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类历史发展境况来看，人与自然关系经历了一个由外在到内化，由分离到统一，由对立到和解的过程。这一过程，马克思多次用对立、慑服、神化、分离、征服、和解、和谐等相关词汇表明人与自然关系。对马克思的论述进行梳理，我们认为人与自然关系大体上经历了慑服、征服到共生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

首先，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阶段，即人慑服或崇拜自然阶段。对自然的认识，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就进行过相关论述，但关于人与自然关系问题，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首次提到人最初慑服于自然，被自然支配。“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人同自然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自然界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慑服于自然界。” ^[3]534 马克思用“对立”“慑服”表明人与自然的原初关系，这种对立旨在强调自然具有强大的威力，人在自然面前只能被动地安于现状，而非断裂或敌对关系。当人类的生产生活能力没有完全开化之时，人面对自然不得不像动物一样顺从自然界的变幻莫测。人慑服于自然，被自然统治，只有崇敬自然才能安于现状。

为了表达人对自然的恐惧或崇拜，人们曾通过神话、图腾、泛灵论、巫术等方式把动物或自然界作为崇拜的对象。《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导言中，马克思在阐释希腊神话产生的基础时提到：“希腊艺术的前提是希腊神话，也就是已经通过人们的幻想用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加工过的自然和社会形式本身。” ^[4]35希腊神话是希腊文明的开端，马克思看到，早期社会人类往往借助神话的形式述说自然，自然随即变得具有了某种神性。《资本论》中马克思再次指出：“劳动生产力处于低级发展阶段，与此相应，人们在物质生活生产过程内部的关系，即他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同自然之间的关系是很狭隘的。这种实际的狭隘性，观念地反映在古代的自然宗教和民间宗教中。”^[5]97马克思用狭隘性描述人与自然关系，指明人对自然的认识通过观念的形式表现在自然宗教之中，尽管没有使用慑服或崇拜等词汇直接阐述人与自然的关系，但从古人对宗教的态度来看不难理解这种慑服或崇拜之情。依据马克思的分析，我们看到人类历史发展初期，人们采集与狩猎，总会将自然神化，对之顶礼膜拜，人对自然具有绝对的依赖性，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即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慑服与崇拜。

其次，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二阶段，即人征服或控制自然阶段。自然的神秘性，让早期的人们既崇拜又恐惧，为了更好地顺应自然，人们开始逐渐探索自然，打开征服自然的大门。古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通过把自然解释为“本原”，以此来探索世界或宇宙。中世纪基督教曾以上帝创世说宣布上帝对宇宙的统治以及人对地球生物的派生统治权。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明显地表明人类征服自然、征服世界的价值取向。从文艺复兴到康德，人的理性能力被发现并不断彰显，康德甚至提出了“人为自然界立法”的命题。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古代社会人与自然之间的狭隘性之后，进而提到：“只有当实际日常生活的关系，在人们面前表现为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极明白而合理的关系的时候，现实世界的宗教反映才会消失。”^[5]97随着实际日常生活关系的转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就会从宗教的包裹中脱离出来，转化为一种新的关系。从外在的神化自然，到人们逐渐试图把自然内化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人与自然的关系由慑服走向征服，乃至控制。马克思提醒人们，随着工业社会的到来，人适应自然，顺应自然，改造自然能力日益提高。人类不甘心做自然的奴隶，努力把自身变为自然的主人，开始征服自然，控制自然，以使其为人所用。马克思还进一步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真正是人的对象，真正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服从于人的需要。”^[4]90-91

最后，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阶段，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阶段。工业化时代，人们逐渐可以征服与控制自然，但结果并不乐观。自然资源遭到人类的肆意开采，自然环境遭到人类的任意践踏，自然生态系统遭到人类随意的破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批判费尔巴哈感性直观的旧唯物主义时，指出其问题在于忽视了“人与自然界的和谐”^[3]528。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解释经济学家为谁服务这个问题时提到“人与自然的和解”^[3]63。

“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而且这种统一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慢或快的发展而不断改变。”^[3]529马克思表明，工业社会的发展不能以过渡消耗自然资源、破坏自然为代价，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也应在工业化进程中得以实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在工业社会中最终应走向和解与统一。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面对时代召唤，提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6]4。人与自然关系在现代社会发展中，应从第二阶段走向和解与共生的第三阶段。

人与自然关系缘何会发生从慑服、征服再到共生三个阶段的历史演变？马克思进一步强调，自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提，自然也是人类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正是劳动使二者相互作用，也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中介、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208马克思让人们注意到，劳动使人与自然进行双向互动，只有深入理解、把握、调适劳动的中介性作用，才更有助于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劳动是人与自然相互连接的中介，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让人们看到，劳动可以让人从慑服于自然的状态下，转向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然后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在论述劳动的中介性作用时，马克思指出，劳动及其形态也经历了自然力劳动、工具性劳动与绿色劳动的转化。正是劳动及其形态的转化，促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历史演变。

首先，人类最早的劳动形式是自然力劳动。人类历史之初，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为慑服与崇拜，马克思表明这源于人的一种自然力劳动。“人自身作为一种自然力与自然物质相对立。为了在对自身生活有用的形式上占有自然物质，人就使他身上的自然力−臂和腿、头和手运动起来。” ^[5]208所谓自然力劳动，就是人通过本身具有的自然属性，即臂和腿、头和手等活动方式，与自然接触，依靠自然提供的物质资源生存和发展。这就类似动物依据本能适应自然，服从自然安排，受制于自然。人类社会早期，由于生产能力低下，面对强大的自然界，无法挑战自然权威，不得不按照自然法则开展劳动。无论自然呈现何种状态，人只能依靠自然力生产生活，人的自然力的有限性与自然本身的无限性使人面对自然无法超越自身基本的能力征服自然，创造更丰富的物质财富。因此，人类初期劳动能力的自然性决定了人与自然关系最初表现为人对自然的慑服与崇拜。人们通过神化自然，以祈求自然对人生活的庇佑，免遭诸多危害。

其次，随着人类形成利用工具的能力开始了工具性劳动。随着石器、铁器、机器、电器等生产工具的不断创造，马克思指出：“当他通过这种运动作用于他身外的自然并改变自然时，也就同时改变他自身的自然。他使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发挥出来，并且使这种力的活动受他自己控制。” ^[5]208人生产能力提升，人本身的自然力不仅得以激发，同时还创造出诸多形式的劳动工具作用于自然。借助生产工具，人延展了自身的自然力劳动，进而大大提升适应自然的能力。这样，人再面对自然时，便可以从慑服自然走向征服自然。这一过程，可以说是工具性劳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工具性劳动可以简称为一种人们借助劳动工具改造自然，获取生活需要的劳动形式。生产工具不断更新换代，让人们不仅仅单靠臂和腿、头和手的运动与自然发生联系。生产工具一方面使人自身潜藏的自然力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它激发了人自身劳动能力的提升。为了提高适应自然的能力，在古代神话中，先人们曾产生了对金属工具的渴望与恐惧，在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过程中产生了优越于自然的心态。17世纪以后科学技术的日益强大，人们意识到通过科技征服自然成为不证自明的“公理”，人不仅在劳动中实现对自然的征服，同时使“征服自然”的观念得以固化。

工具性劳动的出现与发展直接推动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演变。人们逐渐发现，自然力劳动被工具性劳动所代替，自然便可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附庸。人们能够从慑服于自然的恐惧中走出，毫无顾忌地征服自然，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

工具性劳动的出现，原本代表了一种社会进步，表明人在自然面前的权威。但马克思却发现，结果是自然听命于资本控制，其本身遭到破坏。“现代工业史上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5]469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方面聚集社会历史动力，另一方面“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破坏土地的持久的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 ^[5]579。

工具性劳动代替自然力劳动，人变成自然的主人，但人与自然的关系并非走向和谐共生，反而走向反面。“劳动越机巧，工人越愚笨，越成为自然界的奴隶。” ^[3]158表面的征服下隐含着巨大的生态危机，如果不加以修复，必然威胁人本身的生产生活。为何当人们有能力从自然的束缚下解脱出来之际，结果又被自然威胁着，马克思提到这缘于异化。

再次，资本主义条件下工具性劳动呈现为异化劳动。工具性劳动本身并不必然是异化劳动，但在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的操持下，劳动变成了异化劳动。“劳动的这种现实化表现为工人的非现实化，对象化表现为对象的丧失和被对象的奴役，占有表现为异化、外化。”^[3]157 “异化劳动使人自己的身体同人相异化，同样也使在人之外的自然界同人相异化，使他的精神本质、他的人的本质同人相异化。” ^[3]163在人征服与控制自然中，异化劳动使人与自然回到原初的对立。这种对立并非一种外在的对立，而是人与自然双重伤害式的对立。异化劳动从人那里夺走了他的生产对象，夺走了生产资料，夺走了自然界本身。异化劳动让工具性劳动变得工心于“计算与算计”利益得失，无暇顾及自然本身，从而忽视了对自然的保护，对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视。人们征服自然的结果并没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与统一，而是生态平衡关系的破坏。追根溯源，异化劳动又源自私有财产的外化劳动，“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 ^[3]166。

人对自然的征服是通过工具性劳动来实现的，结果却引起异化劳动。人们必须注意到，如果还按照资本主义的工具性劳动生产生活，异化劳动将长期存在。在异化劳动的驱使下，人与自然只会一直互相伤害，甚至自然会以更加极端的方式报复人类社会，因此，破除异化劳动是人与自然能否走向和解与共生的关键环节。异化劳动警示人们必须去思考人与自然关系应如何由第二阶段转向第三阶段，即由征服自然走向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劳动作为人与自然连接的中介，只有破除异化的工具性劳动，用更高级的劳动形态加以代替，才能促使人与自然实现和谐共生，这种更高级的劳动形态即绿色劳动。

最后，克服异化劳动的生态恶果有赖于绿色劳动转型。“对当今自然世界残破现象的理解，对建构一种合理的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生态文明建设，理应从劳动第一哲学出发进行研究与建构。劳动活动本身是一种创造、一种生活，唯有劳动本身具有了生态正当性，才能够担保自然世界和人的生活的生态正当性。”^[6]4为了使人与自然实现和解与共生，马克思多次批判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异化劳动，但具体到何种更高级的劳动形式能取代异化劳动，马克思没有给出现成的答案。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基础上，提出绿色发展基本方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国际潮流所向、大势所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全球产业竞争制高点。” ^[7]6“所谓绿色经济，是一种以新发展观为理念指导，以满足公众意愿为目的，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特征的经济形式，它通过无害于环境以及人类自身的行为方式进行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等经济活动。”^[8]58“绿色的生态经济必然意味着社会劳动的绿色化、生态化，即构建绿色劳动。实际上，人们一直在自觉或不自觉地追求和实践着与绿色经济相适应的绿色劳动。” ^[8]58-59 具体而言，绿色劳动的具体表现为：“运用科学技术减轻劳动、保护劳动者自身安全健康、促进人们社会关系的和谐、实现劳动与分配领域的社会公平、达到劳动者的幸福，其结果是促进社会总福利的扩大，是有利于人类的发展和人类社会的进步。”^[9]56这说明，绿色劳动不同于异化劳动，是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借助已有的工具性劳动成果，利用自然资源，改造自然，还自然生态系统平衡。绿色劳动不仅能解决异化劳动下的生态危机，同时也推动着人与自然走向和谐共生。

劳动作为一种中介，使人与自然原本两个独立的存在物走向连结，而劳动及其形态的转化，促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历史演变。自然力劳动、工具性劳动与绿色劳动，表明了劳动形态的多样性。几种不同的劳动形态既具有历史继承性，又具有同时空性。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共生，在当下要以绿色劳动为基础，同时使几种劳动形态协同作业，着实改善环境，还自然清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劳动由自然力劳动、工具性劳动再到绿色劳动的转化，使人与自然关系发生历史演变。和谐共生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三阶段，绿色劳动在和谐共生的人与自然关系中起到关键作用。绿色劳动、绿色经济及绿色发展，只有在合理合法的制度下，以正确的思想进行引导，才能使之由理论走向现实。

首先，马克思看到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方式破坏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很难走出绿色劳动发展道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判地指出：“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视为自为的力量。” ^[10]393“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人对自然的支配为前提。过于富饶的自然‘使人离不开自然的手，就像小孩子离不开引带一样’。” ^[5]587可见在资本主义制度束缚下，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过是资本同自然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实质是资本对自然的征服与控制。资本的逐利本性决定了人对自然的无限开发，使大工业和农业生产中产生的大量的废弃物排向自然界，造成水源、土壤的污染和动植物灭绝，使自然净化能力下降，使自然资源再生能力衰减，造成人与自然之间生态平衡的破坏。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造就一大批利己主义者，他们为了不断满足膨胀的物欲和精神享受，不仅以牺牲本国自然资源为代价，还试图将他国自然资源攫为己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仅倾向于增加原材料和能源的投入，缩短生产流程，而且它严重依赖能源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技术，以节省劳动力的投入。” ^[11]149-150资本主义生产不仅破坏本国生态平衡，同时也以更快的速度消耗他国自然资源，倾倒生产垃圾。资本主义制度的本性在马克思的深刻分析下昭然若揭，其生产方式不仅妨碍本国绿色劳动，同时还给维护世界生态平衡、绿色劳动发展道路带来阻力。

其次，马克思指明只有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除异化劳动，消灭私有制，才能推动绿色劳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共产主义，作为完成了的自然主义，等于人道主义，而作为完成了的人道主义，等于自然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 ^[3]158马克思明确表达资本主义的灭亡和共产主义的实现，是使人与自然关系由慑服、征服走向共生的必要条件。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人类活动才能避免资本的无限扩张和对利益的肆意追逐，使人与自然能够和谐共生。

“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 ^[12]926-927在共产主义社会，以规范的技术为手段，人们可以有意识地对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交换进行科学的管理，即采取绿色劳动的形式，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而非资本主义社会那样由资本采取异化劳动的形式征服与控制自然。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中同样认为，人要学会正确认识和合理利用自然规律，努力调控生产生活对自然界的影响，而要实现这个目的，就必须彻底变革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整个社会制度。“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13]561

最后，作为共产主义社会初级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努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制度优势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根本保障。中国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制度破除私有制危害，让世界人民看到，只有放弃对私利的无限追求，始终心系人民，以人民为中心，走群众路线，才能避免资本使一切自然资源商品化、利益化、物质化和享乐化。第二，作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提供正确指引。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7]9 为了应对这个严峻挑战，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高度，大力推动生态文明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生态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实践创新和理论创新在生态文明建设领域的集中体现，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14]5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则由其内容的科学性和逻辑的自洽性完成了对西方生态环境理论的超越”^[15]11 。第三，绿色生产方式和绿色劳动为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具体路径。“某一现实社会中的生态环境问题或挑战，一方面与历时动态意义上的人类社会（文明）发展进程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共时结构意义上的对特定构型的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抉择或追求相关。”^[16]19绿色生产方式与生态中心主义或人类中心主义所强调的生产方式不同，是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肯定人在劳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强调人与自然的双向和谐。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生态环境问题归根到底是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问题。建立健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是解决我国生态环境问题的基础之策。”^[7]7绿色生产方式以绿色低碳为依托，为加快转变破坏生态环境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提供出路。“全党全国要保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定力，着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统筹污染治理、生态保护、应对气候变化，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17]19

总之，协调和维护好人与自然关系事关人类社会能否可持续发展，从人与自然关系历史演化中，我们看到劳动及其形态的转化在其中起到直接中介性作用。只有科学合理的劳动才能使人与自然从慑服与征服关系上升到和谐共生。绿色劳动是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手段。绿色劳动顺利展开需要合理合法的社会制度作保障。中国虽然仍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但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可以保障劳动性质与劳动关系的绿色化生态化，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推动绿色经济，加快绿色低碳生产方式转化，开展绿色劳动，不仅为实现中国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奠定坚实基础，也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益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