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唯科学主义有许多定义，几乎都是负面的^[1-3]，一般是他称，鲜有自称。唯科学主义是与当下自然科学的自然观、方法论、认知水平直接相关的一种信念。它与17—18世纪以来第一代思想启蒙有关，它不是指具体的经验知识和数学结构，而是指将当下有限自然科学和数学之方法和知识急于拓展到其他领域的一类冒险行动。而其他领域对从事相关科学探究的主体来说是陌生的。唯科学主义有如下一些特征和值得反思的地方。

1）自信、傲慢及自负。唯科学主义认为世界的科学化、技术化是历史演化的必然趋势，总是代表着进步。因为有之前在其他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作基础，依据某种归纳原则，唯科学主义信念的持有者相信自然科学无往而不胜，即使出现挫折也是暂时的，最终任何人和任何事务也阻挡不了其推进的步伐。谁若怀疑和阻挡，便可能自动与愚昧、反智为伍，在争论中处于劣势。不断的成功加深了自信，还导致独断性和排他性，即认为只有自然科学才提供真正的认知，其他学术仅提供二流知识或意见，甚至根本不算合格的认知。细分的话，在科学内部也存在“鄙视链”：数理科学、还原论科学是较好的科学，其他科学是次一等的科学。在自然科学与其他科学对话中，前者常表现出无根据的傲慢，但实际上真理并非总在自然科学一边。阐明这一点并不难，因为科学是可错的，可错性是科学的优良品质。

唯科学主义者在辩论中预设了“理想科学”。当人们批评当下现实的科学在某些方面做得不合适时，就会搬出它来抵挡，可以把它视为“天国的学术”。“天国中，某事物是绝对正确的，当且仅当它是科学的。天国流行‘二分法’，人们都希望站在二分法的上面一侧。”^[2]但唯科学主义者没有说何时拥有这种理想的科学，暗自假定当下的科学与理想科学距离最近，而抵达理想科学的征程中外界越少干扰越好，他把任何对当下科学的质疑都视作对未来理想科学的威胁。当然，这种描述也是一种简化，实际要比这复杂、丰富。

2）化简实在，产出简洁的研究成果，进而认定从未研究过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化简手法得以轻松处理。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有诸多工具，但不能先验地保证对所有对象都有效，实际上对非线性复杂系统，原有的工具大多无效。自然科学中影响较大的有效场论（effective field theory）之方法论非常优秀，似乎适用于一切领域及一切问题层面，具有普遍意义。有效场论的基本意思从哲学上看一点也不神秘，就是抓主要矛盾、放弃次要矛盾。它是一种有效的近似方法，跟“绝热消去法”（adiabatic elimination）本质上一样，只不过后者常用慢变量、快变量和序参量等来表述。同样，面对非线性问题时，科学家依然习惯使用线性化方法（linearization method）进行化简，实在不行了再考虑特殊办法。但是有效与否需要反复试错，若应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检验可能需要很长的时间，通常超出具体科学项目允许的时间范围，如分析人口政策、环境改造的后果等^[4-5]。从宏观层面看，自然科学有自己的一套制度规范、行为准则和评估标准。新的研究对象可能是非常复杂的，涉及变量较多，一时无法进行全方位的细致刻画，只能针对短期任务、目标，聚焦到某一侧面进行攻关，因而科学实践不可避免地大大简化真实系统的运作方式，用简化的模型去模拟实在。这一方面是迫不得已，另一方面也是自然科学引以为傲之能力的体现。不过，按现象学的理解，科技“有效”但并不“真实”。所谓“真实”是指相对“生活世界”之“自然”及其丰富性而言的，科技图景与大自然有根本性的不同。科技并不以模仿大自然为荣却以征服大自然为荣，科学的危机表现于对生活世界意义基础的遗忘。

3）由于知识坚实、力量强大，根据有限认知改造世界的冲动难以抑制。有了能力而不展示，对某些人来说相当于辜负了其智力。当下的科学认知是在之前认知基础上获得的，这种过程不会自动停止，会催生进一步的行动方案，包括改进认知和把已有认知付诸行动从而影响世界的迭代过程。但是，这些行动根据的是当下的认知，不是中世纪的认知，不是19世纪的认知，也不是未来的认知，更不可能是根本不清楚的“理想科学”认知。而当下的认知，很容易被推翻，科学常以此自夸，以此宣传自己有开放心态，能不断进步。如果事情仅停留在纯认知的层面，自然不会有大的问题，但是从来不会有纯粹的认知活动。认知项目启动就有着明确的现实旨趣，取得阶段性成就后，认知结果也有着强烈的应用势能，不想浪费来之不易的成果，总是想着将其付诸应用。比如放射性、基因编辑、人工智能、机器人作战等技术一旦产生，就不会听从神学、哲学、常识的约束，就要用于人类最敏感的方面，期望产生足够刺激的结果。这样才足以展示对科技工作者努力的尊重、对认知强力（power）的顺从。长远看，不是管理者们善于使用技术杠杆，而是科技进步的诱惑决定管理者们可做的选择十分有限，唯科学主义必强化科层制。人类经过几千年才稍稍学会对政治强力的警惕和约束（尽管做得并不好，在许多地方仍被怀疑），而科技从天人系统演化的长河来看是新生事物，其展现为强力只有几百年的历史，真正跃居舞台中央演出也就一百多年左右，韦伯讲述“科研成为一种职业”似乎就在眼前，人类对此强力缺乏理解、有所警惕是应该的。

唯科学主义的世界观有相当的合理性，甚至可以说它是现代观念的代表，相当多的人相信这样一种过于乐观的信念。但是，对于未来，它是否依然合理，有很大疑问。当下，已有少数知识分子开始了艰难的反思行动。生物多样性快速、大规模丧失是工业革命以后的现象，与科技进步有直接相关性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它加强了人这个物种改造世界（包括破坏世界）的能力，“人类世”概念应运而生。解铃似乎还需系铃人。

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都是高度非线性的，涉及多方面的因素，对其干预既有第一阶段效果，也有第二阶段、第三阶段的效果。未经充分预研究，化简可能导致严重失真，后果超出想象。与一般的物理、化学现象不同，生命现象更为复杂。生物学不是研究了许久且产生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吗？成就很大，但是依然无法独立应对复杂的生命现象，此时需要开放心态，采用多学科研究的思路，避免唯科学主义。但是，在现实中，唯科学主义者由于上述诸特点，不希望其他学科插手他们认为的本职事务。即使允许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参与问题讨论，也认为他们的意见无足轻重，科学界一部分人理直气壮地认为环境问题和生态问题的解决要靠自然科学。

这种看法并不正确、公道，纠正这种偏见需要提到议事日程。暂且不论污染、生态破坏、生物多样性丧失与科技发展有着重要的关联（不能只讲正面效应不讲负面效应），对于此类问题科技界应当自省。出了问题之后，如何解决，是不是科技手段最为有效？科技界一厢情愿的理解可能站不住脚，科技工作者不宜自以为是。“脱掉神秘主义外衣的辩证法成为自然科学绝对必需的东西，因为自然科学已经离开这样的领域，在那里，固定不变的范畴，犹如逻辑的初等数学，足以供日常使用。哲学因自然科学抛弃了它而对自然科学事后进行了报复。而自然科学家本来可以从哲学家的自然科学成就中看到：在这全部哲学中隐藏着某种即使在自然科学家自己的领域中也比他们高明的东西。”^[6]这里的哲学包含老子、庄子、卢梭、歌德、席勒、梭罗、缪尔、利奥波德阐述的思想。在当代中国，只需看看“两山论”的实际影响就可以了，它不是自然科学，却远远超过自然科学界大量专业论文。科学界发表在中外期刊上的大量生态、生物多样性论文，其实很难直接影响到中国的宏观政策。在第四届全国生态哲学研讨会上笔者虚拟了一份“现实生态影响力”的饼状图，猜测科技对中国生态现状的影响力为30%，政治为40%，文学与艺术为20%，哲学（包括生态哲学）为5%，其他为5%。通过这样一份猜测，想说明哲学界要虚心，要看到学者的辛苦探讨对现实世界的影响力非常有限。哲学工作者要重温马克思说的，从前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但是此份“赋值”也表明科技并非绝对老大，其影响力也不过30%，仅仅高于文学和艺术罢了，言外之意是科技界也要面对现实。如果考虑到科技行为背后的价值观渗透，那么直接表现出来的科技行动的影响力会打折，而其他因素的影响力还会提高。

就狭义的自然科学而论，“两山论”并非自然科学，而是用类比、格言的方式表述的生态思想。保护生物多样性是否需要政治？当然需要，而且政治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不但在中国如此，就全球而论也如此。全球气候变化谈判中相当多内容是政治，谈不拢也经常卡在政治因素。那么是否可以剥离政治，让相关问题变得纯粹些，成为单纯的科学问题？动不动就有科学界人士叫嚷，让凯撒的归凯撒、科学的归科学。似乎很有道理，其实不可能！政治从来就渗透在这些事情之中，是相关问题的有机组成，去掉了政治，生物多样性问题就变味了。就像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问题与意识形态密切关联一样，忽略这一点必然被现实打脸，想一想俄乌冲突就可以理解这一点。生态正义是恰当的议题而不是非法的政治渗透。理解这种关联对许多人来说相当困难，倒是可以参考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知识观、科学观来升级观念，比如考虑到布鲁尔（David Bloor）、柯林斯（Harry Collins）、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分形”科学知识图景。当然，这并非鼓励用政治代替科学，只是说科学不可能做到纯粹，也不需要纯粹。过分强调科学之纯粹性，除了无知也是别有用心。政治与科学一样，各自内容都有好坏之分，好与坏无法先验判定，需要事后判定。《国家的视角》和《怀疑的胜利》都提供了很多有说服力的案例^[7]。在生物多样性问题上人文因素比政治因素起到了更明显的作用，因而需要名正言顺、光明正大地进行讨论，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专门认证。

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究竟有多复杂，使得其研究必须超越唯科学主义呢？首先生物多样性与文化多样性有关。其次生物多样性讨论的几个层面都涉及价值判断，层次之间的协调需要宏大、综合性的思维。第三，生物多样性系统的演化具有非线性，当下科学处理非线性问题仍然很困难。当然，所有这些都不构成限制科学研究的道理，对生物多样性进行科学探究是理所当然的。笼统讨论科学方法的限度，看到唯科学主义的局限性，可能不会令人信服，甚至可能被指责为倒退。下面具体化一些，就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修复”和“迁地保护”进行案例讨论。

国内有些人特别喜欢把“恢复”（restore，restoration）翻译成“修复”，各种场合大谈特谈“修复”，暴露出词语背后的自然观、生命观。

“修复”和“迁地保护”在最近5年中，突然成为生态学、环境科学、保护生物学的高频词。不是这样的词不能用，但它们在论文和政策文件中高频使用，却有可能暗示新一轮以科学为挡箭牌的大破坏之可能。某市的Y河流域被生态“修复”后，表面变得整齐、干净，实际上入侵植物更加凶猛，在丁家滩河段，豚草和三裂叶豚草变得更多，为此笔者带领新华社的拍摄团队现场做过节目。某市田宋营村一带就是因为环境整治，而导致重要本土物种睡菜趋于灭绝。在那块地方，睡菜没了，葫芦科著名入侵植物刺果瓜（Sicyos angulatus）却来了^[8]。

2021年4月22日第52个“世界地球日”的主题是“Restore Our Earth”，被有关媒体宣传成修理（修复）地球！“别再修理了，从来就自以为是，越修越糟。人类少折腾，世界就安好。地球日，宜倡导尊重地球。”^[9]“恢复”的主体是大自然自己，而“修复”的主体则是高傲的人类之中想拿项目的一伙人。那我们是相信大自然的智慧，还是相信人类的小聪明？当然，不存在完全的二择一选择，但是倾向总是有的。生态学者蒋高明选择了前者，他写下了《以自然之力恢复自然》^[10]，鉴于人类对大自然的种种劣迹，这种自然观可能更讲得通。实际上“世界地球日”主题较好的译法是“恢复我们的地球”。也有人认为，生态既不能恢复，也不能修复。其实，恢复，不是恢复到原来的具体模样，是“返”，是回复到自然演化的轨道，按宋明理学讲，是归“正”。大自然本身有很强的“弹性”、容错性。对超过弹性范围的生物多样性破坏，可以适当人工干预一下（要严格约束，不能打着科学的旗号随便上项目），一般情况不需要人为介入，只需阻止进一步的破坏即可。在此，自然观的差异是非常关键的。一种是相信大自然的自愈能力，另一种是相信人的干预能力。两者孰优孰劣呢？以自然之力恢复生态，是蒋高明等生态学家给出的判断，他在科技界属于少数派。笔者曾于2022年1月20日与蒋高明教授进行讨论，他补充说：“生态学界的很多学者也接受自然恢复，另外自然恢复被写进了新修订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在总则里面出现的。修复与恢复似有不同，他们强调人的作为，迁地保护针对特殊的物种，是暂时的办法，最终还得回归自然。”党章总纲部分关于生态文明发展道路的论述中确有坚持“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字样。“自然恢复为主”确实是对的，但在有关部门看来等待大自然来恢复，可能太慢，显示不出政绩，他们需要快速的人为介入。

有人认为，上述争论的核心是秉承生态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这个前提性问题不解决，达不成一致的结论。这可能过高估计了哲学的影响力。决策者、科学家可能根本不关心主义之争，主义与具体的保护实践也没有一一对应关系。即使是人类中心主义，也可以不折腾、少折腾；信奉非人类中心主义论的也可能破坏生态。两个主义估计永远也达不成一致，现实中如何约束“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让它们在一定范围内运行，才是硬道理。

迁地保护有诸多限制条件。马克思曾说，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类比说来，物（比如某种植物）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其一切自然关系的总和。这种关于“本质”的界定，是否会太外在而没有从内部加以考虑？其实不分内外，对于物更是如此。爱斯基摩人若迁居到南极洲或热带，或许也能存活，但是那还是爱斯基摩人吗？同样，青海然果村的甘蒙柽柳因修水库导致成片被淹没，这引起社会广泛关注^[11]。事件的后续发展情况是水库照建，拟对淹没区甘蒙柽柳进行迁地保护，这能说真正保护了那里独特的甘蒙柽柳吗？如果绿绒蒿属植物在中国的青藏高原无法生存了（事实并非如此，只是假定），只有迁地到英国爱丁堡植物园才能得到保护，那对于我们来说是否有愧疚感、失落感？

在地保护（也称就地保护）和迁地保护是相辅相成的保护手段，但是两者并非完全对称。不应单纯从原则出发，想当然地设计保护策略、方法。针对在地保护，我们国家刚实施了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得到好评。针对迁地保护，一些人立即想到设计一种对称的国家植物园体系，并且确立了远景目标：把中国野生植物的85%都进行迁地保护。听起来非常不错，如果真的实现了，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就彻底落实了，这对全世界都将是巨大的贡献。但是，这种主张缺乏根据，严重低估了植物迁地保护的难度，折射出唯科学主义的轻浮、傲慢和对大自然的不尊重。

《中国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主要进展及工作建议》指出：“在迁地保护方面，我国建立了以植物园、动物园、野生动物救护繁育基地、种质资源库、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为主的迁地保护体系，在珍稀濒危物种保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立植物园（树木园）200个，保存植物2.3万余种，约占中国植物总种数的60%。”^[12]此表述与2020年9月2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和生态环境部联合发布的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中方立场文件−《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中国在行动》一致：“在迁地保护方面，中国建立植物园（树木园）近200个，保存植物2.3万余种。”值得注意的是，涉及物种数时用词都是“保存植物”，而非“迁地保护植物”。2016年中国科学院洪德元院士关于植物园的使命提出“三个哪些”的重要论断，即引种收集了哪些、培育开发了哪些和挽救了哪些^[13]，根本没有使用“迁地保护”字样。

但是在采访了有关部门后，2022年1月8日媒体的报道就突然发生了变化：“我国现有植物园（树木园）近200个，迁地保护植物2.3万余种。”^[14]过了5天电视台的叙述也变了：“植物园是实施迁地保护的主要场所，我国现有植物园近200个，迁地保护植物2.3万余种，占本土植物种类的60%。长期以来，植物园在维护生物多样性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15]此时，2.3万种突然变成了“迁地保护植物”。此消息有音频和文字版，在网络上都可以找到，截至2022年1月20日14时其浏览量已达128 357人次。媒体自己一般不会轻易更换专业术语，很可能是有关部门提供的背景材料中就已更换，播音员只是照读而已。

国务院的批复文件显示，2021年底国家植物园首先选址北京。有些人（包括科学家和国家级媒体）据此宣传这是中国首个国家植物园。其实非常不严谨，如果北京的这个植物园算第一个（到2022年元旦还没有挂牌），那么在此之前于2017年9月27日开园的“秦岭国家植物园”又是什么性质的呢？媒体报道中指出，北京香山地区南北两园合起来之后，“这个国家植物园现有迁地保护植物1.5万种”。数据之含义有故意模糊的嫌疑。这里说的“种”是什么意思？指品种还是物种？《中国植物志》收录了我国31 142种植物，后来又发现一些，大约3万多种，其中的“种”指物种、亚种和变种，一般不包含园艺品种。如果包含的话，那数量会更多。而前面说到的1.5万种则是包含园艺品种的，也就是说此种非彼种。那么，媒体报道的1.5万种这个数据是从哪儿来的？2022年1月笔者查北京香山南北两园官网上标出的数据：中科院南园“收集保存植物7 000余种（含品种）”；北京市北园“收集展示各类植物10 000余种（含品种）”。两者都用括号明确注明包含品种，两者简单相加是17 000种，重复的有多少？不管怎样，收集的植物品种总数量，就数量级而论与1.5万种相差不多。直到2022年1月中旬，北京香山南、北植物园在描述现有植物时，用的词语分别是“收集保存”和“收集展示”，都没有用到“迁地保护”字样。这样的书写方式，非常正常。笔者也特意查了一下其他植物园的情况。西双版纳植物园官网用语是“收集活植物13 000多种”；昆明植物园用的是“收集保育植物7 000余种和品种”。但是，待到国务院批复建立国家植物园后，北京南、北植物园栽种的植物之性质就立即变了，变成了“现有迁地保护植物”！为何变了呢？从新华社通稿第一个小标题“重中之重：强化植物迁地保护”大约能猜到。由国务院批复文件的措辞，也能猜测到。传统上，植物园栽种植物，一般不说“迁地保护”，一方面“迁地保护”这个词以前并不流行，另一方面以前植物园的工作人员知道自己做的是什么工作，不说假话。“保存植物”可否换成“迁地保护植物”？《中国科学院院刊》上述论文通讯作者孙命的回应是：“个人认为在本文中还是‘保存植物’更为贴切。”王康的反馈是：“‘保存植物或者引种栽培植物’变成‘迁地保护植物’，（系）宣传部门不专业的改稿所致。”

笔者为何关注用词上的“微小”差别呢？因为2021年1月4日公布的国务院批复文件“国函[2021]136号”指出：“抓紧组织编制国家植物园建设方案，突出植物迁地保护及科研功能。”中央电视台的报道标题中就包含“设立国家植物园 强化植物迁地保护”的字样。但是，暂时不管其精确定义，迁地保护肯定有相当的门槛。王康也说过：“迁地保护不是简单地把植物挖过来栽在园区里。”^[16]王先生认为也许是一些没有操守的“植物学家”给人留下了很坏的印象，“的确在植物学工作者的队伍中有人利用‘迁地保护’的概念上项目、争经费、发论文、评职称等，有的甚至以破坏珍稀濒危植物为代价换取个人利益，但是这些害群之马毕竟是少数，绝不是主流。植物保育工作以在地保护为先，只有在珍稀濒危植物原生境遭到破坏，原生种群无法繁衍、遗传多样性极其低下或者数量极其稀少的情况下，才会开展迁地保护工作。”^[16]虽然王康没有为迁地保护直接下严格的定义，但上述排除式叙述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即“迁地保护”与平常的园艺栽培不同，要求更为严格。王康还明确限定迁地保护的对象为珍稀濒危的、原生境遭到破坏或者原生种群无法繁衍、遗传多样性极其低下或者数量极其稀少的物种，而且是不得已而为之。这些限定非常关键。没事找事，拿植物迁着玩，肯定是不行的；随便收集、养护一些植物，也不能称之为迁地保护植物。

2022年1月13日中央电视台报道：迁地保护是抢救性保护，中国目前60%的物种已经实现迁地保护了，建立国家植物园的目标是迁地保护85%的物种。此报道反映了科技界的主张：一方面是展示成就，另一方面是表达决心。不过，人们反而生出一些疑问：第一，现在植物园就有如此大的成就，真的做到一半以上植物物种已经迁地保护了？这样讲有什么根据吗？第二，难道中国85%的本土植物都沦落到需要迁地保护的地步？有如此多的本土植物在中国的自然疆土上没法良好生存吗？中国生态环境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有些问题，但不至于坏到那种程度。如果真是那样，说明刚刚做起来的“国家公园保护体系”将完全失败。如此规模的迁地大跃进，可能伤害大量植物。许多植物与菌类、昆虫共生，单纯把植物迁地了，植物可能无法繁殖。比如夏威夷有薜荔这种植物，是从外部迁来的，长得也不错，但是它无法结实，原因是专门为它传粉的榕小蜂没有一同到来，这导致此种植物只能无性繁殖而无法进行有性繁殖。类似地，北京公园中有许多丝兰，但是从来不结果实，原因是为它传粉的丝兰蛾没有一同来到北京，这就意味着在此栽种再多的丝兰也不算成功保护了丝兰（当然，这只是讲一种可能性，其实丝兰这种植物根本不需要北京来保护）。理论上，把植物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整体进行迁地保护，才有可能保证植物的存活，才算真的迁地保护了，但是那将是浩大的工程，对资金、土地和人工的要求都极多，某种意义上不可行。对85%的中国植物进行迁地保护，那得需要多少土地？

栖息地保护和在地保护都要排在迁地保护之前，不宜动不动就谈迁地保护。“迁地保护”是有门槛的，许再富、王康、文香英等都已谈到，它并非首选的保护方法^[17]，也并非完全有效。植物保护不能依赖于单一手段，需采用多学科集成战略^[18]，要经过适应性、遗传多样性^[19]、种间杂交性、数代种子可萌发性、野外回归等诸多测试，才可以判定某个物种迁地保护是否成功，而这需要细致研究和漫长的时间。北京南北两个植物园收集植物8 774种，有多少种有完整的记录？当中有多少种做过上述一项或几项测试？有一半吗？如果没有，那些以“收集和栽培”的名义记录在册的物种一夜之间“孵化”成了“迁地保护”物种，它们都需要进行“抢救性保护”吗？现实是，这8 774种植物与非植物园中暂时养活的植物物种难以区分，差别或许在于后者没有花国家的钱。科学界需要主动为“迁地保护”降温。世界上最古老的植物园算起来也不过几百年的历史，况且一开始建植物园也并非为了迁地保护。只有几十年或者几百年历史的植物园栽种的植物，即使都算成打算用来迁地保护的，迄今它们都还活着，仍然不足以证明这样的保护措施是足够成功的，不表明对相关物种的安排是完全合理的。植物迁地保护要比动物迁地保护还难，植物离开其原生地，小尺度的成功不代表大尺度的成功。检验保护的成效是人工收集的植物最终回归大自然，可是“全世界尚无一种植物真正回归成功”^[20]。植物园收集或迁地保护的植物，如果不能真正回归大自然，呆在园子中又有多大意义呢？当然，可以观赏、研究、交换甚至炫耀，但这并不是建立植物园当初描述的主要目标了。笔者个人非常支持植物园建设，认同植物园在百姓生活、科研和文化交流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并不认同一些人夸大其迁地保护功能的说辞。保护生物多样性还是在地保护更靠谱，从科学角度和人文角度讲结论都是如此。

中国百姓尊重科学、信任科学，科学界也需要真诚相待，以国家和天人系统可持续生存为主要考量。在生物多样性研究与评估方面，自然科学界应持开放心态，反思“科技产业污废链”^[21]。主管部门可主动邀请人类学、博物学、社会学、民族学、哲学等学科参与，学者也不能只盯着立项和发表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