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是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之一^[1]，作为重要的生态屏障和重要的经济地带，黄河流域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生态安全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2]。然而长期以来，黄河流域生态环境脆弱，灾害频繁，严重制约黄河流域的进一步发展^[3]。森林资源作为提高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生态脆弱的重要抓手^[4]，在解决流域生态问题上大有可为。若按照森林蓄积量进行计算，黄河流域约有74.40%的森林资源属于国有林场，国有林场已然成为黄河流域森林资源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国有林场发展水平的提高将直接推动黄河流域森林资源的建设水平，进而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的改善以及高质量发展做出巨大贡献。因此，制定合理的评价方案，评价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发展水平，明确当前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发展现状，对推动黄河流域国有林场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前瞻性。

定性研究是目前国有林场研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方法，这类研究大多对某一政策进行系统性论述，并探讨政策实施可能为国有林场带来的影响^[5-6]。定量研究方面，主要有以下3种研究思路：第一，从单一发展维度评价林场发展水平。许多学者从林场绩效、林场职工的获得感及贫困林场的差异性等方面对国有林场的发展现状进行分析^[7-9]。第二，从某一典型林场的视角出发，对其进行系统性评价^[10-12]，并针对其当前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对策^[13-15]。第三，针对某一评价标准构建指标体系并选取典型林场进行试算评价，其中，可持续经营水平^[16-17]、现代化发展水平^[18-19]是目前广泛利用的评价标准。但是，可持续经营以及现代化发展的内涵还未被完全解读，以此作为评价标准需要完全依靠研究者的专业知识以及自身理解，缺乏一定的科学性。

由此可以看出，目前的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存在一些问题。首先，评价体系的构建多以理论描述居多，分析框架应用较少，使得国有林场量化分析的科学性及解释性较低。其次，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某一具体林场，且由于数据的难以获得，使过往研究缺乏对省份以及区域国有林场发展现状的全面衡量。鉴于此，本文基于2014—2018年黄河流域各省份国有林场的面板数据，利用PSR（Pressure-State-Response模型，简称PSR）模型构建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省域视角对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并利用障碍因子分析法识别阻碍国有林场发展的关键影响因子，以期全面刻画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综合发展水平的准确现状，从而为黄河流域国有林场未来发展及政策制定提供实证依据。

一.   区域概况

黄河流域涉及九省（自治区），从上游至下游分别为青海省、四川省、甘肃省、宁夏回族自治区、内蒙古自治区、山西省、陕西省、河南省及山东省。截至2018年，域内国有林场经营总面积为2 632.64万hm²，占全国国有林场经营总面积的57.39%，有林地面积804.51万hm²，占全国国有林场有林地总面积的17.1%，森林覆盖率平均达到58.24%，低于全国71.52%的平均水平。随着国有林场改革逐步推进，黄河流域国有林场抓住发展机遇，全部脱离贫困序列，但发展不够全面。作为以森林资源为主的特殊区域，国有林场应该是一个由经济增值维、社会繁荣维以及生态健康维共同组成的协同发展区域，这已成为诸多学者的共识^[20]。然而，天然林禁伐政策的逐步实施，对长久以来以木材砍伐、加工业作为经济来源的国有林场的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21]，域内林场在承担生态保护任务的同时难以获得经济发展。许多林场未能找到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发展道路，生产生活难以为继。针对这一问题，国家进行了政策性扶持，对确定为公益属性的国有林场由国家财政全额拨款支持，这种方式虽然可以暂时解决林场的生存问题，但无法解决林场实现全面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探索实现国有林场经济、社会、生态全面发展已成为必然要求。

二.   基于PSR分析框架的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国有林场经济、社会、生态系统相互关联的复杂性，使得对其总体发展情况进行评价是一个多侧面、多层次的复杂问题^[20]。这样较为复杂的评价问题，一般通过构建指标体系的方式解决。通过对前人研究的总结可知，高水平的发展应该是全方位的发展。于国有林场的经济、社会、生态系统而言，高水平的发展主要体现在“基础设施建设完备、人才要素储备充足、经济环境运行良好、森林资源丰裕”4个方面^[22-23]。其中，基础设施是国有林场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基础，国有林场的基础设施建设必须满足其开展日常管理活动的需求。人才要素是国有林场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支撑，只有具备对人才要素的吸引力才能驱动林场进一步发展。经济环境是国有林场实现高水平发展的前提，从现实情况看，黄河流域的国有林场不仅难以协调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而且承担生态任务成为许多林场难以开展经济活动的重要原因，因此，经济环境运行良好便可说明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趋于协调。森林资源是国有林场实现高水平发展的核心，森林资源是国有林场发挥生态功能、改善生态脆弱、解决水土流失的载体，森林资源管理水平直接影响了林场森林资源存续状态，进而影响流域内国有林场生态建设水平。因此，指标体系将从基础设施、人才要素、经济环境以及森林资源4个方面进行构建。

在构建中，为全面衡量上述4方面的发展脉络，构建的指标体系应该不仅能够体现国有林场当前的发展状态，还能够体现当前发展状态的原因以及国有林场实现进一步发展采取的相应措施。为此，本研究借助PSR模型构建体现上述发展脉络的指标体系。它是一个概念性框架，由互为因果关系的压力、状态和响应三部分组成^[23-24]。分别回答了“为什么发生”“发生了什么”以及“应该如何做”三个问题。PSR模型提供了一种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思路，强调在实际应用过程中，结合研究对象的具体情况进行灵活运用。因此，本文将国有林场的发展实际与PSR模型相结合，构建适用于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  1  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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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系统（S）表示产出视角下当前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发展状态，回答“发生了什么”这一问题。基础设施建设状态由国有林场的水、电、路、网、房屋的建设水平来衡量。考虑到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功能目标是保护培育森林资源，对基础设施建设的要求不等同于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概念，为保证林场所在地生态系统受外界干扰程度最小，基础设施的建设水平达到满足国有林场开展日常必要管理活动的需求即可。因此，本文选择林场开展经营活动必须的“四通一建”：供水率、通电率、通路通达率、网络连通率以及危旧生产用房修缮率的算术平均值作为具体指标，该值如等于100%，代表基础设施建设现状满足发展要求。人才要素储备状态由职工受教育水平衡量，表明当前高素质人才的储备现状以及吸引能力。经济环境运行情况由财政状况指数进行衡量。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财政收入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另一部分是自营收入；林场的财政支出为林场开展日常经营管理活动的全部支出。从实际情况看，由于难以协调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导致大多数林场未能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只能依靠中央及地方政府拨款，但由于黄河流域各省份经济实力所限，拨款水平常常不足以支撑林场全部支出，收不抵支的情况仍然存在，无法满足日常生产生活需求，因此，本文通过财政收入与支出计算财政状况指数来衡量当前国有林场的经济运行环境。森林资源状态由森林覆盖率进行衡量，表明当前森林资源的丰裕程度。

压力系统（P）表示投入视角下对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状态产生实际影响的因素，回答“为什么发生”的问题。基础设施专项资金投入水平影响基础设施建设的能力，因此选取人均基础设施专项投入资金作为基础设施建设的压力指标。职工平均薪酬影响了林场对高素质人才要素的吸引力。公益林建设是黄河流域国有林场面临的主要生态任务，难以从公益林建设中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导致黄河流域国有林场财政状况普遍较差，因此，公益林建设是国有林场经济环境较差的重要原因，选取公益林面积占比衡量公益林建设水平。国有林场保护、培育森林资源是森林呈现当前存续状态的重要手段，选取人均造林、抚育、修复退化林面积进行衡量。

响应系统（R）表示黄河流域国有林场针对发展状态可以做出哪些反应，回答“应该如何做”的问题。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国有林场改革方案》中，明确指出要支持国有林场加快推进森林防火以及有害生物防治的基础设施建设，因此，选取防火监控覆盖率与无公害防治率的算术平均值衡量国有林场防灾能力建设水平。人才要素方面，通过提高对职工的社会保障来提高职工待遇，在一定程度上可减少人才要素流入的阻碍，因此，选取人均社会保障支出衡量国有林场人才要素响应水平。经济环境方面，缓解经济发展与生态建设冲突的重要方法就是发展林业新兴产业，包括森林旅游康养等，在最大程度发挥森林资源的生态服务供给能力的同时实现经济发展。因此，选取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衡量国有林场经济发展响应水平。森林资源经营方面，《全国森林经营规划（2016—2050）》明确指出提升森林质量，严格执行森林经营方案的重要性。因此，选取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衡量国有林场森林资源管理的响应水平。

由以上分析构建省域视角下的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见表1）。

表  1  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系统层	指标层	计算方式	属性
压力系统	人均基础设施专项投入资金C1	国有林场年度基础设施专项资金总额/在职职工总人数	正
	职工平均薪酬C2	职工平均薪酬	正
	公益林面积占比C3	国家与地方公益林总面积/有林地总面积	负
	人均造林、抚育、修复退化林面积C4	造林、森林抚育、退化林修复总面积/在职职工总人数	正
状态系统	“四通一建”建设水平C5	供水率、通电率、通路通达率、网络连通率以及危旧生产用房修缮率的算术平均值	正
	职工受教育水平C6	大专及以上学历职工总人数/在职职工总人数	正
	财政状况指数C7	财政总收入大于总支出林场数/财政总收入小于支出林场数	正
	森林覆盖率C8	国有林场森林覆盖率算术平均值	正
响应系统	防灾能力建设水平C9	各省域内国有林场无公害防治率与防火监控覆盖率的算术平均值	正
	人均社会保障支出C10	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其他社会保险总支出/在职、退休职工总人数	正
	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C11	森林旅游康养与林业生态服务总产值/在职职工总人数	正
	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C12	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的算术平均值	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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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数据来源与评价模型

一   数据来源

本文基于2014—2018年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数据，从省域视角评价域内国有林场的发展情况。其中，2014—2017年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局国有林场管理及改革调研组^[9]对中国28个省份（自治区）国有林场进行深度调研的结果；2018年数据来源于2019—2020年各省份陆续发布的《国有林场中长期发展规划》。在1 723个研究林场中选取1 715个基础数据缺失率低于5%的有效林场，有效基础数据量102 900个，合成有效林场维度样本量8 575条，并根据表1中的指标计算方法进行省域尺度处理，最终得到2014—2018年省域视角下的待评价样本。

二   熵权TOPSIS评价方法

熵权TOPSIS法是将熵权法与TOPSIS法相结合的评价方法，在进行数据标准化后，通过熵权法进行指标赋权，进而根据指标距离最优解、最劣解的距离对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发展水平进行评价。具体步骤如下。

1   标准化及评价矩阵

若对黄河流域m个省份国有林场的n个指标进行发展水平评价，构建指标矩阵X，可表示为$ {({x_{ij}})_{m \times n}} $。X中的每一个元素x_ij则表示第i个省份第j个指标 (i = 1,2,···,m; j = 1,2,···,n) 。根据x_ij的正、负属性的不同分别进行标准化处理：

其中，$ x_{^{ij}}^{'} $为标准化后的值，可得标准化指标矩阵X'为$ {(x_{_{ij}}^{'})_{m \times n}} $。

2   熵权法求权重

借鉴相关学者^[25-27]的研究，通过计算每个指标所占比例$ {p_{ij}} $、熵值$ {e_j} $、效用信息值$ {d_j} $，进而计算权重$ {w_j} $：

3   熵权TOPSIS求综合水平

根据指标权重$ {w_j} $和标准化矩阵${{\boldsymbol{X}}^{'}} = {(x_{_{ij}}^{'})_{m \times n}}$建立加权决策评价矩阵${\boldsymbol{A}} = {({a_{ij}})_{m \times n}}$，其中$a{}_{ij} = w_{ij}x_{ij}^{'}$。可由最优解${{\boldsymbol{A}}^ + }$以及最劣解${{\boldsymbol{A}}^ - }$计算各评价指标到${{\boldsymbol{A}}^ + }$、${{\boldsymbol{A}}^ - }$的距离${{\boldsymbol{D}}^ + }$、${{\boldsymbol{D}}^ - }$。

由此，得到综合水平值$ {C_i} $：

三   二次加权法

研究期内，流域内的山东省以及甘肃省正在进行国有林场新改革的探索实践，与政策相关的指标可能出现波动。例如，2014年作为探索国有林场改革的试点省份，甘肃省进行了许多尝试，使得基础设施资金投入指标高于之后年份，但在2016年随着改革方案的确定，基础设施投入资金纳入同级政府财政计划后，投入资金有所减少，因此，该项指标难以表示甘肃省2014—2015年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实际投入。为减弱类似的政策试点对测度各省份国有林场实际发展水平带来的影响，根据“厚今薄古”的原则进行时间维度的加权。借鉴袁久和等^[28]、谭龙等^[29]学者的相关研究赋权结果应满足：

其中，$ {\omega _t} $为时间维度权重， $ \gamma $为调整系数，用以保证$\displaystyle \sum\limits_{t = 1}^5 {{\omega _t} = 1}$恒成立，$ \lambda $为加权因子，$ \exp (\lambda t) $为时间加权函数。其中，$ \lambda $的选取与时间周期有关，考察最后一项与第一项的比值即重要性程度$ {d_q} $大小：

根据谭龙等^[29]的研究，在时间维度为5年时，$ {d_q} $取e为宜，此时$ \lambda $为 0.25，可算得调整系数$ \gamma $为0.088 8。最终得到2014—2018年的权重$ {\omega _t} $，保留三位小数后如表2所示：

表  2  时间维度赋权结果

年份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权重	0.114	0.146	0.188	0.241	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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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通过二次赋权后，最终综合得分$ {F_i} $为：

四   障碍度模型

在计算综合水平的基础上，通过识别影响发展水平的关键障碍因素，定位影响流域内部国有林场发展的关键因子。根据相关学者的研究，衡量指标为因子贡献度、指标偏离度和障碍度^[30]。其中，因子贡献度表示单一指标占总目标的贡献比例，用权重$ {w_j} $表示；指标偏离度$ {I_{ij}} = 1 - x_{ij}^{'} $，表示各指标实际值与最优值之间的距离；障碍度$ {Q_{ij}} $表示各指标影响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综合发展水平的程度：

四.   结果与分析

一   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综合发展水平评价

基于上述评价方法，得到黄河流域总体及各系统发展水平得分（见表3）。为更清楚地了解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综合发展水平，本文将发展水平得分进行划分。借鉴了区域发展水平、区域协调发展评价的相关研究^[31-32]，将评价结果划分为5个水平。得分位于区间[0.75，1]为优质水平，[0.5，0.75）为良好水平，（0.25，0.5]为中等水平，[0，0.25]为较差水平。整体上看，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水平不高，呈现流域以南好于流域以北，流域下游好于上游的发展趋势。综合得分均值仅为0.370，呈现右偏分布，除四川省得分大于0.5外，其余省份均处于（0.25，0.5]的中等水平，需从整体上加强对国有林场发展问题的重视度。

表  3  各省区国有林场发展水平综合结果

综合				压力系统				状态系统				响应系统
省份	得分	水平		省份	得分	水平		省份	得分	水平		省份	得分	水平
四川	0.688	良好		青海	0.641	良好		四川	0.646	良好		四川	0.838	优质
山东	0.494	中等		四川	0.524	良好		陕西	0.592	良好		山东	0.523	良好
河南	0.423	中等		山西	0.450	中等		山东	0.552	良好		河南	0.419	中等
青海	0.323	中等		河南	0.444	中等		河南	0.482	中等		宁夏	0.272	中等
陕西	0.298	中等		宁夏	0.397	中等		山西	0.469	中等		陕西	0.216	较差
山西	0.298	中等		甘肃	0.380	中等		青海	0.448	中等		内蒙古	0.211	较差
宁夏	0.273	中等		陕西	0.378	中等		内蒙古	0.441	中等		山西	0.190	较差
内蒙古	0.270	中等		山东	0.374	中等		甘肃	0.425	中等		甘肃	0.151	较差
甘肃	0.261	中等		内蒙古	0.293	中等		宁夏	0.361	中等		青海	0.137	较差
均值	0.370	中等		均值	0.431	中等		均值	0.491	中等		均值	0.329	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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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压力系统看，得分最高的青海省（0.641）与得分最低的内蒙古（0.293）差距为0.348。截至2018年，同样作为流域上游重要的生态建设区，内蒙古生态公益林面积占比达到81.20%，高于青海省70.83%的建设水平。在承受较重生态任务的同时，内蒙古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以及职工待遇方面都远低于青海省。其中，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仅为1.71万元/人，低于青海省12万元/人的投入水平；职工平均薪酬方面，内蒙古年平均薪酬仅为34 207元，低于2018年我国农林牧渔业职工平均薪酬（36 466元），而青海省达到53 321元。可以看出，青海对国有林场的发展投入较大，且职工待遇较好，重视程度高于内蒙古。除四川外，其余省区得分均在（0.25，0.5]，差异性不明显。四川省得分为0.524，处于良好水平，其中，公益林建设占比仅为67%，域内占比最低。四川省位于以集体林区为发展重心的西南地区，国有林场需要承担的生态任务远小于西北的生态脆弱地区。同时，四川省国有林场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达到人均5.67万元的水平，高于域内5.09万元的平均水平，且职工平均薪酬达到54 453元，为域内最高水平。

从状态系统来看，状态系统得分与综合得分一致性明显。最高为四川（0.646）及陕西（0.592），最低的三位为内蒙古、甘肃及宁夏。四川省国有林场“四通一建”得分达到85.55%，森林系统发展良好，20年来森林面积增加0.067 3亿hm²，森林覆盖率达到88%，远高于域内58.24%的平均水平，年均水源涵养量达757.2亿t，减少水土流失约1.4亿t，但财政状况指数小于1，提示有入不敷出的现象，制约其实现优质发展。陕西省除职工受教育水平外，在基础设施建设、森林覆盖率以及财政状况方面均处于域内前列。而得分最低的三省份具有国有林场发展起点较低，存在大面积生态脆弱地区的特征，如内蒙古自治区国有林场各项指标绝对量大、相对量小，森林蓄积量15.27亿m³，居于域内首位，但单位面积森林蓄积量仅为每公顷28.474 m³，低于域内每公顷35.873 m³的平均水平。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基础设施、森林资源、财政状况均低于域内平均水平，虽然年均增速达1.015%，但受初始资源禀赋较差的影响较为严重，发展差距难以短时间缩小，应加大资金扶持力度与政策倾斜，保证类似地区国有林场发展速度，帮助类似地区持续快速发展。

从响应系统来看，针对当前发展状态，各省份国有林场响应水平差距较大，且得分明显低于其他发展系统，存在水平较差的省份。具体来说，四川与山东的响应得分分别为0.838与0.523。其中，四川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始终处于域内最高水平，2018年达到人均10.999万元的水平，远超流域内人均2.116万元的平均水平，可见四川国有林场新兴产业发展水平处于域内领先地位；山东国有林场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为3.593万元，距离四川省仍有差距，但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达到89.67%，优于四川省；排名第三位的河南响应系统得分为0.419，处于中等水平，限制其未达到良好水平的重要原因为相对较低的职工保障支出（人均7 207元），低于山东、四川两省水平，应注意职工保障的重要性；宁夏响应系统得分为0.272，其在防灾能力建设以及职工社会保障支出上响应积极，灾害防治水平达到75.08%，职工社会保障支出人均达到1.30万元，均属于域内最高水平，但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仅为0.65万元，低于域内平均水平，影响响应系统得分；其余省份响应系统得分均低于0.25，处于较差水平。针对当前的发展状态，这些省份国有林场均存在响应能力不足的情况。其中，陕西以及内蒙古职工保障支出分别为人均4 814元及5 089元，职工保障的不足自然无法为高素质人才的引入提供支持，结合内蒙古职工平均薪酬（34 206元）以及高素质人才占比（19.06%）均为域内最低水平的情况看，当前内蒙古国有林场在高素质人才的吸引能力上欠缺，提高职工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是提高发展水平的突破口；山西省在灾害防治水平以及林业新产业发展上响应不足，具体来说，山西省国有林场灾害防治率仅为47.69%，森林旅游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为0.15万元，处于域内最低水平；甘肃省的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仅为49.99%，森林经营方案“落地”难，反映了体制机制不畅的问题仍然存在；青海省的响应系统得分（0.137）与压力系统得分（0.641）差异明显，这说明当前青海省国有林场的发展主要针对基础性建设。如“四通一建”建设水平，由2014年的59.61%提高至2018年的71.12%，供水率、通电率、通路通达率、网络连通率均达到80%以上，仅危旧生产用房修缮率为32.15%，这说明，青海省研究期内的基础设施资金投入达到了域内最高水平，取得了基础设施建设的长足进步，但针对未来进一步发展，没有积极的响应措施。

二   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综合发展水平障碍因子分析

在评价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根据障碍度的计算公式，按照单项指标障碍度大小，筛选出障碍度大于3%且制约作用明显的障碍因子^[33]，制作障碍因子频数直方图。如图2所示，障碍因子普遍性明显。12个指标中，在流域内具有普遍影响的障碍因子包括人均基础设施建设投入资金C₁、人均造林、抚育、修复退化面积C₄、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C₁₁，频数均为8，几乎覆盖了流域全部省区。这说明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森林资源保护培育不足以及林业新兴产业发展不足是阻碍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水平整体提高的共性因素。

图  2  障碍因子频数直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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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确各省区国有林场的特异性障碍因素，对各指标障碍度大小进行排序，考虑到域内影响不同省区国有林场发展的主要障碍因子存在相似性，因此根据各省区国有林场障碍因子排序前3位的相似性^[30]，将域内国有林场分为4类。可以发现，拥有相似障碍类型的省区突破了空间地理界限，并不是传统观念中的区域集聚类型或流域（上、中、下游）类型。

1）Ⅰ类经济环境带动型。这类省区国有林场的前3位障碍因子为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人均基础设施专项资金以及财政状况指数，陕西、内蒙古以及河南属于此类。该类省区的国有林场面临的发展障碍路径是：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障碍度高于第二、三位指标之和，林业新产业发展水平障碍性明显，导致在承担生态任务的同时，生态建设与经济发展矛盾比较突出，难以维持经济环境的良好运转，仅依靠政府财政不足以支持基础性建设，基础设施建设投入水平较差。2018年追踪数据亦可证明，三省国有林场基础设施投入均值仅为1.28万元/人，明显低于域内5.09万元/人的平均水平。

2）Ⅱ类政策倾斜带动型。这类省区国有林场的前3位障碍因子为财政状况指数、人均保护培育森林面积以及人均基础设施专项资金，仅四川省属于此类。相较于Ⅰ类省区林场是经济发展的不足阻碍了林场发展，四川省国有林场主要表现为重视程度的不足。具体来说，作为以集体林区为林业发展重心的省区，国有林场并不是四川省林业发展的重心，其发展路径跟随着集体林区的脚步，这使得四川省国有林场虽然在林业新产业的发展程度上远高于域内其他省份，但财政状况指数仅为0.709，财政投入不足使得仍有41.5%的国有林场入不敷出，部分林场基础性建设仍有不足。2018年，四川省国有林场生产用房危旧率仍有15%，阻碍了四川国有林场达到优质的综合发展水平。

3）Ⅲ类森林资源带动型。这类省区国有林场的前3位障碍因子包括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等森林资源类指标，青海、甘肃以及宁夏属于此类。其中，青海省林场的障碍因子为森林覆盖率以及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甘肃省为人均保护培育森林面积以及森林经营方案执行率，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人均保护培育森林面积以及森林覆盖率。该类省区国有林场面临的发展障碍路径是：生态脆弱仍然是该类地区的首要问题，国有林场森林资源建设水平距域内其他省区仍有差距，加之目前该类省区国有林场森林抚育未能严格执行森林经营方案，仍处于森林资源粗放型建设阶段，效率较低，使得可开展新产业的森林资源较少。具体来说，3省同为西北生态脆弱地区，障碍因子前3位中，森林资源类指标的障碍度之和均超过20%，是影响该类地区国有林场发展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甘肃省国有林场2018年森林抚育修复面积仅为0.009 8 hm²/人，宁夏国有林场森林覆盖率仅为43.23%，均属于域内较低水平，结合压力系统较低的得分可知，二省国有林场对森林资源管护的重视程度不足；青海国有林场森林覆盖率仅为42.52%，结合压力系统的最高得分，该省森林资源抚育建设投入未能转化成为森林资源产出，投入效率欠佳。

4）Ⅳ类综合型。这类省区国有林场的前3位障碍因子为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人均保护培育森林面积以及人均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山西与山东属于此类。该类省区国有林场发展障碍因素为域内国有林场的共性障碍因素，特异性障碍因子尚不明显。其中，山西省综合得分0.298，低于域内平均得分0.370，综合发展水平不足，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障碍度达到31.699%，制约作用显著；山东省国有林场在域内的综合得分以及响应系统得分排名第二，森林旅游康养与生态服务人均总产值障碍度达到30.766%，是制约其达到优质水平的最重要因素。人均保护培育森林面积以及人均基础设施建设专项资金的障碍性提示了在关注林业新产业发展的同时，要保障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森林保护抚育等基础性建设的投入。

五.   结　　论

本文基于 PSR 框架构建了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在考虑数据可获取性的基础上，基于2014—2018年的调查统计数据，结合TOPSIS熵权法以及二次加权法，计算了黄河流域国有林场的发展水平，并通过障碍度模型识别影响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水平的障碍因子。

综上，本文认为，首先，黄河流域国有林场发展水平不高，空间上表现为流域以南好于流域以北，流域下游好于流域上游的发展态势，林场发展任重道远。其次，流域内部障碍因子具有普遍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足、森林资源保护培育不足以及林业新兴产业发展水平较低是阻碍流域内国有林场发展水平整体性提高的主要因素。最后，域内影响不同省区国有林场发展的因子存在明显的相似性，且相似类型的省区并不呈现地理意义上的空间集聚与流域位置集聚，对流域内各省区国有林场“分区施策”提供了新的视角。

根据障碍因子分析可以将流域内各省区国有林场分为4种类型：①Ⅰ类经济环境带动型，包括陕西、内蒙古以及河南。该类省区国有林场应从培育林业新产业入手，大力开展森林旅游康养、游憩等新兴产业，增加自营收入，改善经济运行环境，提高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支出占比，在尽快实现“四通一建”的基础上，加快灾害防治建设。②Ⅱ类政策倾斜带动型，主要为四川省。应将发展重心适当向国有林场倾斜，针对国有林场实际发展情况制定针对性发展方案，增加同级政府财政投入，夯实基础保障性建设。③Ⅲ类森林资源带动型，包括青海、甘肃以及宁夏。该类地区国有林场在注重森林资源保护培育的持续性投入的同时，要严格执行森林经营方案，必要时可建立财政支出台账监管制度，推动森林经营方案“落地”，形成切实的森林资源资产，可率先探索科学集约型森林经营，推动黄河上游生态脆弱问题的改善。④Ⅳ类综合型，包括山东省与山西省。大力发展林业新产业是实现这类省区国有林场优质发展的突破口，与此同时要夯实基础设施以及森林抚育的基础性建设，以基础性建设促进发展稳定性，以林业新产业的探索拓宽发展水平上限。除此之外，山西省国有林场还应加强特别是与山东、陕西等相邻省份国有林场的省际交流，借鉴发展路径，以推动自身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