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采用冯·诺依曼、奥斯卡·摩根斯顿的期望效用理论来分析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在期望效用理论框架下，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最终目的是货币财富的期望效用最大化。当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没有购买森林保险时，其拥有的货币财富量为W₁，期望效用值为$ U\left( {{W_1}} \right) $；当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森林保险时，其拥有的货币财富量为W₂，期望效用值为$ U\left( {{W_2}} \right) $。森林灾害风险发生的概率为P，未发生的概率为1−P。

由于经济学中假设多数人属于风险厌恶者，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也是如此，其分析如图1所示，横轴代表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生产经营所取得的货币财富W，纵轴表示财富带来的效用U(W)，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保险的总效用函数用曲线AB代替，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未购买森林保险的效用函数用直线AB代替。由图1可知，随着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财富值的增加，期望效用越来越大，但边际效用逐渐递减。在给定的财富值下，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购买保险的期望效用值为$ U\left[ {P{W_1} + \left( {1 - P} \right){W_2}} \right] $，未购买森林保险的期望效用值为$ PU\left( {{W_1}} \right) + \left( {1 - P} \right)U\left( {{W_2}} \right) $。当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总财富在W₁与W₂之间时，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为了获得确定性的收入，宁愿减少自己的财富值也会选择购买保险，因为此时购买保险获得的期望效用总是大于未购买保险时获得的期望效用，即$ U\left[P{W}_{1} + \left(1-P\right){W}_{2}\right]>PU\left({W}_{1}\right) + \left(1-P\right)U\left({W}_{2}\right) $。当保险费用过高，导致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财富减少到W₁以下时，此时再购买森林保险的成本与收益已无法弥补灾害损失，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便会做出不够买保险的决策。

图  1  风险厌恶者的效用函数

基于以上理论框架，进一步分析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因素。当W₁与W₂相距较小时，即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遭受风险所造成的货币损失较少时，此时C与D也不断接近，所带来的效用之差也在缩小，这就弱化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当W₁与W₂本身较小时，二者所带来的效用之差可以忽略不计，即CD段很小，此时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也就大大下降了。另外，不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林地所面临的风险情况是不一样的，即不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P值是存在差异的。当P值减小时，C点和D点同时向右移动，CD距离随之减小，保险所带来的的期望效用之差也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降低了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由此可以推测，影响W₁、W₂和P值的变量是影响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关键因素，而经营规模是影响着三者最直接的因素。因此，本文假设经营规模在影响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中起到了调节作用。

本研究数据来源于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展研究中心于2019年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实地调研。调研采取全国层面的随机分层抽样技术，选取了江西、广西、山东、安徽、重庆、四川、陕西、河北和北京9个省区作为样本，在每个样本省市区选取2个典型县（市、区）作为样本，每个样本县（市、区）选取3 ~ 9个乡镇，每个乡镇随机选取6 ~ 8个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进行调研。此次调研包括了9省15个县（市、区）的485个样本，调研了林业大户、家庭林场、林业合作社和林业企业等4个类型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收集了其2015—2018年的经营情况、生产经营投入和林地流转情况。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是否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根据之前学者的研究结果^[11][15]与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选取了风险情况和经营情况两类核心解释变量，并选取了6个主体特征变量为控制变量。①风险情况。本文选取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两个因素来衡量主体的风险情况。②经营情况。本文选取基础设施投入、生产费用投入、财务费用投入和家庭收入来衡量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经营情况。基础设施投入主要包括林地道路、水利设施、电力设施、通讯设施的建设费用以及“三防”经费；生产费用投入主要涉及租赁费用、人工费用、生产工具购买费用、运输费用以及造林种苗、肥料农药、林下养殖等费用；财务费用投入主要包括保险费用、利息支出和管理费用等；家庭收入主要包括林业收入和财政补贴收入。③主体特征，包括主体类型、经营规模、负责人职务、性别、年龄以及文化程度共6个因素。本文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参与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影响因素具体分析如下。另外，在进一步检验中，本文选取了经营规模作为调节变量。

风险情况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林地过去受灾面积越大，受灾金额越大，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防灾意识就会增强，就更有动力去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保险作为分散风险的手段，对于遭受风险频繁、损失惨重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来说更具有吸引力。

经营情况特征是影响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一个主要因素。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林地投入的越多，越有可能愿意为这块林地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减少此地将来遭受风险的可能性，保障未来的收入。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家庭收入状况越良好，越有能力购买保险，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也就随之加大。屈术群等^[12]的研究表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资金宽裕，才有可能考虑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否则，若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经济情况处于入不敷出的状态，他们一般很少会考虑到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

主体特征的差异性可能会影响其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林地规模越大，专业化程度越高，所需投入也越大，当风险来临时遭受的损失也越大，更需要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来分担风险。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若是担任村干部，一般会对相关的政策性森林保险了解更多，觉悟也越高，更有可能响应政府号召积极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从事林业的多为男性，因此男性对于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购买行为可能会大于女性；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年龄可能会影响其劳动的积极性和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接受程度，年龄越大，劳动积极性下降，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接受能力差，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越倾向于不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所受到的教育程度越高，思想越先进，风险意识也越强，越有可能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

现有研究证实了经营规模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例如曾玉林等^[33]基于湖南省2013—2019年连续7年的农户调查面板数据发现，农户家庭经营林地规模对农户的林地投保需求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农户家庭经营的林地规模越大，农户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越高。刘海巍等^[34]的研究表明，适度扩大林地规模经营能够提升农户参与政策性森林保险的积极性。同时，笔者在对全部样本区域实地调研过程中发现，许多受访经营者希望能够进一步扩大经营规模。一方面，现有的林地面积不足以满足种植需求；另一方面，大多数经营者认为林地未来具备较强的增值潜力。另外，本文通过收集到的样本数据发现，样本主体的经营规模差异较大，平均林地经营规模为36.093 hm²，而最大的达到866.667 hm²。因此，经营规模在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进一步检验经营规模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调节作用。

Logit模型适用于对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的分析，是进行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研究常用的模型。由于本文中所选择的被解释变量是否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是一个二分类变量，即购买保险或未购买保险，所以本文通过建立面板Logit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式中：p表示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概率，1−p则表示不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概率。设因变量为Y，当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时，对Y赋值为1，反之则为0。X_it（i = 1, 2 , 3, ···, n）表示可能影响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相关因素，α、β_it为待估计系数。对式（1）进一步处理如下。

式中：为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和不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概率比，对式（2）两边同时取对数处理，即可得到如式（3）所示的面板Logit模型。

基于上文分析，经营规模在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决策中起到重要的作用。本文借鉴温忠麟等^[35]提出的方法，分析经营规模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调节作用。本文的核心自变量风险情况、经营情况和调节变量经营规模都是连续变量，因此采用带有乘积项的回归模型，做层次回归分析，两阶段方程的具体形式如下。

式中：X为回归中的核心自变量，M为调节变量，a₁、b₁、a₂、b₂、c₂为待估计参数，e₁、e₂为残差值。做Y对X和M的回归，得回归系数R₁₂；XM为核心自变量X和调节变量M的交互项，做Y对X、M和XM的回归，得回归系数R₂₂，若R₂₂显著高于R₁₂，则调节效应显著。

表1呈现了485个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在2015—2018年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情况以及投保途径。可以发现，从2015年到2018年，4类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户数都在逐年增加，其中林业企业增长的最快。此外，大部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都是通过自主投保的方式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自主投保占总投保的比例为74%，通过村小组或村集体、省市统保的户数最少，比例不到1%。这说明政府在推广政策性森林保险方面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助推作用。2009—2020年我国森林保险总面积从135.33万hm²增长到1624.66万hm^2[36]，总体保持着平稳发展的态势。另外，森林保险补贴额度也在逐年递增，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所需承担的保险费用逐年降低。

表2呈现了2018年485个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受灾情况，主要包括受灾主体数量、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林业企业由于其经营规模基数较大，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也都是最大的。其次是林业大户，受灾情况也比较严重，家庭林场和林业合作社的受灾情况较轻且程度相似。林业大户可能由于其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稍差一些，抵抗风险的能力也弱一些，因此受灾情况也更严重。

本文中涉及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如表3所示。

本文运用Stata 12.0软件，对485个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样本的调查数据进行面板Logit分析。同时在回归之前进行了VIF检验，模型的VIF值为8.2，即模型通过多重共线性检验。表4中的模型1和模型2是在没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风险情况和经营情况分别对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行为的估计结果。模型3则是加入控制变量主体特征后的估计结果。

由表4中的模型1和模型2可知，风险情况和经营情况两组核心自变量在单独检验对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行为的回归中不显著，但是加入主体特征组的控制变量后，逐渐变得显著（模型3）。根据模型3的回归结果，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都会正向影响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行为，且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经营情况组的变量中，基础设施投入和财务费用投入都负向影响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行为，而生产费用投入和家庭收入则正向影响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购买行为。对各组变量回归结果的具体解释如下：

风险情况方面，许多学者在研究中都设置了受灾严重程度变量，但是这一变量受到主体的主观影响较大，缺少统一的评判标准，且受灾面积不能准确反应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损失情况，故本文设置了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两个变量，以全面地反映主体的受灾程度。根据实证结果，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都存在正向影响。通常来说，受灾面积越大，受灾损失也就越大。而受灾损失这一变量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经济利益息息相关，损失越大，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收益越少。为了减少受灾损失，有经验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便会及时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以保全林地的经济收益。其他学者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这一点，受灾的严重程度正向影响林业企业的购买保险的意愿^[15]。

从表4中模型3的估计结果可以看到，基础设施投入和财务费用投入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保险需求都具有负向影响，而生产费用投入和家庭收入具有正向影响。探究其原因可能是：林地基础设施投入的增加，对森林资源的培育和保护起到重要的作用，能够有效保护林地免受森林灾害的威胁，同时促进林业现代化生产建设、实现林业发展和林农增收。因此，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基础设施建设投入的越多，越能保障林地的收益，从而减少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财务费用投入的增加，说明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可能购买了除保险之外的金融产品，以有效分散风险，保障林地的经济权益，因此减少了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行为。而生产费用投入的越多，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这块林地未来能够获得的收益的期望也就越大，因此更愿意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来保障潜在的收益。另外，家庭收入的增加也会刺激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购买。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前提是手中有富余的资金，而家庭收入的增长同时会带动可支配收入的增加，此时对保险有需求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便会增加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购买，这与卢熙明等^[10]的研究结论一致。

本文选取的主体特征包括主体类型、林地经营规模，以及林地负责人的职务、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根据实证结果，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较大的主体类型依次是：林业企业、林业合作社、家庭林场和林业大户。林地经营规模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需求具有正向作用。一般来说，林地规模与林地风险呈正相关关系，经营规模越大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越偏向于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来分散风险，这与其他学者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曾玉林等^[33]认为林农家庭经营的林地规模越大，林农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参保需求越高。此外，职务越高、年纪越轻、文化程度越高的男性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越大。这与廖文梅^[9]、屈术群^[12]等人的研究结果都保持一致。主体负责人在村里或乡里拥有职务，接触到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机会越多，有利于其了解政策性森林保险，增加保险购买的意愿。政策性森林保险作为一种新发展起来的事物，对于年轻的、文化程度高的主体负责人更具吸引力，也越容易接受采用政策性森林保险这种方式去保障自己的收益。

本文基于基本回归模型的结果，继续检验经营规模能否作为调节变量改变风险情况变量和经营情况变量对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的影响。两阶段方程的层次回归结果分析如表5所示。模型4为风险情况变量与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单独进行回归时的结果。加入交互项后，模型5表示经营规模在风险情况变量影响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中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交互项J₁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负，这说明经营规模变量存在显著负向调节效应，即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受灾面积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行为的正向影响缓慢减弱，这表明了林地经营规模具有适度性，过大的规模可能会分摊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专业性和经营管理能力。

表6中模型6为经营情况变量与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单独进行回归时的结果。加入交互项后，模型7表示经营规模在经营情况变量影响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中的调节效应回归结果。因为生产费用投入和财务费用投入在主回归模型中并不显著，因此将不再对这两个变量继续进行讨论，而只关注基础设施投入和家庭收入两个变量。模型7中，交互项J₄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经营规模在家庭收入对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的影响中存在显著正向调节效应。随着经营规模的增长，家庭收入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行为的正向影响逐渐加强。

为了进一步说明上文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稳健性检验，弥补了现有文献在稳健性检验方面的空白。回顾纳入模型的变量，作为调节变量的经营规模方差较大，且存在极端值。因此，本文删除经营规模最大1%和最小1%的主体，重新进行回归。表7中的模型8、模型9、模型10、模型11分别为删除极端样本后的回归结果。在剔除掉极端规模的主体后，风险情况以及风险情况交互项，经营情况以及经营情况交互项对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行为的回归结果均无明显变化，表明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本文基于全国各省市的485个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数据，采用面板Logit模型，并结合调节效应，分析了影响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因素。研究结果显示：①受灾面积和受灾损失每增加1个单位，分别会引起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增加1.728个单位和1.704个单位；生产费用和家庭收入每增加1个单位，分别会引起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增加0.213个单位和0.052个单位。基础设施投入和财务费用投入每增加1个单位，分别导致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下降0.303个单位和0.05个单位（见表4）。②在调节效应模型回归中，经营规模与受灾面积交互项的系数为−0.056（见表5），表明经营规模在受灾面积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经营规模与家庭收入交互项的系数为0.131（见表6），表明经营规模在家庭收入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森林保险购买需求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

本文的研究丰富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研究成果。具体来说，受灾面积、受灾损失、生产费用投入、收入、经营规模、负责人职务以及文化程度等都促进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基础设施投入、财务费用投入、年龄等都抑制了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同时发现经营规模在受灾面积和收入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调节效应。这与土地集中趋势下应发展适度经营规模，保险政策需要匹配林业风险管理新需求的研究思路相一致，有利于丰富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森林保险理论与实证。

本文与曾玉林等^[33]、刘海巍等^[34]的研究成果具有基本一致的研究结论，即林地受灾情况和经营情况均会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森林保险投保需求产生显著的影响。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在保险市场，受到过损失的人更希望为某一特定损失投保，且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林地投入的越多，越希望通过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来分散林业风险。关于经营规模对新型林业经营主体政策性森林保险需求的影响中，本文的结论与刘海巍等^[34]的结论一致，都认为林地经营存在一个适度规模问题，而曾玉林等^[33]则认为随着林地规模的增加，其保险需求会增加。这种区别可能是研究样本差异导致的，曾玉林等^[33]的研究样本为湖南省的农户数据，而本文采用了全国大样本面板数据，可以更加全面真实的观测到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研究结论可能更为可靠。

在新一轮集体林改背景下，逐渐涌现出多种类型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他们与传统林农在生产经营方式上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他们与林农的保险需求存在显著差异。而现有的政策性森林保险保障水平一直维持在较低水平，与现代林业发展呈现出的高成本、高投入特点不相符，无法实现对营林主体从事简单再生产的风险补偿，更不足以满足规模化与专业化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风险管理。如何有效引导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购买政策性森林保险未来可能会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为增强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于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笔者结合实证分析的结果并提出如下启示。

第一，积极推动林业生产规模化，加快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经营规模在影响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中起到重要调节作用，适当的扩大林地经营规模能够激发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对于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因此要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鼓励林地经营承包权流转，建立完善的市场流动机制，为各类经营者发展适度规模化经营提供条件。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内在特征导致其风险意识更加强烈，对保险的认识程度也更高，更有条件利用保险机制来开展林地风险管理，所以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需求大于传统林农。应适当推行林业生产的规模化和产业化，加快培育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增加市场对森林保险的需求，倒逼森林保险的发展，同时带动小农对森林保险的需求，以期促进林业和森林保险业的共同进步发展。

第二，引导保险产品多样化差异化，提升保险机构服务能力。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过去受灾损失情况显著的正向影响保险需求，但是现有的保险产品平均赔付率较低，森林保险的风险补偿作用未能充分发挥。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由于投入水平较高，对保险能弥补损失水平的要求也较高，所以要创新保险产品，引导其逐步从“保成本”向“保收益”的方向去发展。原本根据传统林农设定的保险费率，保障金额等都应该做出相应的改变，以适应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保险预期，同时积极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和金融技术，发展“保险 + 期货”模式、价格保险、天气指数保险等新型产品。另外，保险机构也应该积极培育更加专业的专门对接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的服务人员，加强保险服务网点的建设，全面参与并指导新型林业经营主体进行风险管理，提高抗风险能力。

第三，加大政府对政策性森林保险的扶持力度，全面建成高质量林业保险体系。新型林业经营主体作为现代林业建设的主力军，尤其需要政府的大力扶持。政府应尽快将符合新型林业经营主体需求的保险产品纳入补贴范围，同时深化林业补贴政策改革，将直接补贴政策逐渐转为保险补贴。在资金支持上要更加有针对性，例如对经营规模大、支付能力强、保险需求大的新型林业经营主体给予更多的补贴，对保障程度大、保险费用高的产品给予更大的补贴，以更好地促进新型林业经营主体和政策性森林保险产品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