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国舫先生（以下简称沈先生）是我国著名林学家、林业教育家，我国森林培育学的创始人。沈先生不仅在林业领域有着卓越的贡献，还在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生态保护和建设等领域进行了长期、深入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多项生态、环境、农业、水利等方面的战略咨询。笔者担任沈国舫先生的秘书兼助理10余年时间，搜集整理了沈先生刊发的理论文章、专题学术报告、座谈会讲话，实地陪同沈先生赴多地调研，系统梳理了沈国舫先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对其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概念内涵和框架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总结了沈先生在我国生态文明相关政策制定、执行等方面发挥的决策支撑作用。

一.   学术思想的形成过程

沈先生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的形成是一个从单一学科到综合领域、从森林培育专业领域到生态环境综合领域逐步扩展的过程，按照时间关系可以划分为3个阶段。

一   学术思想萌芽阶段

这一阶段从1987年到1995年。1987年之前，沈先生的学术文章基本围绕森林培育学展开，这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森林培育领域的重要地位，这一时期的研究有零星涉及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内容，但未系统化。沈先生于1986年担任北京林业大学校长后，研究领域有较大扩展。1987年，我国大兴安岭林区发生特大火灾，沈先生作为国务院大兴安岭灾区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领导小组专家组的成员，主要执笔了《关于大兴安岭北部特大火灾后恢复森林资源和生态环境的考察报告》。报告着重分析了特大火灾对林区生态环境造成的影响，虽然彼时是以森林为核心进行分析，包括火灾对大兴安岭北部林区的气候产生的影响，不同林地条件和火烧程度对林地土壤的不同影响，火烧后植物恢复情况和草原化可能性，火烧后因林木防护作用丧失而产生的水土流失影响，火灾引起树木病虫害等情况。在思维的宏观性和系统性上，已显示出沈先生成为战略科学家的潜质。他提出大兴安岭林区建设在以林为主、多种经营、综合利用的同时，应对土地资源、水资源、野生动植物资源进行保护、培育、开发和利用，显示出其对环境生态问题进行宏观系统思考的思想萌芽。此后，沈先生先后主持和参与了太行山绿化工程、重点地区速生丰产林基地建设工程、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等林业工程类、生态环境类的国家级咨询服务工作，深入了解了我国的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的现状。

二   思想体系构建阶段

这一阶段从1996年到2012年。1996年，沈先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因工作需要，他的研究领域大大超出林业范畴，涉及农业、水资源、生态、环境等多个领域。他曾担任中国工程院水资源系列战略咨询研究专家组副组长、三峡工程第三方评估专家组组长、环境宏观战略研究专家组组长及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中方首席顾问。在工作中，沈先生以多年积累的深厚的生态环境领域知识为基础，结合大量实践经验，对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相关知识体系做了梳理和总结，逐步从一名林学家发展成为农林水环大领域的战略科学家。这一时期，沈先生着重梳理了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概念及内涵，构建了理论框架。在2007年《林业经济》发表的《中国的生态建设工程：概念、范畴和成就》一文中，沈先生回顾了我国自1978年开始的“三北”防护林体系建设工程的成就和贡献，结合现实问题，就生态、环境、生态建设和生态工程的概念进行了详尽阐释。他指出“强调只有保护没有科学的经营，林业不可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只强调生态效益不注重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是片面的，偏执的”^[1]，这也奠定了其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的重要基础。

三   思想体系完善阶段

这一阶段从2013年至今。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将生态保护和建设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沈先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原副院长，结合自己的专业所长，于2013到2015年先后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咨询项目、“新时期国家生态保护和建设研究”专项课题研究；作为顾问参与了“水平衡与国土空间协调发展战略研究（一期）”“长江流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项目”等重大项目。先后发表《科学定位育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地位》^[2]、《关于“生态保护和建设”名称和内涵的探讨》^[3]、《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概念地位辨析与基本形势判断》^[4]、《从生态修复的概念说起》^[5]等多篇理论文章。他还在多个论坛作学术报告、专题发言，如在中国林学会一百周年学术大会上作了题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主题下的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的报告，逐步完善了其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理论体系。

二.   学术思想的主要内容

沈先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学术思想，是他在近30年从事森林培育、城市林业、生态和环境保护的国家政策制定、重大决策咨询、重大工程评价工作中逐步积累、实践、完善形成的，是他走遍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切身认识，是生态环境的科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特色实际充分融合的经典范式。这一学术思想概括起来包括基本原则、理论内涵、技术支持、决策支撑4个部分（见图1）。

图  1  沈国舫生态保护和建设学术思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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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基本原则

沈先生曾在2018年10月28日于北京林业大学举办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术研讨会”上指出，“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把科学发展观提高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开启了一个新时代，而且还比国际上有共识的可持续发展思想更提高了一步”。生态文明的具体实施是在国土资源全面合理布局规划的框架下做好资源节约合理使用，生态保护、修复和建设，环境污染的防控和治理三项重要任务。生态保护和建设是生态文明的一项重要任务，要服务于生态文明建设。在此基本观点之下，沈先生认为应遵循以下3个基本原则。

1   人与自然和谐发展

这是沈先生学术思想的核心原则，他认为人和自然和谐是生态文明的主要特征。2008年，沈先生在北京大学的公开课“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要求”中，系统阐释了“正确把握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准则”。具体包括：坚持以人为本，在发展中求和谐；对经济发展的方向、模式、规模及内容的导向和规范；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国情相适应^[6]。关于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关系，他认为，在生态建设中要研究认识自然，适应顺应自然，充分利用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但也要辅以必要的人工措施。

2   符合客观发展规律

客观发展规律包括自然规律、科学规律、社会发展规律等。沈先生一直坚持客观辩证、实事求是地看待人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中的作用，既不夸大人类的主观作用，也不抹杀人类在改造自然中的成绩。他认为“长期以来以人类为中心的自然观即所谓‘人定胜天’的思想被实践证明是片面的，甚至是有害的”^[7] 。2003年，沈先生在中国工程院“黄土高原生态环境建设与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咨询项目的意见建议中，明确提出“把对天然植被保护封育放在与退耕还林还草同等重要位置”。作为森林培育的泰斗，他没有过度强调人工林的作用，而是客观地看待天然林和人工林各自的作用，以及综合发挥的效能^[8]。

3   符合中国本土特色

在沈先生60多年的学术研究实践中，他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南北，南起海南岛，北到大兴安岭，西到吐鲁番盆地，东到舟山群岛。每到一地，他都要进山进林，查看林情，掌握实际情况。“适地适树”是沈先生提出的我国森林培育领域的重要观点，他还在北京西山做了大量实地研究，找出适合华北地区立地条件的森林培育方式。笔者陪同沈先生外出调研期间，印象最为深刻的是，沈先生到了调研地，肯定第一个先去有林子的地方。曾经有一位地方干部请教沈先生，为何年逾耄耋还能健步如飞？他风趣地回答，是因为脚下这双跟了自己好几十年的回力鞋。这双有些破旧的回力鞋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沈先生“搞学问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把精彩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的原则。他常说“我国幅员辽阔，地貌地形不同，各地的立地条件不同，采用的造林方法也不能千篇一律”。沈先生曾对多个国家的林业状况进行过实地调研，并详细地与我国的情况进行对比研究。2002年考察了新西兰的林业情况之后，他指出“制定林业发展战略必须从当地的国情和林情出发，新西兰无论在自然条件方面还是社会经济条件方面，都与中国有很大的区别。在学习新西兰林业的经验时，必须对国情林情差异有足够的认识”^[9] 。

二   理论内涵

沈先生厘清了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概念，辩证阐释了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关系，系统划分了人类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活动类型。

1   厘清“生态保护与建设”的基本概念

关于生态保护和建设中涉及的相关概念，如生态、环境、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生态修复、生态工程等，沈先生在其诸多论文中均有详细的阐释。他认为如下基本概念在生态保护和建设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包括保存、保护、保育、培育、修复、改良或改造、恢复重建、更新、新建等活动。根据原生生态退化的情况，需要重点理解生态保护、生态保育、生态修复、恢复重建、人为新建等概念（见表1）。

表  1  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基本概念

序号	基本概念	概念解释
1	生态保护	通过人为保护活动使自然生态系统少受各种干扰影响而继续保存其原生态
2	生态保育	生态保护和适当的培育措施相结合，成为生态保育行为，包括抚育管理、促进更新等
3	生态修复	自然生态系统已经受到强烈干扰破坏而严重退化，需要采用更为有力的人为措施，如封禁、抚育、促进更新、人工补植等
4	恢复重建	必要时为了提高生态系统服务功能而对其群落结构和组成采用改造或改良的措施，如次生林改造、草场改良、湿地修复等
5	人为新建	原生生态系统已经消失或难于追溯，需要人为建设一个与原生生态系统相类似的人工生态系统，或者因势利导改变土地利用方式，如建成人工林、人工草场、人工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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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辩证认识“保护”与“建设”的关系

沈先生没有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割裂开来，而是辩证地阐释了二者的关系，他认为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是综合应用于生态系统管理（ecosystem management）的概念之中的，应该因地制宜地使用生态保护或者生态建设的方法。他敏锐地发现，一些地方存在忽视自然规律的作用，过于强调人为活动的偏向；当然也出现过单纯依靠被动的保护而忽视抚育管理、修复更新和合理利用生态系统综合服务功能(指生产、调节、支持和文化功能)的偏向^[3]。沈先生对二者关系的阐释并非单纯的折中，而是围绕生态退化的情况进行了深入全面的解释，这就把当时社会上出现的片面夸大人为作用的认识和“只需要生态保护，不需要生态建设”的单纯自然封禁论重新引回了正轨。

3   系统划分“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类型

沈先生从自然生态系统退化程度这个全新视角对人类的生态治理活动进行了重新划分，即对原始或近于原始的自然生态系统采取生态保护，对轻微退化的自然生态系统应用生态保育措施，对严重退化的生态系统采用生态修复，对完全被破坏和消失的自然生态系统要进行重建^[4]。既尊重自然环境本身，把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有机整合，成为统一的整体，使得片面夸大某一方面的论调不攻自破；又对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中的人为作用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区别，使得实际操作过程中能够有的放矢，不会因为概念理解的错误导致政策执行层面出现较大偏差。

三   技术支持

沈先生把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对象划分为自然生态系统和人工生态系统，并针对这两个生态系统类型提出了具体的治理活动。

1   自然生态系统

自然生态系统主要包括森林、草原、荒漠、湿地、河湖水域、海洋等，对这类生态系统在不同退化情况下采取不同的措施，包括生态保护、生态保育、生态修复和重建、新建。

2   人工生态系统

人工生态系统因其系统类型的不同存在具体的差异：对农耕地及人工牧场需要采取土壤修复、防护林建设、退耕还林还草还湿、农林复合经营、生态循环农业等；对城镇地区，则应采用城市林业、风景园林、庭院绿化、人工复垦海滩建设等；对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还需要进行矿区修复、厂矿污染用地修复、厂区绿化、道路修复、水库岸修复等。

四   决策支撑

长期以来，沈先生为我国生态环境领域的政策制定提出了大量的战略建议和意见，归纳起来，在系统管理、可持续发展和政策执行方面尤为突出。

1   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需要系统管理

沈先生认为生态保护和建设涉及到农业、林业、国土、环境、水利、草业、海洋等多个职能部门，是跨行业、跨部门的宏伟工程，在政策上需要坚持“全面规划，综合治理”。经过多方实地考察，他敏锐地指出生态保护和建设中存在的问题，“生态环境建设参与部门众多、涉及面广，且在多数地区肩负着改善生态环境和发展经济的双重使命。目前由计划、农业、林业、水利水保、土地、环保等多部门，以条块分割的形式所形成的分散投资、各自实施的局面，不仅严重降低国家生态环境建设投资效率，而且由于各部门更多地强调行业特点，致使本应高度综合的生态环境建设往往具有单一化的现象”^[7]。

2   推进可持续发展理论的中国实践

沈先生是我国林业领域较早提出可持续发展观点的科学家。1993年，他作为ITTO（The International Tropical Timber Organization，国际热带木材组织）代表之一参加了北方及温带森林持续发展专家研讨会，会上沈先生敏锐地发现1992年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里约热内卢首脑会议后，森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成为环境和发展问题中的重要议题，世界林业开始重点关注森林的可持续发展，但彼时我国的大多林业工作者对此还认识不够、理解不深。为此沈先生撰写文章详细介绍了此次研讨会的成果，并指出森林的可持续发展问题是环境和发展问题交织在一起的关键问题之一，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而我国的科技工作者还停留在林木生长量与采伐量的平衡关系这个传统命题上^[10]。沈先生于1995年发表了《从美国林学会年会看林业持续发展问题》，介绍了美国、加拿大对林业可持续发展的见解。1997年，沈先生撰写《山区综合开发治理与林业可持续发展》，正式提出林业可持续发展概念，“林业可持续发展的内涵不仅包括维持和发展森林资源本身的数量、质量和功能效益，而且还包括森林中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水土资源的保持、对全球碳循环稳定运转的贡献及社会功效的发挥等”^[11] 。我们现在再分析20多年前沈先生的认识，无不感受到沈先生的观点高屋建瓴、领先时代。后来，沈先生又发表了《现代高效持续林业−中国林业发展道路的抉择》^[12]、《中国林业可持续发展及其关键科学问题》^[13]、《天然林保护工程与森林可持续经营》^[1]等学术文章，丰富了我国林业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体系。

随着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生态环境领域，沈先生也将可持续发展的观点应用于生态保护和建设中。2005年，沈先生撰写文章《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建设资源节约、环境友好型的和谐社会》，文章重点围绕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分析了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列举了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对环境的影响，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控制污染、调整能源结构，提高资源利用率和资源利用效率，提倡清洁生产、发展循环经济，生物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生态和环境综合治理，提高生态觉悟，推行合理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制度和法治保障等措施^[14]。沈先生还对三江平原湿地的保护与利用、西南地区水能资源的开发利用、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南方桉树人工林等热点问题进行了分析，提出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科学地、实事求是地研究问题、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之后，沈先生在多个场合指出，可持续发展理念是生态文明思想的源头之一，要以可持续发展的观点来看待生态保护和建设问题，为子孙后代留下宝贵的生态遗产。

3   强调县级单位是政策执行的基本单元

沈先生一直认为，好的政策更要执行好，才有效果。他指出生态环境方面的政策执行单元应为县（市）一级，以县为单位进行全面规划，执行各项政策，落实综合治理的各项措施，其政策水平和协调能力、工作质量和实际效果，在整个生态环境建设中起关键作用 ^[4] 。他还利用调研考察的机会，了解不同地区的生态环境和林业相关政策的执行情况，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与当地生态、环境和林业相关部门详细座谈，深入交流，倾听基层意见。2010至2017年，沈先生多次考察哈尔滨林业局下属林场的森林经营情况，还特意深入小兴安岭林区、吉林长白山林区及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调研天然林保护的情况；2018年赴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沿途调研多个城市，掌握了自然保护区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手案例资料。

三.   对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推动作用

沈先生在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领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

一   为国家生态和环境领域的政策出台提供了科学建议

沈先生的诸多建议成为后续我国生态和环境领域政策制定的重要理论依据。2015年，沈先生在其主持的中国工程院重大战略咨询课题−“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若干战略问题研究”中对我国生态保护和建设提出了政策建议，包括健全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法律体系、优化生态保护和建设的管理监督体制等。特别是建议组建统一的生态保护建设管理部门，主要负责所有国土空间生态保护建设职责，统管森林、草原、湿地、荒漠等陆地生态系统关于植树造林、植被保护、湿地保育、水土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景观建设等方面的生态保护监管工作，对山水林田湖进行一体化保护和建设，确保生态健康和活力^[15]。2017年春，党的十九大召开之前，沈先生向中央建议，在“山水林田湖”的基础上，增加“草”字，从而丰富了“山水林田湖草”自然综合体的概念，也把占国土面积40%的草地纳入到生态保护和建设之中，“山水林田湖草”还写入了党的十九大报告。沈先生赞成生态保护优先的原则，但他一直主张要实事求是地确定生态保护的规模和强度，生态保护和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的。把两者结合起来就有利于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他在2017年冬浙江湖州生态文明论坛上做了《“两山论”与生态系统可持续经营》^[16]的报告，后来在《中国绿色时报》和《自然资源报》上转载发表，对学界和业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沈先生还对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问题作了进一步的探索，提出“实事求是，少走弯路，试点先行，稳扎稳打”，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各级各地政府的高度重视。

二   推动实施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级重大工程

沈先生推动实施了多项生态环境领域的国家级重大工程项目，如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水资源可持续利用及环境保护工程、评估三峡工程等。1996年，沈先生主持了中国工程院的院级咨询项目“西南资源‘金三角’农业综合发展战略与对策”，主要起草生态环境建设报告，并提出对岷江上游川西高山林区天然林实施禁伐保护，在1996年6月通过全国政协向中央提出建议，成为我国开展“天然林保护”工程的主要起因。从1999至2011年，沈先生作为主要成员主持参与了“中国可持续发展水资源战略研究”，先后对西北、东北、江苏沿海、新疆和浙江沿海的水资源综合开发利用开展了战略研究，形成了把江苏沿海地区纳入国家重点开发区域，成立舟山新区等多项研究成果。2010和2018年，沈先生作为组长，先后两次对三峡工程进行了第三方评估和后续工作风险评估，对三峡工程进行了公正客观的评价，得出了“利大于弊”的重要结论。

三   积极推进生态和环境领域的国际合作

沈先生曾作为中国环境与国际发展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合会）的中方首席顾问（2004—2016年），主持和参与了多项国合会的咨询研究工作，包括“西部开发中的林草问题”“中国环境发展回顾与展望”等研究，并直接参与或组织国合会一系列政策研究，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沈先生长期以来致力于向世界宣传我国生态、环境、林业等方面的成绩。他不仅多次以生态环境方面专家代表的身份出席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还多次在国际会议上进行专题演讲。2018年，85岁高龄的沈先生在世界人工林大会上用时两个小时进行了全程英文演讲，做了题为《中国的人工林−肩负生态和生产的双重使命》的报告，得到了与会各国代表的盛赞。

四.   对后辈学者的学术启示

梳理研究沈先生生态保护和建设的学术思想，笔者深刻地感受到，沈先生秉持实事求是的观点、坚持严谨治学的态度以及注重战略思维的培养，都是后辈学者应该潜心学习借鉴的宝贵财富。

一   秉持实事求是的观点

“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沈先生一直坚持着实事求是的基本观点，并贯穿于科研实践的全过程。1999年，曾经有人给朱镕基总理建议“在干旱地区应用人工造林来引水”，沈先生上书直言，这是违背科学的。他写道，“您虽然是总理，但您是学电机的，对林业科学不够了解”。在沈先生看来，科学面前没有官阶高低之分，后来，看了建议的朱总理也十分肯定沈先生的观点。对三峡工程的评价也是一个鲜活的事例，作为三峡工程阶段性评估的专家组组长，沈先生深知三峡工程的重要程度，当他了解到网络上一些网友对三峡工程产生了一定的误解后，专程在人民网直播间与网友交流，坦诚谈出三峡工程的利弊，并直言三峡工程“利大于弊”，我们有能力将风险降到最低。如此坚持科学真理、实事求是，是后辈科技工作者需要长期学习、领悟和践行的。

二   坚持严谨治学的态度

治学严谨是沈先生一贯坚持的学术作风。时至今日，沈先生仍然坚持自己的讲座、报告都是自己动笔，不找他人代笔。每天读书看报从不间断，及时了解行业内科学进展和信息动态。沈先生坚持问题导向，把解决实际问题作为科学工作的着力点。对生态保护和生态建设的概念内涵阐释，就是源于他多年来在实践中了解到，科学界存在两种认识，一种是过度保护，认为全部封禁起来、一动不动是最好的，另一种则过分强调了人为作用，认为采用人工措施，如植树造林、种草、建设人工湿地等就可以解决生态问题。沈先生认为这两种观点都不科学，也不严谨，应该掌握其中的“度”，生态保护和建设既有很强的区域地带性，需要因地制宜，也要灵活开展活动，不能机械行事。

三   注重战略思维的培养

作为战略科学家，沈先生关于生态保护和建设的思想，直接体现了其战略思维的运用。这其中包括坚持以国家大计为出发点，以人民为中心思考问题；坚持宏观战略思考，抛开单一学科的门户之见，系统全面地考虑行政管理部门、科研院所、百姓实际需求；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战略方针，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合理利用自然；坚持调查研究，用事实说话，从执行的实际情况和百姓反映检验政策的效果。

致谢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沈国舫院士、尹伟伦院士的指导和帮助，在此表示诚挚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