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1]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许多重要特征，其中之一就是我国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注重同步推进物质文明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2]与先污染后治理的经典现代化道路、西方“自反性”的生态现代化道路以及第三世界国家的“追随型”现代化道路不同，我们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这是我们党从我国自然国情和发展的历史阶段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为科学指导，合理借鉴国内外现代化的经验和教训而开创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生态创新之路，实现了生态化和现代化的融合、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统一。

一.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科学依据

面对经典现代化遭遇的生态困境，党的十九大报告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确立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提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战略目标。这条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是基于科学理论和实践经验作出的自觉选择。

一   理论依据

面对经典现代化所造成的全球性生态断裂，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其资本主义病因，并指明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双重和解的共产主义方向。而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针对生态危机的病症开出了资本主义的改良药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结合中国发展的实际，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这样，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的理论依据。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以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英国为研究对象，深刻揭露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二重性。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极大拓展了人与自然物质变换的深度和广度，肯定了现代化的建设性作用；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现代化同时造成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裂缝，揭露了现代化的破坏性影响。自然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须臾不可离开的物质外壳，物质变换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存在着物质、能量和信息的交互活动。与动物的本能活动不同，人是通过有目的的劳动来实现物质变换的。在传统社会，人改造自然的力量比较小，只能在狭小的范围和孤立的地点与自然发生极为有限的交互作用。进入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和管理等方面的进步，人在向外在自然投射人的目的和意志方面具有了越来越大的能动性。但也正是在“人为自然立法”的虚妄主体性作用下，现代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全球性生态断裂。这样，以“物质变换断裂”为核心概念，马克思完成了对现代化事业的彻底终结。当然，终结的是资本主义现代化，而非一般意义上的现代化。在马克思看来，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一种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3]，共产主义社会是真正实现了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解的和谐社会。总之，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在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生态病因的揭露中指明了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科学理论指导。

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参照坐标。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最早是由德国学者马丁•耶内克和约瑟夫•胡伯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提出来的。该理论主要是为了应答晚期资本主义出现的环境危机，以处理现代化和生态化关系为核心任务的社会发展理论。西方生态现代化学者虽然在具体观点上存在差异，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现代化普遍抱有乐观态度。他们认为，环境问题只是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挑战，并非“不治之症”，并坚信资本主义社会具有自我完善的能力。只要在生态理性的指导下，依靠技术创新，发挥市场主体、政府和市民社会的合力作用，推进整个社会的环境变革，就能在资本主义制度内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双赢”。因此，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主张用“更多−而不是更少的−现代化以及‘超现代化’”^[4]来解决生态危机。目前，西方现代化理论不论是在学术研究的理论层面，还是在政策规划的实践层面都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且，在荷兰等国的生态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了极大的促进作用。因此，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可以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参照坐标。生态现代化理论倡导用技术革新、市场机制、环境政策和预防性理念等“超现代化”手段“医治”现代化病症，这种面向未来的积极态度和注重实效性的具体措施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较大借鉴意义。但需要注意的是，生态现代化理论多是站在维护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立场，并且其提出的理论观点和实践路径主要是为已完成现代化的发达国家“量身定制”的，可以称得上是西方现代化的2.0版。从根本上来说，生态现代化理论无法改变资本主义反生态的实质。再加上我们在经济、社会、历史和文化等方面同发达国家存在较大差异，因此，总体而言，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只能成为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照坐标。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的最新理论成果。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系统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一脉相承，丰富和发展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不仅是我们保护生态环境、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而且也为我们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了根本理论遵循。这突出地表现在作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核心要义的“八个坚持”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坚持生态兴则文明兴”分别从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两个方面说明了为什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而其他六个坚持则侧重从实践逻辑方面指明了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为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生态辩证法和系统论的方法论指导。“坚持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和“坚持建设美丽中国全民行动”强调了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的价值取向和行动主体。“坚持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和“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指明了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的治理路径。可见，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必须深入学习和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总之，作为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当代形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指明了实践原则和现实路径。

总的来说，通过“物质变换断裂”概念，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彻底批判，为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指明了共产主义的未来愿景。西方生态现代化理论作为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改良版，尽管治标不治本，但它开出的药方对当今中国的发展仍具有参考意义。而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出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毫无疑问是指导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的科学理论。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必须始终坚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的理论指导。

二   现实依据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接续奋斗的历史过程。自然资源禀赋、国内外现代化实践以及我国社会当前的发展阶段是我国现代化道路抉择的现实考量。

自然国情是我国现代化道路抉择的客观条件。自然国情是指基本国情中与人文状况相对应的自然状况，主要包括人口、资源、能源、环境、生态、灾害等因素，这些自然界所具有的物质力量（自然物质条件）是一个国家基本国情的本底和构成，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条件。只有摸清“家底”才能找到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指出：“我国环境容量有限，生态系统脆弱，污染重、损失大、风险高的生态环境状况还没有根本扭转，并且独特的地理环境加剧了地区间的不平衡。”^[5]人均资源能源相对不足、资源能源分布不均、生态环境承载力相对薄弱是我国现代化建设在自然物质条件方面客观存在的“先天不足”。马克思指出：“不同的共同体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6]可见，自然禀赋在人类社会产生初期具有重要影响。尽管现代科技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自然物质条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但是，“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7]。自然界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制约作用始终客观存在。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口增加，自然资源的大量开采和废物排放的几何式增长对生态环境的涵容能力、净化能力和承载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探索新的发展道路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情了。

国内外现代化的实践经验是我国现代化道路抉择的宝贵借鉴。首先，绝大多数后发国家的“追随型”现代化道路出现了“水土不服”。许多拉美发展中国家在获得自身独立后，寄希望于在本国复制西方模式以实现经济的腾飞。然而，事与愿违，绝大多数后发国家不仅没有摆脱贫困，而且背上了沉重的经济债务和生态债务。其次，经典现代化在其发源地出现了难以为继的尴尬局面。不可否认，经典现代化通过自动化机器大生产为人们创造了舒舒服服的现代生活，然而，“帝国式生活方式”是以过度消耗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为代价的。面对“可悲而又有前途的发展”^[8]，发达国家的人们开始忧虑眼下享有的高质量生活方式能否延续下去。再次，一段时间以来，我国在急功近利的赶超心态作用下，过于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视了客观规律的作用，曾犯过以生态代价换取经济快速增长的错误。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仍跟在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背后走“追随型”现代化道路绝非明智之举。

我国社会当前的发展阶段是我们现代化道路抉择的倒逼机制。作为后发国家，我国的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局面。之所以是挑战，是因为与先发国家的内生型现代化不同，我国的现代化是外源型的现代化，这就意味着，我国现代化建设同时面临着国际危机和国内难题的双重压力，承受着工业化和信息化浪潮的双重冲击，肩负着自然资源保护和现代化建设任务的双重挑战。由于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我国的现代化致力于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现代化任务的艰巨性可见一斑。之所以是机遇，是因为处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我们作为后发国家，通过充分吸收和借鉴先发国家现代化的发展经验和生态教训，能够大大缩减我们在现代化建设中的代价和成本，从而减少或避免发展过程中不必要的痛苦和磨难。总的来说，我国现代化事业所处的历史阶段与西方国家所遭遇的发展情境截然不同，面对新的时代境遇，从我国自身发展的特殊性出发，探索一条适合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现代化道路是历史的必然。

总的来看，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资本主义批判指向以及我国的自然国情和国内外现代化的实践经验，已经无可辩驳地说明了经典现代化的“老路”难以使我国实现永续发展。而西方生态现代化的“新路”，在社会制度和价值取向等方面与我国存在较大差异，不加批判地奉行“拿来主义”难免会造成“水土不服”。这样，立足于当前我国发展的历史方位，坚持和发展中国式的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就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必然选择。

二.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基本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历史是一部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在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和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总体目标和发展任务系统化和具体化。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就是我们党基于新发展阶段作出的新的战略部署。这一战略构想要求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将生态化和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统一起来，推进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协同共生。

第一，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中国有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是中国、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一大幸事。只要我们深入了解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就不难发现，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领导，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也不可能具有今天这样的国际地位。”^[9]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党的领导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从胜利走向胜利最根本的保证。在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过程中同样如此。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而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聚焦人民群众感受最直接、要求最迫切的问题，把生态环境问题提高到关系党的使命宗旨和社会民生的高度。党的十八大报告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写入党章。党的十九大报告继续强调，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领导力量。将生态文明写入党的政治报告和党的章程，这是我们党向人民群众作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和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庄严承诺。习近平总书记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指出：“历史充分证明，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死存亡。”^[10]百年党史，初心在民。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百年行程中贯彻始终的价值底色和政治本色。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这既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正像中国人权研究会会长向巴平措所言，“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史，是一部争取人民解放、保障人民权利、致力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光辉历史”^[11]。没有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诉求的中国共产党，我国就不可能取得今天的辉煌成绩；若没有把人民对优美生态环境的期盼作为奋斗目标的中国共产党，我国未来的永续发展就不可想象。总之，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和战斗堡垒。

第二，必须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首先，社会主义制度具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现代化是一个长期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内部差异大、发展不均衡的超大型国家推进现代化，长远规划尤为重要。“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到第十四个五年规划，一以贯之的主题是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12]“三步走”、“新三步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这些清晰的“路线图”和“时间表”使我国在发展的道路上既没有错失时机，也避免了盲目跃进，保持了脚踏实地、稳步前进的坚实步调。其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维护人民群众长远利益的优势。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资本逻辑统帅一切。为了在最短时间获得最大利益，资本对自然生态环境和人的真实需要漠不关心。与之不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这样，政府就具有整合资源、维护人民利益的强大物质基础。再次，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亲生态的优势。“只有公有制企业才能够真正地在决策过程中将生态和环境影响考虑在内，从而为构建人与自然之间的环境方面可持续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前景。”^[13]生产资料公有制契合了自然环境的公有属性，是避免“私地闹剧”、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制度保障。当然，只有到了真正的共产主义社会，联合起来的生产者才能真正实现双重和解。就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意味着我国优先实现了生产关系的跨越，这为解放和发展社会的生产力、为生产力的生态化转向创造了转型发展的巨大空间。

第三，必须坚持生态化与现代化相结合。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坚持把生态化与现代化相结合、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统一，具有明显的前瞻性和创新性，大大超越了西方“修补型”的生态现代化道路。经典现代化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与时代要求日渐背离，而作为经典现代化2.0版的西方生态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自反式”（反省式）现代化。所谓“自反性”现代化是指传统现代化的自我调整、自我否定和自我拯救的道路，是对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生态危机作出的适时调整，是在不触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的一种温和的生态变革。简言之，生态现代化是西方版的可持续发展。与之不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在带领中国人民谋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中，提出的一种融合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的创新战略。这既是深刻汲取了西方现代化生态弊端的理性抉择，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全面性的必然要求。现代化是整体的社会进步过程，任何一个领域现代化的缺失都不是完整的现代化。同样地，社会主义社会是全面发展和全面进步的社会，生态领域和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社会领域的发展都是社会有机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领域出现发展的短板都会导致社会机体因“跛足”而延缓甚至限制其前进的步伐。因此，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就是要将人与自然的关系作为现代化的内生维度和基本目标，就是要将生态化原则贯穿于现代化建设的各环节、各领域和全过程。这是我们党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深刻把握。

第四，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客观存在的一般规律，是指人与自然之间具有系统发生和协同进化的关系。但是，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被当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纯粹的有用物，劳动者沦为庞大机器体系的生产工具。物本逻辑下的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剥削自然而且剥削人。由于生态危机已严重威胁到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增殖，才催生出了试图对此做出修正和调整的生态现代化理论和政策。可见，在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中，自然自始至终都只是服务于经济增长的原材料和场所，借用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奥康纳的两个隐喻，自然对于资本仅仅是“水龙头”和“污水池”^[14]，谋求经济的无限增长是其永恒的主题。因此，生态现代化难以实现资本主义的真正绿化，充其量只能通过危机转嫁和公害转移等手段，使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得到暂时的或局部的改善。对此，有机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柯布直截了当地说，“并不存在生态资本主义”^[15]。生态资本主义只能是绿色乌托邦。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作出的适当调整是完全无效的。与之不同，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致力于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而要做到这点，关键在于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需求为现代化建设的最终目的，而不是以物为本，或者以资本为本。与抽象的人类中心主义不同，这里强调的是人民群众；与资本主义社会许诺的“奢靡式生活方式”不同，这里强调的是基本生活需要。正如生态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福斯特所说的，“应该以人为本，尤其是穷人……应该强调满足基本需要和长期保障的重要性”^[16]。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不仅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精神需要，而且要满足人民群众的生态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尤其是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由于“穷人往往是那些最愿意将其生活建立在保卫自然的各个组成部分的基础之上的人”^[17]，人民群众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与自然有着最为紧密的关联。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以人民群众的基本需求为导向、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的现代化，内在地包含着尊重自然、保护自然和爱护自然的生态向度，满足人民群众基本生活需要的现代化建设过程，同时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格局的形成过程。这样，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在价值取向上的抽象争论，把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作为现代化的内生要求。

总之，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场接力跑中的自觉选择。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方向和性质、坚持把生态化和现代化相结合、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是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道路的题中之义。只有坚守这四个方面的要求，我们才能避免重蹈经典现代化的覆辙，超越西方“修补型”的生态现代化，开辟出适合我国国情的中国式创新型的生态现代化之路。

三.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创新举措

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不仅是创新的理论，更是创新的实践方案。结合当前我国的工业化任务尚未完成，又迎来了新技术革命浪潮的现实状况，中国式生态创新型现代化只有协同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和绿色化（生态化），才能不断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第一，推进工业化与生态化的衔接，发展生态工业。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出现的最主要的生态弊端。为避免发展的不可持续性，我国在推进工业现代化的过程中，应该把工业化和生态化融合起来，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生态工业。工业生产本质上是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既需要开采能源资源以作为加工制造过程的动力，又需要将自然物质加工制造成可用于消费或再加工的产品，同时还需要把生产废弃物排放到自然中。生态工业是要在自然生态系统和经济循环系统良性运转的情况下，同时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的生活质量的提升。具体来说，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以产品为核心的生命周期产业系统。在产品生产的源头上，要选择那些资源能源利用率高、材料毒副作用最小、耗能最低、污染最少、废弃后易于处理并对环境影响较小的原材料；在产品生产过程中，要实现生产的全过程监控，通过监控产品生产过程中的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研究环境代价最小化的优化方案；在产品生产的末端，要注意废弃物的减量化、资源化和再生化。二是要依据产业生态学原理，充分发挥产业的集聚效应和规模效应，建立生态工业园区，以一种新型产业组织形态实现生产空间的集约高效利用。在生态工业园区内部，企业之间除了优胜劣汰的竞争关系之外，还会发展出互利共生的合作关系。例如，一个企业的废弃物或副产品可能成为另一个企业的原材料，这就在工业园区内部形成了“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产品”的反馈式循环，实现了工业生态系统的物质闭环运动和能量多级利用，大大减轻了自然生态自我净化和自我修复的负担。总之，只有把工业化与生态化相统一，发展生态工业，才能降低工业化的生态成本，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永续的物质基础保障。

第二，促进城市化与生态化的融合，建设生态城镇。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伴生物，工业化是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在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元素没有“归还”给土地，造成了城市污染严重和农村土地贫瘠等问题。针对片面城市化所造成的城乡二元格局，我们应该统筹城乡发展，建设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自然、城市和居民组成的开放的人工生态系统，生态城市的建设以社会和谐、经济高效和生态良性循环为目标，协同推进城市和自然相融。具体来说，一是要坚持绿色化原则，因地制宜地推进我国现有城市的生态化进程。对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特大城市，应该适度放缓城市化速度，注重城市的生态化转型，注重对周边城镇的辐射和带动作用，缓解和优化中心城市的承载力和生存空间。对城市化水平较低的西部地区，应该依据自然生态特点，利用当地优势自然条件，合理规划城市发展方向。对自然环境较恶劣的地区，应加大力度整治生态环境问题，不能盲目追求发展速度和规模，特别恶劣地区，应有序进行生态移民。二是要坚持适度性原则，积极建设中国特色的中小城镇。城市化本质上是以空间集聚的方式实现社会经济结构和人们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变革。但如果一味地求多求大，容易出现产业空间结构和生态空间结构不匹配、开发过度、垃圾围城和交通堵塞等问题。发展中小城镇，就是要摒弃非理性的规模集聚，要让人口规模和密度控制在生态环境的承载能力之内，要以当地发展的实际情况为依据进行合理的城市规划和设计，使城镇居民的生产生活和城市环境、生态条件之间相互交融，既为城镇居民提供健康安全的人居环境，又不破坏当地生物多样性和稳定的生态循环。总之，只有促进城市化与生态化相统一，发展生态城市，才能为人“诗意地栖居”创造良好的空间。

第三，推动农业现代化与生态化合一，发展生态农业。马克思批判了按工业方式经营的资本主义大农业滥用和破坏土地的自然力，造成了土壤肥力流失和地力衰竭等问题。因此，我们在推进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应该发展生态农业。与传统农业不同，生态农业不是把人的物质需要的满足建立在对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的破坏和征服基础上，恰恰相反，它是在尊重自然生产力和生态生产力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来满足人自身生存和发展的需要，实现了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完美统一。具体来说，一是要根据当地的自然资源禀赋和生态环境阈值，选择合理的产业结构，做到因地制宜、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渔则渔，充分利用本地的优势自然条件。二是要开发农业废弃物资源性利用的有效方式，发展复合型或嵌套型的立体农业生产模式和循环农业。在这方面，“桑基鱼塘”是比较成功的案例。以桑叶养蚕，以蚕沙、蚕蛹等作鱼饵料，以塘泥作为桑树肥料，形成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蛹喂鱼、塘泥肥桑的生产链。将栽桑、养蚕、养鱼三者结合，形成了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既避免了水涝，创造了理想的生态环境，又按照生态学原理，在不打破生命有机体与周围环境的物质变换的基础上，通过集约化生产经营和科学管理，尊重农作物生长发育规律，满足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这就实现了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总之，只有推动农业现代化与生态化相结合，发展生态农业，才能为人类生命的延绵不绝提供永续的物质和能量支持。

第四，加强信息化与生态化的交融，发展生态科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创新是推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不竭动力。马克思早就天才地预见到科学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巨大作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科学技术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具有明显的二重性，既可以用于保护自然也可以用于剥削自然。因此，必须要用生态化引领科学技术的创新，利用生态科技推进现代化建设的生态化。生态科技就是要用生态化引领科学技术结构和功能的生态重组，以生态化了的科技服务于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具体来说，一是利用科技创新发现有利于生态环境的新材料和新能源，开发风能、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不断研发生活废弃物和生产废弃物循环再利用的综合发展方向。二是利用科技创新加快产业结构的生态化转向，把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为生态农业、生态工业和环保产业等领域中的现实生产力。三是要利用科技创新升级和优化生产的工艺、技术和设备，严格控制高投入、高消耗、高排放、低效益的产业和企业，坚决淘汰严重耗费能源资源和污染环境的落后产能和设备，推广无污染或少污染、多产出、高效益的清洁技术和工艺，推进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四是要利用科技创新保护濒危物种、恢复和重建生态系统、完善灾害预警机制，为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生存条件的稳定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安全提供强大的科技支撑。可见，只有把信息化与生态化相统一，发展生态科技，才能把以人为本和关爱自然统一起来，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提供不竭的科技动力支撑。

四.   结　　语

现代化是人类社会不可跨越的发展阶段。作为后发国家，现代化是我国追赶上西方发达国家的必由之路。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规律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深刻把握的基础上做出的理性抉择，是避免先污染后治理的西方经典现代化“老路”、超越西方“修补型”生态现代化道路、实现我国跨越式发展的生态创新之路。

这一创新型生态现代化道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来界定现代化，强调没有生态化，现代化难以完全实现，因此，必须以绿色发展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凸显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意义。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为“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重要一位，不能脱离其他四个方面的建设。也就是说，只有在协同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不断加快生态经济体系、生态政治体系、生态文化体系、生态社会体系和生态环境体系的建构，才能形成全面的生态文明体系。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只有处理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才能由胜利走向胜利；另一方面，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只有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整体推进中才能构筑起来。可见，生态化与现代化、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是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关系。这意味着，只有把生态化与现代化统一起来、将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能推进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在这个意义上，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不仅是现代化建设在生态文明方面的要求，而且是我国现代化的整个过程和现代化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必须始终遵循的内在规定和战略目标。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一种融合了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创新战略。

总之，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科学的理论指导，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的战略位置，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把生态化的原则和要求贯穿和渗透在新型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和信息化之中，才能在协同推进生态化和现代化、生态文明建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开辟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进而，不断走向人与自然、人与人双重和解的共产主义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