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问题受世人瞩目，特别是不断变化的世界环境因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而处在动荡的不确定性之中，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难题。在病毒仍在各国游荡的艰难时刻，我们的环境哲学何去何从？这是社会治理的大考，也是人心意识的思辨。在疫情给人类及世界造成的磨难面前，关键是唤醒环境的内在活力，注入哲学的滋养，以持久有效的生态文明把握人类生存的每个维度。

后疫情时代之于当下世界来说也属于一种美好愿望。毕竟新冠肺炎疫情至今仍在全球肆虐。据报道，截至2021年10月24日，全球245个国家都曾或已深陷疫情的困扰之中，累计确诊24 308万人，死亡494万人。世界公共卫生前景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肆虐之困境中也着实令人担忧。环境哲学是对人、社会与自然之关系进行整体思考的哲学，它以主、客观辩证法的思维聚焦于人类生活生产活动所处的环境。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我们不仅需要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角度思考人与动植物的合理关系，而且也需要从弱的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治理领域寻求人类在地球可持续生存和发展过程中的正确路径。裂变中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警醒新时代的环境哲学，应当更有韧性、更有前瞻性并更有作为。从更深远的精神层面，思考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环境哲学能否在后疫情时代进一步健全发展，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式展望。

一.   以环境哲学的契机警醒危机的挑战

一   疫情冲击人类生存环境

辩证思虑后疫情时代的环境哲学，其沉重的责任体现在人类生命健康被病毒威胁，人类社会环境则被新冠肺炎疫情逼上绝境。人类的智慧如何在环境与哲学的融通之中找到出路，公共卫生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全球危机。全球危机是在较长时期、世界范围内影响并冲击全球社会安全、经济安全、卫生安全、环境安全、能源安全的危机性事件，它在相对较长时段所具有的破坏性、解构性及颠覆性，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命健康、社会经济安全与繁荣稳定造成强大的威胁。人类生存于环境之中，这场疫情不仅扰乱了人类社会的秩序与结构，也破坏了自然环境的静谧与稳定。新冠肺炎疫情就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它不仅使全球各国人民群众生命健康陷于危险境地，而且也对地球环境安全构成了强烈的挑战。

今天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人类与病毒相伴相生所走过艰难历程的反映。而当瘟疫死灰复燃，危机又一次卷土重来之时，我们可曾做好应对的准备？聚焦环境哲学的产生与发展，伴随其左右的是工业革命以来的环境问题和全球气候变化进程，其中既有对空气污染、土地污染和水污染的关注，也从未忽视对人类生命健康的关怀。人类对待自然环境的方式也影响着人类社会环境的发展。而病毒以生物的形态进入食物，以生态学的范式交叉医学，以瘟疫的形式与人类相纠缠，这从人类在14万年前以新智人的种群形态诞生于地球以来，就从未停止过。这是古已有之的危机，也是周而复始的危机。2021年9月21日，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视频方式出席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并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一部世界文明史也是同瘟疫斗争的历史，人类总是在不断战胜挑战中实现更大发展和进步。这次疫情虽然来势凶猛，我们终将战而胜之。”^[1]

环境安全，从生存风险之危，走向可持续发展之机。环境在此既指自然环境，又指人类社会环境，自然空间是指以原生自然空间为主体的生态场域，特别是人类未踏足的生态空间；人类社会环境是指人类在后天的生存、生活、生产的过程中所形塑的活动场所及其空间。自然的环境与社会的环境都需要重归秩序，人类需要重新反思如何尊重自然、保护环境，在保护自然环境的安全中保证人类社会环境的和谐。环境安全，其实也正构成了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屏障。它像一道墙，其实更像一座桥。它从物质底色和社会氛围的层面，把握公共卫生之环境的建构。毕竟公共卫生建设实则体现了整体环境建设的基础性工作。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范围蔓延，公共卫生安全受到破坏，环境安全也体无完肤，导致全球问题从生命健康卫生领域向经济社会安全领域渗透，困难交相叠加，危机愈演愈烈。面对瘟疫再起的困境，环境哲学研究者的思考是否只能在形而上学的层面赋能于人类的智思？环境作为物质的集成，虽是形而下的产物，却也在道与器相合相生、相辅相成的层面灌注给人类以持久生存的时空记忆和生存屏障。如同恩格斯强调：“我们连同肉、血和脑都是属于自然界并存在于其中的。”^[2]环境哲学作为哲学范畴中与人类生产生活最为紧密关联的专业界域，从边缘走向中央，从静默者变为吹哨者，按下了人类狂妄征服式扩张的暂停键，也同步按下了自然生态环境整体式恢复的快进键。环境哲学在阻击疫情的观念角度，能否成为新时代应对全球危机的精神武器？重点是看其以自然本体论的思想在何种程度上为环境认识论创造哲学基础，并在弱的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中有效拓展为直面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新时代环境伦理学。

因国家利益使然，美欧众国在抗击疫情方面贻误窗口期，而又因各自角力而胶着许久，让世界各国深陷二战以来最大的一场全球公共卫生危机。至2020年下半年，新冠疫情在美国各地肆虐，50个州全部进入“重大灾难状态”，严峻的形势客观上要求美国整合所有公共卫生资源与动员全社会力量进行应对。而在现实中，从核酸检测的普及、民众自觉佩戴口罩、人与人之间保持社交距离、居民居家隔离、普及疫苗注射到医疗战略储备分配、紧急纾困法案等，美国两党、不同层级权力机构不思同心合力抗疫，却纷纷利用所谓制衡体制带来的行一己之私的“便利”，让政治私利裹挟抗疫大局，造成“散装美国”的抗疫格局，酿成至今超过62万民众丧生的惨剧。当灾难超出州和地方政府的响应能力，并且需要长期的援助时，通常会要求联邦政府批准“重大灾难状态”，美国总统有权批准或拒绝。被批准为“重大灾难状态”将获得联邦政府的援助，地方政府可行使紧急权力，在灾难发生后维护生命、财产和公共健康^[3]。美国的公共卫生重大灾难势态是全球危机状况的缩影，我们分明看到了人类自身生存环境的极度恶化。何以自存，何以他存，何以共存？我们的生命健康，与我们生活的环境构成了紧密的因果关系。但这种良性的因果关系，今天又一次地遭遇了危机般挫折的恶性循环之困境。生命受到病毒的威胁，健康受到疫情的影响，自然环境受到威胁的同时，人类社会环境也遭遇公共卫生危机的挑战。环境哲学在此能否给我们一剂清醒剂？

二   以环境哲学应对全球危机的观念挑战

从人类健康危机向全球社会经济危机的衍变，让人类又一次站在了惶惑迷惘、不知去向的十字路口。联合国安理会秘书长古特雷斯曾警告，疫情可能导致世界各地暴力和动荡加剧，敦促各国团结并下决心应对这场“一代人的战斗”。古特雷斯在这里所强调的决心，其实就是一种集蓄环境哲学之于人类和自然共生的思辨力量。决心从来就不是光有胆量的莽干，决心表现为有智慧、有规划、有节制的谋略，只有凭借正确信息、前沿知识、有效科技与实干能力集成的勇气才能打赢这场一代人的战斗。

这一代人的战斗，关乎下一代人的命运。2021年注定是全球磨难后新生的一年，它也正是人类环境建设进程中一个重大的历史节点。当全球普遍交往被暂停，环境问题还是大国角力的无形战场。当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将病毒来源这个科学问题扭曲为政治问题，抹杀中国抗击疫情的成绩，并与中国社会精准施策的努力针锋相对时，破坏中国和全球社会的合作进程就是他们所谓的国际战略考量。但是他们却忘记了无序和混乱无助于全球秩序的恢复，若无紧密合作，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在全球疫情中独善其身。2021年2月17日，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提议二十国集团牵头成立一个紧急特别工作组，筹备建立新冠疫情“全球疫苗接种计划”。古特雷斯说，疫苗公平是人类社会当前面临的最严峻的道德考验，必须保证所有地区所有人能够尽快接种新冠疫苗。之前，古特雷斯列举当今世界面临五大挑战：多年来最严重的全球地缘战略紧张局势、生存攸关的气候危机、深度且日益加深的全球互不信任、数字世界的黑暗面和新冠疫情的全球蔓延^[4] 。他进而呼吁安理会各国团结合作：“值此焦虑时刻，安理会发出团结和决心的信号，意义非常重大。”他形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是“一代人的战斗，也是联合国存在的理由”^[5]。而从环境哲学的角度分析，我们期待古特雷斯的国际政治真正融入世界环境，形塑接地气、纾解困境、有说服力的联合国范式的政治环境。

如何在联合国的框架中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世界政治环境所提出的新命题。这个时代命题，在哲学的范畴提醒着我们每个深处此局势中的世人既要看到危机有多急迫，也要看到其中可能深藏着更具规模性的契机。但其抉择的关键在于，世界环境可以在与病毒的战斗中有变化，但不能在疫情的混乱中失败。世界环境的整体性需要在危机中被一次一次强调，特别是置身全球危机中，更需把握世界环境在何种意义上被哲学所思虑。救赎当前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环境哲学，不是简单地从资源重组的政治经济层面来进行，而是须深入到人类命运的同一性之凝练上来构想。

在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下行压力中，环境如何做到“逆势上扬”，重点是助推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环境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融合式发展。从绿化到美化，从优化到精化，从深化到强化，这当然不是一件人为想象之事，更不是一个头脑发热的哲学题目，它需要把外在环境当成内在空间来有效建构。这考验的是环境规划的思路，更考验的是环境营造的能力。世界就是一个系统的空间，各国从领土、人口与主权等层面分享了其在世界空间中的存在。环境哲学的契入，从具象走向抽象，更加宏观地表现出对各个国家边界与一个地球村之关系的理解。从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以理念论出发分析的可知世界与可见世界的区别，到国际政治经济学层面衍生而出的三个世界的理解，现代意义的世界以整体环境连接不同场域的方式呈现，这是世界在进入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新图景。

当前环境哲学直面全球危机，至少要冲破双重叠加的困境：一是前阶段本土疫情与目前国外疫情相交织所造成的健康问题及世界变局，二是全球气候变化和境外疫情蔓延引发外部经济冲击所导致的风险状况。这两个因素的影响，虽不是直接的哲学问题，却间接地导致环境哲学家面临又一次启蒙。环境哲学家不能忘却自身的责任，应该更有担当地面对世界多样性的变化，以哲学的思辨性一脉相承地融入环境的界域中，更好地破解困境的精神之障。

疫情对人类社会环境的冲击虽是既成事实，但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却较小。自然以不变来应对社会之多变，人类应在回归自然中反思，若能有效地找到环境哲学之路径，找回可持续发展之节奏，全球危机的生命财物损失有望在系统治理的合作中被降至最小，甚至在全球危机的“逆势”中找到环境之健康保护的真正机遇。

因阻断病毒传播的需要，隔绝世界范围的物理联系是此刻应急管理的非正常状态。而本然的意义上，没有一个人是一座孤岛，没有一个国家是一座孤岛。对常态化联系的渴望，其实也是对正常社会环境的呼唤。而当物质联系纳入社会正常运转的轨道，循环是普遍化的联系进入更高境界的优化环节。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六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的讲话中提到：“我们必须复苏经济，推动实现更加强劲、绿色、健康的全球发展，共同推动全球发展迈向平衡协调包容新阶段。”疫情暴发后我国仍然把握好产业循环、市场循环、经济社会循环，这三个循环，从环境哲学层面看其实把握着人类、物质、需求、生产、消费、供给与满足等各个环节的联系及实现。

把哲学之精髓全面融入环境，这一次席卷世界的全球危机也将在合作与和平、时间与速度的配合中化危为机。虽然疫情会带来一系列关于国家与国际思想的大冲击、合作与竞争观念的大调整、和谐与对抗理论的大变革，但其中蕴含的治理体系盘整、环境观念重组与自然价值融合之机遇也正是新时代环境哲学重新出发的起点。

二.   以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抵销危机的不确定性

一   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

确定性是观念和行动相匹配所产生的必然，它是人类及其活动时空场景中基于一定的条件肯定会发生的事实。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病毒的确定性成了一场灾难，而健康的不确定性则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磨难。生命的确定性，是人类需要物质康养层面的强身健体，更需要在精气神上的固本培元。在此，完善哲学的“内功”，提升环境的“外功”，才能真正触及生命健康的必然性。

哲学的确定性，准确地说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是一种系统式观念影响行动的确定性，表现其在本体论、认识论和伦理学上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恒定认识。把握宇宙即所有的空间、时间、物质等及其所产生的一切事物，是物质世界的整体，而人类所居住的地球又是由多样的生命和物质所组成的本体论，领会人源于并包涵于自然界、自然在先的认识论，理解人类必须敬畏自然、尊重自然并善待自然的伦理学。“确定性，体现在它以哲学思维对未来环境的把握是有其清晰规律可言的。不确定性，源生于它在复杂性、敏感性与艰巨性的未来世界征程中的存在，其所面对的时空变化之态势是动荡的。”^[6]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强调人和自然具有一体性：“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7]这种从溯本清源的本体论，到厘清关系的认识论，再聚焦行为规范的伦理学，三者有效连接所体现出的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是从思想意识层面上升到价值理念的确定性。它是人类观念地图的定海神针，灌注战胜疫情的信心、强化关爱众生的仁心与平添坚持不懈的恒心。

环境哲学内涵的两个重要概念−“环境”与“哲学”，需要在特有的语境中被重新理解。在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语境中再审视这两个耳熟能详的概念，不仅是深度连接环境与哲学这两个概念的理论再造过程，而且是以环境哲学为整体背景来加以审慎批判和全面思辨的过程。它不是环境与哲学的迢遥相隔，也不是环境与哲学的简单相加，它是以一种恰当的哲学方式诠释环境的论证过程，也是通过对环境的关注来聚焦哲学的思考批判现存之过程^[8]。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表现为人类以一种直面自然界的忧患意识全面审视并预判危机时的观念确定。它在一种政治环境的哲学层面，表现为以信仰托起信念、以信念撑起信心。如同党的十八大报告的表述：“面对人民的信任和重托，面对新的历史条件和考验，全党必须增强忧患意识，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始终保持清醒头脑。”^[9]党的十九大报告更系统地言之：“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忧患意识，做到居安思危，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个重大原则。”^[10]时刻保持忧患意识，才能以生态环境保护促成人民生命健康安全，才能锻造有效力有格局的环境哲学。新冠肺炎疫情面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能沉着处置，靠前指挥，冷静应对，就是缘于把握确定性的忧患意识，才能未雨绸缪地化解不确定性危机。

二   全球危机的不确定性

而在另一个维度，全球危机的不确定性则体现为人类及其环境始终在联系、发展与变化中，而其中的不稳定的突发因素非常态化地出现，不确定地影响事件的产生、走向及结局。人类身处的环境，并非由人类的主观意志单向度地决定。尽管在大多数场景中，人类的活动决定了环境的变动，但小概率事件的大概率发生，也时不时地出现，而事件之中关于原因和结果的不匹配性大量存在。可见，当今世界正处于蝴蝶效应多发的时节，而环境的多样性变幻，如同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突然爆发，其起因的不明、走向的不可预测、变量的多维变迁、结果的难以估计，都将导致环境的不确定性。因此说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也是说环境处于百年以来最激烈的变迁之中。

全球危机契入环境的不确定性，也隐藏着事物向虚无演化的趋势，实则也正是环境风险的不确定性。不知下一波疫情何时到来，不知疫情何时终结，健康的缺失，正是社会环境存在的最大风险。毕竟“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世界卫生组织组织法》上的这句话，既是世卫组织保护世界人民的哲学理念，也成为战“疫”时期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健康美好未来的现实环境发展指向。

全球危机的不确定性进入环境的整体运行图谱之中，如同人类身上固有的自由意志在客观规律面前的困境，往往就像一粒石头投入一江春水所搅动的一圈涟漪。一方面，它让我们看到了在新冠肺炎疫情面前外部世界环境存在多样的变数，这种变数不是变与不变，而是变多或变少；另一方面，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就成了运用思想力量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危机的关键钥匙，它或也是在人心唯危时代一个有效扭转思想误区的方法论。过往全球危机的教训与经验已经证明，在剧烈变动的外部环境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总是应该坚持的，也是始终确定的环境哲学理念。

以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抵销全球危机的不确定性，也是以人类融入自然界的信心与爱点燃现实生存的希望，打破疫情笼罩世界、病毒折磨人类的无形黑暗。那是一道信心的曙光，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关乎人类的生存，关乎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 没有优化的环境保护，就没有全球良好的公共卫生状况。而世界卫生组织在其中承担着重要的功能，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如同新华社 2021年10月7日在《世卫组织总干事和联合国秘书长共同推出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中讲到：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和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日共同推出一项全球新冠疫苗接种战略，以实现到2021年年底为所有国家约40%的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到2022年中期接种人口比例提升至70%的目标。古特雷斯在发言中敦促联合国会员国各尽其责、团结一致，尽其所能确保这项疫苗战略成功。他说，疫苗分配不平等是新冠大流行的“最好盟友”，通过疫苗共享、互换、技术转让以及其他优先行动，完全可以减少死亡、减少痛苦，防止卫生系统不堪重负，恢复社会和经济活动，并降低新冠病毒变异带来的风险^[11]。可见，疫情促使全世界在公共卫生领域的积极参与，让世卫组织参考新时代的环境哲学更加具有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也在进一步确认环境是人类正常生活与绿色生产的基础性存在。而在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导致思想重整的关键时刻，在追求环境哲学的结构优化、环境发展之效益提升的背景下，对重大的环境问题及时研判，对敏感的环境风险及早预警，对紧迫的环境治理有效施策，精准行动背后有备无患的环境危机意识也不会大而无当。从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走来，我们更加深知不确定性危机之忧患与确定性环境哲学理念的重要性。道法自然，万物并作。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死生有命，天人合一。环境哲学在其以自然辩证法为基础的反思功能上，不断地对人类、社会、世界与自然进行整合式思考。它在提炼自身质素的层面集中体现出对人类意识和行为的规范，从善待自然的维度表达出对危机不确定性的瓦解。

凝聚共识而来的集体行动体现着一种有规约的环境哲学，它更从统一的意志层面深化了这种东方环境哲学的观念确定性。中国在这次阻击疫情的人民战争中齐心协力的举动，再一次地体现出对这种确定性的寻求与坚守。2020年1月25日，大年初一，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明确“把疫情防控工作作为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来抓”；随后全国从中央到基层迅速进入举国防疫的状态，每个省地市县乡村及社区都毫无缺席地投入到这场与病毒较量、与时间赛跑的无硝烟战役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上万名建设者废寝忘食、争分夺秒，仅用17天就建成了武汉火神山、雷神山两所医院，给武汉新增了2 600个用于收治重症病人的床位。19省对口支援湖北的医疗队星夜驰援；全国口罩日产能从不到2 000万只迅速增至过亿；2020年4月19日我国全球首款新冠病毒疫苗进入了临床试验，同年12月31日国药集团中国生物新冠灭活疫苗附条件上市；截至2021年9月18日，我国新冠疫苗接种人数达11亿，超10亿人完成全程接种^[12]。这一系列的举措是对打赢这场新冠肺炎疫情之确定性的保证，也正是国人从对不确定性的忧患到确定性行动的明证。

结构化的全球危机所带来的灰色情绪此刻正笼罩着全世界，用环境哲学的理念优化环境，用充足有效的环境思想支撑有的放矢的环境政策，在推动土地、劳动力、资本、技术和数据生产要素的市场化进程中稳定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预期，注入美丽中国环境营造的活力，释放生态建设环境治理的动力，环境的不稳定性也在逐步改变，环境哲学方法论也将成为确定的明证。全球危机中哲学之思辨责无旁贷，环境哲学则在此起着思想指南的观念支撑作用。

三.   以环境哲学的发展克服现状的危机

一   环境哲学需要持续自然价值增长的思考

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世界在全球危机中整合，未来的新一轮大幕正在新冠肺炎疫情的长考中拉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哲学，一个危机凸显的世界更需要有治理危机的世界哲学。关键时刻，这种世界哲学不仅需要面对自己所立足的时代，而且需要回归自己所处的环境。“作为哲学的新型存在样态，环境哲学是在人与自然界之关系界域中来自物质场景之启示的精神贯穿，是对人类具体时空存在面对自然界的思想投映。若自然界是环境哲学的天然母体，世界则是环境哲学的最佳背景。以物质世界为幕布，不能说环境只是碎片，但其实也只是一部分。”^[13]正在此种思虑之中，伴随时代局势的复杂变化，环境哲学正以新的高度全面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从而更深刻、更透彻地把握于危机中迸发出的新的“精神贯穿”和“思想投映”，为克服全球危机蓄势储能，也为环境哲学进一步的发展提供基本价值遵循，从更深、更广阔的层面延伸和拓宽环境哲学的内涵与外延。环境哲学如果能够做到“西方不亮东方亮”，其发展的希望意图通过后续势能价值增长的环境哲学，克服在伦理价值观上以非人类中心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的对立所造成的环境价值争议，特别是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中“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等理念为指导，克服一系列人类与自然界之冲突所带来的危机之现状，那么站在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矛盾之处，审视新时代环境哲学的发展，它一方面表现为自然辩证法思维在一系列社会问题的哲学思考上的积极应用，另一方面反映为环境哲学的理论内涵与自然哲学及生态哲学的多维交叉。

当全球气候变化危机和环境哲学的价值增长交叉并行在一起，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中的环境哲学还需要一种“新发展”−把握由疫情防控催生的新观念、新内容、新模式，加快培育壮大后疫情时代哲学问题新生群体，占据全球健康危机中环境保护的思想先机。如学者贾雷德·戴蒙德在2019年出版的《剧变》一书中，对人类或迟或早所遭遇的危机早有预言。那么以多维度的环境哲学思维融入环境危机和提出应对环境危机的方法，是环境哲学在新时代境遇中的重要抉择。戴蒙德谈到如下三个与战争相连的危机：1939年11月30日，苏联轰炸了芬兰的首都，那一晚，人们睡前互道晚安的许多人，第二天再也没能醒来。1973年，皮诺切特通过军事政变，窃取了智利政权，一夜之间摧毁了民主传统，建立了独裁国家。二战后的德国则是经历了持续不断的危机，城市被战争摧毁，经济更是全面崩溃，就连国家也被分为两个。

全球危机的变量所造成的物质生产及资源上的现状，能否让世界环境保护置之死地而后生？环境哲学如何把握这些危机，在一系列困局中化危为安，化难为易，化繁为简？环境哲学如何发挥观念基础作用，引导人们既保护自然环境，又保护社会环境，全面走向生态文明时代？面对全球生态危机日益加速恶化，环境哲学如何分析社会生态环境问题并提出哲学智慧和路径应对全球危机，促进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的有机融合？这些问题急需我们站在历史上的门槛上重新反思。在戴蒙德看来，这些危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层面，即外部危机、内部危机和持续性危机。不同国家在应对这些危机中，其方式、路径和策略不一，往往效果也就参差不齐。环境哲学也并非万能的药方，其功效还在于把人类社会环境问题的肇因与自然环境问题梳理清楚，把全球危机产生的原因和环境质素之间的逻辑关系分析完整。

贾雷德·戴蒙德做过总结，能够成功应对危机的，一般都做对了以下12件事：直面危机、愿意承担责任、明确问题的边界、寻求帮助、借鉴榜样、自我力量/国家认同、诚实自我评估、应对危机的过往经验、耐心、自身灵活性、核心价值观、个人约束条件/国家地缘约束^[14]。这12个步骤同样适用于解决任何危机。

二   以环境哲学为思想指南推动世界生态文明建设

从贾雷德·戴蒙德的12个步骤中，我们看到了一种应对全球危机的方法论，从环境哲学层面我们又该如何加强系统思维与生态行动的导向性呢？至今还在影响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是人类破坏自然环境而导致的苦果，是新时代环境哲学尚没有全面地发挥其观念引导作用的结果。这一事实告诉我们世界环境建设在生态文明的意义上需要环境哲学的思想指导，被动地卷入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是一场无人能幸免的灾难，而主动、恰当地应对疫情既考验着我们明辨是非的认知能力，更磨炼着我们在危机中的预判能力。

当下尚未退却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威胁个体的生命、危害民族的安康、解构国家的稳定，变成了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长期挑战。在这个复杂的全球化社会背景之下，若要解决危机背后的深层次问题，我们需要环境哲学从更广的眼界和更大的格局去解决思想深处的意识问题，应对观念不确定性背后的心灵危机。如果我们不能从哲学层面对人类所置身的环境进行深入思考，不是人类在结果上从来都没有输过，而是人类在思维上已经一败再败。生态和谐社会的建构，不容人类一次又一次地打破自然界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自然对人类是宽容的，虽然生态和谐在人类对世界环境一再的破坏中重新构建，但每次修补的痕迹是无法消除的。这当然不是因为我们足够幸运，而是因为自然界足够宽容。

哲学家或曾以悲眼看世界，但此时此刻的环境哲学并不悲观。如同雷纳德·科伦在其《侘寂》一书中所提出的道德信条：“去掉所有之不必要。专注本质，忽略物质的等级属性。”^[15]因为人类有机会改变困境，世界在变局中也将克服困难。中国的众志成城与科学应对在此次疫情防控中的表现，也成功证明了全球危机也深藏着时代转机，问题痛点也包含着趋势拐点。

环境并非被动的预设，而是人类生存智慧融入自然界的结晶。毕竟从其体论层面而言，环境就是人化自然的产物。环境与人的生存、生活及生产紧密相关，离开人类的活动，自然始终存在，而环境则将消失。在此，强调人的在场，并非凸显人类中心主义，而是在人类与自然界万物和谐共生的层面，把握人类及其身处的环境之地位和作用，打造优美的自然环境与和谐的人类社会环境。

新冠肺炎疫情在国际社会的肆虐所引发的全球公共卫生危机仍在世界各地持续。未见消停的全球疫情进一步加剧了世界环境的复杂性。以哲学这一剂清流融入世界环境这滔滔汪洋，我们期待校正人们触及自然之源的感悟。而人类若要在多变的世界局势中走出迷途，它不仅始终需要寻求来自环境哲学的明证，而且更需要锻造一种明确的认识论来支撑多中心思想所可能存在的价值观游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