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A Shift of Western Human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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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2012年“环境人文学”这一术语正式亮相以来,在西方学术界引起很大反响,环境人文学被看作是西方传统人文学科在应对环境问题过程中的出路。环境人文学融合了“后人类主义”和“新物质主义”的新思潮,首先反对人类的特殊性,拆解了人类与非人类的二元对立,认为人类与其他所有存在物一样,是构成世界的一部分;其次,主体性非人类独有,非人类也具有施动性质的主体功能;最后,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构建人类与大自然平等的环境伦理。Abstract: Since the term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was officially unveiled in 2012, it has caused great impact in Western scholarship and is regarded as a solution for the western traditional humanities to tackle environmental crisis.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which incorporate the new currents of thought of "posthumanism" and "new materialism", first oppose the exceptionality of human beings, dismantle the dualistic opposition between human and non-human, and believe that human beings, like all other beings, are part of the world; Secondly, subjectivity is not unique to human beings, and non-human beings also have the subjective function of action. On this basis, a real environmental ethics can be eventually constructed in which human beings and nature are equ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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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
- dualistic opposition /
- subjectivity /
- ecological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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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人文学”(environmental humanities)一词正式在学术界亮相是在2012年,其标志是当年11月同名在线期刊《环境人文学》的创办以及创刊文章《透过环境思考,动摇人文学科》的发表。这篇文章可以说是“环境人文学”的宣言,题目本身就清晰地提出,“环境人文学”是以环境为视角和出发点,动摇人文学传统[1]。“环境人文学”这个术语虽然在学术写作中出现较晚,但实际使用要更早一些,主要是一些大学和机构的课程名称和项目,其中environmental一词常被当作形容词,作为修饰语,指涉人文学领域研究新的视角。较早使用该词汇的是时任内华达大学教授的斯科特·斯洛维克,他于1995年在内华达大学建立“环境艺术与人文学研究中心”。1998年,捷克的马萨里克大学开始实施研究生项目“环境人文学”,并开设相关课程。《环境人文学》的创刊使得此前对这一术语的零星使用汇聚在一个理论旗帜下,引起了很大反响,被众多西方人文学者看作是彻底反拨西方传统二元对立思想,解决当代环境危机的重大学术创新。牛津大学、斯坦福大学、悉尼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几十所高等院校迅速开设了生态/环境人文学方向的研究生培养项目,创办了《弹性》《人类世评论》《环境政治》等相关学术期刊,到2023年,已发表相关主题论文千余篇、相关专著上百部。此领域目前已经成为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土耳其、意大利、印度、日本等国相关高校和研究机构重要的人文学科教育和学术研究创新平台。
一. 环境人文学概念的出现与发展
“环境人文学”这一术语的正式出现虽然不过10年,但是相关研究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半叶,更离不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多个国家、各个领域逐渐兴起的“环境研究”。这些研究推动了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催生了人文学科围绕环境研究的理论突破,产生了一大批新的研究领域,比如环境史、环境哲学、环境人类学、环境社会学、政治生态学、后人类地理学、生态批评、生态语言学等。这些研究领域的出现和发展不断彰显出一个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环境问题”已经无法与人文和社会学科的研究割裂开来,已经毫无疑问地走上了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等方方面面研究的前台。
“环境人文学”这一术语的命名借鉴了更早的“生态人文学”等相关说法。1998年,罗宾·埃克斯利发表文章《“自然之死”与生态人文学的诞生》,创造性地使用了“生态人文学”(ecological humanities)一词,用以说明科学与文化的发展不是各自孤立的,而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互为语境,应该“将生态学方法引入历史研究,将物质变化与图像和语言的变化联系起来” [2]。该题目中提到的“自然之死”的说法来自卡洛琳·莫琼特的著作《自然之死−女性、生态与科学革命》。莫琼特提出:“生态和人文领域的新发展打开了新的视野,以指导21世纪的居民采取一种生态上可持续的生活方式。”[3]她还创造性地使用了大量新的概念,包括“生态意识” “生态伦理”“生态视角”“生态模式” “生态哲学”“生态社会”“生态宗教”“生态共同体”等。这些提法和概念极大地影响了同代和后代的学者,拓展了人文学科研究的领域和边界。2001年,戴博拉·罗斯和利比·罗宾联合发布了《生态人文学宣言》,提出“生态人文学的研究旨在跨越科学与人文学之间、西方与其他世界之间在认识自然方式上的巨大鸿沟”,其学术任务是“重新构建知识结构,实现地球繁荣和可持续发展所必需的文化、生物和学术的多样性” [4]。澳大利亚生态女性主义哲学家和活动家、环境思想家薇尔·普鲁姆德在2002年出版的《环境文化−理性的生态危机》一书中用到“生态的人文学”(the ecological humanities)一词并提出,“生态的”是人文学科开展研究的正确视角,它能够使我们拥有更大的“学术”视野,那就是对“两种文化”,即人类文化与自然文化的融合,即打破主体/客体的对立(subject-object division)模式,代之以“主体/主体”(subject-subject)的框架[5]。佳亚特里·斯皮瓦克强调了“新的人文学”对生态伦理和生态责任的重视,认为新的批判性的“人文学”寻求的是“回应式的”(responsible to)伦理和责任,突出的是人类与大自然之间的呼应和互动关系,而非将大自然置于人类的责任范围,暗示人类中心地位的“负责式的”(responsible for)伦理[6]。到前文所述的2012年,“生态人文学”这一词汇基本让位于“环境人文学”。“环境人文学”研究的外延将人类与其生活的周遭全部纳入其中,研究方法上,借鉴人类学、哲学、地理学、民族学、生物学及众多其他领域,对人文学本身的研究视野、研究视角,以及核心价值进行反思与重构。
需要看到的是,对跨学科、跨文化、跨物种关系的关注实际上远不止发生在20世纪,也不仅在人文学科领域。大部分学者将其追溯到1789年的《塞尔波恩博物志》或1864年的《人与自然:人类活动所改变了的自然地理》,后者明确提出:“虽然人们一直以来认为土地塑造了人类,但实际上是人类塑造了土地。”[7] 当代著名生态学家尤金·奥多姆在《生态学: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桥梁》中说:“ ‘生态’曾经常常被认为是‘环境’的同义词,但是随着这个词汇的逐渐流行,其关注点已经转移到人,是作为属于环境的人,而不是处在环境之外的人。”[8]
从以上发展轨迹可见,环境人文学的目标是打破西方思维中的二元对立模式,致力于跨越一切妨碍我们思考和行为的壁垒,尤其是对西方传统人文学有关主体身份、研究对象、伦理价值等各方面进行了反思和重构。
二. 后人类主义与人类主体身份的消解
环境人文学反思的首要问题就是:人类是否具有特殊性?环境人文学的重要支柱理论之一“后人类主义”为这一问题提供了答案和理论支撑。“后人类”理论质疑了人的主体性根基,认为西方传统所赋予的人类一直以来的主体地位并不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固有属性,人类并不是置身于世界之外的中立客观的观察者,相反,人类与其他各种生物及非生物物质一样,首先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人类(包括其他生物)的身份是因为政治、社会的变化而变化的。人类不是独立的具体的特殊存在,而应在整个物质世界中思考人类的象征意义。这种意义一方面塑造了人的思维,反过来又被思维所塑造[9]。
“后人类主义”字面意思是“人文主义之后”,实际上是对传统人文主义的反思。这一概念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福柯的《事物的秩序:人类科学的考古学》一书。在这本书结尾,福柯写道:“人”的概念不是信仰和哲学中的客观存在,而是知识结构发生根本性改变的结果,它是一个近现代发明,却也许即将结束。如果上述的知识框架消失了,就像18世纪末古典思想的基础最终崩塌的命运一样,很有可能关于人的概念的某些部分也会导致这一概念的崩塌,而人类就像海滩上沙画的面孔一样,终会被历史抹去[10]。
福柯在这里明显指出:“人”这一概念不是生理和基因的构建,而是一种认知体系的构建,是属于人类知识框架的一部分。对人类与非人类之间关系的研究首先可以追溯到进化论。达尔文认为人类不但与其他生物一起构成一个“血统共同体”,而且自身也包含着其他生物的印记。在这个“血统共同体”中,人类与其他生物都是平等的“成员”,人类无特殊之处[11]。此外,在达尔文的故事中,野生和家养动物的行为表现出智力、情感和勇气,挑战了人类对所谓“精神力量”和“道德感”的专属权[12]。但是进化论表现出一种单向的线性特征,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显示出物种之间高低贵贱的等级性。将人类置于进化的最高层次,在承认人类与其他自然物直接密切关系的同时,实际上否定了自然物作为主体的平等地位。
环境人文学直击人类的主体地位及凌驾于其他物种之上的身份和地位。1984年,唐娜·哈拉维在《赛博格宣言》中提出,科技的发展使人类的身份和定义受到挑战,需要从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出发,重新思考“人类”一词的内涵与外延。她认为,科技发展解构了三对关键的概念边界:人/动物、生物/机器、物理/非物理,为重构 “后现代集体和个人自我”提供了准备[13]。在后来的《伴侣物种宣言》中,她提出,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人与其他生物在共生过程中,互相参与到包括基因等基本物质元素的形成过程中:我的狗 Cayenne Pepper继续侵占着我的细胞−这是生物学家林恩·马古利斯所称的“共生起源”(symbiogenesis)的确凿案例。 我打赌如果你检查过我们的DNA,你会在我们之间找到一些有效的互相影响的证据[14]。
共生塑造了人与狗这两种不同的存在模式,“在物质躯体上互相弥补”。现代文明与环境危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容忽视,“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14] 已经无法分裂。正如哈拉维的《伴侣物种宣言》这一标题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生物之间是伙伴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
三. 新物质主义与物主体
对人类特殊地位的更彻底的拆解来自对非人类主体性的认知。环境人文学者也将审视的研究目光投向人类社会之外的自然物中,在大自然中寻找关于环境的故事,催生了以“物”为核心的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重塑大自然中非人类的物的主体身份。这种非人类研究的前提已经是对传统认知的反拨,即大自然不是“空白”,也不是“静止”的“背景”或“资源”,大自然不仅像皮肤一样与人类密不可分,而且有自身的诉求、语言和行为,即主体特征的施动能力。随着“新物质主义”在20世纪末提出,“物转向”思潮逐步升温,催生了物向本体、生命性、非人类、活力物质、生物符号学、物质生态批评等众多理论、概念和研究。
20世纪90年代,美国哲学家格雷汉姆·哈曼在其博士论文中首次使用了“物向”(object-oriented)一词,在此基础上发展成为更完善的“物向本体论”(object-oriented ontology, 简称OOO)概念。 “物向本体论”既反对只将恒定的存在物看作“物体”的认识论,也反对将物质纳入人类意识领域的做法[15]。 21世纪以来,对非人类施事能力的研究发展迅速。简·贝内特认为物质具有活力,她在《活力物质》一书中解释道:“‘活力’是指事物的能力−食品、商品、风暴、金属都能够充当具有自身轨迹或倾向的施动者。” [16]这些施动的物质或力量也许不是有意识地进行决策,但不以任何方式迎合人类的意图,它们的生命力是自身的内在属性。它们的行为不是因为外部力量的压迫,因为物质本身拥有“自我转变、自我组织和定向的能力” [16] 。贝内特指出,西方传统将物质二分为“无生命(活力)/有生命(活力)”的模式使我们无法认识到物质的生成活力,而这往往对人类和非人类生命以及地球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后果[16]。布鲁诺·拉图尔认为,行为的主体既可以是人类,也可以是非人类,甚至是一个事件,我们只有将物质放在行动中进行理解才能感受到它们的施事能力[17]。他提出应构建“行动者网络理论”,追踪和研究各种物质在网络体系中的纠缠。在这些以“物”为核心的研究基础上,主体被形象化为一个穿越性的实体,涵盖人类、动物和地球上所有其他邻居[18]。即便是海岸边的一块岩石也表现出非人类物质的主体性,它是火山喷发、海浪作为行为主体不断冲刷的结果,是我们无法想象的地下物质力量的参与者[19]。
对非人类主体意义的认知与生物符号学的发展分不开。在生物符号学的范畴中,“所有生命,不仅是人类的生活和文化,都是符号化的和解释性的存在。这不仅说明人类和人类的诗歌和技术应该回到它们的归属地,即进化发展的自然界,而且消除了现代主义对人与自然、自然与文化、实在论和观念论之间那错误但鲜明的区分”[20] 。 生物学跟美学一样,充满着有故事的生命,是一种“符号的自由”,其因果关系存在于所有的符号学客体之中,也正因如此,所有的自然和文化才具有意义,而物质生态批评的目标就是实现这种“物质符号的自由”。这不仅是一种思维和想象力的生态关系,而且指向了与非人类的主体和形式所进行的实质性的创造和再创造的具体过程。物质世界本身充满了意象、符号、意义与意图等,人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如同语言与实在一样,并非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而是在共存、合作中实现动态平衡。所有的物质都是有故事的,世界上的物质现象是庞大的施事网络中的一个又一个的结,物质的故事以特殊的物的形式和话语形式发展,在自然和符号共同构成的景观中不断发展,无处不在。叙事能力不再为人类独享,非人类的物质积极参与到构建社会话语的活动中来,推翻人类优于自然、征服自然的论断,进而肯定了物质的表达能力,倡导自然而然地“复魅”,进而讲述自己的故事[21]。
四. “通体性”与环境人文伦理
将大自然置于真正意义上与人类平等的地位,“通体性”及相关理论功不可没。在这个“通体性”的时空中,人类的身体,以其物质的形式,与“自然”或“环境”密不可分。“通体性”作为一个理论场所,是身体理论与环境理论相遇和融合的地方。此外,人类身体与非人类自然的相通使纠缠了物质与话语、自然与文化、生物与文本的丰富、复杂的分析模式成为必要[22]。
在后结构主义语言范式的主导下,人的身体被限制在人类活动范围之内,“物质性”被置于语言文化所塑造的社会框架之下进行研究,这些都没有逃离自然/文化二元对立的窠臼,无法从根本上应对生态危机,从真正意义上反思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批评的物质化转向使得物质具有了以下功能:物质符号、身体互通、行为能力、施事能力,甚至包括语言能力,将人类的问题研究视野完全打开,将人类物质身体延展、交流、交换、展开等模式纳入其中。“通体性”就是将人的身体融入“超越人类”(more-than-human)的世界中,强调人作为物质的身体在根本上是与环境无法割裂的。在这个基础上,以物质性躯体为本质的人类和非人类在“超人类世界”这个体系中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通体性”以消极身心二元论为目标,强调所有具身性物体的“物质性”本质,这使其与在身心二元基础上的万物有灵论、泛灵论等强调人与万物之“精神”交流的思潮或理论有着本质不同。
“通体性”既不是在身份问题上做文章,既不是主张将人类降格至与自然平等,也不是将自然升格至与人类平等,而是在一个“通体性”的空间里,承认“人类”与“自然”实际上由相同的物质组成,并处于不断的相互交流过程之中,从而反思因为种种历史原因被简化的思想/物质的等级关系。该概念借用了“trans”这个前缀,认为“通体性”的“通”(trans-)指的是多重的、生物间的横向贯通。其后缀“身体性”(corporeality)则借鉴了女性主义对身体性的研究,来源于“身体间性”(inter-corporeality)一词,强调“被体现”(embodied)不是一个私密独立的过程,往往被持续的交流所充斥和调和。这种交流可以是人与人的,也可以是人与非人的[23]。
人类之外的其他生物是否有情感?环境人文学认为,人类与其他生物的交互不仅是物质上的,还有精神和情绪上的。在物质/精神、情感/理性的二元对立中,物质和情感都处于未受到平等关注的一方。正是因为情感的存在,才可以将我们从微观的个人与宏观的体系、国家和地球相联系[24]。同样,“情动研究”反对后结构主义以来对话语和意识形态的压倒性重视,认为“情动”本身不具有指称性,它是一种当下的身体感受,永久处于某种“强度”和“成为”的过程之中。通过在空间方面重新认识熟悉的情感,扩展环境情感的范围,并识别可以通过生态批判理论获得更清楚理解的新情感,从而更直接地研究情感与环境,探索身体间与身体内部的互动。同时,情感不应有美好与邪恶之分。实际上,情感“天生”具有生态性,因为它必须在环境、文本和身体(包括非人类和无生命的身体)的融合中才起作用。不论是强烈如“生态恐怖”还是微小如“生态刺激”,都彰显出一点:不能将环境看作静态的背景,而是应追寻复杂而动态的、通体性的相遇与交流的轨迹[25]。
环境人文学从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证明了人类和超人类世界的紧密关系,打开了一个认识论的新空间,承认人的身体和情感、其他生物、生态系统、化学媒介,以及其他施事者之间存在着预料之外,甚至人类不希望的行为,从而彻底改变我们的伦理立场,改变了西方传统思维中“人类”与“环境”的分裂状况,更深刻地反思人文学在生态批评框架下的环境伦理和环境政治。“环境”从被动、供人类生存和使用的空间或背景等认知中被解放出来,成为一个充满生命物质的世界,而且各种物质都有自己的需要、行为和权利。
国内对生态批评和环境人文学的发展也一直给予了及时的关注,包括对环境人文学、后人类主义、物质生态批评等理论的译介,但由于环境人文学出现和发展时间较短,国内目前对这个领域关注明显不够。笔者认为,也许更重要的是,在西方理论中国化的过程中,西方理论和概念的哲学框架与中国本土的哲学框架有着本质的不同,尤其是物质、情感、通体性等范畴和认知有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异性,这种差异一方面使我们无法也无必要照抄西方理论,另一方面也为构建中国特色的生态话语体系提供了可能和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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