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of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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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有显著时代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传承性;超越传统观念,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坚守人民至上,具有坚定的人民性;强调全局思维,具有严密的系统性;立足中国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眷注人类命运,具有高远的战略性。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时代特征,对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Abstract: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compliance and action guid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n the new era, which has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Xi Jinping's thought on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draws on historical wisdom and has distinct inheritance;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oncept, it has outstanding innovation; it adheres to people supremacy, with a firm affinity to the people; it emphasizes on global thinking, and is rigorously systematic; based on Chinese practice, it has strong reality;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fate of mankind, it is loftily strategic. Explaining the above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nd building a community of human desti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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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深刻回答了“为什么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什么样的生态文明、怎样建设生态文明”等重大问题,思想内涵丰富、逻辑严密完整,是新时代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具有显著时代特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显著时代特征反映的是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相适应的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状态和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所表现的特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汲取历史智慧,具有鲜明的传承性;超越传统观念,具有突出的创新性;坚守人民至上,具有坚定的人民性;强调全局思维,具有严密的系统性;立足中国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眷注人类命运,具有高远的战略性。全面深刻把握其显著时代特征,对深刻理解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促进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意义。
一. 相关研究综述
自2018年5月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总结并阐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来,学者们主要从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形成发展、核心要义、现实价值、重大意义、时代意蕴等方面对其进行了热烈探讨,其中也不乏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时代特征的探究。
就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征的探究,学者们主要从以下两个视角展开:一是从某一单一视角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如刘斌[1]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特征;刘希刚[2]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整体性特征;张红太[3]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始终贯穿“系统”主线,具有系统性特征。二是从多维视角探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特征。如周建超[4]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继承性、实践性、人民性、系统性和世界性等鲜明特质;陈俊[5]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凸显了人民性、整体性、法治性和合作性的鲜明时代特征;赵美玲等[6]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全球性、整体性、系统性和人民性特征;黎明辉等[7]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真善美特质;张云飞[8]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科学性和真理性、人民性和公正性、实践性与创新性、开放性和时代性、整体性与系统性等鲜明特征;张瑞才等[9]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是继承性与创新性的统一、理论性与实践性的统一、现实性与时代性的统一、人民性与价值型的统一、系统性与原则性的统一、本土性与世界性的统一;方世南等[10]分别从理论来源维度、思维方法视角维度、规律论维度以及涉及内容研究等四个方面归纳分析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核心特征;邵发军等[11]从“生命共同体”视域研究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出其展现系统论、辩证论、全球论特质,彰显继承性、创新性、主体性底色;周鑫[12]立足于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认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彰显了深刻的历史性、思辨性、系统性、人民性以及世界性的理论特质。
不难看出,学界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时代特征进行了较多也较为详尽的分析和阐述,但缺乏对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特征的全面而又系统的探讨。笔者在认真学习和深刻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学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全面系统、立体深入地分析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鲜明时代特征。
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鲜明的传承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理论根基深厚、视野宽广,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及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吸收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生态智慧和生态经验。
首先,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地深刻阐释了人与自然关系的历史生成、发展演化等,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的关系,人、自然、社会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整体。人是自然之子,正如恩格斯所说,“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13]。人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14]。人与自然是一种合理的物质变换关系,人不能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只有顺应自然才能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基于这一理论特质,结合中国国情的时代场域,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15]。人不能主导自然,人与自然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相互作用的生命共同体。习近平总书记明确了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要求、趋向和目标,传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
其次,发展了历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生态文明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讲,党的百年奋斗史,毋庸置疑是一部探索人与自然和谐关系、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领导革命、发展生产的同时十分重视抗灾救灾及保护利用自然资源,提出要积极调动苏区群众植树造林、保护山林,我们党还设立了山林水利局。毛泽东曾经指出,“没有林,也不成其为世界”[16]。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党面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困局,在抓经济建设的同时仍兼顾生态建设,毛泽东提出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17]的科学论断。毛泽东积极倡导“绿化祖国”,通过植树造林保护生态环境;针对淮河流域发生的重大洪涝灾害,发出了“一定要把淮河修好”“一定要根治海河”的号召。此外,我们党还开启了一系列系统性水利工程治理,修建了多座水利工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我们党将生态环境保护法制化,将环境保护提升到一个新高度,坚持可持续发展理念;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倡导“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进入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被确立为治国理政的重大方略,强调坚持人与自然共生,并把建设美丽中国作为强国目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在吸收历代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的同时,也对其内涵及发展做了进一步的阐释。
再次,吸收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文明智慧。中华民族历来尊重自然规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也蕴含着丰富的生态哲理,如古人崇尚的“天人合一”,“天”即自然,意味着人与自然本就是一个共同体,这是古代先贤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度诠释。老子主张道法自然、万物平等、善解能容的生态价值观。《中庸》坚持中庸之道与“致中和”,“中”即“度”,反对人类对自然进行盲目开发与掠夺,否则会带来沉重的生态代价,威胁人类的生存。不难看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饱含“尊重自然规律,取之有道,用之有度”的生态理念,深刻体现着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这些传统生态智慧迄今为止仍然是深厚而具体的,并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吸收了这些朴素的生态智慧。
最后,理性反思和借鉴了西方生态理论的有益成果。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生态危机是社会问题和制度问题,资本主义的异化消费是造成生态危机的直接根源,主张人类的消费需求必须控制在自然环境的承载能力范围内,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在良性循环过程中保持一种和谐状态。解决生态危机的出路是建立一个能够使人类自由存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美好社会。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全球生态环境形势愈加严峻,“可持续发展”成为应对、解决全球生态危机的全新理念,同期西方各种生态理论方兴未艾。习近平理性反思和借鉴了西方生态理论的有益成果,充实和拓展了生态文明思想的内涵。
三.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突出的创新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和传统发展观,针对新时代特质提出一些新论断,充分体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出的创新性特征。
首先,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过度夸大了现实人的主体地位,认为人主宰着一切,人可以统治自然、主导自然,把生态与人类文明发展割裂开来。与此同时,人类中心主义助长了人类过度掠夺自然资源的欲望,给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挑战与沉重灾难,加剧了人与自然之间的矛盾。人类中心主义虽然肯定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是他们所追求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把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作为服务于资本主义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由于这种内在矛盾性,不仅限制了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反而会加重生态危机。应现实需要,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整体,将生态环境建设与人类文明发展紧密结合,提出了“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18]的科学论断。立足人类文明发展史,不难看出,优良的自然生态环境确实可以带动人类文明和社会经济的发展与进步,反之则不然。历史上四大文明古国都曾在自然环境优越的地方发展、兴盛,而随着生态环境的恶化,经济中心的转移,部分文明走向衰落,由此不难看出人类文明的兴衰与自然生态环境的优劣有着紧密联系。在我国历史上,黄土高原、渭河流域、河西走廊地区曾是自然资源丰富、森林密布、水土丰茂、环境优美的地区,但随着盲目开垦、乱砍滥伐,致使生态环境恶化,同时中华文明中心的不断迁移,深刻体现出生态环境对文明的影响。实践证明,我们务必要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因为生态环境不仅深刻影响着人类文明的发展,而且也关乎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存续问题。人类中心主义认为自然资源富足,人类可以毫无顾忌地利用和改造大自然,这种观念必然会导致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当前全球生态危机凸显且严峻,如何应对生态困境已成为全球共同的挑战。而且实践已经证明,西方“先污染,后治理”的模式是不可持续的、行不通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超越了人类中心主义,将生态文明贯穿到文明结构中,并融入文明演化中,开创了中国式现代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大成果。
其次,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生态中心主义反对一味向生态索取的行为,颇有“德治主义”的特点,强调“地球优先论”,将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处于对立地位,排斥一切对生态环境进行改造的活动。生态中心主义认为解决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放弃对生态进行科学技术的改造,同时排斥经济增长,这实际上是一种后现代主义的价值立场,从理论上混淆了存在论与价值论的区别,从实践上脱离人的利益谈论生态问题,难以为当代生态运动提供内在的动力和基础,以实践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理论才能有效指导、解决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实践,从社会制度和生产方式多维度出发,提出解决生态危机的可行途径,从而使其真正落到实处,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习近平指出:“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5]马克思认为,历史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对此进行了“人类史”与“自然史”的划分,“两山论”在此基础上深刻诠释了人的价值与自然价值辩证统一的生态价值论。立足于新时代场域,“两山论”以其重大引领性,用新发展理念来破解生态难题,首先,我国现阶段的主要任务依然是发展经济;其次,经济不是靠牺牲环境来单向度发展;最后,需统筹新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是“一体两翼”,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促使绿水青山得以持续转化为金山银山。“两山论”深刻回答了当前和今后长时期内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内在关系,明确了两者之间的价值选择,是遵循生态价值基本规律的理论向度,是具有新时代引领性的理论基础。
最后,超越了传统经济发展观。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忽视生态环境的发展规律,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导致人与自然矛盾突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突破了传统陈规,超越传统经济发展观,力求寻找到既能保护环境又能促进经济发展的特色化道路。习近平提出了“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19]的科学论断,深刻体现出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的理念,是对传统一味追求经济增长而忽视生态环境观点的超越。在人类社会发展的进程中,人类过分强调“征服自然”,主张人类对自然的主导地位。工业革命以来,人类近乎疯狂地掠夺自然资源,大自然自身的修复能力跟不上人类的破坏力度,因此导致了巨大的生态环境灾难。当今,可持续发展成为时代潮流,追求和发展生产力,一定是追求和发展包含绿色底蕴的生产力。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生态环境就是生产力”,是适应时代需要的科学论断,是谋求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价值遵循,它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主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要彻底将可持续发展融入其中,发展绿色、循环、低碳经济,不以经济增长率论英雄,追求绿色GDP。
四.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坚定的人民性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坚持“人民中心”,注重民生福祉,以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为目的,践行生态为民理念,坚守人民至上,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坚定的人民性。
首先,坚持人民群众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就是要坚持“人民中心”的发展观,即追求公平正义的发展、可持续的发展、以人民福祉为目的的发展。习近平指出:“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20]因此,重视和保障人民的生态需求就是重视和保障人民的民生需求。与此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教育引导,坚持生态为民的民生观,习近平指出:“生态文明建设同每个人息息相关,每个人都应该做践行者、推动者。”[21]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习近平倡导调动民意、民力,广泛集中人民智慧,与人民共建共享美好生活与美丽环境。习近平始终将人民放在最高位置,关注群众对生态的所需所求,具有深厚的人民情怀和坚定的人民性。
其次,坚持生态为民理念。习近平强调:“环境就是民生,青山就是美丽,蓝天也是幸福。”[22]进入新时代,将生态环境保护融入民生建设,既超越了生态中心主义,也突破了物质中心民生论,将生态建设融入民生之中,加快民生建设多元化,高度重视人民对新鲜空气、干净水源、整洁环境的需求,竭力满足人民对生态环境的新期待。从生态视角把握民生,将两者结合起来,推进新时代民生建设发展。为此,党和政府对生态建设中乱作为、不作为等问题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倡导树立生态民生观,加快建设覆盖城乡、均等普惠的优美自然环境,统筹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等为主体的生态文明建设方略,为生态民生建设高质量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最后,坚持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基于新时代特质,我国人民生活从追求生存到追求生态、从追求温饱到追求环保的转变,折射出我国社会发展的新变化。进入新时代,就要将生态发展与民生建设结合,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态环境的需要。当前,人民群众对新鲜空气、干净水源、整洁环境提出了更高要求,生态环境的高质量发展日益成为人民的新需求。“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生态环境质量的好坏关系到全体人民群众的健康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必须重点解决损害群众健康的突出环境问题。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从源头出发,寻找环境问题根源才能标本兼治,坚持回应群众期盼,了解百姓呼声,满足人民良好生态需求。在生态环境建设中始终坚持以人为本,把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作为环境质量的衡量标准。
五.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严密的系统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23]我国生态文明建设始终坚持唯物辩证的方法论,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把自然要素、自然过程、自然系统联系起来,坚持系统、全面地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全局思维和严密的系统性特征。
首先,坚持人与山水林田湖草沙是生命共同体。近代以来,将自然要素、自然系统、自然过程孤立看待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占据主导地位,这是导致生态环境问题的重要原因。唯物辩证法要求我们以全面、系统、联系、发展的眼光去看待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人与自然是密不可分的有机统一整体,这既是客观存在也是现实指向。从这种整体性视角出发分析,人对自然肆意破坏,最终会危及人本身的生存和发展。人不能独立于自然,更不能凌驾于自然之上,人与自然应该保持一种合理的物质变换关系。山水林田湖草沙命脉相依、命运与共,因此,必须用系统思维和方法来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的,我们要“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24],要“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24]。长期以来,生态环境保护中各自为政现象突出,存在“九龙治水”的沉疴旧疾,为生态环境保护埋下了沉重的隐患。如果在生态环境保护中“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各自为政、互不联系,就很容易顾此失彼,不利于生态系统的修复。因此,要从整体视野出发,把握生命共同体,统筹兼顾、多措并举,统筹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其次,坚持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五位一体。“五位一体”深刻彰显出要在社会发展中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坚持总体性和全局性建设。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把生态贯穿于经济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对建设美丽中国至关重要,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对新时代中国的发展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五位一体”的关键就在于“一体”,其深刻体现了“五位”各要素之间的整体性特质。值得注意的是,“五位”之间紧密联系、环环相扣,如果不能系统优化其要素,可能会出现顾此失彼现象。因此,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可以从全局上、整体上把握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大思路、大格局。“共同推进、一体建设”,坚持系统思维,统筹谋划顶层设计,抓关键领域,突破重点难点问题,系统部署,坚持协调推进标本关系、应急与常态关系等,致力于早日实现美丽中国目标,这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系统性特征的充分表现,对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系统性思路。
最后,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发展观。“两山”论是在我国资源趋紧、生态环境面临巨大挑战的背景下提出的,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生态环境问题频发,严重威胁到人民身心健康,成为民生之患、民生之痛。“两山”论对协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有助于应对当前生态环境困境,对协调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两山”论使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实现共赢,有利于可持续发展,实现既“富”又“绿”,促进形成人与自然共存共生的新局面。
六.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强烈的现实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由方略、制度、路径等各个环节构成的系统工程。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立足这一系统工程,不仅对新时代进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原因和必然性进行了深刻分析,而且对新时代怎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系统回答、提出了明确要求,牢牢立足中国实践,具有强烈的现实性特征。
首先,转变发展方式,突出生态优先。习近平指出:“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18]近代以来,资本主义掠夺自然资源的单向度发展模式一直处于主导地位,这种错误的发展方式造成生态环境承载压力过大,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基于这种传统发展模式,当前仍存在一些关于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关系之间的认知误区。经济发展仍是当前与今后我们将长期面临的一个任务,唯有将两者协同发展才是可持续的科学发展方式。辩证唯物主义生态发展观认为,当生态与经济发展两者间发生矛盾以至难以取舍时,也要深刻认识到“绿水青山”是前提,坚决摒弃饮鸩止渴式非持续性的发展模式。习近平反复强调要协调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保之间的关系,竭力促进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两者协同共进。因此,“我们应该在坚持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础上,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25],使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两者相得益彰。基于深刻的历史启示,我们党将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行动纲领,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方略,强化环境保护力度,承担起保护生态环境的历史责任。这些关于生态文明建设的新方略就现实而言,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其次,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与法律体系,做好顶层设计。习近平指出:“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21]建立健全生态法制,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科学规划,强化生态保护刚性约束,才能真正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制度和法治是关乎国家发展之全局性和根本性问题,我国生态环境保护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大多与制度不严格、法治不严密分不开关系,只有用最严格制度最严密法治保护生态环境,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进入新时代,法制化对生态文明建设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仍需完善管控监控体系,加强环境监管执法力度,提高自然资源利用可持续发展水平;建立健全生态环保制度,落实各生态文明建设主体的责任与义务,党委政府要发挥主导作用,建立地方官员的政绩考核体系,实行领导干部责任制,注重运用多种手段落实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企业应发挥主体作用,改革生产方式及管理制度,推进科技创新及绿色发展;社会组织要开展生态环保活动,向公众宣传环保知识,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必须把制度和法治建设作为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尤其以制度来规范和约束不同生态文明建设主体,才能使生态环境治理真正落到实处。
最后,坚持绿色发展,提高绿色技术。习近平指出:“依靠科技创新突破绿色发展难题,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新格局。”[15]推进绿色技术发展,使之助力当今生态文明建设,把绿色化、生态化作为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协同共赢的基点和助力点。将绿色技术贯穿到传统产业,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实现生产全过程绿色化,把绿色化作为产业核心竞争的基点,加快低碳发展。随着全球环境资源约束趋紧,我国能源资源面临难题,如能源资源比例不均衡,缺乏先进能源开发技术,能源利用率低下,只有变革产业结构,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开发低碳技术,提高清洁能源利用率,发展低碳经济,才能有效应对当前困境。通过把握当今科技革命方向,实现资源高效率循环利用,以缓解生态压力,转变经济结构,构建绿色循环产业体系,寻找经济发展新增长点。
七.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具有高远的战略性
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参与者、贡献者、引领者。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谋划中国和世界未来美好愿景提供了中国智慧,深刻眷注人类命运,具有高远的战略性。
生态文明建设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既是党的历史使命的高度彰显,也是对世界各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经验总结。习近平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将生态文明建设与当前新形势、新问题相结合,为生态治理注入了活力和动力,他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重要内容。”[26]改革开放以来,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方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随之产生大量生态环境问题,严重影响了人民身心健康,阻碍了我国现代社会发展。鉴往知来,中国要致力顶层规划、久久为功,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在政治、经济等全方位、全过程开展绿色循环、低碳发展。统筹生产、生活、生态,走生态文明发展道路,实现民族永续发展。
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推动全球更高水平可持续发展的新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习近平以一种国际视野去审视当今时代的生态发展趋向,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构建的新蓝图。现今生态自然与人类发展联系愈加紧密,如果还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人与自然就无法和谐共处。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创新了“共同体”理论,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只有融入人类命运共同体才能有效应对生态问题。正如习近平所言:“面对生态环境挑战,人类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命运共同体,没有哪个国家能独善其身。”[20]几百年来,工业化在提高生产力的同时给生态带来了巨大灾难,为此人类承受着沉重的生态压力并且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事实证明,对待生态环境不能采取杀鸡取卵这种片面性、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面对全球生态问题,世界各国唯有同舟共济、协同应对,才能有效缓解当今面临的严峻局势。在新时代务必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这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24]。面对当前严重的全球生态问题,中国积极履行国际责任,深刻彰显“国之大者”,主动参与、开展国际合作、国际交流,为现代性文明进步与全球生态环境良好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如中国承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通过南南合作计划、“一带一路”倡议,为全球生态保护与建设提供了重要动力,有助于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国之大者”在于其承担大国责任,在于胸怀天下,中国坚守全球生态卫士责任,也突出体现了对“共同体”理论的创新性发展。这些深刻眷注人类命运的理念,体现了高远的战略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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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刊类型引用(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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