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后期，英国新工党提出了“第三条道路”的社会经济路线，社区能力建设被纳入公共政策中，进入了主流政策议程，随着理论和实践的不断深入，对社区能力建设的讨论也越来越激烈^[4]。社区能力建设与社区发展之间关系密切。Robert^[5]在研究城市社区时提出社区能力建设是人力资本、组织资源和社会资本之间的互动，以此来解决社区问题和改善居民福祉；Gary^[6]总结社区能力建设时指出，通过人力、社会资本的培育和组织建设来提升社区的各项能力，实质上就是实现社区发展的过程。本研究所探讨的国家公园门户社区的能力建设，主要基于资本-行动视角^[7]，即通过社区中各项资本的整合流动，实现社区能力的提升。Mary等^[8]识别了社区内外的各项资本，包括自然、文化、人力、社会、政策、金融和建成资本，并总结了与社区能力的上升和下降有关的要素（见图1）。

图  1  影响社区能力上升和下降的要素

学者们提出了社区能力建设的各项维度：Robert^[5]将社区能力划分为社区基础特征（社区感、社区认同感、解决问题的能力、获取资源的能力）、社区组织的特征（个体、组织和网络3个领域）、功能（沟通、决策、监管等）、策略（领导力、组织力、社区组织、组织间的合作关系）、影响条件（社区安全、社区信任、政治支持）、结果（已经达成的或期望中的结果）；Ronald等^[9]提出了利益相关者参与社区的能力、评估问题的能力、培育社区领袖的能力、组织结构的能力、调动资源的能力、与其他组织和居民建立关系的能力、批判性自省能力、项目战略管理能力及外部机构的角色9个维度；Charles等^[10]将社区能力分为了组织、制度、系统、参与4个维度。我国学者关于社区能力研究始于21世纪初，在总结国内外社区能力的概念、衡量指标等的基础上，进行理论阐述和案例研究。乡村社区能力多与旅游、基层服务等角度结合：黄源协等^[11]从参与力、连接力、组织力、领导力、人资力、财务力、环境力、文化力等维度来研究社区能力；刘江^[12]将社区能力划分为社区参与、社区感、横向与纵向互动、领导力、问题评估能力、资源动员能力6个维度。上述研究表明了学者对社区能力概念不同的理解，他们基本可以分为社区内部问题的解决、社区外部资源的组织和支持两个方面。本文所探讨的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社区，长期以来都依赖祁连山的草场进行农牧业活动，在国家公园的保护政策下，他们既要摆脱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又要寻找新的适合本社区的发展路径。这就需要一方面从社区内部完善自我管理的能力，另一方面从外部寻找支持来实现社区能力的提升。前人对社区能力维度的研究为本文寻找社区能力建设的路径提供了方向，即在内提升社区的领导和管理能力、增加社区居民的参与度、培养更多有技能的人，在外积极寻找外部支持、加强社会联系、调动可利用的社会资源。但以往文献对祁连山国家公园这种牧场较多的国家公园社区研究较少，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要实现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社区的自我发展，除了要充分理解以往学者对社区能力建设的研究外，还要结合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现状，从当地的具体问题出发，有针对性地寻找建设方法。

扎根理论的主要方法是比较，通过资料和资料之间的不断对比，提炼出相互关系以及类别。这是一种从下至上建立实质理论的方法^[13]，其分析过程主要有提出研究问题、资料收集、资料分析、理论建构。扎根理论一般针对典型案例开展研究^[14]。扎根理论有过程性和互动性的特点，通常会通过实地调查和深度访谈收集资料，因此和社区研究相适性很高，在社区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一方面，扎根理论在应用的过程中逐渐变得更加灵活，其数据来源的可靠性和理论抽样的严谨性也在不断完善；另一方面也不断生成本土化的理论模型，反映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社区特色，为我国不同类型的社区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借鉴，如少数民族社区、旅游社区等不同的社区都有较大的差异性，扎根理论自下至上的研究方式对丰富社区的行动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在社区领域中，其数据的来源多为社区居民，因此扎根理论在社区案例中，研究议题集中在社区的治理、公共教育、社区服务、社会福利等与居民密切相关、主观感受比较强烈的议题。针对国家公园或者自然保护地周边的社区，扎根理论研究成果集中在社区参与、居民认知、社区生计、文化认同等方面。朱冬芳等^[2]在梳理国内外国家公园社区的发展历程时发现，旅游活动可以增强国家公园的品牌价值，也可以挖掘当地的文化，培育发展动力。秦添男等^[15]在研究大熊猫国家公园时认为应当增加居民参与设立、决策和管理的通道，实现社区共管，并保护居民利益，同时培养居民参与管理、进行自主就业的知识、观念等，提高参与能力；柴寿升等^[16]在研究旅游社区时提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知主要包含利益感知、公平感知、地方归属感等，这些与发展当地产业（如旅游业）有直接联系；社区生计转型主要针对农牧业占比较为突出的地区，其中利用国家公园发展旅游业是不少学者思考的问题，通过生态旅游、发展特色农牧业等减少与国家公园的冲突。何思源等^[17]在研究武夷山国家公园社区参与时提出，社区参与是进一步推进国家公园体制建设的目标之一，社区与国家公园的共管能够提升保护管理效率，而在社区参与中，居民利益、产业规划、文化保护、土地管理等都是影响较深的方面。通过对文献的梳理，笔者认为，在社区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将国家公园融入当地文化，是保障社区利益、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发展多种产业的需要；社区与外部的互动是必不可少的，社区依托国家公园的条件进行自己的发展和建设，就需要在社区参与、转变生计方式等方面进行努力。

国家公园是我国的新生事物，尤其在西北少数民族地区，国家公园和社区共管共赢的途径需要不断探索。目前应用扎根理论对国家公园门户社区的研究，聚焦于社区能力建设的较少，基于社区个体居民的研究较多，对于社区整体的自我管理和发展的研究较少。本文通过深入访谈和观察，获得更丰富的社区居民的观点、态度和对国家公园以及自然保护的认知水平，运用扎根理论方法归纳总结社区能力建设的影响因素，从而构建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社区能力建设的途径和框架，提出社区能力建设的方法，探讨社区如何通过主动管理和建设融入到国家公园的建设中来。

祁连山国家公园位于青藏高原东北部，横跨甘肃和青海两省，总面积5.02万km²，在青海省境内总面积1.58万km^2[18]。本研究涉及的社区在青海省门源县境内。门源县地处祁连山系东端，总面积6902 km²，人口13.83万人，其中少数民族占51.82%，主要是回、藏、土、蒙古、撒拉族等。门源县农牧业历史悠久，是青海省商品油料基地、青海省最大的油菜籽产出县、全国蜂产品生产重点县、青海省藏区青稞生产基地和青海省最大的青稞产出县^[19]。根据居民日常生活与国家公园的联系、社区的主要产业等因素，本研究确定了门源县的苏吉湾村、东滩村、红牙合村为案例村。苏吉湾村位于祁连山南麓，老虎沟河西岸，可利用草场面积3 200 hm²，耕地150 hm²，是典型的牧业村；东滩村位于岗什卡雪峰脚下，是一个以回族为主，蒙、汉、藏、土5个民族聚居的纯牧业村。红牙合村附近有门源著名的油菜花海，同时是农业和牧业相结合的村庄。这3个村庄都处于祁连山国家公园的入口位置，作为门户社区，在国家公园的保护政策中受影响较大，且以牧业和农业作为主要的经济来源，并有部分居民做旅游接待等活动，在门户社区中比较具有代表性。

本研究采用深度访谈的方法，笔者于2021年7月19—30日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周边的苏吉湾村、东滩村、红牙合村进行入户调查，在受访者中挑选30人进行深度访谈，根据各村当季留在村内的人数多少（部分村民会外出打工或者放牧，不在村内），寻找合适的访谈对象，其中苏吉湾村12人、东滩村6人、红牙合村12人，东滩村的住户比起其他两个村子更为分散，人口也少，所以访谈对象也比苏吉湾村和红牙合村少一些。访谈过程中使用手机录音供转录编码，并做书面记录进行补充（见表1）。先由村委会负责人推荐具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调研，再由这些家庭介绍村中其他家庭，以此来确保受访家庭的分布均匀，避免出现同质化现象，挑选的访谈对象包括村干部、农牧民、旅游业从业者、外出务工人员、学生、家庭主妇。深度访谈以半结构化开放问题进行，主要问题有国家公园的保护政策对传统农牧业的影响、当地的旅游接待情况、对国家公园的态度和认识、自己或者社区在国家公园建设中的角色、国家公园对社区的带动作用、社区的经济情况等。大部分受访者都积极谈论自己对国家公园的看法和态度，多从个人和家庭的角度出发，对于国家公园建设的过程、有哪些政策、有什么意义等问题则不甚了解。本研究使用Nvivo12软件进行编码。

本研究遵循了扎根理论的分析思路，在收集了深度访谈的一手资料后，对数据进行了3个步骤的编码^[20]：①开放式编码，从原始访谈资料中逐字逐句地筛选并识别对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和对社区影响认知的显著描述，形成初始概念，并归纳出范畴，这些范畴都由研究问题来决定；②主轴编码，分析范畴与范畴之间的关系，归纳出其内在的逻辑联系，建立范畴关联；③选择性编码，挖掘核心范畴，将其与其他范畴系统相关联并阐述其关系^[17]。

将原始访谈中有意义的语句和段落贴标签，进行编码，概念化文本，发现概念范畴。通过对访谈文本逐字逐句的编码，得到影响国家公园门户社区能力的38个初始概念，进一步对这些初始概念进行提炼，得到14个范畴（见表2），并根据范畴之间的逻辑关系整理了国家公园社区能力建设影响因素模型（见图2）。

图  2  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能力建设的影响因素模型

在进行社区参与国家公园建设相关因素的研究时，部分学者利用扎根理论将其总结为情景条件（背景/结构等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果条件（直接产生影响的因素）、干预条件（特定情境下产生催化作用的因素）、行动策略（互动之后产生的影响）^[17]。本文在此基础之上针对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现状，总结出了祁连山国家公园社区能力建设的影响因素：①结构因素，是指由于现今社会条件的限制而难以摆脱的影响力，在这里包括土地利用限制、缺乏资金支持和利益冲突；②催化因素，是指在特定的情境下，通过交互方式影响的一些因素，在这里包括政策影响居民生计、生计方式单一、个人技能缺失；③互动因素，是指社区与外部交流或者外部对社区进行干预而直接产生的条件，包括政府扶持、社区参与机制缺乏、国家公园带来机遇、国家公园教育、社会合作与支持；④内生因素是社区自身所具有的一些积极或消极的因素，在这里包括社区领导和管理、社区参与意识、产业多元发展等。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既有社区获得的机遇，也有社区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主轴编码是在开放式编码范畴的基础上，对国家公园社区能力的影响因素进行主范畴的提炼。梳理开放式编码得到的范畴，将各个独立范畴联结在一起，发现和建立范畴之间的潜在逻辑联系。根据不同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对其进行重新归类，共归纳出7个主范畴（见表3），主范畴包含了通过对初始概念的归类，总结出的社区能力建设应当注重的关键问题。

选择性编码是在主范畴的基础上挖掘核心范畴，分析核心范畴与主范畴及其他范畴的联系，描绘整体现象。本文通过比较研究，提炼出“加强社区参与”“组织能力培育”“合作网络”“制度保障”“生计拓展与转型”5个核心范畴。将范式模型揭示的研究问题及其逻辑提炼为“社区能力提升、国家公园和社区共管共赢”，并以范式模型分析核心范畴与其他范畴的对应关系（见表4）。

在前文分析的基础上，笔者构建出国家公园门户社区能力建设的理论模型（见图3）。提升社区能力，建立起社区共管机制，实现社区与国家公园的共管共赢，是国家公园门户社区发展的重要目标，是社区能力建设期望达到的结果。

图  3  国家公园门户社区能力建设的机制模型

社区能力建设是资本-行动的动态过程，关注社区的现存问题、行动途径、互动模式等，并涉及各种资本的流动。依据Mary等^[8]所识别的影响社区能力上升或下降的各项资本（见图1），在本研究中需要聚焦的主要有自然资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策资本和金融资本（见表5）。①自然资本，土地是最重要的自然资本，需要加强对土地的管理和利用；②人力资本，是社区自我治理不可缺少的因素，社区人才可以领导社区居民进行集体治理、做产业带头人等；③社会资本，来自外部的合作能够培育社区的社会资本，通过建立合作机制，整合高校、科研院所以及NGO组织等技术和力量，下沉到社区为社区提供培训和生计转型帮扶^[3]，在吸引投资、引进技术等方面有显著作用；④政策资本，包括针对社区的各项政策，是社区进行活动的保障；⑤金融资本，主要指社区发展所需的资金。

祁连山国家公园的社区共管共治包括自然教育、社区发展、社区参与、信息沟通等。在此过程中，社区居民能够了解、参与国家公园发展的政策制定过程，当地居民的文化传统得以尊重和保留，社区传统的农牧生态智慧得以发挥，国家公园建设与社区利益得以平衡。

加强社区参与是提升社区能力的首要方面，社区能力建设的重要特点就是调动成员广泛参与^[7]，社区参与也是自然资本、政策资本、人力资本等相互流动的结果。让社区实现自我发展，首先要让社区改变作为弱势群体、缺少话语权的现状。在本研究中，社区参与主要涉及到保障社区权益和增加社区参与决策的机会。当前，当地居民与国家公园的建设有着利益冲突（如苏吉湾村村民说：“一个村子损失的草场可能有千亩……野生动物像狼有时候会咬死我们的羊，这种情况保险赔付的也少”）。现行的生态补偿政策主要是输血式补偿，以直接发放资金或实物的形式弥补社区居民因国家公园发展而受的损失^[21]，如退牧还草补贴、生态林补贴等。但是这些补偿相比居民失去的要少得多（如苏吉湾村村民说：“一只羊补偿300元，但是正常卖能有2000元”）。在这种情况下，提升社区能力需要对社区进行造血式补偿，即以促进社区自身发展建设和能力塑造为目的，国家公园管理者通过促进社区就业、教育等社会和文化事业发展，引导和扶持社区参与产业经营与管理等^[22]。近几年当地政府和基层村委也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例如东滩村等4个村成立了合作社，以股份制的模式经营，每年根据经营情况为居民分红，让居民有了更多的收入。同时政府也在祁连山国家公园设立了一些帮扶项目，包括聘用当地居民作为护林员和景区管理员、引导居民经营小商店小摊贩等、投入资金改善居民的住房和厕所，都使居民在国家公园建设进程中获得了权益。

社区参与是自下而上的、发挥社区能动性的过程，它能使（社区）权利主体运用制度化的组织与途径公开表达利益诉求^[23]。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周边的社区，居民普遍具备社区参与意识，对社区的归属感较高，也认同国家公园的建设，这有利于社区团结成员，顺利开展工作；但是另一方面，居民现阶段处于被动参与的状态，只能听从社区主要领导人的指挥，不具备讨论社区发展方向以及发挥自主能力的参与机制，加上当地政策变动使得社区福利不稳定，长此以往将打击居民的参与积极性，不利于社区的自我发展。

社区要培育自己的组织能力，社区能力建设是一个自我发展的过程。因此社区应该发挥自主作用，一方面是要关注社区组织资源，让社区的资本流动起来；另一方面要培育社区的人力资本，即增加居民的个人能力，这是社区能力建设中社区的内生力量。社区居民要组织起来，积极与各级政府和社会人士互动，并用他们的知识和能力，挖掘区内部及周边潜在的资源，以支持和促进社区发展^[24]。要充分发挥社区中的产业能手的带动作用，积极利用人才优势。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周边的社区，居民的生计拓展和转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开始做旅游接待的人家会带动其他居民参与进来，并且随着参与人数的增加，社区领导人和产业带头人会带领居民进行统一的价格制定和垃圾处理规则等（如东滩村村民说：“我们不会一户一个价格，都是一起商量的统一价格，垃圾也会运到村里指定的地方”）。在这个过程中居民的个人能力也能得到提升，这些都是社区自我治理的过程。组织能力培育还包括增加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同感，让居民理解国家公园建设和发展的重大意义，才能更好地融入国家公园建设中，同时寻找社区发展机遇，让国家公园为社区带来正面影响。

政策对于社区的影响是巨大的，它包括了社区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关系到社区权益的实现。要想全面提升社区的主体地位，社区就要实现以产业发展促进生计转型，个人、家庭、社区组织在产业转型发展规划、执行、监督、评估与改进过程中应具有充分的发言权，在保护管理中成为平等的合作伙伴，都需要配套制度。祁连山国家公园周边有大片牧区，居住在周边的社区很多都是牧业村，生计方式单一。但是部分居民利用国家公园的优势和当地的支持，积极发展旅游接待、制作销售特色食品等，实现了生计的拓展，并逐渐实现转型。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社区实现生计多样化主要有产业持续生态化和产业持续替代两种策略^[25]。产业持续生态化基于国家公园的保护政策和可持续发展理念，以防止过载，建设生态牧场，居民普遍表示草场质量在逐渐变好，退化现象也在减少（如红牙合村村民说：“现在草场质量比以前好了，以前有的草场都秃了”）；产业持续替代在于依托国家公园发展旅游业及提供其他工作岗位，社区可以进行旅游接待，包括餐饮、住宿、客运等。

合作网络通过外部联系给予社区技术和资金等支持，促进社区能力建设。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社区要想改变传统的资源利用方式，减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充分整合利用外部资源是必要的途径。现阶段社区来自于外部的支持主要有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两部分，他们都为社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拓宽居民生计渠道做出了努力。一方面，来自外部的支持和引导为社区居民带来了增加收入的新思路（如东滩村村民说：“组织（例如富群社会服务中心）里的人会教我们怎么开始做农家乐、接待客人，还会送我们一些常用品”），能让居民在留家放牧（或养殖）和外出打工之外有更多的选择；另一方面，依托国家公园发展的其他产业能让居民更加意识到国家公园带来的福祉，增强居民对国家公园的认同感，有利于国家公园和社区的协调发展。例如，在苏吉湾村，依托国家公园发展的餐饮、接待服务增加了居民收入，也使该村村民拥护国家公园的建设，配合政府的保护政策，自发进行捡垃圾等环保活动，而在当地的其他村村民甚至有的人不知道“祁连山国家公园”的概念。在增加外部合作网络时，社会组织在社区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它们能够培育社会资本，促进信任和合作，同时也能够提供多样化的产品和服务，提升社区福利水平。社区应借助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力量，为社区居民搭建多元销售平台，使当地产品能够得到更广泛的销路。

社区的生计拓展与转型是社区能力建设中的重要过程，既是国家公园发展对社区的要求，也是社区自我提升的迫切希望。目前祁连山国家公园的门户社区以农牧业和外出打工为主，生计方式单一，社区需要充分利用外部资源，在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策资本之外，还要关注当地的文化资本与自然资本，结合社区的自身特点，发展出当地特色产业和特色产品，减轻对农牧业经济的依赖性，改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多元化发展，拓宽生计渠道。祁连山脚下的门源县有着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油菜花田、雪峰景观独特，每年6—8月为旅游旺季，现今祁连山国家公园部分门户社区的居民自发开展了旅游接待业务（如红牙合村村民说：“我们村跟油菜花田比较接近，每年夏天来这边拍照的人很多，这个时候生意最好”）。以此为基础，当地可以发展生态产业市场，筹建国家公园生态品牌，联合相关行业协会、企业和公益组织推动社区生态产品的品牌宣传推广，通过发展生态旅游带动社区居民在餐饮、住宿等行业就业，为居民提供多样的生计渠道^[26]。

基于国家公园社区能力的建设机制模型分析，笔者建议祁连山国家公园门户社区应从以下几个方面提升社区能力建设。

1）制定科学的政策，并具有一定的稳定周期。在访谈过程中，3个村的居民都谈到了政策易变、传达不通畅，说明政策不稳是当地社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政府部门在政策制定过程中，要与社区层面进行积极有效的沟通，加强社区发展政策和信息动向的传达，及时了解社区居民对发展政策的意见反馈，确保信息渠道畅通^[27]。3个村子由于涉及到广大的牧区，有部分居民居住较为分散，同时受文化水平的限制，在信息传达和反馈方面存在一定困难，因此应加强对社区层面的管理，政府部门定期向社区调查政策实施情况，及时了解政策的合理性和不足之处，以便改进。进一步提高政策执行力度，增强社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感。同时制定发展多元产业方面的政策，为引导居民拓宽生计渠道做好政策保障。

2）创新管理机制，提高社区参与和决策的能力，增强社区居民的获益感。截至2022年，青海省在祁连山国家公园附近已有20个国家公园共管村庄，在社区发展过程中，根据社区居民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坚持“分层次管理”理念，确保社区居民获益。地方政府要加大对社区居民参与的政策支持和优惠力度，形成完善的管理体系。当地政府、社区、旅游管理部门，可以成立社区共管委员会，鼓励社区、企业等相关利益群体参与生态旅游、社区开发、资源保护工作，实现国家公园和社区共同发展^[28]。在当地，“村两委”的管理模式是在国家公园管理机制上的创新，以村委会、村党支部为依托，建立举报监督制度，发动群众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实施监督，建立巡护队，带动居民参与国家公园的保护和建设，同时在政府部门的帮助下，发展民宿等产业。苏吉湾村、东滩村、红牙合村等作为门户社区，具备共管条件，可以加入国家公园共管村庄，提高社区参与的机会。

3）加强对个人技能的培训，提升个人能力。对社区居民来说，技能培训是急需提高的方面，尤其是信息获取途径、产业经营方式等，都是当地居民不具备的。注重对居民个人技能的培训，对加强社区管理效率、引导居民向多元产业拓展生计方式有着重要作用。目前3个村的居民，尤其是做旅游接待与售卖农牧产品的居民普遍表达了对技能培训与产业规范化经营相关知识的需求。政府可以开展相关培训活动，或者引导、引入企业或社会组织为村民进行培训。

4）对土地进行科学管理，主要是对草场的管理。使用农药虽然会杀死害虫，但是会对土壤造成污染，长此以往影响草场质量，对以草为生的野生动物造成伤害。苏吉湾村、东滩村都是以放牧为主要经济来源的牧业村，草场的质量关乎社区的可持续性收入，林草部门和国家公园管理部门要加强对居民的引导，减少农药的使用，指导居民合理地利用草场，制定合理的载畜量和管理方式等。

5）重视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培育社会资本。目前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周边社区活跃着部分NGO组织，引导居民做旅游接待等工作，并积极为社区与政府进行沟通，为社区发展寻找路径。社会组织能够加强当地与外界的联系，并给当地居民带来一定的技术支持，帮助其在旅游、新型农业、特色农产品加工等方面进行新的探索，以此增加收入来源。一方面，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例如将社区产业治理等管理类项目、技能培训项目等寻找社会组织外包；另一方面，社区自身也应积极通过网络等形式联系各类社会组织，进行社会资本的流通。

本文以祁连山国家公园为例，运用扎根理论，探索了社区能力建设的影响因素和途径，研究表明，加强社区参与、组织能力培育、制度保障、合作网络、生计拓展与转型这5个主范畴对能力建设存在显著影响，也是社区能力提升的主要方向。本研究所调研的3个村庄中有两个是地广人稀的牧业村，另外一个是产业结构单一、同质化比较高的农牧结合村，因此所选择的样本数量较少，可能会对研究结果造成一定影响，是本文的局限所在。未来可根据本研究所阐释的路径继续提出相关研究假设，进一步修正和完善国家公园社区能力建设影响因素与机制模型，完善社区能力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