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基于百年工业文明积淀的实力，西方国家在实现自我政治和军事扩张的同时，逐渐形成了有利于巩固自己国际地位的话语逻辑与话语风格，进而打造了一套强硬的西方话语模式。伴随资本流动的全球化，这种特点鲜明的“西式话语”产生了极度的膨胀，他们利用这种得天独厚的地位优势不仅开始创设国际舆论焦点，引导国际目光走向，制造国际话语对弈，塑造国际话语风格，操控国际话语准则，还进一步对先天实力不足、后天发展欠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发号施令”。生态问题的出现没有受益方，任何企图从中获益的思想都是“零和博弈”思维在作祟。同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发达国家工业文明时代遗留的生态问题负重前行。近年来，全世界都目睹了中国的崛起和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提高。毫无疑问，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必然是中国国际话语权中最亮眼的那张底牌。进入新时代，乘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东风，中国的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定将成为我国走向世界，冲破旧秩序封锁，打破国际话语权“西强东弱”局面的突破口，这必然是一个撼动西方话语霸权地位，彰显发展中国家诉求，重置国际公平正义新秩序的新征程。

一.   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

话语与权利相伴而生又相辅相成。在于尔根·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框架内，以自我目标的达成为背景下的话语是一种体现主体性向度的交往媒介。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类交互作用的前提下，生活中的资源进入人们交流的语境，逐渐凝聚成知识、价值与规范，进而经过社会化后形成立场、资质、感觉及认同^[1]。在米歇尔·福柯的“话语即权力”理论框架内。他强调要将话语看作是一系列的政治事件，在这些政治事件的背后，话语承运着政权，政权又反过来控制着话语^[2]。从哈贝马斯到福柯，可以隐约地看到话语背后都不乏立场与权利二者的刀光剑影。话语作为众多因素耦合的集成体，它的信度和效度成了衡量权利大小的“代言人”，话语不仅衍生成了一种内隐式不平等关系的“作俑者”，更演化成了维系霸权者领导权和指挥权的尖兵利器。在此，国际旧秩序下的话语权俨然成了发达国家为自己进行目标转移而精心设计的一套百般辩护的辞令。

生态问题的出现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解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体制下培育出的这套陈旧的话语体系的曙光。从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主体这个维度来看，它的主体适用范围大到国家、组织或团体，小到个人，每一个生命机体都是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归属者。从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内容这个维度来看，它意蕴丰富又包罗万象，既包含生态主体为维护自身发展而进行的生态诉求和为自身不公正的生态待遇而进行的正义申诉，又包含对生态文明建设目标、方式、成效等方面的言语表达。从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指向性目标这个维度来看，它不仅是为了解决国家或地域人与自然关系异化而导致的矛盾对抗，更是为了实现人与自然在这个生态命运共同体中的和谐相生与永续发展。从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基底这个维度来看，生态文明话语是在一个国家经济实力与思想文化并驾齐驱的前提下，在社会各方面因素共同繁荣稳定的结构下，在社会文明领域进一步诉求下才会产生的。生态文明话语的萌芽成了鉴别一个社会文明形态发展层次和社会成员思维高度的“试金石”。因此，站在这个层面来讲，生态文明话语意识的迸发具有极强的历史性和先导性，它的出现昭示着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变革与演进这个新时代的到来。

二.   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历程

纵览70多年的铢积寸累，中国共产党不仅把生态文明建设上升为执政理念和国家战略，还主动走出国门，将生态文明理念推广至世界各国，成为国际生态命运共同体的参与者、推进者、引领者。如今，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成了新时代展现中国风貌的“国家名片”。

一   开天辟地求生存，积蓄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动力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伊始，生态环境建设徘徊在国家建设轨道的边缘地带。而此时国际社会在各种生态意识的激荡下，生态思潮风起云涌，正从思想意识领域向政治实践领域过渡。这一阶段，我国的生态建设缓滞，在世界生态领域并无话语权。一是建国初期，饱受战乱的中国山河凋敝，面临的是生存和吃饭两难问题，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又对这个新生的政权虎视眈眈。二是当时人们的思想普遍落后，并未对环境问题有充分的认识，社会上普遍认为环境公害现象是资本主义社会无限贪婪与剥削的恶果，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的痼疾。所以，当时国家的主要精力是发展生产、进行工业化、巩固新生政权。伴随社会主义建设的深入，环境问题由生产领域凸显至人民生活领域，我国早期的生态建设思想由此萌芽。面对经济建设中造成的毁林开荒，毛泽东提出绿化祖国山河，实行大地园林化，同时要“发动群众来种各种树木”^[3]。他还先后对为祸一方的水患问题作出批示，要“修好淮河”“办好黄河”“根治海河”。周恩来则从思想领域革除了当时社会对污染的思维定式，他指出环境公害问题与社会制度无关，污染问题也并非资本主义造就的毒瘤，并进一步剖析了资本主义无法根治污染的内因是“他们的私有制，生产的无政府和追逐更大利润”^[4]。

这一阶段我国的生态建设呈现以下特点。一是生态建设起步较晚，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差距较大，但是生态问题从一开始就得到国家领导人的重视，自上而下进行生态建设，并非一些西方国家从民众抗议开始，最终上升为国家立法那种“自下而上”的模式。二是我国早期的生态建设主要集中于生产生活领域，同时也针对农林牧等其他领域出台了相应的法规和指导意见，但生态建设整体呈片状分散化，缺乏相关的生态建设理论研究和系统的生态体系构建。虽然我国早期的生态建设主要是为了解决社会主义建设中突出的环境问题，但对加速我国生态建设与国际接轨和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地位都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二   励精图治创改革，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声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生态建设也乘着改革的春风步入快车道，实现了从片状分散化到整体系统化的转变。这一时期，我国的生态建设成果如遍地开花般涌现，生态话语体系的理论框架也愈发清晰。此阶段，中国的生态建设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邓小平意识到生产力发展的无限性和自然资源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彻底扭转了当时社会将生态保护看作是经济发展的后补措施的陈旧观念，不再把环境问题独立看待，而是把生态保护融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过去，由于经济建设上的失误造成了生态和生产力的矛盾对抗，给环境和社会建设带来了惨痛的损失。对此，邓小平提出“植树造林，绿化祖国，造福后代”^[5]的口号。第二，邓小平极其重视农业，他前瞻性地提出要将生态科技融入农业中，这促进了现代农业和生态农业早期思想的萌芽。他指出农业问题的解决措施“要靠尖端技术，对科学技术的重要性要充分认识”^[5]。第三，邓小平意识到了人口、资源和发展三者之间的矛盾关系。他提出“人口问题是个战略问题，要很好控制”^[6]。数量庞大的人口基数给环境资源带来了沉重的负担，要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在人口、资源和发展中寻求一个平衡点。第四，20世纪90年代，在国际化加深的背景下，邓小平认为生态问题的出现并不会囿于某个特定的区域，必然会随全球化的步伐扩散开。同时他还强调，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出路在于全世界各国互相借鉴、携手应对。因此，邓小平提出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积极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的生态治理技术，并指出：“要学习人家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抓环境、抓卫生，要到发达国家去看看……”^[7]

在邓小平的鼎力支持下，我国将环境保护上升为一项基本国策，一系列关于林业、草原、大气、水等的保护性法律开始试行，并设置了国家环保局。与此同时，我国还主动融入世界生态保护潮流，积极签署了《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等一系列国际性保护文件，主动参加各种区域环境保护计划和地区环境合作项目。至此，我国的生态建设已基本与国际接轨，生态建设水平与生态觉醒较早的国家相比也在日趋缩小。这一时期，我国国内的生态建设成果斐然，国际上也被各国交口称誉，让世界不仅听到了中国声音，更目睹了中国身影。

三   日新月异谋发展，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

千禧之交，世界范围内的生态保护踏上新征程，我国的生态建设也迎来新契机。这一时期，我国生态建设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成效卓著。江泽民从整体论的角度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提出要“协调发展”的科学论断。一方面他认识到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社会建设的基底，指出要“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推动整个社会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8]；另一方面将环境与生产力挂钩，并指出“保护环境的实质就是保护生产力”^[9]。我国还积极响应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委员会提出的可持续发展倡议，在控制人口规模，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与保护等方面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党的十六大报告对可持续发展作了进一步阐述，提出“科学发展观”。胡锦涛指出：“可持续发展就是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实现经济发展和人口、资源、环境相协调。”^[10]此后，针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面临的资源和环境的矛盾，党中央又进一步提出建设“两型社会”。党的十七大突破性地提出要“建设生态文明”，将生态建设上升到文明的高度是我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理论的又一次升华。与此同时，我国在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等国际事务中积极履行大国义务，与欧洲各国开展生态领域的研究与合作，在应对全球石油及天然气等能源和环境危机、全球环境治理责任确定、维护发展中国家国际话语权和利益等方面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进一步增强了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底气，极大地提升了我国生态文明话语权的国际地位。

从最初的生态环境保护到现在的生态文明建设，这看似简单的概念变化的背后是发展理念、核心价值、发展形态上的全方位超越与质变^[11]。通过上述介绍可以很明显地看出，我国从最初借鉴西方生态建设经验，跟随西方生态建设脚步，到因地制宜地探索自己的生态建设思路，逐渐演变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建设模式，不断向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前进，这与我国致力于生态建设和推进世界生态进程做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四   方兴日盛树标杆，阐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主张

十八大以来，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备受瞩目，生态文明国际话语体系也趋于成熟，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词汇给世界生态文明进程打上了中国烙印。习近平指出：“要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增强我国在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12]十九大报告规划了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图景，就是要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国家。同时期，我国实施了以“绿色”为引擎的技术创新和产业革命，加强了对水、空气、土壤等影响人民群众幸福生活的突出生态问题的治理力度，形成了山水林田湖草的生态修复与保护机制，完善了生态环境保护与惩戒制度，形成了中央督查、地方督办、人民监督的监管模式。中国积极践行生态文明理念的同时还主动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向世界分享中国的库布其治沙、塞罕坝林场、阿克苏荒漠绿化经验，让世界了解中国模式。

2015年习近平在第70届联合国大会上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13]。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立足人类文明发展进程所提出的新论断，他在多个重要的国际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对人类文明转型、实现可持续发展以及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等的重要意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给世界领域的生态治理提供了新的思维路径和理论模式，这体现的是当今中国作为世界生态文明建设“先行者”的大国胸怀与大国视野。此外，中国还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维护发展中国家的话语权和地位，携手各界主动推进世界生态文明进程，例如，设置南南合作基金、打造绿色“丝绸之路”、支持非洲国家探索可持续发展道路，促成《巴黎协定》的签署等。伴随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和地位的提高，中国不仅让世界看到了我们建设生态文明的决心和信心，更让世界看到了大国应有的责任与担当。

三.   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构建的路径

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故事，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好声音，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是中国走向世界舞台的必然路径。要实现这个目标就要全国上下齐同心，下好生态文明建设“这盘棋”；官方民间双重外交相配合，打好内外接应“组合牌”；积极开展多边交流活动，引导国际生态议题“风向标”；主动承担大国生态建设责任，筑牢生态保护“这面墙”。

一   全国上下一盘棋，铸就生态文明建设底色

统筹全国上下一条心，打造生态文明建设“国家名片”。在全球化背景下，人类成为了一个紧密相依的命运共同体。国际生态问题的趋势呈现复杂化，生态文明建设主体也日益多元化，巩固好国内的生态文明建设是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助推器。生态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民，“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14]。我国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待为导向，着力解决成为民生之患、民心之痛，进而影响人民幸福生活指数的生态环境问题。一方面，对与人民群众生活密切相关的水、空气和土壤等污染问题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大力整治河流“红汤黄水”，推行“水十条”，实现了从水源到水龙头的全程监管。为打赢蓝天保卫战，我国还推行“大气十条”，实施河流湿地的生态修复与保护，国家公园建设被提上日程。注重这些与人民生活环境密切相依，又影响人民幸福感和获得感的基本生态元素的治理，为进一步构建宜居的生产生活环境，进而实现建设美丽中国的奋斗目标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我国倡导“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绿色发展理念。在生态文明建设中主动打破陈旧、固定的思维框架，将绿色可持续发展观念贯穿到人民生产生活和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将绿色发展理念上升到政策、融入到思想、内化到行动，在全社会培育起“绿色思维”的生态文明观。

生态法律体系、制度与责任是保障生态文明建设的铜墙铁壁。我国着力加快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完善与生态文明建设相配套的上层建筑。主动探索土地轮作休耕制度、建立健全环境保护监管督查机制、实施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落实领导干部终身责任制，形成了党委和政府牵头，各纪检、组织部门带头的生态文明制度制定、落实和监管体系。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涉及社会每一位成员的动员令，只有全体成员上上下下一条心，整整齐齐同协力才可完成建设美丽中国的宏伟大业。现阶段，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早已成为展现中国时代风貌的新名片，这是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阐释中国方案与中国主张最自信的底气。

二   双重外交齐配合，奏响生态文明建设旋律

官方民间外交相配合，打好生态文明建设内外“组合牌”。生态问题既是挑战也是机遇，是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扭转世界话语霸权旧秩序的新契机。十八大以来，我国把生态文明理念融入外交战略，为国际交往增添了一抹中国版的绿色因素。官方外交一直是国际间沟通问题和协调措施最权威的途径，同时也是新时代背景下我国宣传生态文明建设主张和构建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主战场。近年来，我国在亲自参与或搭建的外交平台上展开了国际生态外交新局面。一是积极开展国际间的高层对话，回应“时代之问”，构建新时代的对话新机制。近年来，习近平不仅在北京世界园艺博览会、亚洲文明对话大会等众多重要的国际场合亲自阐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理念，还在世界卫生大会视频会议、中非团结抗疫特别峰会等场合反复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义。二是官方主流媒体的对外宣传，关切“外界疑惑”，传播新时代的中国新理念。例如央视以生态文明为主题的节目《绿水青山看中国》《生态文明足迹》等都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热评。此外，我国官方主流媒体还搭建海外媒体平台，探索传播途径，通过英语播报、纪录片、图片等形式向全世界传播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理念和主张，吸引了一大批外国受众，极大地提高了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在海外的影响力。

民间外交是官方外交的和音。当然，我国民间外交在国际交往中还面临发声比较少，影响比较小的窘境，这是民间外交突破困局、走向国际，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必然要克服的难题。一方面，我国民间组织与世界其他民间组织相比起步较晚且经验不足，对国际团体的交流规则与议题不甚了解，这是制约我国民间外交迈向国际的瓶颈。因此，民间外交要想成为官方外交的助推器，就要主动把握时机，拓展学习契机。另一方面，我国民间组织在对外交流领域活动范围较小，在国际上少有“发声”的机会。鉴于此，民间外交可在科技交流、学术探讨中扩展生态文明新议题，亦可借助相关平台，协同带动国外学术协会、研究机构、智库等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开展研究与合作。这是向世界普及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最普惠的方式。

三   多边活动共联动，凝聚生态文明建设合力

以多边活动为舞台，积极引导国际生态文明“风向标”。过去，国际生态会议的对话模式一直以西方话语霸权国家为主，国际舞台也一直是发达国家唱主角，发展中国家当绿叶，甚至有时还沦为会议讨论结果的牺牲品。伴随着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一枝独秀，西方国家引以为傲的国际话语对话模式也走向了日暮途穷。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把握历史契机，探索新的国际秩序和模式，为世界生态文明领域注入中国元素、中国理念和中国动力。

要想在国际舞台上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首先，要聚焦国际最新的热点话题，捕捉国际风向新动态。由于国际社会的各主体背景复杂且目的不一，因此国际社会稍有风吹草动就会风云变幻甚至掀起狂风骤雨。面对国际局势的风起云涌，要想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具有敏锐的感知力是在国际竞争中做到游刃有余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技能。例如，就近年来国际普遍关心的空气质量问题，2019年中国积极举办世界环境日全球主场活动，借此契机向世界介绍中国措施、展示中国成果、交流中国经验、共享中国机遇。其次，要通过积极举办多国多边活动，引导国际风向转变。例如，由中国倡议、组建并举办的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就是一个聚焦生态领域目光、商讨生态文明议题、传递生态文明理念、分享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前瞻性平台，为“各方增进共识、深化合作，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15]做出了中国贡献。因此，我国要筑牢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基底，就要以世界生态领域的新关注为动向，以引导国际生态风向为良机，以举办多边外交活动为舞台，构建有利于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舆论场。

四   生态重任勇担当，践行生态文明建设使命

主动承担全球生态文明建设重任，做好生态文明建设“先行官”。生态危机是一场祸及全球的生态灾难，而生态文明建设就是人类战胜这场灾难的冲锋号。世界各国唯有同心协契，方可相倚为强、化解危机，共赴生态文明新未来。作为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探路者”，从倡议组建“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到2021年初举办的第四届“一个星球”峰会，中国一直是团结各国人民共抗全球生态危机和同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使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更加立体化，就要以身作则，理念与行动并举。近年来，我国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担起了大国使命、践行了大国责任，也树起了大国风范。一方面，中国是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坚定的开拓者和推动者。为化解生态危机，我国先后提出了“生态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前瞻性概念，国家领导人在众多场合，多角度、多层次的阐述与倡议也让生态文明理念在国际舞台上得到了广泛传播。例如，将于2021年10月在昆明举办的《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的主题就是“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这一主题不仅展现了全世界人民共建共享地球生命共同体的愿景，又彰显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世界意义^[16]。这不仅能进一步提高我国生态文明理念在世界上的认知度、理解度和认可度，也更能使中国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认同感、责任感与使命感。另一方面，中国还是生态文明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的建设者和维护者。面对这场全人类共同的危机，习近平倡议要在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下，各国依据自身国情，自主实施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同时承诺，中国会继续承担与能力相符的国际责任^[17]。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习近平向全世界做出了两个时间节点上的庄严承诺，中国将力争在2030年前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努力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18]。而同为国际大国的美国近年来在国际生态治理的关键节点上罔顾正义频频“中途下车”，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和《巴黎协定》，以侵犯自身利益为由在国际舞台上反复上演“弃群”“退组”的闹剧。而同时，中方表示会继续落实生态文明建设措施，致力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这让国际社会看到了中国为推动世界生态文明进程所做出的努力。

四.   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意义

在人类文明转型换代的历史节点上，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是历史给予我国的一个契机，是我国改变“西强东弱”话语体系的一个良机，更是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弯道超车”的一个时机。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对巩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提高我国在国际舆论阵地中的地位，进一步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   巩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彰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特色

构建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是巩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成果的外动力。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底气源自国内生态文明建设的丰硕成果，而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地位的提高又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巩固作用。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从实践转化为理论上层建筑。首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现阶段伟大的理论结晶，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水平与新境界。这一思想理论源泉丰富、实践经验充足，涵盖发展观、民生观、系统观等八大维度，为新时代开拓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新征程和引领世界生态文明建设新潮流提供了科学指南。其次，我国把生态文明建设先后写入党章和宪法，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执政理念和国家战略的千年大计中，这在任何一个国家和政党的历史上都是未曾出现的，开创了世界生态建设史上的新局面与新气象。

另一方面，有助于我国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转化为治理效能。一是我国生态环境质量得到很大程度的改善。十八大以来，我国以水、空气、土壤三大领域为生态治理的主攻方向，聚焦燃煤、机动车、工业、扬尘四大棘手难题，多策并举结合多地联动^[19]，使我国的生态环境再现绿水、净土和蓝天。二是我国重点地区生态保护与修复工作取得阶段性突破。由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七个部门共同牵头，针对各自然保护区进行的“绿盾 2018”专项督查活动开展以来，位于青海、西藏的一些国家重点自然保护区建设得到了充分的改善。三是美丽乡村建设初见成效。建设了一批以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以整治污染、卫生为重点，以创新农村发展机制为理念，既看得见山，又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宜居生态新农村。四是绿色生产力成为驱动社会发展的新引擎。将绿色发展理念融入技术创新与产业调整，带来了轰轰烈烈的绿色产业革命。在这场涉及资源有限与发展无限的历史变革中，我国的成功经验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这不仅提高了我国参与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信心和决心，也提高了我国在国际上的生态文明话语权。

二   打造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映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风格

构建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是打造我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驱动力。话语体系是一个庞大的逻辑构建，在国际交往中，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占了话语体系的半壁江山，而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正是打造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必由之路。

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文明话语体系，首先要以增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为总抓手，以生态文明政治话语为主攻点。政治话语通常是通过对外交往手段进行的，因其具有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政治话语在国际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一方面，通过政治话语有助于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路、经验、成果以成套体系的形式推广出去，这是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打造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最原汁原味的中国素材。另一方面，通过政治话语有助于扩大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辐射范围，扩展自己的外交“朋友圈”。以政治话语为推动力开展与各国在生态文明领域的交流与合作，是打造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最直接的方式。

其次，积极促进生态文明学术话语的成果转化是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另一把推手。“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20]一是有助于加大生态文明学术领域的研究。目前，我国生态文明前沿理论的探索仅限于国内，国际学者普遍关注不足，这极大地限制了我国生态话语体系的国际构建。因此，要引导国际学者将关注点集聚到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上来，同时与国际学术组织开展广泛的交流活动，有助于进一步明确我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未来的国际走向。二是有助于加大生态文明话语领域的研究。我国生态文明话语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层面的表达，它的本质就是将我国生态建设中的问题及其科学回答作为自身的“历史出场”方式^[21]，以此体现时代动向，反映时代风貌，倾听时代声音，解答时代问题。因此，以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为主阵地，以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为导向，是加速形成我国生态文明话语体系的着力点。

三   提高国际舆论阵地地位，凸显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气势

构建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是提高我国国际舆论地位的保障。当代国际社会表面上是综合国力的竞争，背后则是舆论噱头的暗流涌动。舆论是一把软刀子，用得好就会被交口称誉，反之则会成为众矢之的。近年来，随着中国大国地位的崛起，一些恶意诋毁中国的言论也不绝于耳，老牌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还躺在过去几百年积累下的功劳簿上不愿苏醒，他们害怕中国的崛起会危及他们引以为傲的国际话语地位，故意无风起浪，恶意制造一些中国的负面舆论，这对我国增强国际话语权造成了很大的阻碍。因此，要把舆论这块阵地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不能让它成为一些别有用心的国家损害我国声誉的主战场。

习近平强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增强国际话语权，集中讲好中国故事。”^[22]首先，我国通过官方媒体、驻外机构、国际会议等加大了对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的阐述与传播，扩大了舆论宣传、传播了中国声音、增大了中国音量、讲好了中国故事，为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筑牢了舆论主阵地。其次，我国主动迎击负面议题，对企图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无事生非，以达到损害我国声誉的不轨之心予以痛击。一些外国的新闻媒体机构从思想根源上就对我国存在意识形态上的偏见，在这种非理性因素驱动下的报道必然丧失新闻的客观性与公正性。他们瞄准时机、以偏概全、恶意夸大扭曲甚至造谣诽谤，以期挑起噱头、制造舆论、蒙蔽大众来施压中国。例如，把绿色“一带一路”合作故意说成“中国环境威胁论”，把中非“南南合作”项目抹黑成“中国资源掠夺论”。对此，我国拿出数据、摆出事实、厘清因果，给予正面回击，以粉碎谣言背后的不轨图谋。与惯于耍弄手段和制造焦点的西方话语体系相比，我国还处于劣势地位，这也正是我国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力图占领话语先机的重要因素之一。如果说生态文明建设是一场持久战，那么国际舆论斗争就是一场游击战。在这场此起彼伏的舆论交战中，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意义就更加凸显。只有搞好生态文明建设，增强我国在国际舆论中的地位和底气，提高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才能堵住寻衅的借口，远离舆论的漩涡。

四   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展现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力量

构建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是我国深度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推动力。生态危机是自然向人类发出的共同诘难，我国一直倡导生态治理是一个各国都应该为之奋斗的全球性问题。而个别发达国家不愿承担历史责任，反而将其推卸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国际间的隔阂。在“共商共建共享”准则的推动下，我国以身作则并号召大家摒弃前嫌、共谋全球生态治理、共赴全球生态新征程，得到了各国的积极响应，不仅展现了新时代的大国风度与大国气派，更有助于早日实现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目标。首先，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使我国更有能力和信心参与全球生态治理。我国不仅参与联合国气候变化波恩谈判、曼谷谈判等国际性会议，还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国际高峰论坛、中非合作论坛、金砖国家会议等多边活动，与各国共商共讨全球环境议题和人类未来走向，与欠发达国家积极开展协调工作，与美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深入交流，在差异中谋求共识，共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其次，构建我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有助于深入推进南南合作项目的落实。南南合作项目是我国对世界的承诺，也是协助众多发展中国家化解生态难题、共享全球生态文明福祉的希冀。作为全球生态治理的“拓荒者”，截至2019年9月，我国先后同南南合作框架下的发展中国家签署了30多份关于气候变化的合作谅解备忘录，并竭力推动发展中国家低碳示范区建设，主动实施南南合作人才培训计划，以及为欠发达国家改善生态环境提供必要的物资和资金援助^[23]。在中国的推动下，生态问题聚焦了世界的目光，生态文明建设也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热点议题。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每一步走向不仅涉及生态问题的解决，更涉及人类未来的发展转向。在生态文明驱动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描绘了人类发展的美好图景，随着中国生态文明国际话语权的提高，在中国的带领下，人类定会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