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世”（Anthropocene）可能是21世纪前20年最有争议，但也是最振聋发聩的概念。“人类世”一词由生态学家尤金·施特默于20世纪80年代提出。2000年，施特默与诺贝尔化学奖得主保罗·克鲁岑在《全球变化》（Global Change）共同发表《人类世》^[1]一文，两年后，克鲁岑在自然科学顶级刊物《自然》（Nature）杂志上发表《人类地质学》^[2]，人类世这一概念从此得到广泛关注，并引发热议。“Anthropocene”一词的前后两个部分均来自希腊语，前半部分anthro是“人”的意思，后半部分借自“Holocene”（全新世）一词，它认为人类活动从工业社会以来，其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过自然力量，对地球地质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改变地球地质构造的主要力量。“人类世”作为一个新的地质时代，将取代始于11 700年前的“全新世”^①，成为工业革命后，尤其是19世纪50年代以来地球进入的一个新的地质时代。

实际上，将人类视为地质变化因素的说法在地质研究领域可以追溯到18世纪法国博物学家布封的《自然史》（Les Epoques de la Nature）一书。布封提出，人类所处的宇宙的第7或者最后一个时代是人类主宰的时代，将会带来地球变暖等现象^[3]。19世纪的乔治·珀金斯·马什在《人类与自然》一书中指出，人类活动对地球有着日益增长的影响^[4]。1873年，斯托帕尼提出“人类时代”（anthropozoic era）这一术语；20世纪，罗伯特·夏洛克^[5]等人发展了“人类时代”这一术语及其相关概念，也不断有学者创造新的词汇或概念彰显人类对地质的作用。按照克鲁岑文章中所述，这些概念和术语包括弗拉基米尔·韦尔纳斯基等人的“新领域”（noösphere）、安德鲁·雷夫金的“人类时代”（anthrocene），以及迈克尔·桑威斯的“类人时代”（homogenocene）^[6]等提法。但对这一概念首先表示反对的声音也来自地质学界。20世纪地质学界主流认为，一万年以来的人类文明相对于地球的漫长历史来说，在地质时间上很短（更不用说工业革命以后至今的两三百年的历史），相对于山体运动、火山喷发、星体撞击等，人类活动在地质规模上很小，无法构成对地球地质的永久改变^[6]。

不论“人类世”这一提法是否准确，合理性有多大，它对21世纪人们思想和学术的影响已经渗透到方方面面。正如哲学家戴尔·贾米森所论证的那样，人类世概念的出现引发了关于人类作为施事者的两种相反的心理感受，一是人类可以大规模改变地球生态系统和地质构造的力量感；同时相反的是，也生发了一种极度的无力感，因为很多地质变化及其后果都完全出乎我们意料，并不可逆转^[7]。人类世的概念不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域引起了很大反响，也迅速被生态批评领域的学者接受，并将之作为一种思维框架或视域（threshold），对生态批评的身份、叙事、历史等诸方面研究都产生了拓展的效果。

一.   研究主体−从地方意识到地球意识

身份和归属感研究一直与地方和空间研究密切相关。我们对环境的理解通常始于对某一地方的经验。地方既是生活、交流的核心，也是建构身份、文化、历史的语境。在生态批评的研究过程中，地方性研究也是一个常见的批评视角，很多批评者也是按国别和区域进行归类和分析。但是随着“全球化”概念的出现和不断得到广泛接受，人文科学领域的研究也纷纷拓展视野，将全球意识作为学科研究的一个重要基础。“全球化”作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结果或现象，最早反映在经济领域，后来从资本扩张逐渐延伸到技术、文化等领域。20世纪90年代，全球化的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被广泛接受，并且出现了新的态势，即对“跨民族主义”（transnationalism）和“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等视角的强调，尤其是在身份研究和空间研究领域，突出了超出地方和民族范畴的归属问题。但矛盾的是，大部分理论家接受关于杂糅、流散等理论，同时却仍然强调身份问题中的文化性、法律性和民族性规约，这就导致对人类作为一个整体的、突破民族和文化界限的身份思考不够^[8]。在环境成为一个重要学术关注点的当代，在谈论环境整体性的同时，对人类整体性的关注就成为了题中之义。

托比亚斯·波斯从宇航员的视角来对比人类世所凸显的整体观，当人们看到宇航员从太空拍到的地球照片时，那种视野与身在地球之上截然不同：没有了地平线之后的视野是一种无边际的广阔。就像济慈在《初读查普曼译荷马史诗》中所感慨的：于是我自觉仿佛守望着苍天/见一颗新星向我的视野流进来/或者像壮汉柯忒斯，用一双鹰眼/凝视着太平洋，而他的全体伙伴们/都面面相觑，带着狂热的臆猜/站在达连的山峰上，屏息凝神^[9]。

从人类世的角度来看，这首诗中所表达的美学思想已经远远不只是诗人济慈语言和技艺的精湛，也不只是他对美的激情与热爱。这种象征性的“星球意识”不是为了表达占有，而是一种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整体性壮美。这是一种崇高的、无法掌控的远景，但又以某种方式与人类相连^[10]。

著名生态批评家、环境人文学者厄休拉·海斯在2008年出版的《地方意识与地球意识》一书中对这种“相连性”（connectedness）进行了更具当代性的阐释。她从詹姆斯·洛夫洛克的“盖亚假说”（Gaia Hypothesis）^[11]出发，追溯到加勒特·哈丁的“公地悲剧”（tragedy of the commons），认为“全球视野”相关的理论虽然已有一些成果，但是当代的生态和环境研究还没有在真正意义上与“全球化”的概念相结合。她提出了“生态世界主义”（eco-cosmopolitanism）和“环境世界公民”（environmental world citizenship）等概念。这一概念在空间意识上与“栖居”（dwelling）、“再居住”（reinhabitation）、“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地方侵蚀”（erotics of place），甚至“土地伦理”（land ethics）等概念相抵触。海斯认为，虽然以上这些概念或理论在地方性的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思想太过“地域化”，而以生态为导向的研究应当紧密联系真正的全球化思想，即“去地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毫无疑问，去地域化意味着不可避免要与新的文化相遇，也不可避免会受到女性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强调政治、经济、文化因素的挑战。但是海斯认为，人类目前面临的重大任务是，要构想一个不再以区域和地方性空间为前提的方式，来建立一个能够涵盖非人类的、更大更广泛的环境正义^[8]。

人类世概念的出现和传播无疑为这种思想提供了新的理论基础。在2013年的文章《全球性、差异性与生态批评的跨国转向》（Globality, Difference, and the International Turn in Ecocriticism）中，海斯再一次强调去区域化的观点，她用“全球性”一词来诠释这个概念：虽然文学研究领域的全球化意识早在20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但是近年来生态批评领域的发展大大推进了这一全球意识，这得益于生态批评将非人类文化纳入其中，并将之与人类文化紧密联系，思考和研究人类文化发展所造成的全球范围的环境问题，如水资源缺乏、土壤侵蚀、气候变化等^[12]。也正如凯伦·桑伯所说，环境破坏是一个全球现象，因此，文学研究也应该超越文化的特殊性，将关注点投向跨文化的主题和概念，而不是只遵循文化/民族这一研究路径和空间^[13]。

二.   研究内容−紧迫性与灾难故事

西方文学和文学批评对自然的关注早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就已经出现，也不断有学者对日益发展的工业革命表达了关切和忧虑，并提出人类正在威胁着地球，而不是地球在威胁着人类，如果人类继续不加节制，地球将“很快变成这最高贵的居民所无法存身的家园”^[4]。环境在现代人类社会的影响下日渐恶化。从自然书写到生态文学，都给予环境保护很大的关注，包括圈地运动、铁路建设、毁林开荒、人口增长、城市污染等，为唤醒公众意识、改善生态环境做出了一些贡献。这些写作或批评的基本共识是：现代社会是曾经美丽、和谐、自给自足的自然世界逐渐退化的罪魁祸首，而在此思维框架下的则是一种以怀旧、哀叹的方式批判现状的“衰退叙事”。

人类世所引起的反响不仅在于它在地质层面的说法，而是在于它将未来投射为已经到来的当下的能力^[14]。这一点与文学领域的科幻叙事相类似，即将地球和人类看作一个统一的叙事整体。与科幻叙事不同的是，人类世的概念在日益恶化的全球环境的背景上，施加了一种环境世界主义的紧迫性。它将人类看作一个整体的“全球存在”（global being），这虽然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社会经济差异所导致的意识形态上的不平等，但也许更重要的是，人类世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一种生态启示录，在传统的怀旧叙事框架基础上，添加了对灾难紧迫性的强调，即着眼于未来、召唤行动的灾难叙事。

讲述灭绝的故事是灾难叙事的一个重要领域。灭绝看起来似乎是自然界优胜劣汰的一个自然而然的结果,但是在人类世的视域中，灭绝不仅仅是一个自然现象。既然人类已经成为影响地质变化的最主要因素，那么地球上其他生物的灭绝就不可能没有任何人为影响的因素，比如气候变化所引起的生物灭绝。全球气候变化与人类世概念密切相关，气候变化的影响波及到世界各个层面的物质、文化和社会结构中，也包括个人的微观层面的生活方式^[15]。因此，气候问题和灭绝叙事已经不应只是气候学家或者地球科学家所关注的层面，而应是社会、文化、哲学、政治所共同关注的层面，因为其危险性或危险的暗示已扩展到社会各个领域。于是，在人类世概念的推动下，出现了大规模的气候变化和生物灭绝叙事，这对我们的历史观、认识论、本体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将超越已有的政治思想和哲学含义^[16]。因为不论何种灭绝，都绝不仅是一个基因相关事件，而是一个涉及到多学科的碰撞与理解的多语境现象^[17]。这里所强调的多学科、多语境也正是生态批评的题中之义。而讲述灭绝故事，就是要将灭绝这一自然现象纳入人类世框架下的时间维度来考虑：从进化和物种形成的漫长历史，到当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惊人速度，以唤起更多的责任感。

三.   研究话语−慢性暴力叙事

人类世概念将罗布·尼克松所谓的“慢性暴力”（slow voilence）这一提法快速地推到世人眼前。尼克松这样定义他创造的“慢性暴力”一词：慢性暴力是指逐渐发生且看不见的暴力；通过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散，延迟破坏性的暴力；它是消耗性的暴力，通常情况下也许根本不被视为暴力，因为它不像通常的暴力行为或事件那样，具有即时性、爆炸性，在空间上引人注目，在时间上具有瞬间的可见的轰动性^[18]。

人类世概念中所提到的人类对地球所造成的巨大的地质变化或破坏，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暴力行为所能实现的，而是源于上述这种慢性暴力−缓慢却具有极大的破坏性。从政治和情感层面来看，不同种类的灾难指向了不同的责任和担当。在当下这个媒体崇尚轰动效应的时代，公共政策也往往主要是围绕眼前的迫切需求而制定的。但是慢性暴力的故事可能长达数年、数十年、数个世纪，甚至上万年。这种破坏所造成的危害是无法比拟且不可逆的：栖息地的破坏、有毒物质的积累、温室气体的大量扩散、物种加速灭绝……这些灾难性的慢性暴力叙事对很多人来说，似乎离自己的生活很远，但从整个地球来看，这些是人类未来的灾难。慢性暴力就是要将这种在深层影响我们的缓慢的灾难推进到眼前，而人类世则赋予了慢性暴力以理论和概念上的框架，用形象化的叙事方式将其彰显，为慢性暴力的危害性拉响紧急信号。

同时，对“慢性暴力”的研究也彰显了相关的政治和文学形式，并发出穷人在环保领域的声音。尼克松在书中列举了博帕尔的化学爆炸、尼日尔三角洲和中东的石油钻探、肯尼亚的森林砍伐、印度和美国西部的水坝建设、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集束炸弹以及马尔代夫的气候危机等事件。但是他认为当代社会对这些事件的理解、阐释和再现并没有触及到这些事件最深层的时间性和影响规模，他认为作家、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应该看到其中的“慢性暴力”，拒绝从短期时间尺度上研究其爆炸性的快速影响力或者可见的环境影响，而应该从政治和经济不平等的角度对这些暴力事件进行反思，看到经济政治的不平衡与慢性暴力之间的紧密关系^[18]。在这个意义上，这个概念大大延展了后殖民主义生态批评的视野。

四.   结　　论

人类世概念为生态批评提供了一个新的语境，也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悲观和乐观的情绪与论调。悲观主义者认为，人类世表明人类对环境的负面影响范围非常广，已经超出了可以控制的范围。但对乐观主义者而言，它开辟了未来的新的可能性，不是重返过去，而是重塑未来：“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人类不是被动的，而且人类的智慧是无穷的，“我们可以成为地球的推动者、修复者和守护者”^[19]。安德鲁·雷夫金将“人类世”这一概念称为“对人类力量的傲慢的夸张”^[20]，艾伦·韦斯曼在其《没有我们的世界》（The World without Us）一书中提出了一个有趣的思想实验：“假设最坏的情况已经发生，人类灭绝已既成事实……我们想象一下那个所有人类都已经消失的世界……我们是否可能在宇宙上留下虽暗淡、但持久的印记？……这个没有我们的世界是否可能会怀念我们，抑或只是终于松了一口气，留下一声巨大的、生物性的叹息？”^[21]从一个角度来看，人类必须接受其孤军奋战的角色，努力改善气候和其他生态体系，因为作为地质变化的最重要力量，我们已经无可依赖、退无可退、别无选择。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面对我们没有预见到的可怕后果，人类的能力其实是很弱小的。即使人类世的概念敦促我们作为一个集体，需要承担更大和更特殊的责任，它同时也表现出人类曾经的自负。曾经的人类中心主义使我们沦为自己的敌人，成为一种需要战胜自己的生物，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们对大自然了解得太少：也就是说，我们已经陷入自己无法理解的自然和地质力量，而面对这一切，我们必须回归自然。

20年过去了，人类世这个概念仍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难以估量的复杂性，既令人感到恐惧，同时又在思想上有着某种程度上的解放。围绕着人类世问题在各个领域的热烈讨论，甚至激烈的辩论使得我们必须反思人类当前的处境，以及与气候变化、其他生命，以及地球变化之间的关系，同时，也包括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社会、政治关系的想象和反思。人类世的概念迫使我们在反思人类的地质影响之时，将思考的范围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延展。而生态批评正是受益于此，从作为研究主体的人到作为研究客体的环境，到研究具体内容和方法，都在这个新概念的启发和推动下不断得到深化和拓展。

我国的生态批评自20世纪90年代生态批评理论正式问世以来，一直与西方生态批评保持着基本同步的发展，在自然的主体性、空间概念、自然叙事、生态美学等领域做出了不少成绩。人类世概念也迅速被我国学者译介，在国内学界引起了不少反响。但是与西方启蒙时代以来的二元对立观念所不同的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万物齐一的思想就表现出对生态和谐之重要性的深刻认识，蕴含着尊重和平等对待自然界万物的生态平等思想。人类世概念中对不可逆的人类破坏行为的忧虑包含了对人类的警示，而中国的传统生态思想也许可以为人类世概念所引起的焦虑提供一个解决方案，即遵守万物存在的“道”，尊重万物存在的自然形态。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己。几千年来人类的实践和教训证明，良好的生态是文明发展的基本保障。“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世这一概念在地质领域的接受也许还有待时间的检验，但是生态批评对人类世概念的借鉴在很大程度上有益于提升人类地球保护意识，增强以人类为整体的危机感，进而更深入地实现环境保护，振兴生态文明，并且更重要的是，敦促和培养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全人类命运相连的生态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