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展理念即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发展大势的科学把握和深刻洞悉，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理论的又一次创新，也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深入理解和把握新发展理念是学习和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而“当代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延续和发展，当代中国思想文化也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传承和升华”^[1]。新发展理念作为当代中国的思想文化，既凝结了当代人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也离不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思想的影响和熏陶，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升华，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因而，要深入理解和把握新发展理念，就需要将传统文化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和依据，对其中内含的传统文化意蕴进行深入的挖掘和梳理。

一.   创新发展理念：对传统“日新”思想深入而全面的传承与弘扬

“新发展理念，创新是第一位的。”^[2]创新在发展理念中处于首要位置，是引领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动力。经济社会的健康发展、国家的繁荣兴盛在根本上有赖于创新的驱动和引领。树立创新发展理念就是要把创新放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推崇创新亦是中华民族的重要特质及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中华民族是勇于创新、善于创新的民族”^[3]；“创新精神也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4]可见，推崇创新也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和深厚的传统底蕴。传统文化对创新的推崇集中体现于“日新”思想之中。创新发展理念是对传统“日新”思想深入而全面的传承与弘扬。

“日新”是古人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它强调不断地变易创新是宇宙万物生生不息、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周易·系辞上》云：“富有之谓大业，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日新”是德之盛极，表现为不断地创新、创生新事物，而这也是宇宙变易的本质。宇宙不是死一般的寂静，而是不断变易创造着的，这种变易也不是随意的、没有方向的，而是不断地创生新事物，生生不息、创新不止的。这种变易和创新同时也是宇宙万物突破困境、实现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如《周易·系辞下》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事物的发展陷入困境就必须进行变易和创新，由此便能通达，通达便能获得长久的发展。在此过程中，“变”是对“穷”的突破，也是实现“通”和“久”的根本。这种穷—变—通—久的模式在事物的发展过程中也是循环往复、持续不断的。变易创新带来发展，发展到了极致便会陷入新的困境之中，需要新的变易创新。由此，“这可以说是一种不断谋求变革创新，从而不断发展的创新发展观”^[5]。《周易·益卦·彖传》云：“凡益之道，与时偕行。”变易创新要带来有益的结果，需要依从一定的时机和条件，也要与时俱进。可见，在古人的视域中，我们所生活的宇宙是生生不息，不断变易创新、与时俱进的。“日新”，也即不断地变易创新是宇宙大化流行的根本内容和法则，也是自然万物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

在传统文化中，“日新”也适用于人类社会，是国家实现繁荣兴盛的根本动力和保障。《诗经·大雅·文王》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周虽然是商朝的旧邦，但却可以取而代之，其中原因在于它能承受天命不断地进行变易创新。在此，“维新”被视为“天命”，是上天主宰国家命运的根据，影响着国家的兴衰存亡。这一思想虽然为周朝的兴盛涂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但也凸显了不断地变易创新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意义。后世学者也多以其为治国之要旨，如管子曾指出，明君虽然在设赏、立禁和行迹上有所不同，甚至彼此相悖，但背后的根据都在于“随时而变，因俗而动”（《管子·正世》）。宋儒程颐亦言：“圣人利益天下之道，应时顺理，与天地合，与时偕行也”（《周易程氏传》卷3《第四十二卦·益卦》）。对国家而言，有益的治理之道是根据时代的变化和客观规律，效法天地“日新”之则，不断地改革创新、与时俱进。清朝末年，面对深重的民族危机，康有为亦大力倡导“取日新以图自强，去因循以厉天下”（康有为《政论集·殿试策》）。不断地变易创新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其实现繁荣富强、昌盛久远的根本。

“日新”思想强调无论是宇宙自然还是国家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不断的变易创新，都要以之为内在动力。从远古到近代，它都是国人关于发展的重要理念和思想，也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传统社会，人们也积极开展数学、医学、地理等众多领域的探索和创新，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创新发展理念以创新作为引领国家发展的基点和动力，既是对我国改革开放成功实践经验的延续和发展，也是对传统“日新”思想的传承与弘扬，而这种传承与弘扬也是深入而全面的。一方面，在传统“日新”思想的基础上，创新发展理念立足于国家生存发展的内在机制和逻辑，对创新在国家发展中的重要价值和意义，给予了更为明确而深入的阐释和强调，“创新，注重的是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只有把发展基点放在创新上，形成促进创新的体制结构，才能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抓住了创新，就抓住了牵动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牛鼻子’”^[6]。另一方面，在传统“日新”思想的基础上，新发展理念更为明确而全面地将创新拓展和弘扬至国家生活的各领域，即要“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等各方面创新，让创新贯穿党和国家一切工作，让创新在全社会蔚然成风”^[6] 。可见，创新发展理念是对传统“日新”思想深入而全面的传承与弘扬。

二.   协调发展理念：对传统“贵和”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协调发展理念以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为重点，以协调为实现经济社会健康发展的内在要求。在新形势下，它具有新的特点，比如它“既是发展手段又是发展目标，同时还是评价发展的标准和尺度”^[3] ，兼具发展手段、目标和评价标准多重属性。在具体表现上，它是“发展平衡和不平衡的统一” ^[3]，协调是要在承认不平衡、承认矛盾和差异的基础上实现综合平衡、整体和谐。以事物的协调、和谐为发展的理想状态和内在依据也是传统 “贵和”思想的重要主张。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中华文化崇尚和谐，中国‘和’文化源远流长。”^[7]崇尚和谐、以和为贵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协调发展理念是对传统“贵和”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和”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所谓“和”，《广雅》释曰：“谐也。”“和”是协调、均衡。对于“和”，古人特别强调它与“同”相区别、相对立。晏婴在与齐景公讨论“和”与“同”时就曾强调两者相异：“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焊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之专壹，谁能听之？同之不可也如是”（《左传·昭公二十年》）。“同”是由相同事物累加而成的，是无差别的统一。“和”则是由多种不同元素、事物相互协调、相互融合而达成的综合平衡、整体协调，是多样性、差异性的统一。在两者之间，古人尤为推崇“和”，以和为贵，“贵和”是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

传统“贵和”思想首先体现在古人的天道观中。在古人看来，“和”是宇宙万物发展的内在根据和理想目标，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如《周易·乾卦·彖传》云：“乾道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贞。”宇宙万物在变化发展中，保持自身的纯正禀赋，达到完美的协调，便能顺通圆满。“和”能促进事物的发展完善。《国语·郑语》则进一步指出：“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 “和”同时也是事物发展、绵延的内在根据。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和”是多样性事物相互协调而达到的一种整体平衡的状态。在这种整体平衡的状态下，不同的事物互济互补、相辅相成，由此带来质的改变和提升，进而产生新事物，使事物在整体上获得丰富和发展；它不同于“同”，“同”是简单的相加，只能带来量的增加、单向度的发展，是最终要被摒弃的，会使事物无法发展、延续。《荀子·天论》亦云：“万物各得其和以生。”与此同时，“和”也是事物发展的理想状态和目标。《礼记·中庸》言：“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达到恰当的和谐便能使天地各正其位，使宇宙万物得到繁育、发展。董仲舒亦言：“和者，天地之正也，阴阳之平也，其气最良，物之所生也。诚择其和者，以为大得天下之奉也”（《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可见，在古人的天道观中，“和”被赋予了极高的地位，得到了极大的推崇和赞誉。

在人道观中，“和” 同样倍受古人的赞誉，“贵和”思想内含丰富。《礼记·中庸》云：“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和”是通行于普天之下的根本原则。无论是治国理政，推动社会的发展繁荣，还是修身养性，实现个人的自我完善都应该以“和”为指引。就社会的发展而言，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论语·学而》）。礼的运用和治理，以实现和谐为可贵，为理想状态，这是古圣先王治国之道中最为美妙之处，无论大小事都以之为目标。“和”是社会治理和发展的理想状态。与此同时，“和”也是一种治国方略。荀子在论及富国之道时，提出的要点之一便是“和齐百姓”（《荀子·富国》），对于不同的民众要对其职责和利益进行恰当协调，以和谐共处，形成合力，促成国家的富强。在治国实践中，官员们也强调 “海内合和，万世蒙福，天下幸甚”（《后汉书》卷31《郭杜孔张廉王苏羊贾陆列传第二十一》）。在此，“和”对于治国理政和社会发展而言，既是一种理想状态，也是一种方略方法。就个人的发展而言，子曰：“君子和而不同”（《论语·子路》），真正的君子以“和”为处理各种社会关系的根本原则，对不同的个体，注重协调和包容彼此间的差异，和谐共处而不随便苟同。而对“和”的深切把握和践行，也是个人品德修养的重要目标。“夫德莫大于和”（《春秋繁露·循天之道》），“和”是天地之间最伟大、最可贵的品德。

在古人的视域中，从自然万物的生发绵延到社会国家的发展治理，各方面的协调、和谐始终是发展的理想状态和内在根据，兼具价值目标和手段依据双重属性。“和”体现了中华民族根本的价值取向和精神。以和为贵，“贵和” 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传统发展观的核心要义。协调发展理念把社会的发展与各领域的协调、和谐相联系，以协调、和谐为发展的手段和目标，既体现了我党对协调发展认识的不断深化，也是对传统“贵和”思想的继承与弘扬。当然，其间也存在着创新与超越。传统文化强调“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论语·学而》），和谐、协调需要建立在礼制秩序之上。而传统社会的礼制以 “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荀子·富国》）为要旨，具有浓厚的等级色彩，与社会主义追求和提倡的平等、公正等核心价值观背道而驰。协调发展理念强调协调“不是搞平均主义，而是更注重发展机会公平，更注重资源配置均衡”^[3] ，也即协调是要通过发展机会公平，以确保各方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发展前景，同时在承认差异的基础上实现资源的均衡和公正配置。相较而言，协调发展理念更加注重维护社会的平等与公正，是对传统“贵和”思想的继承与超越。

三.   绿色发展理念：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科学发展与升华

“绿色发展，就其要义来讲，是要解决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3]人与自然是共生的关系，是生命共同体。自然环境的好坏关系着人类生活质量的高低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小。坚持绿色发展理念就是要尊重、保护、顺应自然，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人们营造美好的生活环境，推动国家永续发展。强调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与和谐共生也是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曾在多个场合提及“天人合一”思想，并以之为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2014年4月1日在布鲁日欧洲学院的演讲中，在列举2 000多年前诸子百家探究人与自然关系的真理时，他就提到了“天人合一，道法自然”^[8]等思想。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科学发展与升华。

“天人合一”思想是传统宇宙观的重要内容。虽然古人赋予“天”不同的涵义，如张岱年曾指出“中国古代哲学中所谓天，在不同的哲学家具有不同的涵义。大致说来，所谓天有三种涵义：一指最高主宰，二指广大自然，三指最高原理”^[9]。但强调人与天、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却是“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早在先秦时期，这一思想便已萌芽。老子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德经·第42章》），又“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道德经·第25章》）。从生成序列而言，人与自然都是由道化生而成的，有着共同的本源；从价值序列而言，人与天地自然都是域中之大，具有同等的价值和地位。在此，老子从形而上学层面突出了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庄子则更为明确地提出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 （《庄子·内篇·齐物论》），人与天地万物并生为一。儒家也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如董仲舒云：“以类合之，天人一也”（《春秋繁露·阴阳义》），又“天人之际，合而为一”（《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天与人同类，两者合而为一。迨至宋明时期，“天人合一”思想发展到高峰。张载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儒者则因明致诚，因诚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学而可以成圣，得天而未始遗人”（《正蒙·乾称》）。天人合一是儒者的诚明之境，是成圣之路上应有的觉悟。二程则进一步强调天人一体，他们说“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河南程氏遗书》卷6），又说“人与天地一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11）。

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下，古人强调人应该尊重、顺应并关爱自然，与自然和谐共生。如老子提倡人应该“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道德经·第64章》），遵循自然万物的本性，任其自由生长而不妄加干预。二程则强调“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河南程氏遗书》卷2上），也即要把仁爱之心施展于天地万物之中，对天地万物一视同仁。在此，人对自然万物的关爱被视为德行完善的重要内容，人在道德上对自然万物负有关爱之责。朱熹更是直言道：“天地万物与吾一体，固所以无所不爱” （《朱文公文集》卷42《答胡广仲》） 。在儒家思想中，人对自然的关爱、仁爱也表现为“抚临万物，各因其性而导之。……使万物各得其所”（《朱子语类》卷14《大学一》），顺应自然万物的本性，对其进行引导，使自然万物都能得到恰当的发展、各得其所。

强调和追求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和谐共生是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古代诸子百家共同的主张，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西方文化深受基督教的影响，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更多地强调两者的差异，以及人对自然的支配和利用。在基督教看来，只有人是上帝按照自身的形象创造出来的，是唯一能够获得救赎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存在物。自然则是上帝创造来为人类服务，为人类的利益而存在的。这一观念为西方工业化发展对自然的开发和掠夺提供了合理性的根据，但也带来严峻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问题。绿色发展理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应对我国目前面临的生态环境问题，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谋求民族永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继承与弘扬，更为科学与丰富。传统“天人合一”思想在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性时，忽视甚至抹杀了人与自然的区别，如老子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25章》）。“道”是世界的本源，以“自然”为运行的法则和规律，包括人与天地自然在内的宇宙存在物都应效法和遵循这一法则。在此，人类与自然的运行规律是完全同一的，两者的差异被抹杀。冯友兰在反思中国哲学的弱点时，就曾指出其中一点便是“迄未显著地将个人与宇宙分而为二也”^[10]。绿色发展理念则科学地注意到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它既承认人与自然的主客二分，自然是人类认识和改造的对象，人类需要把握自然规律，借助自然发展生产、创造财富以满足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又强调人与自然的内在统一，两者是生命共同体，人类需要尊重、顺应和保护自然。可见，绿色发展理念是对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科学发展与升华。

四.   开放发展理念：对传统“重交”观念的弘扬与丰富

开放发展理念强调“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必然落后” ^[11]，以开放交流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由之路，以解决发展的内外联动问题为核心，以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曾言：“人类的历史就是在开放中发展的。……只有处于开放交流之中，经常与外界保持经济文化的吐纳关系，才能得到发展，这是历史的规律。” ^[12]对于这一历史规律，古人早有感悟，他们不仅在实践上注重对外的开放和交流，在理论上也主张“重交”，注重不同事物或主体间的交流互动，以对外的交流与开放为事物或主体发展的必要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开放发展理念是对传统“重交”观念的弘扬与丰富。

“交”是传统文化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古人的视域中，“交”首先是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内在根据。如《周易·泰卦·彖传》云：“天地交而万物通也”，又《否卦·彖传》云：“天地不交而万物不通也”，《归妹卦·彖传》亦云：“天地不交而万物不兴”，只有天、地交感互动，才能带来万物的亨通、兴盛。天、地是宇宙万物的承载者，也是两种异质的存在，对于二者而言，只有以开放的胸襟，对外进行交感互动才能实现异质互补，形成新的统一体，进而带来自然万物的亨通与兴盛。不同事物间的交感互动是带来发展与兴盛的内在根据。对此，庄子也有类似的观点，他说道：“至阴肃肃，至阳赫赫；肃肃出乎天，赫赫发乎地；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庄子·外篇·田子方》）。阴阳二气存乎天地之间，两者能通过交感互动而彼此相通、互补，形成和谐的统一体，进而化生万物。司马光亦言：“天地相友，万汇以生；日月相友，群伦以明；风雨相友，草木以荣”（司马光《潜虚》）。自然万物以不同事物间的交感互动为生生不息的内在根据。“交”是通行于宇宙自然的基本原则。

与此同时，“交”也是个人和国家得以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个人而言，“夫交接者，人道之本始，纪纲之大要，名由之成，事由之立”（刘歆《新议》）。对外的交往、交接是人伦纲纪的要旨，也是实现功成名就的必要条件。国家的发展亦有赖于“交”。《左传·隐公六年》云：“亲仁善邻，国之宝也”，与邻国维持亲善、友爱的对外交往关系，是国家发展的法宝。《左传·文公元年》亦云：“凡君即位，卿出并聘，践修旧好，要结外援，好事邻国，以卫社稷”，但凡君主即位，就会派出卿相出使聘问他国，维系好与旧时友邦的关系，同时团结外援，善待邻国，以保卫社稷。在此，积极地开展对外交流与合作被视为维系国家安定的必然要求。又《战国策·卷19·赵策2》云：“安民之本，在于择交。择交而得则民安，择交不得则民终身不得安”，是否选择了恰当的对外交往对象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和民众生活的安定，对外交往是兴国安邦的根本。正基于此，古人提出了比较丰富的国家交往原则和规范。如《礼记·大学》提出“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的原则，强调在对外交往中要以公道正义为上。《庄子》则特别强调对外交往中要诚实、忠信，“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远则必忠之以言”（《庄子·内篇·人间世》）。在实践上，从张骞出使西域到唐朝开放关禁以“使公私往来，道路无壅，賝宝交易，中外匪殊” （《册府元龟》卷504《邦计部》），再到明朝的“海外诸番与中国往来，使臣不绝，商贾便之”（《明太祖实录》卷254《洪武三十年八月丙午》），以及郑和的七下西洋，注重对外的开放与交流也是贯穿于古代中国历史的主线。

合而言之，无论是自然万物的生长繁育，还是个人的安身立命，又抑或是国家的安定发展都离不开“交”。“重交”，注重不同事物或主体间的交流和互动，以对外的交流和开放为事物或主体发展的内在根据、必要条件也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当前，开放发展理念以对外的开放和交流为国家繁荣发展的必然要求，既是对当代世界发展潮流的准确把握，也是对我国对外开放30多年成功经验的延续和传统的当代继承，更是对传统“重交”观念的当代弘扬。当然，其间也有丰富和发展。一是在价值取向上更为完备。传统“重交”观念对于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强调更多立足于国家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开放发展理念强调要坚持互利共赢，在谋求本国发展的同时，以实现各国共同发展，推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促进世界持久和平、普遍繁荣为目标和追求。二是在内容和力度上更全面、更大。传统“重交”观念受封建社会相对落后的物质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及传统农耕文明保守意识的制约，对于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内容和力度的认识是比较有限的，主要以政治、军事、经济等领域为主，在实践上也很大程度上受到君主个人的意志和视域的影响和左右，具有一定的主观性、随意性和局限性。开放发展理念以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为指引，立足于全球化不断深化与发展的背景，强调要不断加强和扩大对外开放与交流的力度与内容，强调要双向开放，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相结合。当代的开放发展理念既有陆海的内外联动，也有东西的双向互动；既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常规领域的开放与交流，也有创新能力、科学技术、环境保护等领域的开放与交流。因此，相较而言，开放发展理念的内涵更为丰富、完备，是对传统“重交”观念的丰富与深化。

五.   共享发展理念：对传统“大同”理想的现代阐释与创新发展

共享发展理念“注重的是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6]，以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为核心要义，主要包括全民共享、全面共享、共享共建、渐进共享四方面内涵。在主体上，全体人民都是共享的主体；在对象上，人民共享的是国家发展带来的全部成果；在实现途径上，共享须通过全民共建达成；在推进进程上，共享是渐进的。追求公平正义，实现全民共享也是传统“大同”理想的核心要义。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 ^[13]，“求大同”是中华文明的精神特质和发展形态之一。共享发展理念是对传统 “大同”理想的现代阐释与创新发展。

在传统文化中，古人对于“大同”有着丰富多样的描述，如《庄子·杂篇·天下》云：“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 “大同”是同类事物具有的共同属性。又《吕氏春秋·有始览·有始》云：“天地万物，一人之身也，此之谓大同。”“大同”是天地万物合而为一的状态。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是孔子从社会理想意义上对其进行的记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已；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已。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在孔子看来，由夏商周三代英明君主当政的社会是大道盛行的盛世。这样的社会，他虽然没有赶上，但史书的记载，让他有所耳闻。而“大同”正是以之为模板构建的理想社会图景。在孔子的描述中，“大同”以“天下为公”为首要和根本特征。所谓“天下为公”，按郑玄注曰：“公犹共也。禅位授圣，不家之” ^[14]，即天下为民众所共有，而非一家、一人之私有。既为全民所共有，其发展带来的益处也应由全民共享，全民也应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因此，“大同”也是一个人人都能从中受益、和谐公正的社会。在这里，人们不论亲疏关系的远近，都能得到他人如亲人般的信任和友爱；不论性别、年龄、身体状况和家庭状况都能得到社会的保障和善待，衣食无忧、各得其所、安居乐业、生活幸福。此外，“大同”也是一个人人克己奉公、各尽所能、共建共治的良序社会。在这里，人们会因为怕资源被浪费而厌恶把财物丢弃的行为，但不会有据为己有的私心；会因为没有为社会效力而自责，但不会为自己谋利。天下共有的属性也使人民能以主人翁的心态参与社会建设，摒弃一己之私，为社会的发展竭尽全力。整个社会也因此风清弊绝，安定祥和。可见，孔子的“大同”是一个全民共有共享共建的社会，也是一个人人各得其所、和谐有序、公平公正的社会。

“大同”理想虽然是孔子出于对上古三代社会状况的憧憬和重构而提出的，但却代表了人们对美好社会的共同向往和追求，因而，它也是历代中国人理想的社会图景和奋斗目标，后人在阐述完美的社会制度时也都以其为重要的思想依据。如东汉张角在发动黄巾起义时，宣扬的便是“天之有道，乐与人共之；地之有德，乐与人同之；中和有财，乐以养人”（《太平经》卷67《六罪十治诀》）的一种财货相通、天下共享的思想。王安石在变法期间极力主张“抑豪强，伸贫弱，使贫富均受其利”（《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32《熙宁五年》）也即是要通过压制豪强，为贫弱者谋利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民众共享社会发展带来的利益。洪秀全在太平天国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中描绘了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人民共同劳动、共享富贵、衣食无忧的理想图景。迨至近代，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传统文化受到西方思潮的严重挑战，但“大同”理想却在此时熠熠生辉，成为萦绕在国人心头的美好愿景。康有为虽然极力倡导君主立宪制，但仍然以“天下为公，无有阶级”，“人人极乐，愿求皆获”（《大同书》）的“大同之世”，也即“太平之世”为社会的最高阶段和最理想状态。孙中山也以大同世界为其革命的最高理想，他说道：“将来世界上总有和平之望，总有大同之一日，此吾人无穷之希望，最伟大之思想。”^[15]

由此可见，追求公平正义、实现全民共享既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从远古到近代再到现代，“大同”理想始终活跃在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始终为中国人不懈追寻。坚持共享发展理念既是解决当前我国发展中存在的共享性不够、受益不均衡等问题以及彰显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对传统“大同”理想的现代阐释与弘扬。相较而言，共享发展理念的内涵要更为丰富、科学，它不仅追求全民共享，而且强调这种共享是全面的、渐进的，既要让民众全面共享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的发展成果，实现全面共享，使全民共享的内容更为丰富、全面；也要顾及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实的国情，坚持渐进共享，通过由低级到高级、由均衡到不均衡的渐进过程实现全民共享，全民共享这一目标也由此更具可实现性和科学性。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建立和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更是为这一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制度和经济保障，强化了其可实现性。由此，共享发展理念也是对传统“大同”理想的创新发展与丰富。

新发展理念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我国发展理论作出的又一次重大创新，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历史时期的又一次传承与发展。新发展理念既立足于新形势下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和挑战，也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文化的沃土；既立意深远，又底蕴深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需要深刻理解新发展理念的传统文化意蕴，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并自觉践行、坚决贯彻，在理论与实践上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