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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

吴彤

吴彤. 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2): 1-5.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0032
引用本文: 吴彤. 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 19(2): 1-5.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0032
WU Tong. Loc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0, 19(2): 1-5.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0032
Citation: WU Tong. Loc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0, 19(2): 1-5.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0032

地方性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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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吴彤,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科学实践哲学,系统科学哲学。地址:100084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Loc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 摘要: 文章讨论了:①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这两种地方性知识概念分别是人类学和科学实践哲学的概念,它们既有区别也有联系,应该予以研究,并且共同运用于生态文明建设中。②为什么生态学是一种地方性知识?生态学处理的对象极其依赖于空间及其尺度,具有尺度变化的差异与多样性、空间的异质性等特性。这使得生态学成为异于物理科学的另类科学。空间性、地理性、地理的尺度差异,无疑是“地方性”最明显的、最与实际的地方相关的特性。③地方性知识观与生态文明建设,地方性知识是生态文明建设中最应该关注的观念与思想,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缺乏地方性知识关注的维度,不可能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生态文明。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① Two concepts of local knowledge, i.e., anthropolog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which are different but related, should be explored and applied to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② Why is ecology a kind of local knowledge? The objects dealt with by ecology are extremely dependent on space and its scale, and hav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ale variation and diversity, spatial heterogeneity and so on. This makes ecology a special science that differs with physical science. Differences in spatial, geographical and geographical scales are undoubtedly the most obvious and relevant characteristics of being local. ③ Concept of local knowledge and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e believe that local knowledge is the most important concept and thought in the building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t is impossible to realize a re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without the dimension of local knowledge.
  •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指导思想和根本遵循。习近平强调:“生态环境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也是关系民生的重大社会问题。”[1]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重大政治问题”的高度,突出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政治地位,体现出党中央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坚定决心和战略定力。突出的政治属性和丰富的政治意蕴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特征。安德鲁·海伍德曾指出:“政治一直被表述为权利或权威的行使。”[2]而这一权利或权威的行使,一定存在着能够体现国家意志或者国家利益的某种思想的指导。对于一种思想的政治意蕴的探究,可以从思想内涵中所蕴藏的最根本的政治立场着手,即思想是如何维护国家利益、政权稳定和社会有序运行的,包含思想本身的政治方向、政治力量、根本政治诉求,以及运用的政治思维四重维度。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在这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交汇点,从政治方向、政治力量、政治诉求、政治思维四重维度深入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政治意蕴,对坚定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方向,建设美丽中国具有重要意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思想体系下形成和完善的。一方面,它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方面,它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土壤,以美丽中国为目标,是指导我国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指南,彰显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中国特色。

    马克思恩格斯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对未来社会进行构想的过程中,已经察觉到了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人与人、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并提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导致这一不和谐的根本原因[3]。生态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引起的[4],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制度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了劳动异化,这种异化“使人自己的身体,以及在他之外的自然界、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5]。长期追逐利润使得资本主义生产必然会出现不断扩张,不仅使工人的劳动异化,也使得生产过程不断违背自然规律和生态平衡,出现自然异化,导致生态环境问题。显然,资本逻辑横行的资本主义社会无法真正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与资本主义不同,社会主义社会才能真正实现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解”。实践已经充分证明,社会主义不仅在人的全面发展、共同富裕等方面显示出更多的优越性,而且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也显现出资本主义不可比拟的制度优势。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建立起了与社会化大生产相适应的公有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革命,关系着人民福祉、民族幸福和人类未来。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使人类文明接续传承,薪火相传。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历年来中国共产党生态文明思想的继承、发扬和创新。中国共产党结合我国国情,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坚持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实践和创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就提出“绿化祖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环境保护基本国策、可持续发展战略、科学发展观与“两型社会”建设[6],不断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发展。2018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召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正式确立,开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新局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现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调统一;以人民为中心,着眼于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对优美、安全的生态环境的需要;建设美丽中国,勇立时代潮头,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强调党的领导,增强党的执政能力等一系列理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这些鲜明的社会主义性质,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首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逻辑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和学说中国化的最新发展、最高成就[7]。1938年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通过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8]。中国化本质就在于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民族文化相结合,创新发展,同时体现中国特色与中华民族智慧。一方面,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丰富内涵中的“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等理念,既是对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继承和发扬,也饱含了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思想精髓,更是结合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际的理论创新。另一方面,习近平“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等大量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话语,体现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其次,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美丽中国建设的实践逻辑来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科学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问题。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生态环境问题日益凸显,人民群众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求也日益强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成为攻克这些难题的科学的指导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强调要践行新发展理念,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道路。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布局,突出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生态文明建设不仅要解决生态环境问题,更是要全方位融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战略部署。建设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特色。

    最后,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关照全球未来的角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出的中国特色还体现在它放眼世界,为全球可持续发展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握世界生态环境保护的趋势,提出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清洁美丽的世界,倡导推进绿色“一带一路”,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为保护全球生态环境,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了中国智慧。习近平多次强调,面对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一系列全球性生态危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中国要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和引领者。新时代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为全球生态环境建设树立了中国榜样,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 [9]。马克思主义认为,政党本质上是特定阶级利益的集中代表,是特定阶级政治力量中的领导力量[10]。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无论是在救亡图存的战争时期,还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都是强大的政治力量。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11],这是党作为最高政治力量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体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核心内容之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生态文明的集体智慧结晶,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在理论逻辑上一脉相承。党的领导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这种内在一致性和统一性源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在党的领导下,统筹谋划生态文明制度顶层设计、坚决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等一系列生态文明建设实践和取得的伟大成就,充分体现了党的领导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最高政治力量。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生态环境保护问题,带领全国人民进行生态文明建设是党的责任与使命。《中国共产党章程》(以下简称《党章》)是全党必须共同遵守的根本行为规范,具有最高党法、根本大法的效力。党的十八大对《党章》进行修改,首次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写入党章,生态文明建设的地位提升到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同一高度,共同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理念,中共十九大将“增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意识”写入《党章》,这一修正标志着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党章中的重要地位,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将不畏艰难险阻,发挥党的领导的巨大优势,凝聚全社会力量积极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政党责任、使命和担当。

    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站在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有计划、有步骤、有目的地确立了生态文明制度顶层设计。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开启了生态文明建设新篇章。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围绕建设美丽中国的目标,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十八届四中全会强调全面依法治国,用最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提出以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为重点,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利用,加快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同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了《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等一系列顶层设计,为建立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增强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搭建了“四梁八柱”制度框架。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的伟大目标。2019年10月,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要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指明了生态文明制度完善的方向,更好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2020年11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并通过了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提出统筹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总体布局,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党中央这一系列新举措,不断完善我国生态文明制度顶层设计,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一步发展。

    2020年3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指导意见》,提出构建党委领导下的党政企以及社会共同参与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将过去部门单打独斗的“小环保”真正转变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环保”,要求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发挥党的领导作用。国家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等与生态环境治理密切关联的职能部门,以及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不断提高政治站位,认真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对生态环境保护和监管工作实施党政同管同抓同责,体现了党强大的执政能力。当前我国生态环境问题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方面问题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生态环境治理是一项复杂而庞大的系统工程,难度大,任务重是不言而喻的,也考验着党的执政能力。要求党不仅要抓好两个“生态”建设,而且要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并拥有面对突发事件能及时妥善处理等一系列重要能力。

    首先,既要保护好自然生态,也要建设好政治生态,两个“生态”一起抓。2013年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会议上首次提出“政治生态”这一概念,强调“做好各方面工作,必须有一个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依法治国,加强党的执政能力。面对秦岭违章建别墅事件,习近平曾先后六次对秦岭违建问题进行了批示,对相关部门责任者进行了严格查处追责。2020年4月习近平考察秦岭时告诫党员干部,“秦岭违建是一个大教训。从今往后,在陕西当干部首先要了解这个教训,切勿重蹈覆辙,切实做守护秦岭生态的卫士”。

    其次,既要有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的综合实力,也要有面对突发事件强大的应急能力。习近平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要坚决打赢“蓝天、净土和碧水”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还老百姓“天更蓝、水更清”的美丽世界,并强调“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时间紧、任务重、难度大,是一场大仗、硬仗、苦仗,必须加强党的领导”[1]。在党中央的统一部署下,污染防治攻坚战取得阶段性胜利。面对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党中央第一时间召开相关工作会议,生态环境部迅速进行工作部署,妥善、安全、有效地处理了数量激增的医疗废物,避免了二次污染,为防止疫情扩散提供了保障;并且紧急出台了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等相关法律,用法律制度的硬性约束保证生态环境治理效果。我国生态环境治理水平不断提升,彰显了党在生态环境治理方面卓越的领导能力,对加强党长期执政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探讨某种思想的政治诉求可以从政治的价值性解释维度入手。对于政治这一古老而不断发展的概念的解释,包含价值性、神学性、权力性和管理性四个维度[12]。安德鲁·海伍德从政治哲学层面提出了一系列政治价值性解释的概念,如权利、责任、福利、自由、民主等,构成了政治价值体系[12-13]。王浦劬等从马克思主义政治观出发,认为利益关系是政治关系的基础,政治的本质内容应该包括利益、政治权力和权利[10]。当然,实现这些价值理念必然与国家、政党等政治体系有关,与政治制度、行为等有关。

    生态安全是指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完整情况,是人类在生产、生活和健康等方面不受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等影响的保障程度[14]。生态安全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承载着人们的普遍关切,国家、政党有责任进行回应。生态安全体现了责任、权利、福利、利益等政治价值追求,是一种政治诉求。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蕴藏着丰富的生态安全理念,为人们带来了与生存相关的重要利益和福利。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11]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他再次强调:“生态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并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五大体系,其中一项就是建设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1]。重视生态安全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根本政治诉求,凸显了生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生态安全事关大局,是其他各类安全的基石,对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影响。2014年,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指出贯彻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构建集政治、国土、军事等各个方面于一体的国家安全体系,其中国土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和生物安全等都与生态文明建设息息相关,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将总体国家安全观法律化、制度化,也使得国家维护生态安全职责任务上升到法律层面进行了强制约定。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体系,划定生态保护红线,强化生态风险的预警和防控,保障大气、水、土壤等自然环境和条件不受威胁和破坏等内容纳入了生态安全关注的范畴。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大国,在国土资源、水资源和大气资源等关乎国家生态安全方面存在着威胁和挑战。2019年,我国水资源总量为29 041.0亿m3[15],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4,仍有较多城市供水不足,水资源污染、浪费严重;水土流失、土壤荒漠化、大气污染等现象还未得到根本治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取得重大成就,但生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保护与发展矛盾依然突出[16]

    对此,习近平多次强调,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新时代我国加快构建生态文明体系,建立健全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环境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态安全体系,相继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的意见》《国务院关于印发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的通知》等,展开了水土气三大污染防治攻坚战,规划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在保障国土资源、水资源、大气环境等生态安全的同时,也维护着国家安全。

    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是最深邃的理念,昭示了人类文明历史赓续的亘古不变的真谛。古往今来,无论是古巴比伦,还是古埃及,抑或是古印度,多少远古文明的陨落与生态环境的破坏紧密关联,生态环境关乎人类文明兴衰,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关乎中华民族的繁荣昌盛。

    习近平指出,要构建科学合理的“生态安全格局,保障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提高生态服务功能” [17],“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17]。习近平考察青海时指出,青海的生态保护是关系国家生态安全的大事,是“国之大者”;他考察甘肃时指出,“保护好祁连山的生态环境,对保护国家生态安全、对推动甘肃和河西走廊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18]。他高度重视青藏高原安全屏障建设,指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地球第三极,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 [19],“保护好青藏高原生态就是对中华民族生存和发展的最大贡献” [20],要求必须坚持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对世界负责三个“负责”的态度,保护好“地球第三极”生态[21]。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就是为中华民族繁荣昌盛提供坚实保障。

    习近平多次强调,“黄河、长江都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保护母亲河是事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永续发展的千秋大计”[18]。他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指出,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生态屏障,是我国重要的经济地带,要推动黄河流域高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22]。他考察长江经济带时强调,“要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不能把生态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23]。生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福祉,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的重要基石。

    当今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着各种风险与挑战,气候变暖、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需要世界各国共同解决。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内涵六个原则之一,充分体现了其思想的全球性。习近平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世界各国人民命运休戚与共,要同舟共济,共同保护好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家园,构建清洁美丽的世界,实现人类的共同期待。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人口数量世界第一、经济总量世界第二、国土面积世界第三,如此泱泱大国的生态安全对世界可谓举足轻重。中国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多年来持续植树造林,投入大量的资金实施“三北”防护林、退耕还林等重大生态工程建设,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取得了辉煌成就,为建设人类地球家园,维护世界生态安全做出杰出贡献。2019年,美国航天局等机构研究人员在英国《自然·可持续发展》杂志上发表论文,指出全球从2000年到2017年新增的绿化面积中,约1/4来自中国,贡献比例居全球首位[24]。取得这一成就与我国重视生态安全,保护生态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形成以来,我国将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期待,在维护生态安全稳定、生态环境优美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

    中国现代化进程还处在攻坚阶段,经济发展、社会民生改善都面临着重重压力,但为应对气候变化、维护生态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仍然承担大国责任,主动担当作为。中国是首批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成员之一,早在2007年就颁布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又相继出台了《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等一系列方案。2014年11月,习近平在《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发表时,向世界承诺中国2030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达到峰值。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讲话中,向全世界宣告“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 [25]。据2020年10月28日生态环境部发布最新消息,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经提前完成了对外承诺的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2020年减排目标,为达成峰值目标和完成碳中和的艰巨任务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习近平强调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掌握马克思主义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26]。底线思维是习近平一再强调并卓越使用的治国理政的思维方式 [27]。他指出要“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凡事从最坏处着眼、向最好处努力”,提出“各种风险我们都要防控,但重点要防控那些可能迟滞或中断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全局性风险”[26]的要求。底线思维是一种注重客观情况设定最低目标,立足最低点争取最大期望值[28],稳妥而不保守,主动而不激进的攻守兼备、积极进取的科学思维方式,体现了强烈的忧患意识、主动防范风险意识,是一种求生思维[27]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本文所言政治思维,旨在从方法论视角发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所包含的政治意蕴,明晰其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规律认识的突出特点。思维是客观现实的反映,在认识的结果上,思维必须和存在相统一,而不能和存在相矛盾,反映同一律是思维的基本规律[29]。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坚持底线思维就是要坚决维护生态安全,防范生态危机和环境破坏带来的巨大损失,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恩格斯指出,“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遵循同一些规律,因而两者在其结果中最终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支配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30]。这很好地诠释了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坚持底线思维、维护生态安全的一致性,表明了政治思维与政治诉求的统一。

    习近平强调生态文明制度建设一定要坚持底线思维。他多次指出,“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17],“让制度成为刚性的约束和不可触碰的高压线”[31],“贯彻终身追究的原则,对造成生态环境损害负有责任的领导干部,必须严肃追责” [32]

    底线思维为生态文明制度的制定、落实提供了科学方法。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关于加强环境监管执法的通知》《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等一系列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构筑坚实的制度屏障。底线思维为生态文明制度的落实贡献了基本规范。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一个生命共同体,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要守护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底线,科学规划国土空间格局,保护好天蓝、地绿、水净的优美生态环境。同时,自2015年起,中央开展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地实施“零容忍、出重拳”专项行动,形成了监管的高压态势,各部门联合构建了生态安全监管体系以及生态补偿制度,严格落实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提高生态环境违法成本,环境整治成绩突出。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完善,相关法律的健全,到加大制度的执行力度,无不体现了深刻而广泛的底线思维逻辑。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将生态保护红线作为底线,应用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过程。2013年习近平就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在生态环境保护问题上,就是要不能越雷池一步,否则就应该受到惩罚。”[32]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生态环境保护 坚决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意见》指出,到2020年全面完成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勘界定标,形成生态保护红线全国“一张图”,实现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2018年5月,习近平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快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环境质量底线、资源利用上线三条红线[1]。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习近平再次强调,要统筹划定落实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城镇开发边界等空间管控边界以及各类海域保护线,要筑牢生态安全屏障[33]。为积极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2019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作为重要制度确立的生态保护红线,是继“18亿亩耕地红线”后,另一条上升到国家层面的“生命线”,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2018年,北京市正式划定生态保护红线面积4 290 km2,占市域总面积的26.1%[34]。《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16年—2035年)》指出,设置城市开发边界和生态控制线,实施“两线三区”空间管控,强化了生态底线的管理,为严守生态保护红线提供了刚性约束。据生态环境部2021年7月最新报道,全国生态保护红线划定工作基本完成,约1/4的国土面积被初步划定为生态保护红线区域,覆盖了我国重要生态功能区,以及生态环境敏感区和脆弱区[35]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包含着丰富的政治意蕴,将生态环境问题提升到政治问题高度,坚持党的领导,维护国家生态安全,运用底线思维解决生态环境治理面临的困难和挑战,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政治方向,体现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国家意志和政治愿望,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了正确道路。

  • [1] 李霞. 生态知识的地方性[J]. 广西民族研究,2012(2):60-65. doi: 10.3969/j.issn.1004-454X.2012.02.011
    [2] 杨庭硕. 论地方性知识的生态价值[J]. 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3):23-29. doi: 10.3969/j.issn.1007-4074.2004.03.005
    [3] 袁同凯. 地方性知识中的生态关怀:生态人类学的视角[J]. 思想战线,2008(1):6-8. doi: 10.3969/j.issn.1001-778X.2008.01.002
    [4] 吉尔兹. 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M]. 王海龙, 张家瑄, 译.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
    [5] 吴彤. 两种地方性知识−兼评吉尔兹和劳斯的观点[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07(11):87-94. doi: 10.3969/j.issn.1000-8934.2007.11.018
    [6] 吴彤. 从科学哲学的视野看地方性知识研究的重要意义−以蒙古族自然知识为例[C] // 包塞音. 中国少数民族和谐思想研究(中国少数民族哲学及社会思想史学会2005年会论文集). 呼和浩特: 内蒙古大学出版社, 2008: 41-47.
    [7] 吴彤. 再论两种地方性知识−现代科学与本土自然知识地方性本性的差异[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4(8):51-57.
    [8] 吴彤. 复归科学实践−一种科学哲学的新反思[M].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0.
    [9] 吴彤. 科学实践与地方性知识[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7.
    [10] 大卫·利文斯通. 科学知识的地理[M]. 孟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1] 孙俊. 知识地理学[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2] 林祥磊. 梭罗、海克尔与“生态学”一词的提出[J]. 科学文化评论,2013(2):18-28. doi: 10.3969/j.issn.1672-6804.2013.02.002
    [13] RICKLEFS R E. 生态学 [M]. 第5版. 孙儒泳, 译.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14] 林祥磊. 生态学实验的地方性特征分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3):44-49.
    [15] 张彤,蔡永立. 生态学研究中的尺度问题[J]. 生态科学,2004,23(2):175-178. doi: 10.3969/j.issn.1008-8873.2004.02.019
    [16] 杨庭硕, 田红. 本土生态知识引论[M]. 北京: 民族出版社,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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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0-01-09
  • 网络出版日期:  2020-05-21
  • 发布日期:  2020-0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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