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 随着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不断深入, 大批西方学者来华工作, 林学家是其中数量并不算多的一个群体, 但他们在科学研究和社会影响力方面不容小视。罗德民(W. C. Lowdermilk, 1888—1974年)和芬次尔(Gottlieb Fenzel, 1896— 1936年)就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两位。他们充分利用中国的地理环境拓展自己的研究, 在林学、水土保持学等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就, 同时积极帮助中国筹划林业建设和水土保持大计, 对当时乃至此后中国的林业和水土保持工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对他们来华的背景、在华的工作及学术影响、个人性格及社会关系圈、二人的隐性关联等问题进行逐一梳理和分析。这不仅有助于揭示水土保持学在中国形成和发展的过程, 同时也能更好地认识来华西方学者与中国社会的关系。目前关于近代来华工作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 以关注其学术贡献为主, 本文从社会关系方面切入, 对这一问题进行探索。

一.   来华背景

罗德民, 1888年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大学时代先后在亚利桑那大学、牛津大学学习, 后又在德国学习林学, 学成后供职于美国林业局。进入牛津大学前, 他在亚利桑那认识了后来成为他妻子的伊内兹女士。后者作为卫理公会(Methodist Church)管理下的和平队(Peace Corps)工作人员, 1916年始即在中国四川省帮助开展小学教育长达5年。1922年两人在美国有了婚约后, 伊内兹说服罗德民和她一道回到中国开展工作。在妻子的鼓励下, 罗德民申请了当时的教会大学——金陵大学开展的新灾荒救助计划, 于1922年9月来到中国。罗德民来到中国后在金陵大学农林科任教, 并先后在河南、陕西、山西等省及淮河流域开展土壤侵蚀和植被调查工作, 直到1927年回国, 此为第一次来华^[1]。回到美国后, 1929年他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林学与地质学博士学位。此后长期在美国土壤保护局工作, 开展土壤侵蚀研究, 并曾在多个国家任水土保持顾问。1941年, 黄河水利委员会邀请罗德民博士来华继续20年前从事的黄河研究工作。1942年他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 参加了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工作, 并指导农林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在西北地区进行的水土保持实验区工作, 此为第二次来华^[2]。他于1943年底返美, 并向国民政府举荐了另一位美国水土保持学家寿哈特(D. R. Shuhart)博士于1944年1月来华继任他的工作^[3]。

芬次尔, 1896年生于德国纽伦堡。于1927年经当时执掌中山大学并有留德背景的戴季陶(1891—1949年)引荐, 到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任教。当时中山大学聘请了很多德籍教授, 其中林学方面除芬次尔外, 另有一名叫阿善罗(Eschenlor)的教授。在中大芬氏一面教书育人, 一面担任白云山模范林场主任, 负责林场建设。后又担任广东省森林局副局长(广东省建设厅长马超俊兼任局长), 负责起草森林行政法规等工作, 于1930年回德。1932年,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1879—1964年)、戴季陶等在陕西武功县张家岗筹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3年, 于右任和戴季陶通过继戴季陶后执掌中大的朱家骅(1893—1963年)聘请芬次尔第二次来华, 担任该校森林组教授兼林场主任, 后又兼任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 主持造林。1936年8月14日, 芬次尔在西安去世, 时年40岁, 后葬于西安市莲湖公园内^[4]。

二.   各自的主要工作及学术影响

作为大学教师与林学、土壤学及水土保持学研究者, 他们二人的工作总是集中于考察、造林、执教、参加学术会议、制定相关规划等。

一   罗德民在华的主要工作及学术影响

罗德民1922年9月来到金陵大学, 先在南京语言大学进行了一年的汉语学习, 而后一面开展区域研究, 一面讲授林学、农业地质的一些课程, 并给年轻的大学生教体育课。实地调查方面, 1923年他在河南、陕西、山西考察黄河及土壤冲刷与径流, 而后1924—1925年在山西省汾河流域作有关侵蚀和森林砍伐的调查研究, 其成果《影响降雨地表径流的因子》在代表美国森林局参加1926年秋在东京举办的第三届泛太平洋科学会议时, 得以向国际科学界呈现。1926年先后在青岛、淮河流域考察植被覆盖与土壤侵蚀, 并完成《淮河集水区覆被和土壤侵蚀调查》。在五台山也进行了调查并完成报告^{[1, 5]}。

近代以来, 国际学术界很多知名学者如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erdinand Paul Wilhelm Richthofen, 1833—1905年)、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Ellsworth Huntington, 1876—1947年)都认为中国北方地区衰落的原因是这一地区不利的气候变化^[6-7], 这一观点当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8-10]。但罗德民通过在北方多地发现的寺庙林地, 证明这一地区当时的气候能够支持相似地区的类似植被, 进而得出结论, 即人为引起的土壤侵蚀及其增加洪流的后果才是衰落的原因, 这一研究得到了当时国内水土保持工作者的认可。如林学家任承统(1898— 1973年)在1943年就曾说:“西北为华夏民族之发祥地, 考诸古迹, 在现时之沙漠戈壁区域, 常发现昔日富庶繁荣之国都古镇。细研其因, 虽其间因子多端, 问题复杂, 但用归纳法而追求其主因, 均不出当时人民贪图目前小利、滥行垦种陡峻山坡之所致也。”^[11]而气象学家竺可桢(1890—1974年)和地质学家丁文江(1887—1936年)直接从气候研究上对北方气候趋于干旱化假说的否定^[12-13], 也从侧面证明了罗氏研究的价值。

后来在西北水土保持考察报告中, 他再次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西北之衰落, 人民多归之于气候之变化, 然事实之证明, 则近千年来气候之变化, 固不足以左右之也, 然泥土之被风水之冲蚀, 足以造成此区社会秩序之不安, 盖以土地生产力之减低也。为谋恢复昔日之光荣, 全藉降雨之保持, 更应妥分森林、草原与农场之界限, 以求地尽其利。”^[2]正是在罗德民这一系列工作及研究成果的影响下, 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930年11月颁布《堤防造林及限制倾泻地垦殖办法》, 欲通过保护河流上游山地森林, 防止雨水冲塌, 进而达到防灾的目的^[14]。

1942年底, 罗德民应邀第二次来华。1943年4月至11月, 罗氏作为国民政府行政院顾问, 与农林部和黄河水利委员会人员在陕西、甘肃、青海等地区开展水土保持考察, 历时7个多月, 行程1万余公里, 并完成考察报告, 对各地的自然环境特点和农业生产基本情况以及各自进行水土保持的具体措施给出了详尽的建议。其中最大的收获是通过等高条作实验, 发现坡地坡度达24毅以上, “如施以适宜之耕作方式, 所有降雨, 使无径流, 亦属可能, 如此项测验, 能施用于广大之黄土区域, 自可得更完美之结果”^[2]。罗氏考察西北过程中对农民的传统经验非常重视, 对梯田更是不吝溢美之词, 说它经科学研究“确属黄土区域中水土保持之一种重要方式”^[2]。他认为中美在农林诸领域应互为借鉴。“美国水土保持工作, 与中国土壤冲刷以及防洪各方面之经验, 关系至为密切。美国进行护林, 基于中国森林砍伐事例为借镜, 若干土壤冲刷严重情形之认识, 更系得自于中国之研究, 尤以得自中国之农夫, 受益匪浅, 而梯田方式, 非仅一国, 而实为全世界水土保持之一大贡献。”^[2]他对战后中国水土保持工作和中国人员赴美进行水土保持考察也做了规划^[2]。

此后他又协助在甘肃省天水开展水土保持实验区建设, 前后住在实验区指导设计3月之久, 并曾会同农林水利专家举办训练班并指导实习。除本区技术人员外, 尚有附近农林机关人员参加培训班, 并起草《农林部渭河上游水土保持十年计划方案》, 拟定中国开展水土保持工作的设想。他帮助联系从美国运来一批仪器设备, 用于实验区工作。这些奠定了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工作的基础^[15-18]。

二   芬次尔在华的主要工作及学术影响

芬次尔1927年第一次来华, 在国立中山大学农学院森林系任教。同时和另一位德籍林学家阿善罗建立了白云山第一模范林场^[19]。1928年芬次尔出任广东省森林局副局长, 先后开辟了东江、西江、北江及南路各处林场和苗圃。他曾数次前往北江流域考察天然林, 并在综合借鉴各国森林法后拟定了《广东省暂行森林法规草案》。1929年他曾为察哈尔省拟定造林计划。同年利用暑假前往海南岛进行地质地理调查, 并于1932年回国后将调查成果写成论文, 获得了博士学位。1930年还曾在浙江省杭州西部山区调查森林^[20-21]。

20世纪30年代初,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戴季陶、张溥泉考虑到开发西北首要当属改进农林畜牧各种生产, 而实施改良推广, 必须先从培植专门人才着手。遂于1932年开始在陕西省武功筹办西北农林专科学校。1933年, 芬氏被朱家骅聘请来华担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森林组教授兼林场主任。他经过实地调查, 选定张家岗的三道塬渭河滩地、眉县齐家寨金锁沟以及咸阳周陵设立林场和苗圃。为推进西北造林和水利事业同时并进, 当时作为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筹备委员会成员的戴季陶建议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1882—1967年)设立了陕西省林务局, 陕西省建设厅厅长雷宝华(1893—1981年)任局长, 芬次尔任副局长^[22]。芬氏迅速拟定了渭河流域造林计划, 他在陕西省主持林业大计取得的显著成绩, 很快得到了甘肃、青海等省的关注。不久, 芬次尔应邀与学校森林组讲师白荫元(1905—1969年)前往甘肃、宁夏、青海3省调查森林, 并为3省分别草拟了造林计划。在兰州期间, 还与国民政府实业部派往西北视察并协商造林工作的专门委员乔荣昇一起协商陕甘等省造林事宜(乔在陕期间, 由齐敬鑫陪同视察)^[23-25]。

此后, 他在这次考察的基础上, 草拟了包括陕、甘、宁、青再加上西康省北部在内的《西北造林计划》, 并亲自到南京向中枢建议筹设西北林务总局, 但他的建议没有得到采纳^[26]。1936年芬次尔在西安广仁医院突然自杀。后根据1937年6月23日实业部部长吴鼎昌(1884—1950年)发给陕甘两省的文件显示, 当时令中央模范林区管理局局长皮作琼(1898—?)携带实业部《西北造林计划纲要》前往陕甘两省, 与西安行营主任等会商西北造林事宜, 并要求第二年就开始实施。如此看来, 芬氏生前未完成的心愿却在他去世后得以实现^[27]。

三.   各自社会关系圈及获评

一   罗德民的社会关系

罗德民第一次来华进行植被和土壤侵蚀考察在金大的学生协助下完成, 1924年参与考察的有C. O. Lee、李德毅(1896—1986年)、任承统(1898— 1973年)、蒋英等; 1925年参与考察的有李德毅、沈学礼(Shen Hsioh-li)、张文涛(Chang Wen Tah)、T. S. Tseh等。英文考察报告也是和这些学生合写, 而其中译本也多由这些学生完成, 如与李德毅合作的《林业在被剥蚀的中国》、与沈学礼合写的《大学气象记录概要》 ^[28]。任承统译《山西森林之滥伐与山坡土层之剥蚀》, 黄瑞采(1907—1998年)译《淮河上游之现状》等。在山西省考察时, 得到了当时该省主席阎锡山(1883—1960年)的支持, 称后者为“模范省长”^[1]。1926年与罗德民一起参加太平洋科学会议的中国代表有秦汾(1882—1973年)、竺可桢、祁天锡(N. Gist Gee, 1876—1937年)、薛德焴、胡先骕(1894—1968年)、胡敦复(1886—1978年)、厉家福、沈宗瀚(1895—1980年)、魏嵒寿(1898— 1973年)、翁文灏(1889—1971年)、任鸿隽(1886— 1961年)、王一林等^[29]。1935年7月30日到8月7日, 一起参加在英国牛津大学举办的第三届国际土壤学大会的中国代表有国立中山大学邓植仪(1888—1957年)、中央农业试验所张乃凤(1904— 2007年, 参加土壤学会议时不确定是否认识, 但后来成为陪同罗德民第二次来华进行西北水土保持考察的同行人员)、北平地质调查所候光炯(1905— 1996年)、俄亥俄大学留学生夏之骅(1905—1999年)、牛津大学留学生廖鸿英(后二人均为研究土壤的学生) ^[30]。罗德民在此次大会上提交的研究为《美国正采取的控制土壤侵蚀措施》 ^[31]。

罗德民第二次来华进行西北水土保持考察和水土保持实验区工作时, 这些昔日他的学生, 当时已成为农林各部门或研究领域骨干力量的学者们, 仍陪同并与他合作完成了此次工作。如农林部的张乃凤、蒋德麒(1908—1994年)、梁永康、傅焕光(1892—1972年)、叶培忠(1899—1978年)、冯兆麟以及水利委员会的章元义、甘肃省农业改进所的陈迟。这些人中张乃凤、蒋德麒、梁永康、章元义均为留美取得硕士学位回国, 而蒋德麒、叶培忠、冯兆麟均为金陵大学学士。可以说, 他们和罗德民是亦师亦友的关系。蒋德麒不但陪同参加了考察, 而且还协助罗氏编制报告^[11]。此外沿途还和地方政府大员及农林水等部门领导接触, 如时任陕西省主席熊斌、甘肃省建设厅长张心一(1897—1992年)等。

1944年, 始自罗氏的建议和计划, 得益于中美之间的合作协议, 中国派出大批技术人员赴美考察和学习, 包括黄河水利委员会的吴以敩, 农林部的傅焕光、任承统, 水利委员会委员长张含英(1900— 2002年)及技正徐世大、吴又新、蔡邦森、蔡振, 导淮委员会总工程师林平一, 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张任(1905—1993年), 陕西省水利局总工程师刘钟瑞以及毛寿彭(1918—)等人。其中傅焕光先在美国农业部水土保持总局学习, 并获得结业证书, 后在美国西部华盛顿大学从事研究工作。期间, 他在罗德民博士的协助下, 走遍了美国各州, 考察了美国的部分公园、森林农场、林场, 并帮助美国一些地方进行水土保持和林业工作^{[15, 32-35]}。

罗德民曾在德国学习林学。在欧洲时, 曾供职于赫尔伯特胡佛的比利时救济计划。1915年返回美国并开始以美国森林局护林人员的身份在西南地区工作, 在那里他尤其对牧场的土壤侵蚀感兴趣。在一战期间, 他志愿参加了美国远征军并作为木材收购员。1919年作为蒙大拿的区域研究人员返回森林局工作。

二   芬次尔的社会关系

芬次尔在粤陕两省都担任过林务局副局长一职, 而且在粤期间, 还起草了《广东省森林法规》, 并由中山大学森林系主任、农学院院长沈鹏飞(1893—1983年)做序言。第二次来华亦是由戴推荐去西北农林专科学校的, 因此戴、朱二人对芬次尔有知遇之恩。考虑到朱家骅的留德背景, 对芬氏自然是非常推崇的。戴季陶在为芬氏《西北造林计划》所写的跋中称:“自民国二十一年, 余发起西北农林教育以来, 地方人士之热心, 政府当局之努力, 甚足感佩。及芬齐两博士到陕后, 造林工作, 逐渐兴起……当民国十六年, 余主持中山大学时, 即有此意, 派芬博士赴西北考察, 虽道阻未达, 然研究已从是时开始。”^[36]1927年曾济宽(1883—1950年)同芬次尔往英德滑水山调查森林一次^[37]。

芬氏曾应行政院邀请在中德文化协会举办的交流活动中作关于西北农林的报告。该协会理事长为朱家骅, 名誉会长为时任教育部长王世杰(1891— 1981年)和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Oscar P. Trantman) ^[38]。

1933年, 芬氏曾和时任陕西省建设厅技正的地质学工作者白超然(1903—1981年) ^[39]、邵力子、于右任(1879—1964年)等在陕西省太白山考察。为此于右任曾作《太白山纪游歌》, 云“芬君草木白君石, 各采标本下山来”^[40]。

和芬氏关系最密切的当属他的3位助手:齐敬鑫(1900—1973年)、袁义生(1904—1971年)和白荫元。前两位自中山大学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都曾担任他的助手, 而白荫元是在陕期间被邀请到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森林组的。因为芬氏不懂中文, 他的文件、论文均需经人翻译才得以在中国发表, 他外出考察也需有人陪同。这3位助手承担的正是此项工作, 尤其齐敬鑫, 他帮助芬氏翻译了他的大部分著述(另外, 白荫元、王恭睦、石声汉也翻译了部分论文)。当然, 他对这3位的提携也是有目共睹的。其中齐敬鑫和白荫元都是在芬氏的举荐下得以到德国留学深造的^[41]。而1936年齐敬鑫因为与芬氏发生矛盾, 辞去了陕西省林务局秘书长的职务。这对芬氏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因为他是德国人, 他的写作非经过齐敬鑫翻译成中文, 不能出版。难得齐是留德学林的, 和芬氏共事多年, 对他的工作帮助很大, 所以齐的辞职对芬次尔的刺激很大。后来在农林学校是否继续聘请芬氏的问题上, 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校长王子元(1891—1963年)和即将成立的西北农学院院长辛树帜(1894—1977年)发生分歧, 这对芬氏的精神更是雪上加霜。因为他已经规划好了西北五省造林计划, 想继续推进林业工作。但是由于这两件事情对他打击太大, 遂生病住进西安广仁医院, 最后竟自戕而死, 令人唏嘘不已^[42]。芬氏去世后, 齐敬鑫继任林场主任, 而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一职则由中国留学生中第一个林学硕士学位获得者韩安(1883—1961年)继任。但很快, 林务局就缩小了业务范围^[22]。

1936年8月15日, 陕西省各界在西安市卧龙寺为芬次尔举行公祭。据白荫元称, 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曾派人到陕西调查芬氏的自杀原因。陕西省政府答复说是因失眠而引起精神失常所致。他的遗物以及调查记录、照片等资料, 则全部交给使馆^[42]。据袁义生、牛春山回忆, 芬氏工作很认真, 特别能吃苦。而对于他的死因, 当时的陕西省林务局局长雷宝华、继任的副局长韩安以及辛树帜等均言他死于神经错乱。但署名司铎以及仪祉(即李仪祉, 原名李协, 字宜之, 曾留学德国的我国著名水利学家, 1882—1938年)者均指出林场主任及林务局人事的变动才是导致他死亡的直接原因。正如有研究者所说, “芬氏之死并非因劳成疾, 也非神经病遗传, 而是由于封建政治腐败, 官场尔虞我诈的结果。他亲自创办林场和林务局并为之惨淡经营, 费尽心血, 其愿始成之的心态足以使他精神崩溃, 至于责任二字, 也使这个不谙中国官场文化的异国知识分子难以忍受。最后, 他不惜以性命相抗争来反击腐朽黑暗的官场……从他的遗物以及此后几年对林场清查的档案中, 并未见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责任”^[41]。

戴季陶曾评价他说“勇往忠诚, 至可钦也”^[43], 说自芬氏受聘后, “造林工作, 逐渐兴起, 本年陕西林务, 居然有可观成效”^[44]。邵力子在为其所写的墓志铭中说, “自其来华任职, 早视中国为其第二故乡。其孜孜为吾国竭诚擘划森林, 虽吾国治林学者无以过之”^[26]。当时的《西北导报》曾以《对西北造林事业颇多贡献, 芬次尔博士自杀, 系神经错乱所致》为题报道他的死讯, 并评价他“平日办事热诚努力, 深得当局赞许”^[45]。早年留学德国的水利工程学家、教育家陈士骅(1905—1973年)曾作《怀芬次尔三首》表达对这位西北农林专科学校同事的悼念, 也对齐敬鑫进行了讽刺^[46]。后该校森林系三年级学生在眉县林场实习后写文说芬氏“极具爱护中国的热忱, 故立定毕生服务中国的志愿”^[47]。著名书法家沙孟海(1900—1992年)曾作《陕西省林务局副局长芬次尔君墓碣铭》并书^[48]。芬氏亦曾和现代书画家林散之有过书信往来, 谈及其经过汉中小南海, 途中遇险, 几丧其生^[49]。后世学者称芬氏为“教坛洋后稷, 林苑白求恩”^[41]。而李仪祉也为芬氏写有悼文^[50]。

四.   两人的共同点及隐性关联

芬氏和罗氏都曾在德国学习林学, 都先后两次来华, 并分别在中国南方和西北地区工作, 最初来华时都是普通的林业工作者, 并且两人都是在中国工作的过程中, 从林业工作者转变为水土保持研究者。中国的地理环境给他们提供了开展事业最好的舞台。他们都把自己从事的研究作为毕生的事业, 而不仅仅是完成本职工作。在他们的意识中, 林学和水土保持研究是没有国别之分的。两人都是以在中国的考察和研究为基础, 回到各自国家后获得博士学位, 而且都是林学与地质学博士学位。芬次尔初次来华在中山大学作教授期间, 每年利用暑假时间到海南岛调查海南岛的地质。罗德民1929年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取得林学与地质学博士学位。不确定二人是否见过面或者直接相识, 但是罗在其文章里曾引用芬次尔的德文论文^[51]。

两人不但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兢兢业业, 对长期的规划和考虑也很重视。芬次尔写有《西北造林规划》; 而罗德民在其水土保持考察报告中对中国战后的水土保持工作也做了规划。两人也都很注重培养人才。芬次尔促成齐敬鑫、白荫元赴德留学, 对袁义生也是多有提携; 而罗德民除了通过考察土壤侵蚀培养了一批学生外, 后来亦促成中国组织人员赴美考察水利和水土保持。两人在大学任教培养的学生成为日后中国水土保持学的骨干力量。

同时, 他们在人际关系、性格方面又存在巨大差异。罗德民更加浪漫, 而芬次尔更执着。他们的人生轨迹迥异, 芬次尔事业的大部分是在中国完成的; 而罗德民先后在美国、欧洲、中国、日本、中东地区、南斯拉夫及非洲等地开展土壤侵蚀研究工作, 一生获奖无数, 于1974年在美国去世^[52-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