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代语境下，“苗疆”是相对于汉人定居地而言的不断变化的概念，其地理范围十分广阔，覆盖了今天的湘、黔、桂、川、滇五省毗连地带，此为广义上的“苗疆”。而狭义上的“苗疆”，主要指湘黔两省交界的少数民族聚居区。本文所探讨的“苗疆”主要指后者。雍正年间实行“改土归流”以后，曾于新辟“苗疆”地区推行植树造林政策，制定了一些保护和利用山林资源的规章制度。其中，贵州等省份的植树造林收效最为显著，学界对此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从不同视角解释了清代官方着力于植树的动机及其效果。其中，徐灿《浅议清朝林木保护》一文认为清廷之所以劝种树木，是在吸收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基础上，有意识地维护山地生态^[1]。又如杨伟兵在《清代黔东南地区农林经济开发及其生态−生产结构分析》中指出，出于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林业经济得以与农耕并行发展，当地独特的林农混合经济也兼具生态意义^[2]。诸如此类的研究成果颇多。不过，考诸史料却可以发现，“苗疆”地区的林业政策存在一定变迁，这种变迁背后有着复杂的历史原因。

“苗疆”地区崇山峻岭之间丛林密布，这种自然环境在今天看来无疑是生态良好的表现，但在历史上却有着双重意义，直接影响到朝廷的林业政策走向。一方面，明清以来，丛林密箐成为土司势力借以与中央王朝“分庭抗礼”的重要屏障；另一方面，丰富的山林资源又为当地发展经济提供了可靠的物质保障。基于此，清代官方在开辟和治理“苗疆”的不同时期，对当地山林资源的基本态度也存在阶段性差异。具体而言，在开辟“苗疆”之初，丛林密布往往成为军事行动和政治统治的严重阻碍，部分地方官员一度倾向于伐除山林。而在善后和治理过程中，清代林业政策又与整个国家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规划紧密相关，植树造林成为全国普遍推行的“新政”之一，“苗疆”地区自然也不例外。

尤为重要的是，贵州等地跬步皆山，地瘠民贫，平原农业不易推行。为解决当地人民生计和发展区域经济，同时也是清廷诸多“治苗”措施中的重要一环，于雍正年间开始推行经济林种植。乾隆年间先后在此设置大量军队和官署，再次招民发展屯垦事业。一方面，庞大的统治机器需要设法维持，发展山地农林经济愈发迫切；另一方面，官方对木材的需求也在增长，尤其是由此又带来了丰厚的税收，此时的遍山丛林已从“屏障”变为必不可少的富源。诸多因素共同影响了“苗疆”林业政策走向，最终体现为对当地山林资源的有效管理和利用，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当地林业经济的发展。

一.   “苗疆”善后事宜中的伐树之议

在开辟“苗疆”之初，官方对待山林的态度，主要来源于长期的战争实践，伐树之议也发端于此。西南地区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历来是当地土司势力对抗朝廷的有利屏障，同时也是中央王朝开疆拓土不得不首先面对的天然阻碍。清前期，西南地区先后经历了明末农民战争、“三藩之乱”以及“改土归流”，历次重大事件皆伴随着大规模战事，高山密林显然不利于清军的军事行动，史料中多有清军于崇山峻岭之间遭遇伏击的记载。特别是山洞密箐又往往成为各种“反抗力量”的藏身之所，雍正年间，官方力量初涉“苗疆”之时，即要时常面对“苗民散处山箐，易于逃遁”^[3]的困境。即便官兵入山搜剿，当地土著居民亦“自恃地险人众，不服招抚”^[4]。丛林往往意味着无形的威胁，基于这种直观印象，一些地方官员对待遍山丛林的基本态度也大体形成。

既然危险来自于丛林，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设法伐除。此类观点自“改土归流”之初便已出现，雍正六年（1728），湖南辰沅靖兵备道道员王柔，以湘黔交界一带既已归流，应仿内地之例招民开垦，但因此前官兵进山征剿多受岚瘴侵害，建议伐除山林以消除瘴气威胁。乾隆元年（1736），贵州布政使冯光裕奏陈“苗疆”善后诸事宜，列有：“一、伐山通道；一、饬禁师巫；一、从容化导以变苗习。”^[5]其中，“伐山”即伐除“苗疆”山林以便通行。时值古州“苗乱”甫定，冯光裕此议显然与当时的军事行动有关。此后，地方官员伐除山林的建议仍不绝于朝堂，其主要目的在于更加有效地治理“苗人”，维持当地治安。乾隆三年（1738）八月，湖广总督德沛奏陈“苗疆”事宜七条，其中亦有伐树的建议，“请诱令苗猺砍伐树木，刈除草莱，以平险阻也。查苗猺所居之处，大率万山丛迭，加以林木深密，最易伏藏，故有坐草拿人之习。事发则走匿林中，甚难跴缉，渐至结连党类，滋生事端。原其所恃，全在榛莽，应密令地方文武官弁趁此整顿之时，诱买其树，苗猺贪利，自必争趋砍伐”^[6]。所伐之树“可作木料，不通水之处或作柴薪，或烧木炭，官员兵役俱可资用。并令刈除山内草茅，烈而焚之，渐渐开挖成地，种植杂粮”^[6]。经此一番处置，“数年之后，山中无地可藏，无险可恃，则苗猺不敢肆其故智，而兵丁亦易于瞭望矣”^[6]。相比冯光裕仅提出伐树的设想，德沛进一步设计了伐树的各项举措。一方面，“苗疆”崇山密林，仅靠官方伐树并不现实，而诱使“苗人”自行伐树则更具可行性；另一方面，伐树并不仅仅为了便于军事活动，而是与木材交易和日常生活相结合，如此就将伐树寓于无形之中，一旦加以推行也便于减少阻力。

从此后的历史事实来看，尽管清廷或许并未真正采纳伐树的建议，然而在地方官员眼中，丛林密箐始终被视为潜在威胁，伐除“苗疆”山林的看法仍时常出现于奏议之中。乾隆六年（1741）三月，贵州总督张广泗等议定“苗疆”善后事宜，其中有开辟山路一条，指出“苗猺依恃林箐，肆其奸顽，且径路阻隔遥远，将来安设营汛、衙署、营房木料，日用薪柴，俱令取给于此。苗猺经兵燹乏食，即令砍伐日给米及直，数年可化险为夷”^[7]。可见，此建议仍旧反映了冯光裕、德沛等人的主张，即诱使“苗人”自行伐树。不过，这些主张虽言及伐树，尚可视为源自军事上的技术需要。

与之稍有不同的是，一些地方官员的伐树建议则与“苗疆”事务的棘手紧密相关，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些官员的政治焦虑。如乾隆二十年（1755）十一月，署理湖广总督硕色在论及湖南巡抚杨锡绂奏请允许民间采伐“苗疆”山林一事时，认为“苗疆”山区“树木丛多，通商砍伐，便耕种，亦可化险为夷”^[8]。对那些辖地逼近“苗疆”的各级地方官而言，崇山密林始终是引发他们内心不安的重要源头。时至乾隆四十二年（1777），贵州巡抚裴宗锡在查勘古州、丹江等处“苗疆”形势后，仍旧认为“此地山箐深险，开垦之利小，而藏匿之害大”^[9]。不过，此时距雍正“改土归流”已逾数十年，民苗相安已久，再行伐树之举显然不合时宜，但为确保对广大“苗疆”的稳固统治，仍需必要的军事控制，因此裴宗锡建议“应令附近之威震等堡屯军，派拨子侄人等，赴箐认段试垦。责成丹江厅稽查，毋许流匪窜入滋事。俟垦熟，即在该处立堡，以资防守”^[9]。地方官员虽不再主张单纯伐树，但却将伐树隐置于“苗疆”屯垦规划之中，既满足了地方官员实现“保境安民”的政绩需求，也与清廷的大政方针相符合。因乾隆朝时有“苗乱”发生，当地产粮不多，为解决军粮问题，清廷本就有意在“苗疆”再次兴办屯垦。正因为如此，乾隆帝对裴宗锡的主张大为赞赏，指令继任巡抚图思德妥为执行。然而，贵州等地本就山多田少，扩大屯垦必然意味着农田与林地争夺空间，最终则容易演变为毁林开荒。

总之，进入乾隆年间，有关“苗疆”伐树的奏议虽不至连篇累牍，但也是不绝于朝堂，这些建议又多来自地方官员。乾隆初年以来“苗疆”形势尚未稳固，乾隆帝对此确实也有一定顾虑，曾指出“黔省山箐崇深，苗猺错杂，张广泗在黔日久，声威干济，素足慑服苗心，是以地方宁谧。但苗性难驯，或因张广泗调任，无所畏惮，亦未可定”^[10]。而在具体处置伐树事宜时，清廷却有自身的诸多考量，重中之重是要确保新辟“苗疆”的安定，避免因此再生事端，同时也兼顾了对木材的正常需求。在“苗疆”山区，一直存在为满足特定需要而开展的伐树活动，除军民日常采伐外，尤以“皇木”采办最具代表性。自明中期以来，湘黔等西南省份大多承担办运“皇木”的任务，不仅持续时间久，且采办范围广、规模大。至清中期，地方督抚又委派木商采办“例木”，此举促进了地方木材贸易的繁荣，最著名的莫过于湘黔交界的清水江木市。官民双方充分依托市场，推动了当地木业经济发展，由此也形成了一套自治制度体系，对当地的民族融合与社会发展不无裨益。相对而言，如部分地方官员倡议的那种仅仅出于特殊政治需要，以“化险为夷”为目的的“伐山”规划，并不能真正创造经济效益，反而会因此引发一系列消极后果。

二.   清廷的植树造林政策

尽管地方官员有关“苗疆”伐树之议在雍乾之际曾较为活跃，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抵也是在同一时期，贵州等地兴起了植树造林热潮，并日益成为推动当地经济发展的新动力。这背后的历史原因是多样的，其中，清廷倡行植树造林政策的引导效应最为关键。

自康熙年间以后，清廷一直倡导“休养生息”政策，以期恢复与发展社会经济。雍正帝即位后，力行“化民成俗”，其中自然不可缺少对重农务本的政策指导。植树历来是劝课农桑的重要内容，因此也受到清廷的重视。雍正二年（1724），在给各省督抚的谕旨当中提及植树一事，“再，舍旁田畔，以及荒山旷野，度量土宜，种植树木。桑柘可以饲蚕，枣栗可以佐食，桕桐可以资用，即榛楛杂木，亦足以供炊爨。其令有司督率指画，课令种植。仍严禁非时之斧斤，牛羊之践踏，奸徒之盗窃。亦为民利不小”^[11]。此举延续了清初以来休养生息的基本国策，同时也成为雍正朝的诸多新政之一。雍正五年（1727），再就植树一事指示各地官员不得严催，应以取得实效为要，“修举水利、种植树木等事，原为利济民生，必须详谕劝导，令其鼓舞从事，方有裨益，不得绳之以法。若地方官员因关系考成督课严急，则小民转受其扰矣”^[12]。在清廷的政策推动下，各级官员也积极响应，“臣又复查各处地亩，有浮卤浅沙之区，即或不宜黍稻，尚可耕种杂粮、广植树木，固不宜任其荒芜，以弃地利”^[13]。乾隆帝即位后，继续秉承这一思想，降谕：“农田为生民之本，而树畜尤王政所先”^[14]。时值河南巡抚尹会一在当地植树一百余万株，于发展农桑收效显著，清廷遂谕令各地仿照推行，植树造林因此成为与农业垦殖并行的重要经济活动。特别是这一政策面向全国执行，而贵州等地“苗疆”在经受了兵乱与社会变革之后，也亟待相应的政策支持以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

在清廷的政策推动下，包括贵州等地在内，各直省兴起植树热潮。但植树造林若要收获长效，必须定有相应赏格。先是御史吴鹏南奏陈修举山林一事，工部议定覆奏“应令各该督抚转饬地方官，有能自出己资在官地栽种，三年后培植长成，该督抚委员查验，照栽柳之例分别议叙。至绅士商贾捐资栽种，先将成活数目呈报地方官，三年后亦咨部分别议叙”^[15]。至乾隆三十七年（1772），清廷议定捐栽芦苇树木议叙之例，“有能自出己资在官山官地栽种树木，三年后培养长成，该督抚委员查验数目，造册送部。成活五千株者，纪录一次；一万株者，纪录二次；一万五千株者，纪录三次；二万株者，加一级。分别议叙。各省商民，如在官山官地栽种成活二万株，及在己地内栽种成活一万株者，给以九品顶戴荣身。如生监能于官地内栽种成活四千株，及在己地内栽种成活二千株者，免其考职，给以主簿职衔”^[16]。

清廷既已制定植树造林的基本国策，自然也就不会倾向于伐除山林，此时来自地方官员的伐树建议必然与之产生抵牾。实际上早在雍正六年（1728），王柔提出伐树建议之时，雍正帝并未立即定议，抄送湖广督抚大员商酌。次年，湖广总督迈柱、湖南巡抚王国栋联衔覆奏，称：“臣等查各土司层峦深箐，树木虽多，但访之土人，从无山岚瘴气……若一旦召募民人往彼砍伐，则汉奸利其所有，势必易起争端。以臣等愚见，莫如暂且从缓，俟建治后，劝谕土民令其伐树，陆续开垦，则彼自必踊跃从事。此时改土之初，惟当加意抚绥，使苗民抒诚向化，贴然相安，毋令汉奸入内滋扰，应将王柔奏请砍木、开垦之处无庸议可也”^[17]。相比任职“苗疆”的地方官员只是关注辖区治安，督抚大员主要是从地方稳定的大局加以考量，认为此时伐树与开垦均不合时宜。随着新辟“苗疆”地区形势趋于稳定，到了乾隆三年（1738），作为督抚大员的德沛也提出伐树建议，引起了乾隆帝的重视，命大学士等密议回奏，但具体结果不得而知。从后来的情况看，乾隆帝采纳了德沛的多数建议，唯独伐树一条，史料中未见大规模推行的记载，应是考虑到伐树之举既无必要也无可行性，特别是与雍正以来推行的植树造林政策相冲突。

三.   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需要

在清廷植树造林政策的推动之外，湘黔等地“苗疆”兴起植树热潮的另一重要原因，在于恢复与发展当地经济。在清代相关史料中，对贵州等省份的描述通常是跬步皆山、山多田少，足见当地经济条件的恶劣，尤其是推广平原式农业种植极为艰难。然而，若欲长期有效地治理广大“苗疆”地区，恢复与发展地方经济是重中之重。迫于恢复和发展地方经济的现实需要，林业经济所带来的各方面好处被逐渐发掘出来，植树造林也日益受到地方官员的重视。

在传统自然经济当中，历来讲求劝课农桑，林业生产往往寓于农业之中。在湘黔“苗疆”等地单纯发展农业种植并不容易，因此林业经济对农业生产的弥补作用就更为重要。早在雍正二年（1724），贵州布政使刘师恕条陈地方诸事，认为“黔境荒山最多，树木甚少，劝课栽种较他省更为有益。臣行令各属，度量土宜，教民种树，先于省城外雇募善于种植之人为之倡导，民知其利，自然乐为”^[18]。贵州等地初经鼎革，亟待恢复经济，而面对当地特殊的自然环境，需采取因地制宜的措施，广植树木成为最有益的途径。

雍乾之际，陈德荣在贵州兴农植树的成效最为显著。陈德荣久任贵州，经历过雍正年间的兵事，对贵州等地的经济凋敝自然有较为深刻的体会。乾隆初年，陈德荣升任贵州布政使，随即条奏开垦、纺织和植树等数事，其中除广行开垦以发展农耕外，尤其强调推广树木种植。恢复社会经济本就是雍正以来的基本国策，陈德荣的建议得到了清廷的认可，“树木宜多行栽种。查黔地山多树广，小民取用日繁，应如所议，令民各视土宜，逐年栽植。每户自数十株至数百株不等，种多者量加鼓励”^[19]。其中又以桑树种植最为紧要，目的在于推动当地纺织业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同时，又详细设计了植树之后的管理措施，明确奖惩条款以确保植树取得预期效果，“嗣后民间牲畜，如有肆行纵放致伤种植，及秋深烧山不将四围草莱剪除，以致延烧者，均令照数追赔”；“岁底将境内开筑、垦种、缫织等项举行成效各数目，册送该道查勘。仍令布政使汇送督抚查核，列为上中下三等，分别议叙处分”^[19]。次年，陈德荣以贵州上游一带素无杉木，捐资赴湖南雇佣工匠，“包栽杉树六万株于城外各山”^[7]。在此基础上开设野蚕山场数百所，极大推动了当地经济的恢复与发展。经过陈德荣的积极倡导，仅在当年就植树“通计一百三十五万九千余株”^[20]。此后，经济林的价值日益为官方所看重，植树规模持续攀升。乾隆十五年（1750），贵州巡抚爱必达奏称，至乾隆十二年（1747），贵州境内累计植树496万余株，“乾隆十三年分遵加劝导，共新植树木二百一十九万七千一百五十二株，十四年分又新植树木二百二十四万六千三百五十一株”^[21]。在历任官员的倡导之下，延至乾隆年间，地方官员已不再否认山林资源潜在的经济价值，“惟是黔地村寨零星，山多田少，土著之民与苗猓男妇类皆知耕而不知织，寸丝尺布无不取给于外省，加以水路不通舟楫，悉借人负马驮，价值倍加昂贵，故单寒之户每多冬无绵絮，是桑麻之利所当加意讲求。……黔省亟宜一体种植以济民用”^[22]。自后，广植树木以辅农耕，农林混合的新经济模式逐渐发展起来。在官方的积极倡导下，民间植树热情高涨，“今各州县所覆，或称山坡隙地不能树艺五谷者，多种桐蜡茶杉等树，并无官山官土可另议栽。或称杞梓枣梨桃柳之属，各随土性所宜到处种植，民获其利”^[22]，不仅植树规模极为可观，也为区域经济发展增添了活力。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除了发展农桑的基本需求外，经济林种植还会带来额外利益，尤其是地处下游的湖南得利最多。如乾隆十年（1745）二月，署理湖广总督鄂弥达、湖南巡抚蒋溥联名奏请开修“苗疆”河道，其主要目的在于疏通贸易往来，为下游榷关带来税收，“伏查辰州关征收商税，向系额银二千四百两零，雍正年间报出盈余定额一万三千四百两。若开镇筸一河，百货流通，则自辰关运至镇筸，并镇筸苗地所产茶木、白蜡、桐油等项俱可运出发卖，于关税亦属有益”^[6]。官方寻求从中获得利益，自然也要确保对山林资源的合理利用，如此方能获得持续稳定的收入，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有益于民间林业经济的发展。

清代“改土归流”是对西南“苗疆”地区的一次全方位改造，当封建国家权力渗入“苗疆”地区后，不仅直接重塑原有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结构，同时也对当地自然环境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山林作为重要的景观要素，历来容易受到封建国家权力的扰动。在开辟“苗疆”之初，地方官员视山林为潜在威胁，为便于军事行动和稳定治安，遂有伐除山林之议。而到了“苗疆”善后阶段，恢复与发展经济成为国家和地方需要共同面对的首要任务，此时植树造林与保护性利用山林资源又成为既定国策。概言之，无论是伐山抑或是植树，其实质都是封建权力对自然资源的掌控与利用，目的在于为封建统治服务，所不同的只是背后的驱动因素各异。在此过程中，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最为关键。雍乾之际，“苗疆”林业政策出现此种转变，根本原因就在于不同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任务，清廷与地方官府出于多方面考量，最终选择了适宜当地社会发展的政策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