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公园是天然的环境教育课堂，被认为是开展环境教育的最佳载体^[1]，目前美国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已经形成了涵盖法律、机制、规划、人才等完整的运行体系^[2]。中国国家公园建设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建立国家公园体制总体方案》明确提出，环境教育是国家公园全民公益性的体现，“开展自然环境教育，为公众提供亲近自然、体验自然、了解自然以及作为国民福利的游憩机会”是国家公园的重要使命。目前我国各个新建国家公园和各类自然保护地都在积极尝试新的游客环境教育方式，如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对环境解说系统进行了提档升级，大熊猫国家公园唐家河片区和普达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区等建立了环境教育中心，并推出自然导赏和深度体验等环境教育活动^[3-4]。

环境教育努力实现的目标是改变人的行为，培养亲环境的公民^[5]，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但人是复杂的，要想驱动人实施亲环境行为并不容易。目前在亲环境行为的驱动路径研究中，已形成诸多理论视角，但研究主流仍然局限于机体内部的行为驱动模型，缺少外部情境分析路径，更乏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的行为驱动视角。本文整合“刺激–机体–反应”（Stimulus-Organism-Response，简称SOR）模型和“认知–情感–行为”（Cognition-Affection-Behavior）模型，将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和地方依恋作为环境教育感知影响亲环境行为的中介变量，揭示内外部因素共同作用下国家公园游客亲环境行为的影响路径与作用机制，旨在拓展相关领域的理论研究，也为我国国家公园环境解说系统规划建设、环境教育项目开发与活动组织等提供实践指导。

一.   文献回顾与述评

游客亲环境行为是游客在旅游活动中，主动实施的有利于保护环境或使人类活动的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行为^[6]，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理、理论模型构建及验证三个方面。由于亲环境行为研究的目标本身便是促进行为实现，因此关于其前置影响变量及影响机理的探讨一直是该领域的热点话题。早期研究以理性研究路径为主导，众多学者运用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简称TPB）和规范激活模型（Norm Activation Model，简称NAM）等研究了环境关心^[7]、价值观^[8]、主观规范^[9]、环境知识技能^[10]、旅游环境认知^[11]等理性认知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然而，这个时期的研究成果往往忽视了情感因素，有研究显示，情感因素对亲环境行为的解释力显著高于认知因素^[12-13]，因此，越来越多学者开始了对情感因素的探索，常见的情感变量有敬畏^[14]、自然共情^[15]、地方依恋^[16]、环境敏感性^[17]、满意度^[18]。虽然认知因素在某些情形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及情感因素显著，但认知孕育情感，其作用仍然是不可忽视的，于是“情理合一”路径逐渐成为研究主流，且相比单一的“理性”或“感性”路径，“情理合一”被证明是更为有效的研究方法。国内外学者通常将情感变量纳入TPB等经典模型实现理论的扩充，或将理性研究路径与情感驱动的研究路径进行整合。

总体来看，已有研究主要基于TPB、NAM等经典理论或其整合模型来解释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机制与路径，但未将外部情境因素纳入研究模型。旅游活动的异地性特征突出，异地的各种外部刺激性因素感知可能会对游客的行为方式、行为意向产生重要影响^[19]。环境教育感知被认为是对游客亲环境行为影响最直接、最重要的一种感知形式，但学界对于环境教育感知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探索仍非常少见^[20]。另外，在对情感类心理变量的探讨中，相较于其他情感，尤其是基础情感来说，自我意识情感（如内疚、自豪）对行为决策具有更显著的影响，但相关研究在旅游视角下仍比较缺乏^[21]。地方依恋属于情感维度，早期常作为自变量被用来探究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随着研究的深入，近年来也有学者探讨其在亲环境行为影响路径中的中介作用^[19]。

本文试图从外部情境视角切入，基于SOR模型构建一个扩展模型，选取旅游环境认知作为认知层影响因素，地方依恋和预期内疚作为情感层影响因素， 探究“情理合一”路径下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如何激发游客的亲环境行为，并最终验证“情境–认知–情感”驱动的行为路径模型。

二.   理论模型与研究方法

一   理论模型：SOR扩展模型

本文的理论模型是在经典的SOR模型和“认知–情感–行为”模型的基础上整合形成的。其中，SOR模型解释外界刺激（S）会促使机体（O）的认知和情感产生变化，进而引发行为反应（R）^[22]。SOR模型的有效性已在多个领域得到实证检验，是研究个体意识与行为的典型理论模型，目前有学者将其运用到游客亲环境行为研究中^[19]，如骆培聪等^[23]、Su等^[24]。“认知–情感–行为”模型阐释个体行为的发生过程，提出认知是情感的基础，以情感为导向；情感是个体行为的源泉，以个体行为为导向^[25]；当三者协调一致时，个体心理状态趋于稳定^[26]。这形成了经典的“认知–情感–行为”理论。在游客亲环境行为研究领域，该理论在“情理合一”的主流研究路径下得以广泛运用，如Pan等^[27]、刘佳等^[11]。

总体来看，虽然SOR模型考虑了个体内部因素对行为决策的影响，但机体内部如何处理外部信息、产生怎样的心理变化，进而改变认知状态和情感状态，最终又如何促使行为改变，SOR理论仍未向我们揭示其中的机制。而“认知–情感–行为”模型主要关注个体内部变化，但未能兼顾外部因素对行为的影响。基于此，本文试图集二者之所长，用“认知–情感–行为”理论来进一步揭示机体内部发生的认知和情感变化，构建基于认知心理学的SOR扩展模型——“感知–认知–情感–行为”模型，以探究内外部因素对个体亲环境行为的共同影响。

二   研究假设

1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旅游环境认知、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是指游客对环境教育系统及其运行效果的综合感知^[20]，是游客主动接受环境教育内容输入的过程，属于外界刺激，其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得到多次验证^{[20, 28-29]}。环境认知是个体对环境以及相关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具体包括对环境知识、人与自然的关系、环境压力、环境破坏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30]。在旅游环境认知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中，学者普遍认同个体的环境认知水平越高，实施亲环境行为的意愿就越强^{[11, 31-32]}。在三者关系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通过环境教育可提高民众的环境认知水平，最终促进亲环境行为^[33]；还有实证研究发现，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对其专业素养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专业素养的积累促进游客实施积极的亲环境行为^[20]。本文认为，游客通过环境解说牌、导游解说等环境教育手段来了解国家公园内外的生态环境知识，这些信息对游客原本的认识、感受、价值观等产生冲击或补充，于是机体内部的认知发生变化，最终形成新的认知状态，进而可能改变个体行为。由此提出假设H1：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H2：环境教育感知对旅游环境认知有正向影响；H3：旅游环境认知对亲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H4：旅游环境认知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存在单独的中介作用。

2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地方依恋、预期内疚、亲环境行为的关系

地方依恋是人与特定地方相互作用产生的积极情感联结关系^[18]，描述的是个人与特定事物之间的情感依附；预期内疚是指当人们预期做出或不做出某种行为时产生的内疚情感^[34]，描述的是个人一般性的情感、情绪状态。二者均属于情感变量范畴，被证实对亲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9, 18, 26, 35]}。环境心理学认为，个体行为受人的感觉和情感控制^[36]，游客感知会引发情感变化，进而促进相关行为的产生^[37]，如刘凡等^[38]证实了积极的景观感知能促进游客产生地方依恋情感，进而促进亲环境行为的实施。已有研究证明，游客的环境教育感知能影响一系列情感变量，进而对行为意愿产生影响^[39-40]。本文根据SOR理论提出，游客感知到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刺激后，内心会产生对当地的依恋等积极情感，若是做了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的事情，可能产生内疚等消极情感和补救的积极心理，两种情感变化都会促发亲环境行为。由此提出假设H5：环境教育感知对预期内疚有正向影响；H6：环境教育感知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H7：预期内疚对亲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H8：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有正向影响；H9：预期内疚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存在单独的中介作用；H10：地方依恋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存在单独的中介作用。

3   旅游环境认知、地方依恋、预期内疚的关系

情感认知理论认为，认知是唤醒情感的核心来源，个体在对环境刺激进行储存加工形成环境认知的基础上，将对接收到的刺激与以往认知进行比较，当感知分析与认知加工之间不匹配时，环境情感就会被唤醒^[41]。Cheng等^[42]证明了环境知识可通过环境敏感性促使地方依恋情感的产生。Frewer^[43]发现，旅游环境认知会激发环境情感进而影响亲环境行为。整体心理学理论认为，内疚和焦虑的情绪体验在很大程度上植根于人与环境的关系。Ruesch^[44]和Rank^[45]认为，内疚是一种亲社会情绪，个体对自身与环境的融合程度感知越强，越容易感到内疚或焦虑。虽然目前尚未发现直接探究旅游环境认知对地方依恋和预期内疚影响的研究，也未发现直接证明地方依恋与预期内疚关系的成果，但二者在认知变量与亲环境行为间的中介作用已被证实^[46]。本文基于整体心理学理论的演绎逻辑，构建旅游环境认知、地方依恋、预期内疚之间的关系，提出假设H11：旅游环境认知对预期内疚有正向影响；H12：旅游环境认知对地方依恋有正向影响；H13：地方依恋对预期内疚有正向影响。

4   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与地方依恋的多重中介作用

如前所述，已有研究验证了旅游环境认知、地方依恋和预期内疚在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中存在单独的中介作用。本文据此进一步推断三者还可能两两组合或在其中存在相互关联的顺序性链式中介作用，并提出假设H14：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H15：旅游环境认知、地方依恋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H16：地方依恋、预期内疚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H17：旅游环境认知、地方依恋与预期内疚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存在链式多重中介作用，从而构建起五个变量之间的多重中介效应假设体系（见图1）。

图  1  本文的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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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方法

1   研究区域概况

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是我国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之一，主要是在五指山、鹦哥岭、尖峰岭、霸王岭、吊罗山5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基础上，整合连通周边其他保护地建立起来的。其中，五指山片区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热带原始森林，对全国乃至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具有重要意义。五指山片区还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中景观最具特色、旅游活动开展最早、游客量最大的区域，主要包括主打“观山”的热带雨林风景区和主打“游山”的五指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该片区环境教育以环境解说牌、电子导览、环境宣传手册、游客中心、导游讲解等自导式和他导式解说为主，这些教育方式虽谈不上新颖，但比较齐全，兼具我国目前国家公园环境教育的主要形式。

2   问卷设计与数据收集

本研究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结合专家意见，构建了5个影响因子测量量表，经过预调研和探索性因子检验，最终形成正式调研问卷，共包含24个题项（见表1）。其中，环境教育感知测量量表在殷程强等^[20]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旅游环境认知测量量表在Dunlap等^[47]、Cheng等^[42] 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地方依恋测量量表借鉴了Williams等^[48]的经典二维量表，预期内疚测量量表借鉴了Han^[49]的研究成果，亲环境行为测量量表在Ramkissoon等^[50]、罗文斌等^[51]、曾菲菲等^[52]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修改。

表  1  聚敛效度检验

因子	题项	因子载荷	平均方差提取量	组合信度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	①该国家公园有很多环境宣传手册、环境解说牌等帮助我自学环境知识	0.804	0.638	0.898
	②我通过环境解说牌、宣传手册等学到了很多生态知识	0.836
	③导游讲解内容专业、丰富精彩	0.744
	④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为保护环境起到了榜样的作用	0.809
	⑤导游或景区工作人员积极引导我们保护环境	0.799
旅游环境认知	①游客不能为了满足一己私欲而破坏国家公园的环境	0.784	0.618	0.890
	②过度旅游开发会破坏国家公园的自然资源和环境	0.798
	③过度的娱乐休闲活动会破坏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	0.805
	④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为主，同时为国民提供亲近自然的游憩机会	0.705
	⑤国家公园可以承载的游客量、旅游设施是有限度的	0.831
地方依恋	①此次国家公园之旅对我很有意义	0.797	0.650	0.918
	②我对该国家公园有强烈的认同感	0.766
	③我对该国家公园有特殊的感情	0.851
	④相比其他地方，来该国家公园旅游更让我感到满意	0.796
	⑤相比其他地方，我更喜欢该国家公园的旅游环境	0.802
	⑥相比其他地方，来该国家公园旅游对我更重要	0.822
预期内疚	①假如我在国家公园旅游的过程中做了损害环境的事，我会感到内疚	0.840	0.659	0.853
	②假如我在国家公园旅游的过程中做了损害环境的事，我会感到懊悔	0.779
	③假如我在国家公园旅游的过程中做了损害环境的事，我会感到难过	0.815
亲环境行为	①我不会伤害该国家公园的动植物	0.815	0.613	0.888
	②我会遵守该国家公园的游览规定	0.791
	③我会自觉保护该国家公园的生态环境	0.763
	④当我看到不利于该国家公园环境保护的行为时，我会报告给管理机构	0.759
	⑤我会阻止违法破坏该国家公园环境的行为	0.7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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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的目标人群为在2021年12月13—16日前往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五指山片区的国内大众游客，共发放问卷425份，有效回收率达95.53%。在406份有效样本中，男性占59.54%；14 ~ 24岁和25 ~ 44岁的中青年群体最多，共占70.70%；58.20%的游客拥有大专或本科学历；职业方面以退休人员为主，占比为27.60%，而中青年群体的职业分布较为分散。从各影响因子的均值来看，游客对旅游环境认知和亲环境行为具有更高的认同度，均值分别为3.94和3.91；对于可能发生的环境破坏行为产生的内疚感，总体均值也达到了3.88；游客对环境教育感知和地方依恋的认同度稍低，均值都是3.70。根据李克特5级量表，当题项均值在3.5 ~ 5之间时认为被调查者对该题项有较高的认同度^[48]，结果说明游客对调研问卷普遍持认同态度，调研问卷适用本研究。

三.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一   信效度检验

首先，通过SPSS 26对406份有效问卷数据进行可靠性分析，发现问卷总体的克隆巴赫系数α为0.924，大于0.9，说明问卷具有良好的信度。其次，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KMO为0.923，大于0.9，可见问卷数据非常适合做因子分析；通过Amos 26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提取5个解释因子，采用最大方差法进行旋转，旋转结果在5次迭代后收敛，总体方差累积贡献率达71.602%，说明24个题项提取的5个因子对于原始数据的解释度较为理想。最后，研究验证聚敛效度和区分效度良好（见表1、2）。

表  2  区分效度检验

	游客环境 教育感知	旅游环 境认知	地方 依恋	预期 内疚	亲环境 行为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	0.638
旅游环境认知	0.290**	0.618
地方依恋	0.240**	0.144**	0.650
预期内疚	0.492**	0.332**	0.268**	0.613
亲环境行为	0.277**	0.271**	0.156**	0.336**	0.659
平均提取方差平方根	0.799	0.786	0.806	0.783	0.812
注：**表示在5%的水平上显著，对角线为平均提取方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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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借助Amos 26对模型拟合度进行检验，结果显示：χ²/df = 1.286，近似误差均方根 = 0.031，拟合优度指数 = 0.925，修正拟合优度指数 = 0.906，比较拟合指数 = 0.984，增值拟合指数 = 0.985，非规范拟合指数 = 0.982，说明模型具有较好的拟合度。进一步检验各因子间的路径关系是否显著，结果见表3。在5因子的10条关系路径中，除了“旅游环境认知→地方依恋”“环境教育感知→亲环境行为”“地方依恋→亲环境行为”3条不显著，其余7条路径的P值均小于0.01，结果显著，即假设H2、H3、H5、H7、H11、H12、H13成立，假设H1、H6、H8不成立。

表  3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结果

路径	非标准化系数	标准化系数	标准差	组合信度	P	是否显著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旅游环境认知	0.401	0.465	0.056	7.175	<0.001***	显著
旅游环境认知→地方依恋	0.113	0.107	0.074	1.541	0.123	不显著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地方依恋	0.287	0.314	0.065	4.413	<0.01**	显著
地方依恋→预期内疚	0.172	0.169	0.052	3.298	<0.001***	显著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预期内疚	0.502	0.541	0.060	8.389	<0.001***	显著
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	0.300	0.278	0.061	4.892	<0.001***	显著
预期内疚→亲环境行为	0.387	0.417	0.101	3.816	<0.001***	显著
游客环境教育感知→亲环境行为	0.011	0.012	0.077	0.136	0.892	不显著
旅游环境认知→亲环境行为	0.254	0.255	0.071	3.571	<0.001***	显著
地方依恋→亲环境行为	0.021	0.023	0.057	0.376	0.707	不显著
注：***、**分别表示在1%、5%的水平上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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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中介效应检验

本文利用Amos 26并通过Bootstrap法（2000次）进行中介效应检验。检验结果表明，虽然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没有显著的直接效应，但仍可通过4条路径对亲环境行为产生影响，分别为：①环境教育感知→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亲环境行为[β = 0.054，95%置信区间为（0.025，0.099）]；②环境教育感知→旅游环境认知→亲环境行为[β = 0.119，95%置信区间为（0.055，0.198）]；③环境教育感知→地方依恋→预期内疚→亲环境行为[β = 0.022，95%置信区间为（0.008，0.053）]；④环境教育感知→预期内疚→亲环境行为[β = 0.226，95%置信区间为（0.114，0.374）]。可见，旅游环境认知和预期内疚可在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中单独发挥中介作用，预期内疚可分别与旅游环境认知和地方依恋组合形成链式中介，而同时包含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和地方依恋的影响链路不成立。据此得出结果，假设H4、H9、H14、H16成立，假设H10、H15、H17不成立。

四.   研究结论与讨论

一   研究结论

第一，环境教育感知可对亲环境行为间接产生正向影响。虽然环境教育感知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其仍可通过认知因素和情感因素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

第二，旅游环境认知和预期内疚对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且后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前者, 而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

第三，旅游环境认知和预期内疚在环境教育感知和亲环境行为之间具有单独的或链式中介效应。

第四，SOR扩展模型——“感知–认知–情感–行为”模型经验证可用于解释个体亲环境行为产生的路径。

二   讨　论

第一，环境教育感知未对亲环境行为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这一结论与李文明等^[28]在鄱阳湖自然保护区观鸟旅游相关研究中的结论相异，原因可能有二：一是案例地五指山片区的环境教育形式以静态的解说牌和导游讲解为主，而鄱阳湖湿地科学馆等环境教育科技感和互动性较好。两地游客对环境教育的感知分别为3.70和4.30，差距较大，反映出环境教育的形式和内容等对游客亲环境行为产生有直接关系。二是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游客的感知对象以静态的热带雨林生物多样性和山地景观为主，鄱阳湖自然保护区观鸟旅游的感知对象是鲜活的能与游客亲近互动的各类候鸟，反映出感知对象的差异对游客亲环境行为的产生有一定影响。以上两种推测需后续进一步实证检验。

第二，旅游环境认知与预期内疚均显著正向影响亲环境行为，而地方依恋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本文研究发现，代表认知维度的旅游环境认知和代表情感维度的预期内疚均能对亲环境行为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后者的影响效应大于前者。这印证了部分学者的观点——相比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对个体行为的解释力更高^[12-13]。然而，本研究中同为情感维度的地方依恋却被证实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不显著，与部分学者^{[16, 38, 53]}的研究结论存在差异。在调研过程中通过和游客交谈了解到，由于对五指山特殊的形象记忆，许多中老年游客对其一直怀有独特的感情，这使得游前期望与游后体验落差较大，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地方依恋情感（均值仅为3.70），但即便如此，该部分游客仍显示出较高的亲环境行为意愿。这也验证了Halpenny等^[16]的研究发现——在地方依恋的三个维度中，地方情感、地方认同、地方依赖对亲环境行为存在链式影响，说明地方情感对地方依恋具有基础性调节作用。本研究仅从地方依赖和地方认同两个维度测量地方依恋指标，后续关于地方依恋及其三个维度对亲环境行为的作用机理需要更多实证检验，五指山片区游客的地方情感对亲环境行为的影响机制也有待更深入的研究。

第三，环境教育能帮助游客增强对环境问题的认知，并能激起预期内疚和地方依恋的情感反应。从研究区域实际看，五指山片区的环境教育设施遍布景区的各个角落，教育内容既包括知识讲解，也包括环境保护提示，这些信息一方面能帮助游客深入了解当地的资源环境，进而激发游客对该地的依恋情结；另一方面能提升游客对于环境的认知，使游客更容易对破坏环境的行为产生内疚情绪，进而促发亲环境行为。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其他国家公园的环境教育实践同样具有指导意义。

第四，“环境教育感知→旅游环境认知→预期内疚→亲环境行为”路径中存在链式多重中介效应。这个结论验证了本文提出的“感知–认知–情感–行为”模型成立，至少验证了该模型在国家公园游客环境教育目标的实现机制中成立，并有较好的解释功能，但这个模型在其他领域的适用性仍需更多实证来检验。

五.   建议与展望

一   建　议

第一，游客环境教育感知无法直接促进亲环境行为发生，这意味着部分徒有环境教育外壳而缺少实质内容的生态旅游“招牌”将难以为继，国家公园若固守过去千篇一律、单向乏味的环境解说范式，将与生态保护目标渐行渐远。同时，这也对国家公园环境教育体系的底层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环境教育内容、形式、媒介等均需经过科学、精细的设计，从认知层面和情感层面推动亲环境行为的达成。

第二，本研究证明了环境认知是亲环境行为的重要驱动因素，国家公园环境教育应对生态资源和环境知识、保护与利用、国家公园发展进程和现状等内容进行充分展示，同时注重内容呈现形式的设计，提升内容的感染力和可传播性，扩大正向影响，进而促进国民实施亲环境行为。

第三，相比认知因素，情感因素对亲环境行为具有更强的驱动作用。本文首次验证了预期内疚对亲环境行为的直接作用和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国家公园应尝试从游客视角设计解说内容，通过有效的心理干预手段，增加游客共情，让游客充分意识到国家公园环境保护与自身利益密切关联，环境破坏行为会给人类带来巨大的负反馈，从而激发游客内疚等情绪情感，促进亲环境行为达成。

二   展　望

本文在研究视角、理论框架和对现实问题的响应等方面进行了拓展，但研究本身仍存在以下局限：①尝试构建五因素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各个变量之间的链式多重中介作用，其中有的变量关系的假设文献基础不足，多基于心理学原理和已有结论的逻辑推演，可能存在部分推演逻辑不周延等局限；②五因素测量量表采用的均是单维量表，没有分析各个细分维度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后续研究中需要考虑细化和深化；③由于实地数据采集期间属于海南的旅游淡季，特别是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各方面条件受限，因此只选择了样本较易获得的五指山片区为案例地，样本采集地比较单一、样本量偏小，未来需选择更多的样本地和样本量进行验证。后续研究可以从不同环境教育方式、游客群体、研究情境、时间跨度等角度深化环境教育与亲环境行为关系的相关研究。