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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及其丧葬文化内涵

丁杰

丁杰. 论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及其丧葬文化内涵[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39-46.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066
引用本文: 丁杰. 论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及其丧葬文化内涵[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39-46.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066
Ding Jie. On the Custom about Planting Pines and Cypresses in Cemeterie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uneral[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1(2): 39-46.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066
Citation: Ding Jie. On the Custom about Planting Pines and Cypresses in Cemeterie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uneral[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1(2): 39-46.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066

论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及其丧葬文化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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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丁杰,博士,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森林文化史、环境考古学。Email:ylsfdingjie@163.com 地址:835000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师范大学旅游与历史文化学院

On the Custom about Planting Pines and Cypresses in Cemeteries in Ancient China and Its Cultural Connotation of Funeral

  • 摘要: 中国墓植松柏习俗渊源有自,历久不衰。考古研究表明,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葬礼图的右侧画像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墓地松柏图像。墓植松柏习俗在被历代人们孜孜践行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完善。依靠道德约束与法律规定,中国古代的墓地松柏得到了较好的保护与管理。松柏因具有绿化墓域环境等多种实用功能而成为中国古代墓树的首选与代称。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墓植松柏习俗所蕴含的丧葬文化内涵日趋丰富。在中国古代,墓地松柏既承载和蕴含了古人期待死后升仙、希冀灵魂永驻以及对地下世界的恐惧等多重死后观念,又彰显了孝子对逝者的亲情及儒家的孝道文化。作为一种传承两千多年的传统丧葬文化,时至今日,墓植松柏习俗依然被国人坚守。
    Abstract: The custom of planting pines and cypresses in cemeteries in China has a long history. Archeologists have confirmed that the cell picture on the right side of the funeral carving of the sarcophagus in Han Dynasty in the Gounan Village of Weishan island, Weishan County, Shandong Province is the existing "the earliest picture of pines and cypresses planted in the cemetery" in China. The custom has been continuously developed and perfected in the process practiced by people of past ages. Relying on morality and law, the pines and cypresses planted in cemeteries were well protected and managed in ancient China. Owing to many practical functions such as greening the environment of cemeteries, the pines and cypresses became the first choice and alternative name of the "Tomb Trees" in ancient China. In the long-term practice of Chinese ancestors, the cultural connotation contained in the funeral custom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rich. In ancient China, the pines and cypresses planted in the cemeteries not only contained the ancient people's multiple ideas about the world after death, such as the expectation of becoming immortal after death, the hope of eternal soul in cemeteries and the fear of ghost from the underground world, but also demonstrated the family affection of filial sons to the deceased, and also expressed the Filial Piety culture of Confucianism. As a traditional funeral culture which has been inherited for more than 2 000 years, the excellent custom is still upheld by Chinese today.
  • 墓植松柏习俗是中华传统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墓植松柏,即在墓地栽种松柏的行为。从长时段的视角梳理中国墓植松柏习俗的发展脉络,确立其最早的表现形态,探索其传承两千多年的文化动因,揭示其所蕴含的丧葬文化内涵,对促进墓植松柏习俗的现代转型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无裨益。

    中国墓植松柏习俗起源甚早。大致西周以前,墓葬之上既不堆垒封堆,也不栽植树木。《易经》曰:“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1]87根据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自春秋战国之际起,中原地区的一些大墓开始在地面上修筑坟丘[2]31。同时,墓地之上也逐渐流行起栽植树木的习俗。《商君书·境内篇》记载:“小夫死,以上至大夫,其官级一等,其墓树级一树。”[3]426循名责实,这种在墓葬旁边所植之树即为墓树或坟树,就此规定来看,至迟在战国时期就已经存在以墓树的多寡来标志墓主生前身份与等级的现象。

    先秦时期,按照礼制,等级不同,墓树的配置种类亦不相同。《白虎通义·崩薨》云:“天子坟高三仞,树以松;诸侯半之,树以柏;大夫八尺,树以栾;士四尺,树以槐;庶人无坟,树以杨柳。”[4]559杨宽先生指出,这种墓树种类的等级规定,只是战国时期贵族阶层的一种理想的丧葬礼制,可能并未真正实行[5]156

    汉代以降,虽然皇帝陵墓依然种植松柏,如汉文帝霸陵就“稠种柏树”[6]4235,但是毫无疑问,此时松柏已经丧失了专属于天子与诸侯墓地的身份标识作用。与此相应,在墓地栽植松柏成为庶民百姓营建墓地时的一种丧葬风尚。《西京杂记》云:“杜子夏葬长安北四里,……墓前种松柏树五株,至今茂盛。”[7]150《东观汉记》曰:“李恂遭父母丧,六年躬自负土树柏,常住冢下。”[8]730而殷实富裕之家对墓域的经营,则更是“造起大冢,广种松柏”[9]137,由此可见,在墓地栽植松柏已经成为汉代极为普遍的墓地规划。

    当汉代初步兴起墓植松柏的习俗后,这一丧葬行为很快就在墓葬画像上有所反映。1987年,《考古》杂志报道了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的第三块画像石板,这块画像因是一幅极为罕见的汉代葬礼图,而广为秦汉史学界所重。该图从左至右按时间顺序构成了一组从人刚死到下葬的连环叙事画(见图12[10]707,[11]263)。其中左侧画像表达的是人死后,宾客们来到死者家里吊唁,并向死者家属致送助祭礼物(一匹丝绸);中间画像表达的是死者家属和亲朋们牵拉着装载棺柩的輀车前往墓地;右侧画像表达的是亲属跪在一个规整的长方形墓穴边悼祭死者。

    图  1  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葬礼图拓片
    图  2  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葬礼图摹本

    令人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学术界对这幅汉代葬礼图的关注焦点主要集中在丧葬礼仪程序上,却没有将此图的另外一个更为珍贵的细节信息辨识和提取出来,那就是其右侧画像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墓地松柏图像”。从图1可以看出,右侧画像的场景是在一个“聚族而葬”的家族墓地中。画像中新挖好的长方形墓穴非常显眼,亲人们或跪或站,正在准备将死者下葬;当然,亦有可能是死者棺柩已被放入墓穴但墓坑尚未被填土掩埋。该墓坑上方有三座带有高大圆锥形封堆的坟冢,从其秩序井然的埋葬位置看,它们代表的应该是这个家族的祖先坟墓。在三座墓葬之间,错落有致地栽植着许多具有圆锥形树冠的树,从树形观察,它们应是松树或柏树。画像中,墓地松柏与三座坟丘间隔有序,其栽植行列亦整齐划一,这证明它们绝非是野外自然生长的,而是人为有意栽植之树。这幅墓地松柏图像非常写实,它与汉代文献中所记载的墓植松柏行为构成了互补性的双重证据。根据曹植所作《寡妇赋》中的残留诗句“高坟郁郁兮巍巍,松柏森兮成行”[12]131可知,汉魏时期的墓地松柏是成行栽植的,但是,松柏在墓地中究竟是如何布局却不得而知。借助图1、2,可知汉代家族墓地中的松柏是按照一定的规划设计,相邻栽植于坟墓之间的。时至今日,这种墓葬与松柏的间隔布局依旧流行。在汉代及其之前的岩画、陶纹、青铜器纹饰、简帛图像、漆画、墓室壁画中尚未出现过墓地松柏图像。在汉代画像石和砖上,松柏(特别是柏树)虽然是常见的画像内容,但是笔者查阅目前已经公开出版的汉代石(砖)墓的发掘报告和各种汉画像图录,如《中国画像石全集》《中国画像砖全集》《汉画总录》(已出版陕北卷、南阳卷、邹城卷、萧县卷、淮北卷、沂南卷)以及其他地区性的汉画像资料集等,均未发现墓地松柏图像。

    目前虽然在汉代画像石和砖中尚未见到其他直接表现墓地松柏的图像,但是其中有两类柏树图像却是需要辨析的。一类是以柏树象征墓葬空间的画像,如江苏省沛县栖山汉画像石一号墓的中椁东壁内侧画像(见图3[13]3)。这种柏树图像在汉代画像石中出现较多,然而此类图像中只见松柏不见墓地,故不能认为它们是墓地松柏图像,只能说它们是以柏树象征墓葬或冥界。另一类是季札挂剑画像石中的柏树,如山东省嘉祥县满硐乡宋山东汉墓出土的季札挂剑画像石(见图4[14]104),画面中的坟丘上绘有墓树,从树冠形态看接近柏树,但是这至多表明它是单独的墓葬柏树,不能认为是像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石椁葬礼图那样的松柏成林的墓地松柏图像。因此,图3图4中的柏树尚不能算作是真正意义上的汉代墓地松柏图像。如上所述,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葬礼图的右侧画像可以被确认为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墓地松柏图像,它生动形象,意义重大,是汉代墓植松柏习俗的图像表达,其时代为西汉晚期或东汉早期。

    图  3  江苏省沛县栖山汉画像石一号墓中椁东壁内侧画像拓片
    图  4  山东省嘉祥县满硐乡宋山东汉墓出土季札挂剑画像石照片

    魏晋南北朝时期,墓植松柏习俗依旧盛行。三国时期,东吴会稽郡人夏方的父母伯叔相继遭瘟疫死亡,夏方“夜则号哭,昼则负土,十有七载,葬送得毕,因庐于墓侧,种植松柏”[15]2277。《豫章记》记载:“徐孺子墓在郡南,时杜牧守徐兴,于墓边种松。”[6]4232西晋马隆为兗州刺史令狐愚之墓“列植松柏,……一州以为美谈”[15]1554。北齐樊衡为其父之墓“植柏方数十亩”[16]607。此外,从三国时期开始,墓植松柏的丧葬习俗还远传至高句丽,史载:“(高句丽)厚葬,……积石为封,列种松柏。”[17]844

    唐代,皇室诸陵皆植松柏。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勅节文诸陵柏栽,今后每至岁首,委有司于正月、二月、七月、八月,四个月内,择动土利便之日,先下奉陵诸县,分明榜示百姓,至时与设法栽植。毕日,县司与守茔使同检点,据数牒报,典折本户税钱”[18]419。唐代官方详细规定了奉陵诸县百姓为皇陵栽植松柏的义务与酬劳。由于皇帝陵寝多列植柏树,所以唐陵又常被称为“柏陵”,如中唐李贺就有“柏陵飞燕埋香骨”之诗,吴正子注云:“陵寝多栽柏,故云柏陵。”[19]317宋白注曰:“唐诸陵皆栽柏环之。”[19]317对皇陵的陪葬之墓,后世子孙亦希望栽植松柏以表孝道。唐代左金吾卫大将军郭钊就为其陪葬建陵的祖父郭子仪之墓种植楸松[18]417

    唐宋民间亦坚守墓植松柏的传统葬俗。唐代崔从丁父忧,“弟兄庐于父墓,手植松柏”[20]4578;蒋冽兄弟在父艰,“庐于墓侧,植松柏千余株”[20]4793;宋代张奎,“母卒,庐于墓,自负土植松柏”[21]10491;易延庆为父亲守墓,“居丧摧毁,庐于墓侧,手植松柏数百本”[21]13393;北宋文人宋祁生前也自留遗言要求家属为其“冢上植五株柏”[21]9599

    值得注意的是,唐宋时期的墓植松柏习俗与之前的情况相比,既有继承性的发展,又有所创新。例如,学生为老师之墓栽植树木就体现出墓植松柏习俗继承性发展的一面。孔子死后,被葬于曲阜城北泗水之上。成书于曹魏时期的类书《皇览》在追述孔子的学生为孔子之墓栽树的盛况时云:“弟子各以四方奇木来植,故多异树,不能名。一里之中,未尝产棘木荆草。”[22]20这些“四方奇木”中是否有松柏,不得而知。时至唐代,文献中则明确出现了学生为老师之墓栽植松柏的记载。唐高宗朝,御史王义方死,其“门人员半千、何彦先行丧,莳松柏冢侧,三年乃去”[23]4161。比较以上两则事例可知,唐代不仅很好地继承了春秋战国之际出现的学生为老师之墓植树的传统,而且还明确出现了学生为去世的老师“墓植松柏”的现象。

    唐宋时期,墓植松柏习俗亦有创新之处。首先,不仅孝子遵从此道,而且出现孝女墓植松柏的现象。如唐代瀛洲孝女李妙法为其父之墓“手植松柏”[23]5826。其次,两宋时期,有的地方主事还将墓植松柏事宜纳入到安葬孤苦无依之人的公共墓地(漏泽园)的规划中。如南宋王元敬按刑江东时,“以官田易浮屠山地三百余亩,为之茔域,画成井界,葬者人授一丈,次第而给,植之松柏,以滋荫樾。缭之墙垣,以杜樵采”[24]80

    元明时期,墓植松柏习俗依旧被孝子们孜孜践行。元代张恭,“亲老,辞归侍养,垦理先墓,身负水灌松柏”[25]4460。明孝陵初建时,“有松十万株”[26]15。明代薛良,“父丧,负土为坟,庐墓植松柏数百株”[27]7002

    当墓植松柏成为时代的丧葬常识后,墓地松柏时有专属于墓葬主人的称呼。西汉雁门太守郅都死后被葬于雁门,其墓侧的“五千余株古柏”就被后世称作“郅君柏”[28]1028。甚至有时,后世直接以“柏冢”指称前代某人之墓。东汉应奉之墓因“冢多生柏”,故其墓葬直到北宋时期还被人称作“柏冢”[28]191

    综上所述,墓植松柏习俗自产生后,其形式就不断发展变化,如种植地从皇陵扩大到民间墓地,甚至涵盖了属于社会救济范围的漏泽园。种植者也不仅仅只有孝子,还出现孝女、学生、友朋、同僚、乡邻等。这种习俗不仅出于对官方法律规定的遵守,也是百姓对自家墓地的行为自觉,这种形式上的与时俱进使得墓植松柏习俗保持了持久而旺盛的生命力。

    中国古代不仅推崇墓植松柏行为,而且墓主家人还负有保护墓地松柏的责任。东晋庾袞因未看护好墓地松柏而自责不已,“或有斩其墓柏,莫知其谁,乃召邻人集于墓而自责焉,因叩头泣涕,谢祖祢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树,袞之罪也。’父老咸亦为之垂泣,自后人莫之犯”[15]2281。如果有人擅自砍伐他人墓地上的松柏,不仅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而且还会招致杀身之祸。东汉李充,“其父墓中柏树尝为盗贼所斫,充手刃之”[29]2812。李充杀了盗贼,不但没有受到惩罚,反而还因为维护了墓地松柏“由是知名”[29]2812。对后世不肖子孙为谋取经济利益而砍伐自家墓地之上松柏的行为,人们也视之为门户之耻辱。南宋陆游家族墓地上的松柏不幸被后世子孙“剪伐贸易”,这导致其家族内部“争讼纷然”,陆游因此立下家训严加约束,并且要求死后减少种植坟树的数量[30]154

    由于地处野外,墓地松柏还往往容易遭到野生动物的啃噬。西晋许孜,“二亲没,……镇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时有鹿犯其松栽”[15]2279。针对来犯之动物,守墓的孝子一般会予以驱赶。但是在有些孝子眼中,墓地松柏甚至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唐代褚无量丁母忧期间,“庐于墓侧,其所植松柏,时有鹿犯之,无量泣而言曰:‘山中众草不少,何忍犯吾先莹树哉?’因通夕守护,俄有群鹿驯狎,不复侵害,无量因此终身不食鹿肉”[20]3167。野鹿侵犯了墓地松柏,致使褚无量伤心过度。虽然之后群鹿不再侵害其所植墓地松柏,但是褚无量仍然做出了终身不再吃鹿肉的极端反应。

    与平民墓地上的松柏主要依靠世风道德约束的保护方式不同,历代官方制定了严刑重法保护陵寝内的松柏。《三辅旧事》记载:“汉诸陵皆属太常,又有盗柏者,弃市。”[6]4235《唐律疏议》记载:“诸盗园陵内草木者,徒二年半。若盗他人墓茔内树者,杖一百。”[31]355由此可见,唐代法律不仅保护皇家的陵寝树木,也保护平民百姓家的茔内之树。元代泰定二年(1325年),官府在黄帝陵设立《禁伐黄陵树木圣旨碑》,规定如若有人砍伐陵内柏树,“许诸人捉拿到官,痛行断罪施打”[32]11

    松柏生命力旺盛,能够适应多种土壤类型,成活率高,为适应我国气候及地质条件的常栽树种。但需要深究的是,古人在墓树的选择中为何垂青于松柏?稽诸文献,这首先应该与松柏在墓地中的实用功能密不可分。

    松柏生长期短,四季常绿,伞形树冠扩张、枝繁叶茂,能迅速绿化墓域,减少墓地荒凉突兀的感觉。北魏阚骃的《十三州志》在描述雷首山南的夷齐墓时云:“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攒茂丘阜。”[33]57陵墓旁边的柏树,茂密地簇拥在土山上的坟墓周围,有效地绿化了墓地,从而使墓域环境得到很好的装饰与改善。南宋陆游家族墓地经过多年的植松种柏后,墓域环境显得绿意盎然,“吾家自先太傅以上,冢上松木多不过数十。太尉初葬宝峰,比上世差为茂郁,然亦止数亩耳。左丞归葬之后,积以岁月,林樾寖盛,遂至连山弥谷”[30]154。另,古人迷信风水,认为用松柏作为坟树可以构筑郁郁葱葱的墓地环境,如此,墓地则显得森严壮观,风水佳而脉气旺。《相冢书》言:“冢,青气郁郁,出二千石。”[6]2532其认为绿化墓地环境可以荫庇后世子孙得到高官厚禄。

    松柏树叶呈青绿色,树干呈灰暗色,这些都属冷色调,给人以沉静、清冷、静谧、肃穆、恭敬的感觉,而这种墓地氛围,恰与墓祭者的心境十分契合。东汉陈琳曾云:“坟陵尊显,桑梓松柏,犹宜肃恭。”[34]929现代色彩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在特定场合的特定颜色,对人有一种固定的感情效果,其对人的思想情绪、心理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35]99。在松柏所构建的青绿色的墓地环境中,逝者得以安息,墓祭者默默冥想,心灵得到安慰。此外,墓地上若遇到微风吹拂,松柏坚硬的树叶相互摩擦,就像发出呜呜咽咽的声音,催人泪下,墓祭者在“松风墓悲”[36]377的交感作用下,伤逝感怀之情油然而生。

    1)树荫遮墓、防日晒坟。为使旷野中的墓葬免受烈日暴晒,先民有意地将喜阴植物松柏栽植于墓地,以松柏之林荫为坟墓蔽日。西汉班倢妤《自悼赋》形象地写道:“愿归骨于山足兮,依松柏之余休。”[37]106她希望其死后的坟墓能够依傍在墓地松柏之下,得到浓密树荫的保护。南梁任昉也记载道:“卢氏县有卢君古冢,冢旁古柏二,枝条荫二百余步。”[6]4236宋元之际的史学家胡三省在为《资治通鉴》中的“柏城”条作注释时,更是明确指出墓地松柏对坟墓的这种保护作用,“山陵树柏成行,以遮迾陵寝”[38]7369。唐人姚南仲曰:“盖松柏当静,灵祇贵幽。”[18]410墓地之上绿树成荫的松柏林,使得墓域环境显得清幽而静谧。

    2)防风固坟、保护墓地。松柏高大坚硬,苍劲挺拔,栽植于墓地周围,枝繁叶茂,森严整齐,可以有效防止野外狂风对坟土堆的肆意吹刮。此外,松柏根系发达,固土力强,而大型墓地多位于土壤薄瘠的高山丘陵或台塬地带,坟墓周围种植松柏,正好可以起到固定和保护坟墓土壤的作用。

    秦汉以后,墓地逐渐远离人居聚落而郊野化。年长日久,沧海桑田,且代际交替,后世子孙对地处荒郊野外的家族墓地之具体位置的记忆,则可能逐渐模糊化。而栽植松柏作为坟树,则可与坟丘、墓阙、祠堂等墓地设施一起,构成对祖先墓葬的标识,以便后人日后祭祀凭吊时查找。班固就曾指出坟丘和墓树的这种标识作用,“封、树者,可以为识”[4]559。东汉政论家仲长统则明确阐述道:“古之葬者,松柏梧桐,以识其坟也。”[39]415南宋陆游更直言:“古者植木冢上,以识其处耳。”[30]154但是,标记物本身也容易提示旁人,使坟墓招致盗墓贼的光顾。因此,有人就逆其道而行,在墓地上“不种树以标其处”[1]87,如西汉龚胜死前就唯恐盗墓贼根据这些墓上标记盗掘其墓,所以留下遗言,嘱咐家人:“勿随俗动吾冢、种柏、作祠堂。”[40]3085

    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能够流行数千年,固然与松柏的树木特性有关,但其能在丧葬活动中被广泛接受并传承至今,更重要的深层原因则在于其所蕴含的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神象征功能。

    1)构筑“阴宅”环境。经过历代实践,松柏已经成为坟树的代称,而野外松柏生长之地也往往被看作是坟墓所在之处。西晋时,敦煌郡主簿张宅梦见上山时看到松柏,阴阳家索紞释梦曰:“但见松柏,墓门象也。”[15]2494或许隐藏于占卜者释梦之语背后的“墓葬之处必植松柏”的思想更切中昔日民众的死后观念。而以松柏营造墓门之举,古不乏人。西晋王濬死后,“葬柏谷山,大营茔城,葬垣周四十五里,面别开一门,松柏茂盛”[41]4279。自汉代开始,墓地松柏与“阴宅”逐渐构成了稳定的联想机制,并出现了“柏者,鬼之廷也”的死后观念以及“鬼神尚幽暗,故以松柏之树为廷府”[40]2845的演绎性解释。是故,松柏所在之地亦成为“鬼府”“鬼庭”[42]1008的代称。综合来看,正是基于对死后情境的此种设想,所以古人在墓地之上栽植了松柏,象征性地构建墓主死后的“阴宅”环境。

    2)陪护墓主。古人认为,将死者埋于荒野,其灵魂难免会感觉孤寂,如用松柏予以陪伴,使墓葬周围草木茂盛,生机盎然,则可以减少墓主的寂寞感。东魏《吕觃墓志》云:“苌寝石宫,言归无路,唯有松柏,蔚我丘墓。”[36]363松柏在现实中具有守卫门闾的作用,“松柏为百木长,而守门闾”[43]3237。古人依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认为,墓葬作为墓主的栖身之地,亦需要被松柏守护。《陈书》云:“骊山之坟,松柏恒守。”[44]59冯煦有诗“松杉翳翳护灵垣”[26]164,均强调墓地松柏对陵寝的保护作用。

    3)驱除地下鬼怪对墓主灵魂的侵扰。在汉代人的死后观念中,柏树与鬼怪相克。东汉应劭《风俗通义》云:“墓上树柏,路头石虎。《周礼》:‘方相氏,葬日入圹,驱魍象。’魍象好食亡者肝脑,人家不能常令方相立于墓侧以禁御之,而魍象畏虎与柏。”[45]574“魍象”是传说中食亡人肝脑的鬼怪。古人迷信地认为,当死人下葬时,除了要扮作方相氏的形象到墓中驱除魍象,还要在墓前陈列魍象畏惧的克星−石虎和柏树,以防止其对墓主灵魂的侵扰。以柏树驱除地下鬼怪的观念,在江苏省沛县栖山汉画像石一号墓的中椁东壁内侧画像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画像中,石虎和柏树的图像学涵义正是驱除地下恶鬼、守卫椁室、保护墓主灵魂不受侵害(见图3)。

    4)逝者灵魂借助墓地松柏升至仙界。汉晋时期,道家神仙思想昌盛。松柏被视作上品仙药,服食松柏子可以升仙的故事在民间非常流行。《太平广记》卷65《女仙十》所收录的汉晋时人萧氏乳母,因从小服食松柏,所以“觉身轻腾空,可及丈余,……身稍能飞,与异儿群游海上,至王母宫,听天乐,食灵果”[46]407。在时人观念中,能够升至仙界当与服食松柏有莫大的因果关系。既然松柏是沟通天地人神的工具,那么在墓地栽植松柏,亦有可能是家人希望逝者灵魂能够借助墓地松柏升至仙界,永无生死烦恼、永享欢乐。

    5)逝者灵魂转移寄托的归宿。程乐同先生曾撰文对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的原因做出新的解释。他认为古人墓植松柏的初始目的,可能是希望逝者的灵魂能够转移寄托于墓地松柏,从而得到安慰和永生[47]6-9。笔者不敢遽断其是否为初始目的,但在中国古代,既然墓葬被看作是“鬼神所在,祭祀之处”[48]972,那么墓地松柏则确实有可能被在世亲人拟人化地注入主观情感。正如北魏元华光墓志铭所言的“孤魂还松”[36]166那样,墓主家人幻想逝者灵魂最终能够转移栖身于墓地松柏之上。如果此说成立,那么古人在墓祭祖先时,就是希望借助墓地松柏这一象征性介质,能与隐藏其间的逝者灵魂进行意念中的感情交流与融会。

    最后,引人深思的是,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在死后观念中的多重寓意,时有抵牾之处。例如,古人既希望祖先灵魂能够借助墓地松柏而升至仙界,又希望逝者灵魂能寄托于墓地松柏而不灭,还希望人死后,灵魂在地下世界能够得到墓地松柏的保护。其实,这种差异的背后反映的是中国古代存在的多种死后观念的较量。关于人死后到底要到哪里去的问题,古人有着不尽一致的答案。子孙虽然憧憬祖先灵魂能够升至仙界,但是毕竟难以割舍逝去的亲人,所以家人也希望墓主灵魂不要远离他们,最好就近留在墓地松柏之上,接受定期的祭祀。此外,家人还担心逝者灵魂有可能遭受地下鬼怪的侵扰。在这里,升仙的欲望、人性中的亲情因素、对死后灵魂所居住的地下世界的忧虑,都使得古人在想象死后世界时面临着难以释怀的矛盾与痛苦。但正是因为人死后真正的终点无人知晓,所以古人将各种死后观念全部纳入到墓地松柏的象征体系中,并根据各自的需要随时随地予以取舍。

    自汉代开始,孝子亲手种植并且亲自养护和守卫墓地松柏的行为,逐渐融入到儒家丧葬礼制中,成为其必备的守孝礼仪。山东嘉祥宋山东汉许安国祠堂铭文曰:“悲哀思慕,不离冢侧,墓庐□□,负土成坟,徐养凌(陵)柏。”[49]63三国时期陆胤所著《广州先贤传》记载:“顾琦至孝,母丧,琦独立坟,历年乃就,居丧踰制,种松柏成行。”[6]4232魏晋名士山涛遭母丧,他以七十多岁的高龄之躯仍然亲自为母亲之墓背土堆坟,并“手植松柏”[15]1225。北魏甄琛遭父母丧,“于茔兆之内,手种松柏,隆冬之月,负掘水土,乡老哀之,咸助加力,十余年中,坟成木茂”[50]1513。乡民之所以愿意帮助甄琛,当然是有感于他在寒冬时节墓植松柏的孝子之情。

    《孝经》曰:“身体发肤,受之父母。”[1]2545子女亲手为父母之墓栽植松柏,本就是出于对父母天然的情感和深沉的爱。中国古代历朝政府正是认识到了墓植松柏之于儒家孝仪的重要性,所以在编修正史《孝义传》时,于收录的各种孝举中,就格外看重孝子的墓植松柏行为。在民间,人们也同样认为墓植松柏行为载负着子女的殷殷孝心。清代植物学类书《广群芳谱》记载:“唐沙门性至孝,母亡,墓前忽生松柏十余株,人以为孝感所致。”[51]1631松柏因感于沙门之“孝”而生于墓地,这证明唐人已经将墓植松柏行为与儒家孝道思想“捆绑”在一起,并将其视为一对牢固的因果关系。另,甘露降临,本被视为祥瑞,降于墓地松柏,则更被视为孝义。宋代彭乘,“父卒,既葬,有甘露降于墓柏,人以为孝感”[21]9899。因此可以说,“在墓地栽植松柏就是为亡亲尽孝”的观念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官方和民间的一种丧葬文化共识。

    李莉曾经指出,对于儒家的孝文化而言,墓植松柏具有彰显孝道、抒寄孝情和树立孝行的三大作用[52]121。受此启发,本文进一步指出,在中国传统丧葬文化中,墓植松柏作为儒家孝道思想的重要体现,与孝子的负土成坟、墓侧哭亲、墓庐守丧等行为一起,共同构成了儒家固定的守孝规制和行孝模式。如北齐樊衡,“性至孝,丧父,负土成坟,植柏方数十亩,朝夕号慕”[16]607。隋代刘士儁,“性至孝,丁母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列植松柏”[53]1668。明代江夏县人传实,“父母亡,庐于墓侧,朝暮悲号,手植松柏”[54]623。明代广西按察司副使甘泽,“居父丧,庐于墓侧,负土筑冢,手植松柏”[54]1106。由此可见,历代孝子们已经将这套包括墓植松柏行为在内的守孝规制当作他们寄寓孝情、表达孝行的一种常规方式了。

    在墓植松柏习俗发展成为中国传统丧葬礼仪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过程中,有两则案例耐人寻味。其一,南朝刘宋文帝时,“鲁郡上民孔景等五户居近孔子墓侧,蠲其课役,供给洒扫,并种松柏六百株”[55]90。儒家文化提倡孝道,官方要求鲁郡孔子后人为儒宗孔子守墓并栽植松柏,既是积极践行儒家的孝道文化,同时又为民间树立了“墓植松柏是孝子孝孙应尽义务”的良好导向。其二,唐人贾循,“亲亡,负土成墓,庐其左,手莳松柏,时号‘关中曾子’。卒,县人私谥曰‘广孝征君’”[23]5533。曾子是儒家孝道理论与实践的集大成者,历代被奉为“孝”之化身。贾循为其至亲守墓并种植松柏,即被时人以曾子作比,并获“广孝征君”的美谥,足见在墓地栽植松柏就是奉行儒家孝道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正因如此,历代皇帝对孝子“庐于墓侧,手种松柏”的孝行不遗余力地肯定和奖励。唐高祖时,张志宽,“丁母忧,负土成坟,庐于墓侧,手植松柏千余株,高祖闻之,遣使就弔,授员外散骑常侍,赐物四十段,表其门闾”[20]4918。唐太宗时,岷州都督李道彦,“丁父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躬植松柏,容貌哀毁,……太宗闻而嘉叹,令侍中王珪就加开喻”[20]2342。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旌表孝子张政等”,其原因是张政能够做到“父疾,笃侍汤药,未尝离左右。及卒,哀毁庐墓,负土成坟,手植松柏三百余株”[27]1657

    在墓地栽植松柏,不仅是儒家孝礼对宗族男性子弟的规范和要求,如果有女性能够做到,则更会显得难能可贵。唐代杨含之妻萧氏,因为父母卒于抚州,贫困无法载二丧还乡里,于是“结庐水滨,与婢穿圹纳棺成坟,莳松柏,朝夕临,……丧满不释缞,人高其行”[23]5828。萧氏为亡亲墓植松柏等孝举终获社会舆论的佳评。元代,河内孝女马英遭父母兄长丧,“卜地葬诸丧,亲负土为四坟,手植松柏,庐墓侧终身”[25]4490。更有甚者,还有孝女为父母之墓起坟、种树、守孝达到近乎苛刻的程度。唐代安史之乱时,瀛洲孝女李妙法,“父已葬,……结庐墓左,手植松柏,……及(母)亡,刺血书于母臂而葬,庐墓终身”[23]5826。孝女们自觉将墓植松柏行为当作孝敬亡亲的重要葬仪予以坚持。

    有唐一代,官方对孝女的墓植松柏行为亦嘉奖有加。唐代徐州孝女王和子,赴泾州接回战死的父兄遗体归葬家乡,并“手植松柏,剪发坏形,庐于墓所。节度使王智兴以状闻,诏旌表之”[20]5152。又,兗州郑神佐之女,前往庆州接回战死边疆的父亲郑神佐尸体,与其母合葬在一起,并“庐于坟所,手植松槚,誓不适人”,节度使萧俶以状奏之,认为郑氏女不仅能够做到“投身沙碛,归父遗骸,远自边陲,得还闾里”,而且还可以“守丘墓以誓心”,其孝行起到了“克彰孝理之仁,足厉贞方之节”的模范作用,所以皇室“诏旌表门闾”[20]5152。又,汴州李氏孝女遭父母丧,“庐于墓,蓬头,跣而负土,以完园茔,莳松数百。武后时,按察使薛季昶表之,诏树阙门闾”[23]5821。唐代官方极力地表彰孝女的墓植松柏行为,实质上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推行儒家的孝道文化。是故,两《唐书》之《列女传》在确定收录对象时,就将女性是否为父母之墓栽植松柏作为重要的考量因素。

    由此可见,墓植松柏行为作为儒家葬礼中表达孝道文化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官方的推崇倡导和民间的积极践行下,已经成为中国古代全社会自觉遵循的一种惯例性的丧葬礼仪活动。反之,如若有人无视墓地松柏所代表的神圣孝道,“斩伐生民墓上松柏”,则会“辜及亡人,伤孝子心”[56]290

    根据郭风平等对中国古代陵寝树木的整理研究可知,中国古代的墓树种类主要有松、柏、梧桐、杨、柳、杉、桑、槐、榆等[57]1-6。但不可否认的是,只有松柏脱颖而出,成为墓地中栽植率最高的树种。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葬礼图的右侧画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墓地松柏图像”,其弥足珍贵之处在于,作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墓植松柏习俗的最初形态,它对中国丧葬史、森林文化史、环境史和艺术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证史补史作用。

    墓植松柏习俗是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起自春秋战国,传承两千多年,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具有了丰富的丧葬文化内涵,它与孝子的负土成坟、墓侧哭亲、墓庐守丧等行为一起,共同构成了儒家丧礼中孝道文化的固定表达模式。时至今日,风移俗易,中国古代墓植松柏习俗亦经历和完成了向现代的转型。在墓植松柏习俗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文明的过程中,其过去所蕴含的文化糟粕性东西(如鬼神观念等)已完全被现代社会所抛弃,但其所具有的绿化墓域环境等有益功效也被创造性地吸收进了当代墓园的树木种植文化中。松柏现今依旧树立于华夏大地上的各处墓园中,在绿化墓地环境的同时,也象征着逝者安息、精神长存的文化旨归。

  • 图  1   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葬礼图拓片

    图  2   山东省微山县微山岛沟南村汉代石椁葬礼图摹本

    图  3   江苏省沛县栖山汉画像石一号墓中椁东壁内侧画像拓片

    图  4   山东省嘉祥县满硐乡宋山东汉墓出土季札挂剑画像石照片

  • [1] 阮元. 十三经注疏[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2] 萨仁高娃. 中国古代墓葬封土起源的研究[D]. 南京: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 2017.
    [3] 高亨. 商君书注译[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4] 陈立. 白虎通疏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4.
    [5] 杨宽.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史[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6] 李昉. 太平御览[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0.
    [7] 葛洪. 西京杂记[M]. 周天游, 校注. 西安: 三秦出版社, 2006.
    [8] 吴树平. 东观汉记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08.
    [9] 彭铎. 潜夫论笺校正[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10] 王思礼, 赖非, 丁冲, 等. 山东微山县汉代画像石调查报告[J]. 考古, 1989(8): 707.
    [11] 巫鸿. 礼仪中的美术: 巫鸿中国古代美术史文编[M]. 郑岩,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5.
    [12] 严可均. 全三国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13] 汤池. 中国画像石全集(第4卷): 江苏、安徽、浙江汉画像石[M]. 济南: 山东美术出版社, 2000.
    [14] 姜生. 汉帝国的遗产: 汉鬼考[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
    [15] 房玄龄. 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16] 李百药. 北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17] 陈寿. 三国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18] 王溥. 唐会要[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5.
    [19] 王琦. 李贺诗歌集注[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7.
    [20] 刘昫. 旧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1] 脱脱. 宋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7.
    [22] 张岱. 陶庵梦忆·西湖梦寻[M]. 路伟, 郑凌峰, 点校.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2018.
    [23] 欧阳修, 宋祁. 新唐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5.
    [24] 高斯得. 耻堂存稿[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25] 宋濂. 元史[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6.
    [26] 王焕镳. 明孝陵志[M]. 南京: 南京出版社, 2006.
    [27] 明英宗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28] 乐史. 太平寰宇记[M]. 王文楚,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7.
    [29] 郑樵. 通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7.
    [30] 叶盛. 水东日记[M]. 魏中平,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0.
    [31] 长孙无忌. 唐律疏议[M]. 刘俊文,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32] 陕西省公祭黄帝陵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黄帝陵碑刻[M].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4.
    [33] 陈桥驿. 水经注校释[M]. 杭州: 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34] 严可均. 全后汉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5] 滝本孝雄, 藤沢英昭. 色彩心理学[M]. 成同社, 译. 北京: 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1989.
    [36] 赵超. 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M]. 天津: 天津古籍出版社, 1992.
    [37] 严可均. 全汉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38] 司马光. 资治通鉴[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6.
    [39] 孙启治. 政论校注·昌言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2.
    [40] 班固. 汉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2.
    [41] 王钦若. 册府元龟[M]. 南京: 凤凰出版社, 2006.
    [42] 叶廷珪. 海录碎事[M]. 李之亮, 点校.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
    [43] 司马迁. 史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59.
    [44] 姚思廉. 陈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2.
    [45] 王利器. 风俗通义校注[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1.
    [46] 李昉. 太平广记[M]. 北京: 中华书局, 1961.
    [47] 程乐同. 灵魂转移观念及墓树松柏[J]. 成都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9(3):6-9.
    [48] 黄晖. 论衡校释[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0.
    [49] 济宁地区文物组. 山东嘉祥宋山1980年出土的汉画像石[J]. 文物, 1982(5):63.
    [50] 魏收. 魏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51] 汪灏. 广群芳谱[M]. 上海: 上海书店, 1985.
    [52] 李莉. 中国传统松柏文化[M]. 北京: 中国林业出版社, 2006.
    [53] 魏征. 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3.
    [54] 明宪宗实录[M]. 台北: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1962.
    [55] 沈约. 宋书[M]. 北京: 中华书局, 1974.
    [56] 严可均. 全晋文[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57] 郭风平, 安鲁, 任耀飞, 等. 中国古代陵寝树木文化整理研究[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0, 9(3): 1-6.
  • 期刊类型引用(1)

    1. 杨帆. 略论三《礼》丧礼制度中的农林器物.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03): 109-114 . 百度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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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收稿日期:  2021-05-19
  • 录用日期:  2021-11-17
  • 网络出版日期:  2021-11-19
  • 发布日期:  2022-0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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