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然，在不同学科背景和研究主题下往往会采取不同的定义。本文中的“自然”含义为“包含植物和动物等生物系统元素以及阳光、山川景色等非生物系统元素的一系列区域，这些区域可以是人类管理嵌入较低的水体、森林林地、荒野，也可以是嵌入较高的城市绿地和农村农田”^[6]。自然接触（Nature Contact/Contact with Nature/Natural Contact）这一概念从国外兴起，常与自然体验（Nature Experiences）、自然暴露（Exposure to Nature）等概念通用，可以将其理解为需要在自然中花费时间的一种体验^[7]，国内学者多使用“自然体验”这一表达。本文所讨论的自然接触含义为“人类花费时间在自然环境中与动物、植物、自然风景之间的互动，或者说人类进行户外活动”^[8]。

国内外已有的儿童与自然接触的相关研究主要关注儿童与自然的交互关系，涉及儿童环境心理、儿童环境教育、儿童健康与发展、儿童地理等领域^[9]。目前已有许多理论和实证研究都表明，自然接触不仅会对儿童身心健康发展产生积极影响，还有助于激发儿童的亲环境行为及意愿^[10-12]。其他领域的深入研究也发现，成年人在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的影响并不仅仅局限于其儿童时期，也可能延续至其成年以后，对其在认知、态度、行为等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13-14]。基于“重要生命经验”（Significant Life Experiences）^[15]理论的一些研究发现，环保主义者在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的经验对其将来的行为具有决定性意义，儿童时期自然接触更频繁的人更有可能持有积极的环境态度以及表现出积极的环境行为^[16-17]。

还有研究显示，不同类别、不同生命阶段的自然接触对人类行为的影响效果存在差异。例如，与日常情景下的自然接触相比，旅游情景下的自然接触更能激发儿童的亲环境行为意愿^[18]，且在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的愉快经历有助于增加其成年后与自然的互动，从而激发亲环境行为^[19]。再如，在城市与劳作无关（non work-related activities）、在乡村与劳作无关和在乡村与劳作相关（work-related activities）三种不同活动背景下的自然接触频率均会对儿童的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产生影响，而且生活在城市与劳作无关的自然接触影响最大，生活在乡村与劳作相关的自然接触影响最小^[20]，而青年人在学前和小学时期的自然接触经历表现得不如成年时期的自然接触经历对其环境行为的影响显著^[21]。

旅游偏好作为解释旅游者行为的一个要素也是旅游领域的研究热点，但其概念界定仍未达成一致，常被看作是旅游态度的一个组成部分^[22]。国外学者不太注重对旅游偏好的内涵解释和概念界定，国内学者大都基于经济学和心理学这两种角度出发来定义，且大多数学者更接受心理学角度的定义，即认为旅游偏好是一种心理倾向或一种旅游态度^[23]。本文所讨论的旅游偏好是包含旅游态度要求的认知、情感和意向三要素的旅游者强烈而良好的心理倾向^[24]。

目前国内外对旅游偏好的研究较为全面，但也存在欠缺。从研究进展和特征来看，国外起步早，涉及学科领域广，注重实证研究，研究方法多样且以定量分析为主，而国内起步相对较晚，研究以心理学角度为主而缺乏从其他领域对相关问题的探索，尽管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但采用的研究方法较为单一，缺乏复杂深入的研究方法的尝试和应用^[25]。研究内容上国内外学者主要从需求偏好、性别偏好、目的地偏好、旅游资源偏好和特殊群体偏好等角度进行研究^[26]，而关于旅游偏好形成和影响因素的研究比较零散，多从个人内在因素、外部环境以及旅游产品营销情况等方面对旅游偏好进行分析，缺乏新的研究视角。

目前尚未发现关于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与旅游偏好关系的直接探讨，但也有一些相关研究成果。例如，日本学者将未成年时期生活的、受影响很大的居住地景象定义为“个人性初始风景”，发现其对成年后旅游地选择偏好在几个方面具有促进或者抑制作用，且会对旅游地选择偏好的强烈需求类型（如娱乐性旅游地、冒险性旅游地）产生影响^[27]，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在不同初始风景中的自然接触与个人旅游目的地选择偏好存在一定关联。国内也有学者发现童年居住地较高的自然度有助于形成较高的场所依恋^[28]，而场所依恋会影响个人旅游目的地的主动选择^[29]。

综上所述，就目前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尚未发现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与成年人旅游偏好这一研究方向的直接研究，因此本文试图通过跨学科的探索，丰富和深化旅游偏好以及儿童自然教育领域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对儿童自然教育活动如何开展、青年人的旅游品位如何提升提供理论依据。

参考已有研究成果^{[19-20, 30-32]}，将儿童时期的自然接触频率、方式、环境、强度和感受作为自然接触经历主要测量维度。鉴于城镇和乡村的惯常自然环境不同，城乡成长背景不同往往接触自然的机会和场景也就不同，如乡村成长背景下自然接触频率可能更高，旅游偏好可能会呈现自然倾向性，因此本文将儿童时期城乡成长背景也纳入自然接触经历的范畴。基于如上考虑，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假设1：儿童时期城乡成长背景对旅游偏好有影响；假设2：儿童时期自然接触频率对旅游偏好有影响；假设3：儿童时期自然接触方式对旅游偏好有影响；假设4：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环境对旅游偏好有影响；假设5：儿童时期自然接触强度对旅游偏好有影响；假设6：儿童时期自然接触感受对旅游偏好有影响。

为了保证信度和效度，问卷借鉴国内外相关文献中普遍采用的测量问题构建各变量测量指标，并结合自身经验及周边的深度访谈情况进行了修改和补充。设计完成后的问卷邀请专业学者进行审核和完善，最终确定并发放。

问卷由3个部分组成，包含量表题和非量表题。第一部分是基于认知、情感、意向3个维度的旅游偏好量表，第二部分是包含6个维度的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量表，量表中各变量的题项设置采用5点Likert量表，“非常不同意”至“非常同意”分别赋值为1~5（见表1）。第三部分为样本人口统计学特征，包括性别、年龄、年级以及专业4个题项。

调查问卷于2020年4月通过网络滚雪球方式在北京某高校本科生及研究生群体中随机发放，共回收315份问卷，问卷回收有效率为96.5%。剔除无效问卷11份，本文针对剩余的304份有效问卷进行分析。

样本数据包含男性55人（18.09%），女性249人（81.91%），将近1：4的男女比可能与该校性别比例失衡有关。此外91.78%的受访者年龄在18 ~ 24岁之间，这与90.12%的受访者为大一至大四的本科生基本吻合。从专业类别看，样本中管理学专业的大学生居多（40.46%），其次是工学、经济学、理学、文学和农学等。

对样本数据经过筛选和预处理后，采用SPSS 26.0软件对处理后的样本数据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和信效度检验，并对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和旅游偏好相关变量进行相关性分析和回归分析。

本研究通过如下措施控制共同方法偏差：①发放问卷时告知被调查者填写的匿名性；②设置反向题和筛选题；③采用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共同方差进行检验。结果显示，未旋转情况下共提取出5个主成分，第一个主成分解释了总方差变异的24.52%，说明本研究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34]。

首先，通过可靠性分析检验问卷调查数据的内部一致性。结果表明，整体问卷、旅游偏好量表和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752、0.848和0.778，说明问卷整体和各量表数据信度较好。

其次，采用探索性因子分析检验旅游偏好量表和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量表的效度。两量表KMO值分别为0.806和0.640，均大于0.6，且均通过Bartlett球形检验，数据有效，适宜进行因子分析。采用主成分分析法进行萃取并通过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最终旅游偏好量表提取出3个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81.704%，旋转后成分矩阵如表2所示，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量表提取出4个公因子，累积方差解释率为68.877%，旋转后成分矩阵如表3所示。两个量表的各因子对应题项公共因子载荷均大于0.5，与预期维度一一对应命名。

将自然接触经历的6个维度分别与旅游偏好的3个维度进行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基于相关分析结果，分别以旅游认知、情感、意向偏好为因变量，以与该三个维度呈现出显著相关关系的自然接触经历各维度为自变量，采取逐步回归法进行回归分析，检验自然接触经历各维度对旅游偏好的影响及影响程度（见表5 ~ 7）。

如表5所示，得到自然接触经历对旅游认知偏好的影响方程：旅游认知偏好 = 0.140 × 接触环境 + 0.299 × 接触感受，其中接触感受对旅游认知偏好的影响大于接触环境。

如表6所示，得到自然接触经历对旅游情感偏好的影响方程：旅游情感偏好 = 0.115 × 接触方式 + 0.295 × 接触环境 + 0.357 × 接触感受。其中接触感受对旅游情感偏好影响最大，其次是接触环境，接触方式的影响最小，而接触频率对旅游情感偏好不存在显著影响关系。

表7显示城乡成长背景和自然接触频率与旅游意向偏好均无显著影响关系，并得到自然接触经历对旅游意向偏好的影响方程：旅游情感偏好 = 0.192 × 接触方式 + 0.125 × 接触强度 + 0.194 × 接触感受。其中接触感受对旅游意向偏好影响最大，其次是接触方式，接触强度影响最小。

基于以上回归分析结果，绘制出自然接触经历对旅游偏好的影响模型（见图1），发现不同维度的自然接触经历对旅游偏好的影响存在差异。

图  1  自然接触经历对旅游偏好的影响模型

经过相关分析发现，儿童时期城乡成长背景、自然接触频率与旅游意向偏好呈显著相关，但回归分析并未发现二者对旅游意向偏好的影响关系，假设1和假设2均不成立。这种假设不成立的情况可以从旅游动机视角解释，一般来说，城镇环境不如乡村环境充满自然要素，再加上恋地情结^[35]的存在，乡村成长的人可能对充满乡土情怀和童年记忆的自然旅游目的地更加青睐，但城镇成长的人出于探奇求新或者逃避的动机^[36]，也有可能寻求逃离城市环境而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旅游活动，在这些复杂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城乡成长背景这个单一因素对旅游偏好的影响难以直接显现。此外，儿童时期自然接触频率的高低不一定对应自然联结的强弱，例如儿童时期由于艰苦劳作导致的高频接触自然，成年后可能反而想逃离自然，而儿童时期自然接触较少但体验感好，成年后可能趋向于为弥补童年自然接触缺失的遗憾而表现出旅游偏好的自然倾向性。

接触方式对旅游情感和意向偏好表现出显著影响，对旅游认知偏好无显著影响，假设3部分成立。无论是主动参与自然接触活动，还是客观置身于自然环境中，哪种方式接触自然都不会使旅游认知产生明显的自然倾向性，这有可能是因为大学生已形成的旅游认知中，并不把旅游局限于在自然环境中，而是也包含人文环境。一般来说，游憩和教育活动以及休闲性的劳作活动，属于比较有目的性的主动的自然接触，而日常生活以及生产性劳作活动多为无意识的自然接触，可能更容易在无形中与自然产生联结，因而旅游偏好更容易呈现亲自然性。

接触环境对旅游认知和情感偏好均有显著影响，而对旅游意向偏好无显著影响，假设4部分成立。这可能是由于野外原始自然环境保持了自然的原真性，在这种环境中更容易使人与自然产生认知和情感上的联结，对自然的态度也可能会更加亲切友好，在旅游认知和情感偏好上更可能呈现出自然倾向性。而在人工打造的环境如阳台花园、城市公园进行自然接触时，自然接触活动十分有限，也不容易产生自然环境与生活环境的界限感，所以对自然的感知可能没有那么明显，因而在旅游时也不会特意强调选择自然旅游目的地或进行自然旅游活动。

接触强度对旅游意向偏好有显著影响，而对旅游认知和情感偏好无显著影响，假设5部分成立。由于每个人对自然接触强度的理解可能参差不齐，对不同强度的自然接触喜好也有所差别，因而对自然的认知和情感也难以统一衡量。有一定强度的自然接触具有互动性和参与性，如照料动植物、收集落叶等，或者需要耗费一定的体力和精力，如爬山徒步、田野劳作等，这类自然接触体验通过实际行动内化于心，能使人更加深入地了解自然、体验自然，因而在未来旅游时更有可能倾向于与自然直接互动。

接触感受对旅游认知、情感、意向偏好3个维度均有显著影响关系，假设6成立。接触自然时的感受越积极，对自然的情感就越加亲近友好，旅游偏好也会更明显地呈现出亲自然性。反之，接触自然时更多表现出消极情绪，与自然产生负面情感联结，那么旅游偏好就更不容易表现出亲自然性。

综上所述，大学生在儿童时期的自然接触经历与其成年后的旅游偏好存在一定的关系且不同维度的关系紧密度存在差异，具体如下。

1）城乡成长背景和自然接触频率并未对旅游偏好表现出显著影响关系，但仍存在一定的相关关系。这种关系虽然不是因果关系，但也启示我们多创造机会让城镇儿童接触乡村自然环境似乎有益无害，比如在城镇居住的家庭可利用寒暑假多带孩子去乡村看看，丰富其乡村成长经历，或多带孩子去市郊乡村旅游，体验乡村生活，组织其参与生产劳作等日常生活中难以进行的自然接触活动，促进儿童劳育发展。

2）自然接触方式对旅游情感和意向偏好存在显著影响关系。在游憩与教育中有意识的自然接触可能不如日常生活中不经意的自然接触对人潜移默化的影响更加深远，因此，自然教育不一定要通过大规模或者专门组织的项目活动开展，而是可以融入到日常生活与休闲活动中，例如让儿童亲手种植自己喜欢的蔬菜水果、观察奇特的自然现象等，在“润物细无声”中培养儿童的自然兴趣。

3）自然接触环境对旅游认知和情感偏好存在显著影响关系。人为干预较多的自然环境并不能取代人为干预较少的真实自然环境对儿童产生的影响，因此儿童自然教育活动需要更多在人为干预较少的真实自然环境中开展，使儿童真正亲近自然、热爱自然，从而增强其自然归属感，促进其当下及未来的身心健康发展，激发其形成积极的环境态度和环境行为。

4）自然接触强度对旅游意向偏好存在显著影响。儿童时期自然接触具有一定强度，旅游意向偏好更容易表现出自然倾向性，因此在自然教育中宜引导儿童进行具有一定强度的自然接触，加强其对自然的感知印象，深化其与自然的认知和情感联结。

5）自然接触感受对旅游偏好存在显著影响，接触感受更积极，旅游偏好更容易表现出亲自然性。由此可见儿童在进行自然接触时要注重其接触感受的正向引导，积极的感受有利于从自然中得到正向反馈，未来在旅游时对自然环境的态度可能会更加友好，有利于旅游时保持文明的行为习惯。

6）本研究对大学生旅游市场开发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由于儿童时期成长背景不同的大学生自然接触经历存在差异，旅游偏好也呈现出区别，因而在开发大学生旅游市场时，需要更加注重其旅游体验质量的提升，可通过开发不同的自然旅游产品来吸引具有不同童年经历的大学生。对于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丰富的大学生，可以深挖其童年记忆点，定制“复古游”“怀旧游”；对于儿童时期自然接触经历相对匮乏的大学生，通过开发自然体验游、深度游来增强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如设置情境项目和活动，使其能身临其境，从而获得更高的旅游体验满意度。

本研究对儿童时期的自然接触经历和成年后的旅游偏好的关系进行了跨领域的探讨，虽然得出了具有一定意义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了“重要生命经验”的相关研究成果，佐证了“儿童乃成人之父”^[37]这一富有哲理的观点，也充实了旅游领域中旅游偏好的影响因素和形成机制等相关研究，但由于研究问题的复杂性和可供参考的研究文献的匮乏，本研究存在一些研究设计和实施上的局限性。具体表现在：一是问卷设计的不足，因为无法找到相关研究已被验证的成熟量表作为理论依托，问卷题项设置可能存在不合理之处。二是样本数据的局限，回顾性调查大学生儿童时期的自然接触经历，回忆偏倚难免存在，且问卷发放时期为疫情封闭管理期间，被调查者由于长期在家不能出门，可能会出现短暂的自然倾向心理，对调查结果可能造成一定的干扰，导致样本数据会存在一定误差，另外此次问卷收集到的样本数据也存在性别失衡的问题。三是未考虑在人类生命历程中社会文化等因素对其心理和行为的影响，如文化背景、主观规范等，也忽略了自然联结等可能具有中介或调节作用的相关变量的影响，这也是未来研究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

此外，本研究基于截面数据简单推断因果关系也有一定的局限，今后可采用纵向研究的方法，对选定的样本儿童进行追踪调查直至其成年，使得数据更加科学合理。还可将研究对象范围扩大至“90后”或其他特定群体，以丰富和完善旅游偏好与儿童自然接触经历关系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