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9月10日，世界自然基金会和伦敦动物学会发布了两年一度的《地球生命力报告》（2020年版）（Living Planet Report 2020）。据该报告显示，自1970年以来，虽然在世界范围内总体的环保意识不断提高，但人类活动仍然给整个地球生态带来了日益严峻的影响−人类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开发和破坏自然，野生动物种群数量在急剧下降，在微观上，这与包括过度消费在内的每一个人类个体的日常活动直接相关^[1]。这部分证实了法国后现代理论家让·鲍德里亚约半个世纪前在《消费社会》中的预测：伴随着过度物化倾向由劳动领域向休闲领域的蔓延，现代社会日常生活的商品化将不可避免，过度消费将成为导致日渐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和社会生活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2]。笔者从解读鲍德里亚的休闲观入手，在肯定他的休闲异化理论对揭示现代社会中的过度消费现象有所助益的同时，指出其理论的内在局限性，澄清他对现代休闲抱有强烈悲观态度的真正原因所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避免鲍德里亚式休闲悲剧的途径，尝试帮助人们超越现代性异化，躲避消费主义陷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生活。

一.   休闲：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

从19世纪到20世纪，资本主义社会在工业技术、经济及社会结构方面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鲍德里亚发现，与先前的时代不同，当今的人们生活在一个由不断增长的物、服务和物质财富所构成的“物的时代”，在人们的周围，存在着一种“显而易见的丰盛和惊人的消费现象”^[2]。以“消费”为切入点，鲍德里亚提出了对现代社会中的休闲，更准确地说，是对现代休闲异化问题的独到见解。鲍德里亚认为，与休闲密切相关的是一种时间概念，而时间在现代消费社会中，是作为一种从属于交换价值规律的商品、一种普遍性稀缺的社会资源而存在的^[3]。因此，一方面，人们对获取时间具有巨大的渴望，“对它的需求就几乎相当于对其他任何财富需求之总和”^[2]；另一方面，人们也绝不允许所获得的时间被单纯地消磨掉，相反，它必须进入到商业价值计算之中，被消费、被转化为其他商品或是金钱。在鲍德里亚看来，这种时间与物品之间的转化，不仅仅发生在劳动时间中，也同样地存在于休闲时间中。事实上，“一切被生产出来的物品均可被视作凝固的时间”，反过来说，一切时间也均能用于生产物品^[2]。而与在劳动中生产出来的具体商品相对，在休闲中所能够生产出来的物品是“价值”。他指出，现代休闲便是“对非生产性时间的一种消费”，它是一种通过消费得以完成的价值生产时间，对社会性个体而言是“生产身份地位的时刻”^[2]。换言之，对鲍德里亚而言，现代休闲时间即是通过“消费”这样一种方式，将自身物化为个体的某种社会身份和地位。

这里可以看到，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体系中，现代消费社会中的休闲时间与劳动时间均是被物化的。但不同的是，对他而言，休闲时间的物化，还进一步象征了现代社会日常生活商品化的完成−到此为止，消费社会中的一切时间均已受制于商品逻辑，再也不存在能够逃脱于物化之外的时间了。此外，另一个需要指出的差异是，休闲时间的物化是直接通过消费这一方式完成的，而与受技术等限制的生产不同，消费及其背后的欲望，是可以被创造的、无休止的。因而，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休闲的异化是比劳动的异化更深层的、对人的影响更深重的，它将现代人彻底卷入到消费主义的漩涡之中，超前消费、浪费式消费等过度消费的现象层出不穷。

二.   鲍德里亚之休闲观批判

前文提到，鲍德里亚对现代休闲是彻底绝望的。在他看来，休闲的异化不可避免。他不认为现代人有能力真正超越休闲的消费化和符号化，成功躲避消费主义的陷阱。而隐藏在这种悲观态度背后的正是他对休闲和与之相对的劳动概念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曲解。

一   对休闲概念的曲解

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体系中，休闲与自由时间是完全等同的。而这里存在的第一个问题是，他对自由概念的错误界定。应当承认，鲍德里亚在将休闲界定为“自由时间”时，并非是不加批判地使用“自由”一词，他似乎在尝试澄清“自由”概念中的歧义−在他看来，“自由”并非指代一种表面上的自由选择、一种顺应外界潮流而呈现出的形式上的自由。然而，他虽然反对将形式上的自由视作真正的自由，但也从未能理解一种处在与必然的辩证关系之中的自由，一种“以必然为前提，包含必然性在自身内，作为被扬弃了的东西”的自由^[4]。相反，对鲍德里亚而言，“自由”就是能够完全抛开必然性，是摆脱一切之后的“真空状态”。

而除了对自由概念本身的错误界定外，鲍德里亚对休闲概念的曲解，还与其仅从时间的角度来界定休闲有关。应当承认，从时间的角度对休闲概念进行界定，确实是定义休闲的一种典型形式。例如，法国学者罗歇·苏，美国学者托马斯·古德尔、杰弗瑞·戈比等均将休闲概念首先视作“休闲时间”“可自由支配时间”或“空闲时间”等来展开探讨^[5-6]。一方面，这种界定最贴近于人们日常生活中对休闲的认识；另一方面，它也能够最大限度地为较大范围内的实证研究提供便利，使跨时间的、跨地域的休闲研究成为可能。然而，以时间来界定休闲的极大便利并未能彻底掩盖这种界定方式内隐含的最大问题：即单纯以时间来界定的休闲，或许仅仅表明了真正的休闲最可能发生的时间段，除此之外，它并未涉及任何有关休闲本质的内容。换言之，从时间的角度出发所界定的这种“闲”，或者说“闲暇时间”的概念，它并不等同于“休闲”−休闲所强调的核心是如何“休”闲，它虽以闲暇时间为基础，但“此‘闲’更指一种心态和心境”，而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7]。

因而，回到鲍德里亚的休闲观能够发现，在他对“自由时间”的强调中，实际上所表明的仅仅是一种“空的”“未被占有的”状态。出于批判消费社会过度物化倾向的必要，鲍德里亚将他理想中的休闲定义为一种对时间的纯粹消磨和单纯浪费。在他看来，为了彻底对抗休闲的消费化和符号化，就要无所事事地度过休闲时间，而这显然已经违背了休闲的真正内涵。

二   对劳动概念的曲解

应当认为，在鲍德里亚将休闲概念曲解为“劳动以外的自由时间”时，他也同时曲解了劳动概念的本质内涵。对鲍德里亚而言，消费社会下的“劳动”本身就是一种束缚、一种奴役，一种被异化了的、与自由相对立的东西。从这一意义上来讲，鲍德里亚的“劳动”概念实际上就等同于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概念−在他看来，劳动，或者说现代劳动方式本身，便是造成人的异化的根源所在。这里可以看到，与马克思相似，鲍德里亚同样指出了消费社会中的人同自己的生产活动及其产品相异化的现象。但不同的是，鲍德里亚认为，不存在一种“非异化的劳动”能够将现代人从异化状态之中解救出来，超越异化所依赖的必然是一种劳动之外的、与劳动相对立的、别的东西。

需要注意的是，在鲍德里亚的论述中至少存在一处地方，他对自己所持有的劳动概念产生了怀疑：在论述休闲是“对一套区分编码、一种鉴别结构的服从”时，鲍德里亚援引了奥尔德斯·赫胥黎在反乌托邦经典著作《美丽新世界》中所描述的人类社会未来图景。鲍德里亚认为，在赫胥黎的未来图景中，“只有阿尔法人进行劳动，其他大群的人们都献身于享乐和休闲”^[2]。而事实上，从《美丽新世界》一书本身的描述来看，参与劳动的绝不仅仅只有阿尔法人，相反，所有人都需要从事劳动，即使是最低等的埃普斯隆人也不例外。例如，在该书第16章描写的主宰者与野人先生的对话中，赫胥黎就直接使用了“半痴呆的埃普斯隆人做的工作”这一表述方式^[8]。换句话说，赫胥黎本身并没有否认阿尔法人以外的人所从事的劳动，是鲍德里亚在转述时将这一部分人的劳动排除在了他所界定的“劳动”概念之外。因此，一个极具可能性的大胆猜测是，鲍德里亚在论述过程中，曾经试图将“劳动”与“异化劳动”区分开来，他一度认为埃普斯隆人所从事的那种完全异化了的劳动不能被称为“劳动”。

三   对劳动-休闲关系的曲解

正是在对休闲与劳动概念的双重曲解之下，鲍德里亚进一步曲解了劳动-休闲关系。对他而言，劳动所代表的是一种束缚，它是不自主的、非自由的；而休闲则代表了对束缚的摆脱，因而它是自主的、自由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认为，鲍德里亚的休闲观正是这样一种通过贬低劳动的价值进而来推崇休闲的二分哲学，它与西方传统休闲哲学的劳动-休闲二分模式在本质上并无差异。然而，鲍德里亚的休闲观却不仅仅是对原有休闲哲学的一味遵从和全盘肯定。事实上，当他在现代消费社会框架下对人们的休闲行为进行实际考察时，鲍德里亚“一不小心”挑战了传统的劳动-休闲二分模式，动摇了这一模式在逻辑上的可行性。他发现，在商品逻辑的支配下，休闲时间实际上遵循着与劳动时间同样的占有法则。如果说劳动代表着“束缚”，那么休闲也绝不可能代表“自由”。而这一发现一方面成就了鲍德里亚对现代休闲异化问题剖析的敏锐性−过度物化倾向向休闲领域的延伸致使发生在劳动领域的异化现象蔓延至休闲领域，从而导致本应将现代人从异化之中解救出来的休闲，反而将人们推向了更深层的异化状态；但另一方面却造成了鲍德里亚对现代休闲的彻底绝望−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日常生活的商品化是不可避免的，再也不存在一种不受制于商品逻辑的时间，能够将现代人从消费主义过度物化的陷阱之中解救出来。

值得强调的是，之所以说鲍德里亚是“一不小心”挑战了劳动-休闲的二分模式，其原因在于：他所理解的劳动-休闲关系，在理想状态下，就应当是处于二分模式之下的。在鲍德里亚的概念体系中，非自由的劳动与自由的休闲本应就是对立的，他本无意质疑两者之间的对立关系。而他在消费社会的现实中所发现的这种二分模式在逻辑上的不可行性，更应当视作一种“消费社会的现实与鲍德里亚的理想”之间的鸿沟。事实上，他从未考虑过劳动−休闲之间可能存在除对立关系以外的其他任何关系，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将鲍德里亚拖入绝望深渊的，并非他自身所认为的“无法成为劳动对立面的休闲”，而正是他对劳动-休闲关系的曲解本身。

三.   避免鲍德里亚式休闲悲剧的途径

从一定程度上来讲，“鲍德里亚式的休闲悲剧”并非现代休闲本身所内含的悲剧。换言之，这一悲剧并非是完全不可避免的。通过一定的途径，就能够帮助现代人真正超越休闲异化，成功躲避消费主义的陷阱。而从上面的分析可以推导得出，这一途径的切入点应当就在于打破劳动-休闲二分模式的制约，正确理解劳动与休闲的概念内涵及两者之间的非对立关系。正如我国学者吴育林等在论析马克思的劳动休闲观时所指出的，劳动与休闲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个合规律性样态”，人类的真正解放离不开劳动与休闲的相互作用^[9]。而在这里，首先需要明确的问题就是：从理论上来讲，劳动与休闲为什么能够相互作用。关于这一点，可以用一种“转化概念”来进行说明。马克思将自由自主的劳动视作人类解放的根本形式，在这一形式中包含了劳动与休闲的融合统一。而在这一统一过程中，则包含着两方面的转化。一方面，是劳动向“休闲化的劳动”的转化，通过这一“劳动的休闲化”，劳动“超越了传统谋生的意义而具有了休闲乐生的意蕴”；另一方面，则是休闲向“劳动化的休闲”的转化，这一“休闲的劳动化”使休闲“超越了一般休憩的意义而获得了劳动创造的品性”^[10]。这里能够发现，与鲍德里亚二分模式下的休闲观相较，在马克思倡导的劳动与休闲相统一的休闲哲学中，对劳动与休闲概念有完全不同的理解：一方面，劳动不是束缚或奴役，它的价值和意义并不仅仅在于谋生，在劳动之中还包含有自由的部分；而另一方面，休闲也并不等同于休憩，对时间的单纯消磨并非它的全部价值，在休闲之中也同样包含有创造的部分。

在理解了劳动、休闲及其统一关系的基础上，需要回答的第二个问题是：在实践层面上，如何促成劳动与休闲的相互作用，从而最终超越休闲异化、帮助现代人成功躲避消费主义的陷阱。而在这里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是：在现有条件下，如何达成马克思的“两个转化”，实现劳动与休闲的融合统一。应当承认，在“普遍有闲”的现代社会中，从表面上来看，劳动困境日渐式微，而休闲困境日益凸显。这就使得休闲领域的部分研究者在为超越现代休闲异化寻求解决方案时，更倾向于忽视劳动与休闲之间的统一性，进而抛开劳动领域内的问题，试图单纯通过改善影响休闲的各种条件，来达成一种理想的休闲状态。从一定程度上来讲，由于这些改善路径仅仅关注“休闲的劳动化”，从而给人们的休闲活动提出了过高的要求，最终将导致“理想的休闲”在实际上难以实现。因此，应当认为，若要帮助现代人真正超越休闲的异化，马克思休闲哲学中所包含的“两个转化”必须是同时存在的。甚至可以认为，“劳动的休闲化”应当是略先于“休闲的劳动化”的。事实上，现代性条件也确实为“劳动的休闲化”提供了更充足的条件，伴随着现代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曾经仅可能出现在休闲时间中的具有自由创造性的活动，将有望变成一种适应新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需要人去从事的、不能被机械所替代的、更具自由创造性的劳动。具体来看，这一“劳动的休闲化”过程在大体上主要涉及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解放劳动”。这一阶段的重点在于进一步大力发展生产力，尤其是要促进高新技术的研发，从而能够通过大机械生产、人工智能等的介入和应用，将人首先从繁重的、重复性的、仅仅用于谋生的、作为束缚或奴役而存在的劳动中解放出来。第二阶段：“转化劳动”。这一阶段将为“从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引导全新的职业发展方向，提供配套的学习培训机会，从而使其有能力重新置于一种更具灵活性、自由性，更能激发创造性的劳动状态之中。而这一劳动的顺利转化在改变劳动状态的同时，也将一并改变人们的休闲状态−当人们在自由自主的劳动中不再感受到一种绝对的束缚时，他们也就不需要在劳动以外的休闲中寻求一种对时间的单纯浪费式或恣意消费式“自由”；相反，人们将更倾向于合理地利用休闲时间，充分发挥其创造潜能。换言之，可以认为，“劳动的休闲化”将进一步推进“休闲的劳动化”，并最终模糊劳动与休闲之间的界限、实现二者的融合统一，从而帮助现代人克服包括劳动异化与休闲异化在内的现代性异化问题，成功躲避消费主义的陷阱，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生活。

四.   结 语

基于西方传统休闲哲学的劳动-休闲二分模式，鲍德里亚建立起了他自己的休闲观，将休闲视作对劳动或束缚以外的自由时间的一种支配。在此基础上，他从消费社会的时间稀缺性出发，澄清了商品逻辑对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同等支配，得出了劳动与休闲在逻辑上无法彻底割离的结论−如果说劳动代表着“束缚”，那么休闲也绝不可能代表着“自由”。由此，鲍德里亚陷入了对“自由时间之可能性”的彻底绝望之中。在他看来，休闲异化是不可避免的，现代人必然在休闲时间的物化中掉入消费主义的陷阱。笔者分析后认为，鲍德里亚对现代休闲所持有的强烈悲观态度，源自其对休闲和与之相对的劳动概念及两者之间关系的曲解。一方面，在错误定义自由概念的基础上，鲍德里亚仅从单一的时间角度出发对休闲进行了片面界定，曲解了休闲概念的本质，误将休闲视作对时间的纯粹消磨和单纯浪费；另一方面，他又仅从可观察到的消费社会中的劳动现状出发，未能辨明“劳动”与“异化劳动”的差异，从而曲解了劳动概念的内涵，误将劳动本身视作一种非自由的束缚或奴役。而这两方面共同作用，促使鲍德里亚进一步曲解了劳动-休闲之间的关系。对他而言，在理想状态下，代表着自由的休闲与代表着非自由的劳动本应是完全对立的；而在现实情况中，劳动-休闲的二分模式却在逻辑上是不可行的。这种现实与理想之间的鸿沟，将鲍德里亚拖入了绝望的深渊，他再也无力为超越现代休闲异化寻找到解决方案。

而若要避免鲍德里亚式的休闲悲剧，则需要以打破劳动-休闲二分模式的制约为切入点，首先在理论上正确理解劳动与休闲的概念内涵及两者之间的融合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在实践中积极促成劳动与休闲的相互作用。充分利用包括技术进步在内的一切有利的现代化条件来达成“劳动的休闲化”，并通过劳动的顺利转化进一步推进“休闲的劳动化”，最终模糊劳动与休闲之间的界限、实现二者的融合统一。从而，真正解决包括劳动异化与休闲异化在内的现代性异化问题，使现代人顺利摆脱过度物化倾向的制约，成功躲避消费主义的陷阱，避免过度消费。进而，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索取和消耗，降低对生态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