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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分析

柳映潇, 林震

柳映潇, 林震.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2): 36-43.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2061
引用本文: 柳映潇, 林震.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分析[J]. 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3, 22(2): 36-43.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2061
Liu Yingxiao, Lin Zhen.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3, 22(2): 36-43.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2061
Citation: Liu Yingxiao, Lin Zhen.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J]. Journal of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2023, 22(2): 36-43. DOI: 10.13931/j.cnki.bjfuss.2022061

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测度分析

基金项目: 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坚持和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研究”(20LLZZA015)、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专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2022JZDZ006)
详细信息
    作者简介:

    柳映潇,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绿色发展。Email:361179647@qq.com 地址:100083北京林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责任作者:

    林震,博士,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生态文明、绿色治理。Email:linzhen66@sina.com 地址:100083北京林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Construction an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 摘要: 农业绿色发展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根本要求。加强对农业绿色发展的研究并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农业绿色发展取得实质性进展具有重要意义。运用扎根理论对2015—2021年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国家级政策文本进行编码,概括出农业绿色发展所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实现手段、发展目标,以界定农业绿色发展内涵。进一步提炼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农业绿色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对2016—2020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进行测度分析。研究发现:2016—2020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的平均水平不高,2018—2020年发展较快,达到良好水平。产业融合发展、农业技术研发、耕地资源与生物多样性保护是未来农业绿色发展的重要关注点。
    Abstract: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is a fundamental requirement for transforming th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mode and promoting high-quality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t is important to strengthen the research on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and construct a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to achieve substantial progress in green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e. This paper applies the grounded theory to code the national-level policy texts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during 2015−2021, and outlines the realistic problems, practical means, and development goals to be addressed by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define the connotation of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t further refines a universally applicable index system for evaluation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and measurement analysis of China's agricultural green development index from 2016 to 2020.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average level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from 2016 to 2020 is not high, and the rapid development during 2018-2020 has reached a good level. In the future, industrial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s and biodiversity protection are important concerns of green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 从语义上看,“生态”一词由希腊语“oikos”演化而来,主要指生物在一定自然环境下生存和发展的状态、生活习性及生理特性,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的总体表征。关于“生态批判”,学界目前对其本质特征、核心问题、外延拓展等仍存在争论,但就其基本内涵而言,“生态批判”是社会理论家立足于社会中现实存在的环境和生态问题,结合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对破坏生态环境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以及相关事务进行批判和否定,并且寻找生态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1]6。显然,生态批判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息息相关,从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来看,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本质上是对资本逻辑引发的生态危机的批判,是以资本主义为主体、以生态问题为对象、以批判为论证方式的理论体系,其外延还包括对与生态问题存在关联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制度、消费模式等的批判和反思。马克思主义致力于揭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指导实践、改变世界,历史性、实践性、批判性是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鲜明特征。作为对资本主义总体性批判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以“一种有意义的——尽管大都是含蓄的——方式包含了足够的生态学观点”[2]91,为深刻认识生态危机的本质提供了新视角。

    理论是时代的声音,是对现实问题的回应。随着生态危机愈发成为跨越国家、民族和地区的“显问题”,关于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研究不断深化。20世纪以来,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理性和消费主义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生态危机理论。20世纪七八十年代,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兴起,本·阿格尔在其著作《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首次把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以“走向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为论点批判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本质和异化消费引发的生态危机[3]486。20世纪末,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逐渐增多,安德烈·高兹以生态政治学为切入点,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导致的经济理性与生态理性的冲突,提出了“少而好”的生态理性观[4]52。詹姆斯·奥康纳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认为资本的自我扩张逻辑是反生态、反城市规划与反社会的[5]394。此后,保罗·伯格特的《马克思和自然:红绿视角》、约翰·贝米拉·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戴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等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的深入发展。近年来,国内学者对生态批判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一方面围绕詹姆斯·奥康纳、约翰·贝米拉·福斯特、威廉·莱斯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观点进行探讨,另一方面聚焦生态中心主义、生态帝国主义、技术生态批判等现象进行剖析,但也存在着在研究当代理论和现象时对其理论根源关注不够的问题。因此,从马恩经典理论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何以出场、有何推进,有助于厘清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理论逻辑,进而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切近真正可为的现实进路。

    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年代,资产阶级打破了以往社会形态下人与人的依赖关系,使社会关系表征为人对物的依赖,但也加剧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在追求无限利润的核心目标驱动下,资产阶级利用原始积累、工业革命等对大自然进行变本加厉的压迫,获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却忽视了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通过对资本主义追逐无限增殖的丑陋本性及其所导致的人与自然遭遇双重异化弊病的批判,使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得以揭露。就其内涵而言,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是基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存在的、一些固有的、不可调和的、与生态环境保护相矛盾的因素和特征,如过度开发和消耗自然资源、严重的环境污染和破坏、资本积累优先于环境保护、短期利益导向等。这一本性既表现在资本主义农业生产、工业生产中,又反映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之中,并在科学技术的普遍应用中愈发凸显。

    “资本的合乎目的的活动只能是发财致富”[6]226,实现这一目的必先要积累起大量货币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形成以资本原始积累为前提和起点。在资本的积累和形成时期,资本家就将自然资源当作是自有财富,开始了对自然界掠夺式的开发滥用,导致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资本原始积累的反生态性鲜明地体现在对农民土地的无情剥夺和对土壤肥力的破坏上。为迅速积累资本、扩大资本主义生产,英国资本家率先开启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大批农民从其开垦的土地中被迫迁移,不再是劳动工具的所有者,进而加速了“劳动者把土地当作生产的自然条件的那种关系的解体”和“劳动者是工具所有者的那种关系的解体”[6]498,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正是以这两种关系发生解体的历史过程为前提的。从最初的“羊吃人”运动得来的牧羊场到猎鹿的狩猎场,资本家在利益驱使下,并没有把荒地变成耕地,而是把土地这一自然资源视为其积累资本和榨取利润的工具,理所当然地将农民赶走,造成了整片整片土地的荒芜。此外,资本主义为了提高农业生产能力,进一步加剧了土地的侵占和滥用,即对必要的农业土地大量施用化肥,极大破坏了土壤的自然结构,阻碍了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必然“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7]579。人为造成的土地荒芜和过度使用化肥破坏了农业生产的自然条件,表征着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有着明显的反生态基因。

    资本的原始积累为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支持。伴随大工业时代的到来,资本主义开始了对大自然新一轮的奴役和压迫。大规模的工业化生产在创造巨大生产力的同时,更带来了空前严重的环境污染——工业用煤制造的“文明的毒气”、工业废水汇聚的“文明的阴沟”、贫民区脏乱恶臭的居住环境……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界不再是“自为的力量”,而成了资本实现增殖的真正“有用物”[8]90。资本逐利的天性和资本家贪得无厌的阶级本性,决定了资本家在进行生产时只关心经济效益,对其生产行为所造成的环境恶果则置若罔闻。显然,资本主义工业化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这一生产方式的存在必将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迅猛发展,资本对生态的破坏愈发严重,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在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本性科学认识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资本遵循“经济理性”而非“生态理性”的逻辑,并通过分析资本增殖机制和运行原则,阐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破坏性。乔尔·科威尔则明确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注定无法真正解决生态危机,在资本“不增长就灭亡”的进步强制原则下,“要么资本灭亡,要么世界灭亡”[9]40,继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生产反生态本性的批判。

    人与自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指出,“自然界,就它自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10]161。唯物史观认为,人本身就是一种自然存在物,人的生命源于自然,人类生存发展所需的生产资料以及生活资料都取之于自然界,人类通过自身的劳动实践影响和改造着自然界,人类美好生活的实现亦有赖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自然界成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无偿奉献者”,而无尽的自然资源需要人力来开发和生产,于是,资本在无偿占有自然资源的同时必然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异化劳动的出现使得人同自然界相异化,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疏离。

    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下,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直接导致了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劳动对工人来说是外在的东西”[10]159,工人只是为了生存而劳动,这种强制性劳动摧残了工人意志,束缚了工人自由,他们承受着肉体和精神的双重痛苦和压迫,逐渐沦为资本增殖的利器。这种分离使得工人劳动在资本生产过程中呈现出异化状态,他们不仅对自然条件的限制漠不关心,而且与其在生产过程中所需的机器、工具等生产资料之间存在着对立关系。从劳动结果来看,这种分离促使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相异化,工人越是将自己的时间与劳动倾注到生产中去,生产的对象越多,“越受自己的产品即资本的统治”[10]157。他们夜以继日地工作却只获得了维持最基本生活需要的微薄工资,成为除自身劳动力以外空无所有的雇佣劳动大军,由此,作为劳动者的工人受到了异己力量——他们自己生产的劳动产品的支配和摧残,这种异化也淡化了他们对自然界的归属感。因此,作为资本生产的前提,劳动者与劳动资料的分离,是资本能够成功实现对人与自然进行双重盘剥的社会根源,它打破了人与自然之间物质能量的正常循环,切断了人与自然界这一“无机的身体”的天然联系。随着生态危机的加剧,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从生产领域扩展到消费领域,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分析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批判了资本主义反生态本性造成的人与自然界物质变换关系的断裂,适时地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态批判观。例如,威廉·莱斯在立足马克思人的解放思想的基础上,深刻指出人的异化与自然异化具有密切联系,进而提出了人与自然双重解放的道路[11]168

    “增殖自身,创造剩余价值”[7]269是资本的特殊属性和天然使命,资本主义的生成发展围绕着资本的一系列运动展开,形成了资本逻辑。生产是资本运动的基础和起点,如若没有科学技术的加持,高效率生产就不可能实现,资本主义推动下的社会化大生产就是以技术的不断进步为基础的。科学的发展促进了技术的进步,马克思认为,技术只是人与自然之间发生作用的介质,并不是支配和统治人与自然的力量,故技术本身并不具有制度属性和特殊性能。从一般意义上看,技术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技术发展有助于生态环境问题的解决。例如,技术进步是提高生产资料利用效率的有效手段,先进的技术能够使更少的原料生产出更高质量的产品,达到物尽其用、节约资源的效果;技术的使用还可以提高废物利用率,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工农业废料、生活废料、排泄物持续增多,马克思指出,要借助技术手段,“使那些在原有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态”[12]115。可见,马克思主义并不否定技术本身,它批判的只是资本主义生产中技术的不合理应用及其带来的生态恶果。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技术的使用与生态环境的恶化产生了必然联系。马克思认为,“因为机器本身是人对自然力的胜利,而它的资本主义应用使人受自然力奴役”[7]508。诚然,在资本主义社会,机器不是用来减轻工人的劳动量,而是用来增加劳动强度,生产更多商品,进而限制工人的能力并操控工人。技术在资本主义社会成为剥削劳动者和自然界的重要手段。马克思指出,资本通过将技术应用于生产,增加工人的剩余劳动时间,以攫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此时,技术作为资本的力量是剥削劳动力的手段,它与劳动工人是对立的。技术进步带来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它唤醒了人们改善生活质量的美好愿望,但也激发了资本家“控制自然”“征服自然”的强烈欲望,他们开始对自然进行疯狂掠夺,造成了大片森林的毁灭、生物物种的锐减、自然资源的短缺等,资本主义反生态性由此直接地、鲜明地、彻底地体现出来。对此,恩格斯发出了“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13]559的警告,因为每一次胜利都将受到自然界对人类的“报复”,这一论述也为历史和实践所证明。可见,以技术革新为条件的资本主义生产活动,违背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客观规律,这种“不以伟大的自然规律为依据的人类计划”[14]251,久而久之必将破坏生态系统。随着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技术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得以普遍应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技术异化问题,认为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以服从和服务于资本追逐利润和非理性贪欲为目的,故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现代性价值观决定了技术使用不会遵循生态规律,从而进一步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不仅仅局限于评述生态环境的恶化和劳动工人的痛苦现状,而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生产方式进行深刻剖析的基础上,将生态层面与社会层面相结合来挞伐资本主义。批判是马克思恩格斯探讨生态问题的基本方式,他们将资本批判作为生态批判的论域和线索,以生态批判强化资本批判的深度和广度,进而揭露了资本增殖本性导致的生态环境遭受严重摧残、人与自然关系遭遇双重异化的困境,这使得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生态批判彰显了鲜明的政治底色。因此,资本主义制度只要存在,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就不会根除,人类生存发展亦将面临严峻挑战。

    相较于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历史时期,随着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和经济全球化浪潮的出现,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世界各国联系愈发紧密,这就客观推动了资本主义在更大范围内谋取更多的利润,资本主义在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在深度和广度上加剧了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全球化的时代趋势在加强世界各国经济和政治联系的同时,加速了生态环境问题的国际传播,全球气候变暖加剧、极端天气事件增多、海洋污染严重等全球性生态问题日益显现,生态危机成为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生态危机的出现直接或间接地制约了经济健康发展,酸雨和空气污染等对人体健康造成损害。对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开始意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节能环保的新能源技术也应运而生,他们为缓解生态危机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全球生态问题仍然严峻。基于此,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立足时代环境的变化,致力于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理论进行重新阐释和理论创新,进而对当代生态危机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自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来,全球生态环境每况愈下,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受到了严重威胁,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亦面临着生态问题的严峻考验。为了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保持资本的发展与增殖,西方国家迫切需要一副解除生态危机的良药。因此,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不仅采取了常规的经济和政治手段,如利用科技减少生产加速所带来的资源消耗、鼓励和支持环保技术的研发和推广、加强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制定和执行等以应对生态问题,更通过矛盾转移的手段,对外进行资本输出和资源掠夺,企图将生态危机转移到发展中国家。资本主义国家“以非常低廉的价格,把污染物运往第三世界,把那里当成了有毒废料的垃圾场”[15]67,在获取廉价劳动力的同时,“精明”地转移了由资本主义社会加速发展所造成的诸多生态问题。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讲,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对外的资源扩张策略带来了某些其他国家或地区经济的暂时繁荣,但是在其伪善的面具背后,隐藏着吞噬资源的本真面貌。诚然,社会主义国家也存在突出的环境问题,除资本主义国家转嫁污染的因素外,根本上仍是由于发展经济造成的,一些后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进程、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亦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面临着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关系的问题。但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等有助于其从更公平和长远的角度处理生态问题。

    资本逻辑镶嵌着逐利的内核,在资本家眼中,无止境地获取无限的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的第一要务。进入21世纪后,受多种社会因素和复杂世界局势的影响,资本主义国家在生产关系、社会结构、政策机制等方面发生了一些新变化,在生态问题上相继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但从资本增殖的本性来看,当代资本主义国家应对生态问题之举仍是以其自身利益为出发点,无法从根本上阻止生态危机的不断升级。如在全球气候问题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碳市场和碳技术为气候治理的主要对策,形成了气候资本主义和气候帝国主义,但其仍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目的,存在严重的社会治理失效问题,不可能成为气候治理的根本之策[16]118。因此,尽管当代资本主义国家进行了政策调整,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没有变,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仍然存在,生态资源的有限性无法持续满足资本扩张欲望的无限性的矛盾愈发凸显。在资本主义制度框架下,生态环境治理往往局限于利润最大化原则,治理措施的力度和范围可能不足,或在实施中与企业利益相冲突。例如,一些企业可能会寻求成本较低的,而不是最有效或最环保的治理方案,市场机制在处理一些“公共品”性质的生态问题时存在失灵的风险。由此可见,资本主义国家采取多种生态治理手段,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生态环境问题,但其改善生态环境、应对生态危机的目的,在实质上仍是获取更多利润和巩固自身统治。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与自然有着不可分割的整体性,人类通过实践与自然界发生联系,二者在相互作用中不断演进。正视当代资本主义表现出的一系列新变化及层出不穷的生态环境问题,对科学应对当代生态危机具有重要意义。当代西方学者也对其进行了批判性的反思,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则从理论与实践上进行回应和反击,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展开了多元的生态批判,探索化解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在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中,生态危机理论是尤为重要和富有深度的理论,其主要内容包括剖析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探索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两个方面。

    一是生态危机根源分析方面的话语推展。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将生态危机主要归结为思想观念与社会制度两个方面。从思想观念层面看,威廉·莱斯认为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控制自然”观念[11]103。在“控制自然”观念的驱使下,人们凌驾于自然之上,对自然毫无敬畏之心,肆无忌惮地占有与掠夺自然资源,大自然也将对人类发难以作回应。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控制自然”观念还导致了人与人之间冲突的加强,“人们一直信奉的‘控制自然’意识形态只是资本编造的谎言”,“资本的真正意图在于实现对人的支配与剥削”[17]9,“控制自然”观念已然成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本·阿格尔则认为异化的消费观是导致生态危机产生的直接原因,指出“危机的趋势已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3]486。阿格尔通过分析“期望破灭了的辩证法”指出,人们通过购物与消费来宣泄对劳动中糟糕境遇的不满,将消费看作是追求幸福的方式,从而导致市场的虚假繁荣景象[3]490。这就导致资本主义生产规模的盲目性扩大,有限的自然资源难以满足资本的无限扩张,导致生态危机。除思想观念因素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制度因素也是生态危机的成因。如詹姆斯·奥康纳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提出了资本主义双重矛盾作用导致的“双重危机”理论。奥康纳将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归纳为两重:第一重为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第二重为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体系之间的矛盾,这两重矛盾从需求和成本方面对资本主义构成了冲击[18]107。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主义强劲的生产节奏受到生态系统资源有限且恢复缓慢的制约,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必然促使资本家想尽一切办法获取生产所需的自然资源,从而导致生产不足的经济危机与生态危机发生。

    二是生态危机化解方案方面的话语推展。依据对生态危机产生根源的剖析,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要从变革价值观念、变革社会制度出发探索了化解生态危机的方案。例如,威廉·莱斯提出变革“控制自然”观念,认为控制自然的“主旨在于伦理的或道德的发展,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革新”[11]168,进而倡导将运用科技手段满足人们对无限财富的欲望的观念,转变为将人的欲望的非理性和破坏性方面置于控制之下。安德烈·高兹认为,改善生态环境需要超越经济理性、重建生态理性,这就需要构建摧毁资本主义社会的先进社会主义,“使用非经济目的的手段将经济理性置于次要位置,资本主义便会被超越”[4]113。詹姆斯·奥康纳提出,资本主义社会只会加剧生态破坏,莫此为甚。为此,他主张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实行“分配性正义”原则,以需求为导向进行生产,并呼吁绿色主义者大力推动生态运动发展,使之成为“既是全球性地又是地方性地思考和行动”[5]476。约翰·贝米拉·福斯特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运用“技术魔杖”来消解生态危机是徒劳的,“如果想要拯救地球,就必须摈弃这种鼓吹个性贪婪的经济学和以此构筑的社会秩序,转而构建具有更广泛价值的新的社会体制”[19]52。福斯特主张变革资本主义制度,推动社会主义社会与生态建设协调发展,强调以人为本,反对政府与资本的过度合作,这一构想以发展社会主义生态建设为导向,为解决当代全球生态问题提供了一定启示。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既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批判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又顺应了当代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新变化,进一步推动了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批判观的发展。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奠基的理论,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话语有着自身的特色,并与一般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存在一定区别。在批判立场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批判立足于人类整体利益,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态价值观的不合理性,旨在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而一般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往往是出于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需要,故更多地表现为局部的批判。在批判深度上,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批判的核心观点,即将批判深入到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并进一步剖析了生态危机的根源;而一般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则更多停留在现象层面上,或对某些具体问题提出一些方案。在目标指向上,一些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明确将生态批判的最终目标指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超越和建立新的社会形态;而一般的资本主义生态批判旨在改良资本主义的某些做法,而非彻底变革制度。

    在实践层面,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继承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精神,深入剖析了生态危机与社会危机的关系,对解决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问题提出了有借鉴性意义的构想。全球化时代推动了生态危机的蔓延,资本的增殖逻辑、积累逻辑和竞争逻辑又加剧了资本主义国家对自然资源的掠夺,导致资本无限扩张的生产方式与自然生态系统有限承载力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仍处于不和谐状态。出于平衡内部利益与矛盾的需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得不重视生态问题,他们一方面在国内推行了“绿色新政”战略,另一方面在国际上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主导着全球生态环境治理的方案制定和集体行动。基于资本主义生态政策的调整,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在依托马克思主义这一强大思想武器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反对资本逻辑,主张从根本上解决生态危机的关键在于实现资本主义文化价值观和社会制度的转变。由于他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等进行了批判性揭示,其中的一些论断特别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建设先进社会主义的构想,为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探索社会主义生态建设路径提供了思路。

    近年来,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恐怖主义、网络安全、重大传染性疾病、气候变化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持续蔓延,全球生态危机作为“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大表现,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就两者关系而言,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某些因素会加深全球生态危机,如全球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政策削弱了全球治理体系的效度。另一方面,全球生态危机的蔓延又会影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剧世界的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如气候变化导致的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不仅威胁着人类生存,还会引发粮食短缺、人口迁移、疾病传播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大变局带来大挑战,亦会带来新机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使得人类命运的休戚与共前所未有,整个世界形成了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的命运共同体,面对共同的生态危机,国际社会合作意愿增强,这就为破解生态危机提供了可能。诚然,破解全球生态危机任重道远,我们仍需牢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批判思想的核心要义,合理吸收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精华,在时代变革中不断探寻其现实可为的进路。

    从世界历史的大视野来看,“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主义所指明的历史时代”[20]66。这一时代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大时代,即从“两个决不会”理论逻辑和当代资本主义的现实状况来看,立即消灭资本主义制度、改变资本主义本性是不可能的。但“两个必然”必然会在未来实现,当下亦不能因生态危机不能彻底解决而置之不理、不去解决,而是应充分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和观点,为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寻求一些切实可为的路径。因此,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和全球生态危机是有效应对危机的必然前提。近年来,全球生态形势愈发严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再次进入大家的视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自产生以来,虽然一直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生态负效应,但实践效能却不强,其中尤为关键的一点在于其未能把握好马克思主义的精髓。

    坚定马克思主义立场,一是以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把握全球生态危机的本质。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揭露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预见了“两个必然”的历史趋势,倡导要合乎自然规律地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生态危机已从资本主义社会迅速扩展到世界各地,形成了全球性生态危机。但从根源上看,虽然当今社会人与自然的矛盾愈发突出,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没有变,资本主义私有制也不会变,生态危机仍是由资本主义逐利和扩张本性引起的。诚然,资本主义必然为共产主义所替代,但关于这一结论,“马克思完全是从现代社会的经济的运动规律得出的”[21]74,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仍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原则,方可在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中透视当代生态危机背后所蕴含的资本主义本质。二是以唯物辩证的态度正确对待资本主义,为全球生态危机拓展出路。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一味地批判资本逻辑,却不能辩证地对待资本,忽略了资本自在地推动社会发展的进步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7]22,资本的出现诚然带来了异化、剥削和痛苦,但亦推动了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世界历史的形成演进。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待资本理应持辩证的态度,既要限制资本又要利用并超越资本,以期逐步化解生态危机。

    发展绿色生态科技、彰显科技的生态价值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技术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实践的理论,马克思曾强调,“光是思想力求成为现实是不够的,现实本身应当力求趋向思想”[10]13,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人与自然的关系设定在特定的社会实践背景下探讨和剖析,为最终解决生态问题指明了方向[22]26。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见证了人类生产实践的深入,科技作为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王牌”之一,对防止自然环境恶化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充分发挥科技的生态价值,一是要用生态价值观引领科技发展,强化科技创新对生态保护的积极作用。这就要求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价值观为指引,使科学技术在自然环境保护与污染防治等方面行之有效,如利用汽车机内净化技术、锅炉低氮燃烧技术、水质自动监测技术等推动重要领域有效治污,利用先进采样、数据传输、分析及预测预报等技术完善环境及污染源监测体系。二是要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运用科学技术,规避技术异化问题。由于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与资本主义斗争的具体手段以及未来社会的建设策略的描述都很模糊,并未彰显出鲜明的人民立场,故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本质上还是一个关于在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下的确定的、积极的和建设性的分析,最终也必定是一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绿色乌托邦’”[23]220。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科技不断革新仅仅是资本实现无限增殖的加速剂,科技成为吞噬并破坏自然的、资本家操控下的“无情恶魔”,工人阶级在厂房里被机器与资本奴役,生存环境苦不堪言。因此,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生态危机要始终坚持人的主体地位,始终坚持科技创新以人民利益为中心,避免科技发展给生态环境带来的消极影响。

    提高生态风险意识,防范生态帝国主义入侵是应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内在要求。近年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范围内毫无掩饰地表现出生态帝国主义行径,不仅凭借其优势国际地位掠夺其他国家或地区的自然资源,转嫁环境污染,还在思想上向其他国家或地区灌输了经济与生态必须舍弃其一的人类中心思想,生态危机向全世界蔓延,并有愈演愈烈之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全球治理体系的不适应、不对称前所未有,虽然中国在全球生态保护方面展现出负责任的大国担当,但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仍有待发展和完善,其根本的阻挠因素仍是具有反生态本性的资本主义体制,而批判资本主义不可持续发展的政治经济及其对人与自然造成的危害是马克思整个思想的核心[24]4。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环境中,增强国际交流、积极吸引外资是发展中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但也会给生态帝国主义入侵制造可乘之机,因此,不断提高生态风险意识、完善生态安全制度体系显得尤为必要。一是要制定完备的国家安全战略和生态防护措施,推动跨国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机制和标准的制定。如为防范和化解难以预见的生态风险,我国在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指导下,深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不断完善生态风险防控和预警机制,进而从制度层面防范生态帝国主义入侵。二是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处理好批判资本与鉴纳资本的关系、利用资本和规制资本的关系、驾驭资本与超越资本的关系[25]92。既要善于发挥资本优势发展绿色产业,又要加强生态环境科学研究,深入了解生态系统的运行机制和风险因素,决不能以牺牲国家和民族长远的生存与发展为代价谋求短期局部的利益。

    加强全球生态治理合作,构建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和破解全球生态危机的战略保障。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共同根基,保护全人类共同生存的地球有赖于世界各国的共同参与。中国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过程中明确提出了绿色发展理念,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和碳中和,既改善了国内生态环境,又为全球生态治理做出了积极贡献。但鉴于全球生态问题的普遍性复杂性,单靠某一国家或地区来解决是不可能、不现实的,有效应对全球性生态危机必须加强生态领域的国际合作,这就要求世界各国放下偏见,以共同利益观和全球发展观共谋生态危机的应对方案。各国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应以大局为重,加强生态环境问题的交流合作,形成全球环境保护共识,扬弃因短期利益冲突而不顾全人类生存大计的观念。由于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存在,并仍受资本力量支配,发展中国家在全球生态问题乃至其他国际事务中的话语权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加强全球生态治理合作,必须坚决捍卫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与环境权,不断提高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的参与权和话语权。此外,为应对全球生态问题,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京都议定书》并形成了与之相应的国际性法律文件,在全球生态治理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在未来,建设人类生态命运共同体,仍需充分发挥联合国的作用,推动世界各国推行代际公正的可持续生存方式,建立和健全世界普遍认同的生态环境治理机制。诚然,解决全球生态问题并非一蹴而就,世界各国唯有把生态建设置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推动成果分享,携手共建生态良好的地球美好家园”[26]127,方可有效应对全球生态危机,实现可持续发展。

  • 图  1   2016—2020年农业绿色转型基础各指标变化趋势

    图  2   2016—2020年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各指标变化趋势

    图  3   2016—2020年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各指标变化趋势

    图  4   2016—2020年农业绿色发展目标各指标变化趋势

    表  1   关于农业绿色发展的部分政策文本

    发布时间发布部门文件名称
    2016-02-0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农业部、国家林业局 《关于加快发展农业循环经济的指导意见》
    2017-01-26 农业部 《关于推进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施意见》
    2018-09-11 农业农村部 《农业农村部关于支持长江经济带农业农村绿色发展的实施意见》
    2019-01-11 农业农村部、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等 《关于加快推进水产养殖业绿色发展的若干意见》
    2020-03-02 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2020年农业农村绿色发展工作要点》

    2021-08-23
    农业农村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
    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十四五”全国农业绿色发展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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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2   开放性编码(部分)

    原始资料初始概念
    在适度发展区加快调整农业结构,限制资源消耗大的产业规模 产业结构转型
    推进农业绿色发展……促进农产品供给由主要满足“量”的需求向更加注重“质”的需求转变 绿色优质产品
    深入推进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继续保持化肥农药使用量负增长 减少投入品使用
    大力普及喷灌等节水灌溉技术,加大水肥一体化等农艺节水保墒技术推广力度 节能循环技术
    强化农业野生植物资源管理……开展农业野生植物资源调查与抢救性收集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鼓励利用畜禽粪便、秸秆等多种原料……推进沼渣沼液深加工生产适合种植的有机肥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
    结合新型职业农民培训工程、现代青年农场主培育计划等……提升技术应用水平 知识技术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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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3   编码分析结果

    核心范畴范畴初始概念(部分)
    农业绿色
    转型基础
    产业发展模式(42) 产业结构转型(17)、产业融合发展(10)
    产业发展保障(83) 农业发展制度(33)、生态补偿与经济激励政策(24)、交流合作(9)
    农业绿色
    生产方式
    绿色种养(59) 减少化肥农药使用(19)、节水灌溉(12)
    技术装备研发(63) 节能循环技术(12)、农机装备升级改造(8)
    劳动力素质(13) 知识技术培训(9)、农业人才培养(2)
    农业资源环境保护 污染治理(83) 废弃物资源化利用(63)、加强污染治理(7)
    产地环境保护(52) 保护生物多样性(31)、耕地保护(13)、生态环境质量监测(10)
    资源利用管理(23) 资源循环利用(7)、资源合理开发(5)
    农业绿色发展目标 产业发展方向(52) 生态品牌优质产品(14)、扩大产业规模(8)
    生活条件改善(11) 人居环境整治(9)、农村居民生活质量(2)
    注:括号内数字为出现频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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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农业绿色发展水平的测度指标

    一级指标二级指标指标含义指标衡量方式
    农业绿色
    转型基础
    农林牧渔服务业产值占比/% 农业产业结构形态 农林牧渔服务业总产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产品加工业产值占比/% 产业融合发展 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业营业收入/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农业财政支出占比/% 财政政策保障 农林水支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农林牧渔业对外投资存量/亿美元 国际交流合作 商务部统计数据
    农业绿色生产方式 农业科技进步贡献率/% 农业技术研发水平 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
    单位耕地面积农机总动力/(W·hm−2) 农业生产装备水平 农机总动力/耕地面积
    化肥农药减量化水平/% 绿色种养生产水平 (上年化肥农药施用量−当年化肥农药施用量)/
    上年化肥农药施用量
    农田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 农业生产高效用水的水平 水利部统计数据
    新型职业农民人数/万人 农业劳动力素质 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
    农业资源
    环境保护
    耕地资源占比/% 产地环境保护 耕地面积/全国土地总面积
    秸秆综合利用率/%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
    畜禽粪污综合利用率/% 农业面源污染治理 农业农村部统计数据
    植物物种数量/种 农业生物多样性保护 生态环境部统计数据
    农业绿色发展目标 农村垃圾处理率/%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统计数据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农村居民生活质量 统计年鉴数据
    绿色优质农产品数量/个 绿色优质农产品供给力 绿色、有机、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
    农业总产值/亿元 农业发展规模 统计年鉴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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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5   2016—2020年我国农业绿色发展指数与贡献率测度结果

    年份农业绿色转型基础农业绿色生产方式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农业绿色发展目标综合指数
    指数值贡献率指数值贡献率指数值贡献率指数值贡献率
    2016 0.122 0.537 0 0 0.105 0.463 0 0 0.227
    2017 0.107 0.297 0.071 0.197 0.142 0.394 0.040 0.111 0.360
    2018 0.112 0.202 0.131 0.236 0.196 0.354 0.115 0.208 0.554
    2019 0.114 0.168 0.221 0.325 0.141 0.208 0.203 0.299 0.679
    2020 0.116 0.152 0.259 0.339 0.096 0.125 0.294 0.384 0.7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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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期刊类型引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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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历程
  • 收稿日期:  2022-03-27
  • 网络出版日期:  2023-04-07
  • 发布日期:  2023-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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