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以来，西方国家逐渐介入中国赈灾等事务。美国从光绪初年的“丁戊奇荒”开始关注并参与中国赈灾，但初期仅限于由传教士向饥民分发食物等工作。从清末民初淮河流域饥荒开始，美国在中国赈灾工作中参与度提高，逐渐扩展到参与灾区道路修筑、洪水控制及防灾工程建设等方面，参与人员也由以在华传教士、外交官为主而增加了科学家、工程师等群体，这成为近代中美在农林、水利工程、交通等领域交流和合作的开端。

一.   饥荒的成因与强度

淮河干流发源于河南桐柏山，向东流经豫、皖、苏三省。全流域面积27万km²，跨豫、皖、苏、鲁、鄂5省，正好介于长江、黄河之间，其地处气候过渡带，暴雨洪水经常发生。流域地势西高东低，边缘高中间低，汇流集中，中下游地势极为平缓，排水困难，流域水系紊乱，河道淤塞，湖泊洼地蓄洪顶托，黄河侵淮夺泗的后果难以根除，这些因素都使该流域成为中国洪水最频繁的地区之一^[1]。根据当时有识之士的分析，淮河流域多水灾的起因，首先是由于地势低洼、雨量过多、河道淤塞、堤防坍塌。这样的状况在苏皖两省北部尤甚。以苏北宿迁为例，公元494—1912年，受灾67次，其中55次均在15世纪以后。尤其在1906—1913年，发生3次大洪水，引起苏皖两省北部持续饥荒，人民几乎没有喘息和恢复的机会。如此严重的水灾被指与流域内沂、沭二河源头山区缺乏森林以及洪泽湖造成淮河没有宣泄潴蓄渠道、沿河堤岸倾圮失修都有关联^[2]。从1906—1913年，灾区农民只获得一季收成，直接造成持续饥荒^[3]。按照主要的受灾年份，这一时期大致可以分为1906—1907、1910—1913年两个阶段。

一   1906—1907年饥荒

美国最早在1906年11月4日获悉苏北饥荒的消息，当时估计这一地区有1 000万人面临饥饿^[4]。后获悉受灾面积10万km²，受灾人口1 500万，上百万人处在饿死的边缘^[5]。美国认为这场饥荒比此前40年间任何一次更严重^[6]。原因是1906年六七月间这一地区降雨不止，运河决堤，平原被淹，800万人丧失所有家产，400万人沦为赤贫。1907年年初，形势恶化，饥民流向城市寻求食物，形成避难营。当时在清江浦（今淮安）、扬州、徐州、宿迁、镇江和南京等9个县、市有80万难民^[7]。

1907年1月11日，根据清江浦饥荒难民营外国专员吉尔坦（Kirton）的实地调查，仅清江浦一处就有接近50万难民。而当时赈灾工作还没有开始，吉尔坦直言如果继续下去，后果无法预测^[8]。不久，他又提醒灾民中可能会爆发天花^[9]，并认为成千上万人聚集在一起，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挤在狭小的泥屋里，爆发疫病的风险会使情况更加糟糕^[10]。1月14日，美国红十字会收到驻上海领事关于这场洪水及饥荒情况的报告^[11]。1月22日，美国圣经会在华机构负责人海格斯（John R. Hykes）称难民已经涌进城市^[12]。1月25日，美国红十字会将中国饥荒作为当时要应对的最严重灾难^[13]。美驻南京领事黑纳斯（Thornwell Haynes）说，“这次饥荒比过去40年同一地区的任何饥荒都要严重”^[14]。驻上海领事罗志思（James L. Rodgers）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指出，这次饥荒很可能成为中国当时已知饥荒中最严重的一次^[15]。2月，不出吉尔坦所料，难民营爆发天花^[16]。

二   1910—1913年饥荒-瘟疫

1910年12月，从皖北返回的传教士罗炳生（E. C. Lobensteine）报告当地因为洪水导致了饥荒和大量人口死亡。他认为冬天形势不容乐观，远比3年前那次严重^[17]。上海传教士组织发给纽约教会的电报称，饥荒席卷苏皖北部，300万人受灾。罗炳生信中称，“过去几年记录了频繁的洪水，今年大部分地区春秋两季作物几乎颗粒无收，洪水淹没面积达3 959 km²。政府已经为受灾最重的12个县拨银4万两，但不过是杯水车薪”^[18]。

而美国国务院当时收到消息称，该年淮河流域大约200万到300万人受灾^[19]。主要受灾区域在皖北及淮河、涡河以东以北地区，覆盖人口大约250万。此次灾荒原因是1910年创纪录的夏季降雨引发洪水^[20]，而当时瘟疫的蔓延令形势雪上加霜。就在以淮河流域为中心的中东部遭受饥荒时，在中国东北部，以山东和东北为中心的地区爆发了“黑死病”（又称腺鼠疫）疫情，并逐渐向南蔓延。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维礼德（Amos P. Wilder）报告总受灾区域达11万km²。在安徽怀远的医学传教士柯德义（Samuel Cochran）报告称，灾区从北边的徐州府向南延伸至淮河，西起亳州，东至清江浦。在这一地区，2/3的居民失去了家园^[21]。当时美国红十字会收到的消息称，山东瘟疫灾区距离饥荒灾区只有240 km^[22]。1911年3月，清政府驻纽约领事杨毓莹收到报告，称在中国，瘟疫正在从东北向南，而饥荒从山东、安徽和江苏省快速向北扩展。他坦言中国需要美国提供援助，阻止瘟疫和饥荒灾区连在一起^[23]。4月，杨毓莹在纽约出席一次会议时指出，当时在应对饥荒方面比之前有更多困难，一是因为瘟疫使得情况复杂化，二是需要考虑和俄国的关系，三是还要忙于对内政作出改变^[24]。由于在两年中，大雨第3次淹没了部分饥荒灾区，道路损毁，运输粮食赈济灾民困难重重^[25]。8月8日，传教士毕竟成（Z. Charles Beals）从芜湖向纽约发回电报称，洪灾区域从镇江延伸到宜昌，大约1200 km长，160~320 km宽，水位已创记录并仍在上涨^[26]。在宿迁的美国南长老会教士卜德生（B. C. Patterson）称仅仅在这一地区700年间就发生70次洪水。1897、1907年和1911年发生饥荒^[27]。美国红十字会派遣来华调查研究防止淮河洪水措施的工程师詹姆森（C. D. Jameson）报告说，1911年洪水和饥荒造成的灾难因叠加其他因素而更加严重。他说如果当时有一个地方需要外部救援，那就是中国淮河流域，他认为最悲惨的阶段正开始，将一直持续到当年5月中旬少量庄稼成熟时^[28]。传教士葛德基（E. H. Cressy）去过灾区并写有调查报告，他认为这次饥荒比中国当时数十年以来的任何灾难都要更严重^[29]。

二.   美国援助中国的动机

1906年，因美国通过排华法案，清朝发生了抵制美国商品运动，美国急欲通过帮助中国赈济灾民而改善形象，而更长远的考虑则来自商业利益，这一点在当时美国多位政界人士及传教士等的对华态度上都有所反映。如当时负责在灾区调查灾情的吉尔坦认为，“这场可怕的大灾难给‘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人们提供了一个机会，他们能够实施人道主义救援，同时实施一种将对他们和这个伟大国家未来商业关系产生巨大影响的政策”^[10]。当时美国主流媒体也认为“这个事件为西方民族给中国人留下人道和无私的慷慨印象提供了非常好的机会”^[30]。罗志思认为如果中国的灾情继续恶化下去，将对外国在华政治和商业利益产生巨大影响，因此赈灾已经被视为是商业和外交上必要的措施。而黑纳斯更是开门见山地指出，美国在这次危机中所做的一切，将肯定消除1906年中国联合抵制美国排华法案带来的敌意^[14-15]。当时也有一种极具西方文明优越感的论调见诸报端，这种观点认为有很多赈灾工作需要去做，但是中国的方法不能胜任，这是展示西方文明足以胜任这一工作的大好机会，将使东方方法感到羞愧，同时可以使仇恨并联合抵制美国商品的中国人息怒^[31]。

1907年1月29日，约翰逊（Lewis Cass Johnson）在致《纽约时报》编辑的信中说：中国似乎离我们很远，但其实和美国非常紧密，比任何新国家和我们未来的利益都要紧密。中国是我们制造业庞大贸易顺差的未来市场。中国有强大力量吸收我们的货物，是一个迅速和诚实的购买者。她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被拉拢得离这个国家更近。她目前面临困难，让我们用一切办法，给她提供我们强大、有力的臂膀去依靠。就像当初她在遇到麻烦的时候，国务卿海伊作为我们国家的代表，将我们国家保护的臂膀置于她周围那样，让她感受到我们作为一个民族对她的友谊^[32]。

美国花旗银行东方分行主管泰特（J. Selwin Tait）则认为美国人民向中国灾民展示他们友谊的时候到了：“在这个特殊的时刻，当美国和东方国家的关系如此紧张时，没有什么比援助中国灾民能产生更好的印象了。” ^[33]

三.   美国的救灾行动

1906年12月21日晚，在美国陆军部召开的国家红十字会会议上，中国饥荒成为讨论主题，并由总统决定红十字会采取何种措施^[34]。1906年12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呼吁美国人民为中国灾民捐款，同时请求国会授权运输谷物和面粉，美国红十字会负责管理赈款和指导支出^[5]。由于以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的积极呼吁，此次参与淮河洪水-饥荒救灾行动的人士涵盖美国社会多个层面，包括美国国务院、在华外交官、传教士、美国红十字会、美国军方等。

一   美国政府、红十字会

1906年12月24日，即罗斯福发出呼吁的第二天，《基督教先驱报》总编克洛普斯克（Louis Klopsch）第一个向赈灾基金捐款5 000美元^[35]。29日，捐款总额达到6 600元。而哈里森（E. H. Harrison）向美国总统发电，承诺对从旧金山运输到上海吴淞港的赈灾物资提供免费服务^[36]。

1907年1月13日，美国国家红十字会主席博德曼（Mabel Boardman）任命时任美国驻上海领事罗志思为红十字会特别代理，监督物资分发。当时，旧金山军需官科洛托夫（Maj. Krautoff）为红十字会购买300 t面粉，由花旗轮船公司免费提供从旧金山到上海的运输。1月17日，“科普特号”轮船从旧金山起航，这是首批美国给中国灾民的食物^{[11, 37]}。1月30日，美国国家红十字会追加捐款5 000美元，这是由《基督教先驱报》筹集基金的一部分^[38]。

1907年2月1日，罗斯福总统和国务卿鲁特（Elihu Root）各自捐100美元给《基督教先驱报》正在筹集的基金^[39]。这笔基金中有3.5万美元通过国务院发往中国。这家报社承诺每月募集5万美元，持续2 ~ 5个月^[7]。2月17日，红十字会筹集基金达到6万美元，其中4.5万已发给驻上海领事罗志思，后者将2.5万均分给传教士赈灾委员会和上海赈灾委员会^[40]。2月21日，载有为灾民春播准备的197 t小麦麦种的轮船从太平洋沿岸起航^[41]。3月13日，大约300 t价值1万美元的面粉由旧金山启程运往上海^[42]。3月22日，克洛普斯克给红十字会发去5万美元作为陆军运输舰“布福德号”将于4月底从旧金山启程运输的价值10万美元食物的追加捐款^[43]。3月23日，红十字会又紧急调拨300 t面粉。4月2日，“科普特号”载着这批面粉驶往中国^[44]。3月28日，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和西北铁路公司代表宣布由快速货运免费运输从明尼阿波利斯到旧金山港的1000 t赈灾面粉，加上在太平洋沿岸购买的另外2000 t，4月30日，“布福德号”载着共3 000 t面粉驶离旧金山前往中国^[45]。购买这批面粉的资金由克洛普斯克提供，总计11万美元^[46]。截至4月7日，美国捐款占到各国赈济淮河流域灾民捐款总数的2/3^[47]。

5月23日，红十字会宣布停止捐款。自1906年12月24日开始，该会总计接收款物价值达32万美元，其中，纽约《基督教先驱报》筹资25万。这些捐款被发往中国后，赈济工作主要通过在上海的外国领事、著名商人和中国绅士以及镇江传教士赈灾委员会组成的上海中央赈灾委员会开展^[48]。此为美国参与赈济1906—1907年淮河流域饥荒工作的梗概。

而1910年当地再次爆发饥荒后，美国延续了此前的态度。1910年12月23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尔逊（Huntington Wilson）向美驻京公使嘉乐恒（W. J. Calhoun,）发去5 000美元，作为美国红十字会的先期捐款^[19]。

1911年1月11日，嘉乐恒表示希望美国人民能够进一步捐款^[49]。1月16日，作为回应，红十字会追加5 000美元，使捐款总额达到1万美元^[50]。2月2日，纽约《基督教先驱报》通过国务院追加1万美元，这笔钱被发给了美驻上海总领事，后者分配给上海赈灾委员会及镇江国际传教士委员会主席朗登（W. C. Longden）^[51]。2月7日，使用陆军运输舰运输赈灾中国的物资的议案在美国国会众议院获一致通过^[52]。此外，当时纽约州州长迪克斯、新泽西州州长威尔逊、肯塔基州州长威尔森、佛罗里达州州长吉尔克里斯特等也在各自州内发出紧急援助的呼吁^{[21, 53]}。3月5日，Buford满载价值5万美元的物资驶离西雅图前往镇江^[54]。3月6日，美国红十字会又通过驻上海领事维礼德发送2 000美元^[55]，而西雅图商会发送1 500美元，该商会累计发送9 000美元^[56]。至3月22日，《基督教先驱报》累计捐款8.2万美元^[57]。3月30日，Buford号满载1200 t食物抵达上海，随后前往镇江卸货^[58]。至5月12日，红十字会累计向中国捐款7万美元^[59]。

二   美国社会各界

1907年1月，纽约华人为中国灾民筹集到3 000多美元。中国驻纽约副领事说旧金山华人已经发出类似的捐款号召^[10]。4月8日，由22名中国年轻人在华盛顿一所教堂为赈灾筹款举行义演^[60]。4月3日到9日，在纽约唐人街，当地华人举行为中国灾民筹集赈款的商品展览会以及表演活动，中国驻纽约领事杨毓莹及赈灾委员会荣誉主席、清驻美公使张荫棠也被邀请从华盛顿赶来参加^[24]。华盛顿特区的钱普林夫人将她在中国旅行期间两江总督张人骏赠送她的一套卷轴画出售，以援助中国灾民^[61]。1912年3月10日，“饥荒基金日”活动在纽约的许多教堂举行，牧师将中国正在遭受的饥荒作为他们演讲的主题，并接受募捐^[62]。5月16日晚，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留学生在纽约举行赈灾义演^[63-64]。

三   在华赈灾委员会

1906—1911年，当时在中国有两个赈灾委员会。一个由上海的中国名流和欧美外交官等人群组成，英国商人李德立（E. S. Little）与美国商人福开森（John C. Ferguson）先后任主席；另一个是由传教士组成的镇江赈灾委员会，麦克雷（Rev. McCrear）与美以美会的朗登先后任主席^{[7, 48]}。1911—1913年，上海赈灾委员会依然存在。圣公会的郭斐蔚（F. R. Graves）任主席，前中国驻美公使伍廷芳任副主席，长老会的罗炳生任秘书，花旗银行主管加兰德（H. C. Gulland）任财务主管^[65]。美国驻上海领事收到美国捐款后，将赈款分配给这两个赈灾组织使用^[51]。此外，外交官、传教士还承担着及时向美国政府和红十字会报告灾情的任务。比如当时美国驻北京公使嘉乐恒，上海领事罗志思、维礼德，驻南京领事黑纳斯、葛威佈等不断向华盛顿报告灾情以及赈灾进展。吉尔坦上尉曾受赈灾委员会委派，亲自前往当时最大的难民集中营清江浦实地调查并写有报告^[8-10]。北长老会来仪庭（William H. Gleysteen）曾率领救援远征队从北京前往灾区并向纽约传教士组织报告灾情^[66]。而伍兹（Henry M. Woods）、罗炳生、柯德义、鲍万德（W. D. Bostick）、罗斯、任恩庚（William F. Junkin）及杜鲁林格先后报告了江苏淮安及安徽怀远、亳州等地的灾情^{[14,17,21, 23, 67]}。

四.   赈灾理念与农林、水利措施

1911年，传教士卜德生在对宿迁灾区进行调查后，提出了防止饥荒的四项措施：一个稳定的政府和良好的财政体系；政府应该允许部分人口迁至东北或者南部山区；必须修建铁路和运河来提供交通运输；中国必须建立防灾计划，包括建立足可以养活国内25%人口的长达6个月的基金，疏通运河、排出洪水、管理水库，每个月报告粮食生产情况，如果有饥荒威胁，可立即开启应对工作。从中可以看出当时的赈灾理念已经从单纯救急、救生转向更具有长远眼光的防灾^[27]。1912年，驻上海总领事维礼德在给美国红十字会负责人博德曼的信中说，首先，赈济委员会的新计划确定赈款将用于詹姆森主导的工作，不再直接免费发放食物。修建堤坝和挖深河道有助于开垦大片土地，又能为灾民提供工作，修建道路也是如此^[68]，这是“以工代赈”的思路。此前，委员会通过在受灾地区建立有效组织，雇佣体格健全的当地人修筑河堤、疏浚运河、建设道路，防止再次发生洪水和饥荒。所有劳工以谷物支付报酬，直到新的庄稼收获，这些作法与工程师詹姆森的建议一致。这样在赈灾思路上取得一致的美国红十字会、在华外交官、赈灾委员会能更好地进行合作^[69-70]。此后，研究科学化慈善工作的权威、美国人葛德基进一步对这种赈灾理念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第一，救灾组织者已经意识到单纯为灾民提供食物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饥荒频繁发生的问题，第二，确保中国政府从此采取科学防灾措施，而不再需要任何外国赈灾委员帮助^[29]。尽管这一预期没有变成现实，但是“以工代赈”的做法为此后赈灾积累了很好的经验。

一   以工代赈

在1907年赈灾工作中，工程人员就建议疏浚旧运河、重修道路，给饥民提供谋生的机会^[7]，当时2万灾民被雇佣修建堤坝和疏通运河，防止洪水再次发生^[71]。1912年，赈灾委员会以商业方式运作，作为对赈济的回报，委员会组织灾民深挖河道、加固堤坝，尽一切努力避免人们贫困化，让农民们度过困难时期，直到他们收获庄稼^[3]。

二   “导淮”问题

美国红十字会在当时赈济中国饥荒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该组织不但救济灾民，还把“设计和开展旨在防止灾难的措施”作为责任。1911年7月，美国红十字会任命在中国已经工作16年的著名土木工程师詹姆森承担制定淮河洪水控制计划的工作^[72]。因当时时局延误了工作，经过1年多的实地调查和研究，迟至1912年底，詹姆森向中国政府和美国红十字会提交了详细报告，内容包括关于这一地区自然地理和历史的信息以及淮河流域不同地区数千年洪水、饥荒及赈灾记录等。詹姆森多次强调，从工程技术角度治理淮河干支流、大运河，降低洪水水位及开垦这一地区大面积荒地没有困难，资金和时间才是最棘手的问题^[73-79]。此后，中美两国就实施詹姆森制定的控制洪水计划达成协议，并开始付诸实施^[80]。美国红十字会给中国政府2 000万贷款用于防止这一地区受到洪水侵袭^[81]。

詹姆森在华期间获得时任江苏省咨议局议长张謇的协助。后者在数年前开始聘请一位日本工程师在苏北开展水利调查，又选拔40名中国学生在南通师范学校接受这位日本工程师为期2 ~ 5年的关于水利调查的指导。在詹姆森考察期间，这批青年中的13位赴清江浦协助调查工作，他们出色的表现获得詹姆森的赞扬^[74]。后来，这位美国工程师凭借其卓越的工作又参与了1917年直隶水灾善后工作^[82]。不久红十字会还邀请了美国垦殖局总工程师戴维斯（Arthur P. Davis）来华为河流防洪作开垦调查工作^[83]。

此后围绕着淮河流域洪水治理问题，即当时所称的“导淮”问题，本土人士及几位美国工程师先后提出各自方案。如美国工程师弗里曼（J. R. Freeman）提出为洪泽湖修筑直接入海通道的建议，而美国红十字会提出疏浚运河增加其容量，以减少淮河洪水，中国资源保护委员会认为需要同时疏浚运河、修筑废黄河河道及综合治理淮河下游河道^[84-85]。此后又有数位美国工程师专程来华参与这项工作^[86]。中国本土人士如张謇等也提出了关于淮河治理的不少方案^[87-91]，其中最著名的要属时任安徽省都督的柏文蔚^[92]（1876—1947年）。

值得注意的是，詹姆森、弗里曼等美国工程师关于中国洪水控制、防止饥荒的研究，当时不仅被作为政府相关决策的依据，还被作为重要的工程学研究题目，在美国工程师学会会议乃至国际工程学大会上开展了数次研讨^[93-96]。尤其是在时任该学会主席的弗里曼于1922年5月1日会议上报告自己关于中国洪水问题的研究后，围绕该话题，多位美国工程师如米德（D. W. Mead）、汤森德（C. McD. Townsend）、威金（Thomas H. Wiggin）及莱恩（E. W. Lane）等先后发表评论并提出了各自建议^[97-98]。同年6月21日弗里曼主席在该学会年会上所作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自己从事中国洪水研究的意义以及中国古代相关文献记载的重要价值^[99]。可以说，中国洪水控制问题丰富了国际工程科学研究，为促进这一领域的进步提供了独一无二的内容。

三   灾后重建

在开展工程措施的同时，对灾民如何恢复生产也做出了新的尝试。由金陵大学裴义理（J. Bailie）教授起草的农场聚居地计划得到成功实践。农场不但可以作为灾民的避难所，而且被作为防止饥荒的一种措施。为了快速推进这个计划，专门成立了由金陵大学、美国长老会、南京商会、商丝会等组织共同组成的委员会，在安徽滁州以东建立农场聚居地，被选中在这个农场工作的灾民能够通过生产自救。在有效管理下，因饥荒而丧失一切的家庭能够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重建家园^[100]。这一做法此后得到进一步推广，先后由裴义理本人在中国东北^[101-102]、留美归国林学家凌道扬在南京^[103]等地区开展。

四   农林人才的培养

裴义理还组织当时涌进南京城的灾民在紫金山进行造林，此后他获得政府划拨土地用于农林事业。他通过召集时任北洋政府农商部部长张謇及其他中美社会名流、外交界人士参与植树活动而扩大影响。以此为起点，中国设立植树节，并在全国推广植树造林运动^[104-106]。但在此过程中，裴氏深感中国农林人才的匮乏，计划成立一所学校培养林学方面的专门人才。

恰巧，时任美属菲律宾森林局局长的美国林学家埃亨（George P. Ahern）在参加1910年南洋劝业会后，有意通过推动中国的林学教育扩大美国对华影响力，获得时任美驻华公使嘉乐恒等人的支持。此后埃亨认为当时在中国直接开展林学教育有很大困难，不如选派中国学生到菲律宾学习，这样学成回国后不但能够在中国传授更多的学生，还可以扩大美国在东亚的影响力，遂写信给美驻华上海总领事，请求与美在华教会学校联系并选派学生到菲律宾洛斯巴尼奥斯林学校，后又联系位于上海的赈灾委员会和马尼拉中国商会，这些组织均表示愿意资助费用。1912—1914年，先后有6名学生赴菲留学。不久，埃亨又与曾就读于金陵大学前身汇文书院并在美国密歇根大学获得林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北洋政府山林司任职的韩安取得联系，力邀后者赴菲考察。韩安在菲考察3月有余，并在回国后仿照菲律宾草拟了中国森林法。此时正好埃亨收到金陵大学请求提供关于中国在菲学林留学生信息的来信，在回信中埃亨建议在南京建立一所林学校并提供了经费的可能来源，而教职可以由从菲律宾留学毕业的学生担任。这一切设想都正合裴义理的愿望。经过马尼拉、上海和南京三方不断沟通，最终于1915年3月15日成立金陵大学林科，韩安为林科争取到政府拨款3 000美元，赈灾委员会则资助3名学生以及1名自菲律宾毕业回国者作为教工的工资，而安徽、山东两省分别资助5名学生，来自菲律宾林业局的专家则为林科设计课程。最终有17名学生在林科学习，其中6名曾在德国人于青岛创办的林学校学习过，因一战的爆发而中断学业。因当时没有中文教材，每名学生需完成18个月英文学习才能开始林学的专业学习^[107]。此即金陵大学林科建立的始末。此后，上海赈灾委员会将赈款余额用于设立林学教育基金，专门资助林科并持续至1927年宣告结束^[108-110]。金陵大学为当时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农林人才。

五.   对中美关系的影响

美国参与淮河流域饥荒赈灾，获得了当时中国政界人物的普遍好感。1906年12月27日，清驻美公使梁诚在美国国务院就美国政府和人民对灾民的良好愿望向国务卿鲁特表达了感谢^[111]。1907年4月，两江总督端方向美驻上海领事罗志思发电表示感谢，说赈灾驱散了民间活跃的仇洋情绪^{[72, 112]}。5月16日，上海道台与前清驻美国公使伍廷芳、前驻德国公使吕海寰等众多官员为罗志思举办宴会，并宣布美国帮助赈济淮河水灾灾民已经使中美之间关系的伤口弥合，巩固了两国恒久的友谊^[113]。5月24日，梁诚表示他相信美国所展示的慷慨使两国间的敌意完全消除^[114]。6月，罗志思在卸任驻上海总领事前往哈瓦那赴任途中表示，中国对美国心怀善意，紧张形势缓和，联合抵制美国商品运动已经完全结束^[114]。

美国帮助中国赈济1906—1913年淮河流域水灾-饥荒-瘟疫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为以后的赈灾工作开创了有效的模式。美国红十字会、国务院、铁路公司、轮船公司与在华外交官、传教士尤其是赈灾委员会之间，在如何有效开展合作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其中传教士如罗炳生、外交官如葛威佈等在此后数次灾害中继续参与救灾，并充分借鉴之前的工作方法；而对赈灾结束后剩余赈款的使用，显示出美国对金陵大学林科培养林学人才的期待。如果说赈济淮河流域饥荒促成了金陵大学林科的创建，那么赈济1920年华北大饥荒则让金陵大学农林教育迎来大发展。华北饥荒救灾结束后，赈款剩余90多万美元，被用于农林教育、饥荒调查研究等工作，并且受益的学校不限于金陵大学农林科，还包括了燕京大学。裴义理创建的造林、农场聚居地计划等救助灾民措施逐渐得到推广。以工代赈、造林、道路建设、饥荒的调查研究等防灾措施则成为此后多年中国的赈灾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更重要的是，美国数位工程师及科学家持续参与中国水利工程和防灾工作，不但造福灾民，而且为世界工程科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