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遵循的环境伦理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国家公园的出现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原则转化为环保实践的典范。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社会古已有之的话题，也是国家公园所蕴含的环境伦理的永恒命题。人类孕育于自然，接受自然的馈赠，向自然界推出并输送人造之物，但始终处于自然物的包围之中，始终离不开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持续审视。以工业革命为时间节点，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环境伦理的道德地位上发生了颠覆式变化，人与自然关系的价值认知走过了三个阶段：工业革命以前的“人类受制于自然”、以顺应自然规律为主，到工业革命之后的“人类控制自然”及大力改造自然，再到后工业时代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重寻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平衡。不同历史阶段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深刻反作用于我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当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最全面、最精准、最简洁、最生动的概括集中体现在“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中，这也正是支撑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最重要的环境伦理原则。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具体内涵尚未有一个公认的确定性描述，其大意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两者之间应保持一种可持续发展的良好状态。人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自然则滋养人类、哺育人类、启迪人类。这一理念是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总书记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站在新的高度对人与自然关系所作的一系列阐述的核心价值理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围绕国家公园建设的基础性环境伦理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扎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早在《周易》中就有“有万物然后有男女”^[1]293；《六韬译注》中记载姜太公曾言“天生四时，地生万物”^[2]28，暗示人类是自然之产物；孟子指出“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3]5，喻意顺应自然规律是人与自然互惠互利、和谐共生的应然选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还立足于东西方优秀传统文化的融汇贯通，自觉遵循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恩格斯指出，“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自然界是人的无机的身体”^[4]998，因此，“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4]998。人类来源于且依赖于自然界，自然界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提供所需的养料，人类必须在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利用自然，其精神实质便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的环境伦理原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审视比较世界不同区域经济社会非生态式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的提出也正是在总结我国改革开放之后，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坚持绿色发展之路，在美丽中国建设方面取得非凡成就的基础上，以及在国家公园布局建设的良好开端上所做出的理念倡导。

国家公园这一概念虽源自西方，但却在东西方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中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环境伦理原则为主导，进行着有效交融。有一种观点认为它最早由美国艺术大师乔治·卡特林提出，他认为国家公园是“政府部门根据一定的环保政策开设一个大的生态公园，里面包含人、猛兽，全部的一切都处于原生状态，反映着大自然的美”^[5]231-248。时至今日，国际社会对国家公园的概念也没有达成一个确定的共识性描述。对国家公园的定义进行界定的还有世界自然资源保护联盟，其1974年认定的国家公园标准包括四个方面：面积不小于1 000 hm²，具有优美景观的特殊生态或特殊地形，有国家代表性，且未经人类开采、聚居或开发建设之地区；为长期保护自然原始景观、原生动植物、特殊生态体系而设置的保护区之地区；由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采取措施，限制开发工业、商业及住宅之地区，禁止伐林、采矿、农耕、放牧、狩猎等行为，同时有效执行对于生态、自然景观维护之地区；维护目前的自然状态，仅准许游客在特别情况下进入一定范围，以作为现代及未来世代科学、教育、游憩、启智资产之地区。总的来说，国家公园就是一个国家为了保护一个或多个典型的生态系统的完整性，为生态旅游、科学研究和环境教育提供场所，而由相关部门划定的需要特殊保护、管理和利用的自然区域。它既不同于普遍意义上的自然保护区，也不同于一般的旅游景点。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政府也从体制机制上开始探寻国家公园建设。2017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指出“国家公园是指由国家批准设立并主导管理，边界清晰，以保护具有国家代表性的大面积自然生态系统为主要目的，实现自然资源科学保护和合理利用的特定陆地或海洋区域”^[6]，这是在我国官方层面公开说明什么是国家公园。关于国家公园的概念定义和理念内涵还在随时间发展不断完善。总的来说，国家公园主要具备如下四个功能：提供可供观赏的保护性自然环境、保存多样的物种及其遗传基因、提供国民游憩之地及繁荣地方经济、促进相关学术研究及环境教育。

从国家公园的概念内涵及在自然空间场景中已逐渐凸显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原则来看，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追求自然性、人文性、社会性和经济性，致力于在人、环境与自然的完美契合中，使人类在国家公园这一典范式自然场域中享受到自然之美。进而，在体验自然界美好、完整、稳定的同时融合精神感悟，以达到自然教育的目的，并收获这一更高层级的自然保护地的生态经济效益。保护式建设是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伦理原则的行动落实，是立足于自然保护地完好保存的修复式建设，是基于自然原生态环境的系统维护。它的观念实质指向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理念，因此，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所遵循的环境伦理原则在典范的意义上就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   遵循环境伦理原则的国家公园建设：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实践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环境伦理原则的提出，有效地完善了国家公园的保护式建设。其从原则到内涵的不断丰富，夯实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践。党的十九大报告从生态文明的角度，将中国的现代化界定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项宏大且复杂的系统工程，“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场涉及从生态文明观念到生态文明制度，再到生态文明技术和生态文明行为等一系列整体性、划时代性的重大变革”^[7]5。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在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基本环境伦理原则的基础上，拓展环境伦理内涵的实践，也从如下四个方面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力量。

一   国家公园体现的生态文明观念现代化

国家公园是生态文明观念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其保护式建设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观念的具体落实。每一次观念的变革都是时代变革的先导，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8]。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属性的基础上，将全球生态文明普适性观念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念的特殊性紧密结合，是一种深刻且能够有效指导中国特色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实践的先进理念、科学思维和合乎规律性的系统观念。中国境遇下，包含着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思想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萌生于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观、热爱自然敬畏自然的生态审美观，具有系统性、科学性、整体性和实践性。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还建立在对传统工业文明价值观、发展观、伦理观的超越之上，有助于在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进程中转变发展观念，实现绿色、生态和可持续性发展，推进人与社会和谐关系的构建，从而达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目的。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有助于唤醒并强化人们内心深处对自然的热爱、提高自然审美、加强自我的生态道德意识，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敬畏自然的观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有助于把握好美丽中国与经济强国二者的辩证关系。

国家公园作为一种自然场域，在特定的国土空间中进行着以环境保护为目的的自然构建。遵循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理念，国家公园将人与自然生态环境紧密相连在一起，它是人化的自然，也是自然的人化，是人与自然生态环境良性互动的场所。当前，水土流失、沙漠化、水资源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森林砍伐、空气污染等环境问题依旧存在，是急需解决的民生议题，是阻碍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克服的一大难关。国家公园建设正是人类对环境问题的认知从意识到有效实践的过渡，在国家公园这样一个自然空间中，这些生态环境问题将在最大限度上得到有效解决。国家公园建设深入贯彻落实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缓解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矛盾，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发挥到最大化，给当代人一片净土，也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同时，国家公园的保护性建设离不开人们自然道德感的增强与对自然责任的主动践行，国家公园的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离不开国人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生态文明观念的真正体悟与把握。

二   国家公园体现的生态文明制度现代化

国家公园的保护性建设，需要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制度支撑，需要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环境伦理原则赋予制度内涵的支持。生态文明建设的现代化制度体系为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了坚定的制度保障，因此，着力于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的生态文明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特征。新时代，应对中国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主要矛盾的变化，需要科学的国家公园顶层制度设计来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从制度层面对生态环境问题进行透彻分析，才能把握本质，用保护性建设制度的规范性、权威性和约束性彻底解决生态治理中反复出现的问题和难题，走出污染—治理—又污染—又治理的恶性循环。建立在我国生态文明现代化制度基础之上的国家公园建设的主要思路，包括完善国家公园保护的终身责任追究制、完善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的相关法律法规、合理建设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的考核评价体系、创新生态资源产权制度等，这些都是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制度支撑。

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环境伦理原则内涵为观念基础，建立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的体制机制，既要与国际社会接轨，又要符合我国自身国情。综合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儒释道融合的传统文化背景、美丽中国建设的现实需要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发展阶段等因素，在此基础上探讨出一套完整的国家公园体制机制，这套体制机制必然包含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体系之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在《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中就明确说过：“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改革各部门分头设置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文化自然遗产、地质公园、森林公园等的体制，对上述保护地进行功能重组。”^[9]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再一次明确提出建立系统完备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是落实这一部署的重要措施，目的是以此为改革的突破点，整合和优化现有保护体系，探索我国自然文化资源保护管理的新模式，解决深层次矛盾和问题，推动建立严格的生态保护监管制度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具体来说有两大任务，即创建国家公园，完善保护地体系^[10]21。面对国家公园保护式建设的战略课题，中央政府统一负责制定法规、规划蓝图、审批建设、资金预算、监督标准等管理工作，并且可以尝试多种市场运营机制，定期考核相关部门负责部分的工作进展，建立起中央—地方—部门三位一体有效配合的由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构建起规章制度、法律条文等多方辅助的保障体制，提高管理效率。

三   国家公园建设体现的生态文明技术现代化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生态文明技术的有效落实。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生态文明技术现代化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生产力。生态文明现代化技术是一种能够可持续利用的先进绿色技术，是对传统工业文明采矿技术、蒸汽技术、金属冶炼等对资源高消耗、高浪费所引起的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等技术的超越与变革。生态文明现代化技术保护人的环境权益，不仅满足了当代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绿色产品、美好环境的需求，促进绿色产品的生产与消费，推动人民群众绿色生活方式的形成，而且也保障了后代享受美好生活的权利。

国家公园的建设建立在环境科学、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理论以及经济学、管理学、生物科学等一系列科学知识的支撑之上。在国家公园这个自然场域中，消耗低、产出高、自循环、无公害，以太阳能、风能、地热、潮汐能、生物能等自然力和清洁能源为主要能源基础，以生物技术、清洁技术等高新技术为主要技术支撑，高效利用不可再生资源，合理开发了可再生资源。我国国家公园试点建设，还积极搭建了国家公园研究机构，深化与各科研院所、高校部门的合作机制，有效提升了国家公园的科研水平。来自多学科领域和有着相关行业背景的高水平人才，形成了巨大的智力支持，围绕国家公园工作的开展和研究，发表了一系列高水平学术论文，不乏在全球具有影响力的顶级研究成果。同时一些合作产生的科研成果业已运用到实际的保护管理工作之中，为国家公园的生态系统恢复和物种保护工作提供了技术支持，这些也是我国国际绿色竞争力的体现，是我国生态文明技术现代化实践的一部分。

四   国家公园建设体现的生态文明行为现代化

在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中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需要切实落实到以环境伦理内涵为理念支撑的生态文明行为的及时跟进。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与人们无度失序的行为紧密关联，同样，生态环境的好转一样离不开人们的付出与行为的转变。生态文明行为的现代化，是生态文明观念现代化、生态文明制度现代化、生态文明技术现代化的实践和目标。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及实现离不开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的现代化环境伦理内涵与实践的知行合一。党和政府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领导核心与组织者，企业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主力军，肩负着实现低碳、绿色、循环发展的重大环境责任与社会义务，引领着全社会的生产与消费方向；人民群众是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主体，对以国家公园为典范式存在的自然生态环境具有保护性建设的义务。

国家公园的兴起是一种新的生态经济模式，是一种新的自然保护区模式，是一种新的绿色消费模式，是一种新的环保旅游方式。参观国家公园、享受美丽的自然风光也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概括来讲它就是生态的、绿色的，这是未来的生态文明社会一切行为离不开的两个准则，将深刻改变人民群众的娱乐休闲方式。党和政府在做好实地调研、遵循自然规律和听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做好顶层设计，提高决策水平，这会极大提高国家公园建设的成效。人民群众是建设国家公园的主体之一，也是直接受惠者，每位公民在享有优美、宁静、舒适的环境资源的同时，也承担着主动保护生态环境的义务，节制自己的欲望，约束自己的行动。政府与相关部门用合适的手段宣传引导正确的生态价值观念，以有效完善的体制与政策指明国家公园建设的前进道路，引导公民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的环境监督与治理。在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过程中，以环境伦理原则为指导，鼓励生态公民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志愿活动、宣传推广及建言献策中，和投身国家公园生态系统保护的实践中。构建好政府、企业和公民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的的生态文明现代化的全民参与行动体系，才能推动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一步步走上正轨，迈上新台阶。

三.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趋势:国家公园环境伦理理念的普及

作为我国国家公园环境伦理的源泉，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一理念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中需要推动新趋势，再踏新征程，重塑新辉煌。十九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提出了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和提升生态系统质量和稳定性，需要“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11]29，这是国家关切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的重要体现。“国家公园是人类环境伦理思想的一种实践”^[12]13，而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在如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从理论到实践的过渡、如何避免国家公园建设实践的盲目性以及偏离美丽中国建设目标方面，提供了方向指示；在如何有效跟进中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整体进程中，充分诠释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环境伦理原则及内涵的理念关注焦点。

一   新征程背景下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的实践转向

以美丽中国新征程为新起点，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的实践趋向将以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为载体，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实现，这也是增强自身思想、思维和理论厚度的创新趋势。余谋昌认为实践性是环境伦理学的精华，并指出“环境伦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正在推动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的变革，成为改造我们的世界观，推动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践的积极力量”^[13]。直接现实性是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内涵的根本特点，因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则是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内涵的实践转向。

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及内涵实践转向是一场涉及人与自然之间的生态道德规范化的社会实践活动。马克思认为“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14]928，其中，“无愧于”和“最适合于”正是道德原则规范和道德行为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的要求，只有达到“无愧于”和“最适合于”的标准，环境伦理内涵才会产生积极、合理和有为的实践转向，而国家公园建设就是这一转向趋势的典范。新征程背景下的我国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正需要在环境伦理的原则规范下，实现内涵面向自然的实践转向，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内涵实践转向的可能性和有益性。

二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的实践归属

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的实践转向，以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为实践目标和归属，这是我国国家公园环境伦理为什么“能”的一次伟大实践。“现代化”是指“向任何一个更‘新’的‘现代’时期或状态的转变过程”^[15]31，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是新时代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新的转型过程，想要实现这个新的转型，需要在环境伦理视域下审视问题的源头、实践的过程和目的。国家公园环境伦理作为新的理论视角，将从道德层面为这一新的转型提供支持，这也是实现概念本身内容的创新、理论的沿延以及从理论到实践的一次转变。

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趋势是我们迈向环境友好型社会和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希望和归属，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塑造自己的未来，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需要尽可能多地认识自然和社会，并将这种认识与比现在要好的社会和世界的道德观念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希望逐步向这种社会和世界迈进”^[16]111。国家公园环境伦理正将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认识与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世界道德观念、准则和行为结合起来。国家公园的保护性建设一方面是人类承担起保护自然的一份责任和义务，另一方面则是人类善待和热爱自然的积极作为，从主体和受众两方面都能保障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的实践归属的实现。

三   基于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的实践趋势谋求生态建设的长效维稳

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致力于自然保护实践的趋势，依归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道德准则。“生态伦理旨在确立一种基础较为宽泛的人类合宜面对自然的道德体系，它并不立足于解决基于观念差异的不同伦理体系的冲突，而在于为调和公民在与自然交往的公共生活中行为处事创设规范性准则”^[17]65，国家公园是自然保护体系和人与自然命运共同体建设的关键一环，它是在环境伦理指导下的规范性准则的产物，也是环境伦理在人类合宜面对自然的道德层面实践化的突破，因为只有环境伦理扎根大地才能实现生态建设的长效维稳。

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利益是在国家公园环境伦理原则内涵的实践趋势中，谋求生态建设的长效维稳的根魂所在。立足国家公园保护性建设的环境伦理是从一种新的道德伦理维度审视人与自然的适宜的相处方式，一种建设人与自然利益共同体的道德实践。它“在自然利益优先的环节下，循着分享共同利益与公共理性规范的生态伦理导向，要求公民基于相互尊重的理由融合与自然界的互动趋势”^[17]81，也只有这样，才能实现万物和谐，进而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趋势在环境伦理原则内涵指导下的实践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