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lemma and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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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以“人”或“自然”为中心的生态伦理对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研究容易陷入抽象主义。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在劳动中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要求。生态劳动是实现人与自然共生正义的实践手段。基于生态劳动的人与自然共生正义图景,实现从“人”是主体到“人与自然”互为主体、从认识“人”向认识“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从抽象伦理规约向生态实践的全面转向。唯物史观叙事中人与自然的共生正义重构,对推进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以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Abstract: The study of the justice of symbiosis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ecological ethics certred on with “man” or “nature” is easy to fall into abstractio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it is the practical requirement of promoting the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to realize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them in labor.Ecological labor is the key of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Based on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in ecological practice, a comprehensive transformation, from “man” being the subject to “man and nature” being the mutual subject, from knowing man himself to knowing the life community between man and nature, and from abstract ethical regulations to ecological actions, is realize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narrat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ymbiotic justi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which has theoretical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value fo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realizing the green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the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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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 man and nature /
- symbiotic justice /
- ecological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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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是由中国提出的,旨在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对接彼此发展战略,实现优势互补,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型区域合作框架,是中国为推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而提出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新模式[1]。其核心目标是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开展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发展中国家较多,林业作为资源密集和劳动力密集型基础产业,“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共建国家推进林业相关领域的贸易和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
森林作为重要的可再生资源,其相关木质林产品在人们的生产和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森林资源禀赋差异明显,如俄罗斯、缅甸等国家人均森林蓄积量位居世界前列,但中国、新加坡、伊拉克等国家人均森林蓄积则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种资源禀赋的差异使得森林资源稀缺型国家需要通过进口满足自身需求,而拥有纸品等木质林产品比较优势的国家则可通过国际贸易疏解国内产能,赚取外汇。以中国为例,根据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的统计,如图1所示,2010—2019年,中国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出口贸易规模总体呈明显的上升趋势,尤其是2015年以来,出口规模持续增长,但2020年受疫情影响,出口规模有所下降。同时,由图2可知,中国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进口占中国从世界进口纸品总量的比例从2014年开始稳步提升,2016年之后上升势头更加明显,这充分表明了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纸品贸易领域的合作越来越紧密,也为与其他国家开展纸品贸易领域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一带一路”倡议在2013年首次提出,目前已经历了8年的发展。期间,“一带一路”倡议取得的一系列成果有目共睹,其对共建国家甚至世界经济的影响引起了众多学者的关注。现阶段,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对林产品贸易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林产品贸易带来的机遇和挑战[2-3],“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林产品贸易潜力和效率[4-5]、国际竞争力比较[6-7]、贸易稳定性和互补性[8],贸易引力模型是研究此类问题最常用的方法。也有学者关注中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木质林产品贸易的升级影响因素[9]、贸易的绿色生产率效应等[10]。从研究对象来看,除了“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外,也有学者从中国与个别国家间的林产品贸易入手进行研究,如中国对“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出口贸易研究[11],中国与东盟木质林产品产业内贸易[12],但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的研究较少,且多是与其他木质林产品一起进行综合研究[13]。在纸品贸易影响因素方面,学者们关注的因素主要有纸品供给与需求、国民收入、森林保护政策、林产品贸易政策、汇率以及地理距离[14],还有较多研究将纸品与其他木质林产品一起,探究影响贸易的因素,如价格[15]、绿色贸易壁垒[16]、人均 GDP、空间距离、贸易伙伴国发展阶段、政策和基础设施、贸易便利化等[7,9]。可见,学者们多是从宏观指标探究纸品贸易的影响因素。
事实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本身具备复杂网络的特点,且贸易网络可以更好地呈现国家之间相互连接和依赖的关系特征,运用社会网络方法分析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已成为经济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前沿领域 [17]。社会网络分析是一种研究复杂网络关系的方法[18],社会网络包括“节点”和“关系”两个基本要素,其中“节点”意指社会网络中的行动者,该行动者既可以是独立的个体,也可以指代各种不同的社会组织。而“联系”则是指节点之间的联结关系[19],如信息、资源交换等。社会网络分析是研究社会结构的最简明、最具说服力的研究方法之一[20],其核心是从“关系”的角度研究社会现象与社会结构[18],进一步分析这种关系结构对网络中各成员的影响。此外,由于常规统计方法要求变量之间独立,而关系数据本身具有内生性问题,社会网络分析中的二次指派程序(quadratic assignment procedure,以下简称QAP)方法在克服多重共线性问题的同时,还能揭示当前贸易网络形成的驱动因素。因此,将贸易网络可视化与统计建模结合起来,探讨网络宏观拓扑结构特征背后的微观驱动机制,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重视,在林产品贸易领域也得到了一定的应用 [21]。
综上所述,现阶段,从贸易网络视角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进行的研究较少,尤其是缺乏分析并解释网络形成驱动因素的系统性研究。基于此,笔者根据“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数据,首先分析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演变,然后利用QAP方法研究“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形成的驱动因素。研究结论能够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纸品贸易方面的政策制定提供参考。
一. 方法和数据
一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构建
“一带一路”倡议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组织,自2013年提出以来,随着“一带一路”的稳步推进,该倡议的优势越发凸显,因此,共建国家也越来越多。为了便于比较和分析,本文所指“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仅包括65个初始成员国。文中纸品贸易参考已有研究[13,22-23],共包括废纸(HS码:4707)、纸及纸制品(HS码:48)、印刷品(HS码:49)三类产品,通过将各国间三种产品的贸易额对应求和,来表示各国间纸品的贸易额。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paper products trade network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以下简称为 BRPTN)可看作是由一系列贸易关系构成的关系网络:G = (V, E),其中V = {vi: i = 1, 2,···, n},代表网络中不同的国家(即节点),E = {vi, vj: i, j=1, 2,···, n}代表国家i和国家j之间的贸易规模,边的方向代表贸易流向。在无权贸易网络中,两国之间的边值如为1则代表有贸易关系,为0则代表无贸易关系。加权贸易网络中,边的权重代表国家之间的贸易额。
二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特征的指标测度
1 网络密度
网络密度可分为无权网络密度和加权网络密度。其中,无权网络密度是反映网络中关系疏密程度的指标,网络中关联关系越多则无权网络密度越大。由此,网络密度可定义为网络中实际关系数与最大关系数之比[21]。加权有向网络的密度则表示网络中边的平均强度,即纸品贸易关系的平均贸易额[24]。其中,无权网络密度
${D_n} = {L_t}/N{{\times}}\left( {N - 1} \right)$ ;加权网络密度${\rm{W}}{{\rm{D}}_N} =\displaystyle \mathop \sum \nolimits_{j = 1}^n\displaystyle \mathop \sum \nolimits_{i = 1}^n {V_{ij}}/{L_t}$ 。式中,$ {L}_{t} $ 和N分别表示网络中的关系数和国家数,$ {V}_{ij} $ 表示i国和j国之间的贸易额,$ 1\leqslant i\leqslant N,1\leqslant j\leqslant N $ 。2 网络关联度
网络关联度反映的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自身的稳健性和脆弱性,如果网络中较多贸易关系都通过某一个国家,说明该网络具有较小的关联度,则网络稳健性越弱。反之,如果网络中的贸易关系不是围绕一个国家展开的,那么该网络将具有较大的关联度,则网络越稳健[25]。网络关联度计算公式为:
$ C=1-\dfrac{V}{N\left(N-1\right)/2} $ 。其中,C为关联度,V为网络中不可达点的对数,N为国家个数。3 网络等级度
网络等级度测度的是网络中各国在多大程度上非对称地可达。网络等级度越高,网络等级越森严,则在该网络中越多的国家处于从属和边缘地位,其计算公式为:
$ H=1-\dfrac{K}{\max\left(K\right)} $ 。其中,H为等级度,K为网络中对称可达点的对数,max(K)为网络中最大可能可达点的对数。4 网络效率
网络效率反映的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中各国之间的连接效率。网络效率越低,则各国之间存在越多的贸易关系,相应的各国之间的贸易联系就更加紧密,网络就越稳定,网络效率计算公式为:
$ E=1-\dfrac{M}{\max\left(M\right)} $ 。其中,E为网络效率,M为网络中多余关系的数量,max(M)为最大可能多余关系的数量。三 数据来源
本文2000—2020年纸品贸易数据来自联合国商品贸易数据库,各国的森林蓄积量来源于2020年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森林认证面积来源于森林管理委员会网站、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以下简称为 FTA)网络,距离网络和语言网络数据来源于CEPII数据库(法国前景研究与国际中心),人均GDP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为保证结论的可靠性,笔者对收集到的贸易数据进行了预处理。首先,由于各个国家在向联合国申报时存在漏申和统计口径不一致的现象,故笔者将全球纸品出口贸易额数据与进口贸易额数据进行交叉验证,查缺补漏。对同一贸易关系,当统计数据不一致时,统一以较大的数据为准[26]。其次,由于个别贸易关系对应的数额较小,容易对总体结果产生影响,因此,参考已有研究,将各年份“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贸易关系对应的贸易额从大到小排序并求和,使得累计等于90%,其余数据删除[26],以此构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
二.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的结构特征分析
一 整体网络特征演变
为了分析“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的演变趋势和特征,本文首先构建了2000、2005、2010、2015、2020年的纸品贸易网络,并测算了各年BRPTN的网络密度、网络关联度、网络等级度、网络效率等指标,相关指标的测算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2000—2020年,BRPTN的无权网络密度较为稳定地保持在低水平,表明各年份网络总体关系较为稀疏,增进各国间的纸品贸易往来仍有较大的空间。加权网络密度从2000年的3 927 441.25增加至2020年的8 068 979,增长了两倍,可见,“一带一路”共建国家间的贸易规模扩张明显。在网络关联度方面,2000—2020年,BRPTN的网络关联度均为1,表明BRPTN具有十分明显的空间关联关系和溢出效应。网络等级度的计算结果显示,2000—2020年,网络等级度呈现波动变化的趋势,虽然变化幅度较小,但各年都在0.5以上,并在2020年达到峰值0.619,表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呈现出较强的层级特征,较多贸易关系发生在少数国家间的现象更加明显,网络结构还有待进一步优化[25]。此外,网络效率总体呈先下降后上升趋势,尤其是2010年之后,上升趋势更加明显,2020年达到了0.912 3,表明BRPTN的网络稳定性逐渐弱化,参与纸品贸易的国家间贸易联系趋于稀疏,这与无权网络密度的结论相符。
表 1 2000、2005、2010、2015、2020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整体结构特征2000 2005 2010 2015 2020 节点数 56 58 64 61 59 关系数 257 310 360 324 276 无权网络密度 0.083 1 0.092 6 0.089 0 0.088 3 0.080 7 加权网络密度 3 927 441.25 3 537 333.25 5 965 832.00 6 830 686.50 8 068 979.00 网络关联度 1 1 1 1 1 网络等级度 0.571 4 0.500 7 0.568 4 0.555 1 0.619 0 网络效率 0.901 7 0.887 8 0.889 9 0.893 8 0.912 3 进一步地,为了分析各国在网络中的贸易地位及净贸易规模的变化,文章将各年BRPTN进行可视化处理,得到图3。其中,各国名称使用其英文名称的三位代码表示,在各个节点上,红色代表该国为纸品净出口国家,蓝色代表该国为纸品净进口国家。节点大小与一国纸品净贸易额成正比,连线粗细与两国之间纸品贸易额成正比。
由图3可知,2000—2020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特征,主要贸易份额发生在少数国家之间。2000年,BRPTN共包含56个“一带一路”初始成员国,257条贸易关系,其中,贸易额最大的前20条贸易关系(A—B表示A国出口至B国),如印度尼西亚—中国(3.91亿美元)、马来西亚—新加坡(2.54亿美元)、俄罗斯—中国(2.2亿美元)、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1.81亿美元)等的总额占全部贸易额的比重高达44.7%。2005年,BRPTN中国家增至58个,网络中贸易关系数为310条。前20条贸易关系贸易总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有所下降,但仍超过三成,达到31.17%。2010年,BRPTN网络中共有64个国家,360条贸易关系,前20条贸易关系贸易总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进一步下降为26.27%。2015年,BRPTN共包含61个国家,324条贸易关系,前20条贸易关系贸易总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有所上升,达到28.89%。2020年,BRPTN共包含59个国家,276条贸易关系,前20条贸易关系贸易总额占总贸易额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达到36.33%。可见,BRPTN中少数的贸易关系承载了大部分的贸易份额,呈现明显的“二八分布”特征。
少数国家出口,多数国家进口,纸品出口市场集中度显著大于进口集中度。2000年,BRPTN中纸品出口市场有34个,而进口市场则有56个,贸易格局呈现明显的少数国家出口、多数多家进口的特征。2005年,这一情况有所改善,出口国家增至40个,进口国家为58个。2010、2015年,纸品出口国家均为40个,但进口国家分别增至64、59个。2020年,出口国家更是减少至34个,进口国家为56个。此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中,也门、卡塔尔、阿塞拜疆等国家在纸品贸易中完全依赖进口,而以中国、波兰、印度、俄罗斯为代表的众多国家则在纸品贸易中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内贸易情况,但总体上,“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出口市场集中度显著大于进口市场。尤其是2015年以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稳步推进,中国作为发起国,在促进与共建国家的贸易畅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中国与共建国家在纸品贸易领域的合作,中国从纸品净进口国家转变为净出口国家,且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纸品的规模也在2015年开始显著提升,有效保障了众多国家的纸品进口需求。
同时,通过主要贸易国家贸易额的动态变化,可以看到中国在BRPTN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由图2可知,2000年,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波兰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主要的纸品净出口国,中国、伊朗、马来西亚则是主要的纸品进口国。2005年,波兰取代俄罗斯,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第二大纸品净出口国,新加坡跃升为第三大纸品净出口国。在净进口方面,印度、伊朗和越南成为前三大纸品净进口国。2010年,中国取代印度尼西亚,成为“一带一路”共建国家最大的纸品净出口国,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波兰,而伊朗、越南和印度依旧是主要的纸品净进口国。2015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及推进,中国在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进一步提升,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出口纸品总额占“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向成员国出口纸品总额的29.71%,同时,纸品的净出口规模进一步提升。在净进口方面,菲律宾超越印度,与越南和伊朗位列前三大纸品净进口国家行列。2020年,中国依旧是BRPTN中最大的纸品净出口国,其次是印度尼西亚和波兰,而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是主要的纸品净进口国。
二 核心-边缘结构演变分析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整体关系相对紧密,但不同国家在网络中的核心度差异较大,这种结构可借助核心-边缘模型进行分析。核心-边缘模型旨在区分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27]。传统的核心-边缘分析仅把节点简单地划分为核心和边缘两类,划分过于粗略,为了弥补这一不足,笔者借鉴Borgatti等[27]的核心−半边缘−边缘模型,采用Ucinet软件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中各国的核心度进行测算。参考田刚等[28]的划分标准,将核心度大于等于0.2的节点划分为核心国家(地区),核心度大于等于0.1、小于0.2的节点划分为半边缘国家(地区),核心度小于0.1的节点划分为边缘国家(地区)。
为了便于观察,文章将各国的核心度进行归一化处理,并利用Python软件将结果可视化,结果如图4所示。其中,一国颜色越趋近红色表明该国核心度越高,越接近蓝色表明该国核心度越低。
由图4可知,2000—2020年,BRPTN中各节点呈现明显的核心-边缘分布特征,各国在网络中的核心度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从整体上看,中国、印度尼西亚、印度等国的核心度在稳步上升,尤其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之后,其在网络中的核心度一直居于首位,核心度由2015年的0.47上升为2020年的0.58,上升趋势明显。而俄罗斯、捷克、匈牙利等国家的核心度则呈明显的下降趋势。2000年,俄罗斯、波兰、斯洛文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的核心度均在0.2以上,与中国一起位于核心国家集团;印度尼西亚和克罗地亚的核心度介于0.1和0.2之间,位于半边缘国家集团;其余国家核心度小于0.1,均位于边缘国家集团。2005年,波兰、俄罗斯、中国、捷克、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和匈牙利仍位于核心国家集团,但不同国家的核心度有所变化。而半边缘国家集团扩张明显,包括印度尼西亚、立陶宛、泰国、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等9个国家。2010年,核心国家集团维持不变,但自2015年开始,BRPTN中主要国家的网络地位发生显著改变,中国、俄罗斯、波兰、斯洛文尼亚和捷克5国位于核心国家集团,印度尼西亚、匈牙利、斯洛伐克退出核心国家集团,与泰国、塞尔维亚等11国共同构成半边缘国家集团。2020年,中国仍居于核心国家首位,与印度尼西亚、印度、俄罗斯、波兰、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共同位于核心国家集团,而越南、土耳其、匈牙利等8国位于半边缘国家集团。
可见,“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对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的演化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在“一带一路”纸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这不仅是中国在林产品贸易领域主动拥抱世界、联系世界的体现,也为中国同共建国家在纸品贸易领域开展深入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三.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空间关联影响因素分析
一 因素选择与模型构建
早在1962年,经济学家Tinbergen 就在贸易引力模型中验证了两国间的地理距离对他们之间的国际贸易具有负向影响,经济发展水平对国际贸易具有正向影响。此后,这一结论得到了众多学者多维度的验证[29]。随着技术的进步和全球政治、经济格局的动荡,影响国际贸易关系形成和维持的因素也趋于复杂化和多样化,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对引力模型进行了多方面的拓展。现阶段,已有文献中影响国际贸易的因素除了引力模型中的经济和地理距离因素外,还涵盖了文化因素、资源禀赋、贸易壁垒、自由贸易协定等。
文化作为民族精神的直接体现,对贸易的影响主要通过降低贸易成本和提高亲和力两种方式体现[30]。不同的文化背景增加了经济交流的难度,不利于跨国界的市场活动[23]。近年来,文化相似性显著影响贸易额的观点已达成广泛共识[31],因此,本文将文化距离纳入模型,并用语言距离表征。资源禀赋是进行国际贸易的基础,尤其是对林产品这种高资源依赖型的产品,资源禀赋丰富的国家在国际贸易中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从而有利于国际贸易的开展。纸品的生产高度依赖于森林资源,根据比较优势理论可以推断,森林资源禀赋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具有一定影响,本文借鉴已有研究,用各国的人均森林蓄积量代表各国的森林资源禀赋[32]。随着对资源和环境进行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化,绿色贸易壁垒逐步发展为影响林产品贸易的重要因素[16]。纸品作为重要的木质林产品,森林认证的绿色贸易壁垒效应对其国际贸易产生了一定的影响[33],因此,文章将森林认证水平(一国认证森林面积与森林总面积的比率)引入模型,来检验其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的影响。同时,从经济临近性考察经济距离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演变的影响[17,34],其中,经济临近性用人均GDP表示;以两国首都之间的距离表示国家间的地理距离[35]。FTA是两国或多国间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约,其目标之一是消除贸易壁垒,允许产品与服务在国家间自由流动。FTA对成员国经济影响的最直接表现形式就是促进国际贸易关系的建立和贸易规模的扩展[36]。因此,文章根据各国间位于同一FTA的个数来构建FTA网络,以此来测度各国间的开放程度。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借助QAP模型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建模并进行分析。QAP是一种对两个方阵中各个元素的相似性进行比较的方法,以对矩阵数据的置换为基础[37]。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并不要求变量间相互独立,能够有效避免传统相关性检验中出现的多重共线性问题,使检验结果更加稳健[38],本文QAP模型设定如下:
$$ \begin{split} &{\boldsymbol{N}}=f({{\boldsymbol{F}}},{{\boldsymbol{L}}},{{\boldsymbol{D}}},{{\boldsymbol{F}}}_{{{p}}},{{\boldsymbol{C}}},{{\boldsymbol{G}}}) \end{split} $$ 其中,因变量N为2020年 “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F表示各国间贸易协定关系矩阵,
$ {{\boldsymbol{F}}}_{ij} $ 表示i国和j国位于相同贸易协定的数量。L表示各国间的文化差异矩阵,$ {L}_{ij} $ 值为1表示i国和j国使用相同的语言,值为0表示i国和j国使用不同的语言。D表示各国之间的地理距离矩阵,$ {{\boldsymbol{D}}}_{ij} $ 表示i国和j国首都之间的地理距离。Fp、C和G分别表示各国的资源禀赋差异矩阵、森林认证面积差异矩阵和人均GDP差异矩阵。以人均GDP差异矩阵为例,$ {{\boldsymbol{G}}}_{ij} $ 表示i国和j国人均GDP差值的绝对值。二 QAP相关分析
QAP相关分析是研究两种关系矩阵之间是否相关的方法,该方法以矩阵置换为基础,通过对比两个方阵中各值的相似性而给出相关系数,然后对相关系数进行非参数检验[39],文章利用Ucinet软件,选择5 000次随机置换,得到各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如表2所示。
由表2可知,国家间的贸易协定、语言距离、地理距离显著影响国家间纸品贸易关系的形成。其中,贸易网络N与贸易协定矩阵F的相关系数为0.103,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可见贸易协定有助于纸品贸易网络的形成,体现了“一带一路”等双边/多边贸易协定在密切贸易关系方面的积极作用,这也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的初衷。贸易网络矩阵N与文化差异矩阵L的相关系数为−0.03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文化相似性程度越高,“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越容易形成纸品贸易关系,这体现了文化在各国经济合作方面的重要推动作用,也是“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推进各国更高层次开放和合作时的着力点。贸易网络矩阵N与地理距离矩阵D的相关系数为−0.073,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地理距离越相近的国家越容易形成纸品贸易关系。贸易网络矩阵N与经济差异矩阵G的相关系数为−0.070,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经济距离越小的国家之间越容易建立纸品贸易关系。与此不同的是,纸品贸易网络N与各国人均森林蓄积量差异矩阵Fp和森林认证面积差异矩阵C的相关系数均不显著。
表 2 QAP相关分析结果Fp D L F G C N Fp 1*** D −0.021 1*** L 0.013 −0.145*** 1*** F −0.024 −0.136** 0.030 1*** G −0.059 0.223*** 0.067** −0.043 1*** C −0.035 −0.019 −0.117*** 0.158*** −0.044 1*** N −0.037 −0.073** −0.033** 0.103* −0.070** 0.031 1*** 注:* 、**、***分别表示在10%、5%、1%的水平上显著。 三 QAP回归分析
根据前述模型,选择5 000次随机置换,对2020年“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N与其对应的语言距离、地理距离、经济距离、森林认证面积、森林资源禀赋、贸易协定进行QAP回归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 3 QAP回归分析结果自变量 标准化系数 显著性概率 概率1 概率2 截距项 0.000 D −0.055 0.095 0.906 0.095 L −0.039 0.034 0.966 0.034 F 0.093 0.056 0.056 0.094 G −0.053 0.117 0.883 0.117 Fp −0.038 0.077 0.923 0.077 C 0.007 0.320 0.320 0.681 表3中的回归结果显示,文化距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39,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在其他影响因素不变的情况下,文化距离对纸品贸易关系形成的影响依然显著。相似的文化背景等够降低国际贸易中的交易成本[23,31,40],有利于国家间贸易关系的形成,因此,文化距离越近,越容易形成贸易关系。地理距离的标准化回归系数为−0.055,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各国间的地理距离越近越容易形成纸品贸易关系。木质林产品本身具有体积大、质量大、运输相对困难的特点,因此,运输费用占其成本的比重相对较高[41],导致其国际贸易受地理距离的影响相对显著。虽然有研究证明,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各国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 全球物流系统的效率显著提高, 国际运输成本大幅度下降, 地理距离对贸易的影响越来越小[30,42],但在以木质林产品为代表的大宗货物贸易领域,地理距离仍然制约着国际贸易的发展[41]。贸易协定的回归系数为0.093,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双边/多边贸易协定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纸品贸易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也充分体现了“一带一路”倡议着力于推动贸易畅通的初衷。人均森林蓄积的回归系数为−0.038,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资源禀赋差异越小的国家间较易形成纸品贸易关系,这可能是受产品种类异质性影响,各国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产业内贸易情况。经济距离和森林认证水平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关系形成的影响均不显著,但由回归系数可知,经济距离差异越大,不同国家间越容易形成纸品贸易关系,可能的原因在于纸品属于资源密集型和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经济水平较高的国家可以利用经济水平较差国家的低廉劳动力和资源为其服务,从而推动了纸品贸易关系的形成。森林认证水平的提升有助于纸品贸易关系的形成。与以往政府干预措施不同,森林认证是一种通过调整市场规则倒逼生产者提升森林经营水平的市场化手段,在应对非法采伐、提升森林管理质量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 [33]。在生态保护意识日益强化的国际背景下,森林认证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开展纸品贸易。
四. 结论与建议
一 结 论
纸品贸易网络结构特征方面,BRPTN具有明显的空间关联关系和溢出效应,无权贸易网络密度相对平稳,但贸易规模扩张明显,呈现出较强的层级特征,网络稳定性逐渐增强。各国在网络中的核心-边缘特征明显,以俄罗斯、波兰、中国、印度尼西亚、越南等为代表的少数国家承担了大部分贸易份额。纸品出口市场集中度长期显著大于进口集中度,主要贸易国家也在动态变化,中国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而俄罗斯、匈牙利、斯洛伐克等国家的核心度呈下降趋势。贸易网络空间关联的影响因素方面,文化距离、地理距离、自由贸易协定和人均森林蓄积均对“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的空间关联产生显著影响,文化距离相近、地理距离相近、加入相同贸易协定数量越多的国家越容易形成纸品贸易关系,同时,森林资源禀赋越相近的国家越容易形成纸品贸易关系。
二 建 议
根据上述结论,本文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深化和优化“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在纸品领域的合作。首先,中国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近年来,在纸品贸易网络中的地位显著提升,中国应充分利用自身的网络优势,加强与共建国家在纸品贸易领域的合作,如将造纸等低端产业转移到劳动力价格低廉、森林资源丰富的欠发达地区,推动自身产业升级的同时,带动众多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第二,由回归结果可知,文化相似性对贸易关系的建立具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要在推动贸易互动的同时,加深各国在文化领域的交流,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国际贸易的交易成本。第三,地理邻近性对纸品贸易关系的形成同样起到显著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应充分开拓邻近国家的市场,根据各自在纸品贸易上的比较优势,建立密切的纸品贸易关系。第四,FTA网络有助于促进贸易关系的形成,因此,共建国家应借助“一带一路”倡议的贸易便利化措施,优化在纸品贸易领域的相关合作,如进一步降低关税等。最后,森林认证虽然对纸品贸易关系的影响不显著,但结果表明,森林认证水平的提升有助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纸品贸易关系的形成,尤其是在当今绿色消费理念深入人心的背景下,加快森林认证步伐,不仅能满足贸易伙伴对林产品木材来源合法性的需求,同时也能提升自身的森林可持续经营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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