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作为推动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1-2]、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路径^[3]，事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自实施以来，在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生态保护等方面影响深远，促使长江经济带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转折性变化，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相关研究也成为学术领域的热点，但目前学者们侧重于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农村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4]，而较少关注对农业生态环境影响方面的研究。实际上，2018年11月，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生态环境部、农业农村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水利部联合提出《关于加快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面源污染治理的指导意见》，指出“到2020年，农业面源得到有效治理，绿色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农业污染显著降低”。可见，保护农业生态环境和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对长江经济带发展至关重要^[5]，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促进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是推动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求^[1]。因此，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对进一步完善规章制度和加强科学治理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我国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依赖于由市场机制推动的农业技术进步和基于国家重大发展战略需求的政府推动机制。换句话说，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在向绿色低碳、生态高质量提升的过程中既要发挥市场配置要素资源的作用，更要发挥政府在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调控作用^[6-7]。在长江经济带，伴随着工农业发展水平的快速提高，严重的工业污染与农业面源污染致使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较低。整体而言，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8]，且区域差异性逐渐扩大，具体表现为下游地区（安徽、江苏、浙江、上海）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水平最高、中游地区（湖北、湖南、江西）次之、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最低^[9]，同时大部分沿线城市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增长较快，并逐渐呈现向中西部地区扩散的趋势^[10]。长江经济带在我国农业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提升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不仅是解决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生态环境问题、推动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成为国家实施各项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

以往有关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率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①关于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率测算。解亚丽等^[11]利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简称DEA)模型测算了2010—2017年间三峡库区的生态环境效率；黄磊等^[12]利用超效率全局SBM-GML指数模型测算了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率变化；陈明华等^[13]利用强有效前沿最近距离（minimum distance to strong efficient frontier, 简称MinDS）模型测算了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效率变化及空间演进。由此，可以看出不同学者基于不同视角分别测算了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城市生态环境效率、旅游生态环境效率、三峡库区生态环境效率等变化趋势，并且分析了引起变化的主要原因。②关于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研究。喻胜华等^[14]研究认为生产性服务业聚集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率有抑制作用，并且呈倒U型关系；马骏等^[15]研究认为产业升级有利于长江经济带本地和邻近地区生态环境效率的提升；刘云强等^[16]研究认为绿色技术创新促进了长江经济带整体和下游地区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陈立泰等^[17]研究认为产业结构高级化及合理化对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效率有促进作用，长三角产业结构变迁对生态环境效率影响存在溢出效应，上游地区表现出本地效应。③长江经济带以外地区影响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因素。有学者分析了农民收入情况^[18]、农业科技创新^[19]、财政支农力度^[20]、农村劳动力转移^[21-22]、工业化水平^[23]等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产生的影响。

通过梳理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相关文献，不难发现，学术界对长江经济带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但关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影响效果鲜有涉及^[24]。因此，本文在采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测度各省市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基础上，应用合成控制法，以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为例，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促进作用。

本研究的学术贡献体现在：①构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促进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的理论框架；②识别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关联效果，丰富已有长江经济带发展的研究；③在评价方法上，利用合成控制法，通过对多个控制省份的数据进行加权的方式来合成政策实施省份，模拟政策实施省份农业生态环境效率，较好地克服了政策的内生性问题，能够更准确地评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效果。

一.   影响机理

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时，农民更多关注在既定投入下实现农业产出和收益的最大化，缺乏减少农药化肥等有害环境要素投入的意识，更不会考虑农业生产带来的环境污染和农业面源污染问题。而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有利于帮助农民树立生态优先的绿色发展观，让农民意识到保护农业生态不仅与经济利益不矛盾，反而有利于增加收益，这样农民才会主动减少化肥、农药、农膜等对农业生产有害的环境要素投入，从而使长江经济带朝着可持续的方向发展^[25]。因此，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机理可以从提高农业劳动者素质、加大工业“三废”治理力度、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和减少农业面源污染4个方面进行分析。

1）开展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提高农业劳动力素质。在现实中，由于素质较高的农业劳动力通常选择到城市就业，致使滞留在农村的农业劳动力素质下降。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其往往凭借经验过量使用化肥、农药、农膜等农用化学品，加剧了耕地土壤污染，降低了农业生态环境效率。而随着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推进，通过鼓励进城农业劳动力返乡、城市精英下乡以及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等措施，有效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素质及农民收入，改进了农业生产方式，加强了农业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力度，从而使农业生态环境得到改善，促进了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

2）加大工业“三废”治理力度，重视农业生态环境整治。工业“三废”排放是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一方面，我国城市建设用地受限，城市工业园区逐渐向郊区或者县域转移，进而毗邻农地，而工业“三废”的临近排放会严重污染农业水质及土壤环境，破坏农业生态环境，降低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对于长江经济带而言，上、中游地区在承接东部污染密集型产业时，更多选择将其转移到城乡结合区域。此外，地方政府也可能为了政绩而“逐底竞争”，在环保事务上降低标准，使得工业污染加剧了对农业生态环境的破坏。另一方面，随着乡村振兴的深入，农村第一二三产业迅速发展，但由于农村相关部门的生态环境治理能力及资金技术等要素的缺乏，也导致了农村产业的“三废”排放不达标，进而降低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3）环境规制约束，减少农业面源污染。环境规制是政府通过制定政策调节经济活动主体的行为，以实现生态经济协调发展为目的。由此引申到农业领域，政府通过制定相应的保护农业环境政策对农业生产活动进行干预，以达到生态和谐和农民增收的目标。传统农业生产中，受经济发展水平约束，很少有人关注农业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当经济水平较低时，农民以提高农业生产效率为主，很少考虑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以来，以绿色发展为目标，抑制粗放式农业生产投资，减少化肥、农药等污染环境的生产资料投入，从根源上遏制了农业面源污染，有效提高了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4）推广农业技术，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农业科技进步是发展现代农业的关键^[26]。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指导下，政府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在促进农业资源优化、提高农业科技和装备水平的同时，保护农村耕地资源，挖掘农村耕地利用价值，盘活农村耕地，推动农业技术进步。政府通过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推广农业科技，实现农业现代化、规模化，有利于提高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初级阶段，农业劳动力资本积累有限，购买先进农业技术装备的经费不足，阻滞了农业技术的推广与进步。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深入，农业劳动力资本积累增多，农民有更多的资金用于购买更先进的农业生产设备和引进更先进的生产技术，进而推动农业技术进步，带来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提高。

在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前只能适度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即在既定期望产出的情况下依靠大量劳动力、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来提升农业生产效率。而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政府通过增加财政环保支出、组织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加大环保宣传等方式，推动农业绿色低碳发展，改善农业环境质量，进而大幅度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二.   前期经验观察

在实证检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之前，先进行初步的经验观察，以便于了解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与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之间关系的大致轮廓，并为后面的计量分析奠定研究方向。

一   上游地区的总体情况

基于研究中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数据，本研究选取 2007—2017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分析，以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值为纵轴，时间为横轴，观察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历史演变特征（见图1）。

图  1  2007—2017年长江经济带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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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整体呈上升趋势，但在不同的时间范围内，这种上升趋势程度各异。具体来说，在2015年之前，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上升缓慢，呈线性平稳增长趋势，而在2015年之后，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上升幅度突然加大，相较于2015年之前呈非线性增长趋势。这种趋势的原因可能是，2015年之前没有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上游地区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环境监管和治理能力差，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和项目绩效不高，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增长较慢。而2015年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后，上游地区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理念，使得农业生产污染得到有效控制，农药化肥减量效果明显，农村废弃物利用得到优化，人居环境明显改善，河流污染显著降低，以及政府在资源开发利用、环境治理和招商引资等方面也更加注重生态环境的健康发展。

二   单个省份的情况

前文对上游地区整体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观察虽然支持了2015年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显著促进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大幅提升的结论，但考虑到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值是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市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值混合相加取均值后计算所得，整体情况似乎并不能精准反映各省份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情况。此外，每个省的产业结构、经济水平、农业资源状况、财政支农水平也都有所差异，进而导致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值各不相同。因此，单个省份层面的比较才是经验观察的重点。图1也给出了2007—2017年省际层面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增长的数据。由图1可以看出，2015年之前尚未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市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变化和上游地区整体情况基本一致，呈现缓慢上升趋势。而在2015年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后，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省市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均呈大幅上升趋势，并且表现为贵州 > 四川 > 上游地区 > 重庆 > 云南。基于经济学理论，贵州和四川两省农业生态环境效率高于上游地区总体的水平，会拉高上游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而重庆和云南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低于上游地区总体的水平，会拉低上游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综上所述，无论是基于整体视角，还是从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这4个省市出发考察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增长情况，结果均表明：2007—2015年间长江经济带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上升趋势平稳，基本上呈线性增长；2015年之后上升趋势陡增，出现明显转折。这在一定程度上初步说明2015年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升了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但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是否促进农业生态效率提升仍需要经过实证进一步检验。

三.   研究方法、变量说明与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政策评估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双重差分法（Differences-in-Differences, 简称DID）和倾向匹配得分法。但基于研究情景、研究数据、研究目的等，这两种方法在处理本文研究问题上会因其原理产生一定的不适应性。基于此，本文参考Abadie等^[27-28]的研究，选取合成控制法。合成控制法也因其允许存在随着时间变化且未观测的混杂因素等特征，成为了政策效应评估的有效工具，从而在社会经济领域的项目评估中得到了广泛应用。本研究运用合成控制法的核心思想为：通过对没有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省份的多个组合进行加权取优构造一个最优对照组，然后将实验组和对照组的差值进行对比，以评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该方法有两个优点：①作为非参数法补充并扩展了传统的双重差分法DID；②通过应用数据确定最优权重来构造对照组，克服了主观性。该方法可以很好地显示处理组和合成省份政策实施前的相似度，对照组的权重之和为1，避免了外推性^[29]。根据本研究的调查，上游地区于2015年开始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而其他非长江经济带省份未受该政策的影响。因此，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看成对上游地区进行的一项自然实验。依据项目评估理论，2015年政策实施及之后的上游地区省份为处理组，其他非长江经济带省份为对照组，比较处理组与对照组的差值，进而评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

假设观察到i + 1个省份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情况，第1个省份在T₀期受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其余i个省份为对照组省份，能观察到这些省份T期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情况，P_it ^N表示省份i在时间t没有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时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情况，P_it ^I表示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时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情况。

本研究构建模型$ {P_{it}^I }= {P_{it}^N }+ {D_{it}}{\alpha _{it}} $，式中：α_it为政策效应的估计值；D_it为是否实施政策的虚拟变量，如果省份i在时间t实施政策，则该变量赋值1，否则赋值0。对于不受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影响的省份，则P_it ^I = P_it ^N。因为只有第1个省份从T₀时期开始受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我们的目标就是计算出α_it的值。当t > T₀时，α_it = P_it ^I − P_it ^N，P_it ^I是可以被观测到的，为了计算出α_it，我们需要计算出P_it ^N，但我们无法直接观测到P_it ^N，为此通过构建“反事实”的变量表示P_it ^N，即潜在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决定方程如下：

式中：Z_i为不受政策实施影响的控制变量，θ_t为Z_i的系数，∂_t为时间趋势，λ_t是共同因子，μ_t是省份固定效应误差项，ε_it是每个省份的冲击项（一般为0）。为了得到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影响，我们需要计算出政策实施省份假设没有实施政策时的P_it^N，解决方法为通过对照组省份的加权来模拟处理组的特征。因此，我们目标是计算出一个（J × 1）维权重向量W = (w₂,…,w_j+1)，满足任何的j,w_j ≥ 0，并且w₂ + … + w_j+1 = 1。

假设存在向量W = (w₂,…,w_j+1)，其满足下式：

如果$\displaystyle \sum\limits_{i = 1}^{T_{{0}}} {\lambda'_{\rm{t}}\lambda_{\rm{t}}}$为非奇异矩阵，我们就得出：

一般情况下，式（4）右边约为0，所以，对于T₀ < t ≤ T，我们用$\displaystyle \sum\limits_{j = 2}^{J + 1} {w_jP_{jt}}$作为$ P_{it}^N $的无偏估计以近似$ P_{it}^N $，从而$\alpha_{it} = P_{{{it}}}^I -\displaystyle \sum\limits_{j = 2}^{J + 1} {w_jP_{jt}}$就可以视为α_it的估计。

二   变量说明

1   被解释变量

本文主要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因此，将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即待评估变量。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可以反映出农业生产投入和产出、工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以及人类活动和农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在指标选取上，根据农业生态环境发展的要求和现实路径，参考德国环境经济核算账户对生态效率的定义以及王宝义等^[23]和冯亚娟等^[30]的研究，本研究将指标体系分为非期望产出、期望产出和投入3个层次，其中投入指标用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力投入、物力消耗、财力消耗以及环境成本来表示^[31]，产出指标用农业总产值和碳排放量来表示。借鉴Tone等^[32]提出的非径向超效率SBM（slacks-based measure）模型，构建评价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投入产出指标体系，测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如表1所示。

表  1  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指标体系

体系层		指标层
非期望产出		碳排放量（kg）
期望产出		农业总产值（亿元）
投入	人力投入	农林牧渔业人数（万人）
	物力消耗	农作物总播种面积（千hm2）、农村总用电量（kW·h）、有效灌溉面积（千hm2）、农机总动力（万kW）
	财力消耗	农业投资（元）
	环境成本	化肥使用量（万t）、农膜使用量（万t）、农药使用量（万t）、农用柴油使用量（万t）
注：碳排放量借鉴李波等[33]的方法，计算公式$C = \sum { {C_i} } = \sum { {T_i} } \cdot {\delta _i}$。其中，C为农业碳排放量，Ci为各种碳排放源的碳排放量，Ti为各碳排放源的量（包括化肥、农药、农膜、柴油的消耗量），δi为各碳排放源的碳排放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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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核心解释变量

参考已有文献，影响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因素主要有：财政支农水平^[20]、财政环保支出水平、工业化水平、农业经济发展水平等^[34]。借鉴现有研究用财政农林水事务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支出比例来衡量财政支农水平，用地区财政环保支出总额占地区财政支出总额比例来衡量财政环保支出水平，用工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例来衡量工业化水平，用人均农业增加值来衡量农业经济发展水平。

3   控制变量

为了分析产业结构、高等教育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市场化程度、对外开放水平、能源消费结构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分别用第二产业增加值占GDP比例、大专及以上毕业人数、实际人均GDP、市场化指数^[34]、进出口总额与地区GDP比例、煤炭消费占能源消费总量比例作为控制变量。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07—2017年的国家统计局、EPS（economy prediction system，简称EPS）数据库、各省统计年鉴。样本涵盖了全国共23个省市的数据。本文研究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因此，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设为处理组，将其他省份设为对照组。

四.   实证分析

本文分析思路如下：①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否提升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②区域异质性分析，评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产生影响的差异性；③稳健性检验，进行非长江经济带省份的政策效应检验、均方预测误差比法检验（root mean square percentage error, 简称RMSPE）。

一   合成控制法评估

由于合成控制法能对单个省份单元进行精准合成，而对多个省份单元进行整体合成时则需要将多个省份单元合并成一个新的区域单元，且可能在区域混合合成时存在偏差，影响结果效应。但为了全面准确评估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增长效应，本文首先对上游地区进行整体评估，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4个省份单元合并成上游地区整体区域单元，构建上游地区的合成控制区域；然后，对单个省份进行评估，构建每一个政策实施省份的合成控制省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效应由每一个政策实施区域（省份）和合成区域（省份）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差值来衡量。

合成控制法作为一种数据驱动型方法，无论政策实施区域（省份）处于何种农业生态环境效率阶段，只要合成控制对象在政策实施前能较好地拟合政策实施区域（省份）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变化趋势，就能准确反映该政策实施后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效果。合成控制法评估的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由每一个政策实施区域（省份）实际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减去其合成区域（省份）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值来衡量。以上游地区为例，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时间是2015年，上游地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效果通过上游地区和其合成上游地区在2015年后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值来体现。上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合成）在2007—2017年间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如图2所示，垂直虚线的位置为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的年份。在虚线左侧，上游地区和上游地区（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非常接近，趋势一致，差异很小。这说明上游地区（合成）较好地拟合了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变化路径。而在虚线右侧，两者逐渐远离，上游地区（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均低于上游地区的实际数值，两者的差值就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政策效果。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使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大幅提升，这种提升作用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显著促进了上游地区的农业绿色发展和农业农村面源污染治理。

图  2  上游地区与上游地区（合成）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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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策效果的变化趋势来看，图2中上游地区（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在2015年前后都保持着稳定的增长率，基本上呈线性增长。与之相反的是，上游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在2015年之后开始呈现阶梯式的增长，增长率显著大幅提升，且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提升效应持续增强。可能的原因是，自2015年推行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以来，财政生态环保支持力度不断加大，农村农业面源污染治理能力得到提高，化肥、农药、农膜等农业化学品减施增效取得良好效果，工业排污达标得到有效控制，推进了农业绿色发展全面转型，促进了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高。同时，我们还注意到，上游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在2015年之前显著小于上游地区（合成）。背后的解释可能是，2015年之前上游地区没有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的力度不够，长江流域资源被过度开发利用，造成农业生态环境污染严重，降低了实际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为了更加直观地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本研究计算了2015年前后上游地区与合成上游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图3显示，2015年之后，两者差距突破了原有范围，差距持续为正并且呈持续扩大趋势。这说明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不断提升。结合前文的分析，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升了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且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增强。

图  3  上游地区与上游地区（合成）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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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区域异质性分析

前文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是用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合成得到的。由于单个省份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存在差异，有高有低，甚至可能有些省份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并未提升，而是被某些农业生态环境效率较高的省份平均后拉高，从而导致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整体出现提升。因此，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提升并不能反映上游地区包含的单个省份农业生态环境效率都得到提升。为了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下文进行异质性分析，分别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

图4~7显示，在垂直虚线左侧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分别与重庆（合成）、四川（合成）、贵州（合成）、云南（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非常接近，趋势一致，说明合成省份（虚线）较好拟合了实际省份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变化路径。在图4~7中虚线右侧，两者逐渐远离，重庆（合成）、四川（合成）、贵州（合成）、云南（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均低于实际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两者的差值就是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政策效果。这说明与假设没有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相比，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能够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得到大幅提升。这种提升作用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显著促进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绿色农业发展。

图  4  重庆和重庆（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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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四川和四川（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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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贵州和贵州（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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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云南和云南（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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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进一步考察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本研究计算了2015年前后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分别与合成重庆、合成四川、合成贵州、合成云南的实际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图8~11显示，2015年之后，两者差距突破了原有范围，差距持续为正并且呈持续扩大趋势。这说明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其对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水平的提升作用不断增大。结合前文的分析，再次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实施提升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且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增强。

图  8  重庆与重庆（合成）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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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四川与四川（合成）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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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贵州与贵州（合成）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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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云南与云南（合成）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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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稳健性检验

合成控制法使用宏观的数据来估计政策效果，在理论上克服了不确定性，但由于并不能确定构造的合成控制组能够完全复制对照组的潜在演化路径（即没有接受试验的情况），因此估计的参数仍然存在不确定性。为了检验结果的稳健性，借鉴Abadie等^[28]等学者的研究，笔者对其他省份进行了安慰剂试验（Placebo test），具体包括以下两种方法。

1   非长江经济带省份的政策效应检验

安慰剂试验的思路如下：对于没有在2015年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某省，根据合成控制法利用其他地区（不包括长江经济带地区）构造这个省份的合成省份，然后考察在2015年之后这个省份和它的合成省份之间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增长的差距是否也会出现显著的差异。以不属于长江经济带的吉林为例，图12显示了对于吉林进行安慰剂试验的结果。相对于吉林实际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吉林（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非常好地拟合了真实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二者在2015年前后都没有表现出显著差距，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吉林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没有影响，再次证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有显著影响，而对其他地区并没有影响。

图  12  吉林和吉林（合成）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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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均方预测误差比法检验

这一检验的思想是假设所有控制组的省份在2015年也开始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使用合成控制法构造相应省份的合成省份，估计在假设情况下的政策效果，然后比较上游地区（或者上游某个省份）实际产生的政策效果和控制组省份假设情况下产生的政策效果。如果两者的政策效果差距足够大，那么有理由相信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政策效果是显著的。以上游地区的四川省为例，图13显示了对四川采用均方预测误差比法进行检验的结果，其中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差距在2015年前后变化最为明显的曲线反应的是四川。可以看到，2015年之前，四川与其他省份（19个长江流域以外的对照组省份）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差距并不大，但是在2015年后，四川与其他省份的差距开始拉大，并位于其他省份分布的上方。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显著提升了四川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水平，也表明只有1/20即5%的概率出现四川和合成四川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之间有这样大差距的结果，这类似于统计推断中的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认为四川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在5%水平上是显著的。

图  13  四川和其他随机控制组省份的RMSPE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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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结　论

本文在理论分析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影响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基础上，利用2015年在上游地区（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实施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准自然实验事件，基于2007—2017年全国23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合成控制法评估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影响。研究发现：①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显著促进了上游地区农业生态环境效率的提升，且随着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增强；②区域异质性分析表明，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同样促进了重庆、四川、贵州、云南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在提升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方面达到了预期效果；③在非长江经济带省份的政策效应及均方预测误差比法的安慰剂检验中，上述结论都非常稳健。

二   政策启示

本研究证实了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对农业生态环境效率产生的积极影响，这在农业生态环境层面为政策制定者深入推进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提供了理论与现实依据。因此，可以得到以下政策启示：在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上，要全力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实施，并重点关注财政生态环保支出效率的提高。目前长江经济带的农业生态环境效率提升还是要依靠财政生态环保大量投入，但财政环保投入效率不高，且部分生态环境保护资金和项目绩效不高，农业生态环境效率还未发挥预期收益，农村产业发展、农作物经济效益等未达到预期目标。因此，如何提高长江经济带的财政环保投入效率，开源节流，达到政策制定者和农户的预期收益目标是值得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