传教士家庭，长期在中国居住、生活，20世纪初先后参加了英国贝德福德探险队和美国克拉克探险队在中国北方的考察，多次深入黄土高原、华北平原乃至东北地区，并对这些地区进行了长期的博物学研究，对北方地区自然环境尤其是植被、动物的状况了如指掌，他重点对毁林、沙漠扩张、干旱、洪水与饥荒的关系进行了研究[87-91]。
其他如美国人万卓志（G. D. Wilder, 1869—1946年）、瑞典人史密斯（H. Smith）也在其关于中国动植物的考察中注意到了河北清东陵及山西等地的森林破坏情况[92-94]。而曾任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院第二次中亚探险队队长的安德思（Roy Chapman Andrews, 1884—1960年）曾提及蒙古高原地区的野生动物因持续的森林破坏和不断增加的交通设施将濒临灭绝[95]。
四 地质学家及其考察的“副产品”
如果说关注森林植被对博物学家和植物采集者尚可以算作其本职工作内容中应有之意的话，那么对地质学家来说则完全是“副业”了。虽然李希霍芬是西方地质学家中研究中国地理环境影响最大者，但却并非首位。早在19世纪60年代，美国地质学家庞培烈在中国游历时即注意到了直隶一带的沙暴问题[96]。而关注中国北方毁林的地质学家中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维理士。1903—1904年美国卡内基研究所派出以维理士为首的队伍来华，重点对山西、河北等省进行了地质学考察。1905年1月26日，维理士在美国林学家学会以“中国的毁林”为题发表演讲，论述山西、河北等地森林遭到破坏后山地土壤侵蚀加剧的状况[97]。1907年出版的总结此次考察成果的卡内基中国地质考察报告中有关于五台山植被破坏引起土壤侵蚀的照片[98]。1908年12月8日，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年）在向国会发表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大量采用了梅耶和维理士关于中国北方毁林的文字及照片[99]。1909年1月13日，维理士又在美国林学会第28次年会上发表演讲，主题仍然是通过自己对中国北方毁林引起气候变化和土壤侵蚀的研究，警示美国注意保护森林[100]。很快，维理士基于在中国北方考察所得而开展的森林与水循环关系研究成果，入选了美国国家资源保护委员会通过总统提交给第60届国会第2次会议的报告暨专家论文集[101]。同时他还对美国在华教会学校文华学院代表理查兹对罗斯福演讲内容的宣传在中国得到传播的状况进行了关注[102-104]。同年5—7月，维理士关于中国北方毁林及对美国的启示这一研究成果在美国林学会刊物上发表，论文不但篇幅浩大，而且还采用了9幅反映中国北方植被破坏引起惨痛教训的照片[105-107]。这其中7幅是他本人所拍，还有两幅为梅耶所拍。而这正是总统国情咨文演讲中所用照片，甚至两者所用照片顺序和描述照片的文字都完全一致[99, 105]。显然，维理士的研究成果在正式发表前，其附图部分就被总统所采用。1916年，德州圣安东尼奥科学协会成员威克斯（Moye Wicks）在其关于毁林与荒漠化的研究中，再次采用了上述维理士所拍中国北方毁林的照片[108]。可以看出，作为地质学家，维理士关于中国毁林的考察成果不仅在美国林学界造成广泛影响，而且引起了政府部门乃至总统的密切关注。而美国另一位地质学家克拉普于1914年在长城沿线考察，他认为风向和毁林将使得戈壁沙漠继续向南扩张。对于防止的办法，他提出在中国北方修建另一条“长城”，即由林学家构筑的森林屏障来阻挡沙漠的移动[109]。这一设想与后来中国修建的“三北”防护林工程大同小异。
值得注意的是，与其他人士对中国北方毁林以文字描述为主不同，克拉克探险队、梅耶以及维理士所拍的多幅照片引起了更大的反响。
五 参与赈济中国饥荒各类人士的观察和研究
饥荒多由水、旱等自然灾害引起，和人类的发展历史始终相伴。中国由于山地面积广大、季风气候显著，引起温度、降雨年变率非常大。中国同时又是以农业为本的国家，历史上水旱等灾害及其引起的饥荒频繁，是世界上遭受饥荒最严重的国家之一。从有文字记载开始，有关饥荒的记录就从未中断。明清以来，伴随着人口激增、美洲作物的传入以及南方山地的全面开发，土壤侵蚀加剧，水旱灾害及其引发的灾荒变得异常频繁。
美国从晚清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赈灾活动，此后历次赈灾行动，都能看到美国的身影，并逐渐在其中居于主导地位[110]。传教士、外交官、工程师等群体在赈灾、防灾中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外交官负责向美国政府报告灾情、筹集、管理善款、居中联络、协调；传教士负责具体的赈灾工作，如分发食物等；而工程师则开展河流疏浚、水利建设及土壤侵蚀研究等防灾工作。在此过程中，他们多有对亲历救灾过程的记述，将中国称为“饥荒的国度”[111-112]，而每每论及成因，无论是旱灾还是水灾，都无一例外地将其归咎于毁林，称中国为无林、少林和饥荒的国度[113]。一些美国学者还对中国饥荒的历史、成因及应采取的防灾办法进行了研究。虽然他们对毁林引起水旱灾频发有着一致的认识，但是对能否通过造林来实现防灾、减灾，则存在不小争议。
在“丁戊奇荒”期间，有西方学者将华北大旱的根源指向了这一地区长期以来的植被破坏尤其是森林的砍伐引起降雨减少[114]。而英国驻华领事达文波（A. Davenport, 1836—1916年）提出了“旱灾原因究竟是南季风的减弱还是森林的破坏”这样的问题[115]。有学者对防止干旱提出了四项措施，其中第四项就是广泛植树，并以印度先前因战争毁坏树木引起气候变化，而英国开始在印度植树为例，认为中国也应该在北方省份采取同样的补救措施[116]。此后，对水灾，也有将其原因归于毁林的论调出现[117]。1901年，美国国家灌溉学会主席麦克斯韦（George H. Maxwell, 1860—1946年）在灌溉学会丹佛会议上做 Irrigation and the Forest 的演讲，提到因为毁林造成洪水在中国肆虐[118]。20世纪初，淮河流域经历了连续的洪水、饥荒后，当时许多人士也将原因指向毁林[119]。1920年，华北地区再次发生大旱及大饥馑。由于美国全面参与了这次饥荒的赈济，并主导了中长期的饥荒防止和农林教育计划，因此他们对这次大旱发生的原因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美国农业部林学家团队发表的报告再次将矛头指向了毁林[120-121]，有学者因此呼吁造林才能永久防止中国饥荒[122]。此后，随着密西西比河发生大洪水，不少美国学者警告必须以中国毁林引起黄河、长江洪水为戒[123-128]。
六 林学家的观点
如果说上述人群之于林学尚属外行的话，林学家群体的观点能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某些事实。美国林学家克利夫兰（Treadwell Cleveland Jr., 1843—1918年）曾说，“中国占有独特的地位，是文明国家里唯一持续破坏森林的。世界上没有任何国家像中国那样砍伐森林一直到土壤。当森林砍完以后，幼树、灌丛甚至草都被割掉”[129]。纽约州森林、渔业委员会委员惠普尔（James S.Whipple, 1832—1908年）以及先后在美国林业局、美属菲律宾林业局任职，时任纽约州资源保护委员会森林调查主管的Rosenbluth分别在其研究中提到了中国毁林问题[130-131]。美国林学会前主席，也是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好友的吉尔德（C. Guild Jr., 1860—1915年）提到罗斯福总统国情咨文所用中国北方毁林的例子[132]。美国林学会也以“无树的中国”作为报告的标题以警示美国公民，希望森林被视作国家的财富得到保护。林学会林学家帕克（C. L. Pack, 1857—1937年）甚至认为毁林在中国引起的后果已经成为众人皆知的常识[133]。民国时期两次在华工作的德国林学家芬次尔（G. Fenzel, 1896—1936年）言及早期中国森林覆盖良好，随着文明的扩展，长江以北地区森林毁坏殆尽[134]。曾任美属菲律宾森林局局长的埃亨在中国游历后，看到中国到处荒山的景象，萌生了通过林学来扩大美国对华影响的想法，后来促成了金陵大学林科的建立[135]。而影响最大的莫过于埃亨的继任者，曾担任过北洋政府农商部山林司顾问的佘佛西[136]。他于1919年1月在英国驻华使馆演讲“中国林业”，建议应植树造林防止河流泛滥，并提出所谓的“中国森林问题”[137-138]。英国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 1872—1970年）对此评论说，“他要证明的道理即便不是森林学家也都知道。但是，由于植树造林并不能激励中国人道德上的热情，所以要让最愿意改革的中国人对此有兴趣是很困难的”[139]。事实上，当时即使林学家群体自身和参与这一研究的其他科学家、工程师也没有完全弄清楚这个问题，他们在森林对气候、河流等的影响这个问题上仍存在巨大的分歧和争议。
1908年美国内河航道委员会在其向60届国会第二次会议的最后报告中，就造林对航运和防止洪水的影响进行了论述。报告说，“近年来这一主题被广泛讨论并且很多存在冲突的意见被发表。美国陆军工程师和气象学家通常倾向于低估森林的影响，而地质学家、林学家和其他人倾向于强调它，土木工程师则势均力敌。有一种流行的印象，一方面毁林对干旱负责，另一方面对洪水负责。这一问题特定阶段观点的流行差异主要由于缺乏准确信息，使得得出最后结论极其困难。因此这份报告的一个目的就是如果可能，澄清这些讨论，鼓励进一步的调查，也给出了未来最有益政策的一些结论和建议”。报告分别就森林对河流流量、降水、径流、洪水、低水量以及侵蚀的影响做了分析，但并未轻率地发表结论，并提醒单单造林对防止侵蚀收效甚微[140]。防止森林火灾、管理山区农业以及禁止不适合农业用途的山区的开发也是必要的。没有哪一项防止侵蚀的单一的政策会成功，除非这三项补救方法同时被采纳[141]。美国林业局造林主管Zon（1874—1956年）1912年在其研究中亦有类似的观点，“森林对气候的影响成为调查的主题已经有很长时间了，但尚未解决。这种影响不时被夸大，这样导致完全否定它的另一个极端。因此，在讨论这一主题时，必须非常谨慎选择事实并从它们中得出结论”[142]。可以看出，与梅耶、维理士乃至罗斯福等人关于砍伐森林导致土壤侵蚀、洪水等确定无疑的结论不同，也与以奇滕登（Hiram M. Chittenden，1858—1917年）为代表的陆军工程师坚决反对森林具有上述功能的观点迥异[143]，内河航道委员会对此更加谨慎，体现了作为政府决策顾问部门的水平和价值。此外，美国土壤保持研究的巨擘之一、曾两次来华开展土壤侵蚀研究的罗德民也长期关注中国北方的毁林现象[144-146]。
七 其他人群的广泛关注
事实上，近代关注中国北方毁林问题的人群组成是非常丰富的，以上仅仅对自然科学领域一些学者的观察进行了梳理。而在社会科学领域，观察和注意到这个现象的学者要广泛的多。法国耶稣会士、汉学家杜赫德（Du Halde, 1674—1743年）[147-148]，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巴罗（J. Barrow, 1764—1848年）[149]，英国外交官、汉学家德庇时（J. F. Davis, 1795—1890年）[150]，德国传教士郭实腊（K. F. Gützlaff, 1803—1851年）[151]，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M. Huc, 1813—1860年）[152-153]，美国汉学研究先驱卫三畏（S. W. Williams, 1812—1884年）[154]，英国商人兼报人并且曾任上海商会主席的宓吉（A.Michie, 1833—1902年）②[155]，英国报人马诗门（S.Mossman）[156]，英国政府招工代理人三顺（Theos Sampson）[157]，英国圣公会传教士慕雅德（A. E. Moule, 1836—1918年）[158-159]，曾来华调查铁路建筑问题的美国陆军军官魏礼森（J. H. Wilson, 1837—1925年）[160]，英国传教士T. M. Morris[161]，荷兰汉学家哥罗特（J. J. M. De. Groot, 1854—1921年）[162]，英国新闻记者、作家、上海《字林西报》主笔、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盖德润（R. S. Gundry, 1838—1924年）③[163]，美国公理会教士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年）[164-165]，京师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W. A. P. Martin,1827—1916年）[166]，英国记者罗伯逊-史考特（J. W. Robertson–Scott, 1866—1962年）[167]，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牧师J. H. Gray（1823—1890年）[168]，美国旅行家J. Ricalton（1844—1929年）[169]，美国金相学创始人加里森[170]，英国领事官、汉学家庄延陵（E. H. Parker, 1849—1926年）[171-172]，美国外交官科士达（J. W. Foster, 1836—1917年）[173]，英国商人立德夫妇（A. J. Little, 1838—1908年；A. B. Little, 1845—1926年）[174-176]，美国驻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 1830—1904年）[177]，法国人E. Bard[178-179]，英国内地会教士海思波（Marshall Broomhall, 1866—1937年）[180]，美国旅行家霍姆斯（Burton Holmes, 1870—1958年）[181]，美国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82]，美国作家汤姆森（J. S. Thomson, 1869—1950年）[183]，美国探险家盖尔（William Edgar Geil, 1865—1925年）[184]，英国官员庄士敦（R. F. Johnston, 1874—1938年）[185]，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罗斯（E. A. Ross, 1866—1951年）[186]，中国海关职员英国人佘瑙璊（N. Shaw）[187]，威斯康星大学土壤学教授富兰克林·金（F. H. King）[188]，美国汉学家波乃耶（J. D. Ball, 1847—1919年）[189]，宾夕法尼亚大学地理学教授George B. Roorbach[190]，美国驻北京特派记者F. McCormick（1870—1951年）[191]，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柏赐福（James Whitford Bashford, 1849—1919年）[192]，美国德州圣安东尼奥科学协会成员威克斯（M. Wicks）[108]，美国历史学家赖德烈（K. S. LaTourette, 1884—1968年）[193-194]，美国新闻记者克劳（Carl Crow, 1883—1945年）[195-196]，匈牙利籍学者恩格莱德（A. L. Englander）[197]，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地理学教授史密斯（J. R. Smith）[23]，牛津大学人类学教授布克斯顿（L. H. Dudley Buxton, 1891—1939年）[198]，美国著名地理学家葛德石（G. B. Cressey, 1896—1963年）[199]，英国浸礼会教士裴来时（F. W. Price）[200]，美国作家佩奇（Thomas Nelson Page, 1853—1922年）[201]等学者均在其著述中不同程度地论述了中国北方毁林的现象和原因。
上述人群虽然背景各异，但其观点存在互相影响，是一脉相承的关系。比如对《马可·波罗游记》中相关记载的深信不疑、对李希霍芬关于山地植被破坏—土壤侵蚀—河流变化过程的沿用、对燃料需求说的认可，绝大多数学者都是一致的。当然也有少数例外，比如普拉特就赞成谭卫道关于中国人毁林是出于对野兽的恐惧以及除去其遮蔽物这一动机的观点，而反对燃料需求说[77]。美国也曾出现关于中国人为了棺木而毁林的观点[202]。而宓吉对古伯察关于汉人不断向蒙古族土地扩展，并将毁坏活动一并带去的观点提出严厉批评[155]。
西方人描述北方毁林，按照引起自然环境变化而产生的问题可以分为气候变化、戈壁沙漠及鄂尔多斯沙地（即今天的毛乌素沙地）南侵、水旱灾乃至饥荒频发、修建梯田作为应对土壤侵蚀的办法、寺庙与陵墓林地（祖先崇拜）对仅存树木的保护等若干方面的内容。对寺庙、陵墓周围树木被僧人及后人保护得以留存下来的反复描述，正是强调毁林之严重和普遍；关注的重点地区主要有汾渭平原（中国古代黄金时代的核心区域）、鄂尔多斯高原如榆林地区、山西五台山、河北北部等；从语言表述上看，吸取中国毁林的教训、饥荒国度、用刀斧上山砍树割草直至剥掉草根、饥荒是毁林的结果等词句出现频次最高。类似“吸取中国毁林的教训”这样的标题，就在美国科学期刊、主流媒体以及学者著述中反复出现[113, 124, 126, 133, 182, 203-204]。如果以时间为轴，可以明显看出，早期主要是欧洲人记述中国森林问题。此后，关注中国毁林问题的美国学者越来越多，研究也更深入，主要表现在：对欧洲人相关记述的关注与系统整理；美国学者的观察和发现引起政府的注意，尤其是西奥多·罗斯福国情咨文中采用大量照片，从而在美国社会引起远比在欧洲更加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关注该问题的欧洲人主要以传教士为主，他们大多停留在观察、记述的阶段，缺乏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尽管李希霍芬的观点影响深远，但依然没有跳出定性描述和猜测的窠臼。而涉足这一问题的美国人，背景更加多元化，尤其是一批林学家、工程师等群体的介入，进行了实验等定量研究，分析更加全面，结论更加谨慎。美国人关注中国毁林问题，基于对中美自然环境高度相似性的认识，也基于吸取中国教训、保护本国自然资源的初衷，并且与森林环境效应、土壤侵蚀等研究结合起来。
总体上，西方人关于中国北方毁林的表述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作为农业与环境层面上的毁林，二是作为经济与社会问题层面的森林问题。前者已毋庸赘言，而后者在中外都引起了极大的重视，不少学者对此进行了专门研究[138, 205-214]。
三. 传播过程分析
西方学者关于中国北方毁林的描述、记载、研究，通过各种形式的文字和图片在中外社会传播，对其传播的媒介和过程进行深入分析，有助于理解林学在近代中国的引进和发展。
一 传播的主要媒介
1）传教士在华创办的英文报纸、期刊，前者如《北华捷报》《中国丛报》《中日释疑》《密勒氏评论报》等，后者如《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会刊》《中国科学美术杂志》等。包含了李希霍芬主要观点的考察报告就曾在《北华捷报》上刊登[215]。值得注意的是，皇家亚洲文会的演讲平台及其会刊配合上述英文报纸对一些西方学者观点的传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如罗德民[216]、印第安纳大学林学家D. Dourke-Borrowes[217-219]、著名传教士安献令（Findlay Andrew）[220-223]、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博物院院长索尔比[224-225]等均在文会演讲，而后演讲内容又刊登于会刊或者英文报刊。而西方人创办这些英文报刊的初衷就是为了增加在华西方人群对中国的了解。
2）美国报刊，包括主流媒体、地方报纸、科学期刊等的作用不可小觑。关于中国毁林的教训[133]及毁林是1920年华北大饥荒主因的观点[130-132, 226]在美国报刊上得到了广泛的报道。金陵大学林科主任芮思娄关于造林永久防止饥荒的文字也被美国主流媒体引用[122, 227]。另外，在美国主流媒体与科学期刊之间也存在互相频繁转引的情况。上述关于华北大饥荒主因分析是一例，关于中国和土耳其是文明国家里毁坏森林严重的两个例子的观点也属于这种情况[228-229]。此外，在华的新教传教士向美国媒体、朋友发回的信件、文章等，如北长老会的赫显理（Rev. Henry. G. C. Hallock）写给其兄关于中国毁林引起洪水的书信就刊登在美国报纸上[127]。这也反映了近代以来，随着报刊等新型媒体的发展，信息传播出现前所未有的广度。而以美国林学会、工程学会为代表的学术机构的多种科学刊物，对中国北方毁林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提供了便利的平台。一些具有广泛影响力的研究者，其相关论文在学会刊物发表，而且还在学会演讲、争论。如维理士曾在美国林学会演讲[100]，关于中国毁林的主题曾在美国工程学会进行辩论[230-231]。
3）参与历次中国大饥荒赈灾工作的西方人的报告，尤以“丁戊奇荒”、1911—1912年淮河水灾−饥荒、1920年华北大饥荒三次饥荒报告及长江水灾应对建议为最典型[232-236]。
4）政府报告及其公开出版物，美国陆军工程部、资源保护委员会、内河航道委员会等机构的报告等。这一点在有关罗斯福国情咨文引用中国北方毁林照片这一事件的传播中表现得最明显。
5）其他刊物及研究论著、游记。近代，西方全球空间观的创建时期正是其地理意识与文学创作达到完美结合的时期，也即游记文学最兴盛的时期。一个旅行家，只有将其所见所闻以日记、报告等形式记录下来并及时出版，才算完成了旅行[237-238]。同时期，欧美博物学家及爱好者热衷于用自己拉丁化的名字命名物种。“许多业余科学家的最大快乐就是让林奈用他们自己名字的拉丁文译名来命名他们所发现的物种”[239]。在这两种思潮的影响下，记述中国见闻的各类游记不胜枚举。而这些游记正是记载中国毁林现象最主要的载体。除了重点关注社会学、民族学、历史、外交的游记有少量描述自然环境的内容外，博物学、地学、植物学、动物学等游记含有大量关于自然地理的记录。这些作品中有一些以图书形式出版，部分章节也曾在《北华捷报》等英文报纸上刊载过，如立德夫人的《在蓝色长袍的国度》等。
6）大量照片在传播中的突出作用。典型照片，尤其是维理士、梅耶所拍五台山梯田、直隶省毁林照片成为西方人心目中中国北方毁林的缩影，并逐渐化为一种符号。
学会刊物、政府报告、大众报纸互相影响，成为三种主要媒介。以上传播媒介受众涵盖了几乎所有人群，因此其影响是全方位的，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角落。
二 重要事件和时间节点
在中国北方毁林引起各种灾害这一观点的传播过程中，至少有四个事件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是19世纪70年代李希霍芬的观点开始传播，尤其是在“丁戊奇荒”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二是以佘瑙璊《中国的森林和木材供应》、索尔比《穿越陕甘》、立德夫人《在蓝色长袍的国度》等为代表的著作的出现，对19世纪相关人士的观点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总结，并获得广泛引用和传播；三是梅耶、维理士在中国北方的考察所提供的信息，包括文字和照片被用于西奥多·罗斯福1908年国会演讲，尤其是史无前例地以大量照片作为说明的内容，其引起的广泛关注和影响前所未有。国情咨文是对20世纪初美国派遣来华人员考察成果的总结，因为得到广泛传播，使刻板印象定型。而几乎与此同时，在美国陆军工程师奇滕登与以Leighton为首的非军方科学家、工程师群体之间发生了著名的论战，由于维理士参与其中，并且在论战中提及了中国北方毁林的例子[230-231]，后来奇滕登又对自己的观点作了全面论述[143]，客观上进一步扩大了中国毁林引起各种灾害这个观点的传播。美国内河航道委员会、林业局、土壤侵蚀局、资源保护委员会等机构对森林与河流、气候关系的研究，进一步丰富了上述论战的内容。而在对淮河1906—1912年连续水灾的救灾过程中，埃亨、裴义理、韩安与美国驻南京领事合作，经南京、上海、马尼拉三方协调，成立金陵大学林科[135]，反映了他们对中国毁林后果及对在中国发展林业重要性的认识。金陵大学林科本身就是美国参与赈济1910—1912年淮河流域饥荒的产物，也是历来将毁林视为中国饥荒重要诱因这一思想的体现，而这正是由美国对中国毁林的刻板印象形成的。1920年华北大旱及此后赈灾则将这种印象显著加深，从农业部将饥荒主因归于毁林的报告在主流媒体及各个地方报刊的广泛转载就可以看出来。罗德民的研究仍属于美国主导的1920年华北大旱后防止饥荒计划的一部分。
这几个事件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虽然近代早期，记述中国毁林等问题的多为欧洲人，但对农林非常重视的美国人后来不但对这些记述和观点非常重视，还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如卫三畏对欧洲研究中国博物学的系统回顾与总结，并受到这些研究的巨大影响。而且美国派遣来华的一大批博物学家、植物学家、地质学家、传教士、工程师等群体开展了广泛的考察，进一步让这些观点确立。饥荒和毁林成了中国的两大代名词，并将后者视为前者的原因，甚至将近代中国积贫积弱的原因都归于毁林。
四. 质疑与争论
本文之所以说上述学者形成的中国北方毁林观念是一种刻板印象，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有为数不多但是代表了广泛研究背景的学者对此提出了有理有据的质疑。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 C. Hiller, 1849—1927年）在“丁戊奇荒”饥荒灾区旅行后，于1879年向饥荒赈灾委员会发回报告，他对毁林引起干旱和饥荒提出了不同的看法，也有着不同于主流的观察，尤其是对民众破坏树木的固有说法。他认为在河南很多村庄，树木覆盖的程度远远出乎他的意料。同时，他注意到在山西很多地方，人们不但没有任意破坏树木，反倒有类似因崇拜和迷信而保护古树的现象。至于山区的确缺少树木的现象，他将其归于土壤等自然条件不适合树木生长，而不是人类的破坏[240]。纽约茶叶商人、当地Clove Valley Rod与Gun Club两个组织的杰出成员范诺登（W. M. Van Norden, 1873—1914年）曾专就美国人所持有的中国毁林和人口过多两大印象进行批评和解释[241]。多隆（Vicomte D’Ollone）批判了众多学者关于中国人不爱林、少林的观点[22]。美国陆军工程师奇滕登认为黄河自古以来就频繁发生洪水，与森林之间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对其他学者广泛引用的马可·波罗观察到元代时中国一些地区存在广袤森林的情况，他也坚决否认[143]。长期任英国驻华领事的台克满（Eric Teichman, 1884—1944年）也质疑将中国北方的干旱气候归咎于中国古代对森林的破坏这一观点，认为黄土上是否曾经覆盖有森林是存疑的，而在当时它的确非常不适合森林生长[242]。祥泰木行有限公司的森林专家A.C. MacKay为了反驳关于中国当时只有一点点木材资源的说法，专程前往东北地区进行调查，并撰写了报告[243]。
长期在中国从事防灾工作的美国铁道工程师贝克（J. E. Baker）多次否认造林可以防止洪水和土壤侵蚀。在众多研究者将气候、植被变化作为解释中国问题的原因的背景下，贝克作为中国铁道部顾问，从社会政治的正常运转与否角度来分析中国社会的问题[244-246]。另一位长期参与中国洪水救灾的美国工程师G.G.Strobe否认毁林是造成洪水的主要原因[247-249]。而多年在山西太原从事农业研究的美国农学家穆懿尔（R. T. Moyer,1899—1993年）针对众多学者关于中国北方毁林引起气候变化、沙漠南移、水旱灾等环境变化的论调，逐条反驳，尤其对很多人所持的“森林破坏引起洪水，引起干旱；森林消失引起气候变化，气候变化引起森林消失”这一矛盾的观点进行了重点批判[250]。
五. 结 语
在对中国北方毁林问题的关注上，美国与欧洲最大的不同就在于前者不但在学者中，而且在政府一些部门如农业部林业局、土壤保持局、资源保护委员会等机构主管人士中亦存在共识，那就是中国北方毁林引起各种灾害。这样的思想深入到了社会各个层面，形成了系统的认识，并直接影响到了美国的森林保护立法、行政管理等政府行为；而后者仅限于传教士、探险家、博物学家等个体分散的记述。美国人出于关注中国地理环境和农业的原因，对这些记述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研究，并将其作为影响国家行为和制定国家政策的依据。
正如美国著名土壤保持研究者罗德民所说的那样，“美国的资源保护运动，与中国土壤侵蚀、洪水等方面的经历有密切关系。美国的森林保护计划源于对中国毁林教训的吸取。我们对土壤侵蚀危害的许多认识得益于对中国土壤侵蚀的研究。另一方面，我们从中国四千年农夫（美国农学家富兰克林·金的著作被译为《四千年农夫》，此处特意采用这一说法，笔者注）那里获益匪浅。在美国，我们开始采用中国农民通过水平阶地保护斜坡土壤这一有巨大贡献的方法。这种梯田措施不但对全美国，而且对全世界水土保持问题都是一个极大的贡献”[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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