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一个永恒话题。早在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就历经艰辛探索，勇敢冲破宗教神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神秘主义阐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思辨哲学阐释、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本主义阐释，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深刻探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统一性、社会历史性等特征，推进人类认识大步向前迈进。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演进历程，不仅是其个人思想发展的一个侧面，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不断进步的一个缩影。然而一个有趣又令人遗憾的现象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机械主义等这些曾被恩格斯驳斥的观点，今天仍然在一定范围和程度上流行。这正如恩格斯在评价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关系时所说的，在哲学中几百年前就已经提出了的、早已被废弃了的命题，而后又作为全新的智慧出现，甚至成为时髦的东西。因此，今天重新梳理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的演进历程，不仅在个体认识发展意义上，而且在人类群体思维发展意义上，对我们都有重要启示，即避免重蹈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机械主义的认识错误，在恩格斯已确立的正确认识基础上，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和新发展。

一.   早期思想：破除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误导

19世纪欧洲的宗教氛围浓厚，恩格斯早年也深受基督教影响，他的文本经常出现对《圣经》的援引和论述。1839到1844年间，恩格斯尚处于脱离虔诚主义宗教信仰并向唯物主义立场过渡的阶段，他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也带有这种过渡期的特点，带有黑格尔、费尔巴哈思想的影子。

一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直观感性理解

恩格斯早年虽受基督教影响，但他逐渐发现《圣经》中的论述充满矛盾，与现实社会相距甚远。恩格斯开始质疑宗教并处于迷茫困惑之中，旧的宗教世界观消散，新的世界观尚在痛苦中求索。他说道：“我到处寻求真理，哪怕是仅仅有希望找到真理的影子。”^[1]192-193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也是在对虔诚主义产生质疑后，通过对现实社会的亲身体验和真理探寻而得出的。

1839年恩格斯匿名发表了《乌培河谷的来信》，这是他第一篇政论性文章，也是他对神秘主义、虔诚主义和蒙昧主义进行集中批判的文本。在现实生活中，恩格斯没有感受到教堂讲坛上那令人“心醉神迷的极大幸福”，看到的只是资产阶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以及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和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随处可见“烟雾弥漫的工厂”“棉纱遍布的漂白工厂”，被污染的“浑浊的乌培河”所流淌的“鲜红颜色”并不来自于某个流血的战场，而只是流自沿岸染坊。长期在这种恶劣环境下工作生活的工人身体健康遭到极大危害，他们“吸进的煤烟和灰尘多于氧气，而且大部分人从六岁起就在这样的环境下生活”^[2]44。工人们普遍染上了肺部疾病，五个人中会有三个人因为肺结核死去，“乌培河谷的信仰”并没有带来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恩格斯意识到了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弊端，对处在恶劣生存状态下的工人们深表同情。可以说，恩格斯是通过对宗教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批判走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思考的。不过此时他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尚处于萌芽期，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还不够深刻，比如，认识停留在直观感性层面，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归因于工厂制度，抨击的是工厂主不成体统的作威作福以及不合理的工厂管理方式，还没有看出人与自然关系恶化反映着当时德国社会各阶级的对立，缺乏深度理性分析。尽管如此，《乌培河谷的来信》表明恩格斯在走上批判资本主义道路和领导国际无产阶级运动伊始，就已经注意到了生态环境破坏问题。

二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性思辨认识

摆脱了虔诚主义的影响后，恩格斯转向了理性思辨的自然观，这是黑格尔哲学对他的影响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的体现。黑格尔将理性和辩证法这两个重要元素引入人与自然关系领域，极大地冲击了宗教神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束缚。在他的影响下，恩格斯这一时期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表现出对理性和辩证法的推崇。

1   理性思辨自然观是对宗教神学的冲击

恩格斯在脱离了宗教虔诚主义后，不是直接转向了理性主义，而是经过了超自然主义的过渡。恩格斯在德国神学家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下，此时成为了一个超自然主义者，他在给格雷培兄弟的信中写道：“我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我一度是个神秘主义者，但这已是过去的事；我现在是一个诚实的、对人宽宏大量的超自然主义者；我不知道我这个超自然主义者能当多久，但是我希望继续当下去，尽管有时候或多或少也倾向于理性主义。”^[1]139在一个多月后的书信往来中，恩格斯再次强调，“我直到现在仍和从前一样，是一个地道的超自然主义者，不过我抛弃了正统思想”^[1]143。可以看出，在这个较短的时间里，恩格斯处在从彻底抛弃正统的宗教信仰到或多或少倾向理性主义的转变，不过，此时在恩格斯思想中占主流的还是超自然主义。而促使他实现向理性主义转变的，是因为在思想上遇到了青年黑格尔派。1841年前后，在大卫·施特劳斯的影响下，恩格斯开始接触青年黑格尔派和黑格尔哲学，从而使他的思想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洗礼。“从某种意义上说，黑格尔哲学构成了青年恩格斯思想的逻辑起点。”^[3]28与黑格尔在思想上的相遇对恩格斯来说是一件十分兴奋的事，黑格尔对人与自然关系理性思辨的认识，促成恩格斯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从超自然主义向理性主义转变。

黑格尔将理性思维和辩证方法引入人与自然关系领域，挑战了宗教神学的神秘主义，启迪了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具有客观实在性的，它是独立于任何心灵的真实存在，自然界并不受外在力量的推动，而是具有自身内在目的性的鲜活整体。在黑格尔看来，自然界演化的推动力在于自然界自身的发展变化，是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发展的必然结果。那种从自然外部寻求推动力是一种“笨拙的理解”。并且，黑格尔在那个年代已经按照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原则，将自然界依次划分为力学系统、物理系统和有机系统三个部分，这种认识虽然存在一定缺陷，但较之虔诚主义已经有了巨大进步。黑格尔的自然观表明，他已经开始用思辨哲学的方式解释自然界的产生发展等问题，自然的内在目的、内在价值被发现和重视，极大地挑战了上帝权威，颠覆了宗教神学影响下对自然界的神秘认知。正如恩格斯在晚年总结黑格尔哲学的功过时指出的那样，“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伟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4]26。但是，黑格尔自然观的缺陷是将自然看作是理念的外在形式，他认为，“自然界是作为它在形式中的理念产生出来的。既然理念现在是作为它自身的否定东西而存在的……那么自然界就并非仅仅相对于这种理念（和这种理念的主观存在，即精神）才是外在的，相反的，外在性就构成自然界的规定，在这种规定中自然界才作为自然界而存在”^[5]205。在黑格尔看来，外在性即自然的规定性，自然界只是精神的异化和派生。所以，他的理论不可避免具有唯心主义和神秘主义色彩。

2   谢林反动的自然观是对黑格尔的挑战

与恩格斯同时期的谢林，早期曾对自然哲学做过积极贡献。谢林否定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和“概念”，断言思维无论如何不会先于存在，相反存在先于、并产生思维。在一定程度上，谢林指出了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致命弱点，但遗憾的是，谢林没有由此走向唯物主义，却转身成为了基督教正统思想的辩护士，他将这种存在归结为上帝的先验的、永恒的存在，而非物质现实、自然界的存在。他彻底否定了自然的理性、独立性和物质性，认为“自然的理性连一根草茎的存在也无法证明；它施展自己的全部论证、论据和推理也吸引不了人，因而绝不可能上升为神圣的东西，因为它愚不可及，只配永远留在尘世”^[2]398。人与自然关系的哲学基础−理性−被谢林抽掉了，只有上帝是永恒的，也只有上帝才能证明二者的存在。谢林又退回到宗教这种反动的自然观形式来代替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形式。

恩格斯早期对理性主义十分推崇，因此当谢林向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发难时，恩格斯挺身而出对黑格尔加以维护。1841年初到1842年底，针对谢林对黑格尔的批判，恩格斯写了《谢林和启示》《谢林基督教的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谢林论黑格尔》以及多种笔记进行反击。在恩格斯看来，黑格尔才是那个“为我们开辟意识新纪元的人”，他呼吁不要在谢林身上浪费时间了，应该重新回到黑格尔。遵循着黑格尔主义的表达方式，恩格斯写道，“自然界的宠儿即人经过青年时代的长期奋斗、常年流落他乡之后，作为一个自由的男子汉回到了自己母亲身边”^[2]392。这个曾经“像幽灵一样以其隐蔽的力量使我们惊恐不已的自然界，−现在同我们是多么亲密，多么接近啊！”^[2]391自然界对任何人来说都意味着“自由”，不论是富人、穷人，还是高贵者、低贱者，“自然界向我们敞开大门并且向我们大声疾呼，别躲避我，我并未被摒弃，我没有放弃真理，过来看看吧，正是你们自己最内在的本质赋予我生命力和青春美”^[2]392。通过对谢林的驳斥，恩格斯已经看到：精神的东西仅仅在自然界才是实在地存在的。恩格斯在批判谢林时已经表现出对人与自然关系唯物主义认识的倾向，这同他想把黑格尔辩证法从神秘主义表述方法中摆脱出来的企图是一致的。但是不应夸大这个阶段恩格斯向唯物主义自然观的接近，因为恩格斯此时主要还在于否认谢林所强调的先验的自然观，他在自然观上尚处于一种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之中。恩格斯是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去批判谢林的，他对自然与精神关系的理解在认识论上是辩证的，在存在论上却是抽象、唯心的。不言而喻，1841年的恩格斯还不能以辩证唯物主义实践观的态度去证明感性认知和思维存在中的自然和人，以及二者关系的客观内容，他仍然是在黑格尔“理性”“实存”“存在”“自由”概念意义上认识人与自然关系，因而具有一定的唯心性、思辨性和抽象性。

三   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唯物主义认知

恩格斯早年深受基督教正统和虔诚主义思想影响，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黑格尔哲学并不能彻底帮助他同宗教神学决裂。他需要一个既能克服虔诚主义弊端又能超越黑格尔唯心主义神秘性的思想帮助他走出理论困境，为恩格斯提供这个理论帮助的人就是费尔巴哈。

1   唯物主义对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否定

1841年，费尔巴哈《论基督教的本质》在莱比锡首次出版，书中的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想同时挑战了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哲学。费尔巴哈向唯物主义的这种转变，结束了青年黑格尔派在阐释人与自然关系时所表现出的两面性、不彻底性和隐晦的宗教性与神秘性。在费尔巴哈看来，自然界和物质是第一性的，除了人和自然界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观察既不需要上帝，也不需要任何“绝对观念”。恩格斯晚年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文中，高度赞扬了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发起挑战的重要意义，他指出：“这时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了……他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所固有的本质虚幻反映，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6]329费尔巴哈帮助恩格斯在自然观和世界观上实现了向无神论的蜕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海因里希·格姆科夫称费尔巴哈的《论基督教的本质》是恩格斯迈向唯物主义第一步的推动力。

费尔巴哈自然观的重要意义在于他看到了人从自然界而来，自然界是人类社会赖以存在的基础，这与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认知是一致的。一般都认为费尔巴哈不是辩证论者，费尔巴哈也不认为自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论者，但我们也不能简单否定费尔巴哈在自然观上的辩证法态度。费尔巴哈认为：“自然界没有始点，也没有终点，一切都在交互影响，一切都是相对的，一切同时是效果又是原因，一切都是各方面和对立方面的。”^[7]602实际上费尔巴哈也是重视从运动发展的辩证法观点去理解自然界的。但是，在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费尔巴哈确实又陷入了形而上学，他只看到了自然界对人的控制，忽视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主体性，没有看到人对自然界的改造作用。费尔巴哈在《论基督教的本质》中所遵循的方法是完全客观的，他在必要的、可能的地方都援引了文件，只为说服人们他得出的结论都是正确的。然而，瑕不掩瑜，在那个上帝和绝对精神统治人类意识的时代，费尔巴哈能对人与自然关系有初步的正确的认识就足以让恩格斯感到“兴奋”。

2   非宗教性是对人与自然关系唯物性认知的深化

1844年1月，青年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撰写了《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他再次论及宗教神学视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荒唐。他认为，“宗教按它的本质来说就是抽掉人和大自然的整个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又反过来使人和大自然从它的丰富宝库中得到一点东西”^[8]517。他进一步指出：“为了认识人类本质的美好……了解人类对个人的非理性的一贯战无不胜，了解人类克服一切似乎超人的事物，了解人类同大自然进行的残酷而又卓有成效的斗争，直到最后获得自由的、人的自我意识，明确认识到人和大自然的统一……为了了解这一切，我们没有要首先召来什么‘神’的抽象概念，把一切美好的、伟大的、崇高的、真正的人的事物归在它的名下。”^[8]520恩格斯批判宗教神学视野下人与自然关系的荒唐，无疑受到了费尔巴哈很大的启发，然而，恩格斯也不满意费尔巴哈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形而上学理解，他已经清楚意识到，“我何必照抄费尔巴哈的话呢？”^[8]518此时的恩格斯已经有了对费尔巴哈思想进行辩证改造的明确意识。恩格斯也正是在对费尔巴哈观点进行改造和突破的基础上，走上了阐发自己思想的道路。

二.   中期思想：形成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见解

恩格斯早年发表的文章里，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并不占重要地位。1844年8月与马克思会面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有了新发展，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也进入了新发展阶段，这不仅体现在他进一步发展了之前提出的原理，而且还体现在提出了一些新问题及人与自然关系新原理，并修正了之前文章中个别不正确的论断，逐渐形成了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鲜明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特性的人与自然关系新见解。

一   通过经济社会剖析人与自然关系

“青年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是通向唯物史观的桥梁”^[9]24，同时，政治经济学批判也是通向他对人与自然关系唯物史观认识的桥梁。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书中，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恩格斯基本完成了从纯粹思想领域到社会现实层面的视域转变。此时他已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人与自然对立有了科学预见，通过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揭示了人与自然对立的经济根源，并且初步阐释了科学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

1   私有制和竞争是人与自然对立的根源

19世纪40年代正值英国社会转型期，恩格斯有意识地把人与自然关系置于资产阶级社会经历的重大历史转型和生产关系变革中去考察。他在这里探讨的人与自然关系已经基本摆脱了纯粹思辨哲学和人本主义的影响，侧重从经济史、政治史、工业史、社会史的宏观框架去分析，并在经济私有制、竞争及其引发的社会危机事实中去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结构性特征和根本属性。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非常清楚地阐明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是一切祸害的根源，人与自然关系也深受其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生产分裂为两个对立的方面，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8]458-459。对资本来说，自然界和人只是生产要素，它们的存在只有商业价值。资本的盈利是以自然和人的被剥削为代价的。因此，恩格斯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必须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瓦解一切私人利益，这是在替“我们这个世纪面临的最大转变，即人类与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开辟道路”^[8]449。另外，资本主义社会消灭了封建社会的生产条件，代之以自由竞争，但是在普遍竞争下，一切关系都颠倒了。“资本对资本、土地对土地、劳动对劳动的斗争，使生产陷于高烧状态，使一切的自然的合理关系都颠倒过来。”^[8]463

我们还需要看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并不是一部成熟的著作，里面还存在一些不正确、不确切的提法。比如，在本书中恩格斯基本上是从唯物主义出发来认识人与自然关系的，但是还没有采用唯物主义概念本身。比如，他误把自然主义称为唯物主义，而对这种自然主义观念来说，人只是受自然规律支配的自然生物；又比如，他认为唯物主义的革命是片面的，它“不干预基督教轻视人类和侮辱人类的现象，他只是把自然当做一种绝对的东西来代替基督教上帝，并把他和人类对立起来”^[8]443；还比如，他的基本立场和哲学观点开始向唯物史观靠拢，但还没有正确使用唯物主义历史观这样的术语。

2   科学技术对人与自然关系有重要影响

19世纪40年代，世界科学发展迅猛，用恩格斯的话说是按照“几何级数”发展的。恩格斯对自然科学一直有浓厚兴趣，而此时不断涌现的自然科学发现和发明更是强烈吸引了他。1844年春天，恩格斯开始着手研究自然科学。他首先研究了弗朗西斯·培根等自然科学的理论遗产。他密切注意当时数学、地质学、古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并尝试对以往的研究成果进行总结。他此时特别对化学、生物学表现出极大兴趣，因为这些学科直接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改造。他集中研究了李比希、莱尔、林奈等人的发现，并熟读他们的著作。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以生产和科学关系为切入点指出，“科学又日益使自然力服从于人类”^[2]464，初步论述了科学对自然的改造作用，以及科学应用对人类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促进意义。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这些探索与研究，为他后来从辩证唯物主义角度总结人与自然关系和自然科学规律，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二   运用阶级斗争分析人与自然关系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被恩格斯称为自己“第一本关于英国的书”，也是他运用阶级史观分析人与自然关系的典型。在这本书中，人与自然关系不再只是唯物主义无神论问题，更重要的是它上升为一个阶级斗争问题。

在这一时期，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建立在研究和概括大量事实材料基础之上。他不仅搜集了以往的事实材料，还直接研究英国工人的生活，同他们一起居住，了解他们的工作、生活和居住环境，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我曾经在你们当中生活过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对你们的状况有足够的了解”^[10]382。恩格斯看到，随着工业革命展开和社会生产力提高，资本家开始向自然进军，煤矿、铁矿、铜矿、锡矿、铅矿等自然资源被大规模开采，资本家靠无节制的消耗自然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和回报，无产阶级却承担事后自然加在人身上的报复。尽管此时恩格斯还没有使用“报复”一词，但他却真实地描述了工人阶级在恶劣条件下工作和生活的状态。工人们居住的是肮脏、坑坑洼洼、没有排水沟、只有死水洼的贫民窟。杂乱无章的建筑阻碍了空气的流通，人们的日子里鲜有阳光、空气和清洁的水。这样的贫民窟挤满了人，而且有3/4的家庭只有一个房间。艾尔河在进入城市之前是清澈见底的，从城市末端流出时则又黑又臭，这是城市的大工厂和机器大生产造成的河流污染。在河流泛滥的时节，艾尔河污浊的河水就会涌进贫民窟和地下室，最后河水会形成瘴气一样的饱含硫化氧的水蒸气，并留下对健康非常有害的令人作呕的沉淀物。与此形成强烈对比的是城市中富丽堂皇、骄奢淫逸的富人区。资本家对环境破坏的代价全都由无产阶级来偿还，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小撮强者掌握一切，而大批弱者却只能勉强活命。

恩格斯不仅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具体调查、整理和分析，而且透过这些表象直击人与自然对立背后更深刻的阶级对立关系，这极大丰富了他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他清楚地认识到：“工人阶级处境悲惨的原因不应当到这些小的弊病中去寻找，而应当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中去寻找。”^[10]368

三   立足唯物史观阐释人与自然关系

1844年恩格斯与马克思相遇后，恩格斯彻底完成了哲学立场的转变，开始用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去阐释人与自然关系，“理性”“人的类本质”“人道主义”等概念不再在他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中占有主要地位，取而代之的是“分工”“生产力”“生产关系”等唯物史观概念。

1   人在自然的先在性下创造物质

《神圣家族》是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第一本著作，在该书中他们对唯物史观许多重要原理有了基本阐释。恩格斯通过对鲍威尔及其伙伴的批判，认清了鲍威尔他们的理论都是在做一场“自我意识”游戏的本质，所有的一切都是黑格尔式的被意识到的真理。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11]58这就从存在论意义上否定了神学的上帝永恒性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绝对精神”先验论，肯定了自然的先在性和物质的第一性。在《神圣家族》之前，恩格斯在论述人与自然关系时，虽然是以反对宗教和黑格尔的面貌出现，但也经常有对《圣经》的引用和长篇论述。在受到费尔巴哈影响后，恩格斯也只是从否定的意义上明确了人与自然关系不是什么。而在《神圣家族》之后，他就基本确定了人与自然关系应该是什么样的基本原则。在奠定了唯物史观基本原则后，恩格斯减少了对一些明显错误的思想的没必要的批判与理论纠缠，开始循着这条唯物史观的新思路，着手阐释人与自然关系。

2   人与自然关系属于生产关系范畴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恩格斯同马克思合作的又一部著作，他的唯物史观也在写作该书时真正成熟，恩格斯也第一次运用唯物史观清楚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费尔巴哈凭借单纯直观去抽象地认识感性世界，认识自然和人。“他紧紧地抓住自然界和人；但是，在他那里，自然界和人都只是空话。无论关于现实的自然界或关于现实的人，他都不能对我们说出任何确定的东西。”^[6]348与费尔巴哈对感性世界的单纯、表面化理解不同，恩格斯从实际地反对和改变事物的现状出发，剖析经济社会发展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影响。在唯物史观视域下，人与自然关系作为生产关系的范畴之一，是由生产力决定的，更确切地说是由那时的资本主义生产力决定的。人与自然关系表现出的对立或统一形式，都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很多“可靠的感性”对象只是由于社会发展、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我们的。“樱桃树和几乎所有的果树一样，只是在数世纪以前依靠商业的结果才在我们这个地区出现。”^[12]528因此，要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要深入理解资本主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状况。恩格斯发现，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人和自然的双重剥削与异化，资本主义每前进一步，都会加深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并非是社会症结所在，而只是社会症结的表现。

三.   后期思想：在自然科学和人类学视野下对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丰富发展

进入19世纪70年代，奠基于自然科学最新成果和新打开的人类学视野，恩格斯有意识系统化地研究人与自然关系问题，《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系统论述人与自然关系的集大成之作。

一   运用自然科学成果论证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性

19世纪70年代之后，恩格斯高度关注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强调要将马克思主义同自然科学联系起来。经历8年的积淀，恩格斯全面梳理了以往自然科学的发展，并根据自然科学的最新发现重新在哲学上审视人类已经达到的认识，拓展了辩证法的自然性以及他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18世纪的自然科学是经验科学，在知识的掌握和材料的整理上已经取得重大进展，但对人与自然关系却还缺乏正确认识。一方面，18世纪的人们用人的生理学极限来判定人类认识自然的能力，用生理机能来划定人类认识自然的绝对界限。比如，生理学唯心主义认为人认识自然的能力是有限的，在他们看来鹰的眼睛比人的眼睛看得远，蚂蚁能够看见人眼看不到的紫外线，人的耳朵不能听到所有声音。直到19世纪70年代，恩格斯在吸收最新自然科学发现的基础上，于《自然辩证法》一书中才有力地回击了生理学唯心主义的观点，他指出“鹰比人眼看得远得多，但是人的眼睛识别东西远胜于鹰。狗比人具有敏锐得多的嗅觉，但是它连被人当做各种物的特定标志的不同气味的百分之一也辨别不出来”^[4]763。另一方面，18世纪的经验自然科学“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各种自然过程和自然对象分成一定的门类，对有机体的内部按其多种多样的解剖形态进行研究……但是，这种做法也给我们留下了一种习惯：把各种自然物和自然过程孤立起来，……不是从运动的状态，而是从静止的状态去考察；不是把它们看作本质上变化的东西，而是看作固定不变的东西；不是从活的状态，而是从死的状态去考察”^[4]23-24。当这种自然科学考察方式被转移到哲学上时，就表现为孤立、静止、片面的形而上学自然观以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僵化认识。

19世纪的自然科学以对材料的系统分析和整理归纳为特点，从而有力地证实了自然的辩证性质。到了19世纪上半叶，能量守恒定律、细胞学说、生物进化论等各种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相继提出，在震惊科学界的同时也将人与自然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些理论对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也产生了重要影响。1859年《物种起源论》出版后，恩格斯第一时间获得了该书。达尔文在充分研究大量事实的基础上指出，人经历了漫长的遗传、变异、选择和进化过程，从自然界中脱离出来，成为相对独立的人。达尔文科学地解释了物种起源和生物进化，打击了在人与自然关系问题上存留的神创说和形而上学自然观。恩格斯在给马克思的信中写道，《物种起源论》写的“简直好极了”。无论是《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还是《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恩格斯都大量引用了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此外，焦耳的能量守恒定律、施莱登和施旺的细胞学说以及其他重要的自然科学成果，共同在僵死的自然观上打开了一个缺口，从此整个自然界都被理解为处于普遍联系和永恒运动之中了。在恩格斯看来，“由于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 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6]354。人类社会与自然界、人类史与自然史之间也是密切联系、辩证统一的了，“我们连同我们的血、肉和头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的”^[4]769，我们必须始终尊重自然，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的“报复”。

二   从人类学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理论的发展完善

在晚期，摩尔根的人类学理论对恩格斯影响较大，恩格斯根据摩尔根对人类史前史的新发现，着手阐释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问题，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本重要著作。在该书中，恩格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在不同社会形态的演变历程进行了系统说明，补充和丰富了他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拓宽了人们研究人与自然关系的视角和范围。

恩格斯以人与自然关系为主线概括了摩尔根的人类社会分期法。蒙昧时代人靠采集自然界天然的、现成的产物为主，极度地依赖自然。人对大自然和自然力有着极度的崇拜以致达到一种迷信的状态，摩尔根称这是野蛮人式的民族信仰，马克思称这样的时期为“自然宗教”时代，恩格斯则称这是“稚嫩的宗教观”。人与自然的这种关系也直接影响了人与人的关系。这一时期人们劳动力水平低下，对自然的改造能力弱，主要靠女性采摘的果实为生，这就决定了人类社会最初的形态是母系社会。人过着动物般的野蛮生活，群居、共妻共夫是当时“社会”的主要存在方式。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也是人们“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6]42。人对自然的能动性进了一步，开始在人与自然关系中掌握主体地位，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不断增强。男性的狩猎、饲养动物成为家庭主要的生活来源，社会形态过渡到父系氏族。当人类社会形态演进到摩尔根所说的文明时代时，人已经学会加工自然界的天然产物，实现对自然的人为创造，这与恩格斯早期提出的“人化自然”观念在理论上殊途同归，相互辉映。史前人类社会的演进史，再次证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则：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二者相互影响。恩格斯晚年运用社会形态理论，从纵向发展层面系统梳理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演进历程，有力论证了人与自然关系从简单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历史过程，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客观规律和必然结果。

四.   结　　语

人与自然关系始终是恩格斯在理论创建过程中关注的重要问题。恩格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识发展历程，与其走向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程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他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早期是摆脱宗教思想影响并接受理性主义的蜕变期和艰难过渡期。与马克思相遇并实现哲学立场转变后，确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晚期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结合自然科学的最新发展成果和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恩格斯丰富发展了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理解，及对不同文明时期人与自然关系不同形态的历史透视。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不断发展，从早期神化自然的唯心主义时期，发展到在新自然科学成果基础上形成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并在革命实践中最终强调用唯物史观的视野看待人与自然关系。这一历程，既是恩格斯个人的思想发展历程，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人类对人与自然关系认识不断发展的写照，即从蒙昧走向理性再走向科学。今天，我们重新梳理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演进历程，不仅对个体认识人与自然关系，而且对人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都有重要启示意义，那就是要避免重犯神秘主义、唯心主义、机械主义的错误，并且要在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正确认识的基础上，进一步拓展深化认识。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尤其是关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重要论述，就是继承并发展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典范，是21世纪最鲜活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习近平与恩格斯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一方面，都是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思考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结晶，都强调人与自然之间辩证统一的关系，另一方面，习近平明确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是对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高度概括和升华，是在生态学理念指导下对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新发展。可以说，在当代中国坚持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就是要坚持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运用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理念指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我们既要用理论指导实践，将思想转变为改造现实的物质力量，同时我们也要在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理论坐标轴上创新发展，在新的历史阶段做出新的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