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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

张秀芹

张秀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引用本文: 张秀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Zhang Xiuqi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Citation: Zhang Xiuqi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三进’研究”(2022JZDZ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2022JZDZ006)、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历程、意涵阐释和实践指导三向度研究”(19LLKDA028)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张秀芹,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Email:372925zhxq@163.com 地址:100083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

  • 摘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世界形势的深刻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全球治理秩序也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面对大变局下的全球生态治理失衡,必须要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前提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制度性的尝试,既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生态保障,也能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推动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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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2-02-20
  • 录用日期:  2022-05-07
  • 网络出版日期:  2022-05-16
  • 刊出日期:  2022-07-11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基金项目:  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三进’研究”(2022JZDZ012)、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2022JZDZ006)、北京市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构建历程、意涵阐释和实践指导三向度研究”(19LLKDA028)
    作者简介:

    张秀芹,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Email:372925zhxq@163.com 地址:100083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摘要: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前我国发展所面临的世界形势的深刻判断。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世界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使全球治理秩序也正在发生深刻调整。面对大变局下的全球生态治理失衡,必须要在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前提下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和完善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始终以制度建设为主线,不断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制度性的尝试,既能为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生态保障,也能为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推动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English Abstract

张秀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引用本文: 张秀芹.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视域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Zhang Xiuqi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Citation: Zhang Xiuqin.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hinese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ystem in the Wider Context of Once-in-a-Century Changes Taking Place in the World[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2, 21(2): 9-14.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1338
  •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习近平总书记对当今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做出的重要战略论断。关于其内涵,《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中作了全面、系统的论述:“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入人心,同时国际环境日趋复杂,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广泛深远,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1]从文件表述上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为中国对世界发展大势的总体判断,是一个实践性的话语体系,其本质是对纷繁复杂的国际现象的科学抽象。学术界普遍认为,大变局主要指的是世界格局的演变,是国际秩序的重塑,并从多重维度上将变局概括为“力量之变”“范式之变”“气候之变”“科技之变”和“理念之变”等[2]

    大变局既催生了新的机遇,也充满了风险挑战。一方面,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群体性崛起,从根本上改变了国际力量对比,多极化加速发展。21世纪头20年,物质财富不断积累,科技日新月异,人类文明发展到历史最高水平。然而,另一方面,南北差距加大,地区冲突此起彼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也在不断恶化。百年变局下生态文明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议题之一。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的“千年大计”,已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相伴而生,同频共振。百年大变局下的全球生态治理,最根本的是要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强生态文明建设,战略上将生态文明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实践中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为主线,不断推动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可复制、可推广的最鲜活样板,贡献了中国方案与中国智慧。大时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呼唤大胸怀[3]。百年变局下,中国从“生态之制”走向“生态之治”,是既具中国特色又有世界意义的重大理论实践。

    • 马克思曾指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的形成将人类从孤立的原始封闭状态逐渐联结为一个整体,人类历史进入世界历史[4]。在这一进程中,西方国家由于率先进行工业革命,采用资本主义大工业化生产,不到百年的时间里生产力不断积聚,“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4],由此形成了对发展中国家的总体比较优势,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一度呈现出“西强东弱”的格局。与此同时,资本主义的盲目性生产致使全球生态环境不断恶化,可以说,全球性的生态安全问题主要根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资本主义的掠夺性本质,决定其与全球生态环境保护之间存在根本性的矛盾与冲突。

    • 进入新千年以来,世界范围内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丧失、极端气候等事件频发,给人类生存及发展带来严峻挑战,如何携手应对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全人类亟待解决的共同议题。然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既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原料掠夺和资本输出,也在不断转嫁工业化所带来的国内环境危机。因此,西方发达国家依靠工业革命后取得的比较优势,不仅与全球生态环境,而且同非西方世界国家的关系存在结构性矛盾。进入21世纪后,由于气候变化等问题更加突出,各国就生态问题展开的博弈在国际政治斗争中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更有甚者,值此百年变局,部分发达国家的单边主义思维却不断抬头,造成全球生态治理体系进一步破碎化,致使环境问题的解决也更趋复杂。

      大变局下,全球性生态问题的解决,不单局限于世界各国携手保护环境,更涉及到国家科技创新、产业革命等议题。一直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高能耗产业,在输出污染的同时压制了发展中国家的产业升级。例如,为应对气候变化,世界各国对碳达峰、碳中和的时间所作的不同安排,就与本国国内的产业升级进程直接相关。发展中国家始终认为,环境问题作为累积问题,与近代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的几次工业革命密切相关。西方发达国家不应利用生态问题钳制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对诸如气候等生态问题,发展中国家只能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对生态保护的利益诉求不同,对生态治理的责任承担尚存在较大分歧,全球范围内生态环境的“公地悲剧”还在不断上演。百年变局下,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国际政治格局呈现明显的“东升西降”态势,全球价值链和国际分工体系亦发生深刻变化,全球性生态安全问题的凸显必然要求全球生态治理体系的变更与完善。当前,不断凝聚国际生态共识,建立健全更合理的制度规则体系,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以应对全球性生态挑战,已成为大国博弈的焦点之一。

    •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大时代、大变局必然需要更加具有实践性和哲思性的理论指导。可以说,全球性生态环境治理的难题,在一定程度上与没有一个站在人类文明可持续发展高度的思想体系有很深的关联。从历史维度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思想与学说的最新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实现民族复兴伟大征程上对人类如何实现从工业文明到生态文明崭新形态的不懈探索,其既具本土性又具世界性,是人与自然关系思想史上的重要里程碑。

      从学术理论上看,现代西方环境理论流派众多,其基本立场是资本主义视域下的人与自然关系。大致可划分为三种,即人类中心主义、自然中心主义、折衷论。人类中心主义主要强调生态环境保护的价值归宿应落在为人类自身的谋利上,强调人的主体地位,保护自然的根本目的还是服务于人的需要。自然中心主义往往又从自然科学和系统科学的角度片面强调了不同物种的平等性权利,甚至将人类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割裂开来、对立起来[5]。折衷论则是对两种理论的简单调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由于其内容的科学性和逻辑的自洽性完成了对西方生态环境理论的超越,其不仅是要在生态保护中实现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更重要的是将人类社会与自然生态看成一个不能割裂的有机生态共同体,二者共同发展,互相促进,这是西方环境保护理论不可能达到的高度。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世界历史发展到当前阶段所呈现出来的重要特征,大变局下全球生态环境问题的复杂性决定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深刻的两重性特征,一是为国内的生态治理赋能,二是为全球环境难题的解决提供中国方案和东方智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概括了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六大原则,其中包括坚持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6],这两大原则共生共融于这一严密的思想体系之中,恰恰说明其格局和站位都更高远,不仅表明了要注重建立健全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高效生态文明制度,而且表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只是针对我国自身生态治理。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从来都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应有的题中之义,是中国构建融通中外生态文明话语体系和引导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秩序深刻重构、深刻变革、深刻发展的重大制度性探索,必将对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深刻影响。

    • 大变局下,构建系统完善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仅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也是解决全球生态环境问题、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直接要求。2015年3月14日,在习近平主持下,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基本上搭起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四梁八柱”。《意见》明确表明,必须把制度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按照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要求,着力破解制约生态文明建设的体制机制障碍,以资源环境生态红线管控、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和责任追究、生态补偿等重大制度为突破口,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出台相关改革方案,建立系统完善的制度体系,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法制化、制度化轨道。该《意见》也成为我国生态文明制度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党中央进一步明确,要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具体表现为“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制度”“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健全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再次表明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在生态环境问题解决和美丽中国推进中起到的至关重要作用。总体来看,我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和完善是一个宏大的系统工程,然而从逻辑体系上分析却能形成闭环。总体上看,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构建绕不开三个维度,即事前、事中和事后。事前,注重源头预防。即要做好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基础性工作,最重要的是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空间规划体系等基础性制度,特别是要加快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中国特色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体系。事中,注重过程严控。应以完善绿色生产和消费的法律制度以及政策导向、全面建立资源高效利用制度、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为重点,加强约束性、管控性和治理性的制度体系建设。事后,注重发挥制度的刚性约束作用。坚持问题导向和后果导向,严明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制度,如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生态文明绩效评价考核和责任追究等制度。注重损害赔偿,加强补偿性的制度体系,构建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制度,将制度体系真正转化为治理效能,让完善的制度成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有力保障[7]

      同时,秉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观,我国积极参与、引导国际生态治理制度变革,在生态文明制度构建中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比如,我国引领全球气候变化谈判进程,积极推动《巴黎协定》的签署、生效、实施,推动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不断加强国际环境法律制度的运用,维护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生态治理秩序,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

    • 当前,我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开启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8]。从党的十九大提出“两步走”战略可以看出,生态文明建设也要遵循这个战略安排,即在2035年实现美丽中国的基本目标和21世纪中叶我国生态文明实现全面提升的远景目标。可见,目前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叠加的历史交汇期。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作为推动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长远举措和制度屏障,对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

    • 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态文明是极具象征性的政治符号和生态符号。加强生态治理,利用生态制度体系的刚性约束为绿色发展赋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路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然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其表征之一就是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在国家治理体系内的共生共融。“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9],在治理观上坚持生态优先,通过建立起产权清晰、多元参与、激励约束并重、系统完整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不断提升生态治理水平和治理效能,是完善国家治理中将经济理性和生态理性有机结合的制度性探索,具有深刻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意义。

      恩格斯曾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的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只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是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10]。制度与思想一样,作为上层建筑必然在现实的过程中被历史规律本身所修正。党的十八大提出包含生态文明在内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到十九大确定的包含“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十四条新时代的基本方略,再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将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纳入整个国家治理体系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生态文明在我国政治话语中不断被系统化和具体化,而且生态理性已经逐渐成为制度理性的一部分。《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将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制度、经验和历史成就放在重要位置,要求增强绿色发展的自觉性和主动性[11]。通过不断建立健全成熟、定型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将国家治理体系“绿色化”,增强发展的可持续性,已经成为当代中国社会的制度自觉。这种绿色转型的现代化的过程中,生态文明领域科学高效的统筹协调机制则成为其不竭的动力和力量源泉,也是国家治理和政治文明发展到更高层次的体现。因此,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的构建与完善从不是应对环境问题的小修小补,而是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治理模式增强绿色底色成色的一场深刻自我革命。

    • 百年变局下的中国,历史机遇与风险挑战并存。习近平指出,生物安全关乎人民生命健康,关乎国家长治久安,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不仅是国家总体安全的组成部分,也是影响乃至重塑世界格局的重要力量[1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中鲜明指出,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仍是一个明显短板[11]。在生态领域坚持底线思维,注重防范和化解生态领域重大风险,关系民生、关乎党的宗旨使命,因此,必须通过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国家生态安全体制和安全战略,夯实生态安全这个国家安全体系的重要基石。

      在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征程中,必须时刻保持危机意识,做好生态安全领域的战略谋划工作。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安全发展必须贯穿国家发展各领域和全过程,防范和化解影响我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风险,筑牢国家安全屏障是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的必然要求[1]。改革开放后,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导向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付出巨大的生态代价,四十年多来快速发展所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已进入高频发生状态,资源约束趋紧、生态系统退化等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突出短板。因此,当前必须坚持底线思维,高度警惕生态领域可能出现的“黑天鹅”事件和“灰犀牛”事件,以加强生态安全管理为依托,筑牢生态安全屏障,打造生态安全型社会。构建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以及健全生态环境监测和评价制度,通过建立常态化的生态安全监管体制和预警机制,将生态安全纳入法制化轨道,织牢织密生态安全风险监测预警网络,这是管控和防范化解生态领域重大风险最重要的措施。通过构建生态文明制度治理体系,防范和化解重大生态风险,提高国家生物安全治理能力,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 从本质上看,绿色发展是以合理消费、低能耗和生态资本的不断累积为主要特征,以绿色科技创新为基本途径,以增加绿色财富和生态民生供给为根本目标的经济、社会、生态三位一体的新型发展道路,其核心要义是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问题。绿色发展也是一个涉及多维度、多层次和多领域的系统性发展概念,不仅在世界观上深刻体现出要消解人与自然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而且在方法论上指明了生态经济化和经济生态化的双向结合的基本路径,对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与生态文明建设相协调具有极强的指导作用。

      2013年以来,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的新常态,然而发展方式粗放,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仍然突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针对新常态提出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核心的新发展理念。十九届五中全会更是把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十四五”期间的重要任务[1]。由此可见,我国“十四五”期间的经济必然是“绿色成色更足”的高质量经济,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必将成为绿色发展的重要的推动力量。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筑新发展格局,首先在发展观上需实现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以人民为中心的转变,其次要用严格的法律制度保护生态环境,加快建立能够有效约束开发行为和促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生态文明法律制度。绿色发展的本质是经济和生态的协调问题,在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过程中,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运用好经济杠杆,建立健全自然资源产权制度,不断完善生态补偿机制,在初次分配中提高生态资源所占比重,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序统一。与此同时,以增加绿色生态制度供给为手段,以创新驱动发展为战略先导,推进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实现制度保障和科技支撑双向动力机制共同发力,为实现新常态下的经济绿色转型探索出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 当今世界,我国正在引导气候变化国际合作,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随着马克思说的“完整的世界历史”的不断形成,生态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需求。中国作为百年变局的最大变量,生态文明作为国内的重大战略,其“溢出效应”必将随着世界历史进程的深入被放大,从而对全球治理格局产生深刻影响。

    • 21世纪以来,以气候变化为代表的全球环境问题使得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态环境意识越来越强,生态保护的呼声也越来越高。联合国曾举行过多次双边、区域和全球性生态对话,然而始终存在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行而无果的问题。特别是在新冠疫情影响下,全球生态治理中所存在的单边主义倾向进一步突出。2021年10月,习近平在《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领导人峰会上强调,加快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地球家园,国际间必须加强合作,必须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维护公平合理的国际治理体系[13]。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构建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开展“试验性”的绿色治理实践,在给世界增添生态红利的同时,始终把握历史主动,为推动构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赢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承担历史责任。

      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不仅需要有大国担当,更需要世界各国真正践行国际生态治理的多边主义。近年来,中国通过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推动达成应对气候变化的《巴黎协定》,承办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大会,承诺2030年实现碳达峰和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以实际行动推动和完善全球生态治理格局。在国内生态建设上,加强大江大河流域生态保护,并不断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在国际生态治理合作上,通过构建绿色低碳的循环经济体系,将生态优势转为发展优势,并以构建绿色“一带一路”为主要路径,与发展中国家共享绿色发展成果,以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等形式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生态保护事业,完成了由全球环境治理体系的跟从者、受益者向引领者、贡献者的关键性转变[13]。这一系列的战略性的制度构思和顶层设计,根本目的就是构建公平合理的全球生态治理新格局,创建新型的全球生态治理共同体。通过加强全球生态治理的制度供给、资金支持和理念输出,与世界人民一道,共建良好生态,共享美好生活,为全球性的生态治理凝聚起更多合力。

    • 恩格斯曾深刻指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4]。在百年变局之下,政治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的潮流早已不可逆转,国家间的联系紧密加深,处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之中。习近平曾多次指出,面对全球性生态问题,人类社会必须站在为子孙后代负责的高度,共同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美丽清洁的世界[13]。自然的先在性决定了生态文明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先决性条件,生态文明与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宗旨深度契合,二者共同表达了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

      地球命运共同体至少包含两层关系,一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另一层则是人与人的关系。从人类历史起源看,自然的优先存在是人类得以生存发展的前提性条件,即“自然是人类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人与自然界“持续性地发生交互作用”[15]。人在受自然的先在性决定的同时亦能动地反作用于自然,二者形成对立统一的关系,因此,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本质上是对普遍性的历史规律的科学总结。人与人的关系主要针对的是地球生态维护的责任承担问题。全球生态环境的整体性和非排他性特点,决定了整个人类社会必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这种立足于生态环境基础上的共生关系决定了任何一个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单独解决生态问题。因此,地球命运共同体本身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大公约数,这种生态正义要求人类社会整体性地抛弃短视行为,以共建共商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共同应对生态挑战。构建命运共同体最终要靠制度,需要通过建设国际法治推动全球治理的法治化与制度化。当前,构筑地球命运共同体必须以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保障为着力点,大力推进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并以此作为支点撬动国际生态治理体系变革。中国作为这场“绿色实验”的先行者,在生态文明制度建设方面必须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在彰显大国担当的同时,向世界证明我们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地球命运共同体的坚强意志,为化解全球生态困境、共谋人类福祉注入强劲的推动力,为构筑一个清洁美丽的大同世界提供“绿色制度经验”。

    • 马尔库塞曾说过,工业文明的内在矛盾在于其不合理的成分存在于合理性中,科技与工业社会的组合是为了更有效地统治人和自然,更有效地利用其资源[16]。历史地看,工业革命形成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其秉持的“要么增殖、要么死亡”的内在逻辑和对资源无限掠夺的反生态本性,不仅割断了人与自然的有机联系,而且在文明形态上形成对非西方体系内国家的文明霸权。从20世纪中叶开始,发达国家过度的工业化导致人与自然关系空前紧张,引发人类社会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反思与批判。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趋势。在百年变局的时代大潮下,实现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历史超越,创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就必须在制度上进行探索,最终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社会)的真正和解[17]

      作为对西方工业文明否定之否定基础上所形成的最新文明样态,生态文明所揭示的是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阶段后如何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运行的特定规律。作为一种文明范式的转型,其在方法论上通过生态文明制度体系限制资本的增殖运动,为改变西方工业文明下人对自然的压迫性关系提供了一种替代性的选择。以大历史观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提出,既是对当代中国发展规律的科学总结,也是诸如“和合”观、天人关系学说等中国传统生态智慧,在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创造性转换与复兴。这种文明的生态化复兴过程和最终形成对西方工业文明的超越是同一历史进程中不可割裂的两面。当前,这相辅相成的两面均须以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建设为根基,不断“试错”和探索,不断增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制度性话语权。与此同时,这种对文明的历史性反思与超越进程也必将伴随着以生态文明为基点的多文明之间的制度性交流与对话,推动国际生态共识的不断凝聚,以此为实现全球范围内工业文明向新型文明的过渡与转型、增进不同制度背景下的环境治理和生态正义贡献中华文明的生态制度力量。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也必将为建设一个生态化、全人类共享的新文明做出历史贡献。

参考文献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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