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关注中国森林问题，尤其是中国北方地区毁林引起土壤侵蚀、河流淤塞以及水旱灾的西方人士数不胜数，又以美国的关注最为持久。从国家元首、联邦政府相关部门到外交官、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以及大众，美国社会各个层面都形成了对中国上述问题的认识。以往学界对诸如博物学家、植物采集者、林学家、工程师、地质学家等人群的记述关注较多，而对社会学家的观察则明显忽视。本文基于对近代最具影响力的多位美国社会学家及其著作的考察，试图为近代西方人士关注中国森林问题的图景补充一块新的拼图。

一.   中国作为社会学研究对象的价值

中国为世界自然科学和工程研究提供了绝佳的舞台，这一认知获得了近代以来中外著名人士的普遍共鸣。如晚清新政的参与者，同期著名的外交官、作家陈季同（Tcheng Ki-tong, 1851—1907年）曾引用一位西方人士的观点，“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这片广袤的土地在自然地理、物产和博物学方面呈现更大的多样性，不论是平原、沙漠、山脉、谷地、大河，还是拥有文明化市民的城市、要塞和森林等。它的边疆屏障−长城以及运河，无论从规模还是古老程度来说，都被视作世界奇迹”^[1]。当时的美国工程师在论及美国需要学习世界各国水利经验时曾指出，“在世界上更古老的灌溉区，我们找到关于河流管理明智做法的一些典范。中国和印度能够教会我们很多方法”^[2]。来华的美国美以美会传教士柏赐福(J. W. Bashford, 1849—1919年)曾说，“美国人将污水排入河流和湖泊，被中国人视为是不可思议的愚蠢做法，不是基于它会污染饮用水，而是因为这种做法浪费了可以作为肥料的物质。无论从卫生还是节约方面，现代科学都正在接近中国人对我们目前做法的评价”^[3]。而曾参与中国洪水控制研究并作为大运河整治工程中国政府顾问的美国土木工程师弗里曼（J. R. Freeman, 1855—1932年）对中国的赞美更是溢于言表，他直言“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能比中国利用水利工程科学和技术为人类做出更多贡献。如何调节和引导中国的大江大河达到洪水控制和航运的目的，给我们带来了世界上最有趣的一些水利工程问题。世界上没有任何地区能够提供巨大的机遇，使得我们能够通过工程技术措施以及向中国政府的大量建设贷款，开展关乎上百万灾民的赈灾活动”^[4]。因参与1920年华北大饥荒后由美国主导的防灾研究计划而来华工作的美国林学家、土壤保持研究者罗德民（W. C. Lowdermilk, 1888—1974年）在黄河流域考察后兴奋地说道，“没有比研究人类活动对土地的改变以及由此给人类带来的影响更吸引人的工作了。华北地区可能为此研究提供了最佳空间，因为它位于中华文明之花绽放的肥沃冲积平原上。正是在这里，这朵文明之花随着山区森林植被的利用和破坏而经历了兴衰。覆盖黄河流域的黄土层形成了可以上溯五千年的文明。昔日人口的遗迹、山区的剥蚀、大尺度的侵蚀、河床的淤积、洪水及饥荒的记录，为研究人类和自然关系提供了充分的证据”^[5]。

而关于中国为社会学研究同样提供了丰富素材的观点也有不少^①。在中国居住多年的英国著名商人、旅行家、皇家地理学会成员立德（A. J. Little，1838—1908年）在其记述中国的书中直言，“不仅自然问题，而且在其他领域如社会、政治和伦理方面，都因这一广袤土地的状况和历史被深入研究而得到呈现。这些研究，由客观的研究者开展，无疑将会产生改变上述领域很多既定观点的结果。比如，在对中国进行深入研究后，关于秩序、公平和文明的高级阶段仅为基督教国家所独有这一观点将不再站得住脚……中国内地18省，每省的人口、面积都和一个欧洲国家相仿。在知识领域，无论是自然科学各个学科，还是历史学、伦理学、民族志学和语言学，都为探险者提供了空间”^[6]。1890年，英国传教士莫里斯（T. M. Morris, 1830—1904年）奉命来华调查英国浸礼会在晋鲁两省的传教情况。他在中国内陆9省旅行近5个月后所写的工作报告中坦言，“在中国时，我们每一个转身都会遇到最吸引人的问题。社会学家、地质学家、历史学家、比较宗教学研究者、政治家、基督徒，所有人都发现那里是一块充满乐趣的土地”^[7]。近代《泰晤士报》驻远东特派记者柯乐洪（A. R. Colquhoun, 1848—1914年）曾说，“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习俗以及社会特征，吸引了很多学者，并将在未来数世纪里继续为社会学、宗教学、哲学和文化等学科的研究者提供不会枯竭的素材”^[8]。1900年，美国矿业工程师和金相学奠基人加里森（F. L. Garrison, 1862—1951年）在中国工作一段时间后发出这样的慨叹，“目前可能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提供了如此众多而有趣的社会问题。对这一领域的研究者来说，民族的发展和特征主要受周边自然环境状况影响并得到塑造。很难相信这些基础问题能够比通过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研究而得到更好解释”^[9]。而20世纪上半叶美国著名旅行作家弗兰克（Harry A. Franck，1881—1962年）在中国内陆地区的甘肃省进行了长时间的旅行，用171幅不常见的照片以及一本游记详细记录了该省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他认为尽可能多地了解外国邻居是重要的，尤其考虑到当时在美国有大量关于中国的错误观念^[10]。这也道出了何以那么多美国社会学家关注和研究中国，消除误解是他们研究的动力之一。上述人群背景非常多样，而且都有多年在中国乃至世界其他地区工作和生活的经历，他们的观点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英国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教育家，被誉为“社会达尔文主义之父”的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年）在其三卷本社会学著作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一书中就以中国为例论述自己的观点^[11]。无独有偶，作为本文重点论述对象之一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罗斯（E. A. Ross, 1866—1951年）在与其同名的社会学经典著作中也以中国为例，用不小的篇幅论述造成中国文明和社会衰落的外部原因^[12]，足以说明前述众多人士所言不虚。

二.   相关社会学家及其著作在西方社会的深远影响

本文选取明恩溥（Arthur H. Smith, 1845—1932年）、柏赐福、倭讷（E. T. C. Werner, 1864—1954年）、罗斯与甘博（S. D. Gamble, 1890—1968年）这5位通过社会学视角观察中国森林问题的社会学家，首先基于他们在西方社会的深远影响，同时也是由于他们对中国森林问题的观察在中外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明恩溥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年来华，先后在天津和山东传教，并兼任上海《字林西报》通讯员。1905年辞宣教职，留居北京通州，致力于写作，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返美。他著有关于中国和中国人的很多社会学著作，如Chinese Civilization、Chinese Characteristics、Village Life in China、Rex Christus: 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 The Uplift of China, China and America Today等^[13]。柯乐洪曾说，那个时代的西方公众对中国的了解主要得益于两位美国传教士作家卢公明（Justus Doolittle, 1824—1880年）^②和明恩溥^[8]。英国伦敦会传教士杨格非（Griffith John, 1831—1912年）在为明恩溥The Uplift of China一书所作序言中，称赞后者为那个时代“最卓越和最流畅的作家”，认为“那些渴望对旧中国和新中国有总体了解的人，没有比浏览这本书更好的办法了”，“没有任何其他有关中国的书能够在如此小的篇幅里汇聚了如此多有价值的信息，以如此具有可读性和吸引人的形式呈现给读者”^[14]。1890年出版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一书最初是明恩溥为上海的英文报纸North China Daily News准备的，其中的一些话题当时不但在中国，而且在英国、美国、加拿大均引起广泛兴趣，甚至在1892年售罄后，读者不断要求再版，这也使得该书分别于1894、1900年先后4次再版^[15]，后被译为多种文字，在当时介绍中国的书籍中拥有最广泛的读者。1925年，在一项面向在华外国人“对了解中国最有帮助的英文书籍”的问卷调查中，得票最多的5本书中前两本正是明恩溥的著作^[16]。1906年他向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年）提出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并用于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教育经费的建议获得采纳^[17]。而他关于“只见过报纸记者和环球旅行者自信地宣称他们了解中国”的说法则先后得到卫理公会女传教士裴来时（Mary Ninde Gamewell，1858—1947年）^[18]、南浸信传道会教士山德士（J. R. Saunders，1873—？）^[19]的认可。

柏赐福，1904年来北京，1913—1919年任上海美以美会会督，著有China:an Interpretation、China and Methodism、The Awakening of China、China Centennial Documents等著作^[13]。他于1904年以55岁高龄辞去卫理公会洛杉矶主教身份前往中国担任美以美会驻区会督，1904年还曾担任福州华南女子学院第一任校长。他在中国的15年促进了基督教各教派分工合作的联合办学模式，为燕京大学的诞生及中国近代基督教会大学水平的提升做出了贡献^[20-21]。

倭讷，英国外交官、汉学家，生于新西兰，1884年来华为英国领事馆的译员。1889年任使馆助理，先后在广州、天津、澳门、杭州、海南岛琼州及九江等地工作。1911年成为英国驻福州总领事，1914年退休后回到北京，专心研究汉学。他是北京协和医学院规划委员会成员、北京大学讲师及皇家亚洲文会成员。著有Descriptive Sociology−Chinese^③、China of the Chinese、Myths and Legends of China、Chinese Ditties、Chinese Weapons、A Dictionary of Chinese Mythology、A History of Chinese Civilization^[13]。

罗斯，美国著名社会学家、经济学家，先后在印第安纳大学、康奈尔大学、斯坦福大学、内布拉斯加大学及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任经济学或社会学教授。其代表性著作有Social Control、Foundations of Sociology 、The Changing Chinese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等^[13]。1910年夏初，他以威斯康星大学社会学教授身份和时任美国驻厦门领事安立得(Julian H. Arnold, 1875—1946年)，从山西省太原出发向西南经陕西、四川，穿行1 200英里到达成都，后经重庆到湖北宜昌，花6个月时间深入观察、研究中国和中国人，而后在The Changing Chinese一书中详细记述了此次行程的所见所闻^[22,2]。

甘博，美国社会学家，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是宝洁公司创始人詹姆斯·甘布尔(James Gabmble) 之孙。1908年随父母首次来华旅行。1912年甘博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此后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学习劳动经济学与工业经济学。1917—1919年间作为基督教青年会干事来到北京。他在中国进行了许多社会调查，并在后来成为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的美国基督教青年会传教士步济时(John Stewart Burgess, 1883—1949年)协助下出版了Peking: a Social Survey。1924—1927年他再次来到中国，期间调查了283户家庭，并于1933年出版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iping。此后，由于他对中国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创始人晏阳初(1890—1990年)的定县实验很感兴趣，于1931—1932年间第四次来到中国进行社会调查。回到美国后，撰写了Ting Hsien: a North China Rural Community、North China Villages: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Activities before 1933等书^[13]。他先后四次来华，期间拍摄过大量有关中国的珍贵照片，而其编写的《定县秧歌选》则是在他去世后的1970年才得以出版^[23]。

有当代西方学者曾经指出，对近代早期来华后在沿海地区活动的人来说，居住时间长短是其观点是否值得被注意的重要标准，而后随着特派记者和旅行家的蜂拥而至，以活动范围的广度而不是体验的深度表明程度显得更为重要。继之以西方人士在华活动地域从沿海口岸城市向内陆地区扩展，一个问题随之凸显，即此前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叙述大多存在以偏概全的倾向^[24]。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在港口城镇的旅行者和定居者虽然写了大量关于中国的内容，但是这些内容非但没有向西方人充分展示中国，反而让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变得更加难以理解^[19]。可以说，在活动地域得到极大扩展之后，较之在城市生活并接触上层社会和市民阶层，居住在乡村并体验农民生活就成为更客观、更全面观察和认识中国的重要途径，而这正是社会学家的优势所在。与博物学家、植物采集者、林学家等群体的影响局限于科学界迥异，本文所述几位社会学家在政界、外交界影响巨大，而且其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深入到乡村和社会大众中去，接触底层人民的日常生活和劳作，观察中国的视野更加开阔，接触和影响的人群也更加多元化和广泛。正如明恩溥所说的那样，就当时美国与中国交往所处的阶段，了解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主要通过学习中国的小说、诗歌和戏剧等。但是另外一个渠道比所有这些加起来还要更有价值，那就是在中国人家里研究他们的家庭生活。“就像在乡村比在城市能更好了解一个地区的地貌一样，了解中国人的特征也是如此。一个外国人可能在一个中国城市生活十年，并不会获得比他在一个中国村庄生活12个月所获得的人们的家庭生活情况还要多的内容。家庭之外，我们必须以村庄作为中国社会生活的单元，因此这些内容是从一个中国村庄的角度来写作的。”^[15]上述五位人士中有三位在中国工作、调查或游历的时间都长达数十年，如明恩溥在华54年，柏赐福在华15年，倭讷在华超过65年^④。甘博虽然在华的时间不长，但是先后四次来华，参与多项乡村生活调查和研究活动。他们在近代众多来华西方人中，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远比其他人更加深刻和细致。从对以上五位社会学家的生平、在华活动及在中外社会影响的介绍中也不难看出这一点。

三.   上述社会学家对中国森林问题的关注与研究

上述社会学家无一例外从中国人的性格、生活及生产方式对环境的适应方面，观察和分析了中国因缺少森林和木材对农民生活带来的全面影响。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这些观察，以下将从共通的内容（包括用语一致和观点相似两方面）和特有的观察两方面来分析。

一   共通的内容

1   对主要典型场景的反复描绘

这五位社会学家对这些经典场景的描述见表1。众多社会学家以及来华传教士对这些场景的描述，不但在核心词汇上高度一致，甚至连语句都接近雷同，这是近代游记创作中刻板印象的典型表现。笔者认为，近代西方人形成的对中国刻板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些来华人士在其著述中不断照抄前人记述，反复书写、强调和加深这些现象造成的^{[3,14-15, 22, 25-26]}。

表  1  主要场景及关键词的出处、出现频次^①

主要场景	关键词	出处
燃料收集	fuel-gatherer，gathering fuel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23、79、149、189页) 明恩溥，Village Life in China(89、92、246、326页) 明恩溥，Chinese Characteristics(22页) 立德， Mount Omi and Beyond(183页) 菲尔德， A Corner of Cathay(266、273页) 菲尔德，Pagoda Shadows(13、100页)
用竹耙收集一切柴草	bamboo rakes，rake off	明恩溥，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2页)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79页) 柏赐福，China: an Interpretation(51页) 魏礼森，China: Travels and Investigations in the Middle Kingdom(55页) 莫里斯， A Winter in North China( 99页) 弗兰克，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 478页)
刮尽植物所有部位	scratch	罗斯，Village Life in China(247、262页) 弗兰克，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240页)
树木、灌丛连根拔起	jungle，scrub，bushes，grass，roots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23页) 布朗，New Forces in old China(211页) 立德，Mount Omi and Beyond( 257页)
高粱秆作为建筑材料	kaoliang，kao-liang，reed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267页) 柏赐福，China: an Interpretation(51页)
壮丽的古代森林	magnificent ancient forest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289页) 弗兰克，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241、245页)
仅寺庙和墓地旁树木得到 僧侣保护、寺庙树林	temple grove，priest，grave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8、72、271、289、320页) 罗斯，Village Life in China(25页) 甘博，Peking: a Social Survey Conducted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Princeton University(383页) 布朗，New Forces in Old China(45页) 立德，Mount Omi and Beyond(41、77、162、183、257页) 魏礼森，China: Travels and Investigations in the Middle Kingdom(54页)
不计后果地加以斧斤、 破坏	reckless ax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7、24、79页) 罗斯，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513页) 立德，Mount Omi and Beyond(41页) 弗兰克，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321、245页)
黄河是“中国的悲伤”	China's sorrow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 24页) 波乃耶，Things Chinese(165页) 盖德润，China Present and Past(348页) 裴来时，New Life Currents in China(111页)
谷壳、稻草、嫩枝、叶子、 干草组成燃料	chaff, straw, twigs, leaves, litter, stalk, grass, brake, weed, shrubbery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7、272、286页) 明恩溥，Village Life in China(246、247页) 明恩溥，Chinese Characteristics( 22、133页) 柏赐福，China: an Interpretation(51页) 弗兰克，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478页)
棺木耗费大量木材	coffin	罗斯，The Changing Chinese(18页) 倭讷，China of the Chinese(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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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外交官、作家、地理学家、语言学家、马戛尔尼使团成员巴罗（John Barrow, 1764—1848年）^⑤描写华北平原对旅行者来说毫无吸引力，因为树很少^[27]；英国外交官、汉学家、以汉文正使身份随阿美士德使团来华的德庇时（J. F. Davis,1795—1890年）用了相似的口吻描述直隶省，“平坦、多沙和贫瘠的省份，北京就位于其中，没有任何值得注意的方面。广阔的平原完全被伐掉树木，（木材）只能从鞑靼的山区获得”^[28]。而曾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牧师的格雷（John Henry Gray, 1823—1890年）在与上文提及的晚清外交家陈季同合著的书中近乎一字不差地照抄了这段文字，且并未标记此段内容为引用自他人^[1]。莫里斯与美国工程师魏礼森（J. H. Wilson, 1837—1925年）对华北平原的描述也是高度雷同；而柏赐福关于中国人在使用燃料方面极其节俭的表述和明恩溥的观点如出一辙^{[3, 15]}。考虑到后者表达类似观点的著作要比前者早26年出版（明恩溥的Chinese Characteristics 初版于1890年，柏赐福的China: an Interpretation 于1916年出版），那么柏赐福受明恩溥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事实上，在前者的书中，还有不少内容引自后者。而柏赐福在分析中国人缺乏准确性等内容时则大量引用了倭讷在Descriptive Sociology-Chinese这本书中的观点和分析^[3]。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不断沿袭前人的观点和说法、反复使用同一个词汇或以非引用的方式照抄某些内容，在近代西人关于中国的各种文字中甚至是一种常见现象。意识到这一点，再回看表1中关于“不计后果地加以斧斤”一词在英文游记中反复出现的现象，也就不难理解何以1908年美国时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其国情咨文中，对中国毁林连用了三个“reckless”（reckless deforestation, reckless cutting of timber, reckless and uncontrolled grazing）^[29]。这正是上述这种通过反复沿用前人语言表述强化历史书写，不断加深西方人脑海中关于中国人的若干场景及其印象和历史认知的结果。

2   对生产、生活方式的描写

明恩溥认为中国人的民族特征有生殖力、适应性、持续的天赋、麻木、勤俭、知足、组织的天赋、忍耐等^[14]；柏赐福认为中国的六大自然特点及九大人文因素共同塑造了整个国家以及它的文明^[3]；倭讷声称，一个国家的历史主要由组成它的人民的性格以及周围的自然决定^[26]。无论是九大人文因素还是人民的性格或者是民族特征，关于中国森林问题，他们都提到了中国人的节俭和适应性。

1）节俭（economy）。拾粪，并不限于人畜粪便，而是包括一切废弃泥土在内；拾柴，并不限于柴草，而是包括各种植物的一切部位在内；因交通运输费用昂贵导致对周边开采的煤炭也放弃使用；锅具尽可能薄，以节约燃料；烹煮食物的燃料由树枝、嫩枝和树叶等组成；灶台和炕共用烟道，以节约燃料；房屋顶部主要用高粱或者芦苇秆建造，墙体主要用泥砖；几乎没有什么木质家具；冬天主要靠穿很多层的衣物御寒^{[3, 14-15, 22, 25-26, 30]}。

2）适应性（adaptability，adaptiveness）。明恩溥曾称中国人在适应环境方面具有现象级的能力。他以中国人数千年来土地施肥、山地梯田和坡地耕作的实践系统，普遍的灌溉、轮作，以豆科作物作为食物以及土地休耕、蚕桑饲养和纺织等还可以继续罗列的清单证实这一能力^[15]。而柏赐福认为中国人的适应性不仅包括互相之间的适应，还包括对外国人以及自然环境的适应，如山坡被梯田化以增加耕地^[3]。罗斯注意到了因岩石覆盖、土层太薄的山区土地无法改造成水平田，人们就将小麦和玉米沿着自然的斜坡耕种；而在西部山区，人们从河谷到山顶，在不同的高度种植不同的作物。他认为这是所能找到的人和环境作斗争的最精彩实例^[22]。

3   与昔日自然环境的比较

通过对过去曾经繁荣^⑦的遗迹和观察者当时所见情形进行对比，是来华西方人士证明中国因为森林破坏而引起自然环境和社会生产发生重大变化的论证方法之一。罗斯以山西省汾河流域为例，通过对他所见到的山溪汇入汾河处河床及附近城门、石拱桥、河流等发生的变化，论述中国历史上不计后果的砍伐造成洪流对地表的改变^[12,22]。明恩溥、柏赐福和倭讷宣称早期中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大量野生动物生活在其中，但是现在都已经消失^{[3, 15, 26]}。坚持认为早期中国存在广袤而繁盛的森林，后来遭到破坏，引起气候、河流、山地发生变化乃至水旱灾频繁，是后来包括罗德民在内的众多土壤侵蚀研究者以及历史气候研究者共同的观点。

4   对中国科学化农业和工业化前景的设想

针对当时中国存在的各种问题，明恩溥、柏赐福、罗斯都先后开出了“处方”^[31]，明恩溥称不久会建成“一个新的物质上的中国”和“新的气候”，乃至于“一个真正的新中国”（a really new China）^[32-33]。他们对中国科学化农业和工业化作出了全面的规划，尤其对农林事业给出了详细的发展举措^{[3, 14, 22]}：科学化农业，包括土壤和作物改良、引进新作物品种、发展畜牧业等，应用科学生产食物；大规模造林以保护土壤、调节气候；通过修建水库、灌溉工程等控制洪水；发展铁路、电力等。

他们认为中国将在国际关系中扮演主导角色，并掌握太平洋地区的贸易和政治。回看后来一段时间内包括农林事业在内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轨迹以及中美间不断加强的密切合作，就会惊叹于他们三人提出的这一系列举措以及对当时中国未来前途的预判是何等准确！他们的先见之明一如1868年大清重臣曾国藩（Marquis Szeng, 1811—1872年）^[34]、时任大清全权使节的美国政治家蒲安臣（A. Burlingame, 1820—1870年）^[35]以及长期在华传教的美国北长老会教士倪维斯(John Livingstone Nevius, 1829—1893年) ^[36]，他们都不约而同地预见到了中美利益和命运会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很多方面应该互相学习并且中国会为科学研究提供足够丰富的内容。

二   特有的观察

上述社会学家对当时中国森林问题的研究除了一些共同描述的现象和观点外，还有个人一些独到的观察。明恩溥提到，在中国，自然崇拜极其普遍的一个表现就是对树木的崇敬。这种现象在一些地方如河南西北部是如此普遍，以至于一个人穿过成百上千各种大小的树木，它们每一棵上面都悬挂着作为某种精神寄托的灵符。或者当你看到一棵很好的古树矗立在破败的小屋前时，肯定是树木的主人考虑到其内涵的神圣而不敢砍掉它^[15]。美国作家汤姆森（J. Stuart Thomson, 1869—1950年）也在其著述中提到了在河南有一个宗教派别，其成员的职责就是保护森林^[37]。而在明恩溥和汤姆森之前，早在1879年，英国外交官禧在明(W. C. Hiller, 1849—1927年)即对西方人一贯持有的中国民众破坏树木的刻板印象提出了质疑。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在河南很多村庄，树木覆盖的程度超出他的预料。在山西很多地方，人们也有保护古树的习惯^[38]。

三   上述人士观点的影响

当时英、德、日分别在所占领的中国土地上造林并取得显著成效，这种现象被几位社会学家反复强调，其他人士如汤姆森等也不断以此为例（见表2）^{[37, 39]}。

表  2  关于英、德、日在华造林成效的近代英文记述

作者	国籍及职业	著述名称及页码
罗斯	美国社会学家	The Changing Chinese（24页）
明恩溥	美国传教士	The Need for Afforestation （The North China Herald， 1913年10月18日183页）
柏赐福	美国传教士	China: an Interpretation(53页)
波乃耶	美国传教士	Things Chinese （84页）
施莫尔	美国地理学家	Westward to the Far East(38页)
辛博森	英国作家	The Re-shaping of the Far East(329页)
立德夫人	英国作家	The Far East(50、154页)
汤姆森	美国作家	The Chinese(236页)，China Revolutionized(194、408、538页)
弗兰克	美国	Wandering in Northern China(3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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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汤姆森认为罗斯及其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事，同时也是农学家的金（F. H. King, 1848—1911年）均在有关中国农业这一主题方面的研究“穷尽了内容”^[39]，从中也可见罗斯作品影响之大。罗斯强调有许多外部原因造成社会衰落，其中一个是气候恶化。在一些巨大历史悲剧的背后，能够看到土壤耗竭产生的影响^[12]。可见用土壤侵蚀理论解释古代文明衰落并非罗德民首创，很可能受到了罗斯的直接影响。事实上，本文所述几位社会学家有关中国森林问题最大的影响正在于他们的文字在西方汉学界、社会学界等领域被奉为经典，表1、2所列用语、观点和逻辑不断被引用、重复和书写。他们的观察和观点乃至给出的解决办法和举措成为美国林学家、工程师、地质学家等群体开展研究的重要材料，并与他们的研究结果一起，成为美国政府制定对华农业援助政策的基础。同时，这些观点也深刻影响了中国工业化和近代化的推动者们。从孙中山（1866—1925年）的《三民主义·民生》和《实业计划》中也能窥见上述观点的影子^[40-41]。

四.   科学家群体对中国森林问题的观察

社会学家主要从中国人的性格、生产及生活方式对环境的适应方面，考察在缺少森林和木材背景下，民众尤其是农民如何通过调整生产生活方式和适应环境而营生；而一般的博物学家、林学家、地质学家等科学家群体主要从砍伐森林，然后幼树、灌丛甚至草根都被剥掉，自然环境发生变化等方面论述中国毁林的现象。与前者主要从社会学、人类学视角观察和分析问题不同，后者更多是从农林、土壤等自然科学研究的角度，分析山地毁林并耕种—土壤侵蚀—泥流冲下—耕地毁坏、河道淤塞、河床抬高、砾石和泥沙覆盖在耕地表面、河流水量急剧萎缩、水利设施淤废这一过程的机理。上述社会学家认为中国因缺乏木材，农民家里几乎没有家具；而其他人士又认为中国人的家具和日常器具大多用木头制成，消耗了很多木材，这正好说明因为西方来华人士接触中国社会的不同阶层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认识。

一   博物学家

法国博物学家、传教士谭微道（Père Amand David, 1826—1900年），英国博物学家普拉特（A. E. Pratt, 1852—1924年）认为中国人对森林的清除并非出自获取燃料，而是出于对野兽的恐惧及对其遮蔽物的移除^[42-43]。立德认为这是出于农耕者对阻碍其种植的一切事物的清理^[44]。

二   林学家

德国林学家芬次尔（G. Fenzel, 1896—1936年）与美国林学家佘佛西（W. F. Sherfesee, 1882—1971年）都有在中国工作的经历。前者同样认为早期中国存在茂密的森林，随着文明区域的扩展森林不断减少甚至消失^[45]。后者提出发展中国林业，通过造林达到防止河流泛滥的目的^[46]。

三   地质学家

德国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 1833—1905年）在对中国进行7次考察后提出，不利的气候变化以及其他因素共同导致了中国北方的衰落。他所描述的山地植被破坏引起土壤侵蚀、河流急涨急落的过程成为后来很多人士一直沿用的说法^[47]。而美国地质学家维理士（Bailey Willis, 1857—1949年）根据自己的实地考察研究了山西、河北等地森林遭到破坏后山地土壤侵蚀加剧的状况^[48]，后成为美国总统国情咨文中相关内容的一部分。

四   土壤侵蚀研究者

与一般意义上的林学家不同，罗德民和史密斯（Joseph Russell Smith, 1874—1966年）这两位土壤侵蚀研究者在其工作中更注意吸收和采纳各个领域科学家、工程师、历史学家、农民等背景人群的研究材料、方法以及本土知识如中国传统地方志的记载等，其观点和结论是对上述所有人群的综合和集成^[49]。他们首先认为不需要用气候变化的理论来解释一系列自然环境的变化，并以中国各处寺庙林地的良好状况作为否认发生不利气候变化的证据；然后一方面注重对昔日众多古代文明地区遗迹、遗存的考察，注意搜集博物学家、旅行家和探险家地理游记的记述，同时又借助仪器对植被状况与土壤侵蚀的关系进行定量实验，从而实现了从定性描述和主观判断向定量研究的成功转型。值得注意的是，罗德民观察古代文明地区遗迹也是以山西省汾河流域为例^[50-51]。

在社会学家和科学家之间，对中国森林问题也有一些相同的认识，如中国昔日有广袤而繁盛的森林、寺庙和墓地周围树木得到保护、森林破坏引起气候变化、水旱灾频繁等。像罗德民这样研究土壤侵蚀的林学家在其工作中吸收了之前各个背景人群的记述与研究方法、观点等，当然也包括了社会学家的观察。尤其是关于之前多位西方人士提及的寺庙和墓地是仅有的保护树木的场所及罗斯提出的土壤侵蚀在很多文明毁灭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等观点，均对罗德民早期开展的土壤侵蚀与人类文明的关系研究提供了直接的素材^[52]。从这个意义上讲，社会学家的观察为科学家开展土壤侵蚀研究作了理论和思维方式方面的准备。

五.   结　　语

与博物学家、地质学家、林学家等群体单纯从森林植被破坏引起山区河流、气候和土壤变化不同，社会学家主要从乡村民众日常生产、生活着眼，重点关注了他们在适应当地燃料不足和土壤易被雨水冲刷难以保存方面作出的生存努力和适应，如将山坡梯田化、缺乏木料因此用高粱或芦苇作为建筑材料、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等。与其他职业人群相比，社会学家关注中国森林问题存在以下显著特点：首先是角度不同，林学家、博物学家从森林-气候-河流关系的科学角度，而社会学家更多看到了背后的社会生产、生活和文化习俗因素；其次，社会学家与普通中国民众尤其是乡村地区的农民等社会不同阶层有广泛的接触，甚至长时间在乡村生活，对乡民的生活细节了如指掌，这显然是其他群体所不具备的优势；另外，社会学家对中国和中国人的研究以及经历使得他们具有很强的社会影响力和话语权，其本人及其作品在西方汉学界、政界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广泛而深远，比如明恩溥、罗斯的著述及观点就在当时中西方主流英文媒体上得到传播^[31-33]，直接作用于近代西方中国观的塑造和形成。

而正是美国社会学家与传教士等群体对中国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观察和记述引起了美国政府的重视并获得认可，坚定了美国通过农林教育帮助当时的中国改进农业、救灾防灾进而扩大美国对华影响力的决心，不断派出美国农林、水利工程专家来华参与农林教育、研究及造林、防灾等工作。从这个意义上讲，作为一个群体，社会学家们对中国森林问题的观察主要集中于20世纪前，早于美国林学家来华，而且他们很早就给出了关于在中国进行科学化农业和造林的建议，这为民国以后开展防灾、土壤保持工作开了先声，也为林学家与工程师对造林可行性、造林与水利工程的关系等问题产生争论埋下了伏笔。最后，林学家、博物学家、地质学家等自然科学家群体对中国森林问题的观察一直受到当代学界的注意，而社会学家的观点往往被忽视，这正是本文详细论述他们对中国森林问题的观察和评论的立意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