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政治思想家之一，汉娜·阿伦特以对“平庸之恶”、极权主义等政治问题的经典论述而闻名于世。但相对的，她同样精彩的技术哲学思想却由于缺乏专门的系统论著而并未受到足够重视。一般认为，阿伦特关于技术问题的真知灼见主要散布于《人的境况》《过去与未来之间》等政治哲学著作之内，体现在她对劳动、工作和行动的解读之中，是将对技术的分析与人的存在条件相结合的产物^[1]。其主要贡献在于对机器自动化、数学模型等的深入剖析以及对技术与政治相关领域内一些常见问题的独到见解，如技术与价值问题、技术与人的自由问题等^[2]。但在这之外，阿伦特的技术哲学思想中所蕴含的针对现代自然生态问题而展开的技术反思却几乎被彻底忽视了，而这些反思本可能为理解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提供一定的借鉴价值。应当认为，阿伦特的技术观中对自然生态问题的关注集中体现在她反思现代技术时所提出的两个原创性概念−“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之中。通过对“异化”概念内涵的重新诠释，阿伦特巧妙地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产生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因果链条，为理解现代自然生态问题的成因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笔者从解读阿伦特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念入手，在肯定她的异化理论对揭示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阐释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等有所助益的同时，指出其理论的内在局限性，说明为什么该异化理论虽然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去理解现代生态危机的产生原因，却难以真正解决这一技术所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问题。

一.   现代技术的发展与地球异化、世界异化现象的发生

在阿伦特看来，引领人类进入现代的，应当归功于望远镜这一新工具的发明。通过对一种测量器具的使用，伽利略将地球之外的宇宙“以全部感觉的确定性”带到了人类认识面前^[3]。这一技术进步一方面在事实上挑战了地球空间对人类存在的绝对束缚，开创了新天体物理学世界观并开启了地球异化的进程−地球之外的宇宙对人类而言不再绝对神秘莫测，现代人开始尝试脱离地球而进入宇宙空间；相反，另一方面却证实了人们关于“感觉作为接收现实的器官恰恰会背叛人”的古老恐惧^[4]。由此引发了笛卡尔式怀疑的兴起并最终导致了世界异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几乎揭示了存在和现象之间的彻底决裂，现代人在丧失对身体感觉的最终信任的同时，也陷入了对自身理性的绝望之中，企图一并脱离感觉和真理两个世界并最终退回到自身，持守自身，仅仅注视自己的肉体生命。

这里可以看到，阿伦特认为，现代技术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现象的发生。而要理解阿伦特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念，则首先需要明确其所持有的对“异化”概念的特定理解。一般认为，自黑格尔的异化理论以来，“异化”已经不再单纯作为一个一般概念而存在，相对的，它开始被 “提升为一个哲学概念而加以运用”，其概念内涵大约相当于“作为主体的绝对精神的外化和对象化”^[5]。在他之后，费尔巴哈继承和改造了这一异化理论，将主体对自身本质的对象化过程理解为一种“双重对象化”−主体不仅仅是将自身的本质对象化了，在随后的阶段，主体更是逐步沦为这一对象化的对象−批判了这种异化所带来的“主体本质的丧失”^[6]。由此，“异化”已经完全作为一种哲学概念而存在了。在费尔巴哈之后，德国哲学家、社会主义早期拥护者莫泽斯·赫斯进一步将费尔巴哈对宗教异化的批判方法引申至经济领域，在一定程度上启迪和影响了后来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经济异化的分析和批判^[7]。最终，集成黑格尔、费尔巴哈、赫斯等人异化理论的精髓，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和《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正式诞生。通过对“异化劳动”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批判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主体同其活动及其产品的异己关系，指出了人同自身本质及同他人之间的对立^[8]。在这里，“异化”一词所强调的主要是费尔巴哈异化理论中的“第二重对象化”，特别突出了“异在”与“对立”的意味，重点强调了“主体创造的客体反过来对主体的支配”这一概念内涵。

因此，如果从公认的马克思的异化概念出发，对阿伦特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念的理解则会出现极大程度的偏差。在阿伦特的论述中，从未包含任何与主体、客体及对象化等有关的内容。事实上，阿伦特从未将“异化”作为一个明确的哲学概念来理解，相反，她是将其作为一个一般概念来进行解读的。阿伦特抛开了自黑格尔以来的传统，转而从词源学出发，选取了“异化”一词从希腊词汇allotriôsis发展至德语词汇entfremdung时，所增添的一重宗教以外的世俗内涵，即对“疏远上帝”内涵的直接世俗化−与宗教以外的某事物分离、脱离、疏远、陌生化等^[5]。因而，可以认为，阿伦特所谓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也就仅仅意味着“现代人依赖技术的发展脱离了人类自身的生存条件：地球和世界”^[4]。

二.   双重脱离倾向与生态危机

正是在将“异化”重新诠释为“脱离”的基础上，阿伦特找到了现代技术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产生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因果链条−现代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人类对地球和世界的双重脱离倾向，而这种脱离倾向通过两条不同的发展路径共同导向了对自然生态的破坏。

第一条路径由人类脱离地球的倾向所引发。对于阿伦特而言，伽利略所开创的新天体物理学世界观实际上导向了“心灵仅能够认识由它自身所生产出来的东西”的信念^[4]。而这一信念导致了现代人类的加倍活动−他们不再满足于被动地观察自然、获取自然材料或模仿自然进程，相反，人类开始通过实验的引入，对自然采取行动。阿伦特在这里引入了她的“行动”概念。“行动”是阿伦特依照其鲜明的三元区分组织原则对人类活动进行现象学分析时，所提出的一个至关重要的概念。阿伦特用“积极生活”来指示三种根本性的人类活动：劳动、工作和行动。而这三种活动分别对应三种不同的“人之条件”：劳动，对应于人作为动物的生物生命；工作，对应于人类在地球上建造的人造物世界；行动，则对应于人类作为不同个体的复数性。在她看来，“行动”具有不同于劳动和工作的特殊性和优越性，它“提示了人的诞生性和开始的奇迹” ^[4]。也因此，“行动”只能产生于人与人之间，因为“内在于行动的巨大力量和复原力只能在（人的）复数性条件下起作用”；而将行动直接引入人类事务领域之外的自然，则是对行动的错用，它等同于在“毫无补救之道”的情况下将不可逆性和不可预测性施加于自然，其危险性可见一斑^[4]。事实上，现代技术已经具备了“在一个试管里发动宇宙演化过程”的极端破坏力，并且“不关心人类在宇宙中的身份或在生物生命进化阶梯中的位置”的科学家们正试图采取行动，将这些危险的实验结果带出实验室^[3]。这一事实意味着地球将被完全暴露给异在于自然的普遍宇宙力量，整个地球生态面临着彻底毁灭的威胁。而要避免这一潜在的巨大危险则需要正确认识行动所对应的复数性条件，以人类共同体的行动来遏制科学家任意的单独行动，从而“在科学研究中分辨出导致非工具性的、适用于自然生态本身的方法”^[9]。

第二条路径则源自人类脱离世界的倾向。在阿伦特看来，由现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笛卡尔式普遍怀疑在否定世界的同时，却唯一肯定了内省所产生的确定性，而内省能够产生的唯一一个真切的对象就是生命过程^[4]。由此，在生命与世界之间发生了决定性的倒转，这一倒转逆转了劳动、工作和行动三者之间由低到高的等级序列，并最终造成了公共领域内行动的彻底缺失−现代通过对劳动的解放将其扩张至公共领域，进而取代了原有公共领域内行动的地位。这一劳动地位的僭越，就其结果而言，是导致了一个消费者社会的诞生。事实上，劳动过程的无限循环，最终也只能依靠消费需求的无休止来保证。而若要确保无休止的消费，则主要需要依赖工作的产物（使用物）性质的改变。在这里，阿伦特再次强调了她所区分的劳动与其产品（转瞬即逝的消费品）、工作与其产物（相对持久的使用物）这两组概念之间的差异。在她看来，至少是在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上，劳动与工作是完全不同的：劳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人与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过程，其本身对自然生态并不会造成破坏；而工作，却是独立于自然循环过程之外的，对自然生态具有掠夺性和破坏性的^[10]。因此，对待消费品与使用物的态度也应当是不同的，人们不应该用吃掉一片面包的时间来消耗掉一张桌子。然而，在前面所提到的、借由技术的介入、让使用物能够不断加速消费品化的一个消费者社会中，两者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缩小。而这种不断加速的“使用物的消费品化过程”给自然生态造成的破坏也正在逐渐加剧：一方面，加速生产的需要催生了对自然物质材料的过度索取和消耗；另一方面，对使用物的快速弃用又加重了对自然环境的污染。阿伦特指出，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则需要抑制劳动和工作、阻止劳动地位的进一步僭越，从而恢复行动在等级序列中的原有位置，以行动来实现“政治生活的复归”^[11]。

三.   阿伦特异化理论对现代社会矛盾现象的揭示

应当承认，阿伦特对现代技术的反思很可能是纷杂的、零散的、未充分深入的。在她的论述中，至少能够看到下列与现代性批判相关的理论的影子：安东尼·吉登斯对现代工业文明“脱域”现象的探讨；赫伯特·马尔库塞对现代社会“单向度的”生活方式的反思；赫尔曼·E·戴利等人对“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废弃”的现代生产生活模式的批判，等等。当然，阿伦特的理论并非是对上述思想的一种简单叠加和杂糅。事实上，在她对技术的反思之中，通过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这一组概念的提出，阿伦特建立起了她独特的异化理论，这一理论巧妙地揭示出了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现象，为理解现代自然生态问题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思路。

阿伦特异化理论对现代社会矛盾现象的揭示，首先体现在它揭示了现代人对自然生态的矛盾态度。在其所描述的地球异化现象中，自然生态被视作了一种伴随着现代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完全可以被超越的限制条件。从一定程度上来讲，正是这一信念导致科学家在行动中无视自然法则。而这种对自然生态漫不经心的态度，也往往是导致重大技术事件的原因所在，这些事件对自然生态所造成的影响很可能是爆发性的、决定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而相对的，在她所描述的世界异化现象中，自然生态却反过来被视作了一种人类永远无法超越的限制条件。阿伦特指出，在现代消费社会中，生命和世界的倒转消解了人类存在与一切纯粹的动物环境之间的界限，作为个体的人淹没在人类种群致力于生产和消费的集体生命之中，像任何仅仅受自然法则支配的无思想的动物物种那样去行为和思考自身^[4]。然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受自然生态限制”仅仅是一种“借口”。事实上，现代生产和消费过程所涉及的诸多活动、产品等都是高度人为的，人们通过技术的介入加快了原本的自然循环节奏，给自然生态造成了一种常态性的、持续性的剥夺。

在阐释了对自然生态的矛盾态度后，阿伦特进一步揭示了现代人对人的存在条件的矛盾认识。在她看来，在地球异化中，现代人所表现出来的对自然生态的漠视，其背后暗含着现代人对超越现有存在条件的极大信心。现代空间技术的发展让人类相信，他们有能力摆脱地球环境的绝对束缚，从而进入太空，将一个更大的宇宙空间作为自己的“领地”或家园。而相反，在世界异化中，沉迷于消费主义的现代人对自然生态及其必然性所表现出来的过度依附，却显现了现代人对脱离现有存在条件的深刻怀疑。现代技术的介入将人们的日常淹没于消费品的洪流之中，教唆他们将消费作为生活方式，从而使现代人误将自身视作最受自然限制的动物物种，丧失思考、反思自身的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在阿伦特的概念体系中，现代技术发展所引发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使现代人对自然生态产生了一种矛盾态度，也对自身的存在条件产生了一种矛盾认知。但无论是矛盾的哪一面，就其结果而言，对自然生态都是具有破坏性的，两者所造成的现代自然生态问题仅仅是方式、程度上的差异。这里可以看到，阿伦特所揭示的这种现代技术发展中的“矛盾”，并非是一种不可调和的绝对对立。相反，它在对自然生态的破坏中达到了某种程度的“统一”。应当认为，这种对技术发展中的“对立统一”的揭示，正是阿伦特现代技术反思的独特价值所在。

四.   阿伦特异化理论的局限性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阿伦特的异化理论揭示了现代技术发展对自然生态的破坏性，在理解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上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然而可惜的是，由于其理论的内在局限性，该异化理论并不能为解决现代自然生态问题寻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种局限性体现在阿伦特对人的本质的否认之中。她否认一切关于人的本质属性的论述，在她看来，“任何人类活动和能力，都不构成所谓人存在的本质属性”；“关于人的‘本性’所能做的唯一声明是：人是受条件规定的存在者”^[4]。而对于这一（些）规定人的存在的条件，阿伦特却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她并未准确回答，是否应当存在一个（些）人所绝对不能脱离的条件。换句话说，在阿伦特的理论逻辑之中，很可能从根本上就不包含一种对非异化状态的设定。对她而言，人需要受某条件规定，但这个某条件却是不确定的未知数X。这个X可能在当前阶段表现为A，却在未来条件下表现为B。因此，在实际上，阿伦特并不会致力于将人类从对某种特定条件的脱离之中“挽救”出来。举例来说，在对现代技术的反思之中，阿伦特发现了现代人具有一种脱离地球的倾向，她认为这种倾向很可能是引发现代生态危机的原因之一，但对于是否应当阻止这一倾向，即是否应当通过使人不脱离地球来解决这一现代自然生态问题，阿伦特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因此，从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阿伦特的异化理论从其逻辑起点开始，很可能就是不包含真正的解决之道的。

而这种对人的本质的否认，在阿伦特误读马克思的劳动异化理论时，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她曾公开宣称，“现代的标志是世界异化，而绝非马克思所设想的人的异化”^[4]。阿伦特从根本上否认“人的异化”这一表述，她强烈反对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继而将现代性问题的根源归结为资本所导致的劳动异化的观点。在她看来，首先，就不应当存在一种能够与人类存在完全划等号的活动或能力；而退一步讲，即使存在一种能够用于界定或代表当前阶段人类存在的活动，该活动也绝对不可能是劳动。因为对于阿伦特而言，劳动绝非马克思所设想的那种属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是在人的积极生活中位于最低等级的、基本完全受制于生命必然性的一种人类活动。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阿伦特所使用的劳动概念与马克思的劳动概念，其内涵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更进一步说，阿伦特的劳动，其概念外延是更小的。从大体上来看，马克思的劳动就相当于人类活动的概念；而到了阿伦特这里，人类活动却被三分为了仅与必然性相连的劳动、仅与生产性相连的工作和仅与创造性相连的行动。这种对人类活动的三分，或许对阿伦特阐明“工作的劳动化是如何加速对自然生态的破坏”这一点具有极大的帮助，但却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她从整体上去理解一种包含了必然性、生产性和创造性在内的人类活动。因此，她也就很难理解马克思的劳动概念，更难理解将一种人类活动作为人的本质属性的原因所在。而正是在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误解下，阿伦特反对实施“劳动解放”，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恢复行动”的实践原则，旨在通过恢复公共领域内的政治活动、恢复人类活动中的创造性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现代性问题。这里面所谈到的“创造性”，在一定程度上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人的劳动的自由创造性”相似。但必须明确的是，与马克思不同，在阿伦特的行动概念中，是不包含必然性和生产性在内的，是完全忽视物质经济等层面的。而这样一种单纯从政治层面考量所提出的解决方案，在实践上很可能会使阿伦特陷入一种抛开必然性的理想化的乌托邦。

五.   小　　结

环顾我们身处其中的现代世界能够发现，在现代技术的主导下，两股不同的力量正在左右现代人的生活：其中一股利用高新技术的发展促使人工演化取代自然演化，通过“参与进化”的方式彰显人类超越自然限制的无限可能^[12]；而另一股却通过现代技术的介入不断加速生产进程，在一个愈加“富足”的消费者社会中隐藏着人类屈从于自然限制的强烈本能。从一定程度上来讲，如今这一略显矛盾的状态，在其刚刚显露矛头时，就已经被阿伦特敏锐地发觉并加以充分的论述。作为一位典型的“六经注我”的政治思想家，阿伦特重新定义了“异化”的内涵，并由此提出了她的“地球异化”和“世界异化”概念，建立起了独特的异化理论，试图描述并揭示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现代性问题。

应当承认，阿伦特的异化理论在揭示现代社会中的矛盾现象、阐释现代生态危机的成因方面，确有其独到之处。她巧妙地揭示了现代技术的发展与生态危机的产生之间的一种可能的因果链条。一方面，现代技术发展导致了地球异化，人类尝试脱离地球，并开始认同自身的“宇宙起源”，而不再将自己视作受地球自然限制的存在。这引发了一种对自然生态漫不经心的态度，并最终通过将宇宙过程导入地球自然的行动，给整个自然生态带来了毁灭性的威胁。另一方面，现代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导致了世界异化，人远离世界、将生命视作比世界更稳固的存在。这提升了支撑生命过程的劳动的地位，并推动了一个劳动者和消费者社会的形成。而在这个最终形成的消费者社会中，人反过来将自己看作一种最受自然限制的动物物种，表面上以“对自然生态无能为力”为借口，实则利用技术发展心安理得地不断加速生产与消费的循环过程，将一切工作产品都当作消费品来对待，日益加剧对自然物质的剥夺和对自然环境的污染。

然而，同样不可否认的是，阿伦特的异化理论很可能仅仅是对现实中人们所持有的对自然生态的矛盾态度及其背后所隐含的对人的存在条件的矛盾认识的显现，而非批判。换言之，她本身对人类是否需要依赖于自然生态以及能否超越现存条件也同样持有一种模棱两可的态度。从一定程度上来讲，这种矛盾，或者说模棱两可的态度，源自于其理论建立的基点，即对人的本质、对非异化状态的否认，它极大地限制了阿伦特异化理论的深度。而在这一异化理论的主导下，阿伦特反对马克思将劳动看作人的类本质的观点，倡导限制劳动、从而恢复行动的实践原则，无疑仅能创造一个漠视必然性的乌托邦，而无法真正解决包括生态危机在内的各种现代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