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乡村是以村落为人类居住区的一个独立单位，基本上可以自给自足地满足居住区人口的生存。村落里的人们以家庭为基本生产单位，以家族关系为村落管理体系。传统乡村中农民的经济来源主要是农田里的收成，农家的生产活动也围绕着农耕生产进行。

“‘文化’指的是一个民族，或者群体，共有的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总称。”^[8]乡村文化则是生活在乡村这一地理空间中的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特有而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与观念体系的总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源于以土地为生的社会背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结构，三者共同构成了中国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脉络。

1）以土地为生的社会背景。说起乡村、乡村文化，我们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土”。这个词非常准确地定义和描述了传统乡村的文化。土，是土地，是农村人口生存的根本。生活在传统乡村的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耘着土地，土也养育了世代的农民，“土”的文化已融入他们的血液。这是中华民族特有的血液，生活在土地上的人们，终身离不开土，这也造成了农耕文化的特点−“安、足、静、定”^[9]。“土”文化也养成了农民随机应变和适应性强的能力，因为万物生长靠“老天爷”，这要求他们必须时刻准备着应对不测的风云，天长日久也就造就了他们随机应变和适应性强的能力。

2）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中国是一个由农耕社会发展而来的国家，也孕育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在古代，由于生产力低下，农耕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商品交换，而是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只有在富余的情况下才考虑到市场出售。所以农耕是生活的需要，是生活的一部分，它成为村民的主要生产方式。这种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也决定了以家族为核心的乡村文化特征。一方面，和现代社会不同，中国传统乡村是基于农民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乡村的熟人社会的守望相助、家族传承和资源互补所形成的封闭的乡村经济体系，因而村民的思想观念在某种意义上具有保守封闭的特点。另一方面，传统乡村的农耕生产是以家庭为核心的生产方式，没有领导，全凭自觉。这种凭自觉对自己和家庭负责的工作方式形成了乡村勤劳的文化特征。

3）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结构。儒家伦理文化对传统乡村文化有重要影响，如“礼”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孔子的“克己复礼”是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礼同时也在传递着人们心里的希望和祝福。在家庭中，长幼男女有不同的地位，彼此之间的关系就是通过相互之间的礼来体现和提示，从而维持家庭的秩序。礼作为一种文化形式，是维护中国社会道德和伦理的一个方式。礼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核心，通过礼的形式教化百姓是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基本思路。但在传统乡村，有很多因注重礼的形式而忘记礼的本意“敬”，使礼失去了它本来的功能，甚至成了残害人的工具，用礼禁锢限制人的行为，这种情况违背了礼的初衷，是对礼的亵渎。我们今天谈礼，一定要正本清源，还礼以其本来面目，真正发挥礼的功能和作用。

以土地为生的社会背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儒家伦理文化影响下的社会结构，对传统乡村产生着重要影响，使其具有尊重自然、敬天安民、勤劳节俭、重义重德的价值追求，这些价值追求在当前乡村文化振兴过程中依然发挥重要作用。

农耕文化的内涵是“应时、取宜、守则、和谐”^[10] ，其背后蕴含的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费孝通先生在《乡土中国》中把中国社会概括为具有乡土性。土，即土地，是农村人生存的根本，也是所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粮食的来源。万物生长靠太阳，雨露滋润禾苗长，土地、庄稼、农民和自然的地理气候一起构成了一幅传统乡村的生态图。生活在土地上，不仅仅感受着天地的和谐、四季的轮回，还要时刻准备着应对不测的风云、随时的自然灾难，或水涝或干旱，或炎热或寒冷，每年都不会完全地风调雨顺。农民的生活遵循着自然规律，从而形成了天人合一的生态观。就如费孝通先生所说：“人同土地结合在一起，生于斯，死于斯。土地生产四季循环不已。”^[11]土地生产循环不已折射的是人们和养育他们的土地相融合、相协调的和谐生态观。

这种生态观既与当前“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相契合，也可以为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服务。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生态观，体现在农业生产上最直观的表现就是因地制宜，“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就是这个意思。农民需要结合二十四节气，根据土地的“物性”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天人合一”的生态观不仅体现在农业生产上，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我们在传统的农村所看到的很多垃圾，都是可以被自然所消化的，被称之为“有机垃圾”，这就是可循环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体现。这也是一种低碳的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追求节俭、就地取材的理念。

从外部来说，“天人合一”生态观，有助于创造适合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和资源条件。从内部来看，农民的生产方式造就了他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生态观，“不仅协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密切了人与人的关系，是符合人性特点、有利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12]。我们急需汲取这些生态智慧为当前美丽乡村建设提供理念指导。

一米一粟来之不易，珍惜粮食自然也形成了传统，俭和勤相伴而行，一起成为了传统乡村文化的特征。勤，一开始也是不得已的行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季，只有老老实实地种庄稼才能保证一家人的温饱。一年四季的农事，老天爷早已作了安排，干不干，干好干坏都是农民自己的事，土地的回报得由自己的努力来决定（当然也有天气的影响），农民除了勤，其实别无选择。在与老天爷打交道的过程中，农民逐渐摸清了老天爷的脾气，了解了自然规律，掌握了主动权，也具备了自力更生的精神。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俭不仅是一种生活习惯，也是一种道德品质。俭，是中国人特有的一种传统理念，是生生不息思想在行为上的具体体现，是乡村社会农民生活保障的关键措施。不懂得俭，不懂得勤俭持家，也就无法保证自身正常的生活，无法度过粮荒季节。

现今受消费主义的影响，很多年轻人认为勤劳节俭的生活观念过时了，提倡超前消费的理念。这种消费观虽然提高了农村的生活条件，但丧失了人的主体性，也使乡村居民对人为什么活着以及如何实现人生价值产生迷茫，这与十九大报告中提到的建设乡风文明的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勤劳节俭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新时代家风家训的重要内容。建设美丽乡村、创造美好生活是我们对乡村未来的美好期待，这要求乡村倡导和鼓励勤劳节俭的传统，抵制消费主义对传统美德的侵蚀，引导乡民恢复淳朴敦厚的乡风民俗，形成文明消费的新风尚。

儒家伦理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是“义”文化，孟子的“舍生取义”的价值理念是中国古人普遍追寻的价值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而见利忘义是小人作为，是要被人唾骂的。“义”普遍被古代各阶层民众所接受，包括广大的乡村农民，并作为社会的价值观标准，践行于人们日常的社会生活中。在传统乡村，如果有人坚守了义，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就可以堂堂正正得到人们的尊敬。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还具有重德的价值，中国人用德来标记一个人的社会影响力，在传统乡村社会中有影响力的人就称之为德高望重，即对社会有贡献的有声望之人。传统乡村民间有了纠纷，自己解决不了，就会请乡里德高望重的人出来主持公道，他们在乡里具有一定的权威，办事公正，纠纷的双方都信服，他们的意见对纠纷双方具有标杆式的决定性作用。这些人是中国乡村社会的道德模范，是维护社会稳定的一股重要力量，这些人通常被称为“乡贤”。他们中有乐善好施的富家之人，有饱读诗书的穷书生，有热心公益的民间人士，也有一些是告老还乡的官员。他们以服务乡里为己任，扶贫助弱，组织农村的公益事业，处理民间的纠纷，是乡里不可缺少的社会力量。

乡贤文化在当今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关键是要“培养造就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1]，乡贤无疑属于这样一类人。在当前任何一个发展较为突出的乡村，都会有一些带头人。这些带头人，就是我们说的“新乡贤”。这些带头人不遗余力地为家乡的振兴奔走呼告，有钱的出钱，没钱的出力，共同为家乡的发展出谋划策，成为乡村建设的重要力量。如浙江义乌市商海西15 km的何斯路村的党支部书记何允辉，在自己的家乡任职后，举办了该村的第一次乡贤大会^[7]。这些新乡贤有的是从村里走出去的商人、企业家、政府官员、知识分子，有的是当地的退休干部和老师，每个人根据自己的特长为家乡的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乡贤们在组织村民、教育村民、提高村民的综合素质、帮助村民转变观念、培养村民良好习惯方面发挥了重要的道德示范作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大规模的工业建设、城市建设、政权建设、土地改革，以及合作社、人民公社等社会改革，彻底地改变了传统乡村的政治格局。始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和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的社会建设，使得货币制度和商业体制不断地向乡村延伸。乡镇企业蓬勃发展和大批农民工进城务工，打破了传统乡村原有的稳定社会形态，随之而来的是乡村传统文化的衰败。

1）乡村伦理道德秩序失衡。随着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快速推进，乡村由封闭走向开放，农民的观念也逐渐由保守转变为开放。乡村的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的同时，追逐名利、金钱至上的价值追求也对乡村传统文化“重义轻利”的价值追求进行着消解。物质主义、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对乡村传统文化的传统价值观产生着冲击。此外，乡村的道德评价标准也面临失衡状态，在传统乡村，费孝通先生说，“地缘不过是血缘的投影。人们在家族中秉承着长幼尊卑、尊老爱幼、孝敬长辈的传统”^[13]。父母长辈在某种意义上是道德权威，但是由于价值多元主义的影响，传统的道德权威受到质疑。父辈的道德观念不再是评价劳动者的主要依据和人们从事经营管理的标准^[14]。人们陷入价值多元主义的漩涡，对是非善恶观念难以达成一致的标准。

2）传统文化价值观失去认同基础。城市化如火如荼地进行，让很多人有这样一种意识，“农村是落后的，城市是先进的”，以及要“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改造乡村”，这种认识势必会影响农村人的思想观念，让他们认为“乡村必然会被城市取代”，对一些传统文化的价值失去信心，进而失去认同基础。与此同时，城市文化通过各种途径潜移默化地改变着乡村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语言方式，甚至是行为习惯，使他们无法再在乡村社会找到精神家园和归属感。受文化水平、传统习惯和村落文化氛围的影响，很多先进文化无法在乡村扎根，而一些浅薄的、低俗的文化却在乡村恣意传播，对乡民淳朴、善良的道德品格产生着冲击。城市文化无孔不入的侵入性和灌输性，使得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自身发展的内生力受到遏制，随之而来的是文化表达的丧失，文化自信的消亡，文化自然失去了认同基础。而邯郸学步式地效仿城市文化，也势必使乡村文化失去自身的独特性和魅力。

3）乡村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受到冲击。村落是乡村文化的重要载体，有些地方打着城镇化的旗号强拆村落，客观上加速了中国乡村的消亡速度。有人曾粗略统计，从1985—2005年，我国农村村落数量骤减，从1985年的365万个，下降到2005年的300万个左右，平均每天减少89个村落^[15]。乡村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被新农村建设的标准所取代，一些节日形式也流于表面，被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所替代。此外，政府主导的文化下乡活动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有些文化下乡活动也对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物质载体造成了破坏。有的村把祠堂拆了，修建“大礼堂”；有的把古井填了，只为拓宽马路；有的砍掉了古树，为乡村修建活动广场。一边消灭优秀传统文化，一边制造“假”文化，其结果是这些文化难以在乡村扎根，成为无根的文化^[7]。

现代乡村，肯定不会回到以前那种完全封闭的传统乡村状态，它需要并且必定走向开放，但乡村优秀文化并不过时，可以作为现代乡村文化生活的基础，也是建设乡风文明的重要基础，这就要求我们致力于保护和传承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实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当前，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困境主要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传统思想观念和现实之间的矛盾。从村民自身来看，他们对自己的职业身份和文化属性失去自信，面对城市化、现代化的强势推进，愈发让村民觉得传统文化落后了，跟不上时代了，进而失去文化认同。其次，传统文化与现实之间的矛盾。乡村文化是以一定的物质载体体现出来的，除了房屋、村落，乡村的居民格局、乡村形态以及风俗习惯都是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载体。空心村、空心房的大量出现以及新农村建设对村落格局、乡村形态的改变使传统文化的生长土壤萎缩。乡村的唢呐、秧歌、皮影、戏剧、舞龙舞狮等传统民俗活动也因年轻人的外出以及认同感的减弱而失去发展的内生动力。第三，乡村文化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据统计，2013年至2016年城乡人均文化消费差距在5倍左右，远远高于城乡收入差距^[16]。目前农村文化供给的基础设施不均衡、文化经费投入不足、文化服务人才缺乏等一系列问题制约着乡村文化的发展，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惠民工程远远不能满足村民的需求。第四方面是乡村文化与产业化之间的矛盾。乡村文化产业化可以给文化的传承提供物质基础，但过度的产业化以及千村一面的旅游开发不仅会破坏一些优质文化资源，还会丧失文化传统及个性。以上种种状况，急需我们寻找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路径。

西方有学者指出，现代化并不是完全抛弃传统。“植入式”的现代化道路在中国走不通，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应该是植根于传统的现代化转型。传统和现代化并不是泾渭分明的关系，而是一脉相承的。乡村的现代化必须扎根于乡村，不能完全脱离乡村社会，否则会走向虚无。在乡村现代化的过程中，一方面要坚持在传统的基础上实现自我更新、自我进化。文化发展有其自身的惯性，传统优秀文化也不会被动适应社会的变迁，它一定会以主动的姿态对现代性的发展模式提供精神指引^[17]。另一方面，从城市和乡村的功能来说，城乡是命运共同体。城乡好比人类社会这个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少了任何一部分，人类社会就无法健康发展。城市文化更多地体现为包容性、融合性、多元性，而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则更多地体现为民族性、地域性、特色性。除此之外，乡村传统文化相对于城市文化，更具有自给自足性、可循环性、低碳性，这些都是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恒产”所在。

乡村振兴战略提出要实现由城乡统筹向城乡融合发展，这意味着乡村的地位更高了，要改变传统“用建设城市的思路改造乡村”的认识。乡村和城市各有各的特点和功能，不能将建设城市的经验简单复制到乡村建设上。乡村建设要有乡村的样子，这是未来新农村发展的总体要求，“要在乡村与城市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城乡功能的互补，这是城乡融合的真谛所在”^[7]。因此，要在这种新型的城乡关系中研究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乡村中蕴含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如天人合一、耕读传家、尊老爱幼、守望相助等，这些优秀的文化，是我们建设和谐社会、生态文明的宝贵财富和重要基础。忽视这些优秀文化资源，另起炉灶，只会让乡村文化建设成为无根的文化，形成空中楼阁的假象，最终造成“我们动而农民不动”的困境。

目前我国农村还有将近4亿人口，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要把乡村建设好，为乡村居民建设幸福美丽家园。习近平总书记曾说：“乡村文明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乡村文明的载体，耕读文明是我们的软实力。城乡一体化的发展，完全可以保留村庄原始风貌，慎砍树、不填湖、少拆房，尽可能在原有村庄形态上改善居民生活条件。”^[1]如何发挥传统村落的文化传承功能至关重要。村落文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分别是农耕生产中的本体文化、农业技艺中的衍生文化、乡村生活中的节庆与仪式文化^[18]。村落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得以传承的重要载体，在乡村建设过程中，要防范这样一种倾向，即把乡村原有的布局全部打乱，对其进行“换血式”改造，并按照城市人的想象来建设“新农村”。我们要保护传统村落，不能“大拆特拆”，要处理好村落建设与居民生活改善之间的关系。为了达到此目标，我们要明确村落是传统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村落形态内涵丰富，既包括“村落的空间结构，如村落形态、乡村肌理、特色民居、农家院落以及祠堂、庙宇、戏台等公共空间；也包括乡村特定的社会结构，如家庭、家族关系、邻里关系和熟人社会”^[18]。这些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得以传承和发展，也赋予生活以价值和意义。当然，保护村落并不是要固守乡村旧物，不对村落进行丝毫的改变，而是要延续乡村文化的精华。如河南省平顶山市叶县常村镇下马庄村和文集村坚持因地制宜，因村施策，充分利用老民居、老物件，既保留了山水，也留住了乡愁^[19]。

乡村传统的生活方式也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之一，传统生活方式是和农业生产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很多的节庆活动和仪式更是对农耕文化的进一步升华。当前，由于农事活动的改变，许多传统节庆活动也失去了往日的活力，随之而来的是一些优秀传统文化的消亡。要在各种文旅结合的活动和项目建设中，重拾那些没有展示机会但仍然存留在乡民记忆中的传统节庆活动并加以创新，发挥想象力，根据新的时代要求，用先进文化的价值导向来引导这些传统节庆活动发展。文化下乡活动也是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载体。文化下乡活动目前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忽视了村落文化具有的群体性和参与性特点，乡民的主体地位难以得到体现。二是缺乏文化活动平台。文化下乡活动都是城里人按照城市的需求来建设乡村文化，与乡村文化需求脱节，并没有成为乡民文化活动和交流的平台。针对文化下乡难以扎根的问题，在乡村文化下乡的活动中，需植入与居民的生活紧密相连的乡土性内容，激发村民的参与性，只有这样文化下乡活动才会事半功倍，文化传承的方式才能扎根。如，北京延庆针对文化下乡存在的弊端，从2010年开始实施“文化驻乡”工程试点，受到乡民欢迎，其中有三点经验值得村落文化建设者借鉴：其一是现代与传统有机结合。梁漱溟先生在《乡村建设大意》中说过这样一句话：创造新文化，救活旧农村。只要树根活了，就会从根上长出新芽^[20]。梁先生的这种对待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理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寻找传统与现代的结合是实现乡村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现实选择。二是寓教于乐的理念。北京延庆的“文化驻乡”活动通过娱乐的形式帮助乡民缓解精神压力，通过交流和某些活动释放因农业劳动和繁琐的事务给乡民带来的紧张情绪。三是培养了乡土文化人才。乡村对“文化驻乡”的认可和参与程度都是超乎想象的，在提高乡民综合文化素养的同时也培养和发现了一批乡村文化人才。有些乡村不仅成为乡村文化活动的活跃分子，也是乡村文化建设的带头人^[7]。

振兴乡村就是要让乡村兴旺起来，要让乡村有人气，不空心，让乡村有乡愁，让人们流连忘返。振兴乡村不仅仅是让村民口袋里鼓起来，还要让村民们精神充裕，享受美好生活，这就是文化要发挥的重要作用。乡村文化振兴要靠人才。人才振兴是乡村文化振兴的智力支持，是乡村文化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中坚力量。实施乡村文化振兴，需加强乡村文化供给，在乡村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丰富乡村居民的生活，让乡村留得住人、回得去人。近年来，乡村优秀人才流失严重，一大批种地能手、能工巧匠出走他乡，致使乡村的文化人才缺失，技艺传承出现断档。目前，解决乡村文化人才的缺失与人才振兴的矛盾，需要国家、乡村的双向合作和努力。在解决此矛盾的过程中，需明确一个总的原则：乡村文化的振兴需要激发乡村本地人才的内生动力。乡村发展必须具有自身发展的内生动力。在乡村，只有让农民自觉自愿地工作，才是最有效的，所以，乡村文化振兴需要农民树立主体意识，激发他们自觉加入乡村文化振兴的队伍中。这就要求在建设乡村文化人才队伍时，一是需培育乡村本地人才，充分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特别是外出经商、打工的青壮年的回乡热情，鼓励他们回乡创业，增强他们作为乡村文化建设者的主体地位，从而树立文化自觉和自信。二是鼓励地方基层人员或干部、大学生志愿者、大学生村官和村庄的其他主要负责人参与到乡村文化建设中去。地方政府要做好制度保障，使各种人才能全身心投入到乡村文化建设中，还要从政策上、制度上引导人才回乡，建立“新乡贤”培养战略，吸引农民工返乡，鼓励对乡村有深厚感情的城市青年下乡，实现人才在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双向流动，为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塑增添生机和活力。

乡村优秀传统文化并非“虚”的东西，而是来源于乡民的日常生活和生产。中国的农耕文明能够历经几千年而长盛不衰，是因为它是渗透于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智慧积淀。现今，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带来的是乡村外出务工人口的增加和乡村的空心化，乡村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而来的是乡村优秀传统文化的消亡。乡村振兴战略给乡村文化的振兴提供了契机，在此背景下，弘扬乡村优秀传统文化需以文化产业作为物质基础。传统单一的农业生产已无法满足农民的需求，更无法使乡民安居乐业，而盲目地发展工业有可能会加速乡村的消亡，这就要求每个乡村要立足自己的特色资源，走出产业融合的兴旺之路。

乡村产业的兴旺，需要深入挖掘当地的特色传统文化，乡村产业和传统优秀文化是双翼齐飞的关系。地方政府可深入挖掘地方特色文化，为文化产业提供源动力。依据地方特色的自然景观、文化资源、民俗活动等，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产业，还可利用数字化网络平台，实现创意转化，做大做强乡村文化产业。利用相应的科学技术，将传统村落的产品、文化、服务等人文活动和市场进行对接，实现经济的转换，让传统乡村的文化能够在自身的基础上继续发挥造血功能。陕西的袁家村就利用本村的民俗文化特色发展民俗文化展示馆、特色美食馆和民俗购物街，此外还配套了一些田园休闲区、运动游乐区等业态，凭借旅游产品和经营创新模式，成为陕西知名度排在首位的村办文化旅游项目。传统乡村文化需要通过场景、仪式、内容、服务、产品体现出来，才能实现现代经济社会需要的价值转换。当然，发展地方特色文化产业需尊重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脱离文化本身的规律，片面地迎合产业发展，牵强附会地把一些文化产业化，最终维持的只能是表面的红红火火，实则丧失了文化本身的意义。这就要求在发展乡村文化产业时，需尊重乡村文化本身的特点，不能为了一些外来项目削足适履，要立足本村的发展特点，以乡民为主体，寻找地方独具特色的文化类型，使之与产业相融合又不失文化本身的特点和功能，为文化传承提供有效路径。未来社会的发展，从全球范围看，乡村和城市的并存是客观现实。只有在传统乡村文化基础上建设现代乡村社会，才能确保乡村生生不息的传承基因，同时必须让乡村和城市的经济体系实现对接，才能让城市文化和乡村文化作为社会的不同功能同时有效有机地发挥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