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认知是时代背景限制下审美经验的外在感知^[1]。景观美学作为美学的应用分支，聚焦于审美经验与景观的相互作用，并通过提炼审美认知的基本特征，探索遵循客观规律的审美经验。学界已普遍认识到，借鉴景观美学理论，开展当前文化语境下城市规划美学的理论研究，是城乡规划学科与美学学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城市景观人性化发展的重要步骤^[2]。这不仅需要广泛开展城市美学思想哲学本体的探讨，也需要关注城市建设活动过程以及这一过程中城市建设主体的审美意识与美学倾向^[3]。在景观美学视角下，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实质是城市建设主体（规划师）思维模式的渐进积累或短时突变所形成的审美经验创新。城市规划美学思想是城市建设主体（规划师）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内在参照与行动依据^[4]。

本文主要参考董鉴泓先生对中国城市规划史的分期研究成果^[5]，并广泛借鉴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的形成研究，选取古代（1840年以前）、近代（1840—1949年）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5年）3个时期的典型城市规划案例，依据规划方案的对比分析，梳理城市规划决策行为背后的美学思想，进而探讨审美经验与规划决策行为的作用关系。从思维嬗变的角度，探寻新常态背景下的规划思想传承路径，为城市形态与景观风貌的优化与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一.   中国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美学内涵

一   古代（1840年以前）：“宗法礼制”意图下象征美学内涵的传递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主导思想包括遵从尊卑秩序的宗法礼制思想、“因天材、就地利”的实用思想、以“天人感应”为基础的风水思想。其中，以“匠人营国”为范式的宗法礼制思想，贯穿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各个阶段，深刻地影响着我国古代城市格局、功能分区、街巷系统等不同尺度下的空间形态塑造。统治者们热衷于借助山水对位、地形抬升、象形拟物等方式，将社会等级信息通过可见的空间布局方式和形态要素传递给民众，强调政治地位的合法性、正统性。民众往往也需要通过空间的层次关系建立归属感、方位感，将个人行为与空间秩序相统一。

这些规划方法的实质是象征体系与空间营建的融合，直接体现了象征美学在空间中的妙用。象征美学作为基于形式美学和感觉美学的第三层次审美经验，实现了宗法礼制在空间中的可操作性与可读性。先秦时期，“匠人营国”理念作为城市规划美学理想的主体，促成了“国野一体”的空间规划方法，奠定了中国传统空间营建与景观审美在不同尺度上的嵌套性。秦汉时期，通过附会天象、山水等自然要素的交相辉映，将中国古代城市规划的象征体系从平面布局控制，转向空间布局与景观要素相结合。隋唐之后，古代城市规划美学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聚落与山水一体，兼顾礼制与实用性的空间营建范式，能够在构建超大尺度空间秩序的同时，妥善安排政治、经济、军事的空间需求。至此，崇尚秩序的形式美感、王权为尊的阶级制度等礼制观念都可以在空间形态的塑造中得到具体体现（见表1^[5]）。都城营造往往先通过山水对位、倚高就势、城区划分、道路分级等空间符号把控城市格局，再通过色彩、尺度、数字等标准强化城市空间秩序，最终形成对都城管辖范围内的臣民具有高度政治意义的象征体系。这种象征体系由统治者的主观认知所主导，创造了以尊卑等级为核心的群体认知共识^[6]，高度适应了中国古代封建专制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因而能够不受朝代更替的影响，不断传承并愈加完善。

表  1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礼制”思想

时期	典例	城市规划思想特征	“礼制”空间布局手法	城市空间布局简图
开创期	《考工记》记载的理想化城市布局	遵循礼制观念所构成的都邑规划秩序，体现大一统奴隶制王国王权至尊的营国制度	以宫为中心规划结构分区，以南北中轴线为全城主轴线，“前朝后市，左祖右社”之制环绕宫城，道路采用经纬涂制，以“夫”为朝与市的占地规模
	曲阜鲁城	严格依照周礼规定建造，城市形态、门、街道的布局与“匠人营国”制度基本对应	重城环套形制，宫城、大城正南门、舞云台布于南北中轴线上；宫廷区、官署区、居住区、手工作坊区、市区及墓葬区，配合方位尊卑安排
探索期	汉代长安城	“汉承秦制”，注重礼制等级观念传达，革新旧“择中立宫”的规划传统，凭借地势凸显宫廷区的尊位	总体采取“前朝后市”的规划格局，以道路为轴线排布分区用地规划，划分以宫为主的政治性综合区和以市为主的经济性综合区，包括宫廷区、商业区、手工业区、居住区和礼制建筑区
成熟期	隋唐长安城	“匠人营国”制度与自然地形处理相结合，形成大尺度的空间秩序，道路、坊里规模均以突出皇权意图为出发点	集中型严整布局形式；宫城中部偏北，南面皇城；廓城划分一百零八坊，道路、坊里和建筑布局手法统一，规模庞大；以不使“宫殿与居民相参”为意图进行分区，城内演变为宫廷区，城外为经济综合区
	明清北京城	形式上体现了精准的空间秩序，隐含着封建帝王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	以宫城为中心；8 km中轴线强调宫殿庄严气氛，显示帝王至高无上的权势；以城为政治活动综合区，以廓为经济活动综合区，商业网络遍布全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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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代（1840—1949年）：内在者与外在者规划思想的交锋与交融

近代，中国城市规划与建设受到内在者与外在者的共同影响^[7]。这一时期的规划决策行为反映了不同的规划思想与美学倾向之间的冲突与交融，并呈现出由外在者介入传统城市规划转向内在者博采众长，主动寻求传统城市近代转型的发展历程。

青岛城市规划是由外在者介入直接促进城市规划转型的典例。1898年《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及其附属件签订后，德国人开展了青岛的城市建设工程。西方国家讲究实效的规划思想开始逐步移植到当时尚不发达的青岛城区。此时的德国殖民者缺乏在青岛长期生活的经历，也不具备对当时中国社会环境的充分认识。作为典型的青岛城市规划领域的外在者，德国殖民者在1910年《青岛城市规划》中运用了西方基于技术发展和图案学的空间表达形式，深远影响了青岛城市规划的进程。

随着地方自治的推行和西方城市规划思潮的不断引入，内在者的传统城市规划思想也开始发生转变。1935年，青岛历史上第一份由中国人完成的城市规划−《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出台，舍弃了中国传统棋盘式的城市整体格局，广泛借鉴霍华德的“田园城市理论”和西方巴洛克古典主义思想，将青岛规划为以港口为中心的放射型城市^[8]。笔者依据青岛档案信息网资料，对比了1910年德国殖民者对青岛的城市规划图和1935年青岛市政府对青岛的城市规划图（见图1^[9-10]）。1910年的规划图具有鲜明的网格状特征，这一特征在1935年的城市规划中得到了强化。同时，西方城市规划对于城市定位、功能分区、交通等基础设施的综合考虑也在1935年的规划中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见表2）。因而，1935年的《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也被誉为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要的城市规划试验。

图  1  1910年与1935年青岛城市规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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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1910年与1935年青岛城市规划对比

	1910年《青岛城市规划》	1935年《青岛市施行都市计划案》
城市定位	德国在远东的军事基地	中国五大经济区中黄河区的出海口，工商、居住、游览城市
功能分区	整体划分码头区、别墅区以及青岛、大鲍岛等9个小区，进行分区布局的专项规划	以2 km自然绿带为城市分区边界，功能上进一步划分港埠区、工业区、商业区、住宅区、行政区和园林区
道路交通	利用自然地形打造自由式结合格网式的路网格局	借鉴“田园城市”路网的规划模式，形成放射式城市道路网骨架，各等级道路的宽度和断面形式与地形结合
区域交通	优先确定港口和铁路位置，作为城市发展的依托	扩建港口、修建新港、发展轮渡，铁路交通线的延长满足陆地交通开发便利
公共卫生	完善的给排水系统构建，雨污水分流制和合流制的综合运用	同时考虑了自来水的扩充、污水雨水的排泄和废物的处理，采用雨污分流排泄系统，建设污水处理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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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西方城市规划思想虽然具有外在者特征，但因其能够满足社会需求，提高城市建设的效率与实用性，得到了内在者的接纳与肯定。尽管青岛市政府自主制定的规划决策由于特殊的历史条件未能实施，但作为自主规划的一次有效探索，为构建中国城市规划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这种西方城市规划思想与内在者经验的相互渗透，形成了全新的城市文化。西方商住一体布局模式与中国传统院落居住模式的融合造就了“里”院式的新生活网络，推动了新交往模式的诞生^[11]。

相较于纯粹的外在者介入，1930年《广州市工务之实施计划》号召具有西方城市规划学术背景的留学人员归国参与城市建设，以更加主动的姿态促进城市转型^[12]。这一时期的广州城市建设以改善基础设施为指导思想，在延续传统城市中轴线的基础上，使城市交通自旧城区向新城区延展，促成了相对自由且具有秩序感的“方格网+环线”的空间布局形式，有效地协调了旧城区与新城区的关系^[13]（见图2）。

图  2  广州市续辟马路计划实施前后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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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新市场’建设计画”^[14]（1909—1925年）则直接体现了内在者对外在者规划思想与审美倾向的吸纳与化用。该计划将古代杭州城湖滨区域城墙与驻防旗营拆除，将原本相对自由的道路分布规划为严整有致的网格状布局，在湖滨区域设置公园、图书馆等公共设施，并以西方公共滨水空间为模板塑造滨水景观风貌。以上举措的实施，使得“杭州‘新市场’建设计画”成为古代杭州城转变为近现代城市的重要见证（见图3）。从图3a与图3b对比来看，古代城市转变为近现代城市后，在城市格局上出现了差异。

图  3  “杭州‘新市场’建设计画”实施前后对比

注：计划的重要内容即为拆除城墙，建设湖滨公园。因原场地为旗营，因此有汉人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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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文化社会心理学观点，文化变迁源自不同审美认知在观念上的结合。因此，中西方审美认知之间的“碰撞”并不总是导向“冲突”，在特定场合或媒介影响下，“碰撞”可以导向“融合”与“新生”。在面临着外来文化冲击和自身更新的双重需求时，中国城市规划思想以革故鼎新之姿态，将西方城市规划理念融入规划决策行为，逐渐摆脱宗法礼制的严苛束缚，体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与前瞻性。

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1949—1965年）：实用导向下忽视美学鉴赏价值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国正式迈入现代城市规划与建设的起步阶段。作为配置空间资源的重要手段，这一时期的城市规划以调配人口和土地，建设新型工业城市为重点任务^[15]。借鉴苏联城市建设经验，此时的城市规划在计划经济思维与工业生产需求的引领下开展，并将功能、实用、效率作为城市规划合理性的判别标准（见图4）。

图  4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城市规划编制

注：这一时期规划工作在遇到任务紧迫或基础条件不好的地区时，往往采用初步规划来代替总体规划进行，但初步规划本身并非编制体系中的构成主体，因此在图中用虚线加以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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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北京城市改造为例。1953年，北京市委规划小组提出《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要点》，将北京定位为大工业城市，并在这一功能定位指导下，在北京西北郊建设了一批重工业项目。1957年，北京市政府组织编制了《北京市城市建设总体规划初步方案》，在规划意图上，进一步明确了“建设工业化现代基地，带动城市发展”为城市规划的首要目标；城市整体格局上，为便于城市规划的统一管理建设，“以宫城为中心”的传统格局转变为居住区和工业区均质分散的组团布局形式；道路系统上，在旧城维持原有棋盘式路网的基础上，提出环路与放射路相结合的城市扩建思路，以保障城市规模增长后的区域可达性（见图5^[5]）。同时，先进的工程技术手段、明确的建筑层数划定、严格的定额指标约束等追求效率的规划方法也体现着这一时期规划思想对理性主义和计划思维的重视。

图  5  明清时期与1957年北京市规划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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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北京城市改造方法相似，天津城市建设也采用了分区设计与道路系统改造的方式，以期促进城市建设向有利生产、方便生活的方向发展。1952年，天津拟定《扩大建成区建设计划草案》，以建设城市工业体系为目标，完成了7个工人新村的选点与平面布置。1953年，《天津市城市建设初步规划方案》明确了市中心位置，并结合居住用地规划了4个工业区，将城市道路规划为三环十八射的环形放射系统。虽然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历史因素影响，《扩大建成区建设计划草案》与《天津市城市建设初步规划方案》均未得到有效落实，但两版方案呈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城市规划思想对功能、实用与效率的追求（见图6）^[16]。

图  6  1952、1953年天津市城市规划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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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作为一种特殊的景观空间，是美学价值和实用功能的综合体。史蒂文·布拉萨提出，当人们以建筑为审美对象时，往往无法将审美判断与日常经验脱离^[7]。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规划思想全面导入苏联经验，表明在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城市发展战略以及对工业化的追求，已经打破了人们的审美惯性以及日常经验的制约。以比厄斯利的审美认知三分框架为例，在这一时期，城市规划思想更加强调功能实用与工程技术手段的合理应用，较少关注美学鉴赏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见图7^[17]）。

图  7  审美认知三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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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中国城市规划思想演变中的美学忽视与文化成熟

中国古代城市规划思想注重将尊卑秩序反映在规划决策行为中，趋向于单一化的公众认知塑造。遵循着秩序观念的都城规划，实质上是传统象征美学的空间表征。而后，随着工业时代来临，近代中国城市建设经受了体现鲜明外在者身份的西方城市规划思想的冲击，不仅重塑了城市结构，也影响了传统城市格局。城市规划思想开始由单一向多元转变，源自不同文化背景的规划思想与审美倾向共同创造了新的城市格局。这种城市规划思想取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再次出现变化，苏联城市规划模式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推广，以经济发展为导向的城市规划思想得到广泛应用。城市建设活动以功能实用和工程技术为主导，忽视了中国传统象征体系所具有的美学鉴赏价值。

文化成熟的标志在于个人策略的创新被所在的文化群体所接受^[7]。中国传统象征美学内涵丰富，具有不同尺度上的可操作性，深刻影响了中国古代城市环境的营造。传统象征体系的断代，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中国城市风貌的日渐趋同与城市个性逐步丧失。究其原因，近代中国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思想的全面冲击，中国城市规划思想首当其冲，其自身尚未具备实现文化成熟的条件，更难以实现传统象征美学在近现代社会中的传承与发展。同时，规划思想作为个人策略的分支，不仅要受到生物法则和环境技术材料的限制，还要经受个人创新是否能够获得文化群体认同的时代考验。但在近现代城市建设进程中，相较于实用、高效的外来城市规划思想，传统象征美学所蕴含的象征意义无法提供与之相对应的现实价值，因而不具备为文化群体所接受的基础。

此外，在新媒体社会中，受文化成熟必要性的约束，“人本”思想所具备的重要意义被不断放大。从城市规划所具有的前瞻价值来看，规划决策与个人感知间的相对平衡成为关注的焦点。如何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出发，使规划思想能够在制度范式的引导下，渐进式地贴合于公众需要；如何在信息高速传播的时代特征下，使个人策略有效反映时代需求……这一系列问题对当下文化成熟路径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考验。

三.   中国城市规划思想演变的美学启示

一   注重传统象征美学的现代化塑造

传统象征美学，通过在城市中构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或标准，塑造群体的认知共识。依据文化同一性原理，具有群体认知共识的地域文化是所处环境与外界得以区分的重要标志^[18]。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受“宗法礼制”影响的城市规划通过空间形态、景观要素的营造体现尊卑秩序。从思想本质上来说，这种反映“个人至上”的价值取向与现今追求社会公平的城市规划理念相悖，因此不适宜在现代城市中照搬。但古代城市象征美学对于塑造城市景观意象、形成城市文化特征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传统规划手法在当前城市规划实践中的传承发展已经成为当前评判城市建设成果的重要标准。因此，注重传统象征美学的现代改造，既要甄别仍然具有社会感召力的空间符号或标准，在城市空间的存量更新中有选择地重现或再造，使本将随时间流逝的东西再度成为客观存在^[19]，也应当尝试探索象征体系的现代化表征形式，使得传统文化中的精髓能够合理延续并发展。

二   兼顾不同身份的审美经验识别

为了让规划成果真正惠及当地居民，规划师应当尽力克服外在者身份对决策判断的影响，充分考虑文化群体的类型，依据不同的审美认知，辅助空间规划的决策判断。史蒂文·布拉萨将可能具有审美认知差异的文化群体划分为不同的类型，提供了一个了解城市空间使用需求的简明框架^[7]。其中，内在者包括本地规划师与本地居民，外在者包括非本地规划师与大多数旅游者（见表3）。规划师在明确自身定位的基础上，应当通过对不同文化群体的走访调查，更全面地理解规划区域具备的本真价值和特征点，从而作出具有针对性的规划决策。

表  3  文化规则的类型框架

		职业状况
		专家	非专家
存在状况	内在者	本地规划师	本地居民
	外在者	非本地规划师	大多数旅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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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遵循个人策略下的规划思想超越

个人策略的创新是基于文化成熟条件的创造性行为，其实质是超越了生物学限制和文化限制的个体行为^[7]。个人策略包含感知策略和设计策略两种模式。在以城市为审美对象时，感知策略表现着群体对待城市的文化态度，设计策略则体现于对城市的实际改造行为。因此，要使传统象征美学适应于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应充分理解个人策略的两种模式对城市规划思想的影响。首先，感知策略强调对背景条件的充分理解。这要求规划决策充分考虑所在区域的地理、历史、社会等背景要素，实现传统象征体系与现实背景的协调共生。其次，设计策略反映传统象征美学的现实可能。在衡量传统象征体系与当下价值观念的匹配程度的基础上，识别传统象征体系的现实意义或探索意义的创新表现形式。最后，基于感知策略，判定设计策略在现代社会中的传播价值。由于城市规划成果具有强烈的社会依赖性，因此传统象征美学的现代化适应需要以公众利益为导向，既要避免与背景条件的相悖，也要考虑为文化成熟后的规划思想传播提供机遇。

四.   结　　论

城市规划美学思想不断随着时代的变化而逐期更迭。目前，城市规划价值取向正在由“效率优先”向“以人为本”转变。城市规划的决策制定也愈发需要多学科、多视角的理论支撑。本文以景观美学为理论基础，通过对中国古代、近代和建国初期我国城市规划思想蕴含的美学内涵的辨析，明确了当今城市同质化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规划思想中传统象征美学的弱化和文化尚未成熟的制约，提出了通过解读城市规划思想与审美经验的相互作用，明晰规划师角色定位，辅助规划决策的工作思路。并进一步指出，构建客观规律与主观行为间的有效互动，通过符合现代精神的象征传递和文化供给进一步充实城市规划美学思想，应当是值得关注的研究议题。中国历史悠久、疆域辽阔，本文仅是从景观美学视角对我国城市规划思想演变历程中的美学倾向进行初步探索，对于中国城市规划思想发展脉络的梳理还有待深入。我国城市规划普遍具有较强的工业规划特征，这一特征依然延续至今，虽然学界有众多关于生态城市、山水城市、田园城市、公园城市等美学与生态方向的尝试与探索，但从方法论上仍未有明显突破。近年来，受物联网与大数据飞速发展的影响，新城市科学正在孕育，但实践尺度仍然限于产业园区，未有代表性城市建设案例。受篇幅所限，当代城市规划美学思想未能详尽展开。同时，规划决策的制定是一个多主体博弈的过程，后续研究将对不同决策主体的身份特征及审美认知间的差异展开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