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以下简称“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拓展于全球环境与发展问题日益突出的21世纪初，应用创新于2012年党的十八大之后大力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进程。目前，我国学术界已提出并形成了以人与自然关系为理论主题的“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等概念和“马恩经典文本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与阐释”“马恩经典理论的生态哲学思想解蔽与拓新”“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追踪研判”等研究方向，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必要的理论支撑。不过，面对各种社会思潮的挑战与绿色发展的深入，近30年的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能否朝着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作为时代哲学的方向持续精进，能否为全球环境治理和美丽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全球化与本土化相统一的学术支撑，这是当下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乃至生态哲学研究需要破解的一个理论命题。对此，本文尝试以文献研究法对近30年，特别是2012年以来的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进行较为系统的梳理和评析，提出持续研究的方向或建议，希冀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建构和推进抛砖引玉。

一.   研究进展

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间接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以“主题”和“篇名”的方式出现的直接研究始于1993年^[2]。就期刊论文而言，笔者在中国知网期刊数据库，检索年限截至2021年5月26日，以“马克思”并含“生态哲学”为主题搜索，共检索到相关文献837篇（含期刊、报纸、会议及博硕士论文），其中，“马克思生态哲学”共有60篇，“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计133篇，涉及“人与自然”的有56篇。以“马克思恩格斯”并含“生态哲学”为主题搜索，检索到相关文献共321篇，经人工查阅，其中真正符合条件的约46篇，同时该检索结果中含“人与自然”的也有56篇。以“恩格斯”并含“生态哲学”为主题搜索，检索到相关文献235篇，其中经人工查阅表明真正符合条件的仅2篇。就专著而言，以读秀图书作为目标库，时间截至2020年，分别以“马克思生态哲学”“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恩格斯生态哲学”“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等进行书名检索，结果分别为15、3、2、10本，去除重复或无关书籍外共计26本。这些著作大多为国家社科基金资助成果，是国家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生态等领域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要求在哲学研究中的反映^[3-8]。

经过近30年的研究，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实现了与时俱进的阶段性发展。其学术演进以1993年“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概念在主题和篇名中的出现为标志，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93—2007年）为起步阶段。这一阶段，在知网能够检索到的年发文量为个位数，研究的理论主题初步聚焦于自然观及人与自然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的概念已经提出，研究内容涉及“马克思生态哲学观”“马克思自然观的生态哲学意蕴”及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的文本解读逐渐展开。这一阶段的研究主要得益于国内外对生态环境问题的追问，特别是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召开后各国对环境与发展何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理性反思。第二阶段（2008—2011年）为拓展阶段。其拓展性不仅体现在年度发文量的持续增长，更体现在研究主题的拓展、研究内容的丰富和研究范式与方法的转化方面。围绕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展开了“人化自然观”“自然生产力”“生态自然观”的研究，展开了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前提、本真向度、历史演进、运思理路、生态范式、比较研究等相关研究；展开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态辩证法思想及其生态哲学思想的探源研究；展开了《资本论》的物质变换研究。这一阶段的研究视域由以往的以哲学为主拓展至社会视阈、人文视野等。第三阶段（2012年至今）为应用创新阶段。这主要体现在对马恩生态哲学的实践价值和时代价值的阐发及其在生态文明、美丽中国建设中的应用创新。例如，马恩生态哲学对“低碳经济”“南水北调”、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破解特别是生态文明建设等的思想指导和应用创新价值。相应的，在理论研究方面更注重对马克思实践观、劳动观、物质变换理论等的生态哲学阐释，深化了对马恩生态哲学思想构架和方法的探讨。在核心范畴、理论观点拓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生态劳动、生态实践、生态幸福、生态生产力等概念，提出并开始了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呈现出面向21世纪开展体系化、建构性学术研究的要求和趋势。

总体而言，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进展在不断加快，中国知网数据库的检索结果显示，相关主题的年发文量从个位数提升到了三位数，经典文本阐释、经典理论生态哲学思想的解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的中国化构建、国外研究动态追踪研判等方面展开的研究较为系统，取得了一批具有重要影响的研究成果。通过对文献、专著等的分析可以发现，2012年以来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具有增长速度较快、价值评判与生态文明时代精神更趋一致的特点，理论建构与拓展创新的成果也屡有显现。

二.   研究的主要内容

近30年来，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马恩经典文本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与阐释、马恩经典理论的生态哲学思想解蔽与拓新、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中国化与时代化、国外研究动态追踪研判等四个方面。

一   马恩经典文本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与阐释

马恩经典文本生态哲学思想挖掘和阐释是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基本论域。因为马恩生态哲学思想内含于以文本为载体的庞大思想体系之中，这就要求在解释学意义上对文本进行深度耕犁从而挖掘出被遮蔽的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纵观近30年的文本诠释，学者们主要聚焦于马恩思想发展历程中的关键性文本，如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资本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

1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较早且较系统深入^[9]。一是就《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思想前引和理论渊源展开了讨论，指出了早期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阐发同黑格尔辩证法在思想层面的关联。例如，周江平指出：“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通过集中批判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小逻辑》，一方面使自己彻底地摆脱了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另一方面内在地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与伊壁鸠鲁唯物主义传统一道，为其辩证唯物主义的生态学思想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0]杜明娥等则指出：“马克思以黑格尔辩证法及整个哲学为主体的哲学批判，在感性活动原则基础上形成的感性对象性关系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态思想的哲学基础。”^[11]

二是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与自然”关系思想的生态哲学释读。彭福扬等认为，异化理论是理解马克思生态思想的基本出发点，并指出“马克思认为，生态问题形式上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12]。栾亚丽则认为：“马克思从实践生存论视阈对生态自然观做出高度澄明，颠覆传统形而上学自然观，开启人与自然、社会三者关系和谐的基本路径。”^[13]刘建涛等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关于人与自然与社会的理论表明，人与自然是以人为核心的和谐整体，人与社会是同自然界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互嵌式的整体。”^[14]王晓红认为，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提出了“人与自然”和谐的思想，包括自然存在前提论、实践活动论、异化自然论、人化自然论^[15]。

三是关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生态伦理、生态美学释读。例如，柳兰芳提出：“《手稿》中蕴含着自然生态、人文生态和社会生态的辩证统一的生态伦理思想。其中自然生态是人文生态、社会生态的基础；社会生态是自然生态、人文生态的出路；人文生态是自然生态、社会生态的归宿。”^[16]董济杰认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三个向度论述了关于生态美学的思想，涵盖了对自然生态美、人文生态美和社会生态美的多维诠释，表现出对生态审美的深切关照。”^[17]

四是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生态危机解决路径的生态哲学探讨。郭忠义等基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人与自然共生同体的理念，提出应当“塑造‘生态人’即人与自然生态一体化的人”，并指出“从马克思的思想看，从‘自然人’到‘主体人’再到‘生态人’，是人与自然相关的三大生存范式”^[18]。耿步健等在解读《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基础上阐发了生态集体主义的发展路径，即“一种人类进入后工业文明时代，需要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野中寻求‘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集体主义的一种新的发展形态”^[19]。

2   《资本论》

对《资本论》生态哲学思想的挖掘和诠释是在论辩中展开的。首先是对《资本论》有无生态思想的论辩。“相关学术论辩包括否定说、二分说、指责诘难说以及肯定说。否定说以《资本论》劳动价值论、劳动过程论和唯物史观等为依据，推断其无视自然价值，放任人类‘普罗米修斯式’对待自然而否认其生态思想。二分说割裂早期和晚期马克思思想，认为早期《手稿》异化思想有关注自然的一面，以及《形态》考察历史的自然史和人类史维度获得生态思想赞誉，《资本论》因其没有明确生态‘宣言’和‘政治经济学说与自然无涉’定性而忽视甚至遮蔽其生态思想。诘难说认为马克思不仅不包含生态思想，而且有反生态危险，甚至成为诱发生态问题的根源。肯定说的辩护体现出对马克思生态思想宏阔视野的解读和与时俱进的理解，引发人们对《资本论》博大精深思想的生态维度审视与考量。”^[20]

其次是以《资本论》“物质变换”（又译为新陈代谢、物质代谢等）理论为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讨论，以及作为人与自然关系中介的“劳动”“实践”范畴的生态哲学思想指证研究。例如，徐水华认为“理解‘物质变换’思想内容是理解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关键。马克思以劳动实践为基础，全面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21] 。胡家勇等也认为“《资本论》包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核心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22]。鲁品越明确阐明了“《资本论》的生态哲学以劳动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为基础，以吮吸生态‘自然力’的资本逻辑的正反馈循环圈为中心，以资本逻辑的时空展现对生态逻辑循环圈的撕裂为基本机制，同时也包含如何通过市场建立循环经济的理论，以及对于惠及后代的可持续发展思想的萌芽”^[23]。

最后是关于《资本论》蕴含生态自然观的阐释。如莫放春认为《资本论》蕴含的生态自然观反映在：“一是自然界始终存在着一种不借人力而天然存在的物质基质，强调了《资本论》的唯物主义基础；二是把一切生产力都归结为自然界，不仅重视劳动的社会生产力，而且重视劳动的自然生产力；三是以自然关系为模式来观察人类社会，提出了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史的过程，劳动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的思想。”^[24]

3   《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

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生态哲学思想的阐释侧重于以唯物主义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人与自然关系的探讨。有学者认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书的问世，使得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恩格斯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同时，科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25]也有学者认为：“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不仅阐明了劳动如何使猿转变成人，更重要的是在批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反生态性时，蕴含了人与自然和人与人和谐统一的生态劳动观。”^[26]

同时，依据对《反杜林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程鹏等认为：“恩格斯晚年，为确立唯物史观的整体性，自觉将辩证法贯彻到自然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形成了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生态学观点。这主要体现为，通过批判对自然的机械唯物史观理解，恩格斯从整体论的角度，辩证考察自然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基础和前提地位，发觉了自在自然与人化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机制，指明了唯物史观的生态解放旨向。”^[27] 耿步健认为：“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在批判杜林自然观的基础上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并从‘平等’‘自由和必然’两个维度阐述了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关系，阐述了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两大关系和解的基本路径，蕴含丰富的生态集体主义思想。”^[28]

二   马恩经典理论的生态哲学思想解蔽与拓新

马恩经典理论生态哲学思想的解蔽与拓新聚焦于马恩的实践观、生产力理论、劳动理论等。通过解蔽，敞开了马恩生态哲学的本真思想，进而揭示了马恩生态哲学的致思理路，拓展并创新性地提出了生态实践、生态生产力、生态劳动等概念和范畴。

1   马克思经典理论的生态哲学思想解蔽

一是实践观的生态哲学意蕴。关春玲提出“马克思的实践观是马克思主义生态保护思想的重要哲学基础，决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生产实践视角、资本批判论域和社会革命启蒙的研究取向”^[29]。李勇强等认为：“实践蕴藏着自然与人、自然与社会关系的全部奥秘，是统摄环境哲学全部内容的理论‘座架’。”^[30]杨英姿等以实践逻辑为致思理路阐明：“作为对人与自然关系历史发展的观照，马恩生态哲学的现实生命力和当代意义，在于人类社会发展提出了应对资源环境生态危机、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历史任务。”^[31]

二是劳动理论的生态哲学意蕴。黄志斌等认为“恩格斯的生态观与其对劳动的阐述有着内在的联系，关涉劳动者、劳动对象、劳动工具及其相互关系的生态化路向，蕴含了生态劳动的规定性”^[32]。吴学东在研究中认为：“劳动是人类与自然相互关联的纽带，因此，马克思以劳动作为逻辑起点推演出他的生态思想：劳动既是人与自然进行物质变换的中介，又是调整和控制人与自然间物质变换的手段。”^[33]

三是生产力理论的生态哲学意蕴。包庆德认为“从马克思生态哲学维度审视，资源环境是生产力发展的基本要素和重要条件，甚至是‘第一源泉’；生态平衡是衡量生产力先进与否的客观‘检验标准’之一；生态和谐有利于提升生产力达到‘人与自然’和‘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双重和谐’”^[34]。徐海红认为：“马克思生产力概念的生态价值在于有利于调整生产力发展目标机制，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有利于完善生产力发展评价机制，促进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有利于创新生产力质性发展机制，促进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解决。”^[35]

2   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致思理路

关于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致思理路，王雨辰通过对马克思生态思维的系统梳理，指出：“马克思通过超越近代主体形而上学，创立‘实践辩证法’和‘生成论’、自然观与历史观相统一的生态哲学思维方式，使得他在分析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具有现实性、批判性和理想性内在统一的特点，从而与西方的‘深绿’‘浅绿’思潮的生态文明理论割裂自然和历史的关系，抽象地考察人和自然的关系的做法区别开来。”^[36]苗启明提出：“一般认为，生态哲学的根本问题，是人与自然界的生态关系问题，马克思生态哲学与众不同的是，他不仅从人与自然界的生态生存关系出发，而且从人与人的生态生存关系出发，创立了一种人与自然界的和人与人的双重并举的生态哲学立场。”^[37]曹顺仙认为“自然−人−社会及其相互关系是马恩生态哲学的逻辑起点，三者是‘三位一体’的。他们基于自然、人和社会的‘三维化’思维达到了对所处时代的生态环境问题的科学界定和正确认识，提出了破解生态环境问题的两大思路即‘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与‘人类本身的和解’”^[38]。张进蒙的专著《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论纲》则更加完整、系统地论证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的理论主题和致思理路，即以马克思主义实践观为理论基础、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分析架构、以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为实质性内容的、从理论抽象到理论具体再到实践的运思理路，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理论向度和实践向度^[5]。

3   马恩经典理论生态哲学思想的拓展创新

例如，由劳动理论拓新为“生态劳动”。徐海红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论提出“生态劳动”，认为生态劳动的基本内涵是良性物质变换，人与自然之间通过生态劳动相互交换自己的物质、能量和信息，实现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相互支持，从而生成一个人和自然协同进化的生命体。生态劳动的价值观是整体主义生态价值观，其属性是描述性的和规范性的，其最低限度是人与自然的互不伤害，最高限度是人与自然的共生共荣^[39]。

再如，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理论提出“生态生产力”。包庆德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意义上，挖掘了马克思的生态生产力思想，指出马克思生产力论是唯物史观理论大厦的基石，自然生产力是社会生产力的前提；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根基，生态环境变化直接影响文明兴衰的演替。马克思的生态生产力思想表现为社会生产力对自然生产力的依存性；生态生产力是自然生产力和社会生产力合力作用形成的现实生产力^[40]。

此外，有学者通过对人的“类”本质、“劳动是物质变换”等理论观点的阐释，提出并指证了劳动幸福的生态维度。如何云峰认为“劳动幸福标示的是人通过劳动使自己的类本质得到确证所得到的深层愉悦体验，本质上展现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人的解放和人的尊严”^[41]。高惠珠通过对“劳动是物质变换”理论的生态哲学阐释，认为劳动的幸福指数不仅与物质变换的历史类型紧密相连，而且由于这一物质变换过程在人“自身自然”与“身外自然”、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人的能动性与受动性的辩证统一中进行，具有“双类、双向、双重”的特征，故在劳动幸福的判定中，生态维度不可或缺^[42]。

三   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中国化与时代化

近30年以来，学术界一方面在深入阐释马恩生态哲学本真思想的基础上，将理论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继承和发展了马恩生态哲学思想，为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哲学和生态文明思想创造了条件。

一是聚焦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探究其对马恩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意义。相关研究指证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既一脉相承又发展创新的关系，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周光迅等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对包括“人与自然的辩证统一论”“生态危机产生根源论”“人类文明的最终价值取向论”等在内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43]。彭曼丽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发展和创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主要体现在：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化自然本体论，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论断；二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人与自然之间的唯物辩证法，主张用系统思维的方法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从自然到社会的认识论路线，实事求是地建设生态文明；四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自然内在价值与外在价值相统一的价值原则，提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价值目标。”^[44]王雨辰认为，习近平“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理念是在吸收西方生态哲学和中国传统生态智慧的基础上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中国化^[45]。徐朝旭等认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是习近平在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人、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唯物史观指导下，继承和发展了中华传统生态文化，汲取西方生态哲学的优秀思想成果，在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思考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具有中国话语色彩的理论观点。”^[46]赵建军等强调“两山论”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的本质特性，又体现了人与自然从冲突走向和谐的未来方向，体现了人类与自然双重价值的实现^[47]。

另一方面，学术界从不同理论视域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建构或中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建构问题。例如，周志山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域，提出并研究了马克思生态哲学建构问题^[48]。李景源从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和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原理的角度，指证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的生态化建构^[49-50]。余卫国则从构建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的理论视域，分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建构中存在着的两种并不矛盾的看法和进路，提出并论证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必须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哲学研究为中心”，“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哲学、政治哲学、社会哲学、文化哲学和生态哲学为一体，既充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实践精神，又充分反映当代特征和中国特色”，强调了“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是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的辩证统一^[51]。不过，该研究并未对纳入了生态哲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哲学展开名实之辨、源原之辨的系统研究。

四   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追踪研判

对国外学者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追踪研判是2012年后产生的新的研究论域，其出现一方面得益于国内外学术交流的日益频繁，另一方面也与生态环境问题的全球化有关。这一论域主要追踪研判的是国外学者对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挖掘、阐释和时代化建构方面的研究成果和学术动态，关注并借鉴福斯特、佩珀等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如何挖掘马恩经典文本中的生态哲学思想，以此推动和拓展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国际视域和研究领域。

1   理论追踪：对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的译介

理论追踪和译介的主要对象是相关领域的知名学者及其理论观点。其中，日本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专家兼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斋藤幸平的相关研究成果在近几年来译介较多。斋藤幸平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中的自然科学笔记为基础，一方面指出“在《资本论》的写作过程中，马克思阅读了许多具有生态思想的科学著作，其中包括李比希、马尔萨斯、达尔文、肖莱马、约翰斯顿、安德森、弗腊斯、塔克特、基尔霍夫和拉韦涅等人的大量著作。《资本论》不仅阐述了剩余价值理论，而且揭示了资本的增殖与积累跟生态环境恶化之间的逻辑关系。马克思除了关注土地生态问题之外，还关注森林、气候变化甚至动物物种问题”^[52]。另一方面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阐述了“马克思的生态学”的可能性和现实性^[53]，主张从自然界物质循环、空间、时间三个维度研究马克思“物质变换裂缝”的概念，认为三个维度对应的“物质转移”可以作为全球生态危机背景下解读马克思后资本主义社会思想的理论基础^[54]。最新的理论跟踪体现在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特别是福斯特在“人类世”的视域下以重读《自然辩证法》的方式对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哲学探究，提出要恢复经典唯物史观在生态领域的深刻洞见，在某种程度上就要首先恢复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概念^[55]。

2   解读的解读：对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研判

对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研判较为集中于国外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此类研究的重点不是对福斯特、佩珀、高兹等经典生态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理论体系和思想观点的研究评价，而是聚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恩格斯经典文本的挖掘、生态诠释以及时代化构建的内在逻辑和致思理路，是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为何挖掘、如何挖掘、何以诠释、如何诠释、如何建构、何以构建的研究，即解读的解读。例如，张云飞等通过对有机马克思主义如何诠释、何以诠释的内在逻辑的分析与研究，认为：“有机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作出了二重性释读，既充分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阶级分析方法和资本批判指向的科学价值，又试图用突现论自然主义的唯物主义、包括文化历史意义的历史观、包含所有辩证关系的辩证法来重塑马克思主义。但无论其有机共同体的世界观、文化嵌入式的方法论、为了共同福祉的价值观等生态哲学理论，还是其生态社会主义和生态文明的实践方案都表明，它具有怀特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双重色彩。因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不能代表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未来方向，只是进一步推动了有机哲学的生态哲学转向。”^[56]石晨等通过对福斯特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成果的再解读，阐明了“福斯特通过对马克思《资本论》进行重点分析，结合欧洲第二次农业革命的历史背景，以新陈代谢概念为切入点，重新解读了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断裂理论，展现了其蕴含的生态价值和作用，确立了该理论在马克思生态分析和生态批判中的重要地位，论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自然相互作用、紧密相连、唯物的、辩证的生态观。”^[57]进而指证了福斯特从经典文本挖掘到生态释读的致思理路。

综合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四方面内容，其中，马恩经典文本的生态哲学思想挖掘与阐释是理论输入，马恩经典理论的生态哲学思想的解蔽与拓新是理论转换，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是理论输出，国外研究动态的追踪研判则提供理论镜像，四者既各有侧重又相互关联，在动态演进与拓展中体现着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内在逻辑和整体性提升水平。

三.   评述及展望

纵观近30年来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一方面，成果数量不断增加，形式日益丰富，涉及内容和理路实现了拓展和创新，使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初步实现了系统化、深入化和创新化，为确立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在当代生态哲学发展中的主导地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理论支撑。另一方面，就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以哲学之智回应时代之问的创新发展而言，仍存在一些需要不断清理和探究的基本问题。

一   马恩生态哲学研究现状评述

近30年来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取得的成绩主要有如下几点：

1）文本释读的拓展。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文本释读始于2002年左右，主要聚焦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释读。随着研究的深入，文本诠释逐渐拓展到《资本论》《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等，促进了对马恩生态哲学思想本真性与系统性研究的开展。

2）主题聚焦与论域拓展。近30年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主题高度聚焦于自然观或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众多论文和专著虽研究角度有所不同、研究体系有简有繁、研究程度有浅有深，但基本主题紧扣自然观，围绕人与自然关系、“人化自然”“人自和谐”“人学”“类本质”“人自和解”等展开。论域拓展往往基于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论对生产力理论、劳动理论、实践理论、物质变换理论等进行生态哲学释读，进而指向范畴创新和理论构建。如生态自然观、生态劳动、劳动幸福的生态维度、生态生产力、生态人等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马恩生态哲学基础的深入诠释，贯通了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时代价值。

3）研究内容的整体化。首先，经典文本的理论挖掘作为理论输入；其次，对理论的生态诠释完成理论的生态化；最后，理论的中国化与时代化构建则完成理论输出进而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理论指引。而作为“他者”的国外研究动态的追踪则为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提供了参考、借鉴以及比对的参照物。

4）运思理路和方法的系统化。基于“源原之辨”的内在逻辑考察，对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由释读、诠释深入到源头和前提的探析、生成逻辑的揭示、历史演进规律和特点的系统分析、思维和方法研判等。

5）价值评判的时代化、现实化。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本真向度与当代意义相统一，从对问题的理性追问、实践踪迹的追寻到理论创新的动态研判，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研究日益紧密地与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生态文明思想结合在一起。同时，逐渐转化为观照绿色发展、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一种视域，显现出作为时代哲学的生命活力。其研究趋势在增加数量的同时愈加以生态文明的理论与实践作为出发点和回归点。

近30年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若要朝着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作为时代哲学的方向持续精进，则有待围绕其时代使命和任务，深化研究以下几个主要问题：

1）从“名实之辨”的角度出发，对现有成果中所谓的“马克思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恩格斯生态哲学思想”或者以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主义命名的生态思想、生态文明思想等名称概念进行“名实之辨”的概念范畴界定和创新尤为迫切。因为这些名称或概念的界定直接关系着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创新性。

2）从“源原之辨”的角度，笔者认为一方面文本挖掘范围有待拓展。尽管已有著作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为依据进行了较为广泛的释读，但也一定程度地存在着是“生态思想”释读还是“生态哲学思想”释读又或者是“生态文明思想”释读的问题。另一方面，对马恩生态哲学思想与马恩生态哲学思想在当代创新发展的贯通性研究相对缺乏。虽有对劳动、实践、生产力、物质变换等理论观点的创新性研究，但作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源原之辨”的系统性、贯通性理论研究仍有待加强。

3）基于全球视角对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仍然不足。目前仅有少量论文发表，涉及该命题的著作也不多见，跟踪研究的主要流派和思想代表也相对较少。

4）就创新发展的角度而言，有的学者主张建构“马克思生态哲学”，有的提出“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有的主张建设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也有学者主张开展“21世纪我国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研究”^[4]。究竟如何从中国实际和世界视野出发构建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体系乃至提出学科建设任务，这是面向21世纪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新命题。

二   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的展望

基于上文评述，笔者认为，应当从如下几方面入手，进一步加强相关研究。

一是以“重读马克思”为切入点，强化文本挖掘深度和广度。通过对马恩生态哲学研究论域内在联系的分析可以发现，作为理论输入的文本解读起着关键作用。必须进一步耕读文本，解蔽更多文本中的生态哲学思想，这就要求一方面扩展文本研究的广度，尤其是恩格斯的经典文本，另一方面继续深耕马克思的重点文本，例如深挖《资本论》中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态维度，指证马恩生态哲学思想中的批判向度。

二是加强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体系化研究。一方面，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的内在联系，通过经典理论的系统研究，准确把握马恩的生态哲学思想。另一方面，深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贯通性研究、根源性研究及历史演进研究。依据马恩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特点，进一步加强马恩生态哲学思想内在联系及其发展史的研究。

三是坚持问题导向，深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的本土性体系建构研究。有学者认为我国目前“生态哲学的研究，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研究，没有在生态学研究中占据主导地位，引导中国的生态学研究，研究是依研究者的兴趣而展开的”，提出要加大研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的任务^[58]。因此，坚持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既要增强马恩生态哲学思想回应时代之问的主导性意识，更要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不断推进的实践需要出发，从中国参与全球生态环境治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现实和挑战出发，加强建构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体系，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去挖掘文本、阐释理论、促进本土化构建。

四是拓展和深化国外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沿着“为何挖掘、如何挖掘、如何诠释、以何诠释、如何建构、何以构建”的问题域，深度挖掘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有机马克思主义、后发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理论所蕴含的马克思主义生态哲学思想及其建构逻辑和致思理路，为加强马恩生态哲学思想研究提供理论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